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道录卷之五十二
《宋史》：太祖姓赵氏，名匡胤，父名弘殷，周检校司徒，岳州防御使，母杜氏生祖於洛阳夹马营，赤光满室，营中异香，经宿不散，人谓之香孩儿。营太祖之生，自后唐明宗登极之年，每夕於宫中焚香祝天曰：某胡人，因乱为众所推，愿天早生圣人，为生民主。明年丁亥，实始应期而生。及长，容貌雄伟，器度豁如，识者知其非常人。录曰：按《五代史》云：世道衰，人伦坏，而亲冻之理反其常，干戈起於骨肉，异类合为父子。开平显德五十年问，天下五代，而实八姓，其三出於丐养。呜呼，至此极矣。天故笃生宋祖，以定万世父子君臣之分，而其降生之异，受命之符，盖不期然而然者，岂不较然为可信哉。先是周世宗尝於文书囊中得木，长三尺余，题云：检点作天子。及陈桥之变，遣楚昭辅汴慰安家人，报曰．检点已作天子。杜太后闻之曰：吾儿素有大志，今果然矣。录曰：人因太后此言，遂病太祖阴蓄不臣之志，岂其然哉。盖点检之言，中外闻之已久，后至是始信其然耳。非若唐太宗之时，太祖不得已而曰：今日破家亡躯由汝，化家为国亦由汝。是故观杜后之言，有据而喜，详唐祖之意，有挟而曜。及太后疾，亟问太祖曰：汝知所以得天下乎？太祖呜噎不能对。太后固问之，曰：臣所以得天下，皆祖考及太后之积庆也。太后曰：不然。正由周世宗使幼儿主天下，故汝得至此。汝百岁后，当传位汝弟光义、光美，以至德昭。国有长君，社稷之福也。太祖顿首曰：敢不如教。就命於榻前为约誓，皇凹之，藏於金匮，命谨密宫人掌之。录曰：后之一言，遂贻两世太平之福。苟唐之初年，而有此誓，何至喋血禁庭乎。借乎，鄙夫以其患得息失之心，而害万世大公至正之论，遂使光美德昭之言不注于信史，而丛於小说。故录。亦削赵普，以谓君子之所为，众人固不识也。英宗初即位，皇太后同听政，两宫有违言，传尧愈颇问，内侍任守忠等共为谗问，乃上疏曰：天下之可信者，莫大於以天下与人，亦莫大於受天下於人。朝廷今日无他，惟诛窜谗人，则慈孝之声并隆於天下矣。於是遂逐守忠等，而太后还政，惧然母子如初。录曰：韩之言危，当时人皆知之；传之言密，一时或不知之。盖以违言出於谗问，谗问由於猜疑，猜疑遂生不信，始於较毫厘之小节，终於弃莫大之至恩。其或不然，亦往往能碎千金之璧，不能释破釜之疑。苟非金玉之君子，其能言而必信乎。观者详之。孙传为人笃信守法，尝对上言：祖宗法惠民，血一宁法惠国，崇观以来法惠奸。时为确论。后钦宗诣金营，以侍辅太子留守，仍兼少传。金人复索太子，传留不遣，密谋匿之民问，别以状类太子者杀之，以其首并送虏营，曰：宦者欲窃太子投军前，都人争而杀之，误伤太子，因以兵讨定其乱者以献。苟尚不已，继之以死。越五日，无肯承其事者。傅批膺太恸日．吾太子傅，义当同死。卢虽不吾索，吾当与之俱行。时方寓皇城司，其子来省，叱之曰：使汝勿来，吾已分死国，以全吾信。汝来何益。挥使亟去。子亦泣曰：大人信以狗国，儿复何言。遂以留守付王时雍而去。录曰：下官之难死者众矣，而卒能脊孤者，膺代之也。幸而康王犹在，苟天不戚遗，宋其不祀乎。然而无肯承其事者，天厌奸邪已极。若使除旧布新，以启艺祖之传祚，而后绍迷之综始灭。绍迷之综减，而惠奸之政亦熄矣。高宗母韦氏，位贤妃，从上皇北迁。建炎初，逼尊为宣和皇后，后加尊为皇太后。帝尝泣谕辅臣曰：太后春秋高，朕思之不遑宁处。朕有天下，而养不及亲。宜立誓信，明言归我太后，朕不耻和。不然，朕不惮用兵。适金遣萧毅来议和，帝又语之曰：太后果还，自当谨守誓约。如其未也，虽有誓约，徒为虚文。及命何铸、曹勋报谢，复召至内殿谕之曰：朕北望庭闱，无泪可挥。卿见金主，当曰：慈亲之在上国，一老人耳。在本国，则所系甚重。以至诚说之，庶彼有所感动。铸等至金国再三恳请，金主始允。
译《宋史》记载：太祖姓赵，名匡胤，父亲名弘殷，任周朝检校司徒、岳州防御使。母亲杜氏在洛阳夹马营生下太祖，赤光充满房间，军营中有奇异香气，经过一夜仍不散，人们称他为“香孩儿”。太祖出生以前，自后唐明宗即位那年起，周世宗每晚都在宫中焚香向天祈祷说：我是胡人，因天下动乱被众人推举，希望上天早日降生圣人，作为百姓的主人。第二年丁亥，果然在应验之期出生。长大后，他容貌雄伟，气度豁达，见识非凡的人都知道他不是常人。录文说：考察《五代史》，其中说世道衰败、人伦毁坏，亲亲之理反常，骨肉之间兴起战争，异族之人也结为父子。开平至显德五十年间，天下经历五代，实际上有八个姓氏，其中三个出自乞丐收养。唉，局势竟到了这个极点。上天特意降生宋太祖，用来确定万世父子、君臣的名分；而他出生时的奇异现象、承受天命的符瑞，大概都是不期然而然地出现的，难道不是明显可信吗？在此以前，周世宗曾经在文书袋中发现一块木片，长三尺多，上面题写着：“检点作天子。”陈桥发生变故后，周世宗派楚昭辅到汴京安抚家人，楚昭辅回来报告说：检点已经做了天子。杜太后听说后说：我儿素来有大志，如今果然如此。录文说：人们因为杜太后的这句话，就认为太祖暗中蓄谋不臣，这难道是真的吗？“检点作天子”这句话，朝廷内外早已听闻很久，杜太后到这时才相信它已经应验罢了。