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道录卷之十一
理矣；动於不善则无有於善，而万事皆非矣。是故竞竞以守之，业业以持之，爻使几之。在我者无一发之私，无毫厘之差。是虽纷纭缪鹑，万有不齐，一以贯之而无遗矣。此天工人代之意，合内外而一之也。益稷曰：臣哉，邻哉。邻哉，臣哉。录曰：有天则有地，地附乎天者也。有君则有臣，臣依乎君者也。天一气而已，至於生生之所以着，物物之所以繁。天者，乔者，飞者，潜者。峙而载者，振而流者，周褊广阔，磅砖深厚，无乎不至，皆地之功也。君一人而已，至於朝廷之所以正，万国之所以匡。用人行政，安上治民，上而三光，下而群生，外而四夷，远而八荒，莫不咸宜，皆臣之功也。此君臣之义，无所进於天地之问，而虞廷陈谟首发臣哉。邻哉之旨，且反覆申重，极其、味叹，为人上者所当涵泳而弗失也。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为。予欲观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作会宗彝，藻火粉米，龄敝烯绣，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予欲闻六律、五声、八音，在治忽，以、出纳五言，汝听。录曰：自股肱耳目之义着而后，元首腹心益见其可亲。非但理之当然，亦势之叉然也。今夫手足痿痹，谓之不仁；耳目不明，则不成人。人之一身可缺一乎。必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外有耳目之德，内有聪明之实，而后能戴天履地而为人。苟无是，则一物无所见，一步不可行矣。惟君也，亦然。是故有股肱，然后能翼，然后能为有耳目，然后能明，然后能听，而周身之用全。故治天下可运之掌也。然其义在於自明其德。《诗》不云乎，不明尔德，时无背无侧；尔德不明，以无倍无卿。呜呼。其知慎哉！予违汝弼，汝无面从，退有后言，钦四邻。录曰：面从岂为臣之得已哉。设若刀锯在前，异擭在后，犹之可也。然且决卫於立谈之顷，逢君於指顾之问，惟知其言而莫予违，而不顾理之可否，事之得失，吁，一至此也。后言岂人君之乐从哉。或者因人转移，随事纳约，犹之可也。然且要结於私交之际，指衅於庭论之问，甚者拾已往之绪余，证在已之曲说，吁，一至此也。盖由为君者不尊弼直之义，为臣者不敬臣邻之职，而尔汝之间偏听独任，岂知朝廷者众人之朝廷，天下者天下之天下。奚以一人之向背而次万事之是非乎。益曰：吁。戒哉。仿戒无虞，罔失法度，罔游于逸，罔淫于乐。任贤勿贰，去邪勿疑。疑谋勿成，百志惟熙。罔违道以干百姓之誉，罔佛百姓以从己之欲。无息无荒，四夷来王。录曰：尔无面从，退有后言者，大廷之上，百官之前，批逆鳞，犯忌讳，所以遏人欲於将萌，存天理於既灭也。戒哉，做戒无虞者，广厦之下，细游之上，明君在前，拂士在后，所以致治於未乱，保邦於未危也。四夷之来王，不曰兵坚甲利，而曰任贤去邪，一志齐虑。益之志可以见矣。其来有苗之格而动天心之届，岂偶然之故哉。盂子曰：汤执中，立贤无方。录曰：尧、舜、禹但言执中，而不言立贤。盖唐虞之际，有八元八恺，九官十二牧，济济相让，克满于廷。汤之时，聿求元圣，而且五就汤，五就桀，苟非三使往聘，乌能幡然而起。此，推位让国，与推亡固存之所由异。而反之以至於圣，与精一以致其中者，同是一轨也欤。汤诰曰：聿求元圣，与之同力。又曰：眷求一德，俾作神主。录曰：此可见相道之隆重，而汤之自任亦不可诬也。不徒曰圣，而曰元圣；不徒曰德，而曰一德。盖与天地立心，生民立命，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故曰：与之同力，俾作神主。岂若后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则於君道亦寻常卑近而已。无怪乎其自圣也。万章问曰：伊尹以割烹要汤，有之乎。孟子曰：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乐尧舜之道焉。非其义也，非其道也，禄之以天下，弗顾也。击马千驷，弗视也。非其义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以取诸人。汤使人以币聘之，嚣嚣然曰：我何以汤之聘币为哉。我岂若处亩亩之中，由是以乐尧舜之道哉。汤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与我处亩亩之中，由是以乐尧舜之道，吾岂若使是君为尧舜之君哉。吾岂若使是民为尧舜之民哉。吾岂若於吾身亲见之哉。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也。予，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斯道觉斯民也。非予觉之，而谁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妇有不被尧舜之泽者，若已推而内之沟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汤而说之，以伐夏救民。
译合乎道理了；如果趋向不善，就不会有真正的善，万事都会错失。因此要以兢兢业业来守持它，以勤谨敬畏来把握它，使一切都从细微处加以防范。自身不能有一丝一毫的私心，也不能有毫厘的差错。这样，即使事物纷繁错杂、万物各不相同，也能用一条根本原则贯穿到底而无所遗漏。这就是“上天的事务由人代行”的意义，是把内外合而为一。益、稷说：臣啊，邻啊！邻啊，臣啊！《录》说：有天便有地，地依附于天。有君便有臣，臣依靠于君。天不过是一气，但万物之所以生生不息、各类事物之所以繁盛，都由此而显现。天上高耸的、空中飞行的、水中潜藏的，挺立而承载万物的，振动而流行的，周遍、广大、深厚，无所不到，都是地的功劳。君主不过一人，但朝廷所以端正、万国所以得到匡正，从用人行政，到安定上层、治理百姓，上至日月星辰，下至群生，外至四夷，远至八荒，无不适宜，都是臣子的功劳。这就是君臣之义，它同天地之间没有什么不同；虞廷陈述谋略时首先提出“臣啊，邻啊”的意义，并且反复申说，极尽感叹。身居君位的人应当涵泳体察而不可忘失。帝尧说：臣子，是我的股肱、耳目。我要辅佐百姓，你来辅助我；我要向四方施展力量，你来办理。我想观察古人的服饰形象：日月星辰、山龙华虫，绘在宗彝上；藻、火、粉米，刺绣在衣服上，用五种色彩彰显于五色之中，制作礼服，你来明察。我想听六律、五声、八音，以观察政治的治乱；发出和收纳五种言论，你来听察。《录》说：自从“股肱耳目”的意义显明以后，元首与腹心的关系就更加显得亲密了。这不只是道理本来如此，也是形势本来如此。人的手脚麻痹，就叫作不仁；耳目不明，就不能成为完整的人。人的身体可以缺少其中一样吗？必须像身体支配手臂、手臂支配手指那样，外有耳目的功能，内有聪明的实质，然后才能顶天立地而成为人。