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道录卷之四十一

译编者按：这是大贤人的话，切中世人的弊病，万世都不可改变。尧的儿子丹朱开明，舜的儿子商均有让德，假如不是极其圣明的人，谁能舍弃自己的儿子而立别人的儿子，何况后世那些沉溺于溺爱的人呢？假如没有一定的限制而任由人意行事，那就是自取祸患，后果多得说不尽。至于占卜，古人虽然不废止它，也只是不得已而采用权宜办法，并不是智慧真正得到的结果。《左传》记载：晋文公赏赐跟随他流亡的人，介之推没有开口求禄，赏禄也没有涉及他。介之推说：“献公有九个儿子，如今只有国君还在。惠公、怀公没有亲近的人，内外都抛弃了他们。上天没有断绝晋国，必定将有君主。主持晋国祭祀的人，不是国君又是谁？这是上天实际安排的，然而那几个人却把它认为是自己的力量，不是欺骗吗？偷窃别人的财物，尚且称他为盗贼，何况敢贪取上天的功劳吗？下面的人把罪行说成义，上面的人又奖赏奸邪，上下互相蒙蔽，难以和他们相处。”他的母亲说：“你为什么不也去求取禄位呢？这样死了又有谁会知道？”介之推回答：“明知是过错还去仿效，罪过就更重了。而且我已经说出怨言，不应再吃国君的俸禄。”母亲说：“也可以让国君知道你的功劳，怎么样？”介之推回答：“言语，是装饰自身的文采。自身将要隐居，还要用言语来装饰自己吗？这就是求取显达了。”母亲说：“能这样做吗？那我和你一起隐居。”于是母子一同隐居而死。晋文公寻找他没有找到，便把绵上封给他作为祭田，说：“用来记载我的过错，并且表彰善人。” 编者按：介之推把绵上舍弃，难道不如晋国启用南阳一带的人吗？温地的祸难发生时，上天还没有厌弃周室，子带在上违背伦常，下面不能奉养，国家灭亡已经指日可待，秦伯于是把功劳归于自己。文公却把这件事夺来作为自己的功劳，只是和乞丐偶然听闻一件事不同；至于在艰难草创中辗转十九年，原本并不是一朝一夕造成的。介之推没有得到禄位，难道还能要求君王为他彰明功业吗？不过，隐居的是他的自身，显扬的是他的名声。介子推真是君子啊！否则，若把一切都推给仇怨、归于偷窃，难道真的可以一句话也不说吗？一旦说出来，就会成为寺人和阉竖那样的人；介子推不说，正是应该的。晋国叔向的母亲看到叔虎的母亲美貌，却不让她出嫁。她的儿子们都劝谏，母亲说：“深山大泽，正是蛟龙产生的地方。她如此美丽，我担心她会生出龙蛇般的人来，给你们带来祸患。”后来派人去看她的寝室，她生下叔虎，果然美貌而有勇力，喜欢怀抱玉璧的怀公之子，因此反过来参与祸乱。等到叔向想娶申公巫臣的女儿为妻，他的母亲说：“子灵的妻子，使三个丈夫、一个国君和一个儿子遭受祸患，还使一个国家、两位卿大夫灭亡了。难道可以不吸取教训吗？我听说，极其美丽的人必然有极其丑恶的一面。她是郑穆公少妃姚子的女儿，也是子貉的妹妹。子貉早死而没有后代，上天把美貌集中在她身上，将来一定会因此大有所得。”叔向害怕，不敢娶她；晋平公强迫他娶了她，生下伯石。伯石刚出生时，子容的母亲跑去拜见叔向的姑母，说：“长叔姒生了个男孩，请姑母去看看。”到了堂上，她听到孩子的声音，皱眉返回，说：“这是豺狼的声音。狼子有野心，如果不是这个孩子，羊舌氏也不会灭亡。”