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道录卷之三
唐制度田以步，其阔一步，其长二百四十步为亩，百亩为顷。凡民始生为黄，四岁为小，下六为中，一十一为丁，六十为老。授田之制，丁及男年十八以上者，人一顷，其八十亩为口分，二十亩为永业，，老及笃疾废疾者，人四十亩；寡妻妾三十亩；当户者增二十亩；皆以二十亩为永业，其余为口分。永业之田，树榆枣桑，及所宜之木，皆有数。田多可以足其人者为宽乡，少者为狭乡。狭乡授田，减宽乡之半。其地有薄厚，岁一易者倍授之，宽乡三易者不倍授。工商者，宽乡臧半，狭乡不给。凡庶人徙乡，及贫无以葬者，得卖世业田。自狭乡而徙宽乡者，得并卖口分田。己卖者不复授，死者收之，以授无田者。凡收授，皆以岁十月，授田先贫及有课役者。凡乡田有余#1以给比乡，县有余以给比县，州有余以给近州。录曰：此唐授田之法也。盖自五胡云扰之后，民之耕农者无几。后魏因之，各以露田授民。露田者，荒田无主，不栽树者也。诸桑田不在所授之限。桑田者，民之永业，所常治者也。唐世因之，遂有世业口分之分。意者其初亦非公收在官，而授无田之民。祗因桑田不在所授之限者，而名为世业；因露田原授於民者，而限为口分。不然，若世业既官为，树以桑枣所宜之木，何以仍得买卖分。既随其老幼之差殊，口力之众寡，乡田之宽狭，而官为收授之。然则但令食其所出，不令擅其所有，何以又得并卖之乎。古之立法最禁徙常。《王制》曰：井里不常。孟子曰：死徒无出乡。今令庶人各地迁移，自狭乡徒宽乡，又得并卖其口分田，惟死者收之，以授无田者。如此则民安得不徒之，又安得不亡之，又安得所收之田而以授人乎。此皆施行矛盾，不知作史者之误耶，抑为政之误耶。夫自秦而下千四百有余年之问，而能行授田之法者，自唐伊始，固足以见其难矣。而其制不能无可疑。至永徽以后，始禁民不得买卖，买者还地而罚之。抑后矣。无惑乎，鱼并之如故也。凡授田者，丁岁输绢二斛，稻三斛，谓之租。丁随乡所出，岁输绢二匹，绫拖二丈，布加五之一，绵三两，麻三斤，非寞乡则输银十四两，谓之调。用人之力，岁二十曰，闰加二曰，不役者曰为绢三尺，谓之庸。有事而加役二十五曰者免调，三十曰者租调皆免，通正役不过五十曰。录曰：此唐征科之数也。所以谓租庸调者，以人丁为本。而调之云者，犹其曰；调停之调。盖以土产各有所宜，如绢绞施，随宜赋其一丈，非谓各二丈为六丈也，布麻亦然。今志岁输绢二疋，縿訑各二丈，布加五之一，绵三两，麻三斤，非桑乡则输银十四两，疑此反重於常算矣。观者要当以《通典》，及《会要》所载为正。《会要》：丁随乡所出，岁输绢绞绞各二丈，布加五之一，绵二两，输布者，麻三斤，以为调。自王公以下，皆有永业田。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总麻以上，亲内命妇一品以上，亲郡王及五品以上，祖父兄弟职事勋官三品以上，有封者若县男父子，国子太学四门学生博士，孝子顺孙，义夫节妇，同籍者，皆免税课役。凡主户内有课口者，为课户。若老，及男废疾笃疾，寡妻妾，部曲客，女奴婢，及视九品以上，官不课。凡里有手实，岁终具民之年与地阔陋为乡帐，乡成於县，县成於州，州成於户部。又有计帐，具来岁课役，以报度支，国有所须，先奏而敛之，数书于县门村坊，与众知之。水旱霜蝗耗十四者，免其租，桑麻尽者免其调，田耗十之六者免租调，耗亡者诸役皆免。录曰：此唐镯复之政也。自王公以至於庶人，皆有品节限量，使其子孙能世守之，何以不能久致太平乎。奈何，不旋踵而失之也。故愚尝谓，汉子孙能守三十税一之法，而其祖宗不能创什一中正之规，唐祖宗能设科条禁令之目，而其子孙不能存节用爱民之心。均之无能及於三代也。太宗方锐意於治，官吏考课，以鳏寡少者进。考如增户法失劝道者，以臧户论配。录曰：此唐殿最之法也。使京官五品以上，各举守令一人，是重之於始也。考课以鳏寡少者进，失劝导者退，是重之於终也。究其着实举行，莫者诸州剌史。奈何自贞观以来，重内官而轻州县，刺史多用武臣，或京官不称职，始补外任。帝虽锐意於治，其能身率天下乎。此唐之良史所以不若汉世之多也。租以敛获早晚险易远近为差用，调输以八月，发以九月。同时输者先远，民皆自盘量。州府岁市，土所出为贡，其价视绢之上下，无过五十疋。异物滋味，狗马鹰犬，非有诏不献。有加配，则以代租赋。
译唐代制度规定，田地以步计算：宽一步、长二百四十步为一亩，一百亩为一顷。百姓出生时登记为黄，四岁为小，九岁为中，十一岁为丁，六十岁为老。授田制度规定，丁男以及十八岁以上的男子，每人授田一顷，其中八十亩为口分田，二十亩为永业田；老年人、重病残废者、废疾者，每人四十亩；寡妇、妻、妾三十亩；当户的人增加二十亩。所有人都以二十亩为永业田，其余为口分田。永业田可以种榆、枣、桑以及适宜当地的树木，各有规定数目。田地多、足以供养人口的地方叫宽乡，田地少的叫狭乡。狭乡授田，减为宽乡的一半。土地有肥瘠，若每年更换耕种的，授田加倍；宽乡三年轮换的，不加倍授田。工商户在宽乡减半授田，在狭乡不给田。普通百姓迁移乡里，以及贫穷到无力安葬的人，可以出卖世业田。从狭乡迁往宽乡的人，还可以连同出卖口分田。已经出卖田地的人不再授田，死者的田收回，授给无田者。凡是收回和授予田地，都在每年十月办理，授田先给贫困者和承担课役者。乡里的田有余，就拨给相邻的乡；县里有余，就拨给相邻的县；州里有余，就拨给邻近的州。录说：这就是唐代授田的办法。大概五胡扰乱以后，百姓中从事耕作的人已经很少，后魏因此实行露田，把田授给百姓。所谓露田，就是荒田、无主而且没有栽种树木的田。各种桑田不在授予范围内；所谓桑田，是百姓的永业田，是平常经营的田。唐代沿袭了这种制度，于是有了世业田和口分田的分别。想来这种分别最初也不是官府把田收归所有，而是授给没有田的百姓。只是因为桑田不在授予范围内，所以称为世业田；因为露田原本授给百姓，所以限定为口分田。不然，若世业田已经归官府所有，种植桑、枣以及适宜的树木，为什么仍然可以准许买卖呢？既然又根据老幼的差别、人口劳力的多少、乡里田地的宽狭，由官府收回和授予，那么只让百姓享用田地的产出、不让他们擅自占有，为什么又允许连同出卖呢？古代立法最禁止百姓随意迁徙。《王制》说：井田和乡里不可永远固定不变。孟子说：死者迁葬，不得离开乡里。如今却命令普通百姓迁移土地，从狭乡迁到宽乡，还可以连同出卖口分田；只有死者的田收回，授给无田者。这样一来，百姓怎么能不迁徙，怎么能不逃亡，又怎么能有收回的田地授给别人呢？这些都是施行上的矛盾，不知是作史者的错误，还是施政者的错误。从秦代以后的一千四百多年间，能够实行授田法的，自唐代才开始，这本来足以看出它的困难；但其中的制度也不能没有可疑之处。到永徽以后，才开始禁止百姓买卖田地，买田者要归还土地并受罚，实在太晚了。难怪土地兼并仍然如故。凡授田者，丁男每年缴纳绢二斛、稻三斛，叫作租。丁男根据乡里的物产，每年缴纳绢二匹、绫二丈；布增加五分之一；绵三两；麻三斤；不是产桑的乡则缴纳银十四两，叫作调。征用人工，每年二十日，闰月增加二日；不服役的人，每日缴纳绢三尺，叫作庸。有事务而增加服役二十五日的，免除调；三十日的，租调全部免除；连同正常服役总共不超过五十日。录说：这是唐代征收赋税的数额。之所以称租庸调，是因为以丁男为根本。所谓调，也就是调配、征调的调。因为各地土产各有所宜，所以应当随当地所产征收相应物品的一丈，并不是各项都征二丈、合计六丈；布和麻也是这样。如今志书说每年缴纳绢二匹、绫二丈，布增加五分之一，绵三两，麻三斤，不产桑的乡缴纳银十四两，恐怕反而比通常的征收更重。阅读者应当以《通典》和《会要》的记载为准。《会要》说：丁男根据乡里的物产，每年缴纳绢、绫各二丈，布增加五分之一，绵二两；缴纳布的人，麻三斤，作为调。从王公以下，人人都有永业田。