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道录卷之十三

译贾谊上疏说：“臣私下认为，当前的政事中，可以痛哭的有一件，可以流泪的有两件，可以长声叹息的有六件。至于其他违背义理、伤害道术的事情，难以在一篇疏文中一一列举。进言的人都说天下已经安定，政治已经治理好了，只有臣认为还没有。他们说已经安定且治理好了，不是愚蠢，就是谄媚，全都不是确实知道治乱根本道理的人。把火种放在柴薪堆下面，自己睡在柴薪上面，火还没有燃烧起来，便因此说它是安全的。如今的形势，和这有什么不同呢？” 《录》说：文帝一时之间有两个贾氏人物。洛阳的贾谊，不是颍川的贾山所能相比的。他的言论不仅都切合当时的急务，而且揭出了秦朝遗留在汉朝病入膏肓的弊病，所以详细记录下来。虽然如此，以礼治理国家，言论也不应过于傲慢；孔子尚且讥笑这种做法。刚刚登上朝廷，便急忙痛哭流涕、长声叹息，未免是不合礼节地惊动君主，还不能算完善。建立国家之后，如果固守诸侯相互猜疑的形势，下面屡屡受到祸害，上面屡屡感到忧虑，实在不是安定君上、保全臣下的办法。想使天下得到治理安定，没有比大量分封诸侯、削弱他们的力量更好的办法了。力量小了，就容易用义理使他们服从；国家小了，就不会产生邪心。如今海内的诸侯，就像身体驱使手臂、手臂驱使手指一样，没有不受控制、听从命令的。诸侯之君不敢有异心，像车轮辐条汇聚一样一同进朝，归顺天子。划分土地、制定制度，让齐、赵、楚各自分成若干国，使他们的子孙依次承受封爵。分封土地很多而子孙较少的，就建立为国家，暂时空置；等到他们的子孙出生，便全都任命为国君。一寸土地、一个百姓，天子都没有从中取利，不过确实是为了确定治理罢了。” 《录》说：后来晁错、主父偃的议论都以此为根本，只是景帝不能善用而导致祸乱，武帝善于采用而取得成效；这其实是贾生的主张。文帝正处在可以实行的时候，距离分封还不远，大国诸侯年老的已经衰老，年少的还未壮大；汉朝所设置的丞相、相国等官员正掌握着政事。如果在这时暗中分割七国的势力，悄悄夺取诸侯的权力，并不需要耗费多大力量。错过这个时机不做，最终便导致破斧缺折般的艰苦劳作。这样看来，芒刀割髋脾的比喻，难道是因为年少而迂腐吗？大体说来，汉朝草创之初，没有什么比仓促实行封建更急迫的事了。《周礼》中有大小宗的议论，有祖庙、支庙的区别：大宗一百代为天子，支庶一百代为诸侯，别子一百代为大夫。既然如此，大量建立诸侯国正是正常的分封制度。哪里有身为王者，支庶却成为平民；有的富有五十座城，甚至七十座城，有的贫穷到连立锥之地也没有的道理？这不仅是形势上行不通，也是义理上绝不应有的。凭文帝的明察、孝顺和博爱，却不能讲求其中的缘故；幸而贾生提出了开端，却没有把理论讲完，绛侯、灌婴又从中加以非难。如此看来，士人不得志，难道不是天意吗？难道不是天意吗？贾谊说：“君主遗弃礼义，抛弃仁恩，一心放在进取上。这样实行了两年，秦朝就灭亡了。所以家庭富裕、儿子长大，便分家出去；家庭贫穷、儿子长大，便让他出赘。借父亲的力量，就自以为有德而露出骄色。母亲拿起簸箕，站立着厉声责骂；抱着孩子哺乳，却和丈夫一样傲慢。婆媳之间互不相悦，便反唇相讥、互相责难；她们疼爱孩子、贪图利益，和禽兽不同的地方没有多少了。如今这种遗风余俗，到现在还没有改变。礼义被抛弃，彼此相互轻视，世道一天比一天恶劣，一年比一年不同。如今严重的，已经发展到杀害父兄了。然而大臣们只把文书没有按期回复、约期会见之类的事当作大事；至于风俗流失、世道败坏，却安然不觉奇怪，认为这不过是自然如此罢了。移风易俗，使天下人改变心意而趋向正道，大概不是庸俗官吏所能做到的。庸俗官吏所致力的，只在于刀笔文书和琐碎事务，却不知道大体。陛下又不亲自忧虑，臣私下替陛下感到惋惜。” 