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道录卷之十九

译金日磾本是匈奴休屠王的太子。他的母亲阏氏教诲儿子很有法度。金日磾奉养母亲，尽行孝道。汉武帝听说后赞赏他，下诏把他的像画在甘泉宫。金日磾每次经过看见画像，常常拜伏哭泣，然后离去。后来金日磾的长子做了武帝的弄儿，长大以后，竟在殿下和宫人嬉戏。金日磾恰好看见，便把他杀了。皇帝大怒。金日磾详细说明缘由，皇帝为之哭泣，心中却更加敬重金日磾。《弘道录》说：以我看金日磾的事情，才知道夷狄之中有父母亲属的，不如中原诸夏中竟有忘亲之人。成季的功勋、宣孟的忠诚，却没有享受祭祀，是因为原同与平括淫乱于庄姬。康叔的后裔，祭祀融的宗庙而最终灭亡，是因为公子顽与君主的母亲私通。何况在殿廷之上，面对什么地方、什么人，可以和宫人亲近而装作没有听见呢？金日磾与霍光，归根到底都是没有学问的人。难道只是霍光没有识见，而金日磾有识见吗？不过是该断而断、该忍而不忍的区别罢了。所以说：应当决断而不决断，反而会受到祸乱；又说：小事不能忍耐，就会扰乱大计。这些话，即使不学习，也可以明白。韦贤和他的儿子韦玄成，都凭借精通经学而做到丞相。因此邹、鲁之间有话说：留给儿子黄金，不如留给他一部经书。韦贤为人质朴少欲，专心于学习，被称为大儒；被征召为博士，奉诏教授皇帝《诗经》。所以宣帝时，他很受尊重。本始三年，任丞相，封扶阳侯。在位五年，因年老多病请求退休归家。丞相退休的制度，从韦贤开始。韦玄成尤其谦逊，礼贤下士。他的哥哥韦弘任太常丞，按理应当承袭爵位；等到韦贤病重，家人把玄成的情况上报，皇帝下诏召见并授爵，玄成推辞退避，迫不得已才接受爵位。宣帝称许他的节操，任命他为河南太守，韦弘为东海太守。当初皇帝宠爱的妃子张捷喜欢男孩，淮阳宪王喜欢政事，通晓法律。皇帝惊异于他的才干，有意立他为太子；但因为太子出身微贱，又很早失去母亲，所以不忍心这样做。过了很久，皇帝想要感化他，认为宪王应当辅以懂礼让的大臣，于是任命韦玄成为淮阳中尉。到元帝即位，十年之间，韦玄成终于继承父亲担任丞相，封侯。韦氏家族因此荣耀于当世。《弘道录》说：汉代凭经学而居丞相之位的，自公孙弘以后，只有韦氏父子。韦贤年老而仍掌权居位，五年后能够顺利请求退休，当时被视为美谈，更何况他还能有什么建言呢？韦玄成在位七年，守正持重不如他的父亲，但文采胜过父亲。以宰相的职责来说，上要承接天地之道，下要养育万物，如果只以文采来任职，那不过是学士的选择罢了。这就是汉朝直到灭亡，宰相事业没有声名的原因：不是一味循规自保，就是因循旧事。治道止步于此，也就不奇怪了。《史记》记载：太史公司马谈在建元、元封年间任职，哀叹学者不能通达而各自以偏见为师，于是论述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的要旨。太史公掌管天官，不治理百姓。他有个儿子叫司马迁，出生在龙门，在黄河以南耕作放牧。十岁诵读古文，二十岁南游江、淮，上会稽山，探访禹穴，登九疑山，泛舟沅水、湘水；向北渡过汶水、泗水，在齐、鲁都城讲习学业，观察孔子的遗风，经过梁、楚后返回。于是司马迁出仕为郎中，奉使命向西巡视巴、蜀以南地区，回来复命。这一年天子开始建立汉家的封禅制度，而太史公滞留周南，不能参加此事，因此发愤不平，临近死亡。司马迁恰好出使回来，在河、洛之间见到父亲。太史公拉着司马迁的手哭着说：我的先祖是周王室的太史，从上世以来，曾在虞、夏显扬功名，掌管天官之事。后来后代逐渐衰落。