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道录卷之二十六

译《弘道录》说：孟子时，桃应曾问：舜做天子，皋陶做士，假如瞽瞍杀了人，应当怎么办？万章又说：象每天都把杀害舜当作要做的事，等舜做了天子，却封赏了他。这些都不是无缘无故的。参与讲学并值宿，难道还值得非难吗？唐朝的天下全是太宗的功劳，要他像舜那样不把功劳归于自己，当然也很难。可惜众贤并进，却没有一个人提到桃应、万章所问的问题。公暇时讨论的、半夜时谈论的，如果不是追逐富贵的诱饵，就是品尝功名的美味。由此可知，大圣大贤平日处理人伦重大变化的原则，早已有所确定，并不是偶然得到的；所以，参与讲学并值宿而提出质难，并非迂腐柔弱、不近人情，实际上是有确凿依据的。哪里是登瀛州的入选者所能相比的呢？李世民即位后，又设置弘文馆，收藏四部书二十余万卷，选拔天下文学之士。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欧阳询、蔡允恭、萧德言等人都以原有官职兼任学士，轮流值宿；在听朝的间隙，把他们引入内殿，讲论前代言论，考订往事，商议政事，探讨古今成败的道理，常常直到深夜，未曾稍有停息。又选取三品以上官员的子孙，充任弘文馆学生。《弘道录》说：商汤灭夏，曾经修明文德，说的是圣敬日跻；但没有听说他设置弘文馆。周武王灭殷，也施行文教，说的是彝伦攸叙；但没有听说他聚集四库之书。唐朝正值兴盛之运，况且唐太宗有超越当世的资质，假如他能够更加留意于圣敬、勉力于彝伦，而不只是从事口耳见闻的学问，那么贞观之治难道仅仅如此而已吗？大体说来，帝王之学同经生之学不同。夸耀知识繁多、国事烦琐，是经生的学问；守持简约而施行广博，是帝王的学问。既然如此，‘圣敬日跻’‘彝伦攸叙’两句话已经足够了，对于二十余万卷书又有什么必要呢？京兆人李泌幼年便以才思敏捷著称，唐玄宗让他同太子结为平民朋友。太子曾称他为先生。后来李泌隐居颖阳，肃宗即位，派使者召请他，在灵武召见。肃宗非常高兴，出行时同他并辔而行，睡觉时同榻相对，就像还是太子时一样。事情无论大小，都向他咨询，没有不听从他的意见的；即使进退将相，也同他商议。肃宗多次想任命他为宰相，李泌坚决推辞说：陛下把我当作宾客和朋友对待，这已经比宰相尊贵了，何必使我屈从自己的志向呢？肃宗于是作罢。《弘道录》说：肃宗把李泌当作宾友，难道不可以吗？李泌正了良娣之后的事情，辨明了建宁王被诬陷之事，敦厚了对太上皇的礼敬，提出了建立功臣制度的建议，条理清楚地发挥了开导、切磋的朋友之义。假使肃宗即位以前，李泌就早早到来，他施政的气象一定不会这样草率。可惜肃宗的心意还不纯，信任还不深；李泌从衡山回来没有多久，观察使的任命很快又发出。以李泌这样的贤能，最终仍不能免于被置于末位议论。这说明在功名得失之际，不可不持守无欲自得的心。狄仁杰同府的参军郑崇质，母亲年老而且有病，却将要出使遥远的边域。狄仁杰对他说：您难道可以留给亲人万里之外的忧虑吗？于是到长史兰仁基那里，请求代替郑崇质出使。兰仁基赞叹他的情义。当时兰仁基正和司马李孝廉不和，到这时二人相互说：我们也应该稍感惭愧了。