不像唐太宗时期，太祖迫不得已而说：今天使你家破人亡，是你；使你由家成为国，也是你。因此看杜太后的话，是有依据而感到欣喜；考察唐太祖的话，则是有所挟持而炫耀。太后病重时，急切地问太祖：你知道自己为什么能够得到天下吗？太祖呜咽着不能回答。太后坚持追问，他说：臣之所以能得到天下，都是祖先和太后积累的福庆。太后说：不是这样。正是因为周世宗让幼儿主持天下，所以你才得到今天的地位。你百年之后，应当把皇位传给你的弟弟光义、光美，直到德昭。国家有年长的君主，是社稷的福气。太祖叩头说：怎敢不遵照教诲？于是就在太后榻前立下约誓，太后在誓书上加盖印章，把它藏在金匮中，命谨慎秘密的宫人掌管。录文说：太后的一句话，终于给两代带来了太平的福泽。假如唐朝初年也有这样的誓约，哪里会发生宫廷中血流满地的事呢？可惜鄙陋之人以患得患失的心，损害万世大公至正的道理，因而使光美、德昭的事情没有被真实记入信史，反而聚集在小说之中。所以本录也删削赵普的说法，因为君子的作为，众人本来就不能认识。英宗刚即位时，皇太后与他共同听政，两宫之间有不合的言语，传尧愈多次进谏；内侍任守忠等人一起进谗言，于是传尧愈上疏说：天下最值得信任的事情，没有比把天下交给别人更大的；也没有比从别人那里接受天下更大的。朝廷今天没有别的事情，只要诛杀、放逐进谗言的人，那么慈爱和孝顺的声誉就会同时在天下隆盛。于是任守忠等人被驱逐，太后归还政权，母子两人又恢复如初。录文说：韩公的话很危险，当时人人都知道；传尧愈的话隐秘，一时之间有些人不知道。大概两宫不合的言语出于谗言，谗言出于猜疑，猜疑于是产生不信任；事情开始只是计较毫厘般的小节，最终却抛弃最大的恩德。即使不是这种情形，也往往能够击碎价值千金的玉璧，却不能解除对破釜沉舟之事的疑心。假如不是金玉般的君子，怎么能做到说出的话一定被人信任呢？读者应详细体察。孙传为人笃实守信，遵守法令，曾经对皇帝说：祖宗的法令对百姓有利，血腥的法令损害国家，崇宁、大观以来的法令却有利于奸邪之人。当时这确实是正确的议论。后来钦宗前往金营，孙传以太子少傅的身份留下守卫京城，仍兼任少师。金人再次索要太子，孙传把太子留下没有遣送，秘密谋划把他藏在民间，另找一个相貌像太子的人杀掉，把首级一并送到金人营中，说：宦官想偷走太子投降军前，京城人争相杀他，误伤了太子，于是以军队平定他们的叛乱，把首级献上。如果这样仍不能了结，就接着以死相抗。过了五天，没有人肯承认这件事。孙传捶胸大哭说：我是太子的老师，按义理应当与太子同死。金人虽然还没有索要我，我也应当和他一同前往。当时他正在皇城司寄居，他的儿子来探望，他斥责说：我已经决定为国而死，来这里没有什么益处。赶快离开！儿子也哭着说：父亲既然忠信到要为国而死，儿子还有什么可说的？于是孙传把留守职务交给王时雍，离开了京城。录文说：下级官员中遇到难处而死的人很多，最终能够守住孤忠的，是孙传这一类人。幸好康王还在；假如上天不怜惜留下他，宋朝难道不会断绝祭祀吗？然而没有人肯承认这件事，说明上天已经极度厌弃奸邪。假如能够除旧布新，从而开启太祖传下的国运，后来绍兴、隆兴时期的奸邪集团才开始灭亡；奸邪集团灭亡，惠利奸邪的政令也就熄灭了。高宗的母亲韦氏，地位为贤妃，跟随上皇向北迁徙。建炎初年，被迫尊为宣和皇后，后来又加尊为皇太后。皇帝曾哭着告诉辅臣说：太后年事已高，我思念她，片刻也不能安宁。我拥有天下，却来不及奉养亲人。应当立下誓约，明确说要把我的太后送回来；我不以议和为耻。否则，我不怕用兵。正好金国派萧毅来商议和议，皇帝又对他说：太后如果果真回来，我自然会谨守誓约；如果她没有回来，即使有誓约，也只是空文。等到命何铸、曹勋出使金国答谢，又召他们到内殿告谕说：我向北遥望宫闱，已经没有眼泪可以挥洒。你们见到金主，应当说：慈亲在贵国，不过是一个老人；在本国，却关系极为重大。请以至诚劝说他，希望他能够有所感动。何铸等到金国后再三恳请，金主才答应。
录曰：帝之本心，於是毕露矣。乃责之以迎还二圣，恢复中原，千言万语，不过一长说耳。何者。爱博一也，得失二也，利害三也。是三者根於其心，人莫得而移之也。人但见父兮生我，而莫知三十一人之众，则与一子一母者孰亲。且以貌类将种，失其煦煦之恩，则与肤体相连者孰切。苟父兄如在，不过一王爵而已，其与父天母地，握乾履坤，臣妾亿兆，指挥万乘者孰得。京师已复，不过一南面而已，其与笑傲湖山，亡心情险阻，南人自南，北人自北者孰利。虽至亲如敌，体不以为念，何者毋一而已，人皆后也。此帝之本心，如鉴之明。故其信誓，如日之皎。夫安得而夺之哉。是以君子贵於扩充四端，莫使其一有所蔽。而继之曰：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队保妻子。斯言直似为帝而设，乃知圣贤预已定之於前，岂后人千言万语所能彷佛哉。隆佑太后生辰，置酒宫中，后泣谓高宗曰：五口老矣。切有所怀，为官家言之。吾逮事宣仁，圣烈皇后聪明母仪，古今未有其比。昔者奸臣肆为谤诬。建炎初，虽尝下诏明辩，而国史尚未删定，岂足传信吾意。先后在天之灵，不无望於帝也。高宗悚然，乃诏重修。录曰：宜仁之知隆佑，如岁寒松柏遇变而莫能改也。隆佑之便宣仁，如大冬严雪见现而莫能留也。