假如没有这些，就会一物也看不见，一步也走不了。君主也是这样。因此有股肱，才能辅翼；有耳目，才能明察；能够明察，才能听取意见，身体各部分的作用才能完整。所以治理天下可以像运转手掌一样容易。但其中的根本，在于自己彰明自己的德性。《诗经》不是说过吗：“不能彰明你的德性，就会没有亲疏向背可言；你的德性不明，便会失去臣民。”唉，难道不应当谨慎吗！我有过失，你们要辅弼我；不要当面顺从我，退下后却另说一套；要敬重四方的辅臣。《录》说：当面顺从，难道是臣子应当做的吗？假如刀锯在前、刑具在后，那样做还可以理解。然而在片刻交谈之间，面对君主的指示，只知道顺着他的话而不肯违逆，不顾道理是否可行、事情是非得失如何，唉，竟到了这个地步！退下后另说一套，难道是君主所乐于听从的吗？假如是因人转达意见、随着事情提出规劝，那还可以理解。然而却在私下交结中互相要挟，在朝廷议论中寻找漏洞，严重的甚至拾取过去的零余言辞，拿来证明自己的曲说，唉，竟到了这个地步！这都是因为做君主的不尊重辅弼直谏的道理，做臣子的不敬重臣邻的职分，而君臣之间偏听偏任。难道不知道朝廷是众人的朝廷，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吗？怎么能凭一个人的亲疏取舍来判定万事的是非呢？益说：唉！要警戒啊！要仿效警戒而使国家没有忧患，不要失去法度，不要沉溺安逸，不要放纵享乐。任用贤人不要二心，除去邪人不要迟疑。疑虑中的谋划不要实施，百般志向都要光明。不要违背道义来求取百姓的称誉，不要违背百姓来顺从自己的欲望。不要停息，不要荒废；四方夷狄就会来称王归附。《录》说：“不要当面顺从，退下后却另说一套”，是指在大庭广众、百官面前直斥逆鳞、触犯忌讳，以便在人欲将要萌发时遏制它，在天理已经泯灭时保存它。“要警戒，不要忧患”，是指在大厦之下、朝廷之上，明君在前、正直之士在后，以便在国家未乱时使它得到治理，在国家未危时保全它。四方夷狄来归附，并不是因为兵器坚利，而是因为任用贤人、除去邪人、统一志向、齐同谋虑。益的志向可以由此看出。他后来使有苗归服，使天心受到感动，难道是偶然的吗？孟子说：商汤把握中道，任用贤人不拘一格。《录》说：尧、舜、禹只说把握中道，却没有说任用贤人。大概唐尧、虞舜之际，有八元、八恺，九官、十二牧，人才济济，相互谦让，足以充满朝廷。到了商汤时，正大力求访大圣人伊尹，而伊尹曾五次到汤那里，又五次到夏桀那里；如果不是汤三次派人前往聘请，伊尹怎么会突然改变心意而出仕呢？这同推让帝位、让国于贤，以及推翻灭亡而使存亡得以转变，其缘由不同；但反复归本而达到圣境，和精心专一以达到中道，是否同出一条途径呢？《汤诰》说：要大力求访大圣人，同他共同努力。又说：要专心求取一德之臣，使他成为神明的主宰。《录》说：由此可以看出宰相之道的隆重，也不能抹杀汤自任其责的气概。不只说“圣人”，而说“大圣人”；不只说“德”，而说“一德”。这是因为要替天地建立心志，为百姓建立生命的依归，先于天时而行动却不违背天，后于天时而行动却能奉行天时。所以说“同他共同努力，使他成为神明的主宰”。哪里像后世那样，喜欢让臣子只做自己教给他的事，却不喜欢任用真正有所受承、足以辅政的人？只教臣子而不受其教，对君主之道也就只是平常卑近而已。难怪他自以为圣了。万章问：伊尹凭借烹调食物来求取商汤的任用，有这回事吗？孟子说：伊尹在有莘郊野耕作，却以尧舜之道为乐。不是合乎义、合乎道的事，即使把天下的俸禄给他，他也不顾；即使给他四千匹马，他也不看。不是合乎义、合乎道的事，一点东西也不拿给别人，一点东西也不从别人那里取。商汤派人带着币帛去聘请他，他傲然说道：我为什么要商汤的聘礼呢？难道我不如居处在田野之间，依此来享受尧舜之道吗？商汤三次派人前去聘请他，后来伊尹突然改变心意说：与其居处田野，依此享受尧舜之道，我难道不如使这个君主成为尧舜那样的君主吗？我难道不如使这些百姓成为尧舜时代的百姓吗？我难道不如亲眼在自身时代见到尧舜之治吗？上天生育这些百姓，是要使先知者启发后知者，使先觉者启发后觉者。我，是上天所生百姓中的先觉者；我将用这种道来启发这些百姓。不是我来启发他们，还能是谁呢？想到天下百姓中，哪怕一个男子一个女子没有受到尧舜的恩泽，就好像是自己把他们推入沟中一样。他对天下承担重任，就是这样，所以前往商汤那里劝说他，以讨伐夏桀、拯救百姓。
录曰：四岳之举而犹历试诸艰者，尧非得已也。家难而天下易，家亲而天下疏，舜可禅乎。吾兹试矣。三聘之及而犹嚣骂自得者，尹非不恭也。故将大有为之君，叉有所不召之臣。其尊德乐道不如是，不足与有为也。此三聘之礼，诚哉人主之高致，帝主之盛节。如是，而犹有割烹，要汤之讥，出处之际可不慎哉。又曰：尹何以乐尧舜之道耶。尧舜之道，性分所固有，奚吾而存，奚人而亡。人惟不自重也，於贫贱戚戚焉。贫贱而已，耳饭筷茹草何物乎。於富贵汲汲焉。富贵而已，耳木石鹿豕何事乎。是故莫大於精一执中，而非义非道办之何精；莫难於有天下而不与，而一介千驷守之何固；莫急於存心天下，而先知觉后知，先觉觉后觉，视之何亲；莫先於加志穷民，而天下之民匹夫匹妇任之何切。是岂虚谈假设以欺世盗名哉。厥后孟夫子庶几任之，其曰人知之亦嚣嚣，人不知亦单骂，即三辞往聘之心也；曰穷不失义，达不离道，即天下弗视之心也；曰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即非予而谁之心也；曰得志泽加于民，达则兼善天下，即自任之重之心也。奈何战国之不三代，惠宣之不成汤，只见三宿出昼，而未闻三聘入疆也。可慨夫。《说命》曰：朝夕纳诲，以辅台德。若金，用汝作砺；若济巨川，用汝作舟楫，若岁大旱，用汝作霖雨。录曰：砺者，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也；舟者，济险举难，利涉大川也；霖者，谏行言听，膏泽下於民也。是三者，相之道也。然亦有若金而变革者，有若丹而胥溺者，有若旱而共焚者，故人君苟得其相，则何事不济；苟不得其相，则岂惟暝眩厥疾终膏盲吾忧矣，岂惟自伤厥足终袒褐吾惧矣。此录之深意也。说复于王曰：惟木从绳则正，后从谏则圣。录曰：木从绳者，规矩方圆之至也；后从谏者，圣人人伦之至也。三代守成之主克即负荷，不坠厥绪，端赖於此。唐之太宗尝举以训太子，庶几可与言者。他曰又曰：木心不正，脉理皆邪。呜呼，斯木也，其诸异乎从绳之木也欤。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录曰：孔子之称文王，盖有见於赞易也。乾，为天，为君，为上，为冠，为首；坤，为地，为臣，为下，为履，为足。臣之不可加於君，犹地之不可加於天，下之不可加於上，履之不可加于冠，足之不可加於首，皆圣人赞易之义也。虽曰：天与之，人归之，吾宁含章焉，吾宁履霜焉。此其立心之含弘，处己之光大，御物之贞顺，德福之无疆，果何所纪极，何所限量乎。故不惟曰德，而曰至德。史称西伯阴行善者，可不待难而自释矣。《史记》：武王伐纣，伯夷、叔齐叩马而谏，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义人也。