《录》说：这就是我所说的汉朝病入膏肓、不可救药的病症。古人之所以表彰善人、区别恶人，彰显善行、斥责恶行，树立风俗声誉，又特别划分井田疆界，使人能够有所畏惧、有所仰慕，难道是喜欢制造纷繁事务吗？实在是因为商朝风俗衰败，遗留下来的恶劣风气尚未消除；即使处在盛世相承、治理融洽之后，也不忘记革除败坏教化、奢侈华丽的弊端。一方面说，国家的安危，唯有依靠这些殷商遗民；另一方面说，骄纵淫逸、矜夸怠惰，最终必然由恶而终。周公能够谨慎地开创局面，君陈能够调和其中，毕公能够善始善终。经过这三位圣贤共同保卫、治理一方，然后才知道移风易俗、使天下回心向道是多么困难。汉朝兴起，开始凭借军马上取得天下，最终又依靠武力治理，承袭秦朝而杂用霸道，无所不有。更严重的是被黄老之术所牵制，怎能不使贾生感到痛心呢？假如有成王、康王那样的心志，寻求像泰德、克勤那样的老臣，来辅佐自己垂拱而治、仰赖前人成就的功业，尚且恐怕要日夜不停地努力，坐着等待也来不及；却纷纷把贾谊看作年少初学之人，怎么能不长声叹息呢？”},{ 管子说：“礼、义、廉、耻，叫作维系国家的四维。四维不能张举，国家就会灭亡。假使管子是愚人，也还可以使人觉醒；但稍微懂得治国大体的人，难道能不因此寒心吗？奏国灭亡、四维不能张举，所以君臣乖乱，六亲遭受祸害和杀戮，奸人纷纷兴起，百姓离心叛乱。仅仅十三年，国家社稷就成为废墟。如今四维仍然没有完备，所以奸人得以伺机侥幸，众人的心也疑惑不安，哪里比得上现在确定经制呢？使君主像君主，臣子像臣子，上下各有等级；父子和六亲各得其宜；奸人没有可乘之机，群臣和众人都信服，上下不再疑惑。若经制不能确定，就像渡过江河却没有缆绳和船桨，在江中遇到风浪，船一定会覆没。这正是令人长叹的地方。” 《录》说：这是治理国家的紧要事务，也是万事制度之下应当深思的问题。管子是被“五徒”所羞称的人，尚且知道礼、义、廉、耻是国家的四维，为什么堂堂圣人之徒反而不知道国家灭亡的原因呢？奸人伺机侥幸，自古以来就是如此。宠爱和利益所在之处、威势和权力归集之处，就像苍蝇见到裂隙便飞去、蚂蚁不必相约便一同奔赴，何况君主还号召招引他们来充当羽翼呢？因此，社会荡然无存，再没有界限和羞恶之心，万物之灵的人反而还不如蚊虫。国家之所以最终走向灭亡，大概是因为国家之所以成为国家，靠的是人；而人之所以成为人，靠的是心。古代圣人在政事上最看重恒久不变，在言辞上崇尚抓住大体要旨，正是要使人心截然归向正道，明白地统一于一处，然后道德流行，政治和谐，恩泽滋润百姓，四方夷狄没有不受其恩惠的。假如没有坚持和维系的原则，天下茫然不知该听从谁，人欲放纵而天理灭亡，国家的丧亡就不远了。这就是西汉京城不立经制、王莽专擅政权而造成祸乱的情形，后来贾谊的话才得到验证。这样看来，管子难道真是愚人吗？

译礼，是在事情尚未发生之前加以禁止；法，是在事情已经发生之后加以禁止。因此，法的作用容易看见，而礼的作用却难以察知。至于用庆赏来劝善、用刑罚来惩恶，先王难道是故意不用吗？然而所谓礼，贵在于把恶念断绝于尚未萌发之时，在细微处开始教化，使百姓日渐趋向善良而自己并不知道。替君主谋划，没有比先审慎决定取舍更重要的了。取舍的根本在内心确定，安危的萌芽就会在外部显现。汤王、武王扩大充实自己的德行，六七百年而没有失掉；秦王治理天下，十多年便大败。这没有别的缘故，只是汤王、武王决定取舍审慎，而秦王决定取舍不审慎。天下是重大的器物，把它放在安全的地方就安全，放在危险的地方就危险。汤王、武王把天下置于仁义礼乐之中，秦王把天下置于法令刑罚之中。这是天下人共同看见的，事情的是非如此明白，成效难道还不明显吗？《录》说：孟子说：“造箭的人难道比造盔甲的人更不仁吗？造箭的人只怕箭不能伤人，造盔甲的人只怕箭伤不了人。巫医和工匠也是这样。所以从事职业不可不谨慎。”