于是仍旧像起初一样相互对待。兰仁基常说：狄公这样的贤人，北斗以南只有一个。〔原文数字、纪年保留：1人〕 《弘道录》说：这件事同柳宗元代替刘禹锡被贬到播州相同，本来不值得记载，为什么还要记载呢？郑崇质出使，是不得已；刘禹锡被贬，是可以避免的。以‘北斗以南只有一个’来评价狄仁杰，同元和年间以后的八位贤才相比，本来就有所不同；这正是它的特殊之处。韩愈《争臣论》说：有人问：谏议大夫阳城可以算有道之士吗？他学问广博、见闻丰富，却不求在世人面前闻名；奉行古人的道，居住在晋国的偏僻地方，乡里人受到他的德行熏陶。大臣听说后推荐他，天子任命他为谏议大夫，已经五年了。他在这个职位上不能说不久，听闻天下的得失不能说不熟悉，天子对待他也不能说不优厚，可是他从来没有对政事说过一句话。问他的官职，他说是谏议大夫；问他的政事，他说我不知道。有道之士本来就是这样吗？我听说，有官守的人不能尽到职守就应离去，有进言责任的人不能提出意见就应离去。如今阳先生认为自己尽到进言的责任了吗？我并不是认为直言是高人一等而加以责备，只是认为善人能够接受尽情的直言，因为他能够听取并改正。等到裴延龄诬陷并驱逐陆赞等人，皇帝震怒，没有人敢说话。阳城于是守在延英阁上疏，极力慷慨陈说，连续进谏多日，没有停止；不但听到的人寒心恐惧，阳城自己的声色也更加严厉。皇帝大怒，下诏判处阳城之罪，皇太子出面营救，他才得以免死。然而皇帝还想最终任命裴延龄为宰相，阳城说：如果裴延龄做宰相，我一定要取来白麻诏书把它撕坏。皇帝没有任用裴延龄，这是阳城的力量。《弘道录》说：韩愈的尽情进言，并不是为了揭发他人的正直刻薄，而是朋友有责备并促其向善的道义，朋友相互切磋也有商量取益的好处。即使是众人不敢说的话，韩愈也说了。《易》说：‘除去疾病就有喜庆。’这就是韩愈的用意，别人本来无法揣测。阳城不说话，也不是完全不说话；当利害关系切实涉及朝廷、得失关系到君主德行时，他等到全天下都不敢说了，才出面说。《易》说：‘扎紧口袋，没有灾咎。’这就是阳城的用意，别人也不能窥见。天下的事情，哪有比任命宰相更大的呢？一个卢杞使国家颠沛危亡，社稷几乎覆灭；裴延龄又差点重蹈覆辙，幸亏有阳城罢了。他的功劳难道只在于使一个人适宜、挽救一件事情吗？假如早晨刚接受任官，晚上就上疏，不仅忠告的意义不能显现，含藏光辉的美德最终也无法成就。这是欧阳修的议论，我对这种说法不取。萧颖士和李华同年登科，彼此友善。天宝初年，萧颖士补任秘书省正字，李华任监察御史，一时名声显著。宰相李林甫想见萧颖士，萧颖士正在服父丧，没有前往。李林甫到了故友家，请他出来相见，萧颖士反而在门内哭泣以待，李林甫不得已向他吊唁，才离开，因萧颖士不向自己屈服而恼怒。服丧期满后，萧颖士调任广陵参军。裴耀卿、张均、韦述都比他先显达，器重他的才干和气节；韦述曾推荐他来代替自己，召他到史馆任职，但当时李林甫专擅威福，萧颖士于是没有屈服，最终被免官。安禄山骄横放纵时，萧颖士暗中对柳并说：乱事不久就要发生了。他托称有病，游历太室山，终于躲过了灾难。他一生乐于听闻别人的长处，把推举后进当作自己的责任。李阳、李幼卿、皇甫冉、陆渭等数十人，都是因为得到他的奖掖而成为名士，天下人都推许他善于识人。他又同殷寅、颜真卿、柳芳、陆据、邵翰、赵驿交友。当时人说：殷、颜、柳、陆、李、萧、邵、赵，能够保全他们的友谊。李华年轻时旷达，外表坦荡，内心谨慎持重，推崇并赞许贤者，常常仰慕汲黯的为人。杨国忠的宗族和侄子到处横行奸猾，李华弹劾查办他们，使州县肃然。