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亲王、内命妇一品以上；亲郡王及五品以上；祖父、父亲、兄弟中任职事官或勋官三品以上且有封爵者；县男父子；国子监、太学、四门学生和博士；孝子、顺孙、义夫、节妇及同籍者，都免除租税和课役。主户中有承担课役的人，称为课户。老年人、男子中的废疾和重疾者、寡妇妻妾、部曲、客户、女奴婢，以及相当于九品以上官员身份的人，官府不向他们征课。每个里都有手实，年终登记百姓的年龄和田地的宽狭肥瘠，编成乡帐；乡帐汇总到县，县帐汇总到州，州帐汇总到户部。又有计帐，登记来年的课役，报送度支；国家有需要时，先奏报再征收，并把数额写在县门和村坊，使众人都知道。水旱、霜冻、蝗灾使收成损耗十分之四的，免除租；桑麻全部损失的，免除调；田地损耗十分之六的，免除租调；完全损失的，各种徭役都免除。录说：这是唐代减免赋役的政策。从王公到普通百姓，都有品级和数量的限制，使他们的子孙能够世代守住这些制度，为什么不能长久达到太平呢？可惜没有多久就失去了它。因此我曾经说：汉代的子孙能够守住三十税一的制度，而他们的祖宗却不能创立十分之一、中正公平的制度；唐代的祖宗能够设立科条禁令，而他们的子孙却不能保存节约用度、爱护百姓的心。总而言之，都不能达到三代的境界。太宗正锐意于治理国家，考核官吏时，以鳏寡少、人口减少的地方官员升迁；考核中若户数增加，便按劝导有功论；若户数减少、失去劝导之道，则按贪赃论罪，发配处罚。录说：这是唐代考核官吏功过的制度。让京官五品以上各自举荐一名太守县令，这是在任用之初重视；考核时以鳏寡减少者升迁、失职而不能劝导者降黜，这是在任用之后重视。考察实际推行情况，最重要的莫过于各州刺史。可惜自贞观以来，重视朝廷内官而轻视州县，刺史多任用武臣，或者京官不称职，才补任外官。太宗虽然锐意于治理，难道能够亲自率领天下吗？这就是唐代贤良史官不如汉代多的原因。租税根据收获的早晚、道路险易、路程远近来确定差等；调在八月缴纳，九月征发。各地同时缴纳时，先征收远方的，百姓都自行盘量。州府每年购买当地出产作为贡品，价格依绢的上等下等计算，不超过五十匹。奇异物产、美味、狗马鹰犬，没有诏令不得进献；如果另有加征，就用来代替租赋。
录曰：此唐转输之政也。至两税，而后夏输六月，秋输十一月。此政废矣。是时太宗方锐意於民，绝嗜禁欲，黜所玩好，且未举封禅征伐之事，故州府岁市所贡，视绢之上下，无过五十疋，有加配，则以代租赋。此何等气象也。贞观以后，渐不如矣。其凶荒，则有社仓赈给，不足，则徒民就食诸州。尚书左丞戴冑建议：自王公以下计垦田，秋熟所在为义仓，岁凶以给民。太宗善之，乃诏亩税二升，粟麦杭稻随土地所宜，宽乡敛以所种，狭乡据青苗薄而督之，田耗十四者兔其半，耗十七者皆免之。商贾无田者，以其户为九等，出粟自五石至於五斗为差。下下户，及夷撩，不取焉。岁不登，则以赈民。或货为种子，则至秋而偿。其后洛、相、幽、徐、齐、并、秦、蒲州又置常平仓，粟藏九年，米藏五年；下湿之地，粟藏五年，米藏三年，皆着于令。录曰：此唐救荒之政也。太宗方重守令之选，刺史县令皆得其人。故以社仓则足以赈，以义仓则足以给，以常平仓则足以储。无守令之贤，欲自王公以下计垦田而敛之，则增一禁厉矣。此又为上者所当知也。贞观初，户不及三百万，绢一疋，易米一斗。至四年，米斗四五钱，外户不闭者岁月，马牛被野，人行数千里不责粮，民物蕃息，四夷降附者百二十万人。是岁天下断狱，死罪者二十九人，号称太平。上之即位也，常与群臣语及教化，曰：今承大乱之后，恐斯民未易化也。魏征对曰：不然。久安之民骄佚，骄佚则难教。经乱之民愁苦，愁苦则易化。譬犹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也。上深然之，封德彝不以为然，上卒从征言。是岁天下大稔，流散者咸归，乡里斗米不过三四钱，束至于海，南至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责粮，取给于道路焉。帝谓君臣曰：此魏征劝我行仁义，既效矣。惜不令封德彝见之。录曰：《易》之《大过》曰：拣挠，利有攸往，亨。九二曰：枯杨生梯，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夫太宗真有大过人之资，而鲜天德王道以为之本。栋之挠也。杨之枯也。幸而贞观之治，又得房杜王魏诸贤以为之辅，老夫得其女妻也。故虽有楝挠枯杨之象，而亦有亨道焉，有利道焉。君子故不之拒也。《宋纪》：仁宗体天法道，极功全德，神文圣武，睿哲明孝。皇帝天性仁孝宽裕，喜愠不形於色。初封寿春郡王，讲学于资善堂。天禧元年兼中书令，明年进封升王，九月丁卯册为皇太子。录曰：自史册以来数千百年，未有直镒为仁者，帝可谓仅见矣。故以徽号存其大略，将以为君人者致意焉。夫蒙以养正圣功也。方是时，帝之至性浑然，正人皆可以为尧舜之时，开资善堂以讲学养之，於正不以私冒干之，乃作圣之功用，而宋朝家法过汉唐者也。以参知政事李迪为太子宾客。遵尧录曰：李迪等常侍燕束官，见帝容止端庄，虽优戏在前，亦不甚顾。他曰因奏事言之，真宗曰：平时居内中，亦未尝妄言笑也。录曰：迪之风烈颇闻，而辞太傅不已过乎。夫公孤以辅佐天子，师保以储养束官，亘古以来之成法。初不因太宗之时，立而有，不立而无也。自宋专任宰相，天子无公孤以诏左右，则太子无师保以相前后矣。此其立法不如成周者也。四年诏太傅监国，五曰一开资善堂，太子秉质南面立，辅臣参庾诸司事，听其议论，谓之曰：但尽公道则善矣。录曰：帝之於己也不妄言笑，於人也务尽公道。此何等粹白也。《蒙》之九五曰：童蒙，吉。其斯帝之谓乎。乾兴元年二月戊午，遗诏太子即皇帝位。录曰：是时帝年十三，如龙之方蜕未就云雨也，如麟之方趾未就践履也。故《易》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岂非以其施之未达，性之未固哉。苟有如伊尹周公以辅之於外，太姒邑姜以成之於内，则太甲成王尚有暂德不足媲矣。惜乎。刘后专制于内，丁谓之徒交结于外，苟不得王曾正色立朝倚以为重，乌能成九二志应之功哉。观圣人作《易》之意，则知仁宗初政之所以分矣。明道元年诏曰：朕猥以眇躬，纂於洪绪，既绝畋游之好，又无台榭之营，十载于兹，未尝暇敢。不意掖庭之内，火禁非严，一夕延墦，褊於八殿。缅思降做，逸息省循。其今内外臣僚直言朝廷阙失，毋有所隐，副朕意焉。录曰：帝时春秋房盛，未有失德，而所称绝游畋之好，乏台榭之营，又非空言，则天灾何由政乎。夫掖庭房阐之地，八殿老阴之数，章献之称制将谢矣。此其除旧布新之先见者欤。一年三月，帝始亲政，罢修创寺观，裁抑侥幸，召宋绶、范仲淹，而黜内侍罗崇勋等，中外大悦。录曰：仁之亲政，与哲之亲政，大不幸也。仁之亲政，罢修寺观；哲之亲政，创修新法。仁之亲政，裁抑侥幸；哲之亲政，召用凶邪。故一则中外大悦，一则忠良丧气，得失之分较然见矣。