这所说的“衍”，就是取舍的意思。汤王、武王把天下置于仁义礼乐之中，是唯恐伤害人；秦王把天下置于法令刑罚之中，是唯恐不能伤害人。推究他们开始时的情形，难道真是本性邪恶吗？只差毫厘，便会谬误千里。这就是治理国家的人急切地审慎决定所崇尚之物的原因。因为好恶先在内心表现出来，然后取舍才在内心确定。圣人之所以心怀万物而又不存私心，顺应万物的情性而又不拘滞于一己之情，实在是因为不能放纵自己的好恶。所喜爱的如果偏私于一人，天下就会全都趋附他；所厌恶的如果陷于偏见，天下就会突然共同攻击他。武帝并非不知道仁义、法令的好坏，只是被其他歧路迷惑，没有自我坚定的志向；贾谊并不是没有见识才这样说。假使武帝真有所舍弃，用它来改变制度就好，用它来建立法令也顺当，又有什么顾忌而不去做呢？不过，贾谊所说的是事情，董仲舒所守的是内心；内心不在于具体作为，若只看表面的行动，就只会看见我做了许多事情罢了。武帝元年，下诏举荐贤良方正、敢于直言极谏的人。皇帝亲自策问古今治理之道。广川人董仲舒回答说：我观察天与人相互感应的关系，实在令人非常畏惧。除非是极其背离正道的时代，上天总是想扶持人类；要想使天下安定完好，只在于人努力奋勉罢了。努力学习问道，听闻和见识就会广博，智慧也会更加明达；努力实行道，就会使德行日益增长，取得很大的功效。道，是通往适合治理天下之路的东西；仁义礼乐，都是它的工具。所以圣王虽已逝去，子孙却能长久安定数百年，这都是礼乐教化的功劳。周道在周幽王、周厉王时衰落，并不是道亡失了，而是幽王、厉王不实行它。到了周宣王追念先王的德行，振兴停滞的政事，补救衰败的弊端，彰明周文王、周武王的功业，周道便显然重新兴盛起来。这是他日夜不懈地行善所造成的。《录》说：这是董仲舒关于天人关系的第一条对策。他所说的“努力奋勉”，就是《中庸》所说由推究细微曲折而通达广大贤德以下的道理。自汉代以来，学者很少有人能够懂得这一点；董仲舒闭门苦学、潜心于大业，所以从努力奋勉中获得了很多收获。因此，他在朝廷策问时首先以此作答，并不是后世那些拾取陈旧言论、与实际学问不相切合的人所能相比的。当时武帝天资纵横而又崇尚权术，正想做夸耀古人、超越今人的事业，区区努力学习、实行道，他哪里肯甘心奉行呢？或者说，贾谊、董仲舒如果遇到汉文帝、汉武帝这样的君主，董仲舒所说的努力奋勉，可以施行于柔和克制的君主；贾谊的通达见识，则适合施用于胸怀大略的君主。可惜上天没有曲意成全，使他们投身于不相合的时代，只能让后世百代诵读他们的言论，追思他们的人，评论他们所处的时代，惋惜他们所遇的君主，令人叹息感慨！做君主的，要端正自己的心来端正朝廷；端正朝廷来端正百官；端正百官来端正万民；端正万民来端正四方。四方端正，远近没有谁敢不统一归向正道，也就没有邪气和奸邪能够侵害其中。因此阴阳调和、风雨按时，万物和顺、百姓繁衍；各种福德之物和能够招致的祥瑞，没有不全部到来的，而王道也就完成了。如今陛下尊贵地身为天子，富有四海，处于能够施行这些事业的地位，掌握能够施行这些事业的权势，又具备能够施行这些事业的资质；行为高尚而恩惠深厚，见识明达而心意美善，爱护百姓而喜好贤士，可以说是贤明的君主了。然而天地还没有应和，美好的祥瑞没有到来，这是为什么呢？完全是因为教化没有确立，万民没有端正。百姓趋逐利益，就像水向下流；如果不用教化来筑堤防护，就不能阻止。古代君王明白这一点，所以面向南方治理天下，没有不把教化作为首要大事的；在国都建立太学来施教，在乡邑设置庠序来教化；用仁来浸润百姓，用义来磨砺百姓，用礼来节制百姓。因此刑罚轻而禁令少，是因为教化已经实行、风俗已经美善。《录》说：自秦代以后，心学逐渐几乎灭绝。董仲舒把它提出来作为对策，确实是汉廷的指南。可惜君主被欲望所牵制，臣下用端正内心的道理进言，犹如车辕朝北而望着车子向南，君主对此竟没有醒悟。