有如是之妇，而不负如是之姑，此天所慰遗一老，俾守我王者也。呜呼，生称女中尧舜，没为被谤，宣仁京与惇之罪，可胜课哉。朱墨之史，惜乎晚矣。范氏自镇至祖禹，比三世居禁林，士论荣慕。元佑中，祖禹修神宗实录，大书王安石之过，安石婿蔡卞恶之，坐谪，死岭表。至是高宗亟韶重修神哲两朝实录，乃召祖禹之子冲为宗正少卿，兼直史馆。上谓之曰：两朝大典，皆为奸臣所坏，故以属卿。冲为考异一书，明示去取，书文以墨书，删去者以黄书，新修者以朱书，世号朱墨史。又为哲宗辩诬录，由是二史皆得其正，而奸臣情状益着矣。先是宣仁太后崩，中外个汕，人怀顾望，莫改发。祖禹上疏曰：陛下方揽庶政，延见群臣。此国家隆替之本，社稷安危之机，生民休戚之端，君子小人进退消长之际，天命人心去就离合之时也。可不畏哉。先后有大功于宗社，有大德于生灵，九年之问始终如一。然群小怨恨，亦不为少，必将以改先帝之政，逐先帝之臣，为言以事离问，不可不察也。先后因天下人心变而更化，此辈上负先帝，下负万民，天下之所仅疾，而欲去之者也。后岂有憎恶於其问哉。惟辩折是非，深拒邪说，有以奸言惑听者，付之典刑，痛惩一人，以警群慝，则怡然无事矣。又曰：先后以大公至正为心，罢安石惠卿所造新法，而行祖宗旧政，故社稷危而复安，人心离而复合，乃至辽主亦戒其臣，勿生事。外夷之情如此，中国之心可知。先后日夜苦心劳力，为陛下立太平之基，愿陛下恭己以临之，虚心以处之，则群臣邪正，万事是非，了然於圣心矣。章累上不报，至是始信其言云。录曰：愚观朱墨之史，不独宣食之幸，抑亦范氏之幸也。其父以实录诋诬连贬而死，其子乃辩正所讯，别白而书，使一时之事，如日之闭於重阴而复光也。一家之中，犹稿之嘘於煨烬而复赛也。此可见天理人心，至足凭信，而是非邪正，真莫能移。未定者一时，昭着者万世，人岂可甘心一时而忽弃万世乎。陈瓘为左司员外郎，兼权给事中，曾布使客谕以将即真。瓘语其子正汇曰：吾与丞相议事不合，今若此是，欲以官爵相饵也。若受其荐进，复有异同，则公议私恩两愧矣。吾有一书，论其过，将投之，以央去就。但郊恩不远。彼不相容，则泽不及汝矣。能不介於心乎。正汇愿得书省布，布大怒，遂除名窜袁州。正汇在杭，复告蔡京有动摇东宫述，乃执送京师，下开封狱，并逮瓘。尹李孝称逼使证其妄，瓘曰：正汇闻京将不利社稷，传於道路，瓘岂得预知。以所不知，忘父子之恩，而指其为妄，则情有所不忍。挟私情以符合其说，又义所不为。京之奸邪必为国祸，瓘固尝论之於谏省，亦不待今日语一百问也。内侍黄经臣莅鞠，闻其辞，谓日．主上正欲得实，但如言以对可也。又尝着《尊尧集》，谓：绍圣史官专据王安石日录，改修神宗史，变乱是非，不可传信，探明诬妄，以正君臣之义。至是宰相命凶人石械执灌至庭，大陈狱具，将胁以死，瓘揣知其意，大呼曰：今日之事，岂被制旨邪。械始告曰：朝廷令尊尧集尔。瓘曰：然则何用如许，使君知尊尧所以立名乎。盖以神教为尧，主上为舜。尊尧何得为罪。时相学术浅短，为人所愚，君所得几何，乃亦不畏公议耶。械始惭退。
译录文说：皇帝的本心，在这里完全显露了。后来用迎回二圣、恢复中原来责备他，千言万语不过是一种长篇说辞而已。为什么呢？一是爱的范围广大，二是得失不同，三是利害有别。这三点根植于他的内心，没有人能够改变。人们只看见父亲生养自己，却不知道三十一个人的众多关系；那么，一位父亲和一个儿子的亲近，哪一种更亲呢？况且如果因为相貌像将领的后代，就失去那温暖的恩爱，那么血肉相连的关系和外貌相似的关系，哪一种更切近呢？假如父兄仍然在世，不过是得到一个王爵罢了；这与以父为天、以母为地、掌握乾坤、统治亿兆臣民、指挥万乘兵车相比，哪一种更有所得呢？京师已经收复，不过是面南称王而已；这与笑傲湖山、不把险阻放在心上，南方人自居南方、北方人自居北方相比，哪一种更有利呢？即使至亲像敌人一样，身体也不把他放在心上，为什么呢？因为在他看来只有一个母亲而已，而其他人都排在后面。这就是皇帝的本心，明亮得像镜子；所以他的信誓，也明亮得像太阳。怎么能够夺走它呢？因此君子贵在扩充仁义礼智这四端，不使其中任何一端受到遮蔽。孟子接着说：如果能够扩充它，就足以保有四海；如果不能扩充它，就不足以保全妻子儿女。这句话简直像是专门为皇帝而说的。由此才知道，圣贤早已在前面把道理确定了，哪里是后人千言万语所能仿佛说明的呢？隆佑太后生日时，宫中设宴。太后哭着对高宗说：“我已经老了，心中确实有些话，想对官家说。我曾侍奉宣仁圣烈皇后，她聪明而有母仪，古今没有能与她相比的。过去奸臣肆意诽谤诬陷她。建炎初年，虽然曾下诏明辨是非，但国史还没有删定，哪里足以传信、表达我的心意呢？先后的英灵在天，不能不对陛下有所期待。”高宗听后悚然，于是下诏重新修撰国史。〔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口〕 《录》说：宣仁了解隆佑，就像严冬中的松柏，虽遇变故也不能改变；隆佑亲近宣仁，就像隆冬大雪遇见太阳，不能长久停留。有这样的媳妇，却没有辜负这样的婆婆，这是上天安慰并留给这位老人的人，使她能够守护我们的君王。唉，宣仁生前被称为女中尧舜，死后却遭到诽谤；宣仁、京和惇的罪行，哪里说得尽呢？