如今皇帝承接千年的传统，封禅泰山，而我不能随从，这是命运啊。我死以后，你一定要做太史。做太史，不要忘记我想要论述和撰写的事情。天下人都称颂周公，说他能够论述歌咏文王、武王的德行，宣扬周公、召公的遗风，通达太王、王季的思虑，以及公刘的事业，以此尊崇后稷。幽王、厉王以后，王道缺失，礼乐衰败；孔子修订《春秋》，学者直到今天仍以它为准则。自获麟以来四百多年，诸侯相互兼并，史书记载散失断绝。如今汉朝兴起，天下统一，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如果我身为太史却不加以论述记载，就是废弃天下的文献，我对此非常恐惧。你要记住啊！司马迁低头流泪说：小子不聪敏，请让我全部论述先人编次的旧闻，不敢有所缺漏。三年后，司马迁任太史令，阅读石室、金匮中的书籍，不背弃先人所说的“述说旧事、整理世代流传的史实”，而不是所谓创作。于是编次这些文献。七年后遭遇李陵之祸，退居后深思《诗》《书》中含蓄隐约的意义，想完成自己的志愿。过去西伯被拘禁在羑里，推演《周易》；孔子困厄于陈、蔡，作《春秋》；屈原被放逐，写《离骚》；左丘明失明，写成《国语》；孙膑被剜去膝盖，论述《兵法》；吕不韦迁居蜀地，世间流传《吕览》；韩非被囚禁于秦国，写《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是贤人圣人发愤而创作的。因此叙述过去的事情，思考将来的人。最终从陶唐以来写到获麟为止，从黄帝开始，撰写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共一百三十篇，藏在名山，副本存于京师，以等待后世圣人君子。《弘道录》说：考察司马迁的自述：汉朝承接五帝末流，继承三代的统绪。秦朝毁灭古代文献，明堂、金匮、石室、玉版中的图籍散乱。汉朝兴起后，经过萧何、韩信、张苍、叔孙通等人，百年之间，文教逐渐兴盛，《诗》《书》往往重新出现。当时天下遗失的文章、古代的事情，没有不汇集到太史公那里；太史公一代接一代地承担编纂史书的职责，本来是有所承受的。然而他仍因党锢之祸而发愤，完成一百三十篇的著作。后来的学习者，难道敢面对墙壁、闭目塞听吗？到了班氏继续撰写史书，完全采用他的文字；后来杜预作《通典》、郑樵作《通志》、马端临作《通考》，诏令允许三馆珍惜书籍，尚书供给纸笔抄写。司马光作《通鉴》，朱熹作《纲目》，胡安国作《春秋传》，门人以及他们的子弟、女婿都共同编纂校订。唉，这是多么兴盛啊！如今有的人志向可以勉力实现，但才力所能建立的已经不能勉强；才力可以勉强，但书中记载的内容已经不能勉强；自己认为可信，但世人的喜好已经不可信，那也只是空有志向罢了。君子不能只羡慕古人的才华，也不能甘心走今人自我限制的老路；在可以努力的地方努力，在可以准备的地方准备，在可以相信的地方相信，这样或许就能形成一家自己的言论。

译刘向有三个儿子，刘伋、刘赐都喜欢学习，只有刘饮最为知名。父子都喜好古学，奉诏主持校勘秘书，讲论六艺、传记、诸子、诗赋、数术、方技，没有不研究的。刘向去世后，刘饮又主持校订五经，完成父亲未竟的事业。他起初都研究《易经》。宣帝时，奉诏学习《谷梁春秋》，又见到古文《春秋左氏传》，因此非常喜爱。起初《左传》中有许多古字古语，学者只作训诂解释。到这时，他便引用传文来解释经文，彼此发明义理，因此章句和义理都完备了。他又沉静有谋略，博闻强记，见识远胜常人。他曾认为左丘明的好恶与圣人相同，是亲自见过孔子的人；而公羊、谷梁列于七十子之中，只是传闻者与亲见者之间，详略有所不同。