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道录卷之四十九
魏征上疏以为：文子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诚在令外。自王道休明，十有余年。然而德化未洽者，由待下之情，未尽诚信故也。今立政致治，必委之君子，事有得失，或访之小人。其待君子也，敬而疏，遇小人也，轻而狎。狎则言无不尽，疏则情不上通。夫中智之人，岂无小慧。然才非经国，虑不及远，虽、竭力尽诚，未免有败，况怀奸，究其祸，岂不深乎。夫虽君子不能无小过，而不害於正道，斯可略矣。既谓之君子，而复疑其不信，何异直木而疑其影之曲乎。陛下诚慎选君子，以礼信用之，何忧不治。不然，危亡之期，未可保也。上赐手韶褒美曰：昔晋武干昊之后，志意骄息。何曾位极台司，不能直谏，乃私语子孙，自矜明智。此不忠之大者。得公之谏，朕知过矣。当置之几案，以比韦弦。录曰：帝以征疏比韦弦，善矣。然不知韦之平，弦之直者，其休自正乎。抑矫揉之，而后能乎。则征之疏有所未尽，何也。盖表端而影自正，源洁而流自清。苟人主之心，一於诚信，则不言而化，不令而行，又何息待下之情，未能尽实耶。苟为不然，今曰虽以为君子，他日未叉不为小人。此太宗之世未能纯於三代，君子小人纷纭反覆，皆由君心未尽诚信故也。征知顾影而不求直木，与自比韦弦而不切平直之义，夫何殊哉。上谓王珪曰：卿#1识鉴精通，复善谈论。玄龄以下，卿#2宜悉加品藻，且自谓与数子何如。对曰：孜孜奉国，知无不为，臣不如房玄龄。才兼文武，出将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详明，出纳惟允，臣不如温彦博。处烦治剧，众务毕举，臣不如戴冑。耻君不及尧舜，以谏争为己任，臣不如魏征。至於激浊扬清，嫉恶好善，臣於数子，亦有微长。上保以为然，众亦服其确论。录曰：明主之世，人皆服义，故论定可试。庸暗之朝，是非混淆，故浮议沸腾。是时君臣相得，正犹手足腹心，叉待之以持行，资之以举动，以是施於耳目焉。有不得其真者乎。然则王珪之论，虽欲不确，乌得而不确。天后信重狄梁公，群臣莫能及，尝谓之国老而不名。仁杰好面引廷争，后每屈意从之。尝问：欲得一佳士用之，谁可者。对曰：文学酝籍，则苏味道、李娇固其选矣。必欲取卓荦奇材，则有刻州长史张柬之。其人虽老，宰相材也。太后擢之为洛州司马。数曰又问。对曰：前荐柬之尚未用也。后曰：已迁矣。对曰：臣所荐者宰相，非司马也。乃迁秋官侍郎，卒用为相。又尝荐夏官侍郎姚元崇，监察御史桓彦范，代州刺吏敬晖等数十人，率为名臣。或谓之曰：天下桃李，悉在公门矣。仁杰曰：荐贤为国，非为私也。录曰：狄门之桃李，万物之光辉也。后世之桃李，春风之斓慢也。观其所荐，则其笃菜之功，信可尚矣。张九龄以姚元之有重望，为上所信任，奏记劝其远谄躁，进纯厚，元之嘉纳其言。一日请序进郎吏，上仰视殿屋，再三言，终不应，元之惧，趋出。及罢朝，高力士谏曰：陛下新总万机，宰相奏事，当面加可否，奈何一不省察。上曰：朕任元之以庶政，大事当奏闻，郎吏卑秩，乃一一以烦朕耶。会力士宣事至省中，为道上语，元之乃喜，闻者皆服上识人君之休。录曰：此林甫、国忠之渐也。夫君子之心美，归于上，惟恐权出於己，小人之心欺，肆於众，惟恐权揽於君。郎史虽卑，不云．上应列宿乎。以是为烦於元之则可，於他人则否矣。且元之三渎不告，力士一言如响，至使朝廷之公言，反为省中之私语，欲人不弄权，其可得哉。一语默之问，可以知其必无终矣。为人上者，不可不察也。张守珪使安禄山讨奚契丹，禄山恃勇轻进，为虏所败，守珪奏请斩之，禄山临刑呼曰：大夫不欲灭奚契丹耶。奈何杀禄山。守珪亦惜其骁勇，欲活之，乃更执送京师。张九龄批曰：昔禳直诛庄贾，孙武斩宫嫔，守珪军令若行，禄山不宜兔死。上惜其才，敕令兔，官以白衣将领。九龄固争曰：禄山失律丧师，於法不可不诛。且臣观其貌，有反相，不杀必为后患。上曰：卿勿以王夷甫识石勒，枉害忠良。竟赦之。录曰：帝之言，所未解也。以为王衍果知石勒欤，则九龄之言，无足怪也；以王衍不知石勒欤，则禄山之枉，犹可疑也。夫既识，石勒矣，而又曰枉害忠良，何耶。是时乾坤已变，屯难将作，天故夺其聪明，瞽其心志。如所谓不仁而可与言，则何亡国败家之有。不然，岂既不识禄山，又不知思明乎。纵使昏暗而然，不应如是之颠倒也。肃宗至德二载，上皇思张九龄先见，为之流涕，遣中使至曲江祭之，厚恤其家。
