弘道录卷之三十六

译录文说：光武帝建立辟雍，还来不及亲自临视飨礼。到明帝时，明帝亲自前往，才开始举行这项礼仪。如今看它威仪文物的盛大、上下登降和揖让的周备，三代以后很少有能与之相比的。唉！可以说是善于继承前人的志向，善于完成前人事业了。可惜它只完备于王公、贵人、公卿和外戚，很少施及天下，因此诏令没有充分推行，学校也没有设置；期门、羽林的士人以及桥门观看的冠带之人，不过是来观听礼仪之美罢了。所谓人伦、孝悌，并没有实际涉及，教化也只达到这种程度而已。皇帝还是太子时，就向桓荣学习《尚书》；即位以后，仍然以老师的礼节尊敬他。皇帝曾亲临太常府，命桓荣面向东坐，设置几案和手杖，召集百官以及数百名门生。皇帝亲自执持经业，诸生中有人离开座位提出疑难，皇帝谦逊地说：太师在这里。仪式结束后，把大官供给的全部器具食物赐给太常家。桓荣每次生病，皇帝总派使者慰问，大官、太医在道路上往来不绝。桓荣病重时，皇帝亲自到他家，问候起居；进入街巷便下车，捧着经书上前抚慰。桓荣流泪，皇帝赐给他床褥、帷帐、刀剑、衣被，过了很久才离去。从此，诸侯、将军、大夫前来问病，不敢再乘车到门前，全部在床下拜见。桓荣去世后，皇帝亲自改变服色，临丧送葬，并在首山南面赐给他墓地。录文说：邪与正不能并立，儒与佛不能同行；天地出现以后才有儒、佛，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明帝知道尊崇儒者、举行养老礼，却又奉事佛教，为什么呢？回答说：这是叶公式的通病。儒学的可贵不在章句，就像龙的神灵不在爪牙。若把二帝三王所致力的事情，寄望于三老五更所考究的章句，就如同把神灵变化的施展，寄望于蛇、蜥蜴的蠢动一样。即使如此，难道只有儒学如此吗？佛教以空虚寂灭、即心见性为宗旨，自然获得智慧觉悟，哪里在于《四十二章经》的传授呢？这样看来，沙门所精通的也不过是桓荣所考究的东西，儒与佛都因此失去了真正的意义。崔驷博学而才华卓异，完全通晓古今训诂和百家之言，年轻时就擅长写文章。他游学太学，与班固、傅毅齐名，常以研究典籍为业，没有闲暇求取仕进。元和年间，肃宗开始修习古礼，巡行各地名山，崔驷献上四篇巡颂以赞美汉德，文辞非常典雅优美。皇帝平素喜爱文章，看见崔驷的颂文后赞叹不已，对侍中窦宪说：你难道知道崔驷吗？窦宪回答：班固多次对我说起他，但我还没有见过。皇帝说：你喜爱班固，却忽视崔驷，这就像叶公喜爱龙一样。试着请他来见我。崔驷因此前去拜访窦宪，窦宪穿着木屐到门口迎接，笑着对崔驷说：亭伯，我喜欢同您交往，您为什么反而轻视我呢？于是作揖请他入内，奉为上宾。录文说：我看肃宗评论这两个人，并不只是谈论语言文章，他们一生的得失利害也已经明显地判然不同了。崔驷先后上奏数十篇，指责窦宪的是非得失，直到窦宪不能容忍；但他能够洁身自守、远远引退，正所谓“即鹿无虞”，几乎不如合适的时机，因此能够免祸是应当的。班固不教导诸子，许多人不遵守法度，以致史官们厌恶苦恼，害怕而不敢发言；这正所谓“妇子嘻嘻，失家节”，他最终怎么能不败亡呢？陈重、雷义年轻时同郡，彼此友爱，一同学习《鲁蓉》《颜氏春秋》。太守张云举荐陈重为孝廉，陈重把机会让给雷义；等到雷义被举为茂才，也把机会让给陈重。太守不听，雷义于是装作疯癫。后来两人一同被举为孝廉，都授任尚书郎。雷义代同僚承担罪过，因此被罢黜；陈重看见雷义离去，也以生病为由免职。所以乡里人为他们说：胶和漆自称坚固，也不如雷义与陈重。录文说：我看陈重、雷义的事情，始末并不详尽，史书只是记载了大概罢了，年代已经遥远。