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道录卷之十四

译《弘道录》说：诸葛亮认为曹操用兵，实际上取法于孙武、吴起，但《前出师表》和《后出师表》所陈述的，没有一条奇谋秘策，只把利用敌军疲劳作为当时的计策。难道诸葛亮没有想到这些吗？有了成汤那种不自满、不自夸的君主，才可以施行呜条之战；有了周武王那种“无贰尔心”的君主，才可以施展牧野之战的勇力。以刘禅为君主、诸葛亮为辅佐，以刘备为敌、司马懿为臣下，这就好比仰面引弓的是尧，赶羊放牧的却是狼，怎么能够治理好国家呢？然而，汉贼不能两立，王业不能偏安，堂堂正大的义理不能不让天下知道。因此，诸葛亮一方面说要激励统率三军，向北平定中原，复兴汉室，回到旧都；另一方面说自己“不能安睡，饮食不香，鞠躬尽力，死而后已”。诸葛亮的心，已经知道自己恐怕无力完成这些事业了。这种堂堂正正、理直气壮的态度，当然不是那些以狐媚之态、狗奔之姿，妄图侥幸成功的人所能相比的。唐代张蕴古上奏《大宝箴》说：纵观古今，俯察仰观，只有君主能够造福天下，做君主实在艰难。君主统治整个天下，处在王公之上；各地贡献租税以满足他的需求，百官陈述政见供他采纳。因此，恐惧戒慎的心一旦松弛，邪僻放纵的情欲就会转而滋长。哪里知道，事情往往起于忽视之处，灾祸往往生于意料之外。圣人接受天命以后，拯救陷溺、治理艰难，把罪过归于自己，顺应百姓之心；像太阳一样光明而不偏照，极其公正而不偏爱亲近之人。所以，是用一个人来治理天下，而不是用天下来奉养一个人。用礼来禁止奢侈，用乐来防止放纵。不要以为无人知道：身居高位，也要听取卑微者的意见；不要以为小事无害：小事积累起来就会成为大事。享乐不可达到极点，快乐到了极点就会产生悲哀；欲望不可放纵，欲望放纵就会造成灾祸。宫殿修建得高大宏丽，居住之处却不过容膝之地；昏昧的君主不知道节制，反而把台筑成瑶玉，把房屋建成琼室。面前陈列八珍，所吃不过是适口之物；只有狂妄无知的人，才会把酒糟堆成丘，把酒水蓄成池。不要在内沉溺于女色，不要在外沉溺于禽猎；不要看重难得的财货，不要听亡国之音。百姓都抛弃的才施以刑罚，百姓都喜爱的才给予奖赏。削弱强暴，治理混乱；伸张受屈者，纠正冤枉者。因此说：要像秤、像磐石一样，不凭个人感情判定事物；悬挂起来的物体，轻重自然显现。要像水、像镜子一样，不凭个人感情映照事物；被照见的善恶美丑自然显露。不要混浊，混浊就会污浊；不要过分明察，过分明察就会显得清冷；不要昏暗，昏暗就会造成隔阂；不要苛细明察，苛细明察就会自以为明。即使冠冕遮蔽双眼，也要看见无形之物；即使艰难的织物堵住双耳，也要听见无声之音。使心安处于澄湛之境，使精神游于至道的精微之中。懂得这种道理的人，能够应对大的或小的事情，如同声音必有回响；取用这种道理的人，无论深浅都能得到充实。因此说：这是上天的常道，是大地的安宁，是君王的正道。四时不说话，却依次运行；万物不说话，却自然化成。哪里知道君主的力量？只是天下因此和平罢了。我们的先王以智力拨乱反正，百姓畏惧他的威势，却还没有感念他的恩德；我朝皇帝顺应时运，以淳厚之风教化天下，百姓感念他的开创，却还没有保障他的后世。于是撰述这部《金镜》，穷尽神妙，阐发圣理，使人以心应合言语，以行动总括治理国家的根本，并斟酌褒贬言辞。天下应当公有，君主一人有福；于是开启书函，兴起祝祷，取琴作诗，无论一日两日，都把这件事念念不忘。祸福全由人自己招致，而上天会保佑有德者。谨守正道的诤臣，冒昧把这些告知陛下先前的疑问。《弘道录》说：汉代以后，中间经历六朝，南北又经历两晋。到了隋朝，君臣大义被看得如同系着的匏瓜一样空落无用，诤臣和正直之士闭口不言、削减进谏，已经很久了。唐朝兴起，开辟乾坤、揭日而行，才知道做君主并不容易；而《大宝箴》又一次被陈述出来，也可以说是难得了。虽然颜师古与张蕴古同时侍奉君主，颜师古用颂扬谄谀，张蕴古用讽谏切责；他们一时所受的赏罚相同，但后来遭受的威刑却完全不同。这正说明要做到“大明无私、天下为公”很难，也说明让人以真心回应言语、以行动贯彻政道是多么难以实现。