扶而去之。录曰：愚观夷齐之练，至今凛凛，犹有生气，然卒不能已。於伐纣之师，则义士之言果安用乎。曰：非也。天理之所以常存，而人心之所以不死，皆以人之一言立於天地之问也。夫苟兴周矣，苟胜殷矣，不期而会矣，上帝临汝矣。然而天尊地卑之谊，实在也，於此而无片言及之。乾之策，不几於息；君之分，不几於亡乎。故不得已而争之。争非能止殷之亡，所以存殷之心；亦非能遏周之兴，所以扶周之理也。岂非天地问不可泯没，不可斯尽之元气欤。或以为匹夫不可夺志，其君之所许，夷齐之所不许，则其道狭矣。《武成》：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其克相上帝，宠绥四方。有罪无罪，予曷敢有越厥志。录曰：《泰誓》既以作民父母阵於前，武成复以作之君师陈於后，言何复欤。曰：非也。天以仁育万物，以义正万民。由前之言，仁则能尽夫义；由后之言，义所以行夫仁也。是故非天子不敦典庸礼，不命德讨罪。受既为天子矣，乃反而力行，无度昏弃厥祀，则典礼何在。罪人以族，官人以世，则命讨何在。於此而不得克相者，以宠绥之，则天地之聪息，而万物之灵蔑矣。此天地之大义，待君师而后行世。微武王，则一日不可治，一事不可理，一步不可安，一夫不可能。苟有一毫利天下之心，则厥罪惟均，又安能保其无越志乎。乃反商政。政由旧，释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式商容之问，散鹿台之财，发巨桥之粟，大责于四海，而万姓悦服。录曰：此胜殷之始。其施为气象，於汤而有光也。夫商政之旧，即周政之新者也。箕子传道所在不可一日无，商容礼法所存不可一日废，比干直道所系不可一曰掘，百姓天心所向不可一曰疏。散财非私恩也，所以富天下也。大责非博施也，所以富善人也。此所以万姓而悦服也。列爵惟五，分士惟三，建官惟贤，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丧祭；惇信明义，崇德报功，垂拱而天下治。
译《录》说：四岳举荐舜，而尧仍让他历经各种艰难考验，并不是尧有意为难他。家中有难而天下容易治理，亲近家人而疏远天下百姓，难道可以把帝位禅让给舜吗？我正是因此来考验他。商汤三次聘请伊尹，而伊尹仍然傲然自得、出言拒斥，也不是伊尹不恭敬。所以，将要大有作为的君主，也有不能召见的臣子。不能像这样尊重德性、喜爱道义，就不足以同他共成大业。三次聘请的礼节，实在是君主高尚的风度、帝王盛大的节操。既然如此，后世仍有“以烹调求汤任用”的讥讽，那么在出仕与退处之间，难道可以不谨慎吗？又说：伊尹为什么以尧舜之道为乐？尧舜之道，是性分中本来固有的东西，哪里会因我而存在、因别人而消亡呢？人只是不能自重罢了，处于贫贱便忧惧不安。贫贱不过如此，耳边的饭筷、口中的草木又算什么呢？处于富贵便急切追逐。富贵不过如此，耳边的木石、眼前的鹿猪又有什么值得在意呢？因此，没有比精心专一、把握中道更大的事；若不是合乎义、合乎道，怎样能做到精一？没有比拥有天下却不把天下据为己有更难的事；若不能守住不取一介、千驷不视的操守，怎能坚定？没有比存心于天下更急切的事；先知启发后知、先觉启发后觉，怎能不看得最亲切？没有比把志向放在困苦百姓身上更优先的事；把天下百姓中的每个男子、女子都承担在身上，怎能不迫切？这难道是空谈假设、用来欺骗世人盗取名声的吗？后来孟子差不多能够承担这个责任。他说“别人了解我，我也安然自得；别人不了解我，我也安然自得”，就是三次拒绝聘请时的心情；他说“困穷时不丧失义，显达时不背离道”，就是不把天下看在眼里的心情；他说“居于天下之中，安定四海百姓”，就是“不是我来做，还能是谁”的心情；他说“得志时恩泽施于百姓，显达时兼善天下”，就是自任天下重任的心情。可惜战国不能达到三代，齐宣王、梁惠王不能成为商汤，只见到孟子住了三夜便离开昼地，却没有听说君主三次聘请贤者进入国境，真令人感慨！《说命》说：早晚都要接受教诲，以辅佐我的德性。像金属需要砥石一样，我任用你作砥石；像渡过大河需要船桨一样，我任用你作船桨；像大旱之年需要及时雨一样，我任用你作甘霖。《录》说：砥石，就是“他山之石，可以用来攻治美玉”；船，就是帮助人渡过险阻、克服困难，使人利于渡过大河；甘霖，就是劝谏能够施行、言论能够听取，使恩泽降临百姓。这三者，都是宰相之道。但也有像金属一样却被改变毁坏的，有像丹药一样却使人一同沉溺的，有像旱灾一样却使人共同焚毁的。因此君主如果得到合适的宰相，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办成？如果得不到合适的宰相，难道不只是眼昏头眩、疾病最终侵入膏肓而已，而是我的忧虑；难道不只是自己伤了脚、最终赤身披褐而已，而是我的恐惧。这就是《录》的深意。傅说回答王说：木材依照墨绳校正就会端正，君主依从劝谏就会成为圣人。《录》说：木材依墨绳校正，是方圆规矩的极致；君主听从劝谏，是圣人人伦的极致。三代守成的君主能够承担前人的事业、不使先绪坠失，全都依赖于此。唐太宗曾用这句话训诫太子，希望太子成为可以共论道理的人。后来又说：木心不正，纹理脉络全都邪曲。唉，这木材，难道同那种依墨绳校正的木材不同吗？孔子说：天下分成三份，周文王拥有其中两份，却仍然服事殷朝，文王的德性可以说是最高的了。《录》说：孔子称赞周文王，大概是从赞《易》的意义中有所体会。乾代表天、君、上、冠、首；坤代表地、臣、下、履、足。臣不能凌驾于君，正如地不能凌驾于天，下不能凌驾于上，脚下的鞋不能凌驾于冠，足不能凌驾于头；这都是圣人赞《易》的意义。即使说天把天下交给他、人心归向他，我仍宁愿含藏光明；即使说我宁愿如履薄霜，我也愿意谨慎。由此可见，他立心含弘，处己光大，驾驭万物贞正柔顺，德福广大无疆，究竟哪里有边际、哪里有限量呢？所以不只说是德，而说是至德。史书称西伯暗中施行善政，这样便不必等到遭遇患难，也自然可以解释清楚了。《史记》说：周武王讨伐纣王，伯夷、叔齐叩住武王的马匹进谏，左右侍从想杀他们，太公说：这是义士。于是扶着他们离开。《录》说：我看伯夷、叔齐的气节，至今仍凛然有生气，然而最终也不能阻止伐纣。对于讨伐纣王的军队，义士的话究竟有什么用呢？答：不是这样。天理之所以长存，人心之所以不死，都是因为有一个人的一句话立在天地之间。假如周已经兴盛，殷已经战败，诸侯不约而同会合，上帝已经降临察看你；然而天尊地卑的义理仍然真实存在。如果在这时连一句话也不提到它，乾卦所象征的君道就几乎要停息，君臣的名分也几乎要灭亡了。因此他们不得不争辩。争辩并不能阻止殷朝灭亡，却是为了保存殷朝所代表的心志；也不能阻止周朝兴起，却是为了扶持周朝所应当遵循的道理。这难道不是天地之间不可泯灭、不可耗尽的元气吗？有人认为匹夫也不可夺志；但如果君主所许可的事情，伯夷、叔齐却不许可，那么他们的道就太狭窄了。《武成》说：上天保佑下民，为他们建立君主，为他们建立师长；只是因为君主能够辅佐上帝，使四方得到安宁。不论有罪还是无罪，我哪里敢违背上天的意志呢？《录》说：《泰誓》既然已经把“为百姓建立父母”陈述在前面，《武成》又把“为百姓建立君主和师长”陈述在后面，为什么还要重复说呢？