有人多次以此诘难刘向，刘向也不能驳斥。《弘道录》说：班固在赞语中说：仲尼称赞子产，此后撰写文章的人，只有孟轲、孙况、董仲舒、司马迁、刘向、扬雄。这几位先生都博学多闻，通达古今；他们的言论对世道有所补益。古书说：圣人不出世，其中一定有承当时代使命的人。刘氏的《洪范论》阐发《洪范大传》，说明天人感应；《七略》剖析文章典籍，综合百家源流；《三统历谱考》推算日月五星的运行度数，也有意于推究根本。唉！刘向谈论山陵之戒，今天考察起来，实在令人悲哀。指出明堂梓柱以推知兴废，兴亡就清楚可见了。这难道不是因为正直诚信、博闻多识，才使人有所增益、有所观察吗？班固所说的，以及刘向前后上奏的密封奏章，都忠诚精纯、恳切深厚，上天为什么不保佑他呢？然而最终只留下空言，大概是上天要废弃他，并非人力所能改变。刘骏改名应谶而成为师，向□□□□□求取宠幸，实在可惭愧。《东汉书》记载：郑玄告诫儿子郑益恩说：我家过去贫穷，父母和兄弟都不能容纳我，我便出外做供人役使的小吏，游学于周、秦的都城之间，往来于幽州、并州以及冀、豫一带，得以拜见在位的通人，亲近闲居的大儒，常常拱手请教，得到他们的传授。于是广泛考察六艺，粗略阅览传记，有时还看到秘书、纬书、方术中深奥的内容。年过四十，才回家奉养父母。因党锢之禁被禁锢了十四年。公车再次征召时，多次与名臣并列，早已可以做宰相。那些名公都有美德，能够胜任辅佐君王之臣，所以应当依次任用。我自己揣度，不能胜任这些职位，只是想到要述明先圣的本意，整理百家不齐整的学说，也希望竭尽自己的才力。然而黄巾作乱，我漂泊于南北各地，后来又回到故乡。年已七十，长期积累的衰老疾病一同发作。按照礼典，此时正适合把学业传给家人。如今我把年老的情况告诉你，将要隐居以安养性情，深思钻研以完成学业。唉，你这个劳碌的一介士人，竟没有同胞兄弟可以相互依靠。你应当极力追求君子之道，钻研不止，恭敬谨慎，端正威仪，以接近有德之人。显扬声誉可以成就同僚朋友，德行则要建立在自己的志向上。如果能够获得声名，也使生养你的父母感到荣耀，难道可以不深思吗？如果你忽然忘记这些而不懂得，那也就算了。我看郑康成生前所作的注疏，恐怕不下百余万字。临终时还愤愤不平，只因自己所喜爱的群书最终都已散失腐坏，不能在礼堂中书写定稿，传给合适的人。他又感叹自己已到了西方日暮之时，只把自己的心意告诫儿子，从未向别人求知。等到他越发想到要奔赴北海之难时，自己身死、福禄衰微，就更加不足以凭恃了。而他所注的十三经以及各种论说，后世竟一点遗存也没有。孔子不是说过：“不停止努力，就不会没有人了解自己；应当求的是使自己值得被了解。”他一生没有做官受爵的心愿，却有让爵的高尚品德，也并非言过其实。拿他和马融相比，马融以曲士之节为羞，最终却放纵性情，沉溺奢侈享乐，曾经附和成讥讽之辞，二人实在不能相提并论。班彪才华很高，喜爱著述，专心研究史籍。自司马迁撰写《史记》记载太初以后，史事便有缺略而未加记录。好事的人有时搜集补缀当时的事，但大多鄙陋庸俗，不足以接续他的书。于是班彪继续采集前史遗事，旁及各种异闻，写成《后传》数十篇，并斟酌前史，评议、订正其中的得失。班彪去世后，他的儿子班固认为父亲续写的前史还不详备，便暗中精心研思，想完成父亲的事业。不久有人上书告发班固私自撰写国史，诏令下达到郡中，收捕班固，押入狱中审问，并把他家中的书籍全部搜去。班固的弟弟班超担心郡吏严刑拷问，班固无法自我申辩，于是骑马赶到宫阙上书，得以被召见，详细说明班固著述的意图；郡中也把那些书上呈，汉显宗十分惊异，召班固到校书部。