宋代隆兴年间，宋太祖才懂得这个道理，说：“古代做君主的，很少能够端正自己的内心，使自己处于没有过失的境地。我日夜畏惧，防止过错，抑制欲望，希望能够实行以德化人的道理。”这样的人，才可以同他谈论端正内心、端正朝廷的道理。宋代一朝的治理，阴阳调和，风雨按时，万物和顺，万物繁殖。谁能说董仲舒的话果然没有应验呢？我听说圣王治理天下，用爵位俸禄来培养人的德行，用刑罚来威慑人的恶行。因此百姓明白礼义，以触犯君上为羞耻。周武王施行大义，平定残暴的贼乱；周公制作礼乐来文饰教化。到了周成王、周康王盛治之时，监狱空虚了四十多年，这也是教化逐渐推行、仁义流布的结果。如今陛下兼有天下，而功业没有施加到百姓身上，大概是君王的心意还没有真正加以实行。曾子说：“尊重自己听闻的道理，就会高明；实行自己知道的道理，就会光大。”高明而光大，不在于别的，只在于把心意加以实行罢了。希望陛下在内心确立诚意并实行它，那么与三王有什么不同呢？《录》说：这是第二条对策。以君主的尊贵身份，竟至于再次询问，可见他的心意了。董仲舒不能改变自己的主张，只是进一步以尊重所听闻的道理、实行所知道的道理来进言；无论黑白，这两种说法还有什么不同呢？这正是他的言论悠远而值得追想之处，并不像杜钦、谷永之流，挟持自己的私智，凭借巧诈的说辞进言。然而既然一句话就可以看出其心意，为什么还要等到再次询问以后才改变说法呢？

译道，历经万世也不会败坏。所谓败坏，是道的丧失。夏代崇尚忠，殷代崇尚质朴，周代崇尚文饰，这是因为继承前代时，应当采用相应的原则。道的根本源自上天；上天不变，道也不变。因此大禹继承舜，舜继承尧，三位圣人相传并守持同一道，没有败坏道的政治。所以不必说它有所损益。由此看来，继承治世的，治道相同；继承乱世的，治道就应当改变。如今汉代继承大乱之后，应当稍稍减损周代的文饰，政治上采用夏代的忠厚。《春秋》所推重的大一统，是天地恒常的经法，是古今共同的义理。如今师承各异，人的议论各异，百家各有不同的方术，旨意彼此不同，因此上面没有办法维持统一。我愚见认为，凡是不属于六艺之科、孔子之术的学说，都应断绝其传播，不要让它们一同发展。这样以后统纪可以统一，法度可以明白，百姓也知道应当听从谁了。《录》说：这是第三条对策。董仲舒所陈说的，是尧、舜和三代相传的治道；武帝所喜好的，是权术、功利和文辞之论；而丞相所奏请罢黜的，又是申不害、商鞅、韩非、苏秦、张仪的学说。这三者岂止像风马牛彼此不相干呢？既然又想抛弃百家、尊崇孔氏，为什么不采用董仲舒的对策呢？努力学习问道，实行自己所知道的道理，那么异端邪说的危害就会日益远离，高明光大的成效也会日益到来。可是他舍弃真正的儒者而疏远他们，反而让庄助、司马相如、东方朔、枚皋之流都在身边，这哪里是在尊崇此道、抑制彼道呢？这样看来，武帝所谓的“儒”是什么，就可以知道了。当时武帝正在招致太学中的儒者，常说：“我想要如此如此。”汲黯为人性情倨傲而少礼，常当面折责皇帝，不能容忍人的过错。他回答说：“陛下内心欲望很多，外表却施行仁义，怎么能想要效法唐尧、虞舜的治理呢？”皇帝默然无言，愤怒变色而退朝，对左右说：“汲黯的态度太过分了！”当时公卿都替汲黯害怕，甚至有人多次责数汲黯。汲黯说：“天子设置公卿辅弼之臣，难道是要让他们顺从忌讳、迎合心意，使君主陷于不义吗？况且既然已经身居其位，即使爱惜自身，又怎么能顾及朝廷受辱呢？” 《录》说：武帝能够容忍汲黯，却不能容忍颜异，是因为名利方面的交涉压倒了正理。赞美唐尧、虞舜，喜爱殷、周之治，难道是可以用正直的言论来避讳的吗？不是因为真心喜爱而采取它不可得已。穷奢极欲的人，难道能推辞各种欲望交相征取吗？不以刑罚威慑他，就无法制止。因此，关于欲望很多的话虽然存在于他的内心，反唇相讥的言论实际上却损害了他的政治。