答：不是重复。上天用仁来养育万物，用义来端正万民。根据前一句，行仁就能够充分实现义；根据后一句，义正是用来实行仁的。因此，不是天子，就不能敦厚典常、施行礼制，也不能任命有德者、讨伐有罪者。商受已经成为天子，却反而竭力实行暴政，没有法度，昏乱而废弃祭祀，那么典常礼制在哪里？把罪人的全族都杀掉，把官职按世袭授予，那么任命贤德、讨伐罪恶又在哪里？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能辅佐上帝、施行仁义、安抚四方，那么天地的聪明就会停息，万物的灵性也会被蔑视。这是天地的大义，必须等待君主和师长才能在人世实行。没有武王，天下一日也无法治理，一件事也无法处理，一步也无法安定，一个人也不能保全。假如只要有一丝利于天下的心，罪责也会同样存在，又怎么能保证不违背上天的意志呢？于是恢复商朝旧有的政令：政事沿用旧制，释放被囚禁的箕子，修整比干的坟墓，表彰商容的里门，散发鹿台的财物，打开巨桥的粮仓，向四海广泛施恩，万姓都喜悦而归服。《录》说：这是战胜殷朝的开始。他所施行的措施和气象，在商汤那里也显得光明。商朝原有的政令，就是后来周朝新政的根本。箕子所传的道，不能一天没有；商容所保存的礼法，不能一天废弃；比干所维系的直道，不能一天被挖掘毁坏；百姓所向往的天心，不能一天疏远。散发财物不是私人的恩惠，而是为了使天下富足；广泛施予并不是无原则的施舍，而是为了使善人富足。这就是万姓喜悦归服的原因。爵位只设五等，士的等级只分三等；设置官职只任用贤人，安排职位只任用有才能的人。重视民众所需的五教，首先重视饮食、丧礼和祭祀；敦厚诚信，彰明义理，尊崇德行，报答功劳。君王垂衣拱手，天下便得到治理。
录曰：此造周之终。其施为气象，视古为无忝也。夫皇极之敷言，即此篇之本末也。既富方谷，则爵土不可玩，近天子之光，则贤能不可虚，锡厥庶民，则五教不可轻；入政厚生，则民食不可后。敦明信义，王道荡荡也；崇德报功，王道平平也。此所以垂拱而天下治也。《周官》：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乱，保邦于未危。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内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万国成宁。夏商官倍，亦克用又。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令予小子，祇勤于德，夙夜不逮，仰惟前代时若，训迪厥官，立太师、太傅、太保。兹惟三公，论道经邦，燮理阴阳，官不必备，惟其人，少师，少傅、少保。曰：三孤、二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冢宰掌邦治，统百官，均四海。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扰兆民。宗伯掌邦礼，治神人，和上下。司马掌邦政，统六师，平邦国。司寇掌邦禁，诂奸慝，刑暴乱。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时地利。六卿分职，各率其属，以倡九牧，阜成兆民。录曰：此成王所得於周公之论道，而为万世不刊之令典也。夫《周□官》之书，三公六卿，而一言蔽之曰：官不秘备，惟其人。周礼之建，各属三百有六十，而一言蔽之曰：不惟其官，惟其人。公之意可以见矣，而何以学周礼者之纷纭而不一也。夫公之所建者，制也，所周者，意也。玩其制，师其意，斯可矣。按其骏，索其斑，非善学者之意。此录止及於周官也。学古入官，议事以制，政乃不迷。其尔典常佐之师，无以利口乱厥官。蓄疑败谋，怠忽荒政。不学墙面，莅事惟烦。戒尔卿士，功崇惟志，业广惟勤，惟克果断，乃罔后艰。位不期骄，禄不期侈，恭俭惟德，无载尔伪，作德心逸曰休，作伪心劳曰拙。居宠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推贤让能，庶官乃和。不和政庞，举能其官，惟尔之能。称匪其人，惟尔不任。录曰：此所谓不惟其官，惟#1其人也。夫官，虚器也；人，实用也。所谓惟其人者，则必幼而学之，壮而行之。此造士之标准也。其进于是，则铃功崇业广，不骄不侈。作德曰休，居宠思危，此大臣之体段也。至於推贤让能，举能其官，则是官之职治，永永而无教矣。是道也，惟周公信能任之，惟成王信能行之。后世有作不可尚矣。《周礼□冢宰》：以八柄韶王驭群臣：一曰爵，以驭其贵；二曰禄，以驭其富；三曰废，以驭其罪；四曰置，以驭其行；五曰诛，以驭其过；六曰生，以驭其福；七曰予，以驭其幸；八曰夺，以驭其贫。录曰：谓之柄者，所秉执以起事，王者御九有而齐之於手也。谓之驭者，所操纵以致远，王者驱一世而内之於善也。天无福善祸淫不能使人畏，君无赏善罚恶不能使人服。其畏者，非其所爱者也；其报者，非其所私者也。王，天王也；官，天官也。天无私覆，圣人岂有私好哉。无私好亦无私恶，是故爵叉称其德，禄秘称其功，置必当其贤，生铃当其劳。随物付之，非我所由也。予叉当其善，夺铃当其罪，废铃称其辜，诛叉切其过，人自求之，非己所干也。故能不劳余力而振起九有，不废精神而驰驱一世。若乃爵之禄之随其所好，当废当夺私其所憎，则是乱本而非操柄也，朽索而非六驮也。本以诏王，而反以速祸，将安所用於天官乎。此宰天下之第一义，不可以不知也。大司徒以乡八刑纠万民，一曰不孝之刑，二曰不睦之刑，三曰不渊之刑，四曰不弟之刑，五曰不任之刑，六曰不恤之刑，七曰造言之刑，八曰乱民之刑。录曰：八刑而叉及於造言、乱民者。夫言爻及义，非所谓之造也。惟夫谗佞邪慝之徒，人所公是也而非之，人所公非也而是之，而人之好为不义者入之而难解，则天下被其害矣。《诗》所谓无纵诡随，以馑无良者也。行而有常，非所谓乱也。惟夫行险侥幸之辈蔑弃纲常，以图非望之，及悖乱物，则以速称心之谋，而民之善为虺蜴者，从之而莫痊，则率土罹其祸矣。《诗》所谓民今方殆，视天梦梦者也，此上世之所铃诛也。《檀兮》：事君有犯而无隐，左右就养有方，服勤至死，方丧三年。录曰：君何以叉有犯乎。盖君之一心，万几攸萃，恩可以造人之命，威可以制人之生，进可以措天下於安，退可以置天下於危。不得已而有言，乃死生安危所系。故谓之犯也。臣何以爻有方乎。盖臣之从君死生，所以心虽无穷而分则有限，事虽至广而力则难干。故大不可以侵小，下不可以侵上。不得已各司其事，乃吉凶荣辱所关。故谓之方也。夫左右者，职也；无隐者，爻也。以有方对无隐，职虽各异，而犯则相同。然则自诿无官守，无言责，与绳人以出位，皆非也。岂服勤之道哉。