《资治通鉴》说：唐太宗更加亲近魏征。魏征自认为遇到了世所罕见的知遇，于是把自己的全部见解都陈述出来，前后共有二百多次奏议，没有一篇不恳切而合乎皇帝心意。有人告发魏征偏私亲戚，太宗派温彦博查究，查无实据。温彦博对太宗说：魏征不顾避嫌的表面形式，远远避开嫌疑；他的内心虽然没有私心，但在行为上也有值得责备之处。太宗命人责让魏征，并且说：从今以后，应当注意避嫌。后来魏征入朝进见，说：臣听说君臣同心，叫作一体，应当彼此竭尽诚意。如果上下之间只顾避嫌，那么国家的兴衰就还难以预知。臣不敢奉行这道诏令。太宗惭愧地说：我已经后悔了。魏征拜了两拜，说：臣有幸能够侍奉陛下。愿陛下使臣成为良臣，不要使臣成为忠臣。太宗说：忠臣和良臣有什么不同吗？魏征回答：稷、契、皋陶，君臣同心协力，一起享有尊贵荣誉，这就是所谓良臣。龙逢、比干，当面直斥君主，在朝廷上争谏，最终自身被杀、国家灭亡，这就是所谓忠臣。太宗听了很高兴。《弘道录》说：魏公的学问，出自河汾学派；可是他所说的内容，没有一条落实到身心修养上，这是为什么呢？稷、契、皋陶，难道只是君臣同心、共同享有尊贵荣誉而已吗？对上说，是父亲慈爱、儿子孝顺；对下说，是兄长友爱、弟弟敬顺；在家庭内部，是丈夫尽丈夫之道、妻子尽妻子之道，没有什么不各得其所。因此，才能安然享有荣誉美名，万古不变。太宗在位时，父子关系违背常道，兄弟关系违反次序，夫妻关系扰乱伦理；只是因为在赏罚、任免以及科条号令的设置方面，凭借天资英敏，偶然没有发生紊乱罢了。所以魏征才能得到太宗的信任，叔父也能对他加以评论。这正是张蕴古所说的“百姓畏惧他的威势，却还没有感怀他的恩德”。这哪里足以与唐尧、虞舜和三代相比呢？他们所谓的忠臣良臣之道，也不过是君臣徒然取得美名罢了。读者应当辨别其中的真假。魏征上疏说：臣认为，君主善于开头的很多，能够善始善终的却很少。难道是取得天下容易、守住天下困难吗？大概是因为处在深重忧患中，就会竭尽诚意来对待臣下；处于安逸中，就会骄傲放纵而轻视万物。竭诚对待臣下，胡人和越人也能同心；轻视万物，连六亲也会离心离德。即使以威怒震慑他们，他们也只是表面服从、内心不服。如今陛下如果见到可欲之物，就应想到知足；将要兴建修缮，就应想到适可而止；处在高位而有危险，就应想到谦退；面对盈满，就应想到抑制减损；遇到安逸享乐，就应想到节制；处于宴饮安乐之中，就应想到后患；防止受蒙蔽，就应想到广泛接纳意见；憎恶谗邪，就应想到端正自己的行为；赏赐爵位，就应想到不能因高兴而越级；施行刑罚，就应想到不能因愤怒而滥刑。兼备这十种思考，再选拔贤人、任用能者，完全可以无为而治，又何必劳神苦身，替百姓承担治理的责任呢？《弘道录》说：魏征的说法是好的，可惜没有达到圣人功业的根本。心这个器官就是用来思考的，心哪里只是十种思考呢？难道一日两日、万般机务，可以用数目来限制吗？只应当在无人看见、无人听见以前，在幽独隐微之处，专一地守持它，安静地把持它。大概专一就没有起始的分别；没有起始的分别，外物就不能扰乱它。闲静就没有扰动；没有扰动，心自然常有主宰。君主即使有千种思虑，也不能只限于十种。见到可欲之物，是耳目感官的作用；思考知足，是心的作用。既然见到了可欲之物，心就已经与外物交接了。外物交接于心，然后才把它放入思考中；能够不被外物牵引的，又有几人呢？这就是古人从根本上正心的功夫容易见效，而魏征所说十思却难以奏效的原因。

译魏征说：臣侍奉于帷幄之中时，陛下曾答应臣要以仁义之道守持而不失，以俭约朴素始终不改变。近年以来，恐怕已经不能坚持到底了。贞观初年，清静少欲，教化远及四方；如今却派使者跋涉万里，购买并索求骏马，同时访求珍奇怪异之物，这是第一种渐变。贞观初年，体恤百姓的劳苦，把他们视如子女，不轻易兴办营造；近来却日益奢侈放纵，想要役使民力，这是第二种渐变。贞观初年，亲自劳苦以利万物；近来却放纵欲望而使百姓劳苦。虽然忧虑百姓的话不绝于口，但贪图自身享乐的事实却深切存在于内心，这是第三种渐变。贞观初年，亲近君子，斥退小人；近来却对君子恭敬而疏远，对小人亲狎而接近，这是第四种渐变。