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道录卷之五十四
录曰：柳子曰：王之弟当封耶，周公宜以时言於王，不待戏而贺以成之也。不当封耶，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戏，以地晓人，与弱小者为之主，其得为圣乎。愚意不然。夫古之圣贤所以善事其君，而引於当道者，必因其善端发见之微，而成其诱掖奖劝之美。孟子之论谷练有以也，而况幼冲之君乎。《蒙》之九二曰：包蒙吉。六四曰：困蒙吝。夫以幼坤之君，其心，譬则始萌之物，柔弱未固，以顺正之，则直而达；以拂逆之，则遏而邪。故当治蒙之任者，必大其含容，广其施溥，将顺辅导之。不置，则能成治蒙之功，而无往不吉。苟其一言之所出，未至於恶也，而遽沸戾之；一事之所行，未至於背也，而遽遏抑之。则蒙者之心愈见其不通束缚拘执，殆有不胜其困者，而吾之所行，亦无往而不吝矣。圣人之所深戒也。古之善养蒙者，莫如孟母。孟子幼时，问束家杀者可为，曰：将以啖汝。既而悔之，乃买猪肉以食之。剪桐之事，即此意也。夫成王虽有一言之戏，乃施於手足之亲，使为周公者遽然正其颜色，严其词命，以为不当封，又不当戏，则成王一言之问，未见其不可，而惟畏吾之拘迫，切吾之严惮，其心叉转而向之於他矣。故曰：成之，乃所以将顺之。且使其戏言之失，泯然不见其迩，然后吾之言油然入人之深矣。岂不君臣俱美耶。后世乃有不能就其君一念之微而扩充之，专务困蒙，以自取悔吝者，其於周公又何有焉。《左传》：僖公二十二年，宋人为鹿上之盟，以求诸侯於楚，楚人许之。公子目夷曰：小国争盟，祸也。宋其亡乎。幸而后败。秋诸侯会宋公于孟。子鱼曰：祸其在此乎。君欲己甚，其何以堪之。於是楚执宋公，以伐宋。冬会于薄，以释之。子鱼曰：祸犹未也，未足以惩君。二十一一年，宋公伐郑，子鱼曰：所谓祸在此矣。冬十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战于泓，宋师败续。二十三年春，齐侯伐宋围婚。夏五月，宋襄公卒，伤於泓故也。录曰：夫筮龟无当，而子鱼有智。凿凿乎，其言之可信也。夫伯虽以力，然亦有道焉，日爱众睦亲之仁，日排难息争之义，日声盛致志之勇，日度德量力之智。襄公乍会而虐二国之君，不化甚矣；始盟而肆围城之惨，不义甚矣；创伯而被执伐之辱，无勇甚矣；屡败而无反己之心，不智甚矣。无是数者，吾不知襄公何以求长於诸侯耶。今有市井不逞之徒，其嚣嚣武断四邻，若无人也户或今日讼一人，明日又讼一人，幸胜则欣然自满，不胜不反诸己，乃隔别而求胜焉。然而缧拽矣，刑罚矣，身无完肤矣，犹未足以为惩也，铃至於大戮而后已焉。朱襄之祸，何异是哉。以是为鉴，筮龟不足凭矣。卫宣公需於夷姜，土急子，为之娶于齐而美，公自取之，生寿及朔，是为宣姜。宣姜与公子朔构急子，公命往诸齐，使盗待于莘，而杀之。寿子告之，使行，不可，曰：弃父之命，恶用子矣。有无父之国则可也。及行，饮以酒，寿子载其旌先往，盗杀之。急子至，曰：我之求也，此何罪，请杀我乎。又杀之。国人衰之，为之赋曰：二子乘舟，泛泛其景，愿言思子，中心养养。二子乘舟！泛泛其逝，愿一甲思子，不遐有害。录曰：古人於处死之际，必择一善以为成名之地，后世则青亡而已耳。汉之卫太子、史皇孙，唐之建成、元吉，宋之光美、德昭，均之一死也，人人得而议之。卫之役寿，晋之申生，民到于今称之，岂非能择死乎。或曰：君子贞而不谅，二子之争，谅而不贞。言必信，行铃果，硿理然小人哉。虽然不谅不果，诊兄而夺之食，其去数子能几何哉。能几何哉。《檀兮》：石祁子之父龄仲卒，无适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为后者，人谓之日．沐浴佩玉则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执亲之丧，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石祁子兆，卫人以龟为有知也。录曰：孝弟，顺德也。故通於神明，信於卦兆。所谓官占惟先蔽，志昆命於元龟，是也。