译《录》说：这是周朝创建完成的最后阶段。他所施行的措施和气象，比古代也没有什么可惭愧的。《洪范》所说的皇极敷言，其根本和始终正在这里。百姓富足以后才会有善治，所以爵位和土地不可轻慢；接近天子的光明，就不能虚置贤能；恩赐给庶民，就不能轻视五教；参与政事、厚生养民，就不能把民食放在后面。敦厚、彰明诚信义理，王道就广大平坦；尊崇德行、报答功劳，王道就平正安稳。这就是垂衣拱手而天下得到治理。《周官》说：王说：像从前那样的大道，在国家尚未混乱时制定治理措施，在国家尚未危险时保全邦国。唐尧、虞舜考察古制，设置官职不过百人；内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众多政事和谐，万国都得到安宁。夏、商的官职加倍，也能够使用得当。明君建立政事，不只看官职，而只看是否得其人。现在我这个年轻人，应当恭敬勤勉地修养德行，早晚努力而不敢懈怠，仰望前代，时时遵循其道，教导各官，设置太师、太傅、太保。这三公负责论说道理、治理邦国、调和阴阳；官职不必齐备，只要有合适的人。又设少师、少傅、少保，称为三孤；三孤和三公弘扬教化，敬谨辅佐天地，辅弼我一人。冢宰掌管国家治理，统率百官，调和四海；司徒掌管国家教化，推行五典，安抚百姓；宗伯掌管国家礼制，治理神人与人事，调和上下；司马掌管国家政务，统率六军，平定邦国；司寇掌管国家禁令，查究奸邪，惩治暴乱；司空掌管国家土地，使四民各得居处，顺应时令开发地利。六卿分别掌职，各自统率属官，以率领九州牧，使百姓富足成长。《录》说：这是成王从周公论道中得到的、成为万世不可更改的法典。所谓《周官》一书，讲三公六卿，但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官职不必齐备，只要有合适的人。”周礼设置各类官属，共有三百六十职，但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不只看官职，只看是否得其人。”周公的意思由此可见。可是，为什么学习周礼的人却纷纭不一呢？周公所建立的是制度，所周全的是精神。玩味其制度，体会其精神，这就可以了。若只考察细节、搜求枝节，就不是善于学习者的本意了。这部《录》只谈到《周官》。学习古代而进入官府，议论政事依照制度，政务才不会迷失。你们要以典常作为辅助和师法，不要用花言巧语扰乱职守。积存疑虑会败坏谋划，怠慢疏忽会荒废政事。不要不学习而像面对墙壁一样无知，临事只会烦乱。告诫你们这些卿士：功业崇高在于有志，事业广大在于勤勉；只有能够果断行事，才不会留下后患。地位不要用来滋长骄傲，俸禄不要用来追求奢侈；恭敬节俭才是德行，不要承载虚伪。实行德行，内心安逸，叫作美善；弄虚作假，内心劳苦，叫作拙劣。身居宠位要想到危险，无时无刻不心存畏惧；如果不畏惧，就会进入真正的危险。推举贤人，让位于能者，众官才会和谐。众官不和，政事就会混乱；举荐能够胜任官职的人，这是你们的才能。称举不合适的人，就是你们不能胜任。《录》说：这就是所谓“不只看官职，只看其人”。官职是空的器具，人才能发挥实际作用。所谓只看其人，就必须使他幼年学习，壮年施行。这是培养士人的标准。进而做到这些，功业就会崇高、事业就会广大，并且不骄傲、不奢侈。实行德行就是美善，身居宠位仍想到危险，这是大臣的体段。至于推举贤人、让位于能者、举荐能够胜任官职的人，那么官职的治理责任就会长久不废而没有弊病。这种道理，只有周公确实能够任用它，只有成王确实能够实行它。后世即使有所作为，也没有什么可以超过了。《周礼·冢宰》说：用八种权柄帮助王驾驭群臣：第一是爵位，用来驾驭他们的尊贵；第二是俸禄，用来驾驭他们的富足；第三是废黜，用来驾驭他们的罪过；第四是任置，用来驾驭他们的行为；第五是诛罚，用来驾驭他们的过失；第六是保全，用来驾驭他们的福分；第七是给予，用来驾驭他们的幸运；第八是夺取，用来驾驭他们的贫困。《录》说：称为“柄”，是因为它是执掌起来用以发动政事的权柄，王者统御九州，把天下整齐地掌握在手中。称为“驭”，是因为它是操纵而使事情达到远方的手段，王者驱策一世，把人引入善道。上天如果没有赏善罚恶，就不能使人畏惧；君主如果没有赏善罚恶，就不能使人归服。人所畏惧的，不应是君主所喜爱的人；人所得到的报赏，也不应是君主所偏私的人。王，是奉天而王；官，是奉天而设。上天无私地覆盖万物，圣人难道会有私人的好恶吗？没有私人的偏爱，也没有私人的憎恶。因此爵位一定要称量他的德行，俸禄一定要称量他的功劳，任置一定要符合他的贤能，保全一定要合乎他的劳绩。随着事物实际情况来授予，不是出于我的个人意志。给予一定要合乎他的善行，夺取一定要合乎他的罪过，废黜一定要称量他的罪责，诛罚一定要切中他的过失；都是人自己招致的，不是我主动干预。因此可以不劳费多余力量而振兴九州，不耗费精神而驱策一世。若是根据自己的喜好来封爵赐禄，应该废黜、应该夺取的却因为私怨而处理，那就是造成混乱的根本，不是掌握权柄；是腐朽的绳索，不是驾驭六马的缰绳。本来是用来告诫君王的，反而用来招致灾祸，那么天官还有什么用呢？这是治理天下的第一要义，不可以不知道。大司徒用乡里的八种刑罚纠正万民：第一是不孝之刑，第二是不和睦之刑，第三是不深厚之刑，第四是不敬兄长之刑，第五是不守信任之刑，第六是不体恤之刑，第七是造作邪说之刑，第八是扰乱民众之刑。《录》说：八种刑罚还涉及造作邪说、扰乱百姓。言论必须合乎义理，这不叫造作邪说。只有那些谗佞、邪恶、奸慝之徒，把众人共同认为正确的说成错误，把众人共同认为错误的说成正确，使喜欢做不义之事的人陷入其中而难以解脱，于是天下都受到他们的祸害。《诗经》所说“不要放纵诡诈随从，以困苦没有善良的人”，说的就是这种情况。行为有常道，不叫扰乱。只有那些冒险侥幸之徒，蔑视抛弃纲常，图谋非分之事，甚至违背事物常理；他们用来迅速满足私心的计谋，使那些善于作恶如蛇蝎的人跟随而不能痊愈，于是天下都遭受灾祸。《诗经》所说“百姓如今正处于危殆，看上天昏昧无知”，说的就是这种情况。这是上古以来必定要诛罚的行为。《檀弓》说：侍奉君主，有过错便犯颜进谏而不隐瞒；在君主左右供养侍奉，要合乎各自的职分；勤劳服事直到死去；君主去世后，服丧三年。《录》说：君主为什么一定要有人犯颜进谏呢？因为君主一人的心思，万端事务都集中于此；恩惠可以决定人的命运，威势可以制约人的生死，向前可以使天下安定，向后可以使天下陷于危险。不得已而进言，关系到人的生死和天下的安危，所以叫作“犯”。臣子为什么一定要各有职方呢？因为臣子随君主共处生死，所以心志虽然没有穷尽，职分却有一定限度；事务虽然极其广大，力量却难以全部承担。因此大臣不能侵夺小臣的职权，下属不能侵夺上级的职权。不得已各自主管本职，关系到吉凶、荣辱，所以叫作“方”。“左右”说的是职分；“无隐”说的是进谏。用“有方”来对“无隐”，虽然职分各不相同，但犯颜进谏的原则相同。既然如此，自称没有官守、没有言责，或者用越出职分来要求别人，都不对。难道这就是勤勉服事的道理吗？