班固与兰台令史、前睢阳令陈宗、陵令尹敏、司隶从事孟异共同编成《世祖本纪》。后来升为郎，掌管校订秘书，又撰写列传、载记二十八篇。上奏之后，皇帝于是让他继续完成先前所写的书。班固认为汉朝承接尧的天命，建立帝业，传至六世；史官追述其功德，把私自撰写的本纪编在历代帝王末尾，与秦、项并列。因此探究、撰述前代记载，汇集所听闻的材料，写成《汉书》，起于汉高祖，终于孝平帝，共十二世，二百三十年。他总括历代事迹，旁通五经，合编成《春秋》体例，包括考、纪、表、志、传，共一百篇。自永平年间接受诏命起，积累思考二十多年，到建初年间才完成。当时世人非常看重这部书，学者没有不诵读它的。我看班固、司马迁的著作，都各有所承。暗中精心研思，本来没有什么值得过分称赞的；唯独汉显宗性情严刻，不但赦免班固本人，还反而把撰述国史的权柄授给他，这是千古以来从未听闻的事。孔子作《春秋》，左丘明撰《国语》，都是记载当时的事，其中有些是本应避讳的；何况他们所遭逢的都是衰乱末世，如果把这些也当作罪过，应当怎么办，应当怎么办？所以考察壶遂责难司马迁的话，君子实在不能不谨慎。马援哥哥的儿子马严、马敦，都喜欢讥评议论，通晓轻侠之事。马援写信告诫他们说：“我希望你们听到别人的过失，就像听到父母的过失一样：耳朵可以听到，嘴巴却不能说出来。喜欢议论别人的长短，任意评判政令法律，这是我最厌恶的事；我宁可死，也不愿听说子孙有这样的行为。龙伯高敦厚周慎，言语没有可挑剔之处，谦逊节俭，清廉公正而有威望，我敬爱、看重他，希望你们效法他。杜季良豪侠重义，为别人的忧患而忧患，以别人的快乐为快乐；他父亲去世时，数郡宾客都赶来吊祭。我也敬爱、看重他，却不希望你们效法他。效法伯高即使不能完全做到，仍可成为谨慎自守的人，这就是所谓雕刻喜鹊不成，尚且还像鸳鸯。效法季良如果不能成功，就会陷为天下人所轻视的浮薄子弟，这就是所谓画虎不成，反而像狗。”

译马援这样谨慎自守，却仍免不了身后的毁谤，这是为什么呢？马援壮年时想在边郡置办田地、牧养牲畜，大概还没有实现志愿。所以他过去的志向是：处境越困穷，志气越坚定；年纪越老，精神越壮盛。谁能夺去他的志向呢？但等到他把自己托付给别人，便受到身份和处境的限制；即使想死后以马革裹尸、甘心闭目，又哪里能完全如愿？他既说过请求出征的话，又摆出扶鞍上马的姿态，谗人便借机从中构陷他。这种求全之毁，尚且类似雕鹊不成的事；假如不是朱勃替他辩说，岂不几乎成了画虎不成的下场吗？这样看来，越发相信即使谨慎自守也有未尽之处，那么轻侠之举又怎么能做呢？汉灵帝大肆诛杀党人，诏令紧急逮捕范滂等人。督邮吴导来到县中，抱着诏书闭门住在传舍，躲在树林里哭泣。范滂听说后说：“这一定是为了我。”于是主动到狱中去。县令郭揖大为惊慌，出来解下印绶，拉着范滂要一起逃亡，说：“天子的威势太大了，您为什么还在这里？”范滂说：“我死了，祸患就可以止息，怎么敢因为我的罪牵累您？又怎么能让年老的母亲流离失所呢？”他的母亲于是来到他面前与他诀别。范滂对母亲说：“仲博的孝敬不足以奉养您。如今我要跟随龙舒君归于黄泉，生死各得其所。只希望母亲割舍不忍之情，不要增加悲伤。”母亲说：“你现在能够和李固、杜密齐名，死又有什么遗憾？既然已经获得美名，又想求得长寿，难道可以两者兼得吗？”范滂跪下接受教诲，拜了两拜辞别，又回头对自己的儿子说：“我若要你做坏事，坏事本来就不能做；若要你做善事，可我自己却没有做坏事。”过路的人听见这些话，没有不流泪的。有人说范滂的母亲是在为儿子的义举感到欣慰。我认为她是不得已才说出这些话的。