译李华的文章辞藻绵密华丽，却少有宏伟杰出的气势；萧颖士文章刚健爽朗、纵情挥洒，当时人认为李华比不上他，但李华自己却认为超过了萧颖士。起初萧颖士创作《含元殿赋》，李华说：超过景福，低于灵光。后来又写《吊古战场文》，极其用心研磨，文章写成后却把它同旧书混杂放在梵书的封皮中。有一天萧颖士读到它，称赞写得精妙，问有谁能够赶上，李华说：您再加以精心思考，就能达到这种程度。萧颖士惊愕而心服。萧颖士的同族萧翰也以进士身份知名，寄居阳翟，文章精密，构思艰苦。他常常跟随令狐曾寻求音乐，每当思绪枯竭时就演奏音乐，精神舒展后便写文章。安禄山叛乱时，友人张巡守卫睢阳，有人诋毁张巡，说他投降了贼军；萧翰于是叙述睢阳守城之事，撰写张巡传记上呈肃宗，才说明张巡的忠义，士人朋友都称赞他。《弘道录》说：世人称萧颖士、李华齐名，难道只是因为他们擅长文章和才华吗？像萧颖士不向李林甫屈服，李华受到杨国忠嫉恨，萧翰疲心尽力表彰张巡、许远的忠义，他们都是光明磊落的节义之士。只是那篇被萧颖士拟作《吊古战场文》的文章，如今仍然完整存在，后世有眼光的人自然能够品评；他却把文章混放在梵书封皮中，以求获得声誉，见识为什么这样不够宽广呢？《宋史》说：张忠定和寇忠愍在未做官时就是朋友。寇准以兄长之礼事奉张咏，常常当面直言规劝，毫不宽恕，也不因自己地位尊贵而有所改变。寇准入朝任宰相时，张咏正统率成都，对属官说：寇公是奇异的人才，可惜学问和方法还不足。后来寇准任陕西知州，张咏恰好从成都回来。寇准大规模准备供帐来接待他，将在郊外为他送行，问：您有什么话教导我？张咏慢慢说：《霍光传》不可不读。寇准不明白他的意思，回去取来《霍光传》阅读，读到‘不学无术’时，笑着说：这是张公在说我啊。《录》说：我看子房的事和师中的诗，难道不只是使直言的声誉震动天下吗？仁宗宽厚仁慈的德行也足以流传后世，大臣服从义理的美德也足以作为士大夫的楷模。从此以后，车盖之怨、垫龙之诬等纷纷接连出现，终于导致彼此矛盾，终身不相往来。这样一来，朋友之义、君臣之德和大臣的器量，全都丧失了。唐介担任御史。仁宗在位时，张贵妃宠冠后宫，她的伯父张尧佐突然被任命为宣徽使、节度使、景灵宫使、群牧使，唐介极力争辩。皇帝说：“任命本来就是中书省拟定的。”当时文彦博任宰相，唐介又弹劾文彦博。皇帝怒道：“唐介议论政事，这是他的职责。至于说文彦博是因为妃嫔才当上宰相，这是什么话！”于是贬唐介为英州别驾，同时罢免文彦博，令他出知许州。朝中士大夫各自作诗为他送行，只有待制李师中的诗流传最广。诗说：“孤忠自许，众人都不赞同；独立敢言，是人们难以做到的。离开国家，一身轻如落叶；高尚的名声，千古重如山岳。同游的英俊之士竟厚颜相随，奸邪谄媚之徒尚未死而骨已寒。上天是为了扶助我皇的社稷，难道肯让先生不能活着回来吗？”从此，唐介直言敢谏的声名震动天下；称真正的御史，必然会说唐子方。