这就是有的人被诛杀、有的人却没有被诛杀，结果不同的原因。征和四年，皇帝下诏，深刻陈述对过去的悔恨，说：“有人奏请远征轮台，想要修筑亭燧，这会扰乱劳苦天下，并不是使百姓安定的办法。朕不忍听到这样的建议，应当命令官吏把重点放在禁止苛刻暴虐、停止擅自征税、努力发展农业、修治马政、恢复法令以弥补缺失上，只要不使武备缺乏就够了。”从此不再出兵，并封田千秋为富民侯，以表明休养生息、使百姓富足的意图。《录》说：轮台罪己诏和奉天罪己诏相同吗？回答说：不相同。武帝的悔悟发自本心，正所谓鸟将死时鸣叫悲哀，人将死时言语善良。因此，他能够彻底洗去旧日沾染的污秽，走向革新教化。德宗的觉悟依赖陆贽，正所谓君子的德行像风，小人的德行像草；风吹过草，草必然倒伏，所以也能够使叛乱转为治理，使危险转为安定。自古以来，言语感动事物、声音感动人心，从来没有像这样迅速的，确实如此。风云霜露，变化不可预测；日月交食，光辉却难以掩盖。后世的君王，难道可以忽视这些吗？宣帝从民间闻见中兴起，知道民间事务的艰难。霍光死后，他才亲自处理政事，振作精神治理国家，每五日听政一次。从丞相以下，各自奉行职事、上奏政事，陈述自己的意见，考核功劳和才能。侍中、尚书有功劳应当升迁的，以及有特殊善行的，都厚加赏赐，甚至惠及子孙，始终不改变。机要事务周密，品级制度完备，上下相安，没有人怀有苟且敷衍的心意。《录》说：商代有贤圣君主，所以六七位贤臣能够有所作为，是因为他们过去长期在外劳苦。周代有周成王这样的君主，所以能够善于继承前人的事业，也是因为遵守“无逸”的告诫。一般人的性情，如果没有看见可欲之物，就不能激发所喜爱之情；没有看见可憎之物，就不能引发所厌恶之情。宣帝虽然天资高明、喜好学习，假使不是从民间兴起，怎么能够知道民间事务的艰难、吏治的得失，并使汉代中兴与商周的德业相媲美呢？这不只是生于忧患、受磨炼而成才，也更能看见天心的作用了。当时丙吉、魏相一同担任丞相。魏相喜欢考察旧有事例，多次条列汉兴以来国家认为便利而应当实行的政事，以及贤臣贾谊、晁错、董仲舒等人所说的意见，奏请施行。他命令俸禄官吏按照事务巡察郡国。休假从家中返回，到达府邸后，总要报告四方的奇异见闻；有时遇到反贼、风雨灾变，即使郡国还没有上报，也立即奏明。魏相和丙吉同心辅政。丙吉崇尚宽大，喜好礼让，不亲自处理琐碎事务。当时人认为他懂得大体，于是有话说：“高祖开创基业，萧何、曹参最为杰出；孝宣帝中兴，丙吉、魏相声名显著。”后来的丞相，没有人能比得上他们。《录》说：汉代自萧何、曹参以后，所任用的丞相大多是旧日故臣、功臣和武官。武夫目不知文艺，口不谈诗书；至于公孙弘之流，又反而以曲解学术来迎合世俗。唯独魏相从贤良高第出身，以严肃刚毅著称；他遇到孝宣帝，于是能够革除副封制度，进谏停止征伐，收回霍氏的权力，遏制皇帝过度扩张的势头。假使贾谊、董仲舒之流也遇到这样的君主，难道会辜负汉朝吗？可惜啊！我自身不熟悉我后世的事务，反而依照旧有仪式行事。因此君子叹息说，忧虑的不是言论不能建立，而是忧虑德行没有同类。不只是丙吉、魏相声名显赫，也或许是贾谊、董仲舒在地下吐气扬眉了吧。皇帝因为戎狄归顺服从，思念辅佐大臣的功绩，于是在麒麟阁为他们画像，摹画他们的形貌，题写他们的官爵和姓名。唯独霍光不写姓名，只题作“大司马、大将军、博陵侯，姓霍氏”。其次是张安世、韩增、赵充国、魏相、丙吉、杜延年、刘德、梁丘贺、萧望之、苏武，共十一人。他们都因功德和声望而闻名当世，所以为他们表彰扬名，彰明中兴辅佐之臣，使他们与方叔、召虎、仲山甫并列。