假如她舍不得儿子去死，那又有什么益处呢？为什么不这样劝他说：“人的寿命长短，自有义理和命数。颜回行善，却短命，这对你又有什么不同？人的命运由上天决定，不是人力所能追改。难道不是通达事理吗？至于李固、杜密生前与你一同遭难，死后又有什么值得相比的呢？至于‘名’这个字成为祸端的始末，尤其不应拿来作为劝慰。”我暗自庆幸的是，仲博还有儿子龙舒、克男，仁厚的人终究有后代，不会断绝。否则，一个尚未成年、头发还未变白的人遭受夭折之苦，岂只是行路的人流泪，恐怕会成为万世的悲痛啊。《晋书》记载：王裒的父亲王仪，是魏国安东将军司马昭的司马。东关战败后，司马昭问众人：“今天的事情，谁应当承担罪责？”王仪回答：“责任在元帅。”司马昭大怒说：“司马是想把罪责推给我吗？”于是把王仪拉出去斩首。王裒悲痛父亲死得非其罪，于是隐居授徒，三次征召、七次聘请都不肯接受。他在墓旁搭屋居住，早晚常到墓地跪拜，攀着墓旁的树悲号，眼泪流到树上，树竟因此枯死。他读《诗经》读到“哀哀父母，生我劬劳”时，没有一次不反复诵读、流泪。门人来受业的，也都停止学习《蓼莪》一篇。家中贫困，他亲自耕种，按人口计算田地，按自身需要养蚕。有的人暗中资助他，他都不接受。等到司马氏篡夺魏国后，王裒终身从未面向西方坐，以表示不做晋臣。王祥确实孝顺，但等到他做了三公，魏国拥立的君主却把他看得如同弃置的弁冕土偶，哪里比得上他剖冰求鲤那样坚定笃实呢？孟宗确实贤良，但等到他做了大夫，吴国孙琳废黜孙亮，反而向宗庙报告后施行此事，哪里比得上他哭泣于竹林而感动上天那样顺从呢？这样看来，终身不面向西方而坐，难道只是诵读“哀哀父母”就能做到的吗？兖州刺史王昶为人谨慎厚道，给哥哥的儿子取名为默、沈，给自己的儿子取名为浑、深，并写信告诫他们说：“我用这四个字给你们取名，是希望你们看到名字就想到其中的意义，不敢违背。事物过早成熟就容易迅速衰亡，晚些成熟反而能有好的结局；早晨开花的草，到了晚上就凋零；松柏的茂盛，严冬也不会衰败。因此君子以阙党之事为戒。能够以屈退作为伸展，以谦让作为所得，以柔弱作为强大的人，很少有不能成功的。毁誉是爱憎的根源，也是祸福的关键。孔子说：‘我对于人，毁谤谁，赞誉谁？’圣人尚且如此，何况平庸之人呢？有人毁谤自己，应当退回来在自身寻找原因：如果自己确实有可被毁谤的行为，那么对方的话就是对的；如果自己没有可被毁谤的行为，那么对方的话就是妄言。对方说得对，就不应怨恨他；对方说得妄，就不会损害自身；又何必反过来报复呢？谚语说：抵御寒冷没有比穿厚皮衣更好的，制止毁谤没有比自我修养更好的。这话确实可信。” 王昶给儿子取名，仿佛预先为王浑作了安排。沈、默、浑、深这四个字，都含有谦逊厚道、不自夸的意思。因此希望他像大海一样，容纳百川却看不出盈满；希望他像深洞一样，行经万里却看不出止境。凭借王浑的谨慎厚道，再加上王济的宏大雅正，如果能把这些品德充实到功名事业之中，就是有道之士；把它扩大为容纳他人的气量，就会养成长者的风范，难道不是更加贤德吗？假如让他被流俗牵引，陷入惭愧怨恨之中，就免不了受到当时人的讥刺；等到身居宰辅之位、声望显赫时，便会完全失去取名的本义。可叹啊。《唐书》记载：贞观二十二年，唐太宗撰写《帝范》十二篇，赐给太子，说：“君主的体统，建立亲亲之恩；求取贤才，审慎任官；采纳劝谏，除去谗言；戒除盈满，崇尚节俭；赏罚分明，致力农事；检阅武备，崇尚文教。”又说：“修身治国的道理，全都具备在这里了。”