贞观初年，不看重奇异物品，不做无益之事；如今难得的财货纷纷进献，供玩赏的制作一刻不停，这是第五种渐变。贞观初年，求贤如渴，取用他们的长处，常常唯恐来不及；近来却凭个人好恶，众人称贤的便任用，一人诋毁的便抛弃，这是第六种渐变。贞观初年，居处深宫，垂衣拱手，没有田猎、射弋的爱好；几年以后，志向不能坚守，远方四夷也进献鹰犬，早晨出游、晚上回来，以驰骋为乐，这是第七种渐变。贞观初年，接见下属很有礼仪，群臣的情意能够上达；如今外官进奏，陛下脸色不予接纳，反而追问他们的短处，诘责细小过错，即使有忠诚之意也不能充分陈述，这是第八种渐变。贞观初年，勤勤恳恳地治理国家，常常像有所不足；近来却倚仗功业宏大，自负圣明智慧，日益骄傲放纵、增长欲望，无事而对远方边裔兴兵，这是第九种渐变。贞观初年，连年霜灾旱灾，京畿内的户口都迁往关外，百姓携老扶幼，最终没有逃亡离去；近来百姓疲于劳役，关中之人尤其劳苦困弊，这是第十种渐变。祸福没有固定的门路，全由人自己招致。千载难逢的好时机，不能再次得到。明主本来可以有所作为却不去做，这就是臣郁结而长叹的原因。奏疏上呈。太宗说：我听到了自己的过错。于是把这篇奏疏列置在屏风上，并抄录交给史官，使万世都知道君臣大义。《弘道录》说：什么叫作开头时敬慎胜过怠惰？就是义胜过欲。什么叫作后来怠惰胜过敬慎？就是欲胜过义。周武王和唐太宗，他们开头时有什么不同吗？后来终于不同，是因为渐变。虽然如此，魏征的言论确实切中历代君主的弊病；太宗既然把它抄录交付史馆，以彰明君臣大义，却很快又违背它，把它从屏风、帷帐和座席旁撤去，和过去把黄金赐给宝马一样，后来成为可笑之事。这样看来，他不只是不能防止渐变，最终连当初的志向也完全忘记了。唐太宗思念辅佐自己建立功业的人，于是命工匠把赵公长孙无忌、赵郡元王李孝恭、莱成公杜如晦、郑文贞公魏征、梁公房玄龄、申公高士廉、鄂公尉迟敬德、卫公李靖、宋公萧瑀、忠胜公段志玄、夔公刘弘基、蒋忠公屈突通、郑节公殷开山、谯襄公柴绍、那襄公长孙顺德、郑公张亮、陈公侯君集、郯襄公张公谨、卢公程知节、永兴文懿公虞世南、谯襄公刘政会、莒公唐俭、英公李世勣、胡壮公秦叔宝等二十四人，画像置于凌烟阁。《弘道录》说：凌烟阁的画像没有裴寂、刘文静，这是为什么？季布是汉朝的仇人，汉高祖反而赦免了他；丁公是汉朝的恩人，汉高祖反而杀了他。英明君主的见识，难道会有什么不同吗？所以，王珪、魏征虽是仇人，只要忠于君主，便能与君主相互成就、同享美名；裴寂、刘文静虽是恩人，背弃义理，画像反而成为羞耻。看了这些，难道还不知道应当趋向哪里吗？唐玄宗初年，姚元之任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姚元之知道皇帝气度宏大而急于治理，于是先提出一些事情来坚定皇帝的意志。他奏道：垂拱以来，用严酷法律约束臣下。臣愿意使政事以仁慈宽恕为先，可以吗？朝廷在青海战败，尚未有挽回失败的悔意。臣愿意不以边功为幸，可以吗？近来奸佞之人冒犯法纪，都能凭借宠幸自行解脱。臣愿意法律先从近臣执行，可以吗？武后临朝时，传达诏令的职权出自宦官之口。臣愿意宦官不参与政事，可以吗？外戚亲属以进献讨好皇帝，公卿和藩镇也渐渐跟随。臣愿意租赋以外的进献一律停止，可以吗？外戚和贵主交相掌权，官阶次序混乱。臣愿意外戚亲属不任台省官职，可以吗？先朝轻慢亲近大臣，损害君臣之间的严肃关系。臣愿意陛下以礼接待大臣，可以吗？燕钦融、韦月将因忠言获罪，从此诤臣受到挫折。臣愿意群臣都能批评皇帝、触犯忌讳，可以吗？武后修建福山寺，上皇修建金仙、玉真二观，耗费巨资。臣愿意停止道教、佛教的营造，可以吗？汉代因王莽、阎梁等人而使天下国家大乱，臣愿意以此作为鉴戒来严明法令，可以吗？皇帝说：我能够实行。《弘道录》说：孟子说：“不必责备一般人，也不必向一般人询问政事，只有大人能够纠正君主心中的错误。”唐玄宗刚开始执政时，锋芒正锐，内心究竟如何还不能确定。姚崇能够事先提出问题来纠正他的内心，使不正之处都转归正道，或许可以避免后来不能善终的悔恨。