假如人人都能谦让德行，家家户户互相推让，那么这种人才济济的风俗，难道不能在当时兴起吗？至于王吉、贡禹弹冠相庆，差不多接近这种境界了；至于朱博、萧育，就不能相比了。任延十二岁时在长安学习，通晓《诗》《易》《春秋》，在太学声名显著，被称为圣童。更始元年，任命他为会稽都尉，当时十九岁。到任后，他安静淡泊、无为而治，只是先派人备礼祭祀延陵季子。当时天下刚刚安定，道路还没有畅通，逃避战乱到江南的人都没有返回中原，会稽因而很有士人之称。任延到任后，全部聘请品行高尚的人，如董子仪、严子陵等，以师友之礼恭敬地对待他们。吴地有个龙丘苌，隐居在太末，志向不肯降低，也不肯受辱；王莽时多次征召，他都不到任。属吏报告说应当召请他，任延说：龙丘先生亲身实行德行、履行义理，有原宪、伯夷那样的节操，即使都尉亲自洒扫他的门庭，还担心会辱没他，怎么能召请他呢？于是派功曹奉上名帖，整治书信，送去医药，官吏使者在道路上往来不绝。这样过了一年，龙丘苌才乘车到府，表示愿意先任备录，于是任命他为议曹祭酒。龙丘苌不久病死，任延亲自到灵堂临吊，三天不上朝，因此郡中的贤士大夫争相前往。录文说：史书称严子陵披着羊裘、改换姓名来进见，参照任延礼敬贤士的事，可知严子陵本来并没有真正逃避。正值贤朋大批到来，任延年纪轻轻就能倾心谦下、礼敬贤者，可以说没有失去中正的节操。最终竟能使龙丘苌感动，愿意来任备录。孔子说：朋友死了，没有归宿，就说“到我这里来办理丧事”。这难道不正是长孙所说的情形吗？北海人管宁年轻时同华歆、邴原交朋友，在异国游学，并且都敬重善待陈仲弓。当时天下大乱，听说公孙度的命令能够施行于海外，管宁便同邴原、王烈等人避难到辽东。公孙度空出馆舍等候他们。他们到后同他交谈，只谈经典，不涉及世事。于是依山搭建庐舍，凿地建造房屋，越海避难的人多来投奔，不到几个月就形成了聚落。乡邑于是相互讲习《诗》《书》，陈设俎豆，整饬威仪，彰明礼让；不学习的人不得相见。公孙度因此安于他们的贤德，百姓也受到他们德行的感化。当地屯落共同使用一口井，取水的男女混杂争抢，管宁以此为忧，于是买来许多器具，分别放在井旁，让取水的人相互等候，却不让人知道是他所做。有人觉得奇怪而询问，知道是管宁所为后，便各自责备谦让，不再争扰。邻人有牛践踏田地，管宁便替它牵到空地，亲自给它饮食；牛的主人大为惭愧，如同触犯严刑。礼让之风传到海滨之外。黄初四年，诏令举荐独行君子，司徒华歆推荐管宁，诏令任命他为大中大夫，他坚决推辞不受。明帝即位后，华歆任太尉，谦让职位给管宁，管宁也以病为由推辞，独自渡海。回归以后，他常坐在一张木榻上，五十多年未曾改变坐姿；榻上膝盖着地的地方，都磨穿了。

译他八十岁时，志向仍没有衰退和倦怠，安卧在偏僻的巷子里，以粗粥饭食勉强维持生活，吟咏体味诗书，乐趣丝毫不改。处在困厄中仍能通达，遭遇灾难必能渡过；经历危难、踏过险境，也不改变自己的节操。他的声望如金声玉色，时间越久越加彰显；考察他一生的始终，大概是上天所保佑的。录文说：孔子说：言语忠诚信实，行为笃厚敬慎，即使在蛮貊之邦也能行得通。管宁洁身修德，遭逢乱世而不迷失，面对治世也不屈服，可以说是国家有道时不改变自己困厄的处境，国家无道时直到死也不改变自己。他同华歆的关系，起初不肯同席而坐，后来更不可能在同一天谈论了。《三国志》说：刘备在新野拜见徐庶，徐庶回去后对刘备说：这里有位诸葛孔明，此人如同卧龙，将军愿意见他吗？刘备起初说：您和他一起来吧。徐庶说：这个人可以亲自去见，却不能屈尊把他招来。将军想见他，应当劳驾亲自去拜访。刘备说：好。