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道录卷之三十四

译《录》说：我看这首诗，在一篇之中三种比兴都完备，实在足以感动人心直到无穷。鹡鸰只是小鸟，却飞鸣行摇，尚且能够如此亲切有情，何况兄弟呢？女萝只是小草，却缠绵依附，尚且如此牢固难解，何况兄弟呢？这是因为圣人顺应内心、体察万物，遇到兄弟有急难时，就来不及束发整装。那些把秦人看作越人的人，难道能比得上鹡鸰吗？兄弟相互依靠，哪有不真诚寻求帮助的呢？那些教导攀援树木的人，女萝又算什么呢？这正是学习《诗经》的大义，也是礼的大根本，不可不察。又有祭祀完毕后宴请父兄和年长者的诗说：那一片茂盛的芦苇，牛羊不要践踏；正在含苞、正在成形，叶子柔嫩润泽。亲近的兄弟，不要疏远，都要亲近；有的铺设筵席，有的授予坐几。铺设筵席和席位，授予坐几，并有连续不断的侍奉；有的献酒，有的醉饮，洗爵斟酒而祭奠，醇厚的酒用来进献；有的煎，有的炙。美味的酒食已经备好，有的歌唱，有的欢呼。礼器坚固，四弓调匀，弓弦也调匀，按照贤能安排宾客座次。礼器坚固而完备，已经挟着四弓；四弓排列如树，按照尊卑安排宾客，不使人受到侮辱。曾孙是主人，美酒是醇厚的；用大斗斟酒，祈求黄耇长寿。老人头发斑白、背部隆起，扶持引导他们。愿长寿而安乐，以此来增加大福。《录》说：作这首诗的人，大概深知礼的极致吧。礼不在于随意取悦人，不在于铺张浪费，不超过节度，不侵犯侮辱，也不喜好轻佻亲狎。周家世代忠厚，在内亲近九族，在外奉养老人，都是出于自然，不是勉强而为，哪里是随意取悦人呢？筵席和坐几虽然陈设，却不是过分铺张；侍从虽然很多，却不是过分劳累；饮食虽然丰盛，却不是过分奢侈，哪里是铺张浪费呢？先献酬然后礼节交往，礼节交往之后音乐完备，音乐完备之后举行射礼以观察德行，哪里是逾越节度呢？宾主揖让登堂，下来饮酒，按贤能安排宾客次序，以争胜而成为君子，哪里是侵犯侮辱呢？奉养老人，扶持引导他们；求得大福，享有长寿，国家有光，君臣有庆，哪里是喜好轻狎呢？具备这几方面，所以说是深知礼的极致。父兄答谢《行苇》的诗说：已经因酒而醉，也已经因德而饱；君子万年长寿，愿上天赐给你大福。已经因酒而醉，你的美食已经备好；君子万年长寿，愿上天赐给你光明。光明广大而盛美，高明而有美好的结局；美好结局具有善德，公尸传来美好的告语。他所告说的是什么呢？祭器陈设洁净而美好。朋友来相助，以威仪相助。威仪非常合宜，君子将有孝子。孝子的孝心不会穷尽，永远把福泽赐给你的同类。他的同类是什么呢？就是和睦的家庭。君子万年长寿，永远把福泽赐给你的后代。你的后代是什么样呢？上天使你的俸禄降临。君子万年长寿，盛大的天命有所归属。天命归属是什么呢？赐给你贤淑的女子。赐给你贤淑的女子，使她们跟随你生育孙子。《录》说：这首诗说“已经醉于酒”，为什么直到今天歌颂太平时还一定首先称述它呢？《曲礼》说：“道德仁义，不通过礼就不能成就。”道所包含的范围广大，所以说“光明广大而盛美”；德在自身具备，所以说“威仪和善德”；人所聚集的是顺和，所以说“盛大的天命带来百禄”；义所调和的是利益，所以说“后代和孙子”。