译录说：这是唐代转运赋税的政策。到了两税法以后，夏税在六月缴纳，秋税在十一月缴纳，这种制度就废除了。当时太宗正锐意于爱护百姓，断绝嗜好、禁止欲望，罢去玩赏之物，而且还没有举行封禅和征伐，所以州府每年购买的贡品，按绢的上等下等计算，不超过五十匹；如果另有加征，就用来代替租赋。这是何等的气象啊！贞观以后，渐渐不如从前了。遇到凶年荒岁，就用社仓赈济；如果还不够，就迁移百姓到各州就食。尚书左丞戴胄建议：从王公以下，按垦田数计算，在秋收成熟的地方设置义仓，年成不好时用来供给百姓。太宗认为很好，于是下诏每亩征收二升，粟、麦、粳、稻按照土地所宜征收；宽乡按所种作物征收，狭乡根据青苗薄少的情况督促征收；田地损耗十分之四的免除一半，损耗十分之七的全部免除。没有田地的商人，按户等分为九等，缴纳粮食从五石到五斗依次递减。下下户以及夷獠，不征取。年成不好，就用来赈济百姓；有时借粮作为种子，到秋收时偿还。后来洛州、相州、幽州、徐州、齐州、并州、秦州、蒲州又设置常平仓，粟储藏九年，米储藏五年；低洼潮湿之地，粟储藏五年，米储藏三年，都写入法令。录说：这是唐代救济荒年的政策。太宗当时重视选择太守县令，刺史、县令都得到合适的人选。因此有社仓便足以赈济，有义仓便足以供给，有常平仓便足以储备。若没有贤能的太守县令，却想从王公以下按垦田数征收粮食，那就只是增加一重禁令和苛厉。这也是在上位的人应当知道的。贞观初年，户数不到三百万，一匹绢可以换一斗米。到贞观四年，米价每斗四五钱，外户有数月不关闭的；马牛遍布田野；人行数千里，不必携带粮食；百姓和物产繁殖增长，四方夷族投降归附的有一百二十万人。这一年天下判决的案件中，死罪犯人只有二十九人，号称太平。太宗即位时，常常同群臣谈到教化，说：如今承接大乱之后，我担心这些百姓不容易教化。魏征回答：不是这样。长久安定的百姓骄傲放纵，骄纵就难以教化；经历过乱世的百姓忧愁困苦，忧苦就容易教化。这好比饥饿的人容易接受食物，口渴的人容易接受饮水。皇帝深深认为他说得对，封德彝却不以为然，皇帝最终听从魏征的话。这一年天下大丰收，流离失所的人都返回故乡，乡里米价每斗不过三四钱；从北方直到海边、从南方直到五岭，家家都不关闭外门，行旅不用携带粮食，可以在道路上取得供给。皇帝对君臣说：这是魏征劝我施行仁义，已经见到成效了。可惜没有让封德彝看到。《弘道录》说：《易经·大过》说：“栋梁弯曲，利于有所前往，亨通。”九二爻说：“枯杨树上生出新枝，老年男子娶得年轻女子为妻，没有什么不利。”宋太宗确实有超过常人的资质，但很少以天德王道作为根本，就像栋梁弯曲、杨树枯萎一样。幸好有贞观之治，又得到房、杜、王、魏等贤臣辅佐，正如老年男子娶得年轻女子。因此，虽然有栋梁弯曲、枯杨的象征，却也有亨通之道、获利之道，所以君子并不拒绝这种局面。《宋纪》说：宋仁宗体合天道、遵循正道，功业极盛、德行完备，神明文治、圣武兼备，睿智明达而且孝顺。皇帝天性仁厚孝顺、宽和宽裕，喜怒不表现在脸上。起初封为寿春郡王，在资善堂讲学。天禧元年兼任中书令，第二年进封升王，九月丁卯日册立为皇太子。《弘道录》说：自从有史册以来数千百年，还没有像他这样直接成为仁者的人，皇帝可以说是仅有的一个。因此用徽号保存其大略，是要让后世君临天下的人从中得到启示。蒙昧之时培养正道，是成就圣德的功夫。当时皇帝的至善本性浑然具备，正人都可以成为尧舜时代的人；开设资善堂让他讲学修养，不让私欲冒犯正道，这正是成圣的功用，也是宋朝家法超过汉唐之处。任命参知政事李迪为太子宾客。《遵尧录》说：李迪等人常在宴饮中陪侍，见皇帝仪容举止端庄，即使优伶在面前演戏，他也不太顾看。后来有一次因奏事谈到这件事，宋真宗说：“他平时居于宫中，也从未胡乱说笑。”《弘道录》说：李迪的风采气节很有名声，但推辞太傅之职，难道不是太过了吗？三公和孤卿用来辅佐天子，师保用来教养太子，这是自古以来形成的制度，并不是因为太宗时设立了才有、不设立便没有。自宋朝专任宰相以来，天子没有三公孤卿来教导左右，太子也就没有师保在前后辅导了。这是宋朝立法不如成周的地方。四年，下诏由太傅监国。五月一日，太子端正仪态面向南站立，辅臣参议各部门事务，让他听取众人的议论，并对他说：“只要完全奉行公道，就好了。” 《弘道录》说：皇帝对自己不妄言、不妄笑，对待别人则力求完全遵循公道。这是多么纯粹洁白啊！《蒙卦》九五说：“童蒙，吉。”这不正是在说皇帝吗？乾兴元年二月戊午日，遗诏令太子即皇帝位。《弘道录》说：这时皇帝十三岁，像龙刚刚蜕变、还没有形成云雨，像麒麟刚刚长出脚趾、还不能行走。因此《易经》说：“山下流出泉水，这是蒙卦。”君子由此果断行事、培养德行。难道不是因为他的施行尚未 达到成熟、本性尚未稳固吗？假如有伊尹、周公那样的人在外辅佐，有太姒、邑姜那样的人在内成就他，那么太甲、成王尚且有暂时的德行不足与他相比。可惜刘太后在内专制，丁谓一党在外相互勾结；如果不是王曾以严正态度立于朝廷、倚重他，哪里能成就九二爻所说的志向和应验之功呢？观察圣人作《易经》的用意，就知道宋仁宗初年政治成败的原因了。明道元年，下诏说：“朕以卑微之身，承继宏大的帝业，既已断绝游猎的爱好，也没有营造楼台亭榭，至今十年，从未敢有片刻闲暇。不料宫禁之内火禁不严，一夜之间火势蔓延，烧到八座宫殿。朕遥想降下灾祸的原因，应该安静反省。现在内外臣僚可以直言朝廷的过失，不要有所隐瞒，以符合朕的心意。” 《弘道录》说：皇帝当时正值壮年，还没有失德之事；他所说断绝游猎爱好、不营造楼台，也并非空话，那么天灾为什么会降临呢？宫禁是火灾发生的地方，八殿正是老阴之数，章献太后临朝称制将要结束了。这难道不是除旧布新的先见吗？明道元年三月，皇帝开始亲自处理政务，停止修建寺观，抑制侥幸进用，召用宋绶、范仲淹，贬黜宦官罗崇勋等人，朝廷内外都非常喜悦。《弘道录》说：仁宗亲政与哲宗亲政，差别极大而且一幸一不幸。仁宗亲政，停止修建寺观；哲宗亲政，创行修订新法。仁宗亲政，抑制侥幸；哲宗亲政，召用凶邪。因此一个时期朝廷内外大喜，一个时期忠良丧气，得失的分别清楚可见。
先是皇太后刘氏称制，晚年任宦者罗崇勋、江德明等访外事，崇勋由此势倾中外。录曰：以母后临朝，而宦官窃势，此何等时也。范祖禹所谓宋室隆替之本，社稷安危之机，生民休戚之端，君子小人进退消长之际，天命人心去就离合之时，帝之盛德可少訾哉。呜呼。一黜罗崇勋，而中外拭目，咸瞻盛德；一召刘缓等，而人情汕汕，已蹈覆亡。万世之下，初政之君不可以不察也。帝见章圣束封西祀，及修玉清昭、应景灵，土木之役，极天下之巧，过为奢侈，谓辅臣曰：此虽太平盛事，然亦过度。当时执政大臣不得不任其责，吕夷简曰：府库一空，至今不充实者，职此之由。帝曰：如此之事，朕当戒之。录曰：此帝之所以罢修建也。孔子曰：三年无改於父之道。释之者曰：三年无改，亦谓在於当改而可以未改者耳。先儒恐其失旨，而以有过之举，既往之愆为咎，故剖折而言。夫束封西祀，土木兴作，不过废天下之财。若乃青苗免役，剖克敛怨，将以失天下之心。诿於安石，犹可言也，笃於君亲，不可言也。其知者以为继还，不知者以为擅改。然不知只皆彰亲之过，而与克盖前愆者大不伴矣。呜呼。此宣仁祀饭之顷，异於章献撒帘之曰也欤。初太平曰久，仕进者皆依托权要，以希进用，奔竞成风。仁宗尝谓辅臣曰：比来臣寮请对，其欲进者多，求退者少，何也。王曾曰：七人食兼，系时之用舍。惟朝廷抑奔竞，崇静退，则庶几有难进之风。帝然之。录曰：此帝之所以抑侥幸也。夫侥幸之人，行险者也。其始也，依阿取容，谗馅面谈，无所不为，其终也，吮瘫舐痔，逢君之恶，同所不至。故人君叉深恶而痛绝之。然非至公以存心，至明以烛物，未有不以小康信其大节，而假以欲退之意，遂其躁进之心。故曰：清心知人。又曰：知人则哲。阙一不可。景佑二年，王曾同平章事。曾性资端厚，在朝廷进止皆有常，处平居寡言笑，人不敢干以私，进退十人，莫有知者。范仲淹常问曰：明扬士类，宰相之任。公之盛德，独少此耳。徐应之曰：夫执政而欲使恩归己，怨将谁归。仲淹服其言。帝之初即位也，太后将有专制之患，曾正色危言以立于朝，由是宦官近习不敢窥觎，而帝德曰就，太后亦全令名。录曰：自此以后，可以见当时君臣之气象矣。夫曾褒然称许为大臣者也，则其於士不犹造化之於物乎，其心叉欲人人而尽其才。然亦有或不能尽者，惟反之。至公至诚，在我无愧而已。若孜孜以效用为恩，舍置为怨，则大臣者日益不足哉。故曰：断断兮，无他技。若吕许公未免有慷於此。此其收恩避怨与危言正色之所以不同也。庆历元年冬十一月有事，於南郊大赦，自西方用师，帝为肝食。知谏院张方平言曰：陛下犹天地父母也，岂与大豕豺狼较乎。愿因郊赦，引咎示信，开其自新之路。帝喜曰：是吾心也。命方平以疏付中书，吕夷简读之拱手曰：公言及此，社稷之福也。录曰：蒙正亟称夷简有宰相之村，其此之谓乎。