于是亲自到隆中拜访诸葛亮，前后三次拜访才见到他。录文说：《赛》的上六爻说：前往赛地，回来时硕大而吉祥；利于拜见大人。当时政权已经转移，汉朝国运将要倾覆，正是艰险祸难到了极点的时候。玄德冒险起兵，势力微弱而处境穷困，又没有可以依靠的力量；如果不是有刚明的才干和硕大的辅佐，帮助他渡过险境、凭借他解除困难，哪里能走出赛地呢？所以这一爻的象是大善之吉，占问的结果是利于拜见大人。三顾之礼，是有其缘由的。这样看来，徐庶劝刘备去拜访，虽然是从徐庶开始的；但扶助刘氏的安排，早在最初就已经确定了，难道是偶然的吗？《文中子》说：王通的父亲王隆传授先王的事业，教授门徒一千多人。他曾歌咏《伐木》，召王通说：“你看，从天子直到庶人，没有不借助朋友而成就事业的。”王通于是有了周游四方、求学立业的志向。他在束海向李育学习《尚书》，在会稽向夏碘学习《诗经》，在河束向关朗请教《礼》，在北平向霍汲订正《乐》，向族父仲华考究《易》，慨然产生了拯济苍生的志愿。他向西游历到长安，拜见隋文帝，进献太平十二策，主张遵循王道、推行霸略，皇帝不能采用，于是归来，在河汾之间教授门徒，续补《诗》《书》，订正《礼》《乐》，修治六经，阐明《易》道，九年之后大有成就，门徒从远方纷纷前来。河南董常、太山姚义、京兆杜淹、赵郡李靖、南阳程元、扶风窦威、河束薛收、中山贾琼、清河房玄龄、巨鹿魏征、太原温太雅、颖川陈叔通等人，都行弟子礼拜他为师。堂叔王珪说：“积乱之后，应当出生大贤。世代学习礼乐，没有比得上我们王氏的；振兴这篇斯文的人，除了你还能是谁？”王通去世时，门徒议论说：“我们的老师大概是至人吧！自仲尼以来，从未有过这样的人。” 《易》说：“黄色下裳，大吉。”这是说文德蕴藏于内。请谥曰“文中子”。设立丧位，经过一日来送葬。《录》说：考察束皋子王绩给尚书陈叔达的信，其中说：贞观初年，王凝任监察御史，弹劾侯君集一事牵连到长孙太尉，因此获罪。当时杜淹任御史大夫，秘密上奏说王凝直言无罪，于是长孙无忌与杜淹结下嫌隙，王氏兄弟也都受到压制，不能任用。后来陈叔达撰写《隋史》，把杜淹当时所撰写的《文中子世家》交给了他。陈公也因为避忌太尉的权势，把它藏起来没有刊行。后来魏征正好入朝奏事，见到太尉说：“君集的事情果真是冤枉的吗？如果是冤枉的，御史就应当反坐；如果果真有罪，太尉又何必疑惑？”于是长孙无忌的心意稍稍解除。后来侯君集果然被诛杀。这样看来，王通的不幸并非因为有什么大灾祸，而史书实际 把他遗漏了，也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到了司马光撰作《通志》，竟然也沿袭旧说，不给他立传，这究竟是为什么呢？这样看来，君子著述的功劳有什么可贵之处，也就成为千古斯文的幸运了。现把这些记载下来。《唐书·儒学传》说：贞观六年，下诏确定孔子为先圣，颜子为先师，全部召集天下敦厚有学问的老师和德高望重的老人任学官，多次亲临国学观看释奠礼，命祭酒、博士讲论经义，赏赐粟帛。学生能通晓一经的，可以授予吏职；扩建学舍一千二百区，学生人数达到三千二百人。四方才俊，带着书册、背着白绢，云集京师，文治于是兴盛起来。人才勃然兴起而且众多，衣袖相接，方头鞋拖地，秩序井然，即使三代盛况也没有听说过这样的景象。《录》说：自古以来，百姓生存所依靠的是天地君亲师这三者，对它们应当一体侍奉，太宗可以说没有辜负君主和老师的责任了。然而哪里知道君子之道，往往广博而幽隐呢？对外，高昌、百济、新罗、吐蕃派遣子弟入学；对内，在闺门之内、萧墙之内，却不能没有有愧于德行的地方。