朱墨之史，实在可惜修得太晚了。范氏从范镇到范祖禹，三代都任职于禁林，受到士大夫舆论的荣耀和仰慕。元祐年间，范祖禹修撰《神宗实录》，大书王安石的过失；王安石的女婿蔡卞憎恨他，范祖禹因此获罪，被贬谪，死在岭南。到这时，高宗急忙下诏重修神宗、哲宗两朝实录，于是召范祖禹的儿子范冲任宗正少卿，兼任直史馆。高宗对他说：“两朝大典都被奸臣破坏，所以把这件事交给你。”范冲撰写《考异》一书，明确说明取舍：原文用墨笔书写，删去的用黄笔书写，新修的用朱笔书写，世人称为《朱墨史》。他又撰写《哲宗辩诬录》。因此，两朝史书都恢复了正当面貌，奸臣的真实情状也更加显露了。在此以前，宣仁太后去世，朝廷内外【原文疑误：个汕】，人人心怀观望，没有人敢于首先发表意见。范祖禹上疏说：“陛下正在总揽政务，延见群臣。这正是国家兴衰的根本、社稷安危的关键、百姓忧乐的端倪、君子小人进退消长的关头，也是天命与人心离合去就的时刻，能不畏惧吗？先后对宗庙社稷有大功，对百姓有大德，九年之间始终如一。然而群小怨恨她的也不少，他们必定会以改变先帝的政令、驱逐先帝的臣子为借口，借此离间君臣，不可不察。” 先后是因天下人心的变化而实行改革的；这些人上负先帝，下负万民，是天下人所共同痛恨、希望除去的人。太后难道会憎恶他们吗？只要辨明是非，严拒邪说；有人以奸邪言论惑乱听闻，就交付法司依法惩处，严惩一人以警戒众恶，那么就可以安然无事了。又说：“先后以大公至正为心，罢免王安石、曾布所创立的新法，实行祖宗旧政，所以社稷由危转安，人心由离散重新聚合，甚至辽主也告诫他的臣下不要生事。外族的情形尚且如此，中原的人心更可想而知。先后日夜苦心劳力，为陛下奠定太平的基础。愿陛下恭敬自持以临御天下，虚心处事，那么群臣的邪正、万事的是非，就都会明白于圣心了。”这些奏章屡次上呈而没有得到答复，到这时才相信了他的话。《录》说：我看《朱墨史》，不只是宣仁太后的幸运，也是范氏一家的幸运。他的父亲因修实录而遭诋毁诬陷，连续被贬，最终死去；他的儿子却辨明并订正当时所考察的事实，分别清楚地记载下来，使一时的事情像被重重阴云遮蔽的太阳重新放出光明，也像一家之中的稿木在灰烬中重新燃烧起来。由此可见，天理人心完全值得凭信，是非邪正确实没有谁能改变。暂时未定的只是当时，昭然显著的却会流传万世；人怎么可以甘心只顾一时，而忽略万世呢？陈瓘任左司员外郎，兼权给事中。曾布派使者告诉他，将要让他正式担任此职。陈瓘对儿子正汇说：“我与丞相议事不合，如今这样做，是想用官爵来诱惑我。若接受他的荐举升迁，以后又与他意见不同，那么公议和私恩两方面我都会惭愧。我有一封奏书，准备论述他的过失，将要投进宫中，以决定我的去留。不过郊祀赦恩也快到了；他若不容我，恩泽就不会及于你。你能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吗？”正汇希望得到这封书来劝止曾布，曾布大怒，于是将他除名，流放到袁州。正汇在杭州，又告发蔡京有动摇东宫的言论，于是被押送京师，交开封府审讯，并逮捕陈瓘。开封尹李孝称逼迫陈瓘作证，说正汇的告发是妄言。陈瓘说：“正汇听说蔡京将对社稷不利，这些话只是流传于道路之间，我哪里能预先知道？若因为自己不知道，就忘掉父子之恩，指责他是妄言，我于心不忍；若挟带私情来迎合你的说法，又是义理所不允许的。蔡京奸邪，必定成为国家祸患，我早已在谏省论述过，也不必等到今天再说一百遍。”内侍黄经臣主持审讯，听到他的话，对他说：“主上正想得到实情，你只要照实回答就可以了。”陈瓘又曾撰写《尊尧集》，说：“绍圣年间的史官专门依据王安石日录改修《神宗史》，颠倒是非，不可作为传信的依据，应该查明其中的诬妄，以端正君臣之义。” 到这时，宰相命凶恶之人石【原文疑误：械】把陈瓘押到公堂，大肆陈列刑具，将要以死相胁。陈瓘猜知他们的意图，大声说：“今天的事，难道是奉皇帝诏旨吗？”石械才告诉他说：“朝廷命令，是因为你尊崇尧的文集。”陈瓘说：“既然如此，为什么要用这样多的刑具，让你知道《尊尧集》为什么以此命名呢？” “因为把神宗比作尧，把主上比作舜。尊崇尧怎么会成为罪过？当时的宰相学术浅陋短浅，被人愚弄；你能得到多少好处，竟然也不怕天下公议吗？”石械这才惭愧地退下。
录曰：充之所修，南与北异代也，瓘之所着，京与卞同时也。然则国史可改，而人心不可改；庙堂可略，而草野不可略；一时之凶威可畏，而万世之公论难泯。君子之所可信者，惟此而已。若乃父信其子，令投书以央其去；子信其父，显得书以正其奸，宁合郊恩而不忍违其父，宁坐诬罔而不忍诬其子。斯固人情之至，而实邦家之光也。如是而纪人无愧也已。赵□自潮徙置吉阳军，子汾力已侍行，公不许日．绍圣初，吕大防谪岭南，惟一子景山爱之，不令同行，而景山坚欲从。既至处，将过岭，吕顾其子泣曰：吾老矣，死何足恤。汝幼，何罪欲俱死瘴乡耶。我不若先死，令汝馊丧归，则吾犹有后也。遂纵饮而死。吾不令汝侍行，亦吕之意。及至，潜居深处，门人故吏皆不敢通。会降旨本军，月具存亡申省。至是乃复呼其子至，曰：桧必欲死我，不尔祸及一家。自书墓志并除拜年月，仍题云：身骑箕尾归天上，气作山河壮本朝。