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道录卷之五十

译宋仁宗信任大臣，选择出使契丹报聘的人，吕夷简推荐富弼。当时皇帝把天下太平的责任交给辅相，又命富弼主持北方事务，范仲淹主持西方事务。富弼入朝应对时说：“君主忧虑，是臣子的耻辱；臣不敢吝惜自己的生命。”皇帝为之动容，晋升他为枢密直学士。富弼坚决辞谢说：“国家有急难，不可以害怕劳苦，怎么能用官爵来酬报我呢？”于是出发。《录》说：史书说皇帝刚毅果断不足，难道真是这样吗？他把天下太平的责任交给辅相，把北方事务交给富弼，把西方事务交给范仲淹，皇帝的决断已经很充分了。有道的时代，大体就是这样。等到政治衰败，猜忌就产生，嫌疑就形成。推究其中原因，正是因为贪恋禄位的人多，真正忧国的人少，贤能与不肖混杂，以至于君心不能坚定。这样说来，富弼辞官难道没有道理吗？富弼到契丹，见到契丹主说：“两国继续和好，已经将近四十年了。如今突然要求割让土地，为什么？”契丹主说：“南朝违背盟约，堵塞雁门，增加塘水，修治城池，登记民兵，这是想做什么？”富弼说：“堵塞雁门，是为了防备元昊；塘水始于何承矩，事情发生在两国和好之前；以前修筑城池，都是修缮旧城；民兵也只是补充缺额，并不是违约。”于是进一步劝说道：“北朝忘记章圣皇帝的大德了吗？澶渊之战时，如果听从诸将的话，北兵没有一个能够逃脱。而且两国和好，利益专归君主；如果用兵，利益归于臣下，祸患却由君主承担。所以劝说用兵的人，都是为自己谋划罢了。”契丹主惊问：“这是什么意思？”富弼说：“从前晋高祖欺骗上天、背叛君主，末帝昏乱，上下离心反叛，所以契丹军队获胜。然而壮士和健马已经死亡大半。如今中原军队精锐、战马强壮，法令修明，上下一心；如果真的想用兵，能保证一定获胜吗？即使胜利了，损失的士兵和战马，由群臣承担，还是由君主承担？如果两国和好不断，岁币都归君主所有，群臣有什么利益呢？”契丹主恍然大悟，长时间点头，说：“若不是听了您的话，我还不知道其中的详情。” 《录》说：当初契丹来报聘时，朝廷挑选使者，却没有人敢于立即前往。虽然郑公毅然请求出使，欧阳公却上奏章挽留他，这难道不是天下最难的事情吗？等到郑公已经到达契丹后，敌国并没有看到什么可怕之处；即使反复说了几百句话，也从未能用什么话来难倒他，又哪里看得出这件事有多难呢？大概难的不是对付夷狄，而是守住信义。中原所依仗的，只有信用和道义，凭它们可以慑服夷狄之心。把这些同强弱合起来讨论、比较胜负，便不是君子敢于轻易断言的了。既然如此，如今的鞑靼难道一点人心都没有吗？还是因为没有用信义去晓谕结交他们呢？如果能够开诚布公地同他们交往，以利害诱导他们，以荣辱使他们明白，即使不能完全如我们的意愿，也不至于像这样背逆乖戾。既然如此，为国家做事的人还有什么可畏惧而不去做呢？富弼再次出使契丹，专门讨论和亲、增加岁币两件事。等到誓书送到契丹后，契丹不再讨论和亲，只想增加岁币，说：“南朝既然增加给我们的岁币，文书中应当写作‘献’。”富弼说：“南朝是兄长，哪有兄长向弟弟进献的道理？”契丹说：“那么就写‘纳’字。”富弼也不同意，说：“南朝既然以丰厚的财物赠给我们，就是害怕我们；既然如此，‘纳’字又有什么关系？”富弼说：“我国兼爱南北，所以不怕重新缔结和约；怎么能说是害怕？也许只是迫不得已。