《录》说：我看子房的事和师中的诗，难道不只是使直言的声誉震动天下吗？仁宗宽厚仁慈的德行也足以流传后世，大臣服从义理的美德也足以作为士大夫的楷模。从此以后，车盖之怨、垫龙之诬等纷纷接连出现，终于导致彼此矛盾，终身不相往来。这样一来，朋友之义、君臣之德和大臣的器量，全都丧失了。欧阳修《朋党论》大略说：君子因为志同道合而结为朋友，小人因为利害相同而结为朋友。小人没有真正的朋友，只有君子才有朋友。小人所喜爱的是利禄，所贪求的是财货。当他们利益相同时，暂时相互勾结，把彼此当作朋友，这是虚假的。等到见到利益便争先，或者利益耗尽便反过来互相残害，即使兄弟亲戚也不能彼此保全。所以说：小人没有朋友。君子却不是这样，他们所守的是道义，所行的是忠信，所珍惜的是名节。用这些来修养自身，就会因志同道合而互相增益；用这些来侍奉国家，就会同心协力、共同成事，始终如一。所以说：只有君子才有朋友。君子的朋友即使很多也不会厌弃。因此，君主只要斥退小人的假朋友，任用君子的真朋友，天下就能治理好了。《录》说：欧阳修这篇议论虽然有千百余字，但归根到底不过是“周比”和“和同”两个词罢了。到了孟子，又提出善与利的说法，说：“鸡鸣就起床，勤勉不懈地行善，是舜一类的人；鸡鸣就起床，勤勉不懈地追逐利益，是蹠一类的人。”所谓“徒”，就是同类。君主如果能专心研究圣贤之学，深刻明白义与利的区别，那么君子和小人不用比较就自然分明了。仁宗天资纯美，可惜没有学问来开导他，因此不能辨别邪正。庆历、嘉祐年间，虽然君子充满朝廷，但小人相继被进用，交替执掌政事，终究没有能够完全任用元凯一类的贤臣、彻底排斥共兜一类的奸人，从而造就雍熙之世。传到神宗时，王安石、章惇、蔡京、吕惠卿一类的人结党营私、朋比为奸，孜孜追逐利益，于是大乱发生了。这篇议论，难道不只是像筮草和龟甲的兆象那样明白，还是千古不变的明鉴吗？司马光与范镇同心友善，相处十分融洽。熙宁、元丰年间，士大夫谈论天下贤人，必定说：“君实、景仁。”他们的道德风范足以成为当世的师表，他们对于政事可否的议论足以决定天下的荣辱，人人都自认为比不上他们。司马光曾说：“我和您生时志趣相同，死后应当同传于后世。”人们也不敢评定二人的高下。既然二人有约在先，那么后死的人又一定要为先死者撰写墓志，所以司马光为范镇作传。传略说：“吕献可的先见之明、范景仁的勇气果断，都是您所不及的。”大概二位在进退取舍的大节上，不谋而合；如仁宗时议论建储，英宗时议论濮王礼仪，神宗时议论新法，他们的话就像出自同一个人。司马光又曾对人说：“我和景仁是兄弟，只是姓氏不同罢了。”但谈到钟律时，二人却反复互相批评，终身不能取得一致。君子因此知道二位并不是苟且附和的人。

译《录》说：我只观察“诚”这个字，人的吉凶祸福、进退存亡，没有不由它决定的。熙宁、元丰年间，天下的是非已经混乱了；直到百世之后，谈到君实、景仁，还像辨别黑白一样清楚，这就是诚。诚就不会虚妄；行动刚健，中正而能相应，哪里需要事先谋划才会相同呢？那些传法的沙门、护法的善神，并不是真诚的。不真诚，就虚妄而不正，违背人情常理，也不受天道保佑，怎么会有好的结局呢？所以，一类人生时同传，死后同传，百姓直到今天还称颂他们；另一类人表面相似，实际上都在二位公死后便无人能够称道了。