有一条一条的内容，已经没有什么可隐讳的，更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又说：“你应当继续寻找古代的贤明君主作为老师，像我这样的人不值得效法。取法于上等，只能达到中等；取法于中等，就不免成为下等。我即位以来，做得不好的事情很多。锦绣珠玉不断陈列在眼前，宫室台榭屡次兴建，犬马鹰隼无论多远都设法寻来，巡游四方使供应和劳役十分烦重。这些都是我的严重过失，你不要认为正确而加以效法。但我使天下百姓得到弘济，功劳很多；开创华夏基业，功劳很大。功劳多而损失少，所以百姓不怨；功劳大而过失小，所以事业没有毁坏。然而若与尽善尽美相比，我本来还有很多惭愧。你没有我的功劳，却承受我的富贵；竭力行善，国家才仅能安定；骄惰奢纵，则自身也不能保全。况且成事缓慢、败事迅速的是国家，失去容易、得到困难的是帝位。能不珍惜吗？能不谨慎吗？”

译唐太宗教育太子，可以说已经十分周到了。可惜他对于君主之道，果然还是没有真正听闻。君子之道从夫妇关系开始，到最高境界则明察天地；这是上古圣人之道所以能够贯通上下、由内及外、由家庭推及朝廷，最终没有弊病的原因。如今看他从“君体建亲”到“阅武崇文”，没有不详细陈述的；又从细微过失到显著近切的事功，也全都没有隐瞒，可以说反复说明了再三，却始终没有提到治理家庭的道理。难道太宗的智慧达不到这里吗？武氏之祸，大概是反过来遭受巢刺王的刀刃；关于家事的话，正好促成了胁迫父亲的阴谋；这岂只是训诰有所遗漏，也是通晓谶记却无可奈何。因此古代邺地的君子总是致力于正心诚意，谨慎对待细微之处，严守独处时的操行，从不让一念苟且，然后再推及治国平天下，始终一贯而没有遗漏。这正是太宗独独欠缺之处，也是唐朝遭受深重祸患的原因吧。郑善果的父亲郑诚，母亲崔氏，品行严明有节操，广泛涉猎书史，通晓治理的方法。郑诚任周大将军，讨伐尉迟迥时战死，郑善果承袭父亲的爵位。后来任鲁郡太守，每次出到厅堂办公，母亲总是坐在屏障后观察他；听到他判断事情合理，回来就非常高兴；如果办事不当，或者无故慎怒，母亲回来便哭泣，不肯吃饭。郑善果伏在床下。母亲说：“你的父亲在官任上清廉谨慎，以身报国。你从童子时就承袭爵位，直到成为方伯，怎么能妄自发怒，败坏公务，内则败坏家风，外则损害天子的法度？你还有什么脸面去见你的父亲？”郑善果因此克制自己，被称为清廉的官吏。崔玄暐的母亲卢氏曾告诫玄暐说：“我听姨兄辛玄驭说：子孙中凡是做官的人，如果听到有人说家中贫困、不能维持生活，这是好消息；如果听到财货充积，这是坏消息。我一向认为这话确实正确。近来看到亲戚中，努力积聚许多财物来奉养父母，而父母不追究财物的来源，若确实出自俸禄，那当然是好事；如果不是这样，和盗贼有什么区别？如果你做官不能忠诚清廉，就没有脸面立于天地之间。你应当明白我的意思。”所以崔玄暐所到之处，都以清白著称。郑善果的母亲谈到老虎便脸色改变，大概是曾受过伤害，所以言辞激烈。崔玄暐的母亲见到贤人便想着向他看齐，是因为有所承受和体会，所以言辞温和。两个儿子最终都以清白闻名。这确实说明，阴教并非虚妄。而崔玄暐后来能够匡正时局，废主对唐朝立下大功；和郑善果相比，他晚年的操守大概更有可议论之处。韩休有七个儿子：浩、洽、洪、肱、况、浑、洞，都有学问，崇尚节义，在当时很有名望。安禄山反叛后，他们都陷入贼境；因不肯接受伪官，逃往皇帝所在之地，又被叛军擒获。韩浩、韩洪、韩浑都遇害。肃宗认为大臣的儿子能够为国难而死，下诏追赠韩浩为吏部郎中，韩洪为太常卿，韩浑为太常少卿；韩肱最终官至谏议大夫，韩洽最终官至殿中侍御史，韩洞最终官至国子祭酒；贞元元年，又加授韩况检校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韩况性情节俭，平日居处简陋，只求能够遮蔽风雨。