至于用兵，就应当以曲直来决定胜负，不是使臣所能预先知道的。”契丹主说：“古代有这样的事。”富弼说：“自古以来，只有唐高祖曾向突厥借兵。当时有时称为‘献纳’，后来颉利被唐太宗擒获，难道还会有这样的事吗？”富弼声色俱厉，契丹主知道不能改变他的立场，于是说：“我应当亲自派人去议定这件事。” 《录》说：景德年间订立了一道誓书，庆历年间订立了两道誓书；景德年间的和好较为接近，庆历年间的和好较为长久。仁宗时代，国力大略不如汉，谋略不如唐，强盛不如秦，富裕不如隋，唯独依靠富弼一人的诚信和明辨来晓谕争辩。关于“献”“纳”二字，在华夷交往之间，也可以从中看出许多道理。虽然有皇帝谦逊明智的品德，所以争论“纳”字并不过分；有皇帝节俭的品德，所以增加岁币也不算奢侈；有皇帝天性仁爱、爱好和平，所以努力平息战争也不是虚文。否则，皇帝当面接受的言辞与临行前的说法尚且会有异同，更何况后来的史书笔墨呢？这一点也不可不知道。当时西部边境正在用兵，守备力量不足。种世衡建议说：“延安以东有旧宽州废弃的营垒，请修筑城池，用来抵挡敌寇冲击；向右可以巩固延安的形势，向左可以取得河东的粮食，向北可以谋取银州、夏州旧地。”朝廷采纳了他的建议。城池建成后，赐名青涧城。蕃部中有个牛家族奴讹，平素强悍，从未出面拜见郡守；他听说种世衡的名声后，立即到郊外迎接。种世衡同他约定，第二天一定到他的帐中慰劳部落。当天晚上大雪深达三尺，左右随从说：“道路险阻，不能前往。”种世衡说：“我正要以信用结交各羌，不能失约。”于是冒着险阻前进。奴讹当时正躺在帐中，以为种世衡一定不能到。种世衡踢他使他起身，奴讹大惊说：“以前从没有官员到过我的部落，您竟然不怀疑我吗？”于是率领族人列队拜见，听从命令。种世衡驻守青涧城时，元昊尚未称臣；他的贵人野利兄弟亲信掌权，种世衡想要谋划除掉他们。有个僧人王光信，勇猛过人，熟悉蕃部道路，种世衡上奏任命他为三班借职，于是写了一封问候信，送给元昊的贵人，劝他们及早归顺。元昊相信了这件事，果然怀疑野利兄弟，最终把他们杀死；又让他的臣子李文贵来报信，说愿意通和，希望获得一句承诺。种世衡把这件事告诉范仲淹，说明朝廷愿意接纳、施恩的意思，并放王光信回去报信。从此元昊请求投降，重新像过去一样称臣。《录》说：我看种世衡这个人，本来出身于被贬谪之后，起初在当时并没有声名，但后来他的后代竟成为名将。概括说来，他建立功业，开始于青涧城和奴讹，结束于野利刚浪。开始时，他面对不可测的深渊，冒着意料不到的危险；结束时，他利用先前建立的信用，制定后来的谋略。如今担任边疆将帅的人，难道可以不知道自己的职责吗？有人说，种世衡当时上有仁宗，下有范仲淹，所以能够成功。如果君主没有宽厚宏大的度量，将领没有公正、明达、守信的品德，那么即使想在一时之间制定奇策也做不到，更何况还希望声名流传后世吗？这一点也不可不察。司马光为人忠诚守信、正直，从少年到老年，说话从来不虚妄。他自己说：“我没有超过别人的地方，只是平生所做的事，从来没有一件不能当面公开说明罢了。”他的诚心自然流露，天下人都敬重信任他。陕州、洛阳之间的人，都受到他的德行感化；有人做了不善之事，别人一定说：“难道君实不知道吗？”等到他身居政府，凡是新法中对百姓有害的，几乎都删改废除了。有人说：“蔡京等旧臣多半奸诈巧猾，将来如果有人以父子之义向皇帝进言，灾祸就要发生了。”司马光正色说：“上天如果保佑宋朝，一定不会有这种事。”于是天下人都信任他，说：“这才是先帝的本意。”