译魏征上疏说：“文子说：‘说同样的话而人们相信，是因为说话以前就有信用；发布同样的命令而能够实行，是因为命令以外本来就有诚意。’自从王道兴盛清明以来，已经十多年了。然而德化还没有完全遍及天下，是因为对待臣下的情意还没有做到完全诚信。如今建立政事、达到大治，必定把事情托付给君子；事情有得失，却有时去询问小人。对待君子，恭敬却疏远；遇到小人，轻视却亲近。亲近则什么话都能说尽，疏远则内情不能上达。那些才智中等的人，难道没有一点小聪明吗？但他们的才能不足以治理国家，谋虑也不能达到长远，即使竭尽力量、奉献真诚，也难免失败，何况心怀奸诈的人，他们造成的祸害难道不深吗？君子虽不能没有小过错，却不妨害正道，这些就可以略过。既然称为君子，却又怀疑他不守信，和面对一棵直树却怀疑它的影子是弯的，有什么不同？陛下如果确实慎重选择君子，以礼相待并信任任用他们，还忧虑什么不能治理好？否则，危亡的期限就未必能够保全。”皇上亲手写诏书褒奖他说：“从前晋武帝平定吴国以后，志意骄纵懈怠。何曾官位到了三公，却不能直言进谏，只私下对自己的子孙说，自夸自己明智，这是最大的不忠。得到你的劝谏，我知道自己的过错了，应当把它放在几案上，作为韦弦之戒。” 《录》说：太宗把魏征的奏疏比作韦弦之戒，很好。然而他不知道，皮带的柔软、弓弦的刚直，是它们本来就如此，还是要经过矫揉加工以后才能如此？那么魏征的奏疏还有没有没有说尽的地方呢？大概树木端正，影子自然端正；源头清洁，水流自然清澈。假如君主的内心专一诚信，就会不言而教化、不下令而推行，又何必担心对待臣下的情意不能完全真实呢？如果不是这样，今天即使把某人当作君子，明天也未必不会把他当作小人。太宗的时代不能完全达到三代，君子小人纷纷反复，都是因为君主之心还没有完全诚信。魏征只知道观察影子，却不寻求使树木笔直；自己把自己比作韦弦，却没有切实明白柔韧与刚直的道理，这有什么不同呢？皇上对王珪说：“你的鉴识精深通达，又善于谈论。房玄龄以下的诸人，你都应当逐一加以品评，也姑且说说你自己同这些人相比怎么样。”王珪回答：“勤勉不懈地奉献国家，凡是知道的没有不去做的，我不如房玄龄；文武才能兼备，出将入相，我不如李靖；陈述政事详细明白，承接诏令恰当允当，我不如温彦博；处理繁杂、治理难事，各项事务都能办妥，我不如戴胄；以君主不能达到尧舜为耻，把谏诤当作自己的责任，我不如魏征。至于抑制坏人、表扬好人，憎恶邪恶、喜爱善良，我同这几个人相比，也有一点微小的长处。”皇上认为他说得对，众人也佩服他的确切评论。《录》说：在英明君主的时代，人人都服从公义，所以确定的评论可以拿事实来验证；在昏庸暗弱的朝廷，是非混淆，所以浮泛的议论沸腾。当时君臣相互投合，正如手足腹心；又以这样的方式对待臣下、借助他们来施行政事、推动行动，因此把这种作用施加于耳目。难道还会有不能得到真实情况的吗？既然如此，王珪的评论即使想不确切，又怎么能不确切呢？武则天信任重用狄梁公，群臣没有谁能比得上他，曾称他为国老而不直呼其名。狄仁杰喜欢当面引据道理、在朝廷上争辩，武后常常屈意听从。武后曾问：“我想得到一位好士人来任用，谁可以呢？”狄仁杰回答：“如果要文学修养深厚、气度宽博的人，苏味道、李峤当然是人选；如果一定要选拔卓越奇特的人才，那么有并州长史张柬之。他虽然年老，却是宰相之才。”太后提拔张柬之为洛州司马。几天后又问，狄仁杰回答：“我先前推荐的张柬之还没有被任用。”太后说：“已经升迁了。”狄仁杰说：“我推荐的是宰相，不是司马。”于是又升任张柬之为秋官侍郎，最终任用他为宰相。狄仁杰还曾推荐夏官侍郎姚元崇、监察御史桓彦范、代州刺史敬晖等数十人，他们大多成为名臣。有人对他说：“天下的桃李，全都出在您的门下了。”狄仁杰说：“推荐贤能是为了国家，不是为了私人。” 