如今看他提出的十件事，如以仁慈宽恕为政先、不以边功为幸、法律从近臣开始执行，以及宦官外戚参与政事等，都是当时用人行政方面的过失，却没有一句话涉及端正君心的根本。况且进言的人把话说得简约，只在事情能够实行之后才提出，和责难君主、要求君主改过的态度不同。后来玄宗尊崇宠信边臣，专宠美艳女子，放纵宦官外戚的权力，任意奢侈，直到亡国，姚崇先前的话又有什么用呢？由此可知，大贤的一句话看似迂阔，实际切中要害；姚崇提出的十件事看似切实，实际却流于迂阔。刑部尚书宋璟任同平章事。宋璟任宰相时，致力于选择人才，按照才能授予职务，使百官都能称职；刑赏没有私心，并且敢于冒犯皇帝的威严而正直进谏。皇帝非常敬畏他，即使意见不合，也常常委曲听从。突厥默啜世代成为中原的祸患，朝廷为此忧劳，倾尽天下之力仍不能取胜。郝灵荃取得默啜的首级，自认为是世所罕见的功劳。宋璟认为天子喜好武功，恐怕好事的人竞相产生侥幸邀功之心，于是严厉压低对他的赏赐，过了一年才授予郎将之职，郝灵荃悲痛哭泣而死。当时姚崇、宋璟相继任相，姚崇善于应变、处理时务，宋璟善于遵守法度、坚持正道。二人的志向操守虽不相同，但同心辅佐，使赋役宽平，刑罚清简，百姓富足。唐代贤相，前面称房玄龄、杜如晦，后来称姚崇、宋璟，其他人没有能够与他们相比的。

译《弘道录》说：我看宋璟宋广平，可以说已经是大臣了。能够使二张敬畏，面对皇帝的思最而降低自己的心意，严厉压制郝灵荃的赏赐，难以满足毛仲等人的要求，这几件事都是大臣应做的事。假使他遇到三代的君主，能够成为伊尹、周公的匹敌吗？回答说：不能。伊尹说“众人都有一个德”，周公说“心中兼怀三王之道”，他们的期望是怎样的啊！宋璟的施政措施，只限于恢复贞观旧制而已。因此，朝会仪仗中的马不久又被斥退，优伶的言语很快又被实行，功业不能善终，大概就是因为这个吧。至于选择人才、任用官员、冒犯皇帝直言进谏，都是宰相能够做到的，所以由此看来，宋璟的见识仍然浅薄，属于末节。韩休任黄门侍郎、同平章事。韩休为人严峻正直，不求取荣誉和财利。任宰相以后，很符合当时的期望，守持正道而不阿谀奉承。皇帝有时在宫中宴饮作乐，或到后苑游猎，稍有过失，就常常问左右的人：韩休知道吗？话还没有说完，劝谏的奏疏已经送到。皇帝曾经面对镜子默然不乐，左右的人说：韩休任宰相以后，陛下比过去瘦多了，为什么不把他赶走？皇帝说：我的容貌虽然瘦了，天下百姓一定会肥沃富足。萧嵩奏事时，常常顺从皇帝的旨意；他退下后，我睡觉也不安。韩休曾经竭力争辩；他退下后，我睡觉才安稳。我任用韩休，是为了社稷，不是为了自身。《弘道录》说：玄宗身边的人既然以韩休任相为“瘦”，那么以李林甫任相为“肥”，也就可以知道了。皇帝的消瘦，并不是因为天下百姓。若眼前没有美色可供观看，耳中没有声音可供听取，身前没有便佞之人供他使唤，他自然会消瘦。一旦得到杨太真的丰艳美色、安禄山的谄媚巧诈，以及《霓裳羽衣》的妖艳淫靡，便会悠然自得，心胸能不宽、身体能不肥吗？最终流荡忘返，被劫持迁徙、颠沛流离，到那时即使不呼喊，也会自己憔悴不堪。这样看来，面对镜子的叹息，正是后来听闻祸患时悲痛的预兆吗？所以君子说：容貌消瘦而天下肥沃富足，是虚名；容貌肥胖而天下瘦弱困苦，则是真实的祸患。唐玄宗千秋节时，君臣都进献宝镜。张九龄说：先帝曾说，用铜作镜，可以端正衣冠；用古代作镜，可以看见兴亡；用人作镜，可以知道得失。于是我叙述前代兴废的根源，写成五卷：第一卷《兴邦建业》，第二卷《选文备武》，第三卷《报国复兴》，第四卷《尽命报国》，第五卷《去古朴，进新美》。用这五卷来预备祸患，名为《千秋金鉴录》。愿陛下不要把美色姿容当作快乐。后来如果国家灭亡、邦国丧失，就应当端正自己来治理；思考古代以验证今日，也是可以的。书上呈以后，皇帝赐书褒奖称美。《弘道录》说：考察《金镜录》，张九龄进入中书省后，焚毁药方，不把它流传于世，只交给韩、宋二位女婿。后来，这部书过了一千多年才在民间流传。如今能够读到它，内容真是深远啊！这些话明亮得如同日月。不仅是预见了一个安禄山，也预见了当时与他共同造成祸患的人，张九龄全都看到了。