正言邹浩、士、田翟、田昼议论慷慨，以气节互相激励。邹浩曾弹劾章惇不忠、轻慢皇上的罪行，尚未得到答复，刘太后便临朝。田昼对人说：“如果志完不发言，我们就可以绝交了。”后来邹浩果然上疏论劾章惇，章惇因此被定罪，除名编管到新州。邹浩被贬后，田昼在路上迎接他。邹浩见到他流下眼泪，田昼严肃地说：“假如志完隐瞒不说，留在京师，遇到寒病而不能发汗，五天就死了。难道只有岭海之外才能杀死人吗？希望您不要因为这次举动而自满，士人应当做的事还不止这些。” 《录》说：田昼这番话，是通达之人的议论。君子应当把它记在心里，这样以后成败、利钝、死生、荣辱都不会萦绕在心中。虽然这并不是人所希望的，但在光明的天地之间、万物明丽兴盛之时，难道是故意要仿效蚤的鸣叫、营的声韵吗？事情出于不得已，而地道失去安静，君子只是衡量伦理轻重、道义深浅，并不是为了谋求什么。真宗、哲宗两朝都尊崇刘太后，而明肃太后最终以正道而死，崇恩太后却自尽而亡；志完如今果然保全了他的志节。如此看来，即使死了也等于没有死，何况是真正没有死呢？如果仁宗废郭后而立曹后，还可以说是较为妥善；又不能因为这个时代的事，就和那个时代相提并论。安定先生胡瑷忧虑隋唐以来做官进身崇尚文辞而遗弃经学，苟且追逐仕途、贪图俸禄。等到他担任苏州、湖州二州教授时，便制定严格的规约，并以身作则。即使大暑天，也一定穿着公服整天到官署会见学生，以此严肃师生之间的礼节。他讲解经书遇到重要义理，便恳切地向学生说明为什么要先修治自己，然后才能治理别人。学生有数千人，日日月月勤奋学习、琢磨文章，都传习经义，并且一定以义理胜过辞章为准；他们相信老师的学说，推重敦厚和实践。后来胡瑷任太学教官，四方学生都来归附，学校房舍都容纳不下。他在湖州学校设置经义斋、治事斋。经义斋选择通达而有器局的人居住；治事斋则每人专治一事，同时兼治另一事，如治理百姓、统领军队、水利、筹算等。在太学也是这样。学生分散在四方，无论资质贤愚，都循循有礼、端雅整饬；只要见到他们的言谈举止，不必询问就知道是先生的弟子。学生之间互相谈论时称“先生”，不必询问也知道说的是胡公。《录》说：考察安定先生的事迹，在濂洛之学的风气尚未广泛传播时，苏湖之教已经走在前面。他既没有先传后倦的心态，又兼有明体适用的学问。在那个时候，人才日益兴盛，国运日益隆盛，风俗日益淳厚，德业日益敦厚，无不由明师贤傅先行倡导、辛勤教导而来。二程先生一生教诲别人从不厌倦，因此从他门下出身的学者最多，受其学术源流浸润的都成为名士，其中刘绚、李吁、谢良佐、游酢、张绎、苏昞、吕大临、吕大钧、尹惇成就尤其显著。刘绚为人平和，仪态庄重，立论不苟且附和，行动举止从不忘记礼法。学者说：“明道先生平和简易，只有质夫差不多像他。”又说：“质夫学问充沛。”李吁才华器识可以承担大任，造诣尤其深，所得尤其纯粹。他胸襟宏大，思想开阔；若在孔门中寻找类似的人，大概如端木赐那样通达。谢良佐英明果断，明察精密，努力不倦。他日常有明确的功课，如以生命力来论仁，以真实来论诚，以始终警醒来论敬，以求得正确来论穷理；所立论旨都精确恰当，并直接指出穷理居敬是进入道德境界的门径，最能得到明道先生教人的纲领。