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道录卷之四十四
录曰：愚观隐柜之事，譬之婴儿嬉戏，投之巢，而三与之，三取之，可为千古之一笑也。夫大义之不明，与几事之不密，均之为不旨包。慧公元妃卒，则声与仲皆妾也。而掌上之文，所当略。蚓公薨，叉无治命，则隐与桓皆庶也，而慕义之名，所当远此义也。既不能然，则不免小人之窥伺，尤当倡明大义，追改前失，使名正言顺，本拔源塞，则羽父之恶不敢肆，而桓亦或安於其分矣。此几也，二者皆失，而犹怡然不见其祸，吾不知隐公之为心也。孔子曰：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胡传亦曰：犹辩之，弗早辩也，其何能淑也夫。蔡桓侯卒，蔡人召蔡季于陈。季，字也，蔡侯之弟。秋，蔡季自陈归于蔡，蔡人嘉之也。按何氏：蔡封人无子，季次当立，封人欲立献舞而疾季，季辟之陈。封人卒，乃归奔丧，无怨心，以贤而字之。录曰：可以止而不止，可以速而不速者，隐公也。予如无予，夺如无夺者，穆公也。可以去则去，可以止则止，可以取则取，可以舍则舍者，蔡季也。夫是，而莫不贤智之也。庄十一年秋，宋大水，公使吊焉，曰：天作淫雨，害於粢盛，若之何不吊。对曰：孤实不敬，天降之灾。又以为君忧，拜命之辱。臧文仲曰：宋其兴乎，禹汤罪己，其兴也悖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且列国有凶，称於礼也。言惧而名礼，其庶乎。既而闻之，曰：公子御说之乱也。臧孙达曰：是宜为君，有恤民之心。录曰：臧文仲以宋罪己而兴，其然乎。夫大水之征，君弒之象也。与其罪己而获虚名，孰若反躬而追实祸乎。夫通而无礼，乱之首也；虏而讳恶，忌之媒也。闵之自侮自伐，故天降之辜，如影之从响，非有心恤民之谓也。楚子伐陆浑之戎，遂至於锥，观兵於周疆。定王使王孙满劳楚子，楚子问鼎之大小轻重焉。对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魑魅罔两，莫能逢之，用能协於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迁於商，载纪六百；商纣暴虐，鼎迁於周。德之休明，虽小，重也。其奸回昏乱，虽大，轻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於郊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录曰：愚观王孙满之智，足以有为；然而不为者，不自强也。孟子曰：国家闲暇，及是时，明其政刑，虽大国必畏之矣。《诗》云：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调缪牖户。今此下民，或敢侮予。楚为无道，僭替诸华，蛇豕之心，虎狼之威，夫岂不闻之。苟周之君臣诚能贵德尊士，而使贤者在位，能者在职，楚方心服之不暇，奈何札子矫命，毛苏乱邦，僭杀奸戮，辱孔甚矣。虽能获自外之口，无以奋自强之谋，卒至子朝之奔楚，鼎之不鼎，亦可见矣。伍尚弟员，奢之子也。楚平王执奢费，无极曰：奢之子材，若在，必忧楚国，盍以免其父召之，必来。王使召之，尚谓员曰：尔适吾，我将归死，吾智不逮。尔闻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奔也。亲戚为戮，不可以莫之报也。奔死免父，孝也。度功而行，仁也。择任而往，智也。尔其勉之。奢闻员不来，曰：楚君大夫其旰食乎。录曰：员之倒行而逆施，固未尝无憾也。至於无极，吾不知其所责何也。夫新台之玷，青蝇之污，小弁之怨，珍瘁之忧，稔恶至此，亦云极矣。胡为乎。又以其子才，而督之报乎，欲绝祸本，而祇以长之费之，亡无曰矣。知其有吴而为之鼓其兴，知其有祸而为之扇其澜，员之不奔，安在其不奔乎。是故无免父之召，或可缓伐楚之谋；无棠君之奔，未叉速子胥之去。天之好还，理之从响，莫可以知其然也。《通鉴》：田单者，齐宗人子也，为临淄市缘。燕人攻安平，单使其宗人皆以铁笼傅车轿。及城溃，人争门而出，皆以轴折车败，为燕所擒，独单以铁笼得免，遂犇即墨。时齐地皆属燕，独莒、即墨未下，乐毅乃并右军前军以围莒，左军后军围即墨。即墨人曰：安平之战，田单宗人以铁笼得全，是多智习兵。因共立为将以拒燕。