译《录》说：人为什么不能把自己的行为当面告诉别人呢？大概“人”这个字，也可以用来指自己；自己尚且不能欺骗自己，又怎么能够欺骗别人呢？如今想欺骗别人的人，虽然可以用百般言辞掩饰，但本心的明白始终无法真正昏暗，这不过是支离混乱、以虚言强辩罢了。《大学》的传文说：“所谓使意念诚实，就是不要欺骗自己。”又说：“别人看待自己，就像看见自己的肺肝。”然而一个人如果不能自信，又怎么能够取得别人的信任呢？司马光之所以能够大力革除旧弊、勇敢废除新法，都是由他的自信而来。即使天下人要保佑宋朝，也未必能再改变这种局面了。唐介任参知政事时，认为自己是凭借正直之道得到任用的，因此感慨于皇帝的知遇，更加尽力履行侍奉君主的责任，以纯粹的诚心、公正的态度办事，常常提出意见、纠正过失。任用人才时，他明确说明其才能高下，不建立私恩，也不回避怨恨。同僚讨论政事，他反复争论，再三说明，从不阿谀屈服。对于祖宗法度有所更改、近臣有所升降，他尤其谨慎。即使在皇帝面前，也一定彻底追究、切实辩论，务求辨明是非归属，从不回头顾虑。皇帝因此更加敬重信任他，天下人也一致仰慕他的风采。《录》说：我看唐子方是多么幸运啊！开始时，正直的声名传遍天下；最后，正直之道充满朝廷。士人生活在这个时代、为百姓做事，即使地位卑微，也应当想着自我充实，何况身居显贵呢？即使只有一命之官，也应当想着为国效力，何况担任宰相呢？他之所以更加感念知遇、敬重君主而不怀疑，君臣上下之间，只是都没有辜负彼此罢了。常安民以诚信作为治国之道，认为至人不忍心欺骗别人。他同安惇一起任职，安惇十分奸诈，常常诋毁自己平素交好的人。安民说：“这个人难道没有厚待过您吗？为什么诋毁得这样厉害？”安惇说：“我心里确实厌恶他，只是假装在表面上同他交往罢了。”安民说：“您所说的‘把怨恨藏在心里却同那个人交朋友’，正是李林甫的做法。”安惇笑着说：“直道还给您，您将来一定会超过我。” 因此安民常说：“如果处厚像您这样尊贵，天下的事情就可想而知了。我应当回去道谢，难道还要再计较是非吗？只是恐怕会损害阴德罢了。”后来安惇的儿子因罪被杀，果然如安民所说。当时元丰年间掌权的大臣虽然已经离开朝廷，但他们的党羽仍分布在朝廷内外，制造私家言论来动摇时政。安民尤其忧虑这件事，写信给吕公著说：“善于观察天下形势，就像良医诊察疾病。在局势安宁、没有事情时，若对人说以后必将有大忧患，众人一定会惊骇嘲笑。只有见识能够察觉细微变化的人，才可以预先知道祸患逐渐形成。所以，不在真正值得忧虑之时忧虑，却在没有什么可忧虑之时忧虑，才是最大的忧患。除掉小人并不难，战胜小人却很难。陈蕃、窦武以及五王的事情，都是前代已经发生过的祸患。如今虽然提拔任用忠良，却不能搜求天下英才，使他们都聚集在朝廷，以战胜小人，恐怕端正之士仍然不能安睡。用十个人制服一只老虎，人可以胜利；用一个人制服两只老虎，老虎就会胜利。怎么能用几十个人去制服千百只老虎呢？”他所说的话后来都一一应验。他又说：“章惇、蔡卞品性卑劣而深沉险恶。如今蔡卞经过宫门，一定称颂先帝而哭泣，以此感动陛下，希望留在京城。”后来他请求入对，果然如此；皇帝正色不答，当时舆论都为此称快。安民又曾极力论列章惇、蔡确、曾布。当时蔡京的罪恶还没有明显暴露，很多人不相信，只有安民说：“蔡京的奸诈足以迷惑众人，辩才足以掩饰错误，机巧足以改变、夺取君主的视听，势力足以颠倒天下的是非。”