夫仁者铃有勇，此西事之当竞也。然而君子不之竞者，岂徒广人自新之路哉。出则无敌国外息，国怛亡，其诸引咎示信之微意欤。时章得象、晏殊、贾昌朝、韩琦、范仲淹、富弼、杜衍同时执政，欧阳修、余靖、王素、蔡襄并为谏官。夏练既罢，石介喜曰：此盛德事也。歌颂吾职，其可已乎。作《庆历圣德诗》曰：於惟庆历，三年三月，皇帝龙兴，徐出门阔，大声讽飒，震播六合，如乾之动，如雷之发。初闻皇帝蹙然言曰：子祖予父，付予大业，子恐失坠，实赖辅弼。汝得象、殊，重慎微密，君相予久，予嘉君伐，昌朝儒者，学问该洽，与予论政，传以经术。惟汝仲淹，汝诚予察，为予司谏，正予门阐，为予京兆，壁予才说，贼叛予夏，往予式遏。六月酷曰，大冬积雪，汝寒汝暑，汝不告乏。予晚得弼，予心弼悦。以道辅予，弼言深切，予不尧舜，弼自笞罚。谏官一年，疏奏满筐。契丹忘义，敢侮大国，弼将予命，不畏不怯，沙碛万里，死生一节。视弼之肤，霜剥风裂，观弼之心，炼金锻铁。惟仲淹、弼，一夔一契，曰衍汝来。汝予黄发，事予二纪。毛秃齿豁，心如一兮，率履弗越，遂长枢府，兵政无蹶。予不识琦。琦有奇骨，其器魁落，其人浑朴，可属大事，敦厚如鼓，以汝副衍，知人予哲，惟修惟靖。立朝辙辙，言论碟码，忠诚特达。万里归来，刚气不折。素相之后，含忠履洁。昔为御史，几叩予榻。襄虽小官，名闻予彻，亦尝献言，箴予之失，刚守粹殷，与修俦疋。皇帝圣明，忠邪辨别，举擢俊良，扫除妖魅。众贤之进，如茅斯拔，大奸之去，如距斯脱。
译此前皇太后刘氏临朝称制，晚年任用宦官罗崇勋、江德明等人访察外间事务，罗崇勋因此权势倾动朝廷内外。《弘道录》说：母后临朝，而宦官窃取权势，这是怎样的时局啊！正如范祖禹所说，这是宋室兴衰的根本、社稷安危的关键、生民休戚的源头、君子小人进退消长的关头，也是天命与人心离合去就的时刻。皇帝的盛德难道可以稍加指责吗？唉！一次贬黜罗崇勋，朝廷内外便拭目以待，都仰望盛德；一次召用刘缓等人，人心便浮动不安，已经踏上覆亡之路。后世的初政之君，不可以不对此察看。皇帝看到章圣太后封西岳、举行西祀，以及修建玉清昭应、景灵宫等工程，土木工程穷尽天下技巧，过分奢侈，便对辅臣说：“这些虽然是太平盛世的盛事，但也超过限度了。”当时执政大臣不得不承担责任，吕夷简说：“府库已经空虚，直到今天还没有充实起来，正是因为这些事情。”皇帝说：“这样的事情，朕应当引以为戒。” 《弘道录》说：这就是皇帝停止修建的原因。孔子说：“三年不改父亲的道。”解释这句话的人说，三年不改，是说本来应当改变、但可以暂时不改的事情。先儒担心失去原意，便把有过失的举动、已经过去的错误作为责备对象，分别辨析。封西岳、举行西祀，兴建土木，不过是耗费天下财力；至于青苗法、免役法，剥削搜刮、激起怨恨，将会失去天下人心。把责任推给王安石，还可以说得通；若说这是忠于君亲，就说不通了。明智的人认为这是继承中有修正，不明智的人认为是擅自改变。然而不知道这样做只是彰显先帝的过失，却与替先帝掩盖前愆大不相同。唉！这是不是宣仁太后临朝时，与章献太后撤帘之日不同的地方呢？起初太平日久，做官求进的人都依托权贵，以求得到进用，奔走竞争成为风气。仁宗曾对辅臣说：“近来臣僚请求入朝对答的，想求进用的多，要求退职的少，为什么呢？”王曾说：“七个人同席吃饭，系于当时的用舍。只有朝廷抑制奔竞、推崇安静退让，才差不多可以形成难于进取的风气。”皇帝认为他说得对。《弘道录》说：这就是皇帝抑制侥幸进用的原因。侥幸求进的人，是行险投机的人。他们开始时逢迎取容、进谗诬陷、当面巧言，无所不为；到了后来，甚至吮痈舐痔、迎合君主的过失，没有什么做不到。因此人君必须深深厌恶并彻底斥绝他们。但如果不能以至公存心、以至明洞察事物，就没有不因小恩小惠而相信其大节，借口他们想退而成全其躁进之心的。所以说：“清心知人。”又说：“知人则哲。”二者缺一不可。景祐二年，王曾任同平章事。王曾性情资质端正厚重，在朝廷中的进退举止都有常规，平日在家少言少笑，别人不敢以私事干扰他。他进用、退斥十个人，没有人知道其中原委。范仲淹常问他说：“公开表彰士人，是宰相的职责。您的盛德，唯独少了这一点。”王曾徐徐回答：“执政而想把恩德归于自己，那么怨恨又将归给谁呢？”范仲淹佩服他的话。皇帝刚即位时，太后将有专制之患，王曾以严正神色、直切言论立于朝廷，因此宦官和近臣不敢窥伺觊觎，皇帝的德业也日益成就，太后也保全了美名。《弘道录》说：从这里以后，可以看出当时君臣的气象了。王曾是被盛大称许为大臣的人，那么他对待士人，难道不就像造化对待万物一样吗？他的心一定希望人人都充分发挥才能。但也有人或许不能尽其才，只能反求诸己罢了。做到至公至诚，在自己内心无愧而已。如果孜孜不倦地把任用视为恩德、把不用视为怨恨，那么大臣的境界岂不是越来越不足了吗？所以说：“诚实专一，没有别的才能。”像吕许公，大概也难免在这里有所欠缺。这就是他收取恩德、躲避怨恨，与王曾直言正色之处的不同。庆历元年冬十一月，举行南郊祭祀并大赦天下。由于西方用兵，皇帝为之废寝忘食。知谏院张方平说：“陛下如同天地父母，难道要与大猪豺狼较量吗？愿陛下借南郊大赦之机引咎自责，表示诚信，给他们开辟自新的道路。”皇帝喜悦地说：“这正是我的心意。”命令张方平把奏疏交给中书，吕夷简读后拱手说：“您的话说到这里，是社稷的福气。” 《弘道录》说：范仲淹多次称赞吕夷简有宰相才能，大概就是指这件事吧。仁者必定有勇气，西方的事情正应当争取解决。然而君子不去争斗，难道只是为了给人开辟自新的道路吗？在外有无敌国外患，国家就可能灭亡；其中大概还有引咎示信的深意吧。当时章得象、晏殊、贾昌朝、韩琦、范仲淹、富弼、杜衍同时执政，欧阳修、余靖、王素、蔡襄一同任谏官。西夏战事已经结束，石介高兴地说：“这是盛德之事啊！歌颂它是我的职责，难道可以停止吗？”于是作《庆历圣德诗》，诗中说：“啊，庆历三年三月，皇帝兴起，徐徐走出门阙，发出宏大的声音，震动传播于六合，正如乾卦发动，正如雷霆 的发出。起初听到皇帝说：‘先祖父把大业交给我，恐怕我失坠，实在依赖辅弼。你章得象、晏殊，谨慎持重，深沉周密，辅佐君相已经很久，我嘉奖你们的功劳。贾昌朝是儒者，学问广博通达，和我讨论政事，用经术传授给我。只有你范仲淹，你的忠诚我已经察知；你替我掌管谏诤，端正我的朝廷门户；你替我治理京兆，抵御我的强敌；西夏贼寇叛乱，你前往制止。六月酷暑，严冬积雪，无论寒暑，你都不说疲乏。我晚年才得到富弼，我心中对富弼十分喜悦。他以道辅佐我，富弼的言论深切；我不能成为尧舜，富弼就自行责罚。谏官一年，奏疏多得装满箱子。契丹忘恩负义，胆敢侮辱大国；富弼奉我的命令出使，不畏惧、不退缩，跋涉沙漠万里，始终坚持节操。看富弼的肌肤，被霜风剥裂；看富弼的内心，如炼过的金、锻过的铁。只有范仲淹、富弼，是我的夔、契。杜衍，你来了！你已头发花白，侍奉我二十年。头发脱落，牙齿稀疏，内心始终如一，行为从不逾越，于是长久掌管枢密府，军政没有失误。韩琦，我起初并不了解你。韩琦有奇异的骨相，器度宏伟洒落，为人浑厚朴实，可以托付大事，敦厚如鼓；让你辅佐杜衍，我真能知人。只有欧阳修、余靖，立于朝廷，言论明白，忠诚特出。’ “他们从万里之外归来，刚正之气不曾折损。王素是名相之后，内怀忠诚，操守洁白。过去任御史时，几次叩见我的寝榻。蔡襄虽然官职较小，名声却传到我这里，也曾进言规劝我的过失，刚正持守、纯粹深厚，和欧阳修相匹敌。皇帝圣明，辨别忠邪，提拔俊良，扫除妖邪。众多贤人进用，如同拔除茅草；大奸被斥退，如同脱掉脚上的刺。”