这就是天地如此广大，人仍然会有遗憾的缘故。至于带着书册、背着白绢来求学，固然比不上鸢飞鱼跃各得其所的妙理。这就是唐朝不如三代的地方。贞观十七年，确定太子拜见三师的礼仪：太子在殿门外迎接，先行拜礼，三师答拜；每次入门，太子都向三师让行；三师坐下，太子才坐下。太子给三师写信，礼制上都必须在前后称自己的姓名并自称惶恐。《录》说：太宗尊崇三师，可以说达到极点了。他任王珪为魏王师，便让王珪先拜；任房玄龄为太子师，又让房玄龄先拜。到了这时，还把它写定为制度，使子孙世代遵守。可是为什么转眼之间就突然灭亡了呢？原因在哪里？三师的设置，起源于周公。周公内有元圣的德行，外能抵抗伯禽的法度，师道于是确立。那李绩，皇帝把他当作早晚反复喂养的牲畜来对待，他也用朝三暮四的态度来应付，因此在拜揖进退之间、坐立快慢之际，不过像登台演戏一样罢了，有什么值得尊贵的呢？这样看来，不只是转眼之间可以在朝廷上侮辱师傅，五王的灾祸也不会相距太远了。这就是本《录》的意思。高士廉任益州都督时，举行文会，命儒生讲论经史，勉励后进，学校于是重新兴盛。有个叫朱桃椎的人，隐居而不做官，混迹于民间。窦轨镇守益州，听说此事后召见他，送给他衣服，强迫他担任乡正。朱桃椎始终一言不发，把衣服丢在地上，逃入山中。夏天就躲藏身形，冬天用树皮遮盖自己，别人赠送的东西一概不接受。他常常编制粗劣的鞋，放在路旁，看见的人说：“这是居士的鞋。”便把斋米放在原处，朱桃椎到晚上来取，却始终不肯与人相见。议论者认为他是焦光一类的人。士廉到任后，以礼相请；他来了，就走下台阶与他交谈，还常常让官僚前去问候。近代以来多轻视隐逸之士，到了高士廉这里却独加褒奖礼遇，蜀中把这件事当作美谈。《录》说：蜀地有蛮夷般的风气，不只是文翁一人、一件事可以与之相提并论。若想使顽劣者康健、懦弱者振作，如果不特别留意那些地位极其卑贱的人，就不能激扬风气；如果不对身份极尊贵者有所抑损，也不能显明教化的作用。因此，这种褒奖礼遇卑下之士的行为，不能不成为美谈。

译会昌年间，白乐天居住在洛阳，与胡吉、刘郑、卢张等六人，都年寿很高，在东都履道坊举行尊尚年长者的聚会。又有两位老人李元爽和僧人如满，也参加了这次聚会；众人都绘图题名、相互唱和，并画下他们的形貌，把这当作盛事。到了宋代，司祁公衍与太原王涣、河束毕世长、沛国朱贯、始平冯平，都因年高而辞官优游，闲暇时举行睢阳五老会，赋诗酬答，彼此相处融洽，画成图像来记载盛况。元丰年间，涤公文彦博虽然富贵极盛，但平日接待别人谦恭卑下，尊重有德者、喜爱善行，唯恐做得不够。邵雍、程颢、程颐都以道自重，他却像与平民交往一样接待他们。当时富韩公以司徒身份退休，于是召集洛阳官员中年高德厚者举行耆英会，只论年齿，不论官职，在资圣院建造大厦，称为耆英堂，并把众人的画像绘在其中。宣徽使王拱宸留守北京，写信给涤公，希望参加此会；当时只有温公尚未满七十岁，涤公一向敬重他，也请他入会，共十三人。洛阳有许多名园古刹，水竹林亭各具胜景。诸位老人须眉皆白，衣冠盛伟；每次宴集，洛阳人都跟随观看。涤公又举行同甲会，司马郎中旦、程大中、晌席、司徒汝言，都是丙午年出生，也在资圣院绘制画像。温公又举行真率会，这些都是洛阳太平盛世的盛事。士人和百姓又在资圣院为涤公建立生祠，取神宗赠送涤公、任河南府判官时所作的诗，写在匾额上，称为坤瞻堂，在其中塑像，冠剑威严，洛阳人十分恭敬地奉祀。《录》说：洛阳位于天下中央，像兔惊既醉那样的太平风气，不知道有多少次能够见到。几位老人，是国家的元气、太平的典范。伯夷、太公不能再独享前代的美名了。