他前后上奏几十、上百次，都是切实正确的论断。《录》说：蓍龟和药石，世人都认为是珍贵奇异之物。药石能够治疗已经发生的疾病，蓍龟能够预知将要发生的祸患。没有蓍龟，药石就无从施用；没有药石，蓍龟也不能证明自己的作用，关键在于人采取的策略怎样。宋朝的天下，好比人的身体：开始时，不相信平和的药剂，胡乱投用药物，任意行事而不顾后果，以至于内部的腹心、外部的四肢，没有不显出病态的。中期时，竭力施行原有的治理方法，百般爱护，想要挽回局势，因而上至眉宇、下至面色，无不显露出喜悦。到了最后，药物不能使人昏眩，疾病也不能痊愈，于是病势在稍有好转时又加重，安息由懈怠而生；病入膏肓，终于不可救治了。安民的话，确实像蓍龟的预言一样可信。然而不能采用它，是因为国家的元气已经衰败。命运有盛衰，人有生死，都系于寿命长短。假如有宣王那样的人，上天保佑他，使他享有长寿，以至于公正之道长存、社稷永无忧患，又怎么会产生调戏般的息争之说呢？这样一来，即使有百狼千虎，也会看见天高日升，不能任意咆哮。可惜啊！元祐年间沦亡，绍圣年间接着发生，中原朝廷布满荆棘，人类变得像鸥鸟一样离散。《诗经》不是说过吗：“内乱蔓延到中原，扩展至鬼方。”这句话虽然有一字缺失，仍然可信，更令人悲痛。杨邦久神色清明秀丽，身材高长如山而立，见到他的人都信任喜爱他。平日无事时，他同外物相处融洽；遇到事情则勇敢果断，万人也不能改变他的意志。他的德行在家中修养，在乡里得到称誉，在朋友中取得信任；后来甚至以身殉国，树立天下万世的大节，这并非一时偶然形成的。起初代理溧阳县政务时，他发布的号令明白而可信。适逢叛卒周德占据府城，杀害官吏，杨邦又把狱囚赵明立在庭中，用诚信结交并释放了他。第二天，赵明果然把乡里的豪强壮士都召集起来擒拿叛贼，将其讨伐平定。当时杨邦又任建康通判，金兵渡过长江，杜充下令守城，杨邦又相信并执行了他的命令。第二天杜充逃走，金陵城空虚无兵；知府陈邦光出城迎接敌虏，杜充先行投降，只有杨邦又不肯屈服，大声说：“难道我是看见投降虏人的人吗？”陈邦光启禀兀术说：“杨邦又一向有病。”并派亲近厚交的人劝说他：“您本来贫困，有年老的兄长仰赖您的俸禄；寡嫂带着孤侄远道来投靠您抚养；五个儿子还年幼，一个女儿还没有出嫁，难道您不顾念这些吗？”杨邦又说：“这些是人的常情，难道唯独我没有亲情吗？家与国不能两立，我的选择已经确定无疑了。”兀术摆酒，召集投降者饮酒。杨邦又走到台阶前，用头撞击柱础，说：“难道我要同狗猪一样醉饱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口〕 第二天，陈邦光又劝他说：“事情已经无可奈何了，希望您稍微改变心意；白白送死没有益处。”杨邦又瞪眼说：“你以臣子的身份奉命守护藩镇，遇到危难却不能死，甘心屈膝；如果人人都效法你，朝廷还能依靠谁？”当时有个刘团练拿一张纸给他看，说：“不要多说；为赵氏就写一个‘死’字，为我就写一个‘活’字。”于是杨邦又拿笔写下“死”字。刘团练仍不相信，他又刺破手指，用血在衣襟上写道：“宁可做赵氏的鬼，不做别国的臣子。”第二天敌人又来询问，杨邦又大骂，撕开衣襟给他们看；敌虏这才相信，便杀害了他，又剖开他的腹部，取出他的心来查看。