遂不食而死。汾护丧归。守臣章杰知干时中外士大夫与公简牍往来，今适会葬，必携酒酿，可为奇货。亟遣下县兵以搜私酿为名，驰往掩取县尉翁蒙之书片纸，走仆自后垣出，密以告，汾尽焚筐中书，及方刀之属。比官兵至，无所得。桧之憾犹未已，讽御史徐嘉论汾与宗室知泉州令矜饮别厚烬，必有奸谋，诏送大理狱，使汾自诬，与张浚，李光、胡寅、胡铨等五十三人谋大逆，狱成而桧病不能书，获释。鼻与子之言，无不信云。录曰：愚观赵忠简临末之言，果可信乎。孟子曰：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乎天地之间。天地尚可塞，山河独不可壮乎。惜乎，不能顺受其正也。死人之大命也，缧纹桂桔，与夫岩墙沟渎，顾吾审处之何如耳。芍得其正，则虽缧纹不为罪，极桔不为辱，不得其正，则与岩墙沟渎相等。胡为乎而以不食死也。家，外物，易得也；身，在己，难得也。与其顾吾之一家，宁惜吾之一身。桧虽凶焰可畏，而吾身在有余，安知不如章杰之捕，今枓之狱乎。抑微仲与呆悻懂顾息其子，曾不若田画之责邹浩，岂其老而戒得乎。不然纵饮之与不污，非岭海之外能生死人也。《御制文集》：洪武十一年，命江阴侯昊良督工新造皇堂。时太祖皇帝以皇陵碑记，皆儒臣粉饬之文，恐不足以传信，特自述艰难，明昌运，俾世代见之，庶无疑惑。其辞曰：昔我父皇寓居是方，晨业艰辛，朝夕彷徨。俄尔天灾流行，眷属罹殃。皇考终於六十有四，皇妣五十有九而亡。槐悠悠而无有，志落魄而侠徉，身如蓬逐风而不止，心滚滚乎沸汤，一浮云乎三载，年方二十而强。时乃长淮盗起，民生攘攘，已而仍复业於皇任，方三载而雄者跳梁。初起汝颖，次及凤阳之南厢，予脱旅队，驭马控缰，出游南土，气舒而光，倡农夫以入伍，事业是匡，不逾月而众集，赤帜蔽野而盈冈，率波清流，戊守洒阳，思亲绚旧，终日慷慨，群雄并驱，饮食不遑，暂戍和州，东渡大江，首抚姑熟，礼仪是尚，遂定建业。四守关防，砺兵秣马，静看颉顽，亲征荆楚，将平湖湘，三苗尽服，广海入强。命大将军东平乎昊越齐鲁，耀乎旌幢，西有乎伊洛崤亟，地险河湟，入胡都而市不易肆，虎臣露锋刃而灿若星铭，已而长驱乎井径，河山之内外，民庶咸仰。关中即定，市巷笙黄，玄菟乐浪，以归版籍，南藩十有三国而来王，倚金陵而定鼎，托虎踞而仪凤凰，天暂星高而月辉沧海，钟山镇岳而峦接乎银沟。欲厚陵之微葬，卜者乃曰：不可而地，且藏於是。杞事之礼己定，每精洁乎平，尝惟劬劳，罔极之恩难报。勒石铭於皇堂，世世承运而务德，愿时时而来飨。录曰：臣伏读圣租皇陵之词，非但直迷艰难，明昌运，乃有深意存于其间，不可以不察也。夫皇堂之秀，非择而取之，不得已也。今且贵为天子，富有四海，虽极其改作，何所不可哉。而不知智者明於将然，不若验於已然。地道虽悠，远而难知，人事则易见也。亲体虽幽征而难测，事业则可知也。皇堂未葬之先，江北一布衣而已，故睿笔所书，不啻其如彼也。皇堂己葬之后，淮泅一真龙也，故神功所就，不啻其若此也。可不求其故哉。夫课而后获，必求而可得，此人也，非天也。莫之为而为，莫之致而致，此天也，非人也。太王之迁岐，三世而有天下，君子尚以为王迹所由，蚓於身投之后耶。且地道以静为本，亲体以安为大，龙气之潜藏，不在乎小与太也，福德之聚会，不在乎远与近也。使於此而距人之谋，违天之道，固知人君虽有造命之本，地道终鲜安静之福，子心虽极尊崇之意，亲体不免震动之虞。以此而方彼，孰得而孰失哉。此圣祖言虽直笔，意实悠远。万世圣子神孙所当崇信而勿失也。
译《录》说：范冲所修的史书，所记的是南宋与北宋两个时代；陈瓘所著的书，则针对蔡京与蔡卞同时代的事情。然而，国史可以被改动，人心却不能被改动；庙堂可以忽略，民间却不能被忽略；一时的凶威虽然可怕，万世的公论却难以泯灭。君子所能信赖的，只有这一点罢了。至于父亲信任儿子，命他投书以表明自己的去留；儿子信任父亲，公开这封书以揭露奸邪，宁可合乎郊祀恩典而不忍违背父亲，宁可因诬罔获罪而不忍诬陷儿子，这确实是人情的极致，也是国家的光彩。能这样做，记载人的一生也就没有什么可惭愧的了。赵【原文缺字：□】从潮州迁徙安置到吉阳军，儿子赵汾想尽快侍奉同行，赵公不允许，说：“绍圣初年，吕大防被贬到岭南，只有一个儿子吕景山。他怜惜儿子年幼，不让他同行，但景山坚持要跟随。到了贬所，将要翻越五岭时，吕大防回头哭着对儿子说：‘我已经老了，死有什么值得忧虑的？你还年轻，为什么要和我一起死在瘴疠之乡呢？我不如先死，让你将我的尸体带回去，这样我还算有后代。’于是纵情饮酒而死。我不让你侍奉同行，也是吕大防的意思。”到达之后，他暗中住在偏僻深处，门人和旧日属吏都不敢与他往来。恰逢诏令本军每月把他的存亡情况上报尚书省，到这时才再次叫他的儿子来，说：“秦桧一定要置我于死地，不这样做，祸患就会牵连全家。”于是亲自写好墓志，并写明除授官职的年月，又题道：“身骑箕尾归天上，气作山河壮本朝。”终于绝食而死。赵汾护送灵柩回乡。守臣章杰知道干时中以及朝廷内外士大夫都曾与赵公有书信往来，如今正逢会葬，他们一定会携带酒酿，便可作为奇货。于是急忙派下属县的士兵，以搜查私酿为名飞驰而去。