录曰：当时有传《庆历盛德诗》於蜀中者，其人欲识之。虽然岂惟当时，今人谁不欲识之哉。执政谏官，国之元气，朝之命豚也。帝有包荒之德，而诸贤又能奋其刚断之勇。此正泰之天地交而万物通，上下交而其志同者，宜乎众贤之进，如茅斯拔，大奸之去，如距斯脱矣。然所谓朋亡者，何也。夫君子之同道美矣。小人岂能志情。既已交章论罢，而又形之诗，章亦已甚矣。故有石介之颂，而叉有女奴之书；有如茅之作，而铃有似叶之叹。此介祸之所由始，亦党论之所由兴也。圣人之垂戒深哉。五月戊子，两辅臣称贺，帝曰：天久不雨，将害民田。朕每焚香上梼於天。昨夕寝殿中，忽闻微雷遽起，冠带露立殿下，须臾雨至，衣皆沾湿，移刻雨霁，再拜以谢，方敢升阶。自此尚冀稿苗可救也。比欲下诏罪己，彻乐臧膳。又恐近於崇肴虚文，不若夙夜精心密祷为佳尔。录曰：夫析祷，古人之所不废，至有以身代牺牲者，以蝗吞口中者，何以药乎未之录也。曰：此崇饰虚文之谓也。古者一德格天，而后有六事自责，苟无其实，而下诏罪己，彻乐喊膳，则亦徒然而已。此帝所以不若精心密祷之为佳也。范仲淹参知政事，帝方锐意太平，数问当世事。又为之开天章合，引辅臣入对，给以笔礼俾条，陈其所欲为者。仲淹惶恐，退而上十事曰：明黜陆，抑侥幸，精贡举，择长官，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推恩信，重命令，臧榣役。天子方信向仲淹，悉用之。录曰：文正之立心，以老成忠厚为主，先忧后乐为事。此其人品之高，如青天白曰，不可掩也。仁宗之锐意，以得贤安民为宝，祯祥朕兆为末。此其治化之盛，如曰升月怛，不可量也。夫汉文一问，天下钱谷决狱几何，平勃不能答而遂已，而况开天章合以延之入，给笔剧以诱之言乎。如此而不惶恐者鲜矣。然而不如古者。皋陶曰：允迪厥德，模明弼谐。帝之延问有余，而言蹈不足，是以谟虽讦而命未定，意虽锐而功未成，比后世之怛患，而尧舜终不可及也。时二府合班奏事，韩琦为枢密副使，虽事属中书，亦必尽言。或指其过失，同列不悦。帝独识之曰：韩琦性直。琦条所宜先行者七事曰：清政本，念边计，擢材贤，备河北，固河束，收民心，营洛邑。继又陈救弊八事，曰：选将帅，明按察，丰财利，遏侥幸，进能吏，退不才，谨入官，去充食。帝嘉纳之。又陈四策，以为：今当以和好为权宜，战守为实务，请缮甲厉兵，营修洛都，密定讨伐之计。录曰：传称惟仁者能受尽言，琦不遇帝，安能独识之哉。是故治平之末，琦尝尽言矣，神宗漫然不应。熙宁之初，亦尝尽言矣，非惟终以为疑，至条折其不然，刊石讼之天下。呜呼，同是一琦也，前无侵官卖直之名，后有彰播流传之责，岂其陈力之不同哉，受与不受之间而已矣。故观神宗之过，可以知仁宗之仁也。皇佑二年夏六月诏：州郡自今勿得献瑞物。知无为军茹孝标献芝草三百五十本，帝曰：朕以丰年为瑞，贤臣为宝，至於草木虫鱼之异，保足尚哉。兔孝标罪，戒天下勿献。录曰：汉文帝、宋仁宗未可以优劣也，何以进坦平，免孝标之不同也。孔子谓：善人虽不叉践旧逵，而自不为恶，然皆未能入圣人之室者。是故汉文帝却之，却之留於他岐，然而不为也，非不能也。宋仁宗思之，思之殆于不勉，然而不能也，非不为也。此君之所以分也。三司使王拱辰请榷河北盐，既立法矣，犹未下，翰林学士张方平言於帝曰：河北再榷盐，何也。帝惊曰：始立法，非再也。方平曰：周世宗榷河北盐，犯辄处死。世宗北伐，父老遮道泣诉，愿以盥课均之。两税，盐钱是也，岂非再榷乎。帝大悟曰：卿语宰相，立罢之。方平曰：诏虽未下，民已知之。当直以手诏罢，不可自有司出也。帝大喜，命方平密撰手诏罢之。河朔父老相率拜逆於澶州，为佛老会者七日，以报上恩，且刻诏书北京，过其下者稽首流涕。录曰：化宗之世所以事秘可称者，以德意存乎其问也。故一闻人之议，始而惊，中而悟，终乃立罢而后已焉。视彼说而不绎，从不改者，相去何天渊乎。此其德足以感动人心，而报之者无所不用其极也。王拱辰言於上曰：富弼亦何功之有，但能添金帛之数，厚夷狄，而弊中国尔。仁宗曰：不然。朕所爱者，土宇人民，财非所惜也。拱辰曰：财非出於民邪。仁宗曰：国家经费，取之非一曰之积，岁出以赐夷狄，亦未至困民。若兵兴调发，岁出不赀，非若今之缓取也。拱辰曰：犬戎无厌，好窥中国之隙。且陛下只有一女，万一欲求和亲，则如何。仁宗悯然色动曰：苟利社稷，朕亦何爱一女邪。拱辰言塞遽曰：臣不知陛下屈己爱民如此，尧舜之主也。洒泣再拜而去。
译《弘道录》说：当时有人把《庆历圣德诗》传到蜀中，那人想认识石介。其实哪里只是当时的人想认识，今天的人谁不想认识呢？执政大臣和谏官，是国家的元气、朝廷的命脉。皇帝有包容荒秽的德性，而诸贤又能奋发刚断的勇气。这正是泰卦所说天地交感、万物通达，上下交往、志意相同的情形，所以众贤进用如拔茅草，大奸去除如脱去脚刺，也是理所当然的。然而所谓“朋亡”，是什么意思呢？君子同道固然美好，小人难道会真心赞同吗？既然已经联名上章论奏罢免，又把这些事情写入诗中，声势也太过了。因此既有石介的颂诗，又有女奴的书信；既有“如茅斯拔”的作品，又有“如叶”的叹息。这正是石介灾祸开始的原因，也是党争议论兴起的原因。圣人的垂戒真深啊！五月戊子日，两位辅臣入朝称贺，皇帝说：“上天久不下雨，将要损害民田。朕常常焚香向上天祈祷。昨天夜里在寝殿中，忽然听到微弱雷声，立即起身，戴冠束带，露立殿下。不一会儿雨下起来，衣服都被沾湿；过了一会儿雨停了，朕拜谢上天，这才敢登上台阶。从此还希望枯槁的禾苗可以得到挽救。近来本想下诏罪己，撤去乐舞，减少膳食；又担心接近崇尚虚文，不如早晚专心秘密祷告更好。” 《弘道录》说：祈祷是古人不废弃的事情，甚至有人用自身代替牲礼，有人把蝗虫吞入口中；为什么没有把这些事记录下来呢？因为那是崇饰虚文。古代以一德感通上天，然后才有六件事自我责备。假如没有真实德行，只是下诏罪己、撤乐减膳，也不过徒然罢了。这就是皇帝认为不如专心秘密祷告更好的原因。范仲淹任参知政事时，皇帝正锐意治理太平，多次询问当世事务。又为此开设天章阁，召辅臣入内答对，给他们纸笔，让他们分条陈述自己想做的事情。范仲淹惶恐退下，进呈十件事：严明黜陟，抑制侥幸，精选贡举，选择长官，均分公田，厚待农桑，修治武备，推广恩信，重视命令，减省徭役。天子正信任并倾向于范仲淹，于是全部采用。《弘道录》说：范文正立心处世，以老成忠厚为根本，以先忧后乐为事务。他的人品高尚，如青天白日，无法遮蔽。仁宗锐意进取，以得到贤才、安定百姓为珍宝，把祥瑞征兆视为末事。他的治理教化盛大，如日升月恒，无法估量。汉文帝曾问天下钱粮和狱讼有多少，周勃、陈平不能回答，事情便过去了；何况仁宗还开天章阁召臣下入内，给纸笔诱导他们进言呢？在这种情况下还不惶恐的人很少。然而这仍不如古代。皋陶说：“诚信地践行德行，谋略明达，辅弼和谐。”皇帝延请询问有余，而实行言论不足，因此谋略虽然提出了，政令却没有确定；意志虽然锐利，功业却没有完成。与后世的大患相比，终究不能达到尧舜的境界。当时两府官员同班奏事，韩琦任枢密副使，虽然事情属于中书职权，他也必定尽情进言。有人指出他的过失，同列官员很不高兴。皇帝独自看出了这一点，说：“韩琦性情直率。”韩琦分条陈述应当首先施行的七件事：清明政治根本，考虑边防谋略，提拔贤能，整备河北，巩固河东，收取民心，经营洛邑。接着又陈述救治弊病八件事：选拔将帅，明察按察，充实财利，遏制侥幸，进用能吏，退黜无才，谨慎任官，去除冗食。皇帝嘉许并采纳。韩琦又陈述四项策略，认为：“现在应当把和好作为权宜之计，把战守作为实际事务，请整修铠甲、磨砺兵器，营建修治洛都，秘密制定征讨计划。” 《弘道录》说：传记称只有仁者能够接受尽情的进言，韩琦如果没有遇到仁宗，哪里能独自被赏识呢？所以治平末年，韩琦曾经尽情进言，神宗却漠然不应；熙宁初年，他也曾尽情进言，神宗不仅始终怀疑他，甚至逐条驳斥其不正确之处，并刻石向天下申辩。唉，同样是一个韩琦，前者没有侵夺职权、沽名直谏的罪名，后者却有彰显传播、流传天下的责难，难道是他陈述才力不同吗？不过是接受与不接受的区别罢了。因此观察神宗的过失，就可以知道仁宗的仁德。皇祐二年夏六月下诏：各州郡从今以后不得进献祥瑞之物。知无为军茹孝标进献灵芝三百五十株，皇帝说：“朕以丰收年景为祥瑞，以贤臣为宝；至于草木虫鱼的奇异，哪里值得崇尚呢？”