译《录》说：我看宗泽的愤怒、杜充的暴虐、陈邦光的投降、杨邦又的剖腹，都是蔡京、秦桧等人掌权以及君德不刚所造成的结果。金陵是王气聚集之地，不是江浙一隅可以相比的。皇帝已经在东隅失去了它，本来或许还可以在桑榆之间收回，却束手无策，坐等其灭亡；然而仍然拖延了几代人的苟且残存。孔子说：“自古以来人都有一死，百姓没有信用，国家就不能立足。”所以城池可以被攻破，但一张写着血誓的纸不能被攻破；将领可以被俘虏，但血书不能被俘虏。假如没有忠襄公这样的忠臣出现，晋朝就沦为夷狄了；而能够建立诚信、显示信用，气势凌天、光照如日，也许还可以求得生存，尚且依赖这种精神没有泯灭。岳飞奉命讨伐杨公，张浚任都督。适逢朝廷下诏召回军队防备秋季战事，张浚召见岳飞，想等到来年再讨论。岳飞说：“我已经有确定的计划，都督如果能稍微留下一会儿，不出八日就可以击败敌贼。”张浚说：“你说得未免太容易了吧。”岳飞说：“王四厢用王师攻打水寇，所以困难；我用水寇攻打水寇，所以容易。水战是我们的短处、敌人的长处，用我们的短处去攻敌人的长处，所以困难。如果借敌将去攻敌兵，夺取他们相互支援的手足，离间他们腹心所依靠的人，使他们孤立瓦解，然后再用王师乘势攻打他们，八天之内就应当能够俘获各部酋长。”张浚答应了，岳飞于是前往鼎州。此前岳飞所部都是西北人，不熟悉水战。岳飞说：“军队哪里有固定的用法，关键在于怎样使用它。”于是派使者招抚敌党。黄佐来到后，岳飞对黄佐说：“你知道辨明逆顺、立功封侯，这有什么值得说的？”于是黄佐招来杨钦投降，岳飞高兴地说：“杨钦勇猛强悍，他既然投降，敌人的腹心就瓦解了。”便让杨钦回到湖中。杨钦又劝全综、刘诜来投降。敌方首领凭借险固不肯服从，把船浮在湖中，以绳索激水，船行如飞；官军设置撞竿，官船一迎上去就被撞碎。岳飞预先砍伐君山的树木制成巨筏，堵塞各处港口，又把朽木和乱草漂放到上游顺流而下；选择水浅的地方，派善于辱骂的人去挑衅，一边行进一边辱骂。敌人发怒追来，草木堆积，船轮被阻不能前进，官军便急攻他们。敌船逃进港中，又被木筏挡住；官军乘筏而进，用牛皮遮蔽箭石，举起巨木撞击敌船，敌船全部毁坏，敌首领最终投水而死。岳飞进入敌营，剩下的酋长惊叹说：“这是什么神人？”全都请求投降。果然八天后捷报传到，张浚高兴地说：“岳侯真是神人。”起初，杨么倚仗险要之处说：“想侵犯我的人，除非岳飞亲自飞来。”到了这时，人们认为这话成了谶语，并且相信了它。《录》说：人们都说岳侯有神机妙算，我私下认为这其实是岳飞的自信。他说过：“智、信、仁、勇、严，缺少其中一个都不可以。”现在看他用水寇攻打水寇，这是他的智慧；果然在八天内取得胜利，这是他的信用；招来敌人时他们能够前来，推开他们时他们能够离去，使他们心服，这是他的仁爱；“想侵犯我的人，除非岳飞亲自飞来”，这是他的勇气；不等来年另行议论，必定要都督稍作停留，这是他的严明。因为有智慧，所以不困窘；因为守信，所以不失误；因为仁爱，所以不滥杀；因为勇敢，所以不畏惧；因为严明，所以不迷惑。回头看富平之战、符离之战，真像儿戏一样。张浚亲自信服这位被认为有神算的人，后来都督府的议论，竟然还会当面违背、心里拒绝吗？何况其他事情呢？这可以替张浚感到可惜，却不足以成为责怪岳飞的理由。唉，真可叹啊！杨存中为人忠诚谨慎。宋高宗还是康王时，建立大元帅府，就亲近信任他。当时帅府刚刚建立，杨存中日夜在寝帐外侍卫，不让自己片刻离开康王身边。