《录》说：狄仁杰门下的桃李，是照耀万物的光辉；后世所说的桃李，不过是春风中的绚丽景色。看他所推荐的人，就知道他培植贤才的功劳，确实值得尊崇。张九龄认为姚元之声望很高，受到皇上信任，便写奏记劝告他远离谄媚浮躁，趋向纯厚。姚元之欣然接受了他的意见。一天，姚元之请求皇上给郎官和吏员授官，皇上抬头看着殿屋，反复说话，却始终不回应，姚元之害怕，快步退出。退朝后，高力士劝谏说：“陛下刚刚总理万机，宰相上奏政事，您应当当面表示可否，为什么竟一点也不加以省察？”皇上说：“我把众多政务托付给姚元之，大事当然应当上奏；郎官、吏员官秩低微，难道也要一件件烦扰我吗？”适逢高力士传达事务到了中书省，把皇上的话告诉姚元之，姚元之才高兴起来，听到的人都佩服皇上识人为君的美德。《录》说：这就是李林甫、杨国忠势力逐渐形成的开端。君子的心地美善，功劳归于君主，只怕权力出自自己；小人的心地欺诈，便在众人面前放纵，只怕权力掌握在君主手中。郎官、吏员虽然官位低微，难道不是也应列于星宿之中吗？把这件事看成烦扰姚元之可以，但对其他人就不应该这样。况且姚元之三次陈说，皇上都没有答复；高力士一句话就得到回应，以至于朝廷的公言反而变成中书省里的私语。想让人不弄权，怎么可能呢？一次言语和沉默之间，就可以知道这件事必定没有好结局。做君主的，不可不察。张守珪派安禄山讨伐奚、契丹，安禄山仗恃勇力而轻率进兵，被敌军击败。张守珪上奏请求斩杀他。安禄山临刑时呼喊道：“大夫难道不想消灭奚、契丹吗？为什么要杀安禄山？”张守珪也爱惜他的骁勇，想让他活命，于是改为押送京师。张九龄批示说：“从前穰苴诛杀庄贾，孙武斩杀宫女；如果张守珪执行军令，安禄山不应免死。”皇上爱惜安禄山的才能，下令赦免他，让他以白衣身份充任将领。张九龄坚持争辩说：“安禄山违反军纪、丧失军队，按法律不能不杀。而且我看他的相貌，有反叛之相，不杀他必成为后患。”皇上说：“你不要因为王夷甫不识石勒的故事，就冤杀忠良。”最终还是赦免了安禄山。《录》说：皇帝的话，我不能理解。如果认为王衍确实认出了石勒，那么张九龄的话就没有什么奇怪；如果认为王衍没有认出石勒，那么安禄山被冤枉，仍然值得怀疑。既然已经认出了石勒，却又说这是冤害忠良，为什么呢？当时天地气运已经变化，艰难祸乱将要发生，上天故意夺走了他的聪明，使他的心志昏瞆。正如所说，如果不仁之人也可以同他谈论，那么又怎么会有亡国败家的事呢？否则，难道是既没有认出安禄山，又不知道史思明吗？即使昏暗糊涂到了这种地步，也不应当颠倒得如此严重。肃宗至德二载，太上皇想起张九龄当年的先见之明，为他流泪，派中使到曲江祭奠他，并优厚地抚恤他的家属。
录曰：九龄前后之言，判若筮龟，帝不惟不信而反疑之。然则李腹之剑，非其自弄，帝弄之也，口蜜之甜，非其自尝，帝尝之也。虽然，为小人之所愚在於目前，而君子之取信多於身后。目前者如腥膻污秽，当时掩鼻已多；身后者如药石针砭，万世击节不置。此不徒下蜀中之泪，而至今高曲江之风也欤。代宗永泰元年，回纥吐蕃兵围泾阳。时仆固怀恩死，二虏争长，不相睦，分营而居，回纥在城西。郭子仪使牙将李元瓒往说之，欲与共击吐蕃，回纥不信，曰：郭公何在，汝给我耳。若果在此，可得见乎。光瓒还报，子仪曰：今众寡不敌，难以力胜，不若挺身往说，可不战而下也。遂与数骑开门而出，使人传呼曰：令公来。回纥大惊，大帅药葛罗，可汗弟也，执弓贯矢立於陈前，子仪免冑释甲投枪而进，诸酋长相顾曰：是也。皆下马罗拜，子仪亦下马，前执葛罗手，让之曰：汝回纥有大功於唐，唐之报汝，亦不薄，奈何负约，深入吾地，弃前功，结怨仇，何其愚也。且怀恩叛君弃母，於汝国何有。今吾挺身而来，听汝杀我，我之将士必致死与汝战矣。葛罗曰：怀恩欺我言：天可汗已晏驾，令公亦损馆，中国无主。我是以敢与之来。今知天可汗在上都，令公复总兵，怀恩又为天所杀，我曹岂肯与令公战乎。子仪乃说之曰：吐蕃无道，乘我国有乱，不顾舅甥之亲，吞噬我边鄙，焚荡我畿甸，其所掠之财，不可胜戴，此天以赐汝。葛罗曰：吾为怀恩所误，负公诚探。今为公尽力击吐蕃，以谢过。回纥观者稍前，子仪麾下亦进，复．挥手却之，因取酒与共饮，遗之绢三千疋，竟与定约而还。