这几项是人情最深的愿望，也是君德最纯正的表现。再加上和气周旋，使人心欢悦，所以开头说“已经醉于酒，已经饱于德”。由此可以看出王者的高尚风度和父兄的盛大节操。即使到了万世以后，也不能脱离这些内容而不以之歌颂祈祷。唉！到了这个地步，周家八百年的根基就牢固了。祭祀的第二天举行绎祭、以宾礼宴请尸的乐歌说：白鹭在泾水，公尸来宴饮、来安宁；你的酒清美，你的食物芳香；公尸宴饮，福禄前来成就。白鹭在沙洲，公尸来宴饮、来适宜；你的酒很多，你的食物美好；公尸宴饮，福禄前来施行。白鹭在水渚，公尸来宴饮、来安处；你的酒清美，你的食物是肉脯；公尸宴饮，福禄从天而降。白鹭在水濠，公尸来宴饮、来宗庙；既然在宗庙宴饮，福禄就降临；公尸宴饮，福禄更加盛大。白鹭在水湾，公尸来止息，安然自得；美酒欣然，煎肉炙肉芬芳；公尸宴饮，从此不会再有后患。《录》说：郑氏注疏说：称为“公尸”，是天子以卿为尸、诸侯也以卿为尸。诸侯中有功德的人入朝成为天子的卿，祭祀时担任尸，所以称为公尸。这样看来，不是周公、召公、毕公、荣公一类的人，不能担当这种职位。当时上有守成的君主，下有辅佐正直的大臣；对自己则整齐明洁、盛服以祭，对他人则严肃庄敬、秉持德行；礼仪方面达到极治，香气远播；祭物方面玉帛交错。公尸安宁，神明没有不安宁的；公尸适宜，神明没有不适宜的。因此众人洋溢而爱乐，欣欣然和悦，这些都是太平的功效、至治的美好征兆。否则，酒清、食物芳香，谁没有呢？为什么唯独称赞这首《凫鹭既醉》呢？公尸答谢《凫鹭》的诗说：君子安乐，显著而美好的德行。使百姓适宜，使众人适宜，从上天接受俸禄。上天保佑并授予命运，又从天上反复赐予。求取俸禄和百般福气，子孙成千上万。庄严盛大，适合做君、适合做王。不犯过错，不忘本始，一切都遵循旧有的法章。威仪庄重，德音有次序。没有怨恨，没有恶意，一切都遵循群臣贤匹。接受无边的福气，成为四方的纲领。既为纲又为纪，使欢乐延及朋友。百官卿士都爱戴天子，在职位上不懈怠，成为百姓所依靠的坚固力量。东莱吕氏说：君主宴请臣下，臣下爱戴君主，这是上下交往、国家达到泰平的时候。泰平之时，所忧虑的只是懈怠荒废而已。这首诗所以最后说“在职位上不懈怠，成为百姓所依靠”，正是这个原因。《录》说：泰平之时，所忧虑的不只是懈怠荒废，最忧虑的是自作聪明而扰乱旧有章法，以巧辩之言扰乱旧有政令，轻视年高德劭的长者而任用新进之人，抛弃旧日的制度而召来受宠逐利之徒；这些都足以成为“显显令德”的累赘、“秩秩德音”的蛀虫。所以诗中一方面说“不犯过错，不忘本始，一切遵循旧章”，另一方面说“没有怨恨，没有恶意，一切遵循群臣贤匹”。能够遵循旧章，就有典章法则可以依凭，有成法旧制可以取法；能够遵循群臣贤匹，就有老成之人可以任用，有孝德之人可以依靠。这样做了，如果百姓仍不能安适，天赐的俸禄仍不能长久，纲纪不能在当时树立，美名不能传于后世，我是不相信的。况且公尸说出这样的话，确实不是周公、召公、毕公、荣公一类的人，能够做到吗？《春秋》记载：鲁文公二年八月丁卯日，在太庙举行祭祀，把僖公的神位升居于闵公之上。《录》说：我看《春秋》时代的悖乱、僭越和差错，各自都有最初发生的根源。庄公如果可以被尊奉，哀姜也就可以被迎回；哀姜可以被迎回，僖公也就可以升居闵公之上。因此古代圣王对此谨慎而重视；如果迫不得已而失误一次，就会进入夷狄的道路；再失误一次，就会进入禽兽的道路，怎么可以不谨慎呢？像夏公弗忌那种说法，就是夷狄禽兽的道路。所以说：“这种事都可以忍受，还有什么不能忍受呢？”