南渡长江后，皇帝驻跸江浙，杨存中率胜捷军跟随张俊守卫吴门。苗刘之变时，他跟随张俊赴难，被提升为御前统军，后来升任神武中军统制。张俊又想把他留在军中，皇帝说：“宿卫缺少统帅，这是朕亲自选定的人，不能更换。”杨存中在殿前司任职，共二十五年。金主完颜亮有南侵的意图，杨存中上奏备敌十策。步军都指挥使赵密谋夺取他的权力，便指责他喜好功名、制造事端，最终取代了他。不久边境军情日益紧急，皇帝到建康，诏令杨存中担任御营宿卫，再次让他随从车驾，并对宰相说：“杨存中唯命是从，忠诚无人能比，是朕的郭子仪。”又说：“朕对诸将都加以优待，唯独对杨存中的抚慰安置尤其深厚，超过对待子弟。当初赵密取代他时，朕有三个晚上不能安睡。”这样一来，杨存中出入宫廷四十多年。到宋孝宗时，皇帝尤其信任器重他，称他为郡王而不直呼其名。《录》说：我看南宋中兴的诸将，岳飞最为危峻，杨存中最为亲密。所谓危峻，就像波涛翻涌、雷霆奋发迅疾，始终不失正道，所以天下后世都尊重他。所谓亲密，就像手指属于手臂、手臂属于身体，东西南北都听从命令，所以当时的君主喜爱他。秦桧杀害岳飞，皇帝假装不知道；赵密取代杨存中，皇帝却因此不能安睡。皇帝存心的厚薄，在这里就分明看出来了，并不只是同国人交往时讲信用而已。《皇明名臣录》记载：李文达公李贤为人忠诚守信、严肃缜密，同朋友相处始终如一，重视信义；意见即使不合，也始终不失和气。得到时机施行自己的志向，自三杨以后，没有人能超过他。英宗独自承受皇帝的宠遇，宪宗继承帝位后，对他的信任日益深厚。起初他推荐布政使陆瑜任刑部尚书，石亨因为私交赞成此事，陆瑜久不被召见，别人替李贤感到危险。等到陆瑜到任，应当拟旨让他正式就任时，同事将要把他拟为侍郎，李贤说：“我以尚书之职推荐他，如今却改拟为侍郎，就是自己损害信用。”最终仍拟为尚书，皇帝采纳了。后来陆瑜很合皇帝心意，于是又像过去一样召见他。李贤又举荐耿九畴为都御史，举荐轩輗为尚书，事情尚未办成。耿九畴被石亨排挤，轩輗也因权贵侵夺职权，托病离职；李贤多次向皇帝进言，使他们得以复职。年富又被石彪诬陷而反坐，石亨失败后，李贤极力说明年富可以重用，于是起用他为户部尚书。适逢礼部侍郎空缺，有皇帝近侍请求推荐人选，皇帝问：“怎么样？”李贤封还奏章说：“我不了解那个人。我所知道的，只有学士李绍。”于是又说：“近来士风不振，很多人依靠请托求进。如果要任用这种请托之人，请当面召见并告诫吏部，也许士人们才知道警戒。”当时冢宰王翱以老成著称，马昂以仪表出众，都受到皇帝的眷顾。凡是有所推荐，皇帝一定先说明自己的意图；文官的事交给王翱，武官的事交给马昂。到了皇帝面前，询问审察完毕后，李贤一定说：“臣所知道的就是这些，还请再召见某些人重新审察。”王翱、马昂最终都依照李贤的话办理。因此上面不至于产生疑虑，下面的人也都信服。〔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人〕 录文说：我看英庙时期，进谗邪说的人接连不断。幸而上天厌弃乱局，曹吉祥、石亨之流实际上实在不成器，于是上天收回他们所贪求的威权和福禄，把权柄交给我们。韩公也深切戒惧甘露之变和党禁之祸，不做借檄文侥幸使乱局长久延续的事。因此谗言不能流行，君主对他的信任更加深厚，最终能够成就辅佐宰相、使天下太平的功业。后世既不能从已经发生的事情中吸取教训，又不能对将要发生的事情有所戒备，只凭借激烈急切的行动，希望成就挽回天意的功业，结果不但得不到信任，反而因此受害。大概就是这个缘故。读者不可不察。