《无逸》：周公曰：呜呼！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则知小人之依。相小人，厥父母勤劳稼穑，厥子乃不知稼穑之艰难，乃逸乃谚。既诞，否则侮厥父母曰：昔之人无闻知。周公曰：呜呼。我闻曰：昔在殷王中宗，严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只惧，不敢荒宁。肆中宗之飨国，五十有五年。其在高宗，时旧劳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不敢荒宁。嘉靖殷邦，至于小大，无时或怨。肆高宗之飨国，五十有九年。其在祖甲，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鳏寡。肆祖甲之飨国，三十有三年。自时厥后立王，生则逸，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惟耽乐之从。自时厥后，亦罔或克寿，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三四年。周公曰：呜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文王受命惟中身，厥飨国五十年。周公曰：呜呼。继自今嗣王，则其无淫于观于逸，于游于田，以万民惟正之供。无皇曰：今日耽乐，乃非民攸训，非天攸若。时人丕则有愆，无若殷王受之迷乱，酗于酒德哉。周公曰：呜呼。我闻曰：古之人，犹胥训告，胥保惠，胥教诲。民无或胥祷张为幻，否则厥心违怨，否则厥口诅祝。周公曰：呜呼。自殷王中宗及我周文王，兹四人迪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晋汝，则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时不啻，不敢含怒。周公曰：呜呼。嗣王其监于兹。录曰：此，周公告成王第一义也。夫天下至鄙者，莫如稼穑；至劳亦莫如之；而至益于民，亦莫如之。及其至也，躬稼而有天下，则至仁亦莫如之。此天命去留之本，人心向背之源，寿命修短之根，德福广狭之验。自祖宗来积功累仁，千有余年未始一日忽忘之也。然或不知小民之情，则亦非迪哲之道。盖好逸者，民之常情也。又爻胥训告，胥教诲，略其怨晋诅祝之愚，而惟反己自责，则无逸之德通乎上下，岂惟成王所当监哉，后贤后王莫不然也；岂惟后贤后王，万世君臣亦莫不然。故各以呜呼发之，所以深致其叹息兴起之意云。周公以成王未知稼穑之艰难，故陈后稷公刘风化之所由，使瞽蒙朝夕讽咏以教之。其诗曰：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婚发，二之日栗烈，无衣无褐，何以卒岁。三之日于耜，四之日举趾，同我妇#2子，谧彼南亩，田峻至喜。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载阳，有呜仓庚，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迟迟，采药祁祁，女心伤悲，殆#3及公子同归。七月流火，八月崔苇。蚕月条桑，取彼斧新，以伐远杨，琦彼女桑。七月呜赐，八月载绩。载玄载黄，我朱孔阳，为公子裳。四月秀萎，五月呜飒。八月其获，十月陨摔，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为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载钻武功，言私其纵，献研于公。五月斯蠡动股，六月莎鹦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林下，六吁室黛鼠，塞向仅户。嗟我归子，曰为改岁，入此室处。六月食郁及莫，七月一学癸及菽；八月剥枣，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介眉寿。七月食瓜，八月断壶，九月菽直，采茶薪棂，食我农夫。九月筑场圃，十月纳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麦。嗟我农夫，我稼既同，上入执宫功，昼尔于茅，宵尔索掏。亟其乘屋，其始播百谷。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凌阴，四之日其蚤，献羔祭韭。九月肃霜，十月涤场，朋酒斯响，曰杀羔羊，跻彼公堂，称彼兕鱿，万寿无疆。录曰：此诗与《无逸》相表裹。观其一字一义，小民知之，君子亦知之。及其至也，圣人有所未尽，真经天纬地之文，彻上彻下之语。且不以直陈於前，而使人讽咏於其侧，贤於法语之言矣。夫歌咏所以养其性情。以王之幼冲，血气尚未定也，而瞽蒙奉之，则官人私侍远矣。古人之诗，如今之歌曲，而朝夕陈之，则盘乐怠傲蔑矣。此古之诏王者不铃远其声色而声色自远，不必绝其游畋而游畋自绝，不铃辍洗止笔而自不觉其入之深，不叉犯颜谏诤而自不觉其听之熟。三伐守成之令主，岂易得哉。
译《无逸》说：周公说：唉！君子居位，不可安逸，首先要知道耕种收获的艰难。只有这样安逸时，才会知道小民所依靠的是什么。观察小民，他们的父母辛勤劳作于耕种收获之间，他们的子女却不知道耕种收获的艰难，只知道安逸，还说轻薄的话。等他们长大以后，甚至侮辱父母说：从前那些人没有见识。周公说：唉！我听说，从前殷王中宗严肃恭敬、敬畏天命，常常自我衡量，治理百姓时只是戒惧，不敢荒废政事、贪图安逸。因此中宗享有国家五十五年。高宗在外经历长期劳苦，和小民一起劳动；即位以后，不敢荒废政事、贪图安逸。他使殷邦得到美善安定，无论大事小事，百姓没有不满意的。因此高宗享有国家五十九年。祖甲也因此知道小民所依靠的生计，能够保全并惠及百姓，不敢侮辱鳏寡之人。因此祖甲享有国家三十三年。自此以后继立的君王，活着就贪图安逸，不知道耕种收获的艰难，也不知道小民的劳苦，只知道沉溺享乐。自此以后，也没有谁能长寿，有的十年，有的七八年，有的五六年，有的三四年。周公说：唉！这也只是因为我们周朝的太王、王季能够自我抑制、敬畏天命。文王穿着朴素的衣服，亲自从事安民之功和田野之事，从早朝一直到日过正午，不暇顾及吃饭。文王在中年时接受天命，享有国家五十年。周公说：唉！从今以后继承王位的君主，应当不要沉溺于观览、安逸、游玩和田猎，应当把万民看作自己正当供养的对象。不要放肆地说：今天沉溺享乐，并不是百姓所教导的，也不是上天所顺从的。现在的人如果大大效法这种行为，就会有过失；不要像殷王受那样迷乱，酗酒而败坏酒德。周公说：唉！我听说，古代的人彼此训诫告知，彼此保全惠爱，彼此教导诲谕。百姓没有谁彼此祈祷、张扬怪诞；否则内心就会违背怨恨，口中就会咒骂祝诅。周公说：唉！从殷王中宗到我们周文王，这四个人都通达明智。有人告诉他们说：小民怨恨你们、指责你们，你们就更加敬慎自己的德行。面对过失，他们说：这是我的过失；确实如此，不只是口头承认，也不敢怀藏怒气。周公说：唉！继承王位的君主，应当以这些事情为鉴。《录》说：这是周公告诫成王的第一要义。天下最卑微的事，没有比耕种收获更卑微的；最劳苦的，也没有比它更劳苦的；而对百姓最有益的，也没有比它更有益的。到了最高境界，亲自耕作而拥有天下，也没有比这更仁厚的了。这是天命去留的根本、人心向背的源头、寿命长短的根基，也是德行福祉广大或狭小的验证。