译《左传》记载：晋侯派巩朔向周王献上攻克齐国的战利品，周王不接见他，派单襄公前去辞谢。单襄公说：蛮夷戎狄不遵行王命，沉湎淫乱，毁坏常法，王命令讨伐他们，于是才献上战利品。周王亲自接受并慰劳，这是为了惩罚不敬、勉励有功。兄弟甥舅之国，如果侵犯并败坏王室的政略，王命令讨伐，也只报告事情经过，不献上战功，这是为了尊敬亲近之国、禁止淫邪。现在叔父您战胜齐国而建立功劳，却不派卿士来，只派巩伯来安抚我一人。我虽然想接见巩伯，但他在王朝中没有职掌，而且会违背先王的礼制。我怎么敢废弃旧典，使叔父蒙受不合礼的羞辱呢？庄伯不能回答。周王便命三位卿大夫接待巩朔，按照侯伯战胜敌国的礼节接待他，但只采用大夫报告庆功的礼节，比接待卿低一等。《录》说：晋侯派巩朔来，巩朔带来齐国战利品，是为了献上战功；周王派单襄公来，单襄公对晋侯说明礼义，是为了申明道义。讨伐齐国是责求战功，所以责备晋国就要讲道义。周王不接见庄伯，是有原因的；但为什么后来又设宴并私下赠送财物呢？如果把他当作幼儿，本来想纠正他，却投给他梨、栗、枣、柿，这种做法未必正确；如果把他当作卫国的顽童，本来同他嬉戏，却又板起脸来严肃训斥，这种做法也未必正确。为什么会这样做呢？当时单襄公在朝廷，王孙满也在职，周王即使想把事情当儿戏，又能把两位大臣怎么样呢？虽然如此，后来王孙苏又反复刁难刘康公，戎定的本心已经丧失了。想不把国家政事当儿戏，也做不到了。《后汉书》记载：光武帝认为东海王刘强被废不是因为过错，而且他进退合乎礼法，所以优厚地大封他，并兼食鲁郡二十九县，赐给虎贲、旌头，宫殿设置钟虡之悬，礼仪规格比照皇帝车驾。刘强到封国后，多次上书请求归还东海国，又借皇太子刘庄之口坚决辞让，光武帝不答应，深深嘉许并感叹，把刘强的奏章拿给公卿大臣看。起初，鲁恭王喜欢宫室，修建灵光殿，非常壮丽，当时还保存着，所以皇帝下诏让刘强修治鲁国宫室，礼乐等各项制度都特别优异。到永平元年，刘强生病，明帝派中常侍带太医前去诊视，又诏令沛王、济南王、淮阳王到鲁国探望，络绎不绝。刘强去世时，皇帝悲痛万分，随太后出幸津门亭举哀，派大司空持节护送丧事，大鸿胪为副，宗正、将作大匠共同负责丧事，给予特殊的赠礼：升龙、旌头、鸾辖、龙旂、虎贲百人。又诏令楚王英、赵王栩、北海王兴、馆陶公主以及京师亲戚、四姓夫人、小侯等都参加葬礼。皇帝追念刘强一向谦恭节俭，不愿厚葬，认为厚葬会违背他的心意，于是特意诏令中常侍杜岑和东海国傅相说：‘东海王恭敬节俭、喜好礼制，以德行终其一生。送葬的物品务必从简从省，以彰显东海王卓然独行的志向。’ 《录》说：《损卦》初九说：“事情已经办完，却迷失方向而前往，没有灾祸。”六五说：“有人来增益他，即使价值十朋的龟甲也不能违背，最为吉祥。”东海王作为长子本应继承帝位，皇帝却让次嫡继位；这仍然是由于东海王接受了初爻所说的增益。