按照官制，他家门前应当排列戟卫，但因为父亲在世时的宅第门庭，他不忍拆毁，所以不敢请求修建正堂。原先没有夹麻之物，他的弟弟韩洞稍稍增补，他便立即除去，说：“这是先君容身的地方，我们奉守它，常常害怕失坠。若是摧毁破败而修缮也就罢了，怎么敢改建它，以损伤先君的俭德？”他身居高位而清廉自守，憎恶邪恶，不为家人置办产业。起初判度支李晨以裨将身份向韩况禀报军务，韩况以礼相待，让自己的儿子拜见他，并厚赠器物、钱帛和鞍马，后来李晨终于建立大功。韩况年少时已有美名，晚年操守更加严峻，治理家族、训诫子弟十分严格。所以贞元年间，谈论家法的人都说韩氏、穆氏。穆宁有四个儿子：赞、质、负、赏。穆宁世代以儒学闻名，并以刚正气节自任。他凭明经科调任盥山尉，经过平原时拜见颜真卿。听说安禄山反叛，立即把自己的儿子托付给颜真卿，又把母亲和弟弟托付给别人，说：“只要不绝后代就够了。”随即骑马拜见颜真卿说：“先人还有后嗣，我可以跟随您战死了。”后来颜真卿渡过黄河见肃宗，询问此事，对穆宁很惊异，便任命他为谏议大夫。唐德宗在奉天时，穆宁奔赴行在，被提拔为秘书少监、太子右庶子，直到年老。穆赞任御史中丞，穆质任右补阙，穆员任侍御史，穆赏任监察御史，都因守道行义而受到士大夫仰望。穆赞最孝顺谨慎，穆质刚强正直，穆员擅长文章，穆赏崇尚节义，都有美好的声誉，且和厚纯粹，当时人把他们比作珍味。穆赞俗称而有品格，比作酪；穆质美好而多才，比作酥；穆员比作酝酬；穆赏比作乳腐；穆宁则安居自守。穆宁平时曾责备家令，训诫几个儿子。他们一接受告诫，便说：“君子侍奉父母，以养护父母的志趣为大。我所坚持的志向只是正直之道。如果违背正道，即使有三牲九牢，也不是我所谓的奉养。” 韩休是一代重臣，他家法严整，自有来由。穆宁只是儒者，为什么能够和韩氏并称呢？因为节义存在于天地之间，平民和王公在这一点上是相同的。所以有经受岁寒而不动摇的操守，后来才有春日和暖时繁花盛开。韩休以义许国，穆宁以死许友，他们树立自身的大节，凛然可敬，可以作为栋梁，也可以作为岩石。后来有人说，把和羹比作房屋，把调和比作盐梅。难怪当时人都把他们比作珍味了。这样看来，当时的说法难道没有道理吗？《弘道录》卷十九完。《弘道录》卷二十。义。父子之间的义。《宋史》记载：宋太祖的母亲昭宪杜太后治家严厉而有法度，共生五个儿子：长子是太祖，次子是匡济、光义、光美、匡赞。太祖即位后，尊母亲为皇太后，在堂上拜见她，众人都来道贺，太后却独自忧愁不乐。左右说：“臣听说母亲因为儿子显贵而尊贵。如今儿子做了天子，您为什么还不高兴？”太后说：“我听说做君主很难。天子处在亿万百姓之上，如果治理得当，这个位置固然尊贵；如果失去驾驭之道，想做一个普通百姓也办不到。这就是我忧虑的原因。”太祖拜了两拜说：“谨慎接受您的教诲。” 太后经常亲眼看到五代的动乱，甚至室家、母子都不能相互保全，所以才有这番告诫。虽然《大禹陈谟》开头就以“克艰”作为训诫，但太后大概不仅懂得做母亲的道理，也懂得做君主的道理。正因为有这样的训诫，宋朝一代对外没有吕后、王莽、武后、韦后那样的祸乱，对内又有高后、曹后、向太后、孟太后这样的贤后，都是昭宪太后以闺门之范预先启发的结果。这样看来，史书所称昭宪太后贻留后世的功德，难道可以轻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