从祖宗以来积累功德仁厚，千余年从来没有一天忽略过这一点。然而如果不知道小民的情状，也就不是通达明智的道路。喜爱安逸，本来就是百姓的常情。又要彼此训诫告知、彼此教导诲谕，不去计较他们怨恨指责、咒骂祝诅的愚昧，而只反省自身、责备自己，那么“不逸”的德行就贯通上下了。难道只有成王应当以此为鉴吗？后世贤臣、后世君王无不如此；不只是后世贤臣、后世君王，万世君臣也无不如此。所以每段都用“呜呼”开头，是为了深深表达叹息和振作奋发之意。周公因为成王不知道耕种收获的艰难，所以陈述后稷、公刘施行教化的由来，让瞽蒙早晚讽诵歌咏来教导他。诗中说：七月流火，九月发放寒衣。十一月寒气凛冽，十二月更加栗烈；没有衣服和粗布短衣，靠什么度过年关？正月修整农具，二月抬脚下田；带着我的妻子儿女，一同到南亩耕作，田畴修整得好，心中真欢喜。七月流火，九月发放寒衣。春日开始温暖，黄鹂鸣叫；女子拿着深筐，沿着小路前行，去采摘嫩桑。春日悠长，采桑人多；女子心中悲伤，恐怕要赶上公子一同出嫁。七月流火，八月割取芦苇。养蚕的月份修剪桑枝，拿起斧头砍伐高大的杨树，修治那些低矮的桑树。七月鸣蝉，八月开始绩麻。织出黑色和黄色的布，我所织的红色特别鲜艳，给公子做衣裳。四月禾苗抽穗，五月鸣叫。八月收获，十月陨落；十一月开始捕貉，取来狐狸皮毛，给公子制作皮衣。十二月大家会合，开始操练武事；说是各自打猎取兽，把猎物献给公。五月蚱蜢抬腿，六月纺织娘振翅；七月在田野，八月到屋檐，九月进门户，十月蟋蟀进入我的床下；赶快堵好鼠洞，塞住朝北的窗户，堵严门缝。唉，我的农夫们，快要改换新年了，进入这间屋子居住。六月吃郁李和薁，七月吃瓜和豆，八月打枣，十月收稻。用这些酿造春酒，以求长寿。七月吃瓜，八月断取葫芦，九月收取豆子；采摘荼草，砍柴烧火，让我的农夫们食用。九月修筑场圃，十月把庄稼收入仓中：黍、稷有早熟和晚熟，禾、麻、豆、麦都收纳齐全。唉，我的农夫们，庄稼已经收齐，又要上去从事宫室工程；白天你们割取茅草，夜里搓捻绳索。赶快登屋修缮，接着开始播种百谷。十二月凿冰，声音冲冲；正月把冰藏入冰窖；二月清早，献上羔羊并祭祀韭菜。九月霜降，十月清扫场地；两樽酒已经斟满，说要宰杀羔羊，登上公堂，举起那只大角杯，祝愿万寿无疆。《录》说：这首诗同《无逸》互相表里。看它一字一句的意义，小民知道，君子也知道；到了它的最高处，即使圣人也有未能尽说的地方，真是经天纬地的文章、贯通上下的言语。而且它不是直截了当地陈说在面前，而是让人从旁讽诵歌咏，比严厉正面的言语更好。歌咏是用来涵养人的性情的。成王年幼，血气还没有安定，瞽蒙奉行歌咏教导他，于是私人侍从和近侍官人就远离了。古人的诗，像今天的歌曲一样，早晚陈奏，便能使盘乐、怠惰和骄傲受到削弱。古代劝诫君王的人，不必强行隔绝他的声色享受，声色自然就会疏远；不必硬性禁止他的游猎，游猎自然就会停止；不必停下洗浴、搁下笔墨来劝阻，他自己也不知不觉地深入其中；不必犯颜直谏，他自己也不知不觉地听得纯熟。三代守成的贤明君主，哪里容易得到呢？
召康公从成王游，歌於卷阿之上。因王之歌而作此以为戒，曰；有卷者阿，飘风自南。岂弟君子，来游来歌，以矢其#4音，伴奂尔游矣，优游尔休矣。岂弟君子，俾尔弥尔性，似先公酋矣。尔土宇皈章，亦孔之厚矣。岂弟君子，俾尔弥尔性，百神尔主矣。尔受命长矣，第禄尔康矣。岂弟君子，俾尔弥尔性，纯缎尔常矣。有冯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岂弟君子，四方为则，显显印印，如圭如璋，令闻令望。岂弟君子，四方为网，凤凰于飞，翩馏其羽，亦集爰止，蔼蔼王多吉士，维君子使，媚于天子。凤凰于飞，馏都其羽，亦传于天。蔼蔼王多吉人，维君子命，媚于庶人，凤凰呜矣。于彼高冈，梧桐生矣。于彼朝阳，苯苯萋萋，雕雕阶阶。君子之车，既庶且多；君子之马，既闲且驰。矢诗不多，维以遂歌。录曰：尚论古人倦倦忠爱其君，至于周成蔑以加矣。然观其所以为戒者，一则卷阿可乐之地，飘风可乐之景，二则因歌为戒，非有绝切之意，矢诗不多，非有急迫之言。先之以敌动之私，终之以太平之瑞。此古之圣贤言不废而道相成，使其君听之，自然优游厌饮而不觉其心契之深者。呜呼。心契而言可忘矣，其於俨戒乎何有。弘道卷之十一＃１『惟』原作『推』，据《十三经注疏》改。＃２『妇』原作『归』，据《十三经注疏》改。＃３『殆』原作『治』，据《十三经注疏》改。＃４『其』原作『以』，据《十三经注疏》改。弘道录卷之十二义君臣之义康王之诰：王出在应门之内，太保率西方诸侯，入应门左；毕公率束方诸侯，入应门右□。皆布乘黄朱，宾称奉圭兼币。曰：一二臣卫，敢执壤奠。皆再拜稽首．’王义嗣德，答拜。太保暨茵伯咸进，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诞受姜若，克恤西土，惟新陆王，毕协赏罚，戡定厥功，用敷遗后人休。今王敬之哉。张皇六师，无坏我高祖寡命。王若曰：庶邦侯甸男卫，惟予一人钊报诰。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务咎，底至齐，信用昭命于天．下，则亦有熊熊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久王家。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既顾，绥尔先公之臣服于先王。虽尔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无遗鞠子羞。录曰：先儒以张皇六师似导王尚武者。又曰：守成之世，多溺宴安，而无立志，皆非也。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康王受顾命之时，太保奉同三祭三吃。此时出厥门以俟，非有异曰也。而首及於张皇六师，正以见国之大事。此今文合於顾命，良以此也。其答拜称名，皆是未瑜年之事。故曰：义嗣德，非谓预见先忧於未然，说之过矣。《君臣》：王若曰：君陈，惟尔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命汝尹兹束郊，敬哉。昔周公师保万民，民怀其德，往慎乃司，兹率厥常。懋昭周公之训，惟民其久。我闻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尔尚式时周公猷训，惟曰孜孜，无敢逸豫。凡人未见圣，恭不克见。既见圣，亦不克由圣。尔其戒哉。录曰：愚观周公居束三年，非亲自监殷也。其束人怀之也，则曰：我觐之子，裒衣绣裳。又曰：无以我公归兮，无使我心悲兮。商民於此盖已知明德惟馨。亲见圣哲之人，不啻其感兴也。正以君陈孝友恭敬，能法圣人。故命以从政而启其见贤思齐之心。成王所以侍君陈至矣，非谓王化顽民不求威猛刚克之夫而屡之孝友之。君陈，审如是，君臣之道狭矣。尔有嘉谟嘉猷，则入告尔后于内，尔乃顺之于外。斯谋斯猷，惟我后之德。呜呼。臣人咸若时，惟良显哉。无依势作威，无倚法以削，宽而有制，从容以和。殷民在辟，予曰辟；尔惟勿辟，予曰宥；尔惟勿宥，惟厥中。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训，辟以止辟，乃辟。祖于奸究，败常乱俗，三细不宥。尔无忍疾于顽，无求备於一夫，必有忍。其乃有济，有容，德乃大。简厥修，亦简其或不修，进厥良，以率其或不良。允升于大猷，惟予一人膺受多祸。录曰：愚观成王之诏君陈而实以诏万世也。夫明德孝友为治之本也，忠顺宽和效治之用也。苟於威福刑辟之问，举措忿疾之际，或失则迎合，或失则偏倚，责人以所不能，率人以所不由，取人以所不备，几此皆非尽善之道。故悉举而历陈之，而终归於容忍大德焉。是时成王春秋鼎盛，所息不能忍不能容耳，而能举以诏人，则叉能自勉矣。不然，予曰辟，奚伺尔勿辟；子曰宥，奚伺尔勿宥，而反以止辟耶。