既然他已经向尊位辞让，又能进一步减损自己，不把这看成自己的功劳。皇帝重新居于尊位并得其正，追念东海王坚持谦逊节约，务求俭省，深得虚心而善于应物之道。与唐代被称为让皇帝的人相比，不能同日而语。这种大善所带来的吉祥，没有什么可以超过它了。肃宗尊崇礼遇东平王刘苍时，超过前代，诸王也没有谁能与他相比。建初七年刘苍入朝，皇帝准许他来，特赐装钱一千五百万。又因为刘苍冒着寒露赶路，派谒者赐给他貂裘和太官的食物珍果，并派大鸿胪窦固持节到郊外迎接。皇帝亲自巡视他的宅第，预先设置帷帐和床榻，钱帛器物无不齐备。皇帝下诏说：“《诗经》说：‘叔父建尔，元子敬之’，这是对叔父极其尊敬。过去萧何被优待到直呼其名都不可以，是为了优待忠贤之人，何况还兼有亲属尊长的身份呢？”沛王、济南王、东平王、中山王四王的赞礼，都不直呼其名。刘苍到达后，登殿才行拜礼，天子亲自答拜。后来诸王入宫，皇帝让他们按辈分迎接，到了省阁才下车。刘苍认为所受恩宠超过礼数，内心不安，上疏辞谢；皇帝阅览后更加褒奖尊重他。车驾为他送行时，皇帝流泪告别，又赐给他乘舆服御、珍宝车马，钱帛多到以亿万计算。《录》说：范晔评论说：孔子称赞贫穷而快乐、富有而好礼。东平宪王可以说是好礼的人。他辞让的态度至为恳切，离开母后，难道是想苟且树立名行而忘记亲情、遗弃义理吗？大概疑惑一产生，嫌隙就会出现；牵累一旦接近，大事就会丧失。这正是明智之人所叹息的。唉！远离嫌隙以保全忠诚，解除牵累以成就孝道，确实是宪王的志向啊！所以记录下来。《魏书》记载：杨播家世代纯厚，兄弟之间都崇尚义让，兄弟相互侍奉，如同父子。杨椿、杨津恭敬谦逊而忠义，坐在厅堂中，整天彼此相对，从不进入内室。有一羹一饭，也聚在一起共同进食。厅堂之间往往用帷幔屏障隔开作为休息睡眠处，各自去休息，然后又共同谈笑。年过六十以后，他们都登上三公九卿之位，仍然早晚相互问候。杨椿在别处醉酒回来，杨津扶持他回房，在寝阁前暂时休息，等候他是否安好。子侄排列在台阶下，没有命令他们坐，他们不敢坐。每次出门，有时直到日斜还没有回来，大家不敢先吃饭；回来以后才一同进食，并且亲自递给他们匙箸，每种食物都先尝过。杨津任四州长官，杨椿在京城，每逢四时佳味，杨津总是托使者捎给他；如果还没有寄到，杨椿就不先入口。一家之内男女百人，一同做饭、共同饮食，庭院中没有离间争论的话。〔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口〕 《录》说：史书称杨播兄弟都以忠毅、谦谨著称，承担朝廷内外的职任，历代公卿牧守，荣耀显赫；但他们言语神色谦下恭顺，出自至诚，恭敬守德、谨慎行事，成为世人的师范。后魏以来，这样的家族只有这一家。诸子秀美挺拔，朝廷赐给的青紫官服充满庭院，积善的福庆大概确实有所凭据。等到逆胡专擅朝政，滥施酷刑、肆意毒害，以这样的家族遭遇这样的灾祸，报应施与为什么反常呢？我说：不是这样。孔子说：国家有道时，自己贫穷而低贱，是可耻的；国家无道时，自己富贵而显达，也是可耻的。古人之所以不依仗祖先遗留的福庆，反而果断地为后世留下安定，并不是没有道理。以杨播的家世，在元魏强盛之时，行义立身，奉公效忠，谁能说不是如此呢？