它哪里只是鉴察兴亡，实在还精通事物的道理。所谓辨别事物如同称量金子的书，确实就是这样，并不是泛泛地称作《录》而已。书中说：安禄山是野猪之精，腹部下垂超过膝盖；史思明是鹌鹑、乌鸦之精，肋下生有两只翅膀；杨贵妃是白鹏之精，指甲和爪子全是赤色；又有“木子双木，木易行金”的谶语。又说：不是犀牛，也不是老虎，束发而向西举兵；妖异的舞蹈、精怪的话语，将使宫室化为禾黍。又说：陛下治理国家日子久了，仁心渐渐稀少，把忠诚进谏的人当作仇敌，与奸佞互相依守，像羊和鲤鱼一样浮游。羊指李国忠，鲤指李林甫。奸邪并进，国家破败、家族灭亡，悔恨时应当思念旧制。又说：君主将泪洒巴山，艰难行走蜀道；恩情已经变成仇恨，才开始羡慕愚昧。那时正是开元极盛、天宝尚未结束，张九龄怎么能够预先知道蜀道艰难、灵武容易呢？这部书不只是照见人的形貌，实际上还照见人的内心；不只预见一时的得失，实际上还预见两代的兴亡吗？虽然从年龄上看，安禄山后来所处的时代，所谓妖异的舞蹈和精怪的言语也屡见不鲜。怎么能得到安禄山预先看见未来的本领，来同他谈论兴亡呢？平原太守颜真卿得知安禄山反叛，便趁连日阴雨修完城墙、疏浚护城河，统计壮丁，充实仓廪。安禄山把他这个书生看轻了，等到发来反叛的文书，便命令平原、博平两地的七千士兵防守河津。颜真卿拒绝执行，于是派平原司兵李平取道奏报朝廷。朝廷得知安禄山反叛，只听说黄河以北的郡县都望风披靡。玄宗忧惧叹息说：‘二十四郡难道竟没有一个义士吗？’等李平到达，玄宗大喜说：‘朕不知道颜真卿是什么样的人，竟然能够做到这样。’颜真卿又让亲信和宾客暗中带着招募贼军的文书，送到各郡，因此各郡大多响应了他。〔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七千人〕 录曰：孔子说：‘在上位的人喜好礼，百姓就没有谁敢不敬重；在上位的人喜好义，百姓就没有谁敢不服从；在上位的人喜好信，百姓就没有谁敢不说实情。’圣人说这些话，是用来教化、昭示天下，实在是担心百姓随风而倒。唐明皇在位时，喜好谈论声色，礼、义、信已经全都扫地而尽了。像这样，却还叹息说没有一个义士，难道不是荒谬吗？由此可知，三纲关系重大，四维意义深重，一天也不能没有它们；至于唐虞时代的风教能够感动人心，难道是没有根据的空谈吗？颜杲卿起兵才八天，守备还没有完成，史思明、蔡希德便率兵来到城下。颜杲卿把情况告诉王承业。王承业想窃取他的功劳，拥兵不救。颜杲卿昼夜拒战，直到粮食吃尽、箭也用完，城池陷落，贼军纵兵行凶。叛军把颜杲卿和袁履谦等人押送到洛阳。安禄山责问颜杲卿说：‘你原来只是范阳户曹，我奏请任命你为判官，不到几年就越级升为太守，我有什么对不起你的地方，你竟反叛呢？’颜杲卿闭目骂道：‘你本是营州牧羊的羯奴，天子却提拔你为三道节度使，恩宠优幸无与伦比，你有什么对不起天子的地方竟要反叛？我世代都是唐朝臣子，官位俸禄都来自唐朝；即使是你奏请任命的，难道就要跟随你反叛吗？我是在为国家讨伐贼人，只恨不能杀了你，哪里是反叛呢？’安禄山大怒，把他和袁履谦一并施以剔骨之刑，直到临死仍不停地辱骂。录曰：我看颜氏二位公卿，难道只是临危急迫之际把生死置之度外吗？他们实际上是以此树立唐朝三百年的君臣纲常。自从晋阳挑起祸端，刘武周、裴寂反隋，以及天授年间武周兴起、唐朝复国以来，臣下只顾苟且偷安，拥有国家一百多年，竟不知道什么叫守节而死、为义而死。听到颜氏二公的举动，简直像从天而降，像从地底涌出。所以说：‘我不知道颜真卿是什么样的人，竟然能够做到这样。’即使他们被挫骨、割舌、诛杀，他们的芳名仍然流传，光辉仍然显著，足以凌驾于衰敝的隋朝，挽救残暴的周朝，难道不是盛大的事业吗？