彼五人者，信卜而不信己，谋人而不谋神，何俟启钥见书，而后知三龟之不从哉。《汉书》：高后欲立诸吕昆弟为王，问右丞相陵，陵曰：高弟刑白马盟，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今王吕氏，非约也。太后不悦。问左丞相平、太尉勃，对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称制，王诸吕，无所不可。太后喜。罢朝，陵让平勃曰：始与高帝嚏血盟，诸君不在耶。今高帝崩，大后欲王吕氏，诸君纵欲阿意，何面目见高帝於地下乎。平勃曰：於今面折廷争，臣不如君。全社稷，定刘氏，后君亦不如臣。陵无以应。录曰：剪桐之信与嚏血之盟，何以异乎。叔虞手足之亲，分封者制也，故周公当有以成之。诸吕邪妮之私，欲王者悖也，故王陵当有以止之。此人臣之义，当以王陵为正，平勃盖不足言也。
译《录》说：柳宗元说：“大王的弟弟应当受封吗？如果应当受封，周公就应该及时向大王说明，不能等到开玩笑之后才顺着玩笑把封国落实。如果不应当受封，周公却成全了这个不合适的玩笑，把土地交给一个幼弱的人，让他做一方之主，难道还能算圣人吗？”我认为不是这样。古代圣贤善于侍奉君主、引导君主走上正道，必定因势利导，抓住君主刚刚显露的善端，成就诱导、扶助和勉励的好事。孟子评论公刘的道理是有根据的，更何况是年幼的君主呢？《蒙卦》九二爻说：“包容蒙昧，吉祥。”六四爻说：“困于蒙昧，有忧吝。”年幼的君主，他的心就像刚刚萌发的事物，柔弱而未坚固；用顺正的方法引导他，就会正直通达；用违逆的方法对待他，就会受到阻遏而走向邪僻。因此，承担治理蒙昧之任的人，必须扩大包容之心，广施教化，顺势辅导他。这样就能成就治理蒙昧的功效，没有什么行动会不吉利。假如君主说的一句话还没有达到邪恶的程度，就突然严厉斥责；做的一件事还没有背离正道，就突然加以遏制，那么蒙昧者的心只会更加闭塞，受到束缚拘执，几乎无法承受这种困苦；而我们所做的事，也会无往而不遭受悔吝。这正是圣人深深告诫的。古代最善于培养蒙昧者的，没有谁比得上孟母。孟子小时候，曾问母亲：“东邻杀猪是要做什么？”母亲说：“要杀来给你吃。”后来母亲后悔说了这话，就买猪肉给他吃。削桐叶封弟的事，就是这个道理。成王虽然只是一句玩笑话，却是对亲兄弟说的；如果周公立即板起脸来，严厉地说这不该封、也不该开这样的玩笑，那么成王这句话本身还没有显出不可取之处，却只会害怕我们的拘束和严厉，心也会转而向着别处。因此说，成全这个玩笑，正是为了顺势引导他。而且这样可以使他戏言中的过失悄然消失，不留下痕迹，然后我们的教导才能油然而然地深入人心。这难道不是君臣双方都成就了美德吗？后世却有人不能就君主心中刚刚萌发的一点善念加以扩充，只是一味使其困于蒙昧，最终自取悔吝；他们和周公相比，又有什么可说的呢？《左传》记载：僖公二十二年，宋国人在鹿上订盟，想借楚国来求得诸侯拥护，楚国人答应了。公子目夷说：“小国争着主盟，是祸患啊，宋国大概就要灭亡了吧！幸好只是后来才败亡。”秋季，诸侯在孟地会见宋襄公。子鱼说：“祸患大概就在这里吧！君主的欲望太过分，怎么承受得了呢？”于是楚国拘捕宋襄公，进攻宋国。冬季，诸侯在薄地会盟，楚国才释放宋襄公。子鱼说：“祸患还没有结束，因为还不足以惩戒君主。”二十一年，宋襄公进攻郑国，子鱼说：“所谓祸患就在这里了。”冬十一月己巳朔，宋襄公和楚军在泓地交战，宋军大败。二十三年春，齐侯进攻宋国并包围缗地。夏五月，宋襄公去世，是因为泓地之战所受的伤。〔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十一一年〕 《录》说：占筮和龟卜本来没有什么可靠之处，但子鱼却有智慧。他的话说得如此确凿，实在可信。称霸虽然依靠力量，但也有相应的道义：一是爱护民众、亲近亲族的仁德；二是排除灾难、平息争端的义；三是声威强盛、志向坚定的勇气；四是衡量德行、估计力量的智慧。宋襄公刚一会见诸侯就虐待两个国家的君主，是残暴到了极点；刚刚结盟就纵容围城的惨祸，是不义到了极点；刚想建立霸业就被拘捕、遭受被讨伐的羞辱，是没有勇气到了极点；屡次失败却不肯反省自己，是不智到了极点。