现把这些记载下来。《宋名臣录》说：杨时听说程颢兄弟在河洛讲授孔孟失传的学问，调任官职也不去赴任，而是以拜师的礼节在颖昌拜见程颢，彼此相处十分欢洽。他归去时，程颢目送他说：“我的道统向南方传播了。”程颢去世后，杨时又到洛阳拜程颐为师，这时大约四十岁。一天，程颐偶然闭目静坐，杨时和游酢醉后前来，侍立在旁不肯离去。程颐醒来时，门外的雪已经深达一尺了。《录》说：孟子说：“用德行使人服从，别人是从内心喜悦而真诚服从的，就像七十名弟子服从孔子一样。”程门立雪这件事，千百年来一直被认为是美谈吧。《列传》说：陈师道十六岁时带着文章拜见曾南峰，曾南峰一见便认为他非同寻常，答应替他著文，并愿意留下他传授学业。熙宁年间，王氏经学盛行，陈师道内心并不赞同其说，于是断绝了求取功名的念头；他性情又高洁耿介、有操守，安于贫困而以道为乐。起初游学京师，从未到权贵之门。傅尧俞想结识他，便问秦观，秦观说：“这个人不是拿着名帖、察看脸色，侍候在公卿门下的人，恐怕很难请来。”尧俞说：“我并不期望这样。我想见他，只怕他不肯见我，你能替我招请这位耿介之士吗？”他又探知陈师道贫穷，便怀金想送给他；等到听见他的议论，更加敬畏，竟不敢拿出来。章惇准备向朝廷推荐他，也嘱托秦观把他请来。陈师道回答说：“您把章公告诉我，说他降低身份、屈尊年德，以礼来招请我；我有什么才能，能得到这样的待遇？难道您曾经欺骗他吗？公卿能够屈身礼待士人，已经很难得了，如今竟特意来见我，并亲自礼遇我，还有什么幸运比这更大呢？我虽然还不足以列入士人之中，却常常跟随您。后来先生制定制度，士人如果没有传赞而成为臣子，就不能拜见王公，希望让天下士人永远遵守。师道在章公面前，过去有贵贱之分，后来又没有平生旧交；章公即使可以礼待我，我难道能因此前往吗？” 况且章公之所以招请我，大概正是因为我能够守住这点礼义。如果昏昧冒失，不顾法义，听到命令便奔赴其门，就失去了他招请我的原因，又有什么可取呢？即使如此，我只希望章公将来功成身退，辞去职事，戴着幅巾归来；那时我当穿着普通衣服，乘坐下泽车，在东门外等候他，也还不算晚。最终他还是没有前往。《录》说：万章问：“不去拜见诸侯，是什么道理？”孟子说：“在国都称为市井之臣，在野外称为草莽之臣，都是庶人。庶人没有传赞，做臣子的不能拜见诸侯，这是礼制。”孟子又说：“前往为官任事，是合乎义的；前往求见诸侯，是不合乎义的。”又说：“况且君主想见他，究竟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他见闻广博，是因为他贤能；既然如此，天子也不能召师，何况诸侯呢？”这种礼制已经很久没有人明白了。论曾南峰，史书称他的为人操守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何况其他方面呢？所以曾南峰一见陈师道，只答应替他著文，还不敢以气节称许他。可是陈师道却能够深深地守持礼义。他赋诗，像以一瓣香表示敬意；他对人生短促的悲叹没有穷尽，笃信道义、坚守操守，这样的同类很少。唉！这样的人，可以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明代王直撰写《李时勉赠行序》说：正统十二年，祭酒李先生请求告老退休，六馆的学生惶惶然，仿佛失去了依靠。在此以前，学生们接受先生的教诲，蒙受他的恩德已有五六年，敬爱他如同父母；到了这时，却无可奈何。于是他们向皇帝进言，把先生平日的事迹列为十项，请良工绘成图画，让朝廷中的诸位大臣各自题写文字。