译张巡起兵抵抗安禄山，令狐潮把他围困在雍丘四十多天。当时听说玄宗已经到蜀地避难，有六名大将对张巡说，兵力不足以抵敌，而且皇上的生死也无法知道，不如投降叛军。张巡表面上答应了。第二天，他在堂上设置天子的画像，率领将士朝拜，又把六名大将带到面前，以大义责备他们，将其斩首，士卒的斗志更加振奋。于是派五百名敢死之士砍杀令狐潮的营寨，令狐潮逐渐增加兵力围城。张巡派郎将雷万春站在城上与令狐潮隔城交谈，话还没有说完，叛军的弩箭便射来，雷万春脸上中了六箭却一动不动。令狐潮怀疑那是木头人，派人谋划查问，才大为惊骇。他远远对张巡说：‘刚才看见雷将军，我才知道您的军令是什么样的。然而，这又能把天道怎么样呢？’张巡对他说：‘您尚且不懂人伦，又怎么知道天道呢？’ 录曰：张巡舍生取义，难道是徒然的吗？人的见识确定之后，内心才有主宰；内心有主宰，事情才能成功，功业才能建立。人伦完全尽到，天理自然显现。因此，只听说大唐的光复，没有听说叛贼的气运能够长久昌盛；只听说张巡、许远仿佛获得重生，没有听说令狐潮能够不死。谁说在仓促危急的时刻，就不能像从容不迫时那样合乎中道呢？尹子奇长期围困睢阳，城中粮食吃尽，众人商议放弃城池，束身逃走。张巡、许远谋划说，睢阳是江淮地区的屏障；如果弃城离开，叛军必定乘胜长驱直入，那就等于失去了江淮。不如坚守城池等待援军。起初，他们还和士卒一起吃茶纸；茶纸吃完后，就吃马；马吃完后，便捕捉麻雀、挖掘老鼠；麻雀和老鼠也吃尽了，张巡杀掉自己所宠爱的妾给士卒吃，许远也杀掉自己的奴仆。然后搜括城中的妇女来充作食物，妇女吃尽后又接着吃男子中的老弱者。人们知道必死，反而没有人叛变，最后只剩下四百多人。癸丑日，叛军登上城墙，将士们因病不能作战。张巡面向西方拜道：‘臣的力量已经用尽了，不能保全城池；活着已经没有办法报答陛下，死后应当做厉鬼来杀贼。’ 录曰：我看所谓厉鬼的话，果真可信吗？彭生、伯有不过是一个人的罪孽，睢阳却是万世守全节义的大事。他们的力量可以屈服，他们的志向却不可屈服；身体可以毁灭，精神却不可毁灭。忠魂义魄虽然不能用眼看见、用耳听到，但褚兄反过刀刃杀向朝廷，以及义士举戈，若是鬼神在暗中驱使，又怎么知道那不是厉鬼呢？唐朝能够恢复原有的疆土罢了，本来不能再把杀戮加到安禄山、史思明的身躯上；这样说来，厉鬼的话果然就不可信吗？德宗建申二年，汾阳忠武王郭子仪去世。郭子仪身为上将，手握兵权，程元振、鱼朝恩却从各方面进谗诽谤；朝廷只发一纸诏书征召他，他没有不在当天上路的，因此谗言始终不能得逞。郭子仪曾派使者到田承嗣那里，田承嗣向四面拜他说：‘我的膝盖已经有许多年没有向人屈服了。’李灵曜占据汴州，凡是经过汴州的公私财物都扣留下来，唯独不敢动郭子仪的财物，还派兵护送出境。按中书令的考课，每二十四个月可领取俸钱二万缗，私产还不在其中。郭子仪府库中的珍宝财货堆积如山，家人有三千人；八个儿子、七个女婿都做了显贵官员，孙子有几十个，每次来问安，郭子仪不能一一辨认，只是点头而已。仆固怀恩、李怀光、浑城等人都出自他的部下，即使后来贵为王公，也常常只要他颐指气使便受其役使，赶忙奔走在他面前。天下把郭子仪本人视为安危所系，前后达三十年；他的功劳盖过天下而皇帝不疑忌，官位达到人臣极点而众人不嫉恨，生活穷奢极欲而人们不非议他，活到八十五岁才去世。他的将领、属官中做到高官而成为名臣的，有很多人。录曰：汾阳王郭子仪的出仕和退处，关系到天下的安危，为什么却不因猜忌而受害，反而又受到谗言的牵制呢？鱼朝恩在前面牵制他，程元振在后面拉扯他，而郭子仪心中却始终没有芥蒂，这是为什么呢？《易》说：‘否卦并非由于人的原因；不利于君子守正，小的退去，大的到来，吉祥亨通。’在肃宗、代宗的时代，君子本来是处于不利地位的。幸而有一个人的命令兼有天下的威势，得以实现使否塞转为通泰的志愿，做到小的退去、大的到来。他出仕便有诏命，没有诏命就不出仕；不出仕时，就包容、蓄养并顺应时势。因此想要闲居就闲居，叫他分散兵权就分散兵权，处处都能安然自得。安史之乱时，他第一次出征；吐蕃进犯时，他第二次出征；仆固怀恩作乱时，他又一次出征；回纥造成危难时，他再次出征。假如他忽视‘积薪之下不可忘忧’的戒示，被邪僻放纵的羞辱所牵制，只知安定而不知危险，只知有利而不知有害，那么自身就会陷入危殆，国家也会随之灭亡，这难道是大人的吉祥亨通吗？兴元元年改年号，赦令已经拟定，德宗把药方交给陆赞，让他参与商议。陆赞知道德宗持守德行并不坚定，于是上疏说：用言语感动人，所能感动的已经很浅；言辞又不恳切，谁肯把它放在心上？