到孝文帝以后，君主日益幼弱，政事日益废弛，女主专权，奸臣窃取权柄，天下喧乱，魏国已经不像一个国家了。杨播在这时远见卓识，明白积累的福庆不足以凭恃，而遗留下危难却值得痛惜，于是辞去三公九卿的尊贵职位。假如像汉代疏广、疏受那样，有谁能够夺走他的安宁呢？等到尔朱氏兴起，弑杀君主、沉杀太后，煽动毒害万物，大概已经无法避免了。所以杨椿、杨津的灾祸，不只是在元世隆诬陷构罪的时候惨烈，也早已在元显进入洛阳的那一天显现了。

译不只是在节闵帝诏令下达以后才危险，也早在孝庄帝任侍中以前就已经开始了。这样看来，恭敬守德、谨慎行事，难道只是徒然留下楷模的名声，而凭借权势时代的宠荣，反而成为明智之人的深刻戒鉴吗？博陵崔挺三代同居，家门中充满礼让。他和弟弟崔振相互推让田地宅舍，始终和悦而不肯接受。崔挺的儿子有孝芬、孝障、孝演、孝直、孝政。兄弟们孝顺、仁义、慈厚；孝演、孝政先去世，孝芬等人哭泣悲痛，停止内室事务，吃素节食，容貌消瘦憔悴，见到的人都为之伤感。孝障等侍奉孝芬，完全遵行恭顺之礼；坐卧、进食、出入，孝芬不命令，他们就不敢自行决定。听到鸡鸣便起身，早晨问候孝芬的脸色；一钱一尺帛也不带入自己的私房；遇到吉凶之事，需要用财物时，就聚在一起商议分配。各房妇女也彼此亲爱，有无相通。叔父崔振去世后，他们侍奉叔母李氏，如同侍奉亲生母亲；早晚问安，出入都禀告。家中大小事务，一概向她请示。每当兄弟外出，获得一寸一尺以上的财物，都放入李氏的库房；四时分配财物，也由李氏亲自裁定。这样持续了二十多年。他们抚养堂弟宣伯的儿子崔朗，像对待亲兄弟一样。《录》说：杨播家族敦厚谦让，却不能保全家族，是因为世代凭借权势宠荣；崔挺家族慈爱厚道，却能大体保全宗族，是因为世代缺少通达显要的地位。所以说，权势可畏，却不可凭恃。君子如果有幸遇到国家有道、士大夫知礼，那么他的风操就会在朝廷和民间都显得高尚光明。假如能以士大夫的礼义，使无道的国家返归正道，那么忠诚正直的辅弼又有什么不足以依靠的呢？读者各自根据实际情形体会即可。《隋书》记载：王凝平时居处严肃端正。子弟如果不穿公服，他不接见；内室之中，也像朝廷一样庄严。王通感叹说：“贤德啊，王凝！”他用四种教诲治理家庭，即文、行、忠、信；用四种礼仪整顿家庭，即冠、婚、丧、祭。不是合乎礼的事就不行动，几乎终身如此。圣人的书籍一定备齐，公服礼器从不借用；墙屋器物都坚固朴素，说：“不要随便浪费。”门巷中的果树一定排列方正，说：“不要随便杂乱。”不接受别人赠送的东西，不凭自己的劳动就不吃；宴饮的礼节，不增加额外物品，说：“合乎礼就可以了。”唐贞观初年，唐太宗精心修治政事，房玄龄、杜如晦、魏王李泰等人的学说传播开来，文中子所作的制度将要大行。王凝感叹说：“兄长的著述真伟大啊！若说到皇纲帝道，它已经阐明得很透彻；若说到天地之间的道理，没有不涉及的。天下有道，圣人就推行它；天下无道，圣人就记录并收藏它。所谓流动就成为河川，堵塞就成为深渊；上升就成为云，施布就成为雨，潜藏就能滋润，往哪里去不能有利呢？” 《录》说：王凝的见识，大概达到了王通所推测的境界吧。怎么知道是这样呢？