译《录》说：我看隐公、桓公的事情，就像婴儿嬉戏，把东西投入巢中，三次给他，他三次取走，足以成为千古笑柄。大义不明与机密之事不严密，归根到底都是不能善于处理事务。惠公的元妃死后，声子和仲子都只是妾；掌上的文字，本来就应当略去。惠公去世，又没有留下处理此事的遗命，那么隐公和桓公都是庶出，便不应再把尊奉大义的名声推得过高。既然不能这样做，就免不了受到小人的窥伺；尤其应当彰明大义，追改以前的过失，使名分正确、言论顺当，拔除根本、堵塞源头。这样，羽父的恶行就不敢放肆，桓公也或许能够安于自己的名分。这本是一个关键问题，可是两方面都失误了，却还怡然自得，看不见灾祸，我真不知道隐公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孔子说：“人如果没有长远的考虑，一定会有眼前的忧患。”胡传也说：“等到事情已经发生才去争辩，而没有早早辨明，又怎么能把事情治理好呢？” 蔡桓侯去世，蔡国人从陈国召回蔡季。季是他的字，是蔡侯的弟弟。这年秋天，蔡季从陈国回到蔡国，蔡国人赞美他。按照何氏的说法：蔡封人的妻子没有儿子，蔡季按次序应当继位；封人想立献舞，又嫉恨蔡季，于是蔡季避居陈国。封人死后，蔡季才回来奔丧，没有怨恨之心；因为他贤能，所以人们以字称呼他。《录》说：可以停下却不停下，可以迅速行动却不迅速行动的，是隐公；像没有给予一样地给予，像没有夺取一样地夺取的，是穆公；可以离开就离开，可以留下就留下，可以取得就取得，可以舍弃就舍弃的，是蔡季。这样的人，没有谁不认为他贤明有智慧。庄公十一年秋，宋国发生大水，鲁庄公派人去慰问，说：“上天降下过量的雨水，损害了祭祀用的黍稷，怎么能不慰问呢？”宋国回答说：“这是由于寡人实在不敬，上天才降下灾祸。又使君主忧虑，承受您的慰问，实在惭愧。”臧文仲说：“宋国大概要兴盛了吧！禹、汤归罪于自己，他们的国家就迅速兴盛；桀、纣归罪于别人，他们的国家就迅速灭亡。况且列国有灾祸，按照礼法本来就应当慰问。这番话既表现出畏惧，又合乎礼法，大概有希望吧。”不久又听说，这是公子御说作乱所造成的。臧孙达说：“这样的人应当做国君，因为他有体恤百姓的心。” 《录》说：臧文仲认为宋国因为归罪于自己而兴盛，真是这样吗？大水所显示的征兆，是君主被杀的象征。与其归罪于自己而获得虚名，哪里比得上反省自身、追究真实的灾祸呢？通达却不守礼，是祸乱的开端；被俘却讳言自己的恶行，是招致忌恨的媒介。宋闵公自己侮辱自己、自己讨伐自己，所以天降罪罚，如同影子跟随形体、回声随着声音，并不是因为真正有体恤百姓之心。楚庄王讨伐陆浑之戎，进而到达周都，向周的疆界展示军队。周定王派王孙满慰劳楚庄王，楚庄王问九鼎的大小和轻重。王孙满回答说：“鼎的轻重在于德，而不在于鼎本身。从前夏朝有德，远方国家把各种物类画图献上，九州牧伯进贡金属，于是铸造九鼎，把各种物类铸在鼎上，以此为百姓辨明神灵与奸邪。所以百姓进入川泽山林，魑魅罔两等鬼怪都不能遇见并加害他们；因此能够协调上下，以承受上天的福佑。夏桀昏乱失德，鼎迁到商，历经六百年；商纣暴虐，鼎又迁到周。德行光明，即使鼎小也很重；奸邪昏乱，即使鼎大也很轻。上天降福给有明德者，自有终止之处。周成王把鼎安置在郊鄏，卜问周朝可传三十世、享国七百年，这是上天所命定的。周德虽已衰微，天命尚未改变，鼎的轻重还不是可以询问的时候。” 《录》说：我看王孙满的智慧，足以有所作为；然而他没有作为，是因为没有自我振强。孟子说：“国家安闲无事，趁这个时候修明政令刑法，即使大国也一定会畏惧它。”《诗经》说：“趁着天还没有阴雨，赶快剥取桑根皮，缝补好门窗。如今这些百姓，谁还敢欺侮我？”