没有这几种德行，我真不知道宋襄公凭什么想在诸侯中求得长久地位。如今有些市井中不得志的人，喧嚣武断，视四邻如无人；有的今天控告一个人，明天又控告另一个人，侥幸获胜就欣喜自满，失败了也不反省自己，只是另寻对象以求取胜。然而他们已经被捆绑、受到刑罚，身体伤痕累累，仍然不足以使他们受到惩戒，直到遭受大刑才停止。宋襄公的祸患与此有什么不同呢？以此为鉴，龟卜占筮也就不足凭信了。卫宣公与夷姜私通，生下急子。卫宣公替急子到齐国娶妻，见她美丽，便自己占有了她，生下寿和朔，这就是宣姜。宣姜与公子朔合谋陷害急子，卫宣公命急子前往齐国，又派盗贼在莘地等候杀他。寿子把这件事告诉急子，让他逃走。急子不肯，说：“违背父亲的命令，还怎么做儿子呢？除非有无父之国，否则我不能这样做。”临行时，卫宣公给他饮酒；寿子载着急子的旌旗先行，盗贼便杀了寿子。急子赶到，说：“我要找的人是我，他有什么罪？请杀我吧！”盗贼又杀了急子。国人哀悼他们，为他们作歌说：“两个孩子乘舟，船影漂漂。愿我思念你们，内心忧伤。两个孩子乘舟，船儿漂漂远去。愿我一心思念你们，难道还会没有灾祸吗？” 《录》说：古人在面临死亡时，必定选择一件善行，作为成就名声的所在；后世的人却往往只是白白送死罢了。汉代的卫太子、史皇孙，唐代的建成、元吉，宋代的光美、德昭，都是一死而已，人人都可以议论他们。卫国的寿子、晋国的申生，百姓直到今天还称颂他们，难道不是因为他们能够选择一种有意义的死法吗？有人说：“君子守正而不拘泥于小信。两个孩子的争执，是拘泥于小信而不是守正。说话必定兑现，行为必定果断，难道不是小人的作为吗？”即使如此，如果不拘泥于小信、不执意践言，便诊视兄长而夺取他的食物，那么与这几个人又相差多少呢？相差多少呢？《檀弓》记载：石祁子的父亲石碏仲去世，没有嫡子，只有六个庶子。占卜谁可以继承父位，有人说：“沐浴并佩戴玉器，就会得到吉兆。”五个人都沐浴并佩戴玉器。石祁子说：“哪里有替父亲服丧，却沐浴佩玉的人呢？”于是他不沐浴，也不佩玉。石祁子得到吉兆，卫国人认为龟卜是有知的。《录》说：孝悌是顺从的德性，所以能通达神明，也能得到卦兆的信验。所谓“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龟”，说的就是这个道理。那五个人只相信卜兆而不相信自己的本心，只谋求人的认可而不谋求神明的旨意，难道还要等到打开龟甲、看见卜辞以后，才知道三龟都不赞成他们吗？《汉书》记载：高后想封吕氏兄弟为王，询问右丞相王陵。王陵说：“高帝杀白马与群臣盟誓：不是刘氏而称王的，天下共同讨伐。现在要封吕氏为王，不合盟约。”太后不高兴。她又问左丞相陈平、太尉周勃，二人回答说：“高帝平定天下后，封自己的子弟为王。如今太后临朝称制，封吕氏为王，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太后很高兴。退朝后，王陵责备陈平、周勃说：“当初和高帝歃血盟誓时，诸位难道不在场吗？现在高帝去世，太后想封吕氏为王，你们纵然想迎合她的心意，将来还有什么脸面在地下见高帝呢？”陈平、周勃说：“当面折辱皇上、在朝廷上据理力争，我不如您；保全国家、安定刘氏天下，您又不如我们。”王陵无言以对。《录》说：削桐叶封弟的信用，与歃血盟誓的信用，有什么不同呢？叔虞是成王的亲兄弟，分封是制度所允许的，所以周公应当设法成全它。吕氏是奸邪之人的私党，封他们为王是悖逆的行为，所以王陵应当设法制止它。这才是人臣的义，应当把王陵看作正道，陈平、周勃实在不值得一提。