于是治茹孝标之罪，并告诫天下不要进献。《弘道录》说：汉文帝与宋仁宗不可以简单比较优劣，为什么有进有退、宽免茹孝标却不同呢？孔子说：善人虽然未必能践行旧道，却自然不做坏事；然而他们都还没有进入圣人的境界。因此汉文帝拒绝它，拒绝之后留下了其他道路，但不是不能做，而是不愿做；宋仁宗思考这件事，思考得几乎不能自我勉励，但不是不愿做，而是做不到。这就是两位君主的分别。三司使王拱辰请求专卖河北盐，法令已经制定，却还没有下达。翰林学士张方平对皇帝说：“河北再次专卖盐，为什么？”皇帝惊讶地说：“只是开始制定法令，并不是再次专卖。”张方平说：“周世宗专卖河北盐，触犯者动辄处死。周世宗北伐时，父老拦路哭诉，希望把盐税均摊到两税中。两税和盐钱就是这回事，难道不是再次专卖吗？”皇帝大悟，说：“你告诉宰相，立即停止。”张方平说：“诏书虽然还没有下达，百姓已经知道了。应当直接用手诏罢除，不可由有关部门发出。”皇帝大喜，命张方平秘密起草手诏罢除盐专卖。河朔父老相继到澶州拜迎诏书，举行佛老法会七日，以报答皇恩；并在北京刻下诏书，经过其下的人都叩头流泪。《弘道录》说：宋仁宗时代之所以有许多事情值得称道，是因为其中存有仁德的心意。因此一听到别人的意见，开始时惊讶，随后觉悟，最终立即停止而后才罢休。与那些听到意见却不推究、始终不改的人相比，距离不是如天渊一样吗？他的德行足以感动人心，所以人们报答他时无所不用其极。王拱辰对皇帝说：“富弼又有什么功劳，不过是增加金帛的数目，优厚对待夷狄，却使中国受到损害罢了。”仁宗说：“不是这样。朕所爱惜的是土地和人民，财物并不是所吝惜的。”王拱辰说：“财物难道不是取自百姓吗？”仁宗说：“国家经费并不是一天积聚起来的，每年拿出财物赏赐夷狄，也还不至于使百姓困苦。如果兴兵调发，每年支出不可估量，就不像现在这样缓慢征取了。”王拱辰说：“犬戎贪得无厌，喜欢窥伺中国的空隙。况且陛下只有一个女儿，万一他们要求和亲，那怎么办？”仁宗神色悲悯地动容说：“如果有利于社稷，朕又何必吝惜一个女儿呢？”王拱辰的言辞顿时停住，说：“臣不知道陛下屈己爱民到了这样的程度，真是尧舜之主。”流泪拜谢后离去。
录曰：愚观王拱辰之言，即钦若孤注之说也。非惟漫润之不行，且虽屈己而无憾。帝至是真如天之无不覆也，地之无不载也。以为尧舜之主，诚哉是言矣。文彦博、富弼同平章事，帝尝问置相於王素，素曰：惟宦官宫妾不知姓名者，可克其选。帝曰：如是则富弼尔。至是与彦博同召至郊，诏百官迎之。范镇曰：隆之以虚礼，不若推之以至诚。陛下用两人为相，举朝皆谓得人。然近制，两制不得诣宰相居弟，百官不得闻见，是不推之以诚也。愿罢郊迎，而除谒禁，则於御臣之术为两得矣。及宣制，士大夫相庆於朝。帝遣小黄门岘知之，语翰林学士欧阳修曰：古之命相，或得诸梦卜。今朕用相，人情如此，岂不贤於梦卜哉。录曰：本朝置相，岂尽殉於宦官官妾哉。然而仁宗之世，纷纷皆君子，而李迪、王曾、范仲淹、文彦博、富弼、韩琦尤所着闻。推原其故，正以公天下之情，而非出于一己之私也。岂惟贤於梦卜，实可传於后世。故录汉文之仁者存其言，录宋帝之仁者存其相。呜呼，相道得而万国理矣。初河北京束大水，民流就食青州。富弼劝所部民出粟，益以官凛，得公私庐舍十余万，呕散处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资待缺寄居者，皆赋以禄使，即民所聚，选老弱病瘠者凛之，仍书其劳约，他曰为奏请受赏。每五曰趣遣人持酒肉饭馥慰藉，出於至诚，人人为尽力。山林川泽之利可资以生者，听民擅取。及麦大熟，民各以远近受粮而归。凡活五千余万人，募为兵者万计。前此救灾者，皆聚民城郭中，为粥食之蒸，为疾疫及相蹈藉。或待哺，数曰不得粥而仆，名为救之，而实杀之。自弼立法简便，周尽天下，传以为式。帝闻遣使褒劳，加礼部侍郎。又益利路饥，韩琦为体量安抚使，镯臧税以募人入粟，招募壮者刺以为厢禁军，一人充军，数口之家得以全活，檄剑门关，民流移而欲束者勿禁。简州艰食为甚，明道中以灾伤尝劝诱纳粟，后耀钱十六万余归於常平。琦曰：是钱乃赈济之余，非官缙也。发库尽以给四等以下户，逐贪残不职吏能冗役七百六十人为谊粥，活饥人一百九十余万。复知杨州，徒定州，兼安抚使，赈活饥民数百万。玺书褒激，邻道视以为准。录曰：以帝之忧民，而弼与琦尽心荒政，譬则万华之国而值制锦者，体裁之工也，良玉之肆而遇善冶者，追琢之美也。天非不欲常煦也，流行之度，难保其无寒，恃吾有以御之，则但温矣。民非不欲常饱也，适逢之数，未叉其无饥，赖吾有以处之，则无息矣。虽然弼所活五千余万人，而琦所活亦数百万，苟非真心实意，视民之溺犹己溺之，视民之饥犹己饥之，至诚感动於上下公私之问焉，能人人尽如己哉。呜呼。法可传，而心不可传，能尽心於无我，则能尽心於二公之政矣。嘉佑八年春三月辛未，帝崩，遗制下曰，虽深山穷谷，莫不奔走悲号而不能止。录曰：《中庸》中曰：故大德，叉德其位，铃德其禄，叉得其名，叉德其寿。帝真难得者矣。盖位人可得也，叉若幼冲践祚，易盛当乾，以至於四十二年之久，此不可叉也。禄人可得也，叉若浮泱尔游，优尔游休，以至於歌舞太平之盛，此不可铃也。名人可得也，铃若君子道长，小人道消，以至於康定庆历之际，此不可叉也。寿人可得也，叉若深山穷谷，如丧考妣，以至於奔走悲号之极，此不可叉也。斯帝之所以为仁宗也。史臣赞曰：仁宗恭俭仁恕，出於天性。一遇水旱，或密梼禁廷，或胱立殿下。有司请以玉清旧地为御苑，帝曰：吾奉先帝苑囿，犹以为广，何以是为。燕私常服渐濯，惟帟袅裯，多用绘拖，宫中夜饥，思膳烧羊，戒勿宣索，恐膳夫自此戕贼物命，以备不时之须。大辟疑者，皆令上识，岁尝活千余人。吏部选人，一坐失，入死罪，皆终身不迁。每谕辅曰：朕未尝誉人以死，昆敢滥用辟乎。至於夏人犯边，御之出境，契丹渝盟，增以岁币。在位四十二年之问，吏治若蝓惰而任事蔑残刻之人，刑法似纵驰而庾狱多平允之士，国未尝无璧幸而不足以以累治世之体，朝未尝无小人而不足以胜善类之气。君臣上下，恻怛之心，忠厚之政，有以培壅宋三百余年之基。子孙一矫其所为，驯致於乱。传曰：为人君，止于仁帝，诚无愧焉。新安胡氏曰：当仁宗时，或有献蛤蜊二十八枚，枚千钱。帝曰：一下筋费千钱，吾不堪也。北使言高丽职贡，炼欲加兵，帝曰：此只王子罪，今加兵且屠戮百姓。卒复兵。京师疫，出通天犀疗治，或请留供服御，曰：朕岂贵异物而贱百姓哉。苏辙对策，言过直，或请黜之，曰：求直言而以直弃之，天下谓何。又好学崇儒，扶值斯道，尤为盛矣。经筵谓侍臣曰：朕盛暑未尝少倦，但恐卿等劳耳。噫。若帝者存心致治，粹乎无以议矣。
译《弘道录》说：我看王拱辰的话，就是丁谓、王钦若等人所说的孤注之论。仁宗不仅不施行那些漫无边际的主张，而且即使屈己求和也毫无遗憾。皇帝到了这种境界，真如天无所不覆、地无所不载。说他是尧舜之主，确实如此。文彦博、富弼任同平章事。皇帝曾向王素询问宰相人选，王素说：“只要不是宦官、宫妾中连姓名都不知道的人，就可以选任。”皇帝说：“这样看来，就是富弼了。”这时富弼与文彦博一同被召到郊外，诏令百官迎接。范镇说：“用虚礼抬高他们，不如以至诚推重他们。陛下任用这两人为宰相，满朝都说得到贤人。然而按照近来的制度，两制官不得到宰相住宅，百官也不得与宰相相见，这是没有以诚意推重他们。愿意停止郊迎，解除拜谒禁令，这样在驾驭群臣的方法上就两全其美了。”等到宣布诏命，士大夫在朝廷相互庆贺。皇帝派小黄门去了解情况，并对翰林学士欧阳修说：“古代任命宰相，有的从梦兆占卜中得到。如今朕任用宰相，人情竟然如此，这难道不比梦卜更贤明吗？” 《弘道录》说：本朝设置宰相，难道全都要从宦官宫妾中选取吗？然而仁宗时代，朝中纷纷都是君子，其中李迪、王曾、范仲淹、文彦博、富弼、韩琦尤其著名。推究其中原因，正是因为把天下人的公心作为依据，而不是出于个人私心。岂只是比梦卜贤明，实在可以传给后世。