译都御史韩雍为人通达爽直，有信用、重义气，敢于有所作为，对自己的职责十分尽心。成化乙酉年，两广不安，他与都督赵公辅奉命前往征讨。两人互相推重、彼此信任，深思谋划，秘密商议，宛如兄弟朋友之间互相倾诉。起初商议想把江西的军队分成一部，从瘦岭进入广东；大军则从湖广进入广西，因为贼在广东应当驱逐，在广西应当困住。韩公说：不对。古代凭借越地临阵作战，专门统制域外之事；如果认为这样可以安定国家、有利于社稷，专断处理也是可以的。用兵有集中力量作为正兵的，也有分兵作为奇兵的。如今两广已经没有一个完整的郡，而大藤峡是贼人的巢穴；不谋取它，却去追逐外围，未见能够成功。假如全军到了那里，向南可以攻打大藤峡，向东可以援助南韶，向西可以攻取柳庆，向北可以截断阳峒；各路一齐行动，没有不取胜的，哪里还需要追逐呢？又有人想诱使修仁、荔浦、浦、摇、拷等处的人出来杀掉他们，那么余党就可以不用费力而自行平定。韩公说：奉天子之命出兵讨伐，贵在名分正当。诱骗后杀掉他们，信用和义气就亏损了。于是分派左右两军为二十五哨，韩公与太监、总兵以及广西总兵欧信等率领中哨，限定日期进军讨伐。一个月后，修仁、荔浦平定了。于是军队转移到得州，乘胜进军，向众人说明朝廷威权和福禄的重大，又向他们显示贼势可以消灭的机会，众人于是欢呼，最终把贼人彻底消灭。韩公以应变的第二策略作为主导，以赏罚分明、信赏必罚作为辅助，一切都出于至公无私，所以他的成功来得如此迅速而且成果如此重大，实在是理所当然的。录文说：《左传》有句话：上天所帮助的，是顺应正理的人；人们所帮助的，是有信用的人。履行信用而通达顺理，这才是成功的原因。那么像韩公这样的人，难道不是一时的人杰吗？因此记下此事。《弘道录》第五十卷，完。＃１“邦”字，原作“拜”，今据文义改。＃２“光”字，原作“免”，今据文义改。＃３“画”字，原作“昼”，今据文义改。《弘道录》第五十一卷。信。父子之间的信。孟子说：天下人都非常喜悦，将要归附于自己。能够看到天下人喜悦并归附自己，却仍把这看得如同草芥一样，只有舜能够做到。不能得到父母的欢心，就不能做人；不能顺从父母的心意，就不能做儿子。录文说：这正是舜的内心，他确确实实认为父母必定值得信任，没有一丝一毫的怀疑。那些破坏父子恩情的人，全都起因于最初的不信任。所以唐玄宗怀疑睿宗会加害自己，后来王琚的话就容易被他听信；唐肃宗怀疑明皇得到众人的拥戴，后来李辅国的谗言就开始得逞。吕大翁又申述说：臣子杀死君主、儿子杀死父亲，常常都是从看见对方有不对的地方开始的。唉，最初看见的，正是后来产生疑心的根源。《商颂》说：上天降下玄鸟，玄鸟降生了商的始祖；他居住在广大无边的殷土。古代的帝王命令武王、成汤，使他统治那四方土地。《大雅》说：当初人民出生时，是姜嫄生下了后稷。姜嫄怎样生下人民的始祖？她能够居处，也能够祭祀。她因为没有儿子而忧虑，踩上了上帝的足迹，心中欣喜。上帝在那里护佑她、使她安止，她于是震动而恭敬；经过生育和抚养，这就是后稷。录文说：这讲的是商、周的始祖，史书把它记在诗歌中，果真可信吗？回答说：不是这样。读诗，只是用自己的心意去揣度诗人的志趣罢了。有匹配的贤德女子，之后才有贤德的后嗣，这是天地间恒常的法则，也是生民的大道理。