吐蕃闻之，夜引兵遁去，葛罗帅众追之，子仪使白元光帅精骑，与之共#3战於灵台西源，大破之。录曰：愚观子仪是举，非特诚信使然，可以见其气吞华夷，量包中外者欤，与区区免冑见虏者异矣。韩愈为潮州刺史，询民疾苦，皆曰：郡啾水有鳄鱼，其长数丈，食民畜，产将尽。居数日，愈往视之，炮一豚一羊投之，并为文以告，约其尽三日南徒于海，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终不肯徒。刺史则选材仗壮夫操劲弩毒矢，与鳄鱼从事。是夕有暴风雷起漱中，数日渊水尽涸，徒於旧揪之西六十里，自是潮无鳄鱼之患。转兵部侍郎。镇州乱，杀田弘正，而立王延赓，诏愈宣抚。既行，众皆危之。愈至，延赓严兵近之，愈大声曰：天子以公为将帅，故赐以节，岂意同贼反耶。语未终，士前奋曰：先太师为国击，朱滔血衣犹在，此军何负，乃以为贼乎。愈曰：以为尔不记先太师也。若犹记之，固善。天宝以来，安禄山、史思明、李希烈等，有子若孙在乎，亦有居官者乎。众曰：无。愈曰：田公以魏博六州归朝廷，官中书令，父子受旗节，刘悟、李佑皆大镇，此尔军所共闻也。众曰：弘正刻，故此军不安。愈曰：然尔曹亦害田公，又残其家矣。复何道。众谁曰：善。廷赓因曰：今欲廷赓何所为。愈曰：神策六军将，如牛元翼者为不之，但朝廷顾大休，不可弃之，公久围之，何也。廷凌曰：即出之。愈曰：若尔，则无事矣。会」兀翼亦溃围出，廷凌不追。愈归奏其语，帝大悦。录曰：《易□中孚》曰：信及豚鱼。又曰：利涉大川，乃化邦也。夫鱼，宴然冈觉之物也，孚信能感於鱼，则何事不可济，何物不可化哉。虽以蹈水火可也，虽以临不测亦可也。故曰：利涉大川也。当是时，廷奏虽矫悍不道，不过亦若人尔，以愈之忠信，能服其心，故罐然听命，非有他道。故又曰：乃化邦也。人可不自勉乎。抑苏子有言：公之精诚，能开衡山之云，而不能回宪宗之惑，能驯鳄鱼之暴，而不能弥皇甫转、李逢吉之谤；能一信南海之民，庙食百世，而不能一日安於朝廷之上。盖公之可能者，天也，其不可能者，人也。其言益备，故并录之。《宋史》：太祖谓赵普曰：天下自五季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凡八姓十二君，僭窃相踵，斗战不息，生民涂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建国家长久之计，其道何如。对曰：陛下之言及此，天地人神之福也。此无他，方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今欲治之，宜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则天下自安矣。时石守信、王审琦等，皆上故人，有功，典禁卫兵，一日晚朝毕，因与饮酒，酣，太祖屏左右曰：朕非卿等不及此。然天子亦大艰难，殊不若节度使之乐，朕终夕未尝安枕。居此位者，谁不欲之。守信等顿首曰：陛下何为出此言。今天命已定，谁敢有异心。祖曰：固然。其如麾下，欲富贵何。守信等泣曰：臣等愚，不及陛下，一反矜指示可生之途。祖曰：人生如白驹过隙，所以好富贵者，不过欲多积金钱，厚自娱乐，使子孙无贫乏耳。
译《录》说：九龄前前后后的话，判定起来就像蓍草和龟甲占卜一样明白，但皇帝不但不相信，反而怀疑他。这样说来，李腹中的剑，并不是李腹自己玩弄的，而是皇帝在玩弄；口中蜜糖般的甜言，也不是李腹自己品尝的，而是皇帝在品尝。虽然如此，小人欺骗别人，往往只在眼前；君子取得信任，却多在身后。眼前的情形如同腥膻污秽之物，当时已经使人多次掩鼻；身后的影响如同药石针砭，千秋万世都令人击节赞叹。这不只是使后人流下哀悼蜀中的眼泪，而且直到今天还在推重曲江的风范，不正是这样吗？唐代宗永泰元年，回纥和吐蕃的军队包围泾阳。当时仆固怀恩已经死去，回纥和吐蕃两军争夺长短，彼此不和，分营驻扎；回纥驻在城西。郭子仪派牙将李元瓒前去劝说回纥，想和他们共同攻打吐蕃。回纥不相信，说：“郭公在哪里？你只是来欺骗我罢了。如果他果真在这里，可以让我见见吗？”