楚国无道，僭越侵凌华夏，怀有蛇豕般的心肠，施展虎狼般的威势，这些难道周人没有听说吗？假如周国君臣真能尊崇德行、敬重士人，使贤者居于职位、能者任职，楚国正来不及心服，又哪里会有札子矫造王命、毛苏扰乱国家、僭越杀戮、极度受辱的事情呢？虽然能够取得外来的口舌胜利，却没有振作自强的谋略，最终导致子朝逃奔楚国，九鼎失去其象征意义，这些也就可见了。伍尚的弟弟伍员，是伍奢的儿子。楚平王拘捕伍奢，费无极说：“伍奢的儿子很有才干，如果他还活着，一定会成为楚国的忧患。何不以赦免他父亲为名把他召来？他一定会来。”楚王派人召伍员，伍尚对伍员说：“你去吧，我将回去送死；我的智慧不如你。你听说可以免除父亲的死罪，就不能不奔赴；亲戚受到杀戮，也不能不为他们报仇。奔赴死亡以救父亲，是孝；估量功业而行动，是仁；选择适当的任务再前往，是智。你一定要努力。”伍奢听说伍员没有回来，说：“楚国的君臣恐怕要睡不着觉了。” 《录》说：伍员后来倒行逆施，当然不是没有遗憾。至于费无极，我不知道还有什么罪责能超过他的。新台的污点、青蝇的玷污、小弁的怨恨、【疑误：珍瘁】的忧患，罪恶积累到这个地步，也可以说到了极点。为什么呢？他既然知道伍员有才能，反而逼迫他来报仇；本想斩断祸患的根源，却只是在增长和助长它，真是逃亡也无从避免了。他明知伍员有吴国可以依托，却替他鼓动吴国兴起；明知会有祸患，却替他煽动祸乱的波澜。伍员不逃奔，哪里能说他不逃奔呢？所以，如果没有召伍尚回来救父的举动，讨伐楚国的谋划或许还能推迟；如果没有【疑误：棠君】的逃奔，也未必会加速伍子胥离楚。上天喜欢使事情反复，事理常随声响应，没有人能预知它为何如此。《通鉴》说：田单，是齐国宗室子弟，担任临淄的市掾。燕国人进攻安平，田单让宗族的人都用铁笼套在车轴上。城池崩溃时，人们争相从城门逃出，车轴纷纷折断、车辆毁坏，都被燕军擒获，只有田单凭借铁笼得以逃脱，于是奔往即墨。当时齐地都归属燕国，只有莒和即墨尚未攻下。乐毅于是合并右军、前军包围莒，合并左军、后军包围即墨。即墨人说：“安平之战，田单的宗族凭铁笼得以保全，他很有智慧，又熟悉军事。”于是共同拥立他为将领，抵抗燕军。
录曰：毅之克破七十余城，而两城不能技，其故何欤。曰：此孟子一言已决，何俟诸说之纷纷也。夫燕齐之祸久矣。其始也，罪止一子之耳，固无所与於其宗庙社稷也。其终也，罪止一泯王耳，亦无所与於其宗庙社稷也。使诛一子之，求其所以代子之者，固不为齐有也；戮一泯王，求其所以代泯王者，亦不为燕有也。奈之何，二国之不然也。其伐之也，不以置君为重，而以至燕为利。故其报之也，亦不以好还为念，而以又得为功。使如孟子之言，则且无乐毅之事，而何莒即墨之云哉。璧之乡邻有讼者，舍其心之所冤，而持其阴之所重，则经岁累年而不次，爻待劫而反之，而后可理也。厥后田单复齐之所有，而不骛燕之所入，而后燕齐之祸息。是可以为智，初不在於铁笼之计也。智果者，宣子之弟也。初宣子之子瑶将立以为后，果曰：不如宵也。瑶之贤於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美须长大则贤，射御足力则贤，仗艺毕给则贤，巧文辩惠则贤，强毅果敢则贤，如是而甚不仁。夫以其五贤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谁能待之。若果立瑶也，智宗必灭。弗听，智果乃别其族於太史，自为辅氏。录曰：哲哉，智果乎。其论瑶也，若决着龟，奈何宣子之不察也。夫仁道不明久矣，以卢之令令，而谓之美且仁，则瑶之贤不可谓仁乎。然而不察乎其心也，则桀非不巧文辩慧，纣非不强毅果敢，狄非不美须长大，段非不射御足力，而南官长万非不技艺毕给也。是以仲尼之门无道五贤之事者，而惟仁以为之本。不仁，则百姓不足续为。是故欤以三家分晋之时，人心亡矣。又可居下流哉。果之别族为辅氏，恶天下之恶归之也。《汉书》：刘德者，休侯富之子也。少有智略，数言事，召见甘泉官。武帝名之曰：千里驹。昭帝初，为宗正丞，迁大中大夫，复为宗正杂案上官。