文帝窦后，兄长君，弟广国，字少君，年四五岁时家贫，为人所略卖，其家不知处，传十余家至宜阳，为其主人入山作炭，暮卧岸下，岸崩，尽压杀卧者百余人，少君独脱不死，从其家之长安，自卜数日当为侯。时皇后新立，家在观津，姓窦氏。广国去时虽少，识其县名及姓，又尝与其姊采桑堕，用为符信，上书自陈，皇后言帝，召见问之，具言其故，果是。复问其所识，曰：姊去我西时，与我央传舍，中旬沐我，已饭我乃去。於是窦后持之而泣，加以厚赐，仍赐弟长安绛侯。灌将军等曰：吾魇不死命，乃且悬此两人。此两人所出微，不可不为择师传，又复於昌氏大事也。於是乃选长者之有节行者与居，二人由此为退让君子，不敢以富贵骄人。录曰：愚观汉世大学不明，合天子之元子、众子而不教，乃独教此二人，真可谓不知类也已。彼绛灌者，何所而不为己谋哉。始也，惧祸之及，终也，畏命之亡。况此所出，古今罕闻，一旦得志，惕折若此，何况复复奕世之权宠耶。莽所由来之息，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宋史》：王安石执政，王安礼上疏曰：人事失於下，则变象见於上。陛下有仁民爱物之心，而泽不下。究意者，左右大臣不均不直，谓忠者为不忠，不贤者为贤，乘权射利者，用力婵於沟痔，取利究於园夫，足以干阴阳而召星变。案察亲近之行，杜邪枉之门，至於祈禳。小数言，不足以应天变。神宗览疏嘉叹，谕之曰：王珪欲使卿条具，朕谓不应阻格人言，以自壅障。今以一指蔽目，虽泰华在前，不之见，与近习蔽其君，何以异。此卿当益自信。神宗又语宰辅曰：富弼有章疏来。章惇曰：弼所言何事。帝曰：言朕左右多小人。惇曰：可令分析，孰为小人。帝曰：弼，三朝老臣，岂可令分析。左丞王安礼曰：弼之言是也。罢朝，惇责安礼曰：左丞对上之言，失矣。安礼曰：吾辈今日日诚如上论，明日日圣学非臣所及，安得不谓之□ □ □ □ 以对。录曰：自古乖戾之臣，或能期於其君，而不能欺於其家，能欺天下，而不能欺同气。苟其兄曰：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而其弟曰：人事失於下，则变象见於上。其君既曰：一指蔽目，虽太华不之见。其大臣又曰：左右近习多小人，壅闭其君。岂不晓然明白。然而卒不能移，此理殆不可信，岂天夺其本心，如所谓大车无挽，小车无軏者哉。不然以老待弼，非惟无以副之，而以弟叛兄，反谓益当自信，纵使迷惑，何至颠到之若是耶。有宋元丰八年，河南程颢伯淳卒，文颜博题其墓曰：明道先生。其弟颐序之曰：周公没，圣人之道不行。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道不行，百世无善治。学不传，千载无真儒。无善治，士犹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诸人，以传诸后。无真儒，则贸贸焉莫之所之，人欲律而天理灭矣。先生生于千四百年之后，得不传之学於遗经，以兴起斯文为己任，辩异端，阙邪说，使圣人之道焕然复明於世。盖自孟子以后，一人而己。然学者於道不知所向，则孰知斯人之为功；不知所至，则孰知斯名之称情也哉。录曰：行实之所状，陆降进退，作止语默，人不问於其父母昆弟之言也。明道之所序，圣贤传统，师友渊源，所不系於其因心之论也。然则游公能题之，顾不能序之。何欤。二夫子之在当时，媲美同德，譬则圭璋瑚缝，肆无贰价，而玉人异其品题，世将反不信矣。回视安礼之讼安石，可以同日语哉。王庠，弟序累世同居，号日义门。父梦易尝摄兴州，改四川茶运，置茶铺，役民，部刺史恨其不出已，以他事中之，镌三秩，罢归而卒。母向氏，钦肃皇后姑也，哀毁愤切。庠谓序曰：父以直道见挤，母抚柩誓言，期#1我兄弟成立，赠复父官，方许归葬，相与勉之。遂闭户穷经史，寻师千里，究其旨归。蚤岁上宰相书，持中立不倚之论，口口陶、苏辙皆器重之。又以经说寄苏轼曰：二帝三王之时，士志於道德。惟其自得之难，故守之至坚。自孔孟作六经，斯道有一定之论，士之所养，反不逮古。乃知后世见六经之易，忽之而不行也。轼复日二．诚哉，是言。元佑中，吕陶荐之应制科，遂论时政得失，谓：中外壅蔽，将生寇戎之患。下弟竟归。大观中，行舍法，复以庠应诏，辞曰：昔以母中年求侍养，今母老乃奉诏，岂本心乎。乃以序升朝，赠父官，始克葬。至母卒终丧，复举八行。大司成考定天下第一，诏旌其门。太后尝欲官庠，辄以逊序。后庠卒，孝宗谧日贤节。