现在这道诏书，悔过不能不深，引咎不能不尽，使天下听到后，豁然发生变化，就像拨开深重的昏暗而看见光明。于是德宗下诏说：‘朕生长在深宫之中，对治理国家的事务昏昧无知。长期形成的习惯容易使人沉溺，处在安定中便忘记危险；不知道农事的艰难，也不体恤戍边征战的劳苦。恩泽没有普遍下达，民情也没有通达；政事既然阻塞隔绝，人与人之间便心存疑虑、互相阻隔，而朕仍然昏昧，不知道反省自己，于是发动战争，向四方征调军队，千里转运粮饷，征发车辆、登记马匹，远近都受到骚扰；出征的资费、居家的送行，都使百姓劳苦不堪。上天在上面降下谴责，朕却没有觉醒；百姓在下面怨怒，朕却不知道。终于逐步造成祸乱的根源，使变乱兴起于京城，万物失去秩序，宗庙震惊；对上有负于祖宗，对下有负于百姓，内心惭愧而外表羞惭，罪责实在朕自身。长久地追念这些惭愧和悲痛，如同坠入深泉山谷。从今以后，朝廷内外的奏章，不得再称颂朕为‘圣神文武’。’赦令颁下后，人心大为喜悦。第二年，李抱真入朝，对皇上说：‘山束宣布赦书时，士卒都感动得流泪。臣看到人情如此，知道叛贼不难平定。’ 录曰：《否》卦的六四爻说：‘否塞到了丘陵一般的程度，不是平常人所能想象的。’九五爻说：‘否塞污损了它的大号。’确实，处在非常的危难中，不能用平常的办法使其安定；解决非常的纷乱，也不能用平常的言语来说明。诚意不到，万物就不会受到感动；损失不达到极点，增益就不会到来，这话确实如此。德行流行的速度，比驿站传递命令还快。德宗只知道上天降生李晟来保全社稷，却不知道人心已经受到感动，叛贼并不难以平定。危难时就想着进用忠直的言论，祸乱平息后却追究敢于直谏的人。这就是他虽然能够逃离桃林而实现愿望，最终却不能使群体摆脱否塞、成就光大事业的原因。可惜啊！陆赞极力论述裴延龄的奸诈，列举他的罪恶，大意说：‘裴延龄把聚敛财物当作长远策略，把诡诈欺骗当作高明谋划，把苛刻剥削、收敛怨恨说成是竭尽臣职，把暗中降服、迎合谗言说成是尽忠守节，可以说是尧时代的共工、鲁国的少卯。’奏章上呈后，皇上很不高兴。陆赞一向蒙受皇上知遇，遇到不可行的事情，曾经竭力争辩。亲近的人有时劝他不要过于尖锐，他回答说：‘我对上不辜负天子，对下不辜负自己的所学，除此之外没有什么可顾虑的。’

译录曰：人难道忍心辜负天子吗？君主骄横，臣下就会轻慢；君主猜忌，臣下就会谄媚。这是天子自己辜负了自己，难道臣下也愿意辜负自己的所学吗？把苛刻剥削当作上策，把聚敛财物当作得计，这正是所学之道的自我背弃。至于君子却不是这样。君子所学习的，是为了学习成为圣人和贤人。因此，尧、舜、禹、汤、文王、武王这样的君主，是君子用来责难自己的标准；皋陶、伊尹、傅说、周公、召公这样的臣子，是君子所期待成为的榜样。君主苛刻，自己就以忠诚和仁爱对待他；君主猜忌，自己就以恭敬和诚信对待他，难道是故意要这样自相矛盾吗？只要自己确实做到这样就行了。孟子不是说过吗：‘我的君主不能行仁政，就称他为贼。’这样看来，辜负自己所学的人，真是连穿鼻受制的牛马都不如；而做天子的，难道又可以教导别人去辜负所学吗？李晟的家中有一百口人，神策军将士的家属也都在长安。军中有人谈到家人，李晟哭着说：‘天子在哪里，怎么敢谈自己的家呢？’等到朱泚派亲近的人把家书送给李晟，说‘公的家人平安无事’，李晟大怒说：‘你竟敢替叛贼来试探我！’当即把来人斩首。录曰：为天下效力的人尚且不顾自己的家，即使顾念它又有什么用呢？《易》说：‘坎卦，有诚信，只有内心通达；这样行动就会受到尊重。’当时朱泚攻陷京师，李怀光在咸阳反叛，处境险恶而又困窘；如果不能坚定统一自己的内心，心绪就会先乱，哪里还能前往并建立功业呢？不只是不能顾全家人，连国家也会因此灭亡。后来赐给他的宅第、供给的帐幕，以及迎接引导、排列悬挂的礼仪，哪里只是从前一个家族所能相比的呢？假如叛军中有像若宪、若态这样的人，即使想不好好对待他，又怎么能够倾覆他呢？假如叛军中有像若宪、若态这样的人，即使想不好好对待他，又怎么能够使他倾覆呢？