盖主事，德常持老子知足之计。妻死，大将军光欲以女妻之，谢不敢娶，畏盛满也。常责盖长公主起居无状，恨之。公主孙谭遮德，自言侍御，以为光望不受女，承指劾德，诽谤诏狱，免为庶人。光闻而恨之，复白召德守青州刺史，复为宗正。宣帝立，以定策功赐爵关内侯，又以亲亲行谨厚封为阳城侯。为人性宽厚，好施生。每行京兆尹，事多所平反。家产过百万，则以振昆弟宾客食饮，曰：富民之怨也。录曰：《大学》传曰：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戊固悖矣，礼亦未为得也。不旋踵而延寿遂亡，此悖入之息也。富之自归京师，不兢辟国，可谓慎德矣。故其子亦知止足，是知吉凶祸福之端，乃忠信骄泰之别，从古圣贤决之已熟，不但老氏而然也。汉宣帝元康五年，元帝为太子，疏广为太傅，受为少傅，从昆弟子也。太子年十二，通《论语》、《孝经》。广一曰谓受曰：吾闻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今吾官至二千石，宦成名立。如此而不去，惧有后悔。即日俱移病，上疏乞骸骨土，皆许之，加赐黄金二十斤，皇太子赠五十斤，公卿故人设祖道供张束都门外，送者车数百两，道路观者皆曰：贤哉二大夫。或叹息，为之下泣。归乡里，卖金置酒，请族人故旧，宾客相与娱乐。或劝广以其金为子孙颇立产业者，广曰：吾岂老悖，不念子孙哉。顾自有旧田庐，令子孙勤力其中，足以供衣食，与凡人齐。今复增益之，以为赢余，但教子孙怠惰耳。贤而多财耻损其志，愚而多财则益其过。且富者，众之怨也。吾既无以教化子孙，不欲益其过而生怨。又此金者，圣主所以惠养老臣也。故乐与乡党宗族共飨其赐，以尽吾余日，不亦可乎。录曰：二疏之翻然辞位，盖惩霍光之事。其不治产业，亦以显禹云山之覆辙也。是故前乎此者，有张安世；后乎此者，有王吉，皆以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以为预知太子之不足恃，则二子无是心也。又曰：萧望之岂可与疏比哉。望之以韩延寿代己为，冯斓有能名，以为出己之上，故忌害之，欲陷以罪法，而二人者方且以子孙之益过生怨为虑，又肯与人相讦哉。其恭显陷之，亦与延寿一闻耳，非帝得而为之也。冯野王父奉世为有将军光禄勋，野王复为左冯斓，父子并居朝廷。议者以为器能宜於其位，非因女宠故也。及迁大鸿胪，出为上郡太守，治行称第一。弟立亦为平原太守，又代为上郡，在职公廉治行略与野王相似，而多智有恩贷，好为条教，吏人嘉美，歌曰：大冯君，小冯君，兄弟继踵相因循，聪明贤智，恩惠民玫，如鲁卫德化均，周公康叔犹二君。与弟边参皆知名当世，更治五部，所居辄二最迩。
译《录》说：乐毅攻克七十多座城，却攻不下两座城，原因是什么？回答说：孟子一句话已经说尽了，何必等待各种纷纷的解释呢？燕、齐之间的祸乱已经很久了。起初，罪责只在一个人身上，本来与齐国的宗庙社稷无关；后来，罪责只在一个闵王身上，也与燕国的宗庙社稷无关。假如只诛杀这个人，再寻找能够取代他的人，本来就不是为了齐国；只杀一个闵王，再寻找能够取代闵王的人，也不是为了燕国。无奈两国都没有这样做。它们发动讨伐，不把安立君主作为首要，而把攻取土地、扩张燕国作为利益。所以对方报复时，也不以善于收束战争为念，而以再次取得土地为功。如果按照孟子所说的做法，根本不会有乐毅攻伐之事，又哪里会有莒和即墨的事情呢？譬如邻里有人争讼，舍弃心中真正受冤之处，反而执着于隐秘而次要的地方，那么经过多年也不能判决，直到遭受劫难后才反过来处理，之后才能得到治理。后来田单只恢复齐国原有的土地，不贪取燕国侵入的土地，燕、齐之间的祸乱才停止。这才可以称为智慧，最初并不在于使用铁笼的计策。智果，是智宣子的弟弟。当初智宣子的儿子智瑶准备立智果为继承人，智果说：“不如智宵。”智瑶胜过常人的地方有五项，不及常人的地方只有一项：须发美丽、身材高大，是贤；射箭驾车、力气充足，是贤；技艺齐备、办事周全，是贤；文辞巧妙、辩才聪慧，是贤；刚强坚毅、果断勇敢，是贤；可是这样的人非常不仁。