游酢德性纯正，内心真诚，外表自然流露，仪容辞令整肃而有文采。他起初和兄长游醇都因文章和品行而知名，伊川先生在京师见到他们，认为他们的资质可以进于道，便招来让他们专心学习，二人完全放弃旧学而从师学习。张绎和尹惇同时受学，张绎以见识高明著称，尹惇以笃实行事著称，都受到先生称许。先生曾说：“我晚年得到这两位士人，正是如此。”吕大钧刚强明敏、正直诚信，所做的不会背离内心，所知的不会背离实践；以孔子“上达”的心志立定志向，以孟子积累义理的功夫培养德性，以颜子克己复礼的实践磨炼行为。他最终归于真诚明达、永不停息，不因众人的沮丧而怀疑，不因小的辩说而屈服，不因权势利益的威胁而改变，也不因智力穷尽而停止。他以圣贤所承担的重大责任自任，达到如此程度。吕大临沉潜严密，本来具有刚强的气质，又能涵养到这种程度。所以圣人把刚强看作可信之人的品性。如果已经刚强，又能去除过于刚强的弊病，成全刚强的德性，那么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做成？不刚强，终究不能成事。《录》说：考察程门之学，宋代一朝，道学得以大为昌明。在程门以上的人，不依靠师传便默契于道体，自濂、洛以来，只有一人而已。此后明道先生疏浚源头，伊川先生汇合支流，晦庵先生扬起波澜，教化人心、阐明道理，敦厚风俗教化的根本，培植国家元气，绵延不绝。他们用心的最终目的，正是要使国家上升到三代盛世的境界才停止。这种道义的显著成就，后世很少有人能够达到。屏山先生刘子翚，是忠显公刘翰的儿子。他因父亲死于国难而悲愤，隐居武夷山，与胡宪、刘勉之交情深厚，来往的都是知名士人；而他们认为能够担当重任、成就远大事业的，只有晦庵一人。他曾读《易》，心中豁然有所得，认为学习《易》应当先学习《复》卦，因此把“出入无疾，朋来无咎；频复，厉无咎”等不远复之义告诉晦庵，让他终身佩服，后来晦庵终于成为儒学宗师。籍溪先生胡宪是胡安国的侄子，天生沉静寡言，不轻易说笑，平生端坐，即使仓促之间也没有疾言厉色；别人冒犯他，他从不计较。当时朝廷禁止伊洛之学，胡宪与刘勉之设法得到有关书籍，暗中抄写，默默诵读，日夜不息。他听说涪陵谯定曾受学于程颐，便前往跟随学习，但很久没有所得。谯定说：“心被外物所溃乱，所以不能有所见；只有学习才可以使心明白。”胡宪醒悟说：“所谓学习，不就是克己的功夫吗？”从此他一心从事下学，不求别人知道。回到崇安后，努力种田奉养父母，前来跟随他学习的人越来越多。他每天给学生讲授学问，并把与人交往当作自己的学问。求教的人开始时嘲笑他，后来产生疑惑，久而久之观察到他修身、侍奉父母、待人接物没有一件不符合他所说的，于是全都心悦诚服。晦庵曾说：“我侍奉籍溪先生最久，从他那里得到的学问也最多。”