译召康公随成王游览，在卷阿之上歌唱。他因着成王的歌而作此诗来告诫成王，说：有弯曲的山陵，南风飘来。和乐平易的君子啊，来游览，来歌唱，以表达你的声音。你的游览多么从容，你的休息多么安闲。和乐平易的君子啊，使你的天性更加充实，像先公一样长久。你的疆土广大而有文彩，也实在深厚。和乐平易的君子啊，使你的天性更加充实，百神都奉你为主。你承受天命长久，赐给你的福禄安康。和乐平易的君子啊，使你的天性更加充实，使你的常德纯厚坚固。有辅弼，有羽翼，有孝行，有德性，来引导你、辅佐你。和乐平易的君子啊，四方都把你当作法则；光明显赫，美好盛大，如圭如璋，声名美好，声望崇高。和乐平易的君子啊，四方都以你为准则。凤凰飞翔，翩翩振动羽翼；又聚集停留。王朝中有众多美善的贤士，只听君子役使，使天子喜悦。凤凰飞翔，轻盈振羽，又飞到天上。王朝中有众多美善的人，只听君子命令，使庶民喜悦。凤凰鸣叫，在那高冈；梧桐生长在那里。在那朝阳之地，草木繁茂，盛大兴旺。君子的车，既多又盛；君子的马，既娴熟又奔驰。这首诗写得不多，只是用来完成歌唱。《录》说：推论古人，忠诚而深切地爱护君主，到了周成王时，没有比这更高的了。然而看他用来作为告诫的方式：一是选择卷阿这样可游乐的地方、飘风这样可欣赏的景色；二是借歌唱来劝诫，并没有过于直接急切的意味，这首诗写得不多，也没有急迫的言语。开头以和乐安适的私人情怀引导，结尾以太平的祥瑞收束。这就是古代圣贤言语不废而道理相成的方式，使君主听来，自然在从容饮乐中，不知不觉地同它的心意深深契合。唉！心意已经契合，言语还会忘记吗？至于严肃的告诫，又何须强加呢？《弘道录》卷第十一。＃１：“惟”字原作“推”，据《十三经注疏》改正。＃２：“妇”字原作“归”，据《十三经注疏》改正。＃３：“殆”字原作“治”，据《十三经注疏》改正。＃４：“其”字原作“以”，据《十三经注疏》改正。《弘道录》卷第十二。义。君臣之义。《康王之诰》说：康王出来，站在应门以内。太保率领西方诸侯，从应门左边进入；毕公率领东方诸侯，从应门右边进入。众人陈列四匹黄马驾车，宾客说：“我们奉持玉圭和束帛进见。”又说：“我们这些侍卫之臣，冒昧捧着土地作为祭品。”众人都拜了两拜，叩头至地。康王认为他们继承了先王的德行，答拜。太保和芮伯一同进前，说：“我们谨敬地告诫天子：上天改变了大邦殷的天命；周文王、周武王广大地承受天命，能够忧恤西土；惟有更新成王的政事，完全协调赏罚，成就并安定功业，以此把美德施给后人。如今大王要敬慎啊！张大整顿六军，不要败坏我们高祖所留下的微小国命。”康王说：“各邦的诸侯、甸服、男服、卫服之君，只对我一人钊发布诰命。昔日文王、武王，广大平治天下而使国家富足，不专意追究罪过，使天下达到整齐平治；他们以昭明的天命取信于天下，又有众多勇士和一心一意的臣子，长久保卫王室。如今我这几位伯父，希望彼此共同顾念，相助安抚你们先公在先王那里所任用的臣民。虽然你们身处外地，但心无不在王室；要奉行并忧恤此事，不要给幼主留下羞辱。” 录者说：先儒认为“张大整顿六军”好像是在引导康王崇尚武力。又说，守成的时代，人们多沉溺于宴饮安逸而没有立志，这些说法都不对。国家的大事在于祭祀和军事。康王接受顾命时，太保奉行三次祭祀、三次进食礼。这时他出门等待，并不是另有一天的事；开头就提到整顿六军，正是为了显示国家的大事在于军事。这一点与今文《尚书》的《顾命》相合，大概正是原因。康王答拜并称自己的名字，都是尚未成年时的事。因此说“继承先王德行”，并不是说他预先看见了尚未发生的忧患；把它这样解释，是过分发挥了。《君陈》说：康王说：“君陈啊，只有你具有美好的德行，孝顺而恭敬；由于孝顺，又能友爱兄弟，能够施行政事。现在任命你治理东方郊外，要敬慎啊！过去周公辅佐、保育万民，人民怀念他的德行。你前去要谨慎地履行自己的职责，遵循那些常法；努力彰明周公的教训，人民才会长久。我听说：最高的治理所产生的馨香，能够感通神明。黍稷并不芳香，光明的德行才是馨香。你应当遵循周公的谋略和教训，只管勤勉努力，不敢安逸放纵。凡人没有见到圣人时，恭敬也不能真正做到；见到圣人以后，也未必能依循圣人的道路。你要警戒啊！” 录者说：我看周公居住在东方三年，并不是亲自监视殷人。东方人怀念他，说：“我想见那位公子，他穿着宽大的衣服和绣花的下裳。”又说：“不要让我们的公爷回去啊，不要使我的心悲伤啊。”商民在这时大概已经知道“光明的德行才是馨香”了。他们亲自见到圣哲之人，受到感发，岂只是一般的感动而已！正因为君陈孝顺、友爱、恭敬，能够效法圣人，所以任命他从政，以启发他见贤思齐的心。成王对待君陈，可说周全之极；并不是说教化顽民不需要威猛刚强之人，反而只以孝友来对待他们。若把君陈理解成这样，君臣之道就太狭隘了。你有好的谋议和好的计划，就进来在内朝告诉你的君王，然后你在外面顺着君王的意旨施行。这些谋议和计划，都是我君王的德行。唉！臣民都能这样做，才是真正的贤良显达啊。不要依仗权势作威作福，不要倚仗法律刻削人民；宽厚却要有制度，从容而又和谐。殷民触犯法律，我说应当依法处置，你不要擅自免罪，我说应当宽宥，你不要擅自严惩；要根据实际情况取其中道。有不顺从你的政令、不接受你的教训的人，应当用刑来制止刑罚，这才是依法处置。对于奸邪盗贼、败坏常法、扰乱风俗的人，三种罪行都不可宽宥。你不要忍不住厌恶顽劣之人，也不要要求一个人样样完备；必须有所忍耐，事情才会成功。能够包容，德行才会广大。选拔那些修养好的人，也要甄别那些没有修养的人；提拔贤良之人，以统率那些不贤良的人。这样才确实能升登大道，而我一人也将承担众多祸患。录者说：我看成王告诫君陈，实际上也是在告诫万世。光明的德行、孝顺友爱，是治理的根本；忠顺、宽厚、和谐，是施政的功用。如果在威福刑罚之间、举措忿疾之际，有时失之于迎合，有时失之于偏倚，以别人做不到的事责备别人，以别人不愿走的道路率领别人，以别人不具备的条件取用别人，这些大概都不是尽善的道路。因此成王把这些逐一列举说明，最后归结到宽容忍耐这一大德上。当时成王年富力强，所担心的只是自己不能忍耐、不能包容；但他能拿这些来告诫别人，也就能够自我勉励了。不然，既然我说应当依法处置，哪里还等你不要依法处置；既然我说应当宽宥，哪里还等你不要宽宥，却反而说要用刑来制止刑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