译汉文帝窦皇后的兄长名长君，弟弟名广国，字少君。广国四五岁时，家境贫穷，被人拐卖，家里不知道他的去处。他被转卖了十多家，到了宜阳，替主人进山烧炭。一天傍晚，他睡在山崖下，山崖崩塌，把同睡的人一百多人都压死了，只有少君逃脱未死。他跟随那户人家到了长安，自己占卜，算出几天后将成为侯爵。当时皇后刚刚立为皇后，娘家住在观津，姓窦。广国离家时虽年幼，却记得县名和自己的姓氏，又曾和姐姐一起采桑时跌落，因此把这些作为凭证，上书说明自己的身世。皇后把这件事告诉皇帝，召见广国询问，他详细说出经过，果然是她的弟弟。皇帝又问他还记得什么，他说：“姐姐向西离开我时，曾和我在旅舍分别；到了中旬，她给我洗澡，给我吃过饭才离开。”于是窦后抱着他哭泣，又给他厚重赏赐，并赐给他弟弟长安绛侯的爵位。灌婴将军等人说：“我们本以为这两个人不会活着回来，没想到如今竟要依靠他们了。这两人的出身卑微，不能不给他们选择老师传授学业，而且还要把他们交给昌氏等人教导。”于是选取有德行节操的长者与他们同住。二人由此成为谦退礼让的君子，不敢凭借富贵傲视他人。《录》说：我看汉代时，大学的教育并不明白，天子的长子和其他儿子都不加教导，却偏偏只教育这两个人，真可以说是不知类比了。那些绛侯、灌婴之类的人，还有什么不是替自己谋划的呢？开始时，他们害怕祸患牵连自己；最后，又害怕皇命灭亡。何况这两人的出身低微，是古今罕见的事，一旦得志，竟惊惧退缩到这种地步，更何况是世代相传的权势和宠幸呢？王莽篡夺天下的祸根，并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宋史》记载：王安石执政时，王安礼上疏说：“下面的人事处理失当，上面就会出现灾变的征象。陛下有仁爱百姓、爱护万物之心，但恩泽不能下达。究其原因，恐怕是左右大臣不公正、不正直，把忠臣说成不忠，把不贤的人说成贤能；那些凭借权势谋取私利的人，费尽力气钻营，像沟里的污秽一样争夺利益，足以扰乱阴阳、招致星变。应当考察亲近之人的行为，堵塞邪曲枉行的门径。至于祈禳之类的小术小数，不能用来应对上天的灾变。”神宗看了奏疏，赞叹不已，对他说：“王珪想让你分条详细说明，我认为不应阻塞和拒绝臣下进言，以免自己闭塞受蒙蔽。现在用一根手指遮住眼睛，即使泰山、华山在面前也看不见；近臣和亲信蒙蔽君主，与此有什么不同？这正是你应当更加自信的地方。”神宗又对宰辅说：“富弼有奏章送来。”章惇问：“富弼说了什么？”皇帝说：“他说我的左右近臣中有很多小人。”章惇说：“可以让他说明谁是小人。”皇帝说：“富弼是历经三朝的老臣，难道能让他逐一说明吗？”左丞王安礼说：“富弼说得对。”退朝后，章惇责备王安礼说：“左丞在皇上面前的回答错了。”王安礼说：“我们这些人今天如果确实如皇上所说，明天又说圣人的学问不是臣下所能达到的，那怎么能不说这是□□□□来回答呢？” 《录》说：自古以来，乖戾的臣子有的能欺骗君主，却不能欺骗自己的家人；能欺骗天下人，却不能欺骗同胞兄弟。假如他的兄长说：“天变不值得畏惧，别人的议论不值得顾虑。”而他的弟弟却说：“下面的人事处理失当，上面就会出现灾变的征象。”君主已经说：“一根手指遮住眼睛，即使太华山也看不见。”他的大臣又说：“左右近臣中有很多小人，堵塞蒙蔽了君主。”难道还不够明白吗？然而最终仍不能改变，这种道理实在难以相信。难道是上天夺去了他的本心，正如所谓“大车没有挽具，小车没有车軏”吗？如果不是这样，富弼作为老臣，非但不能辅佐君主，反而因为弟弟背离兄长而说应当更加自信；即使已经迷惑，又怎么会颠倒到这种地步呢？宋元丰八年，河南人程颢，字伯淳，去世。文彦博在他的墓上题写“明道先生”。他的弟弟程颐为他作序说：“周公去世后，圣人之道不能实行；孟轲死后，圣人的学问不能传承。道不能实行，百代之中就没有善治；学问不能传承，千年之中就没有真正的儒者。没有善治，士人还可以自己明白道理；没有真儒，人就茫然无所趋向，人的私欲盛行而天理灭亡。先生生于一千四百年之后，从遗留下来的经书中得到失传的学问，以振兴斯文为自己的责任，辨明异端，斥退邪说，使圣人之道在世间重新灿然明白。大概自孟子以后，只有先生一人而已。然而，学者如果不知道道的方向，谁能知道这个人的功业？如果不知道道所达到的境界，谁能知道这个名号是否名副其实呢？” 《录》说：行状所记载的，不过是陆续升降进退、行为举止、言语沉默之类的事情，世人并不向他的父母兄弟询问。明道先生所作的序，则讲述圣贤的传统、师友的渊源，这些并不取决于程颢自己的内心议论。既然如此，游酢能够题写墓碑，却不能作序，为什么呢？