元瓒回来报告，子仪说：“如今敌众我寡，难以凭力量取胜，不如亲自前去劝说他们，也许不用交战就能使他们归服。”于是他带着几名骑兵打开城门出去，派人传呼：“令公来了。”回纥大为震惊。回纥大帅药葛罗是可汗的弟弟，他拿弓搭箭，站在阵前。子仪摘下头盔，脱下铠甲，放下长枪走上前去。各部酋长互相看着说：“确实是他。”于是都下马列队行拜礼，子仪也下马，上前握住葛罗的手，责备他说：“你们回纥对唐朝有大功，唐朝报答你们也不薄，为什么背弃盟约，深入我国境内，抛弃以前的功劳，结下怨仇，实在太愚蠢了。况且怀恩背叛君主、抛弃母亲，对你们国家有什么好处？如今我挺身而来，任凭你们杀我；我的将士一定会拼死同你们作战。”葛罗说：“怀恩欺骗我，说天可汗已经驾崩，令公也死在馆舍之中，中原无主。因此我才敢跟着他来。” “现在我们知道天可汗在上都，令公又统领军队，怀恩也被上天杀死了，我们这些人哪里肯同令公交战呢？”子仪于是劝说道：“吐蕃无道，趁我国有乱，不顾舅甥之间的亲情，吞食侵扰我国边境，焚烧荡平京畿地区；他们所掠夺的财物，多得无法计算。这些正是上天赐给你们的。”葛罗说：“我们被怀恩误导，辜负了您的真诚，实在惭愧。现在愿意替您尽力攻打吐蕃，以此谢罪。”回纥中观看的人渐渐上前，子仪部下也向前进逼；【原文“复．挥手却之”有异文或标记疑误】他又挥手让部下退下，便取酒与葛罗共同饮用，送给他绢三千匹，最终订立盟约后返回。吐蕃听说此事，连夜带兵逃走；葛罗率众追击，子仪派白元光率精锐骑兵同他在灵台西源交战，大败吐蕃。《录》说：我看子仪这次行动，不能只说是诚信所造成的；从中还可以看出他气吞华夷、度量包容中外的气概吧，这同那种小心翼翼摘下头盔去见敌虏的做法不同。韩愈任潮州刺史时，询问百姓的疾苦，大家都说：“郡城水中有鳄鱼，身长数丈，吃百姓的牲畜，牲畜快要被吃光了。”过了几天，韩愈前去察看，烧了一头小猪、一只羊投入水中，并写了一篇文章告诫鳄鱼，约定它三天内向南迁到海里；三天不能迁，就限五天；五天不能迁，就限七天；七天仍不能迁，那就是始终不肯迁走。刺史于是挑选木材，命强壮的男子拿着强弩和毒箭，同鳄鱼作战。当晚突然刮起暴风，雷声在水中轰鸣；几天后，潭水全部干涸，鳄鱼迁到旧鳄鱼潭以西六十里的地方。从此潮州没有鳄鱼的祸患。韩愈后来转任兵部侍郎。镇州发生叛乱，杀死田弘正，拥立王延赓，皇帝下诏命韩愈前去宣抚。韩愈出发后，众人都替他担忧。韩愈到达后，王延赓严整军队接近他。韩愈大声说：“天子任命您为将帅，所以赐给您旌节，难道是要您同叛贼一起反叛吗？”话还没有说完，士卒上前激昂地说：“先太师曾为国出战，朱滔的血衣还在；这支军队有什么罪，竟被当作叛贼吗？”韩愈说：“我以为你们已经不记得先太师了。如果还记得，那就很好。天宝以来，安禄山、史思明、李希烈等人的子孙还在吗？还有在朝廷做官的吗？”众人说：“没有。”韩愈说：“田公以魏博六州归附朝廷，官至中书令；父子都接受旌节；刘悟、李佑都成为大镇节度使。这些都是你们全军共同听说过的事。” 众人说：“田弘正刻薄，所以这支军队不得安宁。”韩愈说：“可是你们也杀害了田公，又残害了他的家属，这又有什么可说的？”众人都说：“好。”王延赓于是说：“现在想让我做什么？”韩愈说：“神策六军的将领，如牛元翼这样的人，你们不应当把他当作敌人；只是朝廷顾念大局，不可抛弃他。您长期包围他，为什么呢？”王延赓说：“立即放他出来。”韩愈说：“这样就没有事情了。”恰逢牛元翼也冲破包围出来，王延赓没有追赶。韩愈回朝报告这些话，皇帝非常高兴。《录》说：《易经·中孚》说：“诚信可以感及豚鱼。”又说：“利于渡过大河”，这样才能感化邦国。鱼是安然无知觉的东西；诚信尚且能够感动鱼，那么还有什么事不能办成、什么东西不能感化呢？即使因此蹈水赴火也可以，即使因此面对不可测的危险也可以。所以说“利于渡过大河”。当时王延赓虽然强横不守道义，但也不过是这样一个人罢了；韩愈凭借忠信能够使他心服，所以他顺从地听命，并没有别的办法。因此又说“于是能够感化邦国”。人难道可以不勉励自己吗？或者苏轼曾说：韩公的精诚，能够拨开衡山的云，却不能扭转宪宗的迷惑；能够驯服鳄鱼的暴虐，却不能平息皇甫湜、李逢吉的诽谤；能够使南海百姓一致信服，享受百世的祭祀，却不能使自己有一天安稳地处在朝廷之上。