他凭借这五项才能凌驾于别人之上，又用不仁的方式行事，谁能够容忍他呢？如果立智瑶为继承人，智氏宗族必定灭亡。智宣子不听，智果于是把自己的族人从智氏宗族中分出，另立为辅氏。《录》说：智果真是有见识啊！他评论智瑶，仿佛龟甲占卜已经作出明确判断，可惜智宣子没有察觉。仁道不明已经很久了，凭借智瑶的命令办事，却说他美好而且仁德，难道智瑶的贤能就可以叫作仁吗？如果不察看他的内心，那么夏桀并非不善于文辞、辩说和智慧，商纣并非不刚毅果敢，狄并非没有美丽须发和高大身材，段并非不会射箭驾车、力气充足，南宫长万也并非技艺不全。因此，孔门没有把这五项才能作为道德标准的，只有把仁作为根本。不仁，百姓就不能继续安居。正因为如此，到了三家分晋的时候，人心已经丧失了。难道还可以居于下流而不自省吗？智果把族人另立为辅氏，是把天下人所厌恶的事情归到智瑶身上。《汉书》说：刘德，是休侯刘富的儿子。他年轻时便有智谋，多次上书谈论政事，被召到甘泉宫接见。汉武帝称赞他为“千里驹”。汉昭帝初年，他任宗正丞，升任大中大夫，又任宗正，审理上官盖主的案件。刘德常常持守老子的知足之计。妻子去世后，大将军霍光想把女儿嫁给他，他推辞不敢娶，害怕盛极而衰。他常常责备盖长公主起居失当，对她很不满。公主的孙子谭拦住刘德，自称是侍御，因刘德不接受霍光的女儿，便迎合霍光的意思弹劾刘德，说他诽谤，交付诏狱审理，免官成为庶人。霍光听说后很恨他，后来又奏请召回刘德，任命他守青州刺史，再任宗正。汉宣帝即位时，他因参与定策有功，被赐爵关内侯；又因为亲近宗室、行为谨慎厚道，被封为阳城侯。他为人性情宽厚，喜欢施舍、救济生民。每次任京兆尹，都平反了许多案件。家产超过百万，就拿来救济兄弟和宾客的饮食，说：“富有会招来百姓的怨恨。” 《录》说：《大学》的传文说：“以违背道理的方式说出的话，也会以违背道理的方式回来；以违背道理取得的财货，也会以违背道理失去。”【疑误：戊】本来就违背道理，礼也没有做对。不久之后延寿就灭亡了，这就是违背道理取得的财物所带来的结果。刘富自己回到京师，没有争着谋求封国，可以说是谨慎守德。因此他的儿子也懂得知足知止，知道吉凶祸福的开端，就是忠信与骄纵的区别；这是自古圣贤早已反复判定的道理，不只是老子这样说而已。汉宣帝元康五年，元帝任太子，疏广任太傅，疏受任少傅；疏受是疏广的从弟之子。太子十二岁，已经通晓《论语》《孝经》。疏广有一天对疏受说：“我听说知足就不会受辱，知止就不会有危险。如今我的官位达到二千石，仕途成就、名声建立。到了这种程度还不离开，恐怕会有后悔。”当天两人都称病，上疏请求告老还乡，皇帝都准许了，并加赐黄金二十斤；皇太子赠黄金五十斤。公卿和旧友在都门外设祖道、准备酒食，送行者有几百辆车，路上观看的人都说：“两位大夫真贤德啊！”有的人叹息，甚至为他们流泪。回到乡里后，他们卖掉黄金置办酒席，请族人和旧友、宾客共同娱乐。有人劝疏广把黄金为子孙置办些产业，疏广说：“我难道老糊涂了，竟不顾念子孙吗？只是我本来就有旧田地和房屋，让子孙在其中勤劳耕作，足以供给衣食，和普通人一样。如今再增加产业，只会成为剩余财产，不过是教子孙懒惰罢了。贤能的人财产太多，会损害他的志向；愚笨的人财产太多，反而会增加他的过错。而且富有会成为众人的怨恨。我既然没有办法教化子孙，就不愿增加他们的过错而招来怨恨。况且这些黄金，是圣明君主用来惠养老臣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两〕 所以，何不和乡里、党友、宗族共同享用皇帝的赏赐，以度过我的余生呢？这样做不也可以吗？《录》说：疏广、疏受忽然辞去官位，大概是吸取了霍光的教训。他们不置办产业，也是为了避免重蹈禹云山的覆辙。因此，在他们之前有张安世，在他们之后有王吉，都以知足而不受辱、知止而不陷入危险著称。不能因为他们预先知道太子不值得依靠，就说两人存有这种心思。又说：萧望之哪里可以同疏广相比呢？