县尉翁蒙之把书信藏起，从后墙带出一片纸，暗中告知赵汾；赵汾把筐中的书信以及【原文疑误：方刀】等物全部焚毁。等到官兵到来，什么也没有搜到。秦桧的怨恨仍未消除，又暗示御史徐嘉弹劾赵汾与宗室、知泉州令狐矜饮酒饯别而情意深厚，必定有奸谋。诏令把赵汾送入大理寺狱，使他自行诬认与张浚、李光、胡寅、胡铨等五十三人谋反。案件已经结成，但秦桧患病，不能再下笔，赵汾因此获释。鼻【原文疑误】与儿子所说的话，竟没有一句不被相信。《录》说：我看赵忠简临终时的话，果真值得相信吗？孟子说：“这种气，最盛大、最刚强；用正直来培养它而不加以损害，就会充塞天地之间。”既然天地都可以充塞，山河难道不能因此壮盛吗？可惜他不能顺从正理而接受命运。死，是人的大限；被拘系、被斩杀，以及死于岩墙、沟渠之下，关键只在于看自己如何审慎处置。若死得合乎正理，即使被拘系也不算罪，即使被斩杀也不算辱；若死不得其正，就与死于岩墙沟渠没有区别。为什么要绝食而死呢？家与财物都是身外之物，容易得到；生命属于自己，却难以得到。与其顾惜全家，不如珍惜自身。秦桧虽然凶焰可怕，但我自身仍有余地，怎么知道不会像章杰拘捕、今枓【原文疑误】之狱那样呢？还是说微仲与【原文疑误：呆悻懂】顾惜他的儿子，竟不如田画责备邹浩，难道是年老而变得畏惧了吗？不然，纵情饮酒与不受污辱，并不是岭海之外就能使死人复生。《御制文集》说：洪武十一年，命江阴侯吴良督造新的皇堂。当时太祖皇帝认为皇陵碑记都是儒臣粉饰的文章，恐怕不足以传信，特意亲自叙述创业的艰难，说明昌盛的天命，使后世子孙都能看见，以免产生疑惑。其文说：从前我父皇寄居在这一带，早晚劳苦，朝夕彷徨。不久天灾流行，亲属相继遭难。皇考六十四岁去世，皇妣五十九岁去世。我长久孤苦，无所依归，志气失意而四处流浪；身体像蓬草随风飘荡不能停止，心中翻腾如沸汤。一片浮云般度过三年，年纪刚满二十岁。那时长淮盗贼兴起，百姓纷扰不安；不久又在皇陵一带恢复旧业，才过三年，强暴之徒便纷纷猖獗。起初起兵于汝颖，后来波及凤阳南部。我脱离军队，骑马执缰，出游南方，心气舒展而神采焕发，号召农夫入伍，以匡成事业。不到一个月，众人便聚集起来，红旗遮蔽原野、遍布山冈。我率军沿着清流进发，戊守滁阳，思念亲人、追怀旧事，整日慷慨激昂。群雄竞相驱驰，连饮食都顾不上；暂时驻守和州，向东渡过长江，首先安抚姑熟，以礼仪为先，于是平定建业。四处守卫关防，磨砺兵器、喂饱战马，安静观察敌人的争斗；亲自征讨荆楚，将要平定湖湘，三苗全部归服，广大海疆也纳入掌握。又命大将军向东平定吴、越、齐、鲁，旌旗仪仗耀目；向西平定伊洛、崤函一带，那里地势险要、河流纵横；进入胡人都城，市场交易再也不能照常进行；勇猛的将领露出锋刃，灿烂如星。随后长驱直入井陉，河山内外的百姓全都仰望归附。关中平定后，市巷中笙歌四起；玄菟、乐浪重新归入版籍；南方藩国十三个前来朝见称臣。依凭金陵而定都，借虎踞之势而呈凤凰之仪；天上星辰高悬，月光照耀沧海；钟山镇守大地，山峦连接着银沟。想要厚葬皇陵，卜者却说：“不可以迁移陵地，应当安葬于此。”于是葬礼的各项事情已经确定。每逢祭祀都精洁地治理陵寝，常常想到父母辛劳而又无穷的恩德难以报答。于是刻石铭记于皇堂，愿后世世代承受天命、勤勉修德，并愿时时前来祭享。《录》说：我恭敬地读太祖圣祖皇陵的碑文，不只是直接叙述艰难、彰明昌运，其中还存有深意，不可不察。皇堂的地势秀美，并不是经过选择后才取得，而是不得已而如此。如今已经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即使极力改造，又有什么不可以呢？但不知道，聪明的人明察将要发生的事情，不如从已经发生的事情来验证。地道虽然悠远，远而难以知晓；人事却容易看见。父母的遗体虽然深藏地下、难以测知，事业的成就却是可以知道的。皇堂尚未安葬以前，不过是江北的一名平民，所以太祖亲笔所写的经历，正是那样。皇堂已经安葬以后，淮泗之间已经出现真龙，所以神功所成，也正是这样。难道不应当探求其中的缘故吗？经过经营而后获得，必须有所求取才能得到，这是人为，不是天意；没有人刻意作为却自然成就，没有人刻意招致却自然到来，这是天意，不是人为。太王迁居岐山，三代以后拥有天下，君子尚且认为这是王业的开端，何况是埋葬之后才显现的事情呢？况且地道以安静为根本，父母遗体以安稳为最重要；龙气的潜藏，不在于地方小或大，福德的聚集，不在于地方远或近。假如在这里违背人的谋划、违背天道，就可以知道：人君虽有改变命运的根本，地道最终却很少能得到安静的福泽；子孙虽然有极其尊崇的心意，父母遗体却难免受到震动的忧患。把这个地方同其他地方相比，究竟是得到还是失去呢？圣祖这篇文章虽然直录事实，含意却深远。万世的圣子神孙都应当崇信而不可失去。