王通已经显达，献上《太平十二策》，如果还不能完全符合我的心意，那么不如守礼终身；这样才是高尚而连续于经贤之道。若想使天下大治，而君主不能全部采用我的意见，那么不如隐退收藏。能够做到这一点，他的境界使房玄龄、杜如晦等诸公一同受到尊崇仍嫌不足，而仅凭长孙无忌一人加以阻止也绰绰有余。实在不如上升为云、施布为雨、潜藏为滋润，到了哪里都没有不利，这才是通达。《唐史》记载：唐玄宗开元二十九年，太尉宁王李宪去世。皇帝悲伤惋惜特别深重，说：“天下本来是兄长的天下，兄长却坚决让给我，成为唐代的伯夷，平常的谥号不足以安置他的德行。”于是谥号为“让皇帝”。他的儿子汝阳王李璀上表陈述父亲的遗志，坚决辞让这个谥号，皇帝没有允许。《录》说：陆赞说过：道与天相合，称为皇；德与地相配，称为帝。这些都是至尊的特殊称号，是极大的美名，不能虚拘滥用，难道可以因为谦让而推辞吗？皇帝广泛地表达亲亲之爱，在宫中行拜跪礼也像家人礼一样。这是天亲、天序不可扰乱，依此而行是可以的。至于因为个人谦让的感情，而轻视至高无上的尊号；接受的人惶恐不安，赐予的人违背义理而可笑，这不是尊重，实际上是亵渎，不可以作为后世的法则。《宋传》记载：李柬之、李肃之、李承之、李及之，都是丞相李迪的儿子。李承之出生时父亲已经去世，李肃之抚养教育他，直到他成人，后来兄弟相继成为侍从官。李及之升任龙图直学士时，恳切辞让，请求把这一职位授给兄长，说：“臣年少时由兄长抚养，而且兄长担任待制已经十年了。”皇帝说：“你们兄弟之间的礼义亲爱，足以激励风俗；李肃之也应当升迁。”于是同时任命二人。李及之办理政务精明，所任官职都称职；曾经编撰《唐史》，其中有益于治理国家的内容，可以作为君臣的借鉴。李柬之年少时就得到寇准的知遇。宋英宗即位后，富弼推荐他的学问品行，皇帝慰劳他说：“卿是通晓经义的老儒，朕正要询问访求你来辅佐自己不足之处，哪里只是经学而已。”又兼任东宫侍读，赐给颖王生日礼物。按旧例，王拜谢赏赐后就退下；英宗告诉颖王让李柬之留下用餐，希望他能从容地以礼义开导自己。神宗刚刚即位，李柬之就请求退休；皇帝由工部尚书授予太子太保，让他致仕。旧制中没有致仕官员到合门谢辞的仪式，皇帝特意赐他在延和殿相见，命他就座，又在资善堂置宴，令讲读官都作诗劝慰，恩礼十分优厚。后来又发动王珪讨论他的事。李柬之的儿子孝基也任宫僚，因为亲人需要奉养，请求出任监崇福官。父子一同退居闲散十年，直到同时谢绝政事；这时李孝基年五十岁。士大夫都称赞他们，把他们比作汉代朝廷的二疏。李柬之的弟弟李孝达入宫应对，神宗询问他的起居情况，也感叹说他的器度远远超过常人。《录》说：胡明仲认为二疏辞官离去，说明太子不值得依靠，这种看法未必正确。至于李柬之父子，难道不正是如此吗？神宗任性自用，刚刚亲临大政，就采纳王安石的主张，任意施行变乱之策；那些通晓国家典章的君子，难道能不感到无所措手足吗？后来孝寿、孝称等人同样遭遇，兄弟之间也未能免祸；章惇因此制造狱案，吕惠卿等人掌握权势，礼义亲爱受到了许多损害。这就是皇帝感叹他们器度远超常人的原因。常人。