译《录》说：麒麟阁画像的次序，大概是以拥立皇帝的功劳为最先。至于画像的用意，则是因为四方夷狄归顺，而追念辅弼大臣的功绩，起初并不是拿苏武的节操来与其他人比较高下。若说这是为了夸示中原人才的兴盛，那么武帝时殚精竭虑，常常寻找能够驾驭的良马和勇猛之士，他为出使绝域所作的谋划已经达到极致。然而李陵、卫律纷纷投降匈奴，能够在十九年中不改变节操的，只有苏子卿一人，这本来足以感叹中原人才的衰落。假使苏武生在世宗朝，必定只会因特殊功劳而授予越级职位，哪里会有白发时书信迟来、黑发却早早变白的遭遇？这是苏武的机遇，并不是汉朝得到的良策，难道又是呼韩邪单于正好遇到困难吗？经生以科举功名为中心的议论，大多不是闻道之言，不能作为训诫。成帝做太子时，喜好饮酒、音乐和宴乐。中山哀王去世，太子上前吊唁却不悲哀，元帝非常怨恨；附马都尉史丹摘下帽子谢罪，皇帝的心意才缓和。等到元帝病重，多次向尚书询问景帝时册立胶东王的旧事。史丹因为是亲近的大臣，得以侍奉皇帝治病；趁皇帝询问独自居寝的事情时，直接进入卧内，叩头伏在青蒲上，流泪说：“皇太子是因为嫡长子的身份而被册立，已经十多年了，名号关系到百姓，天下没有不归心的。如今臣子在道路上听到流言，认为太子有被动摇地位的议论。如果确实如此，公卿以下一定会以死力争，不奉行诏令。臣愿先被赐死，以此向群臣表明。”皇帝的心意受到感动而醒悟，于是对史丹说：“我的病越来越重，不能亲自恢复健康，你要好好辅导太子，不要违背我的心意。”史丹抽泣着起身，太子的地位因此确定，后来终于即位。元延年间，原槐里县令朱云上书求见。公卿在前，朱云说：“如今朝廷大臣全都尸位素餐。臣希望赐给我尚方斩马剑，让我斩下一个奸臣的头颅，以此警戒其余的人。”皇帝问：“是谁？”朱云回答：“安昌侯张禹。”皇帝大怒说：“小臣身居下位却讥讪君上，在朝廷上侮辱师傅，犯死罪而不可赦免。”御史要把朱云押下去，朱云攀住殿上的栏槛，栏槛被折断；朱云呼喊道：“臣能够下去跟龙逢、比干在地下游处，也就满足了。” 御史于是要把朱云带走。这时左将军辛庆忌摘下帽子，在殿下叩头说：“朱云一向以狂直著称。假使他说得对，就不能因为直言而诛杀他；即使他说得不对，也应当容忍他。”皇帝的怒意于是消解。后来要修治栏槛时，皇帝说：“不要更换。”于是仍把它接续修好，用来表彰直臣。《录》说：史丹伏青蒲、朱云折栏槛，都是一时的盛事，却不知道究竟谁得谁失。汉代的祸乱始于成帝，王氏的篡夺则由张禹促成。假如没有史丹的劝谏，又将遇到一个没有决断的君主，汉朝能否仍成为汉朝就难以知道了。假如实行朱云的言论，又将斩下奸人的头颅，王氏能否仍成为王氏也难以知道了。可惜啊！史丹劝谏而事情得以实行，朱云折断栏槛却没有实行他的建议。能够实行的人，可以与之共立大事，却不能与之共谋权变；折槛的人，皇帝听取了意见却没有推究，顺从了劝谏却没有改正。这就是得失之所以分开的地方。《后汉书》记载：南阳人邓禹手持马鞭追随光武帝，到了邺地。光武帝说：“我已经能够专自封授官爵，你从远方来，难道想求仕进吗？”邓禹说：“我不是这个愿望，只希望明公的威德施加于四海，我能够贡献一点力量，使功名垂留于竹帛罢了。”光武帝笑了。于是留下邓禹住宿。邓禹进言说：“如今山东还没有安定，赤眉、青犊之类动辄有数万人；更始帝既是平庸之才，又不能亲自裁断政事；诸将都是庸人，仓促起兵只是把财货作为志向，争相施展威力，早晚只求自己快意罢了，并没有忠良明智之人深谋远虑、想要尊崇君主、安定百姓。明公一向有盛德大功，是天下归向服从的人，军政整肃，赏罚分明而有信用。如今的计策，没有比延揽英雄、努力取悦民心、建立崇高宏大的事业、拯救万民性命更好的了。凭借您的力量谋划天下，天下不足以难定。”光武帝非常高兴。《录》说：谁不愿意使功名垂留于竹帛呢？如果没有贤主，干旱就会造成灾害，神龙也会困顿于浅水；罗网不撤除，祥麟就会遭受灾祸；刘文叔不举用人才，南阳人也只能埋没于草野，怎么能够贡献一点力量呢？如今看邓禹，年纪刚过弱冠，就能够洞察宏大的策略，直想建立汉高祖的事业、拯救万民的性命，这不是草率平庸的一介之士可以相比的。