《名臣录》：倪尚书岳历官两京四部，至太子少保。又文僖公谦亦官南京礼部尚书，母夫人姚氏。初文僖公奉命代祀北岳，姚夫人夜梦徘袍神人入室，寤而生公，以为岳柙所感也，因名曰：岳。及长，体貌丰硕，目光炯炯，望之真若神人，父子并为学士，谧为文，所着《青溪草》与《文僖集》并行於世，世所难得。后有疾，犹手书荐真。既殆，强索笔书。平生公正无偏私，数语竟不及家事。此其人存殁信乎，非群生旅丧者比也。韩尚书文，上世出相州，宋朝魏公之裔。至公生时，母夫人梦紫衣人语之曰：吾送文汤公与尔。因以文名，后历官至太子太保。嘉靖初，赐勃褒问，有曰：比因权奸之窃柄，痛惟朝政之纷更，乃能守正不阿，以忠自誓。倡危言而叩阙，屹乎山岳之难摇，甘奇祸以忘家，凛尔冰霜之不变。天下仰其风采，神明相其寿康。起文彦博於九丧之余，人心攸属；继韩魏公于百代之后，家庆弥彰。时人莫不以为可信云。录曰：二公之事，理之所有，乃天生一代伟人，不偶然者。录之。弘道录卷之五十二竟弘道录卷之五十三信夫妇之信《尧典》曰：我其试哉。女于时，观厥刑于二女。录曰：愚观尧之试舜，不独於其所勉，而於其所忽。勉焉者，朝着之上也，忽焉者，衽席之问也。是故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者，众人之常也。刑于寡妻，至於兄弟，以近於家邦者，圣人之独也。然必如之何，而后谓之刑哉，又相敬如宾，而礼义生也；铃尊卑有序，而上下和也；必刚柔不紊，而妇忌远也；爻动静不违，而内外洽也。此玄德升闻，即莫见莫显之实，而温恭允塞，乃戒谨恐惧之微，孰谓重华之治，不自慎独中来耶。不然，何以日舜可禅乎。五口兹试矣。《诗 南国》：彼文王之化，女子有能以贞信自守而不为强暴所污者，自述己志，作诗以绝其人曰：厌浥行露，岂不夙夜，畏行多露。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谁谓女无家，何以速我狱。虽速我狱，室家不足。谁谓鼠无牙，何以穿我塘。谁谓女无家，何以速我讼。虽速我讼，亦不女从。录曰：女子何乃是耀乎。曰：归妹愆期，迟归有时。孔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价者也。夫美如桃夭而不冶，贞如坚石而不移。贞女之自守，必待妩婉之求也。奈之何知德者希，强暴省众乎。惟士亦然，气如白虹而不创，精神见於山川而不华。君子之抱道，必待明良之会也。奈之何治日常少，乱日常多乎。夫是而有此惧，又有此诉也。观之传说之胥靡，管仲之请囚，叔向之缧绒，王魏之反伟，何期不照至於狱乎。此人村困顿之忧，女子强暴之惧，万古所同然也。庄姜美而无子，以陈女戴妈之子完为己子。庄公卒，完即位，璧人之子州吁弒之，故戴妈大归于陈，而庄姜作诗送之，曰：仲氏任只，其心塞渊，终温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思，以勖寡人。录曰：《易》之《归妹》曰：眇能视。畎夫人之贤，而遇庄公之暴，自明者观之，几欲抉目而去其翳也，而乃有先君之思，暴与否安在哉。又曰：利幽人之贞。畎庄姜之无宠，而遭州吁之篡逆，人之去之，不啻覆几而纤其豚也，而乃终小君之位，逆与否又安在哉。是知贞可以格天，顺可以得人。《易》有信及豚鱼，《诗》有我心匪石，昭贞顺也。卫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共姜守义，父母欲夺而嫁之，故共姜作诗以自誓曰：泛彼相舟，在彼中河。髡彼两髦，实维我仪。之死矢靡他，母也天只，不一讽人只。录曰：贞与天通，人而不由也，则可以知其人。信与鬼合，父而不达也，则可以知其父。盖肤体血肉之可同者，人也，人则易见；声响志气之所感者，天也，天则难知。宜乎父母欲夺而嫁之也。《列女传》：贞姜者，楚昭王夫人。王出游，留夫人渐台之上。及江水大至，王闻，使使者迎夫人，而忘持其符，使者至，夫人曰：王与宫人约，令召必以符。今不持符，妾不敢从。使者曰：今水方大至，还而取符，则恐后矣。夫人曰：妾闻之，贞女之义，不敢犯约，守一而已。於是使者往取符，则水大至台崩，夫人流而死。录曰：妇人从一而终。一者，非必一人也，几一端一节，一约一信，皆是。王既约以符矣，符不至，姜之命索尽乎，何为其不谅我之心也。然则其死与不死，存乎忘与不忘之问。此君子所以笃信好学，守死善道，设若可存可亡，可召可弃，则岂君子之谓哉。
译《名臣录》说：倪尚书倪岳历任两京四部官职，做到太子少保。文僖公于谦也曾任南京礼部尚书，其母是姚夫人。起初，文僖公奉命代替皇帝祭祀北岳，姚夫人夜里梦见穿着华美袍服的神人进入室内，醒来后生下于谦，认为这是北岳神灵感应，于是取名为“岳”。于谦长大后，身材相貌丰硕，目光炯炯，远看真像神人。父子都成为学士，谥号为“文”，所著《青溪草》和《文僖集》并行于世，都是世间难得的著作。后来他患病，仍亲手书写荐举真人的文字。病危时，勉强索取笔来书写。他一生公正无私，写了几句话，竟没有提到家事。这种人在生死之间确实可信，不能与一般众生草草丧亡相比。韩尚书韩文的祖上出自相州，是宋朝魏公的后裔。韩文出生时，母夫人梦见紫衣人对她说：“我把文汤公送给你。”于是以“文”为名，后来历任官职，做到太子太保。嘉靖初年，朝廷赐给他褒奖诏书，其中说：“近来因权奸窃取权柄，朝政纷乱更改，幸而你能守正不阿，以忠诚自誓；倡言直谏而叩击宫阙，坚定如山岳难以动摇；甘愿承受奇祸而忘却自身家庭，凛然如冰霜而不改变。天下仰慕你的风采，神明也助你长寿安康。” 