大概韩公能够做到的，是天意；他不能做到的，是人事。他这番话更加完备，所以一并记录下来。《宋史》记载：宋太祖对赵普说：“自从五代以来，几十年间，帝王一共有八姓十二位君主，僭越篡夺接连不断，战争不止，百姓死伤遍地。这是什么缘故？我想停止天下的战争，建立国家长久的计划，应当采取什么办法？”赵普回答：“陛下能想到这些，是天地人神的福分。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藩镇权力太重，君弱臣强罢了。如今想治理它，应当逐渐削弱他们的权力，控制他们的钱粮，收缴他们的精锐兵力，那么天下自然就会安定。”当时石守信、王审琦等人都是太祖的旧友，有功劳，掌管禁卫军。一天退朝后，太祖同他们饮酒，酒意正浓时，太祖屏退左右说：“没有你们，我不能取得今天的地位。然而做天子也非常艰难，远不如做节度使快乐；我整夜都不能安睡。处在这个位置上的人，谁不想得到它呢？”石守信等叩头说：“陛下为什么说出这样的话？如今天命已经确定，谁敢有异心？”太祖说：“固然如此，但你们的部下想要富贵，又该怎么办呢？”石守信等哭着说：“我们愚昧，不能像陛下这样，求您指示一条可以保全生命的道路。”太祖说：“人生如白驹过隙，所爱富贵，不过是想多积累金钱，充分自我享乐，使子孙不至于贫困罢了。”
卿等何不释去兵权，出守大藩，择便好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远不可动之业，多买歌儿舞女，日夕饮酒相欢，以终其天年。朕与卿等约为婚姻，君臣之问，两无猜疑，不亦善乎。守信等皆谢曰：陛下念臣至此，所谓生死而骨肉也。明日皆称疾，乞罢典兵。录曰：陈桥之事变，起於仓卒，五代相袭之旧也。兵权之释，息销於未然，大宋不拔之基也。《易》曰：央，扬於王庭，孚号有厉。象曰：扬於王庭，柔乘五刚也。孚号有厉，其危乃光也。夫小人之乱极矣，循环损益，天故笃生大有作为之君，又得出乎其俯之臣，刚明果决，乾道盛备，阴柔消灭。故能显行於朝廷，使人明知去就之义，进退之几。其至诚孚信，既非挟诈任卫，而泱汗大号，亦非阴谋谲计。此所以异於蹑足扮耳，诛酿夷灭。而宋之家法，光於汉唐，非此之谓乎。赵普为相，以天下为己任。太祖倚任之事，无大小，悉咨决焉。尝荐人为官，不许，明日复奏，亦不许。又以其人奏，太祖怒，裂碎奏牍掷地，普颜色不变，跪而拾之。他日补缀旧牍，复奏如初，上乃悟，卒用其人。又有小臣当迁官，以素恶其人，不与晋，坚以为请，上怒曰：朕固为不迁，卿若之何。普曰：刑以惩恶，赏以酬功，古今通道也。且刑赏，天下之刑赏，陛下岂得以喜怒专之。由是怒甚，起入宫，亦复随之，久之不去，竟得俞允。其刚毅笃信，类如此。录曰：补缀旧牍，盛时之事也。普可谓无负於荐贤矣。何独於榻前之署，而忍裂断之乎。是时艺祖当乾，普方以社稷自任，其私心未动，利害未萌，故能尽忠所事。及再相之后，私心已动，利害已萌，由是不能不以得丧为爱恶也。虽然，若以他人观之，惟脊好恶，罔敢异同，岂有再三之渎，补缀之章乎。若普者善，非能悟帝，乃帝能悟普也。吴越王淑闻唐亡而惧，乃与妻孙氏，子惟浚，孙承佑来朝，太祖赐礼贤宅以居，亲幸宴之，信任不疑。留两月遣还，赐以黄袱，封识甚固。戒曰：途中宜密观。及启之，则皆群臣乞留淑章疏也。椒益感惧。既归视事，命徒坐於东偏，曰：西北者，神京在焉。主上信我，而我敢不敬乎。每修贡，必列於庭焚香，而后遣之。录曰：帝之归恢，其惩于铉之论煜欤。他人之鼾睡，既不能容，在己之独觉，又不可信，徒狗君臣之情惑，而无明炳之远图，一旦如有铉者，则帝之辞屈矣。以此示信。至於异日，尚留而弗遣，则二帝量之浅深，德之厚薄，又可见矣。王文正公为相，上益亲信，言无不从，几大臣奏请，必问王日一以为何如，然后施行。日一慎守祖宗法度，无所变更。每询访四方利病，或使疏其言而献之。观才所长，密籍其名，不复与见。遇有差除，必先疏三人姓名，以请所用者，帝以笔点之，同列不知，故惟旦奏，无不俞允焉。录曰：真宗之信王旦，岂诚心与直道欤。始也媚之，以固结其心；终也信之，以成就其志。