译吕大防的兄长吕大忠，弟弟吕大钧、吕大临，兄弟同居，相互切磋，讨论道理、考究礼制，一概以古代为依据，关中讲说礼学的人都推重他们。吕大忠曾制定乡约：德业互相劝勉，过失互相规诫，礼俗互相交往，患难互相救济。谢良佐在秦州教授，吕大忠每次经过都去听他讲《论语》，一定正襟敛容，说：“圣人的言行就在这里，我不敢不肃敬。”吕大钧任谏议大夫，从父亲去世起就忧伤，直到办理丧事，一切都仿照古代仪式所能做到的标准；居丧期间，大小规矩都合乎礼制。又把这些礼制推广到祭祀、冠礼、婚礼、饮酒、相见、庆贺和吊丧等事情上，全都不混同于世俗习惯，整齐有文采地相互交往，人们逐渐安然习惯。吕大临通晓六经，尤其精通礼学，常想革除习俗，恢复三代遗留下来的文章制度，使它们能够施行，而不只是空话，以至于触犯世俗、惊骇众人。富弼退居家中，学习佛氏之学，吕大临写信给他说：古代三公在朝廷内讨论道义，在乡里外主持教化，难道会因爵位进退、体力盛衰而改变吗？如今大道还没有彰明，人们趋向异端学说，怀疑圣人还没有尽善尽美，轻视礼义，认为不值得学习。正是老成大人把恻隐之心存于胸中的时候，振兴衰败的风俗，这件事全靠您的力量。至于改变精神、变化气质，努力追求长寿，那是山林幽谷中避世、独善其身的人所做的事，难道是对您这样的公卿所抱的期望吗？富弼深深感谢他。《录》说：《中庸》说：“君子的道，开始于夫妇。”蓝田的乡社约定，直到今天仍然存在。耿光是黄通的父亲。乡约所说的“德业互相劝勉，过失互相规诫”，没有什么比戒除浅薄更重要；而“礼俗互相交往，患难互相救济”，也可以相互依循而共同实行。如果在内室帷帐之间行为有所亏失，那么在乡里之内所说的话就几乎都不会被相信。即使想要端正五尺高的儿童，尚且做不到，何况堂堂的宰相呢？关中的风俗，自周代以来就号称深厚古朴，而张载的教化也颇有影响。吕氏几位先生，大概是张载门墙中的杰出人物，他们对于礼学还有什么疑问呢？这一点也不可不知道。《天顺日录》记载：景泰辛未年，正值太上皇回銮，朝廷讨论迎接复位的礼仪，大都以虏人反复多变、难以预测为理由，只想派一辆车、两匹马去迎接他。当时给事中林聪上奏说：如今虏酋已经畏惧天威、悔过自新，只是奉送太上皇的车驾回来。迎接复位的礼仪，应当使用卤簿大驾。恰逢礼部尚书胡濙拿出一份简牍，与侍郎叶盛谈论；内阁高学士李贤、彭时、商辂等所表示的意见，大多恳切地说：皇上对于太上皇，关系上是君臣，亲情上是兄弟，迎接复位都应当从厚。想把这份简牍呈上去，使皇帝知道人心崇敬尊重的意思，不论朝廷内外都没有异议。吏部尚书王直也赞同说：这种礼在朝廷失去了，却可以到民间寻求，应当上奏皇帝。只有王文认为这只是匿名文书之类。事情将要搁置时，林聪毅然上奏说：王直、胡濙都是皇帝的腹心大臣，事情关系重大，应当公开讨论，不应当私下议论。于是把简牍呈上，太上皇迎接复位的礼仪大体都得以如仪举行，都说是林聪的功劳。录文说：周子说：不过是天下大势罢了，这边分量重了，那边就分量轻了，这是自然的道理。圣人治理天下，使彼此没有偏重的形势，使人和自己没有偏向或背离的情感。只要有了这个议论，后面的谋议才会随之而来。假如当时朝廷中人人都这样，那么就不会像南内那样被禁锢，也不会发生束驾之变；这样一来，既能端正监国的权力，明白摄位的义理，又可以避免日后夺门之变的祸患，也可以追究后来郎戾的罪过。