译白水先生刘勉之曾跟随谯定、刘安世、杨时学习，学业完成后回到崇安，在近郊结草建堂，在里面读书，努力耕作以自给，对世俗没有任何要求。求学者接踵而来，他便根据各人的才质品行讲说圣贤之道。晦庵得到正统道学的传承，是从这三位先生开始的。《录》说：考察韦斋先生临终时把儿子托付给人的事，不只是有传道授业的功劳，实际上还包含了以宗师为依归、以道统相托的意思。晦翁本是新安人，起初寄居崇安，后来迁居考亭，始终都依靠子羽为他安排居处，后来终于建成了这座堂。此堂与阙里、东鲁并称，由此可见古人恩义之重、师生之情深厚，与今天相比又当如何呢？晦庵先生的门人很多，其中最著名的是黄干、李燔、刘焞、刘炳、张洽、陈淳、李方子、黄榦、蔡沈、辅广。黄干夜里不设床榻，不解衣带，志向坚定，思虑刻苦，晦庵把女儿嫁给了他。黄干病重时，晦庵穿着深衣，把自己所著的书一并交给他，临诀说：“我的道统有所托付，死而无憾了。”于是去世。黄干的弟子黄曰盛，编纂礼书，撰著文章，讲论经义，早晚不倦。李燔起初听到曾子的宗旨：要到达远方必须坚定不移，而承担重任贵在宽弘，于是用“弘”字命名自己的书斋。凡是学生有不明白的，先让他们去请教李燔，等有所启发后，再由先生加以折衷评定，学生都敬畏佩服。因此说：“李燔进学的功夫令人敬畏，处理事务不苟且。”又说：“将来承担此道的人，一定是您。”李燔还说：“人不一定要等到做官，有了职务才算功业。只要在自己的能力所及之处，能够有所益于万物，就是功业。”他居家讲道，学者都尊奉他。刘焞阐发道学的源流，倡导各位儒者，著有《礼记□周易解说》《云庄外药》《续药》，流传于世。刘炳跟随学习，一心以讲道明理为志。晦庵解释《四书》以及传注《易》《诗》《通鉴纲目》《太极图》时，都与刘炳反复讨论校订，其中许多地方得到辨正。李方子著有《四书问目》《纲目要略》。死后谥号文安，学者称他为陆堂先生。张洽从六经传注以下的典籍，都探究其宗旨，至于诸子百家、山经地志，也没有不读的。朱子赞许他志向笃定，对黄干说：“我所希望用来使此道永远流传的，就是这几位君子。”张洽从年轻时尤其用力于“敬”；平日居处与常人没有不同，但到了义理所应当做的事，勇气便不可夺取。他著有《春秋集注》《地理沿革表》，流行于世。陈淳年轻时学习科举业，林宗臣见到他后惊异地说：“这不是圣人的事业。”于是把《近思录》授给他，陈淳完全放弃原来的学业而学习道学。晦庵到漳州后，陈淳请求受教，学习更加努力。晦庵说：“我南来，幸而得到陈淳。”后来陈淳去世，晦庵尤其追念他。他为人严厉地约束自己，没有书不读，没有事物不穷究；日积月累，义理贯通，彻底看清条理脉络，安然退处、自守其志，名声传遍天下。方孝孺穿着羊裘时，他的主管说：“车是新的才安稳，马肥壮才跑得快，狐裘才暖和，您应该换一件。”方孝孺说：“君子接受正确意见，就更加恭敬；小人接受正确意见，反而更加骄横。”子贡对子石说：“你为什么不学习《诗》呢？”子石说：“父母要求我孝顺，兄弟要求我友爱，朋友要求我守信，哪里有空学习《诗》呢？” 子贡说：“正因为我损害了自己的言辞，所以才学习《诗》。” ○河平四年，都水使者、谏议大夫刘向上书说：“曲调越高，能够应和的人就越少。” 水既可以承载船只，也能够使船翻覆。○楚丘先生七十岁时披着裘衣去拜见孟尝君。孟尝君说：“先生已经老了，还能用什么来教导我呢？” 先生说：“如果您想让我驾车追赶马匹、追逐鹿、搏击老虎，我马上就会死，哪里有时间变老呢？如果您想让我制定法令、裁决疑难、确定犹豫不决的事情，我马上就会年轻，哪里谈得上老呢？”孟尝君于是面有惭愧之色。○魏王想修筑中天台，说：“谁敢进谏，处死。” 