起用文彦博于九次丧乱之后，正合人心所归；在百代之后继承韩魏公的事业，使家族的荣誉更加显著。当时的人无不认为这些话值得相信。《录》说：两位名臣的事迹，都是义理所应有的，是上天生出一代伟人，并非偶然。因此记载下来。《弘道录》卷第五十二完。《弘道录》卷第五十三。信。夫妇之间的信义。《尧典》说：“我来试验他吧。把女儿嫁给他，使他在两个女儿身上观察他们的行为。” 《录》说：我看尧考察舜，不只考察他努力去做的地方，也考察他容易忽略的地方。努力去做的，是朝廷之上的政务；容易忽略的，是寝席之间的家庭生活。因此，两个女子同住一处而志向不同，这是众人的常态；能使自己的妻子成为表率，并推及兄弟，以至于治理家国，却是圣人的独到之处。然而究竟怎样才叫作表率呢？夫妻彼此敬重如宾，礼义就会产生；铃【原文疑误】尊卑有序，上下就会和睦；刚柔不紊乱，妇道就不会偏离；动静不相违背，内外就能融洽。这就是玄德上达于天，达到无形无迹而真实存在的境界；而温和恭敬、诚信充实，正是戒慎恐惧在细微处的表现。谁说重华的治理不是从慎独中来呢？否则，为什么尧一天天都说舜可以接受禅让呢？这正是我所说的考验啊。〔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口〕 《诗经·国风·召南·行露》说：文王的教化流行之后，有女子能够以贞洁守信自持，不被强暴污辱。她表明自己的志向，作诗拒绝那个人说：“道路上的露水多么湿重，难道我不知道早晚赶路？只是害怕路上露水太多。谁说麻雀没有角？它怎么能穿透我的屋？谁说女子没有夫家？他凭什么使我被投入监狱？即使使我入狱，我也不会答应成婚。谁说老鼠没有牙？它怎么能穿透我的墙？谁说女子没有夫家？他凭什么使我被诉讼？即使使我被诉讼，我也不会顺从你。” 《录》说：女子为什么竟然这样自守光明呢？回答说：女子出嫁错过婚期，迟迟出嫁是有时机的。孔子说：“卖掉它吧，卖掉它吧，我是在等待合适的价格。”美丽如桃花初放却不妖冶，贞洁如坚石而不改变。贞女自守，必定要等待温和婉转的求婚。可是知道德义的人很少，强暴之徒却很多，怎么办呢？士人也是如此，气节如白虹而不受损伤，精神显现在山川之间而不浮华。君子怀抱大道，必定要等待明君贤臣相遇。可是太平之日常少，乱世之日常多，又怎么办呢？正因为有这种处境，才有这样的忧惧和诉说。看看传说中胥靡被囚、管仲请求囚禁、叔向被拘系、王魏【原文疑误】反复受辱，哪一个不是照样进入牢狱呢？这是人的困顿忧患、女子遭受强暴的恐惧，古往今来都是相同的。庄姜美丽却没有儿子，便把陈国女子戴妫的儿子完作为自己的儿子。庄公死后，完即位。嬖人的儿子州吁杀了他，所以戴妫大归于陈国，庄姜作诗为她送行，说：“仲氏任重而可靠，她的内心深沉而宽厚，始终温和而仁惠，善良谨慎地修养自身。请想念先君，以此勉励我这个寡人。” 《录》说：《易经·归妹》说：“眼睛有毛病，却还能看见。”像庄姜这样的夫人贤德，却遇到庄公的暴虐；从显明处看，几乎想挖出自己的眼睛来除去眼翳，却反而说“要思念先君”，那么庄公是否暴虐又在哪里呢？又说：“利于幽居之人的贞正。”像庄姜没有得到宠爱，又遭遇州吁篡逆，如果要离开他，简直就像翻倒几案、割断牲畜的脐带一样；但她仍然终身保持小君的地位，那么州吁是否叛逆又在哪里呢？由此可知，贞正可以感通上天，柔顺可以得到人心。《易经》说诚信可以感及豚鱼，《诗经》说“我的心并不是磐石”，都明白表现了贞正与柔顺。卫国世子共伯早死，他的妻子共姜守持义节。父母想强迫她改嫁，所以共姜作诗发誓自守：“漂浮在水中的方舟，停在河流中央。那梳着双髦发的男子，确实是我的配偶。至死也发誓不改嫁。母亲啊，苍天啊，请不要责怪我。” 《录》说：贞节能够与天相通，一个人若不遵循它，就可以由此看出他的为人；诚信能够与鬼神相合，父亲却不能理解它，也就可以由此看出这个父亲的品行。肌肤血肉能够相同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事情，容易看见；声息志气相互感应的，是天道，天道就难以知晓。因此，父母想夺取共姜的志节而把她嫁出去，也是可以理解的。《列女传》说：贞姜是楚昭王的夫人。楚王出游，把夫人留在渐台上。等到江水大涨，楚王听说后，派使者去迎接夫人，却忘了带信符。使者到了，夫人说：“大王与宫人约定，召见时一定要凭信符。如今没有带信符，我不敢跟你走。”使者说：“现在洪水正大规模到来，回去取信符，恐怕就来不及了。”夫人说：“我听说，贞女的义理是不敢违背约定，只守住这一点罢了。”于是使者回去取信符，洪水便大涨，渐台崩塌，夫人被水冲走而死。《录》说：妇人守一而终。一，不一定专指一个人；凡是一端、一节、一项约定、一种信义，都属于“一”。楚王既然已经约定必须凭信符召见，信符没有送到，难道姜夫人的性命就完全不重要了吗？为什么不能体谅她的心意呢？这样看来，她死还是不死，关键就在于是否忘记约定。君子之所以笃信好学、至死守住正道，正是因为如此。假如可以时而保存、时而舍弃，可以召见、也可以抛弃，那哪里还称得上君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