萧望之让韩延寿代替自己任职，冯【疑误：斓】有能干的名声，萧望之认为他超过自己，因此嫉妒并加以陷害，想用法律罪名陷害他；而疏广、疏受正是担心为子孙增加过错而招来怨恨，哪里肯与别人互相攻讦呢？恭显陷害萧望之，也只是听说韩延寿有名望而已，并不是皇帝亲自做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人〕 冯野王的父亲冯奉世任右将军、光禄勋，冯野王又任左冯翊，父子一同身居朝廷。议论者认为他们的才器与职位相称，并不是因为女子的宠幸。后来冯野王升任大鸿胪，出任上郡太守，政绩被评为第一。他的弟弟冯立也任平原太守，后来代替兄长任上郡太守；他在任时公正廉洁，政绩大致与冯野王相似，但更有智慧，施恩宽贷，喜欢制定条教，官吏百姓都赞美他，歌唱道：“大冯君，小冯君，兄弟接踵相继任职；聪明贤智，恩惠百姓，像鲁、卫两国的德化一样；周公、康叔也不过如同二位君长。”他和弟弟边参都在当时很有名望，轮流治理五部，所任之处总是取得两个最优。
录曰：愚观君卿兄弟，人皆谓贤於泊郡，愚尚谓拙於谋身。何耶。其曰：人皆以宠贵，我独以贱者，以兄弟皆王舅，不得备枢机也。呜呼，斯言也，未免殉於时乎。拍於时，不为五侯，则为丁傅，何可以智称耶。时王纲紊矣，逢萌梅福，犹惧晚已，蚓可以濡滞乎。此唐之武仗绪所以卓乎，其不可及也。马援少时以家用不足辞其兄尸，欲就边郡田牧。况曰：汝大材，当晚成。良王不示人以朴，且从所好。遂之北地田牧。尝谓宾客曰：文夫立志，穷当益坚，老当益壮。后有畜数千头，谷数万斛，即而叹曰：凡殖则产，责其能赈施也。否则守钱虏耳。乃尽散於亲旧。闻院嚣好士，往从之，嚣甚敬重，与央筹策。录曰：愚观马况之论，而叹大村欲遇良工之难也。盖援生於新莽之时，天下无所往矣。是故出则为纪唐，处则为龚鲍。自分其老且穷也，岂惟援知之，况亦知之，向非南阳龙兴，不终於边郡田牧乎。嗟呼，邓林之产扑不徒生，蓝田之实价充增重，卒之身为将相，名垂竹帛；女为元妃，德冠后官，其成就之晚，岂寻常乎哉。．故士不可以迟速观之，而甘心固守，乃丈夫之烈，不可以不自重也。《后汉书》：束平王少好经书，雅有智，恩为人，美须额，腰带八围，显宗甚重之，拜骠驷将军，位在三公上。是时中兴三十余年，四方无虞，王以天下化平，宜修礼乐，乃与公卿共议，定南北郊冠冕车服制度，乃光武庙登歌八佾舞数。帝每巡侍，常留镇侍卫。皇太后在朝数载，多所隆益，而自以至亲辅政，声望日重，意不自安，上疏归职，乞上印绶，退就藩国。优韶不许，复辞恳切，五年许还国，而不听上将军印绶，以骠骑长史为束平木，传缘为中大夫，令史为王家郎，加赐钱二十万，布十万匹。录曰：夫自周室既往，姬召亦衰。汉兴以来，宗室子弟无得在公卿位者，顾乃率任外戚。然则母之亲属，俞於久之同气乎。凡此皆之，其所亲爱好乐而辟焉者。由是身不修而家不齐，国不可得而治，天下不可得而平，而祸乱交作矣。圣人戒之於前，西汉蹈之於后。仅而改弦易辙，章和以后渐如昔矣。李固之女文姬，同郡赵伯英妻也，贤而有智。固既策罢，文姬知不兔祸，悲曰：李氏灭矣。直太公己来，积德累仁，何以遇此。固有少子燮，乃密谋藏之。顷之难作，二兄受害，文姬告父门生王成曰：先公有古人之节。因君执义，今委以六尺之孤，李氏存灭其在君矣。成感其义，遂将燮乘江束下，入徐州界，变姓名为酒家佣，而成卖卜於市，各为异人，阴相往来。燮从受学，酒家异之，以女妻燮，专精经学十余年问。梁冀既诛，灾青屡见，史官上言，宜有赦令，当存录大臣冤死者子孙。於是大赦天下，并求固后，燮乃以本末告酒家，得还乡里。姊弟相见，悲感傍人。既而戒燮曰：先公正直，为汉忠臣。而今朝廷倾乱，梁冀肆虐，令吾祖宗血食将绝。今弟幸而得济，岂非天邪。宜杜绝众人，勿妄往来，慎无一言加於梁氏，唯引咎而已。燮谨从其诲。录曰：愚观李文姬之智，与蔡文姬之惹，可同曰语哉。哲以自固曰智，聪以悦人曰慧，二姬之顿异，人已之攸分也。虽然固之质祸不为不深，姬之虑祸不为不切，卒奈何。父既不肯立帝，子复不肯立王，何物不惩，乃至於此。若燮者，岂惟世载弦直，可谓载锡之光者乎。