临行时，太学中送行的师生总共有两千多人，各教坊的乐工敲击大鼓，夹杂着钟磬、琴瑟、箫笛等声音，浩浩荡荡地在前面引导。远近观看的人堵塞道路，一时间道路两旁的行旅甚至无法往来，商人也因此停业，没有不啧啧称赞、认为荣耀至极的。有的人为此流下眼泪，认为自本朝七八十年以来，从未见过可以与之相比的事。让后世把这件事传下去，足以看出当今崇尚贤人的美德，这就是国家的光荣。《录》说：宋代大臣曾说：“用虚浮的礼节来隆重对待他，不如用至诚来推重他。”我看祭酒李先生离去时，衣冠、礼乐充满街市，是多么盛大啊！到了第二年己巳之变，兵甲和壮士布满山谷，又是多么疲惫啊！如果真能珍惜、信任正直之人，把他留在朝廷，将领就可以防止奸人、堵塞邪谋。可是首木才被除去，请求退休就很坚决，以至于学生们无可奈何。唉！看这一篇文章，才知道伏阙痛哭之事由此而起，最后权奸不得不写成虚礼文章来彰显先生。因此，当时赠行的人把它看作崇尚贤人的美德，而有见识的人实际上怀有忧国之叹。这一点也不可不知道。

译《明臣录》说：尚书吴文定公宽天生有非凡资质，未到成年便进入郡学。其他同辈正专心于科举文章，他却广泛阅读群书，写作古文，下笔便有老成的风格。然而他屡次应试不中，准备断绝做官进取的念头，不再参加科举。正好天台人陈选主持南畿学校，知道他不是平凡之才，命有关官员以礼敦请他送到京师考试。他于是考中第三名，会试第一名，入殿试后中了状元。此前他由贡生进入太学，东海张汝弼见到他说：“天下竟有这样的贡士吗？”江阴卞华伯也有“低头拜东野”的诗句。徐武功性情高迈，很少称许别人，却屈身与他交往，说：“这是可以充任馆阁的大才。”等到他进入翰林，凡有文章写成，便传播于朝廷内外；官位越高，声望越重，学者称他为匏庵先生。《录》说：礼，就是振兴；振兴，就是扶植兴起。当时文定公长期埋没在卑微的地位，一旦遇到有道之人，借助礼节把他从平常人中敦请出来，这种待遇实在相差万万。因此他突然崭露头角，气势峥嵘。若能有这样的际遇，礼遇士人怎么可以轻视呢，怎么可以轻视呢！布衣陈真晨，是漳州龙溪人，本来出身海滨。他骨骼高耸，神气肃穆清明，看上去不是尘世中人。十七八岁时，就能自行摆脱流俗，专心致志地以儒学为事业。学业有成后，准备由有关官员推荐。到福州后，福建有关官员防范考察过于严苛，又不按照礼制对待士人，于是辞别归去。从此不再把科举当作事业，专心从事圣贤践履之学。后来江西张元镇来考察他的学问，大加称许，说：“我冒昧说一句：自程颐、朱熹以来，只有先生得到了其中的真传。吴许二位先生也还没有达到这个境界。”于是归去。镇海、莆田人虽然多学习儒家学问，自从陈真晨这个布衣出现，学术才开始淳正。他又和乡人李文举等前辈讲习、实行文公《家礼》，当地风俗于是开始端正，直到今天仍然流传着这些事情。《录》说：李文毅赠送礼物，是弟子用来尊崇老师的方式；吴文定敦请陈真晨，是老师用来尊重弟子的方式。至于陈剩夫顺从友好之意，既不是老师，也不是弟子，而是用来要求自己的方式。这三者都是朋友之礼中不可缺少的内容，因此本篇到这里结束。《弘道录》第三十六卷完。＃１“陈”字原文缺失，据后文补入。《弘道录》第三十七卷。智。君臣之智。《孔子家语》说：孔子称赞尧说：“他的智慧如同神明。” 《录》说：《系辞》说：“使神妙之理彰明。”万事万物都是出于天。既然出于天，观看它却看不见，聆听它却听不到；道理本来没有形体，还不能称为神。它具备各种道理，主宰万事，系属于人。既然系属于人，对它有所疑问便可以言说，按照它来推求便可以行动，内心有所觉知；这就是所谓神，并不是把幽暗冥冥中的鬼神当作可疑可拟的对象。