二位先生在当时才德相称，就像圭璋和瑚琏一样，本来没有第二种价值；如果玉工却给他们作出不同的品评，后世反而会不相信。回头看王安礼替王安石争辩的事，怎么能够相提并论呢？王庠和弟弟王序几代同居，号称“义门”。他们的父亲王梦易曾代理兴州，后来改任四川茶运，设置茶铺，役使百姓。部刺史恨他不听从自己，便借其他事情陷害他，削减三秩官阶，罢官回乡后去世。母亲向氏是钦肃皇后的姑母，悲哀毁伤而且愤懑痛切。王庠对王序说：“父亲因坚持正直之道而被排挤，母亲抚摸灵柩发誓，要等我们兄弟成才、恢复父亲的官职，才答应归葬。我们应当共同努力。”于是兄弟闭门钻研经史，远行千里寻访老师，探究学问的宗旨。年轻时，他给宰相写信，坚持中立而不偏倚的主张，吕陶、苏辙都很器重他。他又把经学见解寄给苏轼说：“二帝三王的时代，士人以道德为志向。正因为亲自获得道德很难，所以守护它极其坚定。自从孔子、孟子作六经以来，这条道已有确定的论断，士人所修养的，反而比不上古人。由此才知道，后世看六经太容易，便轻视它而不实行。”苏轼回复说：“对，确实如此。”元祐年间，吕陶推荐他参加应制科考试，他于是论述时政得失，说：“朝廷内外闭塞蒙蔽，将要产生寇盗兵戎的祸患。”后来他竟然回乡。大观年间，实行舍法，又以王庠应诏，他辞谢说：“过去母亲中年时，我请求侍奉赡养她；如今母亲年老才奉诏出仕，难道是我的本心吗？” 于是因为王序而得以入朝，追赠父亲官职，这才得以安葬父亲。到母亲去世、服丧期满后，又被举荐为八行之士。大司成考核后列为天下第一，皇帝下诏表彰他的家门。太后曾想授予王庠官职，他总是把机会让给王序。后来王庠去世，孝宗谥号为“贤节”。
录曰：甚矣，晚节之难也。以庠之笃信好学，不轻仕进，悦亲信友，不干荣禄，或议其暮年隐操少衰，士可不慎乎哉。或又曰：庠乃贵戚之巨擘，始之淬励，遍交名贤，愿队显亲之名；卒之浮沉，无所建立，遂以成己之志。其居第之华耨，恩命之辉煌，盖亦不得已，非可以伟元之行、仲车之节责之也。观者不可不知。理宗，幼名与莒，弟与苒，潜龙时，日者尝言二子极贵，人未之信也。时史弥远在相位久，皇子站恶之，丞相念欲有所置，会沂靖王宫无后，欲借是，阴以为备。有相府馆客余天锡，性谨愿，不顶外事，弥远器重之。至是告归乡试，谓之曰：今沂王无后，宗子贤厚者，幸具以来。天锡渡江抵越之西门，天大雨，门左有全保长，因过避雨，保长具鹦，忝甚肃须，臾引二子待立，天锡异而门之，全曰：此吾外孙也。天锡忆丞相所属，且其班行良是，就以告，弥远遂命二子来。保长大喜，肾田治衣冠，集渊党送行。天锡引见，弥远善相，大奇之，计恐事泄不便，遽使复归。保长大暂。蹦年，弥远忽谓天锡曰：二子可复来乎。保长谢不遣，弥远密谕曰：二子，长最贵，宜抚於家。未几召嗣沂王，迄即帝位，即理宗也。录曰：愚观余天锡、郑清之皆以学究而致位台易，赵与莒、赵与苒本以齐民而升闻至尊。是时八柄之重，九五之贵在於呼吸掌握转移进退之问，朝廷不预闻也，母后不预知也。宋之天下，至此徒寄空名於其上尔。如此好据安得不深，信计安得不密，拥宠安得不尊，而师相又安敢复制，储极又安敢复恃乎。《易》有不密害成，《诗》有耳属于垣，盖言权也。《通志》：明嘉鱼李承芳，字茂卿，号东娇，弟承箕，字世卿，号大崖。二人清修苦节，好古力行，郁郁抱奇，气不能与世倪仰，学皆不治章句，必欲直探孔孟遗旨。少时，其父指乡人孔御史爱诵，衣紫腰金拜彩堂，今信矣，儿能如是乎。对曰：富贵不淫贫贱乐，兄爱此耳。及长为庠生，厌科举之业，所司迫蹙，就试，遂同占乡书。尝阅先儒注脚，以为破裂圣经，曰：诗书者，吾道之迩而已。近代以来，害天下之人心者，莫甚于学官；害天下之士习者，莫甚於科举；率天下类而无忌惮者，莫甚於今之师帅。必将一切尽废去之。求老师宿儒，如一乡之善士，则师其一乡，一国之善士，则师其一国，然后为得也。拜大理评事，怃然曰：权不能救人之死生，才不能识时之变正，身不能应世之俯仰，负此官矣。遂谢病归。世卿尝一赴会试，归而不远千里从陈白沙游，与之登临吊古，赋诗染翰，终不及为学之方，久之跃然曰：箕得之矣。凡学以言传，非真传也。其有目系，而道存者乎。遂归，绝意进取，日端坐一室，洗涤身心，不陡阶级，径造本真，伯仲之问，自相师友。