许绾背着畚箕，装作来劳动，进去说：“听说大王想修筑中天台，我愿意来效力。我听说天离地一万五千里，现在大王打算把它修到中间，应该高七千五百里。台基宽八千里，把大王的土地全部用上也不足以建成台基。大王应当出兵讨伐诸侯，把他们的土地全部占有，仍然不够；还要讨伐西方夷人，这才够用。还必须准备木材和役夫。这样做才可以修成。”魏王默然无言，后来便停止修筑。○有人送鱼给郑国的宰相，他不肯接受。有人问：“您喜欢吃鱼，为什么不接受呢？” 他回答说：“正因为别人知道我喜欢鱼，所以我才不接受。接受鱼就会失去俸禄，今后没有钱买鱼；不接受鱼而保住俸禄，就能一生都有鱼吃。” 凭借老年人的智慧和年轻人的果断，一定能够治理好阿地。子奇十六岁时，齐君派他治理阿地。不久齐君后悔了，派使者追赶召回他。追赶者到达阿国时，阿地已经治理得很好，阿地人都驾车来迎接，车上坐的全是白发老人。子奇到了阿地，把府库中的兵器熔化，铸成农具。魏国听说有个童子治理阿地，府库没有兵器，粮仓没有粮食，于是发兵攻打。阿地百姓父亲率领儿子、兄长率领弟弟，拿私人的武器作战，终于击败了魏军。《法言》十五卷，扬雄撰，李轨、弘范注。致力于学习，不如致力于寻求老师。老师是人的榜样。仰慕颜回的人，也属于颜回一类；仰慕骐骥的马，也能成为骐骥一类的坐骑。○诗人的赋，文辞华美而合乎法度；辞人的赋，文辞华美而流于淫丽。如果孔子的门下采用赋这种文体，那么贾谊可以登堂，相如可以入室了。○什么叫“四重”？四重是：言语庄重就有法度，行为庄重就有德行，容貌庄重就有威严，爱好庄重就有观瞻。○什么叫“四轻”？四轻是：言语轻浮就会招来忧患，行为轻率就会招来罪过，容貌轻佻就会招来羞辱，爱好轻薄就会招来淫丽。刀不锋利，笔不锐利，就应当加以磨砺削正。○如果天可以测量，那么它覆盖万物的范围就浅薄了；如果地可以测量，那么它承载万物的厚度就有限了。论说天道，没有比《易》更能阐明的；论说地道，没有比《书》更能阐明的；论说事物的体质，没有比《诗》更能阐明的；论说道理，没有比《春秋》更能阐明的。○孔子，是东方诸国被驱逐的臣子；伯夷、叔齐，是西山上挨饿的人；他们不屈服自己的志向，不辱没自己的身体，不偏向伯夷，也不偏向柳下惠，这些是非又有什么可争论的呢？仲尼之道，就像四条大河环绕、贯穿中原，最终都流入大海。《太玄经》十卷，扬雄撰，虞翻注。鹰聚集在树林，獭进入泉水。○鸣鸠在树林中，嘲笑那些众多的禽鸟。○淮南王刘安夸饰有余而实际不足。○齐桓公、晋文公的霸业，就像月亮相继出现一样。孔子的文德充足，老君的玄理充足。山川、薮泽以及万物，都归附于他们。君子得到职位就昌盛，失去职位就安适；小人得到职位就横暴，失去职位就败亡。《新论》十七卷，桓谭撰。三皇用道来治理，五帝用德来教化，三王凭仁义治理，五霸使用权谋智术。没有法令和刑罚，称为皇；有法令而没有刑罚，称为帝；奖赏善人、诛罚恶人，使诸侯朝见并奉行朝会之事，称为王；兴兵聚众…… 《弘道录》卷二十六完。＃１“ 一”字原本缺失，据《新唐书》补入。《弘道录》卷二十七。义。朋友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