弘道录卷之四十四竟弘道录卷之四十五信君臣之信路史：尧在位七十载，民不作武，鹧鹊逃於绝域，麒麟游於薮泽，则能信於人也。录曰：所以谓体信达顺，盖顺者天之所助，信者人之所助也。尧之为君，以言天之所助，则二仪效顺，韦生遂育，气无不和，四灵毕至，以言人之所助，则聪明睿智足以有临，宽裕温柔足以有容。是故以天地为本，故物可举以阴阳为端，故情可绪以四时为柄，故劳可劝以曰星为纪，故事可列而功有艺；鬼神以为徒，故事可守而行有考，人情以为田，是以民不作武，四灵以为畜；是以鸦鹊逃於野，而麒麟在郊也。《中庸》曰：如此者不见而章，不动而变，无为而成。此上古圣神所以配天飨帝为三才之主，而万世人君者所当取法也。《中庸》：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过矣乎。上焉者，虽善无征，垂征不信，不信民弗从。下焉者，虽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从。故君子之道，本诸身，征诸庶民，考诸三王而不缪，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是故君子动而世为天下道，行而世为天下法，言而世为天下则，远之则有望，所之则不厌。《诗》云：在彼无恶，在此无射。庶几夙夜，以永终誉。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誉於天下者也。
译《录》说：我看君卿兄弟，人人都说他们贤能胜过【疑误：泊郡】，我却认为他们不善于谋求自身。为什么呢？他们说：“别人都凭借宠幸而尊贵，只有我因为卑贱而得不到尊贵；我们兄弟都是皇帝的舅父，不能参与枢机大政。”唉，这番话未免太迎合时势了。迎合时势，不做五侯，就做丁傅，怎么能称得上有智慧呢？当时王纲已经紊乱，逢萌、梅福尚且担心归隐太晚，哪里可以迟疑停滞呢？这就是唐代武氏家族的功业所以显得卓越、难以企及的原因。马援年轻时因为家用不足，辞别兄长马况，想前往边郡耕田放牧。马况说：“你是大材，应当晚成。良玉不应轻易向人显露质朴的一面，而且应当顺从自己的爱好。”于是马援到北地耕田放牧。他曾对宾客说：“大丈夫立志，困穷时应当更加坚定，年老时应当更加壮盛。”后来他有牲畜数千头、粮食数万斛，便叹息说：“凡是增加产业，就是要使财产能够用来赈济施舍；否则不过是守财奴罢了。”于是把财物全部分给亲友故旧。他听说隗嚣喜爱士人，便前往投奔隗嚣，隗嚣非常敬重他，和他一起筹划策略。《录》说：我读马况的言论，不禁感叹大材想遇到良工是多么困难。马援生在新莽时代，天下已经无处可去。因此，他出仕就成为纪唐，退处就成为龚鲍。即使他自己认定将老而困穷，难道只有马援知道，马况也知道；如果不是南阳龙兴，他难道不会终于在边郡田牧吗？唉，邓林所产的木材不是白白生长，蓝田所产的玉石价值也会不断增加；最终马援本人做了将相，名声流传竹帛；女儿成为元妃，德行冠绝后宫。他的成就来得晚，哪里是寻常人可比的呢？所以，不能以成就的早晚来评判士人；甘心坚守自己的志向，是大丈夫的壮烈行为，不可以不自我珍重。《后汉书》说：东平王年轻时喜爱经书，素来很有智慧，恩德深厚，为人相貌美好，须髯漂亮，腰围八围，显宗非常器重他，任命他为骠骑将军，地位在三公之上。当时汉朝中兴已经三十多年，四方没有忧患。东平王认为天下已经太平，应当修明礼乐，于是和公卿共同商议，制定南北郊祭祀、冠冕、车服等制度，以及光武庙登歌和八佾舞的数目。皇帝每次出巡，他常常留下镇守、侍卫。皇太后临朝多年，增益政事很多，而东平王自认为是皇帝至亲，辅政声望日益提高，内心感到不安，于是上疏归还职权，请求交还印绶，退居藩国。皇帝优厚下诏不许，他又恳切辞让，五年后才准许回到封国；但不准他交出骠骑将军印绶，改任骠骑长史为东平相，传缘为中大夫，令史为王家郎，并加赐钱二十万、布十万匹。《录》说：自从周室衰亡以后，姬旦、召公的制度也衰落了。汉朝兴起以来，宗室子弟没有能够居于公卿之位的，反而总是任用外戚。