至于他所说德行厚薄的话，又暗合“仁者无敌”的宗旨。这样看来，邓禹远道而来，难道真是想求仕吗？这将更加证明龙兴则云从、麟至则祥瑞应验的道理。他成为开国大功臣，不也是理所当然吗？赤眉暴乱，三辅郡县的大姓各自聚集兵众。光武帝于是派偏将军冯异讨伐他们，车驾送冯异到河南，告诫他说：“三辅遭受王莽、更始帝之乱，又加上赤眉和岑彭所造成的惨酷，百姓陷于涂炭，没有地方依靠申诉。将军如今奉命讨伐各处不守法的营堡，投降者遣送他们的首领到京师；把小民遣散，让他们从事农桑；毁坏他们的营垒，不要让他们重新聚集。征伐并不一定要夺取土地、屠杀城池，关键在于平定局势、安抚百姓罢了。诸将不是不能奋勇作战，只是喜好争功掠夺；乡里本来能够抵御他们，官吏士卒应当想到自我整饬约束，不要让郡县受到异端侵扰。”冯异叩头接受命令，率军向西，所到之处施布威信，许多盗贼纷纷投降。《录》说：皇帝对冯异的告诫，不只是戒备之辞。邓禹一心要平定局势、安集百姓，从这里可以看出把百姓视为子女父母般爱护的心意。仁厚与暴虐本来不能相敌，而冯异、邓禹一体施行仁政；邓禹不轻视时势，能够纠正过枉，大概有时本来就应当这样做，而且还能不失其真实本心，这正是君主值得嘉奖和崇尚的地方。若北宋本来因为任用王安石、童贯、蔡卞之流而导致祸乱，高宗中兴后又任用黄潜善、汪伯彦、秦桧之流，却不认为这是过错，那就是飞鸟以凶兆降临，实在无可奈何了。到了这种地步，也就不足以再责备什么了。明帝永平三年，皇帝思念中兴功臣，于是在南宫云台为二十八将全部画像，以邓禹为首；其次是马成、吴汉、王梁、贾复、陈俊、耿弇、杜茂、寇恂、傅俊、岑彭、坚镡、冯异、王霸、朱祐、任光、祭遵、李忠、景丹、万修、盖延、邳彤、姚期、刘植、耿纯、臧宫、马武、刘隆；又加上王常、李通、窦融、卓茂，共三十二人。因为与椒房有亲属关系的人，唯独不列入其中。

译《录》说：我看云台上的诸将，他们谋略和气象似乎比不上西汉开国的大功臣，却能够成就盖世的名声，这是为什么呢？大概汉高祖善于统率将领，光武帝善于统率士兵。豁达而能任用大才，是统率将领的才能；才智明敏、勇敢有谋略，是统率士兵的根本。因此背水列阵，即使汉高祖也不能预先知道；而昆阳之战，却是光武帝凭此取得胜利。借箸筹谋，非张良不能做到；聚米为山的谋划，光武帝却能看在眼中。假使汉高祖遇到寇恂、邓禹，恐怕未必能很快取得晚年的功业；假使光武帝驾驭韩信、彭越，恐怕也未必能成就垓下之战的功绩。两汉的将领，所遇时代和君主各不相同，但他们取得成功这一点却是相同的。《弘道录》第十三卷完。＃１：“不”字原文缺失，依据文义补入。＃２：“年”字原文缺失，依据文义补入。＃３：“善”字原文作“喜”，依据文义改正。《弘道录》第十四卷。义。君臣之义。诸葛亮《出师表》说：“先帝创业还没有完成一半，就在中途去世了；如今天下分成三国，益州疲惫困顿，这确实是形势危急、决定国家存亡的时刻。然而宫廷内的侍卫之臣毫不懈怠，朝廷外的忠诚将士舍身忘死，大概都是追念先帝的特殊待遇，想要报答陛下。实在应当扩大圣明的听闻，来发扬先帝留下的德行，振作志士的气概；不应当妄自菲薄，说话引用失当，以致堵塞忠臣进谏的道路。宫中和府中都是一个整体，升降赏罚、评论善恶，不应当有所不同。若有作奸犯科以及尽忠行善的人，应当交给主管官员，判定他们应受的刑罚和赏赐，以彰明陛下公平清明的治理；不应当偏爱私下徇情，使宫内和宫外采用不同的法令。侍中郭攸之、费祎、董允等人，都是善良诚实之士，志向和思虑忠诚纯正，是先帝选拔出来留给陛下的。我认为宫中的事情都应当拿来询问他们，他们一定能够弥补缺失、纠正疏漏，取得更多的益处。将军向宠，品性行为善良公允，通晓军务，先帝称赞他有才能，众人商议推举向宠担任都督。