及铭白沙之墓曰：虚以立本，动而能神，疑而涵之，天飞渊沦。君子以为其所自见也。录曰：王文恪公云：理有愤於习之所同，而发於一人之独见。盖天下之所共是，吾独得不是；天下之所共非，吾独得不非。其所不是不非者，吾心之所安也。吾心之所安何也，谓理也，义也。若二公者，非所谓卓然自信而不为外物之所摇夺者耶。弘道录卷之五十四 竟＃１『期』 原作『欺』，据文义改弘道录卷之五十五信朋友之信《皇王大纪》：舜年二十，孝友闻于人，有友七人焉：雄陶、方回、续牙、伯阳、东不訾、秦不虚，灵甫。当此之时，口不设，言乎不指，麾执玄德，於心而化，驰若神使。苟无信，虽口辩而户说之，不能化一人。录曰：七人，皆不可考。若以三坟五典人所不见而言，所不知尚多矣。录之。《大学传》曰：与国人交，止於信。录曰：文王之国，所与之交者，何人也。有伯夷太公为之表师，有大颠闳夭散宜生南官括为之左右，有疏附先后奔走御侮为之服从。芍根只不立，则一言一行无非佞侥。苟且责戾罔极之事，而以服事殷，亦虚文矣。故不日朋，而日国人，盖以三分天下，有其二言也。《论语》：孔子曰：朋友信之。录曰：五常之信，犹五行之土，所赖以践履笃实，成始成终者。苟为不然，则性与天道不过口耳之传。躬行君子未为允蹈之学，而以我为异，以我为隐，以我为有知，畎我为多学，纷纷然矣。惟信也，故无言如天，无挽如地，两端不以为竭，四教不以为烦。语而难显，默而难藏，果而确而已矣。厥后以万世为士，其崇德报功，亦惟在是。然则，岂非圣志之所立乎。又论弟子之职，曰：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论君子之学，曰：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
译《录》说：晚年的操守太难保持了。以王庠那样笃信好学、不轻易求取仕进、使亲人喜悦、与朋友诚信相交、不求荣华俸禄的人，竟还有人议论说他晚年的隐居操守稍有衰减，士人难道可以不谨慎吗？也有人说：王庠是贵戚中的杰出人物，起初磨炼自己，广泛结交名贤，希望得到显扬亲族的名声；最后却在仕途上沉浮，没有什么建树，于是成全了自己的志向。他住宅的华美、恩命的荣耀，大概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不能拿伟元的德行、仲车的节操来责备他。对此，读者不可不知道。理宗幼名赵与莒，弟弟名赵与苒。二人尚未显达时，术士曾说他们兄弟将极其显贵，人们都不相信。当时史弥远长期任宰相，皇子们都厌恶他。宰相想有所安排，恰逢沂靖王宫中没有后嗣，便想借此暗中作准备。宰相府中有位馆客余天锡，性情谨慎诚实，不参与外界事务，史弥远很器重他。到这时，余天锡告假回乡参加乡试，史弥远对他说：“如今沂王没有后嗣，如果有宗室子弟品行贤厚，希望你带一个来。”余天锡渡江到达越地西门，天降大雨，城门左边有一位保长，他便到那里避雨。保长准备了饭食，恭敬地招待他，不一会儿领出两个孩子让他看。余天锡觉得奇怪，便询问他们是谁。保长说：“这是我的外孙。”余天锡想起宰相的嘱托，又觉得他们的排行和品行都很合适，便把此事报告给史弥远。史弥远于是命令两个孩子前来。保长非常高兴，整理田地，置办衣冠，召集乡党为他们送行。余天锡带他们入见，史弥远善于相人，大为惊异；但又担心事情泄露不便，立即让他们回去。保长大为失望。过了一年，史弥远忽然问余天锡：“那两个孩子可以再来吗？”保长推辞不肯送来，史弥远秘密告诉他说：“两个孩子中，年长的最为显贵，应当把他抚养在家中。”不久，年长者被召入继承沂王，后来终于登上帝位，就是理宗。《录》说：我看余天锡、郑清之都凭借学问而登上台阁高位，赵与莒、赵与苒本来只是普通百姓，却被举荐而闻达于至尊。当时任用、废黜、赏罚等大权，以及九五之尊的贵位，都在一呼一吸之间掌握、转移、升降，朝廷事先并不知道，太后也事先不知情。宋朝的天下到了这个地步，只是把空名寄托在皇帝身上罢了。像这样，依仗权势怎么能不深，谋划怎么能不秘密，宠信怎么能不尊贵，而宰相又怎么敢不再控制，储君又怎么敢再依靠呢？《易经》说“不密害成”，《诗经》说“耳属于垣”，说的都是权力的情形。