这样看来，母亲一方的亲属，难道比同胞兄弟更亲近吗？这些做法，都是因为偏爱亲近之人、喜欢他们而加以任用。由此导致自身不能修养，家族不能整齐，国家不能治理，天下不能太平，祸乱交相发生。圣人已在前代对此加以告诫，西汉却在后世重蹈其道。幸而后来改变了做法，章和以后才逐渐恢复旧制。李固的女儿文姬，是同郡赵伯英的妻子，贤德而有智慧。李固被免去策试之职后，文姬知道灾祸不可避免，悲叹说：“李氏要灭亡了。自太公以来，积累德行、累积仁义，为什么竟遭遇这样的事情？”李固有个小儿子李燮，于是文姬秘密谋划把他藏起来。不久灾祸发生，李固的两个兄长遇害。文姬告诉父亲的门生王成说：“先父有古人的节操。现在把这个六尺孤儿托付给您，李氏能否存亡，就在您的手中了。”王成被她的义气感动，于是带着李燮乘船沿江而下，进入徐州境内；李燮改名换姓，做酒家的佣工，王成则在市中以卖卜为生，两人装作陌生人，暗中往来。李燮跟随王成学习，酒家主人认为他非同寻常，便把女儿嫁给李燮。李燮专心研习经学十多年。梁冀被诛杀后，灾异屡次出现，史官上奏说应当颁布赦令，保存并录用被冤死的大臣的子孙。于是大赦天下，并寻找李固的后代。李燮才把事情的始末告诉酒家主人，得以回到故乡。姐弟相见，旁观者都悲伤感动。随后文姬告诫李燮说：“先父正直，是汉朝的忠臣。如今朝廷倾覆混乱，梁冀肆虐，使我李氏祖宗的祭祀将要断绝。如今弟弟幸而得以保全，难道不是上天的安排吗？应当断绝与众人的交往，不要随意往来，谨慎行事，绝不能说一句对梁氏不利的话，只能承认自己的罪过。” 李燮谨慎地听从了她的教诲。《录》说：我看李文姬的智慧，与蔡文姬的【疑误：惹】，哪里可以相提并论呢？内在明哲、用来保全自己，叫作智；外在聪敏、用来取悦别人，叫作慧。两位文姬的差别如此明显，人的品格也由此分出高下。虽然如此，李固所遭遇的祸患不能说不深，文姬对祸患的忧虑不能说不深切，但最终又能怎么办呢？父亲既不肯拥立皇帝，儿子又不肯拥立藩王，什么教训不能吸取，竟然走到了这一步。像李燮这样的人，难道只是世代承继正直而已吗？可以说是使家声永远光明的人了。《弘道录》卷第四十四完。《弘道录》卷第四十五 信 君臣之间的信任 《路史》说：尧在位七十年，百姓不发动武力，乌鸦、喜鹊逃到遥远的地方，麒麟游于草泽之中；这说明尧能够取得人民的信任。《录》说：之所以说“体察诚信而通达顺理”，是因为顺理是上天所帮助的，诚信是人民所帮助的。尧作为君主，如果说是上天所帮助，那么天地阴阳都呈现和顺，万物生长繁育，气息无不调和，四灵全都来到；如果说是人民所帮助，那么他的聪明睿智足以临御天下，宽厚温柔足以容纳众人。因此，以天地为根本，万物就可以兴举；以阴阳为开端，民情就可以理顺；以四时为权柄，劳作就可以得到劝勉；以日月星辰为纲纪，事情就可以排列，功业也有条理；以鬼神为辅佐，事情就可以守成，行为也有考验；以人情为田地，所以百姓不动武，以四灵为畜养，所以乌鸦、喜鹊逃到野外，而麒麟出现在郊野。《中庸》说：“像这样的人，不显现也能彰明，不行动也能使事物变化，无所作为也能成功。”这就是上古圣神所以能够配天享帝、成为天地人三才之主的原因，也是万世人君应当取法的道理。《中庸》说：统治天下有三件重要的事情，大概就很少有过错了吧。上古的制度，即使很好，如果没有验证，留下的制度没有可信的依据，人民就不会跟从。后世的制度，即使很好，如果不受尊重，不受尊重就没有信用，没有信用人民就不会跟从。所以君子的道，根本立于自身，用百姓来验证，考察三王的制度而不错误，建立于天地之间而不悖逆，质证于鬼神而没有疑惑，留待百世以后的圣人也不会迷惑。因此，君子一举动，世世代代都成为天下的道；一行动，世世代代都成为天下的法；一言语，世世代代都成为天下的准则。距离他远的人会有所仰望，亲近他的人不会厌弃。《诗经》说：“在那里没有人厌恶，在这里没有人嫌弃。早晚都这样，希望长久保持最终的声誉。”君子没有不是这样做的，却能很早就在天下获得声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