对于君臣、兄弟之间的关系，何必等到礼义丧失以后再到民间寻求呢？《弘道录》第三十四卷完 《弘道录》第三十五卷 礼 朋友之间的礼节 《孟子》说：舜还在世时去朝见帝尧，帝尧把女婿安置在别馆中，又设宴招待舜，轮流以宾主相待。这就是天子同平民交朋友。录文说：天地之气在子时开始，在午时交会；帝王的气运从震方兴起，在离方相见。尧兴起，是因为以火德取得天地中数；舜兴起，是因为以土德取得天地中气。这就是天数为五、地数为五，五位彼此相得而各自有所包容。哪里能据此议论平民和天子的区别呢？大概他们虽然同德而同样圣明，实际上是天运和气数造成的。后世哪里敢希望达到他们万分之一呢？伯夷逃避纣王，居住在北海边，听说文王兴起，便说：为什么不归附他呢？我听说西伯善于奉养老人。太公逃避纣王，居住在东海边，听说文王兴起，也说：为什么不归附他呢？我听说西伯善于奉养老人。天下若有善于养老的君主，仁人便会把他当作自己的归宿。录文说：考察古礼，凡是奉养老人，有虞氏采用燕礼，夏后氏采用飨礼，殷人采用食礼，周人则完备地兼用这些礼仪。□五十岁在乡里奉养，六十岁在国中奉养，七十岁在学校奉养，并推广到诸侯。于是伯夷、太公两位老人欣然归来，文王的教化已经不只是突然兴起而已了。到了武王伐纣时，两位老人发挥的作用却明显不同，为什么呢？孔子说：君子有时出仕，有时退处；有时沉默，有时发言。两个人同心协力，其力量足以断金。因此，像鹰扬一样奋发出征，是用道义来援助武王；采薇而食，是以义保存自己；怀有二心而勉强从事，是仅次于把自己献给天子；叩马进谏，是把自己的行动奉献给上天。大概太公把天下当作自己的责任，伯夷把君臣关系当作自己的责任，但他们都各自合乎天理的正道，也符合人心的安定，那么又何必比较他们是相同还是不同呢？这样看来，两位老人的行迹虽然迥然不同，实际上归宿相同，不可能分成两个彼此对立的方面。《礼记》说：周武王即位三天后，召见师尚父问道：黄帝、颛顼的道术还保存着吗？师尚父说：记载在《丹书》中。武王想听，请先斋戒。武王斋戒三天，穿戴端正的冠冕；师尚父也穿戴端正的冠冕，捧着书进入。武王面向东方站立，师尚父面向西方，宣讲《丹书》的话：敬胜过怠慢就吉祥，怠慢胜过敬慎就灭亡；义胜过欲望就顺利，欲望胜过义就凶险。录文说：周武王既尊太公为老师，又称他为尚父，对待他的礼敬可以说达到极点了。至于礼仪，武王面向东方站立，师尚父面向西方，完全体现了师友之义，并不只是尧舜之间如此。敬慎，是圣学始终的关键。敬慎胜过怠惰，就会无论早晚都心怀敬畏，不敢不遵道而行，所以吉祥。怠惰，是轻慢、简易、放纵的萌芽；怠惰胜过敬慎，就会轻侮五行，厌弃三正，所以灭亡。义，是裁度和制订事务的根本；义胜过欲望，就不会被耳目之欲役使，各种法度都归于正，所以顺利。欲望，是人心危险的开端；欲望胜过义，就会沉溺并冒犯声色，竭力行事而没有节制，所以凶险。这三条是三皇五帝传承到上古、记载在《丹书》中的道理。这里只说黄帝、颛顼，是错举其人来显示其义理；因此，武王斋戒并端正冠冕以后才能听闻它，是合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