因此记录汉文帝的仁德，就保存他的言论；记录宋仁宗的仁德，就保存他任用的宰相。唉，宰相之道得当，天下万国就能得到治理了。起初河北京东发生大水，百姓流亡到青州就食。富弼劝告所属百姓拿出粮食，官府再加以补助，得到公私房屋十多万间，分散安置灾民，使他们便于取得柴薪和饮水。官吏中那些以前任过官、正在等待职位而寄居的人，都给他们俸禄，让他们在百姓聚集的地方任事；又选取老弱病瘦者供给粮食，并记录他们的劳绩，约定日后上奏请求赏赐。每隔五天就催促派人带着酒肉饭食前去慰问，出于至诚，所以人人都尽力做事。山林川泽中可以资生的物产，听任百姓自行取用。到麦子大熟时，百姓各自按照路程远近领取粮食回家。总共救活五千余万人，招募为兵的有数万人。在此以前，救灾的人都把百姓集中在城郭中，煮粥给他们吃，结果因疾病流行和相互践踏而死；有的人等待供食，几天吃不到粥便倒毙，名义上是救他们，实际上却杀了他们。自从富弼制定简便周全的办法后，传遍天下，成为典范。皇帝听闻后派使者褒奖慰劳，授任礼部侍郎。后来益利路发生饥荒，韩琦任体量安抚使，减免赋税，招募百姓纳粮；又招募壮丁刺字编入厢军，一个人充军，数口之家便得以保全。传檄剑门关，流亡百姓想向东迁移的，不加禁止。简州粮食尤其困难，明道年间因灾荒曾劝民纳粮，后来得到钱十六万余缗，归入常平仓。韩琦说：“这些钱是赈济剩余的钱，不是官府应得的收入。”于是打开府库，全部发给四等以下的户口；又驱逐贪残、不称职的官吏，能够承担事务的冗员七百六十人煮粥，救活饥民一百九十余万。后来又任扬州知州，调任定州，兼任安抚使，赈济救活饥民数百万人。皇帝下玺书褒奖激励，邻近各道都把他的办法视为准则。《弘道录》说：凭借皇帝忧念百姓，而富弼、韩琦又竭尽心力治理荒政，这就好比华美万端的国家遇到善于织锦的人，是使体制裁制精美；又好比良玉之店遇到善于琢治的人，是使雕琢更加美好。上天并非不想永远温暖，只是气候运行的规律难保没有寒冷；倚靠我们有办法抵御它，就只是温暖罢了。百姓并非不想永远饱足，只是时运变化不能保证没有饥荒；倚靠我们有办法处置它，就没有饥饿罢了。虽然富弼救活了五千余万人，韩琦救活的也有数百万人，但如果不是真心实意，把百姓溺水看成自己溺水，把百姓饥饿看成自己饥饿，以至诚感动上下公私之间，哪里能使人人都像自己一样尽力呢？唉，办法可以 传授，内心却不能传授；能够做到无私地尽心，就能够尽心实行这两位公卿的政事。嘉祐八年春三月辛未日，皇帝驾崩，遗制下达后说：即使深山穷谷之中，也没有不奔走悲号、不能自止的人。《弘道录》说：《中庸》中说：“所以大德之人，必定得到应有的地位，必定得到应有的俸禄，必定得到应有的名声，必定得到应有的寿命。”皇帝真是难得兼备这些条件的人。地位，常人可以得到；但像他年幼即位，容易在乾道上盛大施行，直到四十二年之久，这不容易做到。俸禄，常人可以得到；但像他悠然游乐、安然休息，直到歌舞太平盛世的繁荣，这不容易做到。名声，常人可以得到；但像他使君子之道增长、小人之道消退，直到康定、庆历年间，这不容易做到。寿命，常人可以得到；但像他驾崩后，即使深山穷谷也如同失去父母，直到奔走悲号的极点，这不容易做到。这就是皇帝成为仁宗的原因。史臣赞说：仁宗恭敬节俭、仁慈宽恕，出于天性。每逢水旱灾害，有时秘密在宫中祈祷，有时光着脚站在殿下。有关部门请求把玉清旧址作为御苑，皇帝说：“我奉承先帝留下的苑囿，尚且认为太大，为什么还要这样做？”宴饮私居时常穿洗过的旧衣服，只有帷帐被褥多用绘绣之物。宫中夜间想吃烧羊，皇帝告诫不要传令索取，担心厨师从此任意杀害牲畜，以备不时之需。死刑案件中有疑问的，都让有关部门上报皇帝审识，每年曾救活一千多人。吏部选官中，有一人犯错，便牵连进入死罪，而且终身不得升迁。皇帝常对辅臣说：“朕从未称誉一个人到让他死，怎么敢滥用死刑呢？”至于夏人侵犯边境，就将其抵御出境；契丹违背盟约，就增加岁币。仁宗在位四十二年间，吏治似乎松弛，却任用做事而不残酷刻薄的人；刑法似乎宽纵，却有许多公平审理案件的官员。国家并非没有侥幸求进的人，但不足以损害治世的体统；朝廷并非没有小人，但不足以压倒善类的士气。君臣上下都怀有恻隐之心，施行忠厚之政，从而培植巩固了宋朝三百多年的根基。子孙稍稍改变他的做法，逐渐导致了祸乱。古书说，作为人君，以仁为止境；仁宗确实无愧于此。新安胡氏说：仁宗时，有人进献蛤蜊二十八枚，每枚价值一千钱。皇帝说：“只下一次筷子就花费一千钱，朕不能承受。”北方使者说高丽违背职贡，主张出兵，皇帝说：“这只是高丽王子的罪过，如今出兵将要屠戮百姓。”最终撤回出兵命令。京师发生疫病，皇帝拿出通天犀用于治疗；有人请求留下供皇帝服用，皇帝说：“朕难道能看重奇异之物而轻贱百姓吗？”苏辙对策时言辞过于直率，有人请求贬黜他，皇帝说：“求取直言，却因为直言而抛弃他，天下会怎么看？”又喜好学习、尊崇儒术，扶助维护这条正道，尤其盛大。经筵时对侍臣说：“朕在盛暑中从未稍感疲倦，只是担心你们劳累罢了。”唉，像仁宗这样的皇帝，存心致力于治理天下，纯粹得没有什么可议论的了。
录曰：或问曰：帝诚无愧於为君矣。然於古之帝王，可以匹休乎。曰：未也。独不观孔子之告哀公乎，曰：果能此道矣，虽愚铃明，虽柔铃强。帝之天资粹矣，而郭后之暂德，实圣学之不纯。虽以诸贤在朝，无能改於其德，则以仁柔有余，刚断不足，未免赵宋之主而已。故曰：惟精惟一。又曰：惟几惟康。此从古辟王之要法。《五伦书》：仁宗昭皇帝天禀纯明，孝友之行，出於天性。在储位二十年，深明人君之道。暨嗣位，励精图治，推诚任人。每曰：为人君止於仁耳。故弘施霖泽，悉罢科买，己通责，询民隐，急农事，褒旧劳、举坠典，屡勖法司，崇宽厚，戒深刻，惟曰以恤人为务。录曰：自宋至今，又五百余年之问，直镒仁宗者一再见焉。鸿名懿号，由百世之后孝子、神孙视之岂不美哉。《皇明名臣言行录》：孝宗敬皇帝登大宝一十八载，每存心於天下，尝召问尚书刘大夏曰：天下何时太平。朕几时做得如古之帝王。大夏曰：求治不宜太急，但凡用人行政。有疑者，即召内阁并执政大臣面议，停当行去，自然顺理，便是太平。都御史戴珊恳辞老病，今谕旨曰：说与戴珊，朕以天下事推诚付托，犹家人父子也。太平未兆，何忍舍朕而先归乎。录曰：《周诗》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风夜基命，宥密呜缉，熙单厥心，肆其靖之。斯言若为我孝皇颂也。明兴百五十余年，天之成命，列圣既受之矣。孝皇继之，实能不敢康宁，至於基命宥密，缉熙单心，尤为亲切。盖孝皇之德，深沉而不露，渊静而有本，风夜积累，以承籍天命而身望太平，是真能继续光明二祖四宗之鸿业，而尽其心。故至今天下安靖，而保亿万年之休也。使天假之以年，何古之帝王不可及哉。时户部郎中李梦阳尝建言，以指斥政事之非，孝皇怒下之狱。比具词以识，有旨令复职。他日，刘大夏奏事毕，上曰：近日外事若何。大夏顿首曰：近有旨释李梦阳，中外惧呼圣德如天地之大。上曰：李梦阳语言狂妄，朕不得已而下之狱。镇抚司本上，朕试问左右作何批行。一人曰：此人狂妄，宜付锦衣卫挞以释之。朕揣知此辈意，欲得旨下，便令重责致其死，以快宫中之怒，使朕受杀直臣之名。左右不忠如此，朕所以即释复职，更不令法司拟罪也。大夏复顿首曰：陛下行此一事，尧舜之仁也。尝因辽束都指挥张天祥袭杀虏寇为功，大理少卿昊一贯当其罪死。会天祥毙于狱，孝皇大怒，亲鞠于廷，欲置一贯重辟。时刑部尚书闵珪与都御史戴珊进曰：一贯推案不实，罪当徒。既性旨，犹力诤，曰：法如是足也。遂问刘大夏曰：且道自古何君何大臣亦尝如此。对曰：臣幼读《孟子》，见云：舜为天子，皋陶为士，瞽馊杀人，惟执之而已。今之法司，恐亦如是。上颔之。明曰旨下一贯罪，止免官。又一日，召刘大夏论时政，且及当时人才。孝皇曰：如山西副使王鸿儒，他曰可大用。对曰：诚如圣谕。后大夏以告乡人胥员外文相曰：朝廷用此等人，方担当得大事。