《通志》记载：明代嘉鱼人李承芳，字茂卿，号东郊；弟弟李承箕，字世卿，号大崖。兄弟二人清心修身、苦守节操，怀抱奇才而郁郁不得志，气质不能随世俗俯仰。他们治学都不拘泥于章句，必定要直接探求孔子、孟子的遗意。年轻时，父亲指着乡人孔御史说：“他喜欢诵读经书，穿紫袍、系金带，拜谒父母的堂上。如今我相信了，你们能做到这样吗？”他们回答说：“富贵不能使人迷乱、贫穷仍能自得其乐，哥哥喜爱的是这个。”长大后成为庠生，厌恶科举之学，主管部门催逼他们应试，于是二人一同考中乡试。曾经阅读先儒的注释，认为那是在割裂圣经，说：“《诗》《书》只是接近我道的东西而已。近代以来，损害天下人心的，没有比学官更严重的；损害天下士人习气的，没有比科举更严重的；使天下人同流合污而无所顾忌的，没有比现在的师帅更严重的。一定要把这一切全部废除。寻找有学问的老师和老儒，一乡有善士，就以他为一乡的老师；一国有善士，就以他为一国的老师，这样才是正确的。”后来授任大理评事，他怅然说：“权力不能拯救人的生死，才能不能辨识时势的变化和正道，身体也不能适应世俗的俯仰，实在辜负了这个官职。”于是称病辞官归乡。李承箕曾经参加一次会试，回来后不远千里跟随陈白沙游学，与他登临山水、凭吊古迹、赋诗挥毫，却始终没有谈到求学的方法。过了很久，他欣然说：“我明白了。” 凡是靠言语传授的学问，都不是真正的传授。难道会有眼目相连而道却保存下来的情形吗？于是他回乡，完全断绝了求取仕进的念头，每天端坐在一间屋里，洗涤身心，不逐级求进，直接达到本真境界。兄弟之间相互以师友相待。后来为陈白沙墓作铭文说：“虚心以建立根本，行动而能显现神妙；有所疑惑便涵养它，像天上飞翔、深渊沉潜。”君子认为这正是他自己所领悟的境界。《录》说：王文恪公说：“道理有时在众人习以为常之处受到阻塞，却在一个人独自的见解中显现出来。天下人共同认为对的，我独自发现它不对；天下人共同认为不对的，我独自发现它并非不对。那不以天下人的看法为是、也不以天下人的看法为非的，是我内心安定之处。我心中安定的是什么？就是道理，就是义。”像这两位先生，难道不是所谓卓然自信、不被外物摇动和夺取志向的人吗？《弘道录》第五十四卷 完 ＃１“期”字，原作“欺”，根据文义改正。《弘道录》第五十五卷 信 朋友之间的信义 《皇王大纪》记载：舜二十岁时，以孝顺友爱闻名于世，有七位朋友：雄陶、方回、续牙、伯阳、东不訾、秦不虚、灵甫。在那个时候，他不用言语，也不指示号令，只是执守玄妙的德性，在内心中感化他人，行动像神灵驱使一样迅速。假如没有信，即使凭口才逐家劝说，也不能感化一个人。《录》说：这七个人的事，都无法考证。如果说三坟五典是人们没有见过的古籍，那么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就更多了。所以记下这件事。《大学传》说：同国人交往，止于诚信。《录》说：文王的国家，他与哪些人交往呢？有伯夷、太公作为表率和老师；有大颠、闳夭、散宜生、南宫括作为左右辅弼；还有疏附、先后、奔走、御侮等人服从他。如果根本不立，那么一言一行无不是谄媚侥幸、苟且求容、责罚乖戾而没有限度的事情，即使以此来侍奉殷，也只是虚文罢了。所以不说“朋友”，而说“国人”，大概是因为文王三分天下已经拥有其中两分的缘故。《论语》记载：孔子说：“朋友信任我。” 《录》说：五常中的信，就像五行中的土，依靠它才能脚踏实地、笃实坚定，成就开始，也成就结束。如果不是这样，那么性与天道就只不过是口头耳听的传说。亲自践行的君子还没有真正踏实履行学问，便把我看作异端，把我看作隐晦，把我看作自以为有知识，或讥笑我学问太多，纷纷扰扰。正因为有信，所以可以像天一样无言，像地一样无所牵挽；从两端展开而不觉得穷尽，施行四种教诲而不觉得烦劳。说出来难以显尽，沉默时也难以隐藏，只是果断、确实而已。后世万代的士人崇尚德行、报答功德，也都在于此。如此看来，难道不是圣人的志向所建立的吗？又论述弟子的职责说：“谨慎而守信，广泛爱护众人而亲近仁者。”论述君子的学问说：“以忠信为主，不要和不如自己的人交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