我认为军营中的事情都应当拿来询问他，他一定能够使军队和睦，才能高低各得其所。亲近贤臣、疏远小人，这是前汉兴盛的原因；亲近小人、疏远贤士，这是后汉倾覆衰败的原因。臣本来是平民，亲自在南阳耕种，只求在乱世中保全性命，不求在诸侯中闻名显达。先帝不因为臣身份卑微、见识浅陋，反而亲自屈尊，三次到草庐来拜访臣，向臣询问当时的政事；因此臣深受感动，答应为先帝奔走效命。后来又遇到兵败，在军队败亡之际接受任命，在危难之间奉行使命，到现在已经二十一年了。先帝知道臣谨慎，所以临终时把辅佐后主的重任托付给臣。臣接受命令以来，早晚忧劳，唯恐托付的事情不能成功，因而损伤先帝的明察。所以五月渡过泸水，深入不毛之地。如今南方已经平定，武器装备已经充足，应当激励率领三军，向北平定中原。这是臣用来报答先帝、尽忠于陛下的职责。至于斟酌事情的损益，进献忠言、竭尽谏诤，则是郭攸之、费祎、董允的责任。希望陛下把讨伐贼寇、复兴汉室的成效托付给臣；如果没有成效，就治臣的罪。陛下也应当亲自谋划，询问考察治国的良策，明察并采纳正确的言论，追念先帝的遗诏。如今将要远行离别，面对这篇表章哭泣流泪，不知道说了些什么。” 《录》说：诸葛亮的忠贞，难道可以轻视吗？能够辅佐的，就辅佐他；不能辅佐的，就自己取得天下。这是昭烈帝临终时的命令，诸葛亮不免要在当时奉行它。追念先帝的特殊待遇，想要报答陛下，这是武侯卓越绝伦的见识，他断然以义来奉行。董卓、袁绍、曹操、司马懿之流接连出现在前，而诸葛亮却有两篇表章发誓自守。譬如妖异污浊之物交相涌流，而景星却穿行其中；顽固昏暗、淫乱毒害之气腾涌而起，而日月却焕然大放光明。他说宫中和府中都是一个整体，不只是家人骨肉之间的相互告诫，实际上还关系到后主的存亡；他说亲近贤臣、疏远小人，也不只是切近于应当警惕殷鉴，实际上还关系到万世治乱的根由；他说陛下也应当亲自谋划，询问考察治国良策，明察采纳正确言论，也不只是生前最大的愿望，实际上还关系到死后汉朝事业的最终成败。所以说：诸葛孔明是三代人物，管仲、乐毅都不值得拿来评论了。《后出师表》说：“先帝深思汉朝与贼寇不能两立，王业不能偏安于一隅，所以把讨伐贼寇的任务托付给臣。以先帝的明察衡量臣的才能，他当然知道臣讨伐贼寇，才能弱而敌人强；然而不讨伐贼寇，王业也会灭亡。只是坐着等待灭亡，和讨伐贼寇相比，哪一个更好呢？所以先帝把任务托付给臣而不怀疑。臣接受命令的那一天起，就再也不能安睡，吃饭也觉得没有滋味。臣并不是不爱惜自己，只是王业不能偏安在蜀都，所以冒着危难来奉行先帝的遗志，而议论的人却说这是错误的计策。如今贼寇正因在西方作战而疲惫，又在东方忙于战事，兵法说应当趁敌人疲劳进攻，这正是进军趋击的时机。汉高祖的明察如同日月，谋臣的智略深远，然而仍然经历险阻、遭受创伤，最后才转危为安。如今陛下还比不上汉高祖，谋臣也不如张良、陈平，却想凭借长远谋略取得胜利，坐等天下安定，这是臣所不能理解的。自臣到达汉中，中间不过一年罢了，然而已经失去了赵云、阳群等人。他们都是数十年之内从四方聚集来的精锐，并非一州所有的人才。如果再过几年，又将凭什么谋划对付敌人呢？如今百姓穷困、军队疲惫，而事情又不能停息。事情不能停息，那么留在这里和出兵行动，劳费正好相等；难道不应该趁着还没有完全空虚时谋划进取吗？” 难以预料的，是事情的发展。过去先帝在楚地兵败，当时曹操拍手，以为天下已经平定。后来先帝向东联合吴、越，向西夺取巴蜀，发兵北伐，夏侯渊丧命。这是曹操的错误谋划，而汉朝的事业将要成功了。后来吴国又违背盟约，关羽兵败，秭归遭遇挫折，曹丕称帝。凡事都是这样，很难预先看见结果。臣一定恭敬谨慎，竭尽力量，直到死后才停止。至于成败、利害和顺逆，并不是臣的明智所能预先看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