予老不及见，子其识之。录曰：凡比皆我孝皇诚心密意，迥出近代帝王万万者。恨微臣局路海隅，无由博观国史，尽天高地厚之仁，而区区见于诸臣言行录者如此，故并录以终焉。弘道录卷之三竟＃１原缺字，《新唐书□食货志》作『余」。该句作『凡乡田有余以给比乡」。弘道录卷之四仁父子之仁《尧典》曰：虞舜，父顽，母骂，象傲，克谐以孝。录曰：此稽古史臣弟一义也。夫孝为万善之原，仁之本务也。以尧舜之大圣，行禅授之大事，不过曰克谐以孝而已。然则圣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孟子曰：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仓凛备以事舜於畎#1亩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将胥天下而迁之焉。为不顺於父母，如穷人无所归。天下之士悦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忧；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忧；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忧；贵，人之所欲，贵为天子而不足以解忧。人悦#2之、好色、富贵，无足以解忧者，惟顺於父母可以解忧。人少则慕父母，知好色则慕少艾，有妻子则慕妻子，仕则慕君。不得於君，则热中大孝，终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子於大舜见之矣。录曰：岂惟舜哉。今我皇上之孝，真有如大舜者。观其屡所谕辅臣，不以身为天子，当有四海为乐，至咨嗟涕泣。若有不能一曰安於其上者，其词具见明伦大典，亦可谓终身慕者矣。
译《弘道录》说：有人问：“皇帝确实无愧于做君主了。但与古代帝王相比，可以相提并论吗？”回答说：“还不能。难道没有看孔子告诫鲁哀公的话吗？孔子说：‘果真能实行这个道，即使愚昧也必定明智，即使柔弱也必定刚强。’皇帝的天资纯粹，但郭后的失德，实际上说明圣学还不纯。即使诸贤都在朝廷，也不能改变他的德性，因此仁柔有余而刚断不足，终究还只是赵宋的君主而已。所以说：‘惟精惟一。’又说：‘惟几惟康。’这是自古以来君王的重要法则。” 《五伦书》说：仁宗昭皇帝天赋纯明，孝友的行为出于天性。在储君之位二十年，深明人君之道。等到继承帝位，励精图治，推诚任人。常说：“作为人君，只在于仁。”因此广施恩泽，全部停止科买，平息追责，询问民间疾苦，重视农事，褒奖旧日功劳、兴举废坠的典章，多次勉励司法部门，崇尚宽厚，戒除深刻苛察，每天都以体恤人民为要务。《弘道录》说：从宋朝到现在，又经过五百多年，真正可以与仁宗相比的仁者只见过一两人。他宏大的美名和美号，经过百世之后，孝子神孙看见了，难道不觉得美好吗？《皇明名臣言行录》说：孝宗敬皇帝登上大宝十八年，每每把天下放在心上，曾召见并询问尚书刘大夏：孝宗说：“天下什么时候才会太平？朕什么时候才能做到像古代帝王那样？”刘大夏说：“求治不应过于急切。凡是用人、行政有疑问的，就召内阁和执政大臣当面商议，妥当后再施行，自然顺理，这就是太平。”都御史戴珊因年老有病恳请辞职，皇帝下谕说：“把这些话告诉戴珊：朕以天下大事推诚相托，如同家人父子一样。天下太平还没有征兆，怎么忍心舍弃朕而先回去呢？” 《弘道录》说：《周诗》说：“上天有成命，文王、武王承受它；成王不敢安逸，早晚积累天命，宽厚深密，继承光明，竭尽他的心力，于是使天下安定。”这些话就像是在为孝皇歌颂。明朝兴起一百五十多年，天所赋予的成命，列位圣祖已经承受了。孝皇继承它，确实能够不敢安逸，至于建立天命、宽厚深密、继承光明、专一尽心，尤其切合。孝皇的德行深沉而不外露，渊静而有根本，早晚积累，以承受上天的命运，并亲自期待太平。这是真正能够继续发扬二祖四宗宏业、竭尽自己心力的人。因此直到今天天下仍然安定，保有亿万年的福祉。假如上天再赐给他一些年岁，为什么古代的 帝王还能够比得上他呢？当时户部郎中李梦阳曾上书指斥政事的错误，孝宗发怒，把他下狱。等到拟具罪状上报时，皇帝下旨让他复职。后来有一天，刘大夏奏事完毕，皇帝说：“近来的外间事情怎么样？”刘大夏叩头说：“近来有诏旨释放李梦阳，朝廷内外都惊叹皇上的圣德如天地般广大。”皇帝说：“李梦阳言语狂妄，朕不得已才把他下狱。镇抚司上报后，朕试探询问左右要怎样批示办理。有一个人说：‘此人狂妄，应交给锦衣卫拷打，以此释放。’朕揣知这些人的用意，是想取得诏旨后重重责打，置他于死地，以快宫中的怒气，使朕承担杀害直臣的名声。左右竟如此不忠，所以朕立即释放李梦阳、恢复他的职务，也不让司法部门拟定罪名。”刘大夏再次叩头说：“陛下做这件事，是尧舜的仁德。”过去辽东都指挥张天祥曾因袭击杀死虏寇而邀功，大理少卿吴一贯判定他应当处死。恰逢张天祥死在狱中，孝宗大怒，亲自到朝廷审讯，想给吴一贯判重罪。当时刑部尚书闵珪与都御史戴珊进言说：“吴一贯推究案情不实，罪应判徒刑。”皇帝已经下旨，他们仍竭力诤谏，说：“依法这样处理就够了。”于是皇帝问刘大夏：“你说说，自古以来哪一位君主、哪一位大臣也曾这样做过？” 刘大夏回答：“臣年幼时读《孟子》，见其中说：舜做天子，皋陶任士，瞽瞍杀人，皋陶只把他拘捕起来罢了。如今的司法部门，恐怕也应当这样。”皇帝点头。第二天降旨，吴一贯只免官，不再加重处罚。又有一天，皇帝召刘大夏讨论时政，并谈到当时的人才。孝宗说：“像山西副使王鸿儒，日后可以重用。”刘大夏回答：“确实如圣上所说。”后来刘大夏把这件事告诉同乡胥员外文相说：“朝廷任用这样的人，才担当得起大事。我年老，来不及看见了；你要记住他。” 《弘道录》说：以上这些，都是我孝皇真诚的心意和深密的用心，远远超过近代帝王万万倍。遗憾我这个微臣局促地处在海角，没有办法广泛阅览国史，充分了解天地般高厚的仁德；如今只能从诸臣言行录中看到这些，所以一并记录在这里作为结尾。《弘道录》卷三完。＃１原文缺字，《新唐书·食货志》作“余”。该句作：“凡乡田有余以给比乡。” 《弘道录》卷四。仁。父子之间的仁。《尧典》说：虞舜的父亲顽固，母亲凶悍，弟弟象傲慢，他却能够以孝使一家和谐。《弘道录》说：这是考察古史的史臣所说的第一层意义。孝是万善的根源，是仁的根本事务。以尧舜这样的大圣人，施行禅让授受这样的大事，不过只说能够以孝使家庭和谐罢了。那么圣人的德行又怎么能超出孝呢？孟子说：尧帝把九个男儿、两个女儿、百官、牛羊、仓廪都准备好，让他们在田野之间侍奉舜；天下的士人有很多归附舜的，尧帝将要把天下相继迁让给他。舜因为不能使父母顺心，就像穷困的人无处归依。天下士人喜爱他，这是人人想要的，却不足以解除他的忧愁；美色是人人想要的，他娶了尧帝的两个女儿为妻，却不足以解除他的忧愁；富裕是人人想要的，他富有天下，却不足以解除他的忧愁；尊贵是人人想要的，他尊贵到做天子，却不足以解除他的忧愁。人们喜爱他、拥有美色、富裕尊贵，都不足以解除忧愁，只有使父母顺心才可以解除忧愁。人年少时爱慕父母，懂得喜爱美色后就爱慕年轻美貌的女子，有了妻子儿女就爱慕妻子儿女，做官就爱慕君主。不能得到君主信任，就内心焦灼。大孝之人终身爱慕父母。到了五十岁仍然爱慕父母的人，在大舜身上可以看见。《弘道录》说：难道只有舜如此吗？如今我朝皇上的孝，确实有像大舜的地方。看他屡次告谕辅臣，不因为自己身为天子、拥有四海而把这当作快乐，甚至叹息流泪；若是不能有一天安稳地处在帝位上，他便不能安心。这些话都完整见于《明伦大典》，也可以说是终身爱慕父母的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