古代高辛氏统治天下时，广泛施惠于万物，不只顾自身；饮食有节，威严而有恩惠，讲信用。帝有四位妃子：元妃是有娀氏的女儿，名叫姜姬，生下后稷；第二位是陈锋氏的女儿，名叫庆都，生下尧；第三位是有娥氏的女儿，名叫简狄，生下契；第四位是娠訾氏的女儿，名叫常仪，生下挚。像高辛这样具有圣德的人，又有四位贤妃与他匹配，生出圣贤之子，是事理所必然。至于玄鸟降临的祥瑞、踩上足迹的奇异之事，只是恰好发生了，并不是说完全没有人道的生育过程。难道只因吞下鸟卵、踩到足迹，就立即生下孩子吗？作诗的人着意在于措辞优美，于是加上“天命”二字，又委婉地描写后稷被弃的情形，才有“狭巷寒冰”“牛羊腓字”等说法。这是作诗的通常手法，不可以拘泥文辞而损害诗义，哪里可以跟着它牵强附会呢？把有圣德的高辛当作后稷的父亲，却把荒诞不经的神怪说法强加给万世圣人，其错误就在于没有通晓诗的本旨。儒者以穷究事理为职责，诵读《诗经》三百篇尚且不能通达其中的道理，又何必奇怪佛、老二教那些荒唐的说法呢？例如佛氏从肋胁中出生、香气充满屋室，伊尹生于空桑，老子一出生头发就是白的，这一类事，若把它们记录下来流传后世、作为可信之事，就不能不加以辨析。《春秋》记载：鲁桓公六年九月丁卯日，子同出生。录文说：自从《小弁》的怨刺诗产生，父子之道就发生乖离；孔子作《春秋》，大概正是为此而伤感。那么，虽然记的是鲁国的事情，实际上并不只是为了鲁国。因为这件事足以感叹隐公、桓公的祸乱，所以用“喜”字来记载，确实是深远的用意。《左传》虽这样记载，但孔子辨别嫌疑、阐明疑惑的意旨，在这里体现得最充分。夫妇有别，然后父子才能亲爱。鲁桓公的昏惑，以及文姜败坏礼法，是千古未闻的事情。史书写“九月丁卯”，是为了昭示事实；《诗经》说“展我甥兮”，是为了显明其中的微意，用来防备后世类似的事情。鲁桓公还说：子同不是我的儿子，是齐侯的儿子。至于《胡传》所说，这不是为了说明对待儿子的法则、预防嫡庶篡夺之事，而是要纠正鲁桓公身后的恶行，确定千古以来未决的疑问。它为世道人心考虑，才算真正切实了。鲁僖公五年夏天，鲁僖公与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陈伯、许男、曹伯在首止会见周王世子。秋天八月，诸侯在首止结盟。录文说：周王室为什么向东迁移，幽王为什么被杀，《春秋》为什么作成？全都由于太子之位没有确定。根本问题一动摇，灾祸就发展到社稷成为废墟、宫室长满禾黍、本人遭到夷灭的地步；这样还没有醒悟，传了一代又发生子克之难，后来又有子颓之祸，这也是惠王亲眼看到的鉴戒。惠王回国不久，又出现叔带谋乱的苗头，我不知道惠王究竟怀着什么心思。追究根源，都是因为他不明白《大学》的道理，也就是所说的喜好享乐却不合正道，对自己亲爱的人偏私。自身不能修养，家就不能整齐，国家不能治理，天下不能太平。即使他明知信王还活着，到最后仍不敢发丧告哀，失去了父子之间的亲情；戎人攻打王城，损害了兄弟之义；周天子出居郑国，蔑视君臣之礼，这些也都是惠王给他们开启的机会。假如不是齐桓公和管仲，惠王不成为幽王的后继者也差不多了；周王室还将向哪里迁移呢？孔夫子特意记载诸侯在首止承认周王世子的事情，大概是为天下万世的大计，并不只是关系到某一个人的君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