宪宗元和三年，裴度任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当初德宗不信任宰相，细小事务全都亲自裁决。宪宗还在藩邸时，心里就知道这样不对；即位后选拔任用宰相，推心置腹地把政事委托给他们，裴度也竭尽诚心辅佐。宪宗曾问裴度治理国家的要领应当先做什么，裴度回答：‘首先要端正自己的内心。’穆宗即位后，曾经看见爱州观察判官柳公权的书法，十分喜爱，便任命他为右拾遗。穆宗问柳公权：‘你的书法怎么能写得这样好？’柳公权回答：‘运笔的关键在于内心，内心端正，笔也就端正。’穆宗默然不语，神色因此改变，大概已经知道柳公权是在借笔法进谏。录曰：唐太宗以来，进谏的人很多，却没有人深入探究根本，像裴度所说的首先端正内心、柳公权所说的内心端正笔就端正这样。然而宪宗最终不能端正自己，穆宗也不能在开始时端正自己，这是什么原因呢？回答说：内心就是理罢了。人的器质虽然具备于自身，但理实际上出自上天；不学习，就没有办法明白它。因此，《大学》的道理从格物、致知开始，达到意诚、心正。这一顺序不能打乱，这些功夫也不能缺少。裴度、柳公权能够开启这个端绪，却不能把道理讲完；宪宗、穆宗只是听到了这些议论，却没有人能够觉察自己的错误。对此还有什么可疑惑的呢？仙而不人，荒而不蛊；内心究竟起什么作用呢？只能长声叹息罢了。自元和末年起，宦官越来越专横，拥立、废黜天子都掌握在他们手中，威势权力超过了皇帝，没人敢于发言。文宗太和二年，昌平人刘蕡在对策中极力指出宦官之祸，大意说：‘陛下首先应当忧虑的是，宫闱将要发生变故，社稷将要危亡，天下将要倾覆，海内将要大乱。’他又说：‘陛下要防止篡夺、弑杀逐渐形成，就应当使君主端正自己的位置，亲近正直之人，远离刀锯之徒，亲近骨鲠正直的臣子，使辅相能够专心承担职责，使各部门官员能够守住自己的职守。为什么却让五六个轻薄亲狎之人总揽天下大政？祸患在宫墙之内酝酿，奸邪在帷幕之中滋生。臣恐怕曹节、侯览又会在今天复生。’他又说：‘忠臣贤臣得不到推心置腹的信任，宦官集团却仗恃废立皇帝的权力；他们使先帝不能在晚年端正朝政，又使陛下不能在即位之初端正朝政。’他又说：‘陛下为什么不堵塞阴邪之人的道路，屏退轻薄亲狎的臣子，制止他们侵凌逼迫的心思，恢复宦官扫除门户的职役，警戒那些应当警戒的事，忧虑那些应当忧虑的事？’考官冯宿等人都叹服他的文章，却畏惧宦官，不敢录取他。录曰：在文宗时代竟有刘蕡这样正直的直言，譬如太阳食、月亮食时仍然击鼓奔驰，虽然同天相隔极其遥远，也只能说明它无法停止罢了。这正是预示唐朝国运将要终结。《弘道录》第十四卷完。注1：‘之士’原文作‘我土’，据通行本改正。注2：‘殊’字原文缺漏，据通行本补入。注3：据《三国志·诸葛亮传》，‘侍中’之后还应有‘侍郎’二字。注4：据《三国志·诸葛亮传》，‘先帝’二字之前还应有‘是以’二字。注5：据《三国志·诸葛亮传》，该句之前还应有‘试用于昔日，’一句。注6：据《三国志·诸葛亮传》，该句开头还应有‘是以’二字。＃７“人”字原文缺失，依据通行本补改。＃８据《三国志□诸葛亮传》，后面还有一段：“先帝在世时，每次同我谈论这件事，没有一次不为恒、灵二帝而叹息痛恨。侍中、尚书、长史、参军，这些都是忠贞贤良、舍生取义的大臣。希望陛下亲近他们、信任他们，那么汉室的复兴，指日可待了。” ＃９“臣”字原文作“望”，依据通行本改。＃１０据《三国志□诸葛亮传》，后面还有“只愿竭尽自己的才能，铲除奸邪凶恶，恢复汉室，把都城迁回旧都”这一段。＃１１据《三国志□诸葛亮传》，后面还有：“用来告慰先帝的英灵。〔如果没有兴盛德业的言论，就〕责备攸之、樟、允等人的怠慢，以彰明他们的过错。” ＃１２据《三国志□诸葛亮传》，后面还有一句：“臣下承受这番恩典，实在感激不尽。” ＃１３本篇《后出师表》是摘录本，与通行本相比有所省略。＃１４“耳”字原文作“可”，依据通行本改。＃１５“四”字原文作“日”，依据通行本改。《弘道录》卷第十五。义。君臣之间的道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