《中庸》说：孔子说：“舜，大概是具有大智慧的人吧！舜喜欢询问，又善于考察浅近的言论，隐藏坏处而彰扬善处，掌握两端，取其中道施用于百姓；这大概就是舜之所以成为舜的原因吧！” 《录》说：尧的智慧称为“如神”，是说他的施用所达到的范围不可测度；舜的智慧称为“用中”，是说他的内心所存守的没有过分或不足。如果只是曲意顺从自己的见解，使别人陷入难以遵从的境地，就不能称为“用中”；故意说些惊世骇俗、让人难以企及的话，就不能称为“迩”；拒绝劝谏、掩饰过错，却把苛察当作明察，就不能称为“好问”；优柔寡断、不能辨别谗佞，就不能称为“执两端”。把忠诚练达的人说成诽谤，把深谋远虑的人说成妖言，又怎么能说是隐恶扬善呢？这些都是智慧的弊病，是过分或不足造成的，所以圣人不走这样的道路。孟子说：有智慧的人并不是对一切都要知道，而是把当前最应该做的事放在首位。尧、舜虽然有智慧，却不在各种事物上求全责备，而是急于处理最重要的事务。连三年丧期都不能做到，却去计较小功服的细节；把饭吐在地上、把鱼肉倒掉，却去追问没有牙齿的事情，这就叫作不知道当务之急。《录》说：所谓不知道当务之急的人，就像唐德宗猜忌刻薄，以刚强明察自负，却忘记自己受欺于卢杞、赵赞之流。可是怎样才能辨察这种情况呢？虞舜朝廷的法度都在那里。它教人的原则是：正直而温和，宽厚而严肃，刚强而不暴虐，简约而不傲慢；它考察人的原则是：宽厚而严肃，柔顺而有立场，谦谨而恭敬，处乱而能敬慎，受扰而坚毅，正直而温和，简约而安详，刚强而充实，坚强而合乎义。尤其要慎防巧言令色；这样即使有一百个卢杞、赵赞之类的人，又哪里容得下呢？这就是四凶不能危害舜，而一个卢杞却足以扰乱唐朝的原因。孟子的话十分紧要，不可忽视。孟子又说：人们所厌恶的智慧，是因为它喜欢穿凿。如果智慧像禹治水那样，就没有什么可厌恶的了。禹治水，是顺着水势而行，不妄自兴作。如果有智慧的人也能顺其自然、只做本来应该做的事，那么这种智慧也就广大了。《录》说：禹的智慧，正是鲧所谓的不智。同样是父子之道，顺应本性的一方因此有利，穿凿妄为的一方因此受害。没有达到圣人境界的人，难道可以不努力吗？如今天下喜欢穿凿的人，不只是鲧一种：有的以苛细察访自负，有的以堵塞阻隔自称贤能，有的急躁而刚愎自用，有的刻薄而放纵自己，有的把侥幸当作自己的长处，哪里只是一个方面呢？孟子提出“行其所无事”的道理，对于世道极有益处，不能只把它当作治水这样的小事来理解。成汤把桀放逐到南巢，只有暂德说：“我恐怕后世会把这件事拿来作为攻击我的口实。”仲虺于是作诰文说：“唉！上天生育百姓，使他们有欲望；没有君主就会发生混乱。上天生下聪明的人，本来是为了治理这个时代；夏朝有昏乱的德行，百姓陷入涂炭。上天于是赐给大王勇气和智慧，使他成为天下万国的表率。” 《录》说：为什么称汤具有勇智呢？以禅让承受天下，靠文德；以革命改朝换代，靠武力。但如果内心没有刚强明察的德行，又怎么能知道在一天之内天命已经断绝，并且真正上应天心、下顺民心呢？汤还说“已经如此了”，又说“于是得到信服”，是因为他害怕后世把自己当作口实；然而实际上人心已经喜悦。还没有占卜便得到信服，却仍说要变革；所谓“三就”，是仲虺作诰文，用来解除汤的疑惑。否则，即使像王莽在金縢中自我陈说、像曹操下令那样叹息流涕，又不知道别人看自己如同看见肺肝一样，究竟有什么益处呢？究竟有什么益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