向使旦不能任帝之诈，帝亦岂能信旦之言乎。以为近密则可，队为慎守则未也。盖慎者，当官之义，自始至终，不容一毫苟且，而可贻临投之悔耶。观者当默识之。《名臣录》：张忠定公前后治蜀，皆以恩信，民鼓舞相庆，如赤子久失父母而复来也。既至，易严以宽，凡令下，人情慰惬，蜀郡大治。上曰：得咏在蜀，朕不复有西顾之忧。其见信任如此。尝问李畋曰：百姓果信我否。对曰：侍郎威惠及民，民安得不信。公曰：前一任，则未也。此一任，应稍稍耳。只此一个信字，五年方得成。又曰：子异日为政，信及於民，然后教之。言及於义，然后劝之。动而有礼，然后化之。静而无私，然后民安而乐业矣。仃斯四者在，先率其身。王沂公尝言：人之操履，无若诚实，夷险可以一致。其再莅大名治政，益信於人。民居军伍，咸画像以事之。时虏使往来入境，皆云：此府王公在焉，必沐浴洁服而入。杜祁公平生直谅，忠信取重天下。尝曰：衍历年多，任事久，上为君上所知，次为朝野所信。故几事得以伸其志。又曰：自在幕府，至於监司，人尚一不信。及为三司副使，累於上前执奏不移，人始信之。复至公待物，乐与人善。既知其人，则无复毫厘疑问。始琦为枢副，论难一二事，公不乐。久之，相亮每事门曰：谏议曾看否。看，便将来押字。琦益为之尽心，不敢忽。以此见其自信信人，不易得有如此。录曰：三公者，国之着蔡，时之柱石也。而自信信民，上而君长，次而同列，不易得如此。然则，君子可不益自勉哉。益自勉哉。弘道录卷之四十九 竟＃１＃２『卿』 原作『乡』，据文义改。＃３『共』原作『供』，据文义改。弘道录卷之五十信君臣之信
译“你们为什么不交出兵权，出任大藩镇，选择方便的地方买田置宅，为子孙建立永远不可动摇的产业；再多买歌儿舞女，早晚饮酒相欢，以终其天年？我同你们约定结为婚姻，君臣之间彼此没有猜疑，不也是好事吗？”石守信等人都拜谢说：“陛下顾念臣下到了这样的地步，真是使人死生相托、亲如骨肉。”第二天，他们都称病，请求解除掌兵之职。《录》说：陈桥的事变发生得仓促，是五代相互沿袭的旧习。交出兵权，把祸患消除在尚未发生之时，正是大宋不可动摇的根基。《易经》说：“夬卦，在王庭宣扬，诚信发出号令而有危险。”卦象说：“在王庭宣扬”，是阴柔乘凌五阳；“诚信发出号令而有危险”，说明危险于是显明。小人的祸乱已经到了极点，盛衰循环、损益相因，所以上天特意降生一位大有作为的君主，又使他得到赵普这样的臣子：刚强明断，果敢决断，乾道充分具备，阴柔之气消灭。因此能够把道理公开施行于朝廷，使人明白进退取舍的道理和时机。他极其真诚守信，既不是挟持欺诈、任意卫护，也不是用虚张声势的号令和阴谋诡计。这就是他不同于暗中踩足、突然发动，诛杀并灭绝异己之处。宋朝的家法，比汉唐更为光明，难道不正是说这个吗？赵普担任宰相，把天下视为自己的责任。太祖倚重任用他，事情无论大小，都全部向他咨询决断。赵普曾推荐一个人做官，太祖不批准；第二天他又上奏，仍然不批准。赵普又拿这个人的事上奏，太祖发怒，把奏牍撕碎扔在地上。赵普面色不变，跪下拾起碎片。过些日子，他把旧奏牍补缀好，又像原来一样上奏，皇帝才醒悟，最终任用了那个人。又有一个小臣应当升官，赵普因为平素厌恶此人，不愿给他晋升；赵普却坚持请求。皇帝发怒说：“朕本来就决定不让他升迁，你还想怎么样？”赵普说：“刑罚是用来惩治罪恶的，赏赐是用来酬报功劳的，这是古今共同的原则。况且刑罚和赏赐，是天下的刑罚和赏赐，陛下难道能凭自己的喜怒独断吗？”皇帝因此更加愤怒，起身进入内宫，赵普也跟随而去，长久不肯离开，最终得到皇帝的批准。他刚毅而笃信，类似这样的事很多。《录》说：把旧奏牍补缀起来，是赵普在盛年时的事情。赵普可以说没有辜负推荐贤人的责任。为什么偏偏在皇帝面前签署的奏章，却忍心把它撕碎呢？当时宋太祖正当乾健之时，赵普也正把社稷视为己任；他的私心还没有发动，个人利害还没有萌生，所以能够竭尽忠心侍奉君主。等到他第二次任宰相以后，私心已经发动，利害已经萌生，因此不能不以个人得失来决定喜爱或厌恶。即使如此，如果换作别人，只是依顺自己的好恶，哪里敢有不同意见，又哪里会有再三进谏、补缀奏章的事呢？像赵普这样的人固然很好，但并不是他使皇帝醒悟，而是皇帝能够使赵普醒悟。吴越王钱俶听说唐朝灭亡后感到恐惧，于是带着妻子孙氏、儿子惟浚、孙子承佑来朝见。太祖赐给他们礼贤宅居住，亲自前去设宴款待，信任而不猜疑。留了两个月后送他们回去，又赐给他一个黄绢包裹，封口标记得非常牢固，并告诫说：“路上应当秘密查看。”打开后，原来都是群臣请求留下钱俶的奏章。钱俶更加感到恐惧。回去处理政事后，他命人把座位安排在东边，说：“西北方向就是神京所在。主上信任我，我怎敢不敬重呢？”每次修缮贡物，必定陈列在庭院中焚香，然后才派人送去。《录》说：皇帝归还钱俶，是不是因为受到徐铉议论李煜的启发呢？他连别人鼾睡都不能容忍，自己独自清醒时又不肯相信别人，只是使君臣之间的情感陷入疑惑，却没有光明远大的谋略；一旦遇到徐铉这样的人，皇帝的言辞就会理屈。皇帝以此表示信用。至于后来又把钱俶留下而不遣返，那么两位皇帝器量的深浅、德行的厚薄，也可以从中看出来了。王文正公任宰相时，皇帝更加亲近信任他，他的话没有不听从的。几位大臣上奏请求办事，皇帝一定先问王旦认为怎样，然后才施行。王旦谨慎地遵守祖宗的法度，没有什么变更。皇帝每次询问四方的利弊，有时让人把意见分类记录后呈上；观察其中人才的长处，暗中记下姓名，不再让他们进见。遇到任命官员时，王旦一定先列出三个人的姓名，说明请任用谁；皇帝用笔点定其中一人，同列大臣并不知道，所以只要王旦上奏，没有不获准的。《录》说：宋真宗信任王旦，难道真是因为真心和正道吗？开始时是用亲媚来固结他的心，最后才是真正信任他，以成就他的志愿。假如王旦不能承受皇帝的欺诈，皇帝又怎么能够相信王旦的话呢？说他接近机密之事还可以，说他始终谨慎守正，却未必如此。所谓谨慎，是任官尽职的道义，从始至终都不容有一丝苟且，难道可以留下临终时的悔恨吗？读者应当默默记住这一点。《名臣录》记载：张忠定公前后治理蜀地，都依靠恩德和信用，百姓欢欣鼓舞，互相庆贺，就像失去父母很久的孩子重新见到父母一样。他到任后，把严厉改为宽厚；凡是命令下达，民情都得到安慰和满足，蜀郡于是大治。皇帝说：“有张咏在蜀地，朕不再有西顾之忧。”他受到的信任就是这样深。张咏曾问李畋：“百姓果真信任我吗？”李畋回答：“侍郎的威严和恩惠施及百姓，百姓怎么会不信任您？”张咏说：“我前一次任职时，还没有达到；这一次任职，大概才稍稍达到罢了。只是这一个‘信’字，五年才取得。”他又说：“你将来处理政务，先要使信用达到百姓那里，然后才能教导他们；言语合乎义理，然后才能劝勉他们；行动合乎礼，然后才能感化他们；内心安静而没有私心，然后百姓才能安定并乐于从事自己的事业。这四点都具备时，先从自身做起。”王沂公曾说：“人的操守履行，没有比诚实更重要的；无论平坦还是艰险，都可以始终如一。”他再次到大名治理政务，更加得到人们的信任。百姓和军士都画他的像来供奉他。当时辽国使者往来进入境内，都说：“王公在此府中，我们一定要沐浴后穿洁净衣服再进去。”杜祁公平生正直诚实，凭忠信取得天下人的敬重。他曾说：“我任职多年，处理政事很久；第一是得到君上的知遇，第二是得到朝廷内外的信任。” “所以许多事情能够实现自己的志向。”他又说：“我从任幕府属官到担任监司，人们还一概不信任我；等到担任三司副使，多次在皇帝面前坚持上奏而不改变立场，人们才开始信任我。”杜公待人非常宽厚，乐于同别人交好。一旦了解了某个人，就不再有丝毫疑问。起初我担任枢密副使，曾同杜公争论一两件事，杜公不高兴。过了很久，杜公每件事都要问：“谏议曾经看过了吗？”如果看过，就拿来签字。我因此更加尽心，不敢疏忽。从这里可以看出，他既相信自己、又相信别人，实在难以有这样的人。《录》说：三公是国家的显著栋梁、时代的柱石。而像这样自信并使百姓信任，上则得到君主信任，下则得到同列信任，实在难得。既然如此，君子难道不应该更加勉励自己吗？更加勉励自己啊！《弘道录》第四十九卷，完。＃１＃２“卿”字，原作“乡”，根据文义改正。＃３“共”字，原作“供”，根据文义改正。《弘道录》第五十卷。信。君臣之间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