于是始终没有去看他。编者按：我看羊舌氏这位母亲的智慧，实在很值得称道，不能因为她是伯石的姑母就小看她。上面有圣明的时代，才有使家族成就的深远条件；内有贤德的妇人，才有深厚的辅助。一个人能否用世、能否彰明德行端正，正取决于这些；何况伯石是杀害君亲、败坏国家、毁灭家庭的人呢？礼法规定世代有刑人不娶，这句话也可以说没有被坚决执行。伯石博闻多识，不过是他的糠秕而已。因此君子一定要致力于诚意正心、修身齐家，一丝一毫都不能苟且，一件事情都不能疏忽；由此推广到子孙后代，没有不善的。《国语》记载：祁奚辞去军尉之职，晋平公问他：“谁可以接任？”祁奚回答：“臣的儿子祁午可以。”有人说：“选择臣下不如国君，选择儿子不如父亲。”祁午年少时，柔顺而听从命令，出游时有卿士陪同，居家时有适当的处所，喜好学习而不嬉戏；成年后，意志坚强而听命，守成而不放纵；加冠之后，平和安稳而恭敬，能以柔和恩惠对待小事，却能镇定地处理大事，有正直的本质而没有浮荡的心性，不合义理就不改变，不合君上之意就不举动。假如面对大事，他的贤能可以超过臣。臣请求推荐他，只是尽我所能作出选择，至于是否合义，则由君主来判断。”晋平公于是让祁午担任军尉，后来晋平公的军队没有发生弊政。编者按：我看祁奚的话，和如今寒门之士教育儿子有什么不同呢？从少年到壮年再到加冠，把人的品行容貌描写得十分详尽；人要善于承继父命，竟能达到这种程度吗？如今人们看见一个子弟，好像美玉珪璧一样，谁不喜爱、羡慕他，却不知道他平日悠游涵养、切磋琢磨，内心究竟是怎样勤勉不倦的。幸好祁午达到这样的程度，又幸好祁奚能够做到大公无私而没有嫌疑。这父子之间的恩情如天地般深厚，明白如日月般昭著，哪里只是一个军尉的问题呢？再看晋国强盛时，赵文子孤儿一般，却成就了完备的事业；范文子蒙受恩宠，却更加崇尚恭敬谦让。等到晋国衰败时，长子像伯鲁一样，却连一句话也无从措置；疆臣像智瑶一样，却让五位贤者都受到凌辱。这些都可以在这里得到验证。它不只是关系到一个家族的命运，实际上也关系到国家的国运。何况今天天下统一，贤才汇聚，难道可以不致力于预先培养吗？”}], 《通鉴》说：赵简子的儿子，长子叫伯鲁，次子叫无恤。他将要确定继承人，却不知道该立谁，于是把训诫的话写在两片竹简上，交给两个儿子，并命令说：“谨慎地记住它。”两年后，他询问二人，伯鲁一句也说不出，索要竹简时，竹简已经丢失了；再问无恤，无恤把上面的训辞背诵得十分熟练，索要竹简时，便从袖中取出呈上。于是简子认为无恤贤能，立他为继承人。《录》说：赵简子难道比智宣子贤明吗？智宵因拾取而获得继承权，赵无恤因置备竹简而获得继承权，祸福的变化为什么如此悬殊！《象传》说：“需”，就是等待。前面有险阻，却能刚健而不陷入其中，所以其义是不困穷。智宵的狠毒表现在脸上，智瑶的狠毒藏在心里，难道不能等待时机而取得成功吗？三家分割晋国，彼此势不两立；智瑶却刚愎自用，陷入不义，距灭亡还能有几天呢？所以，鞅的竹简，三年以后才询问，正是所谓“在郊外等待，利于有所警惕”；无恤的水，积到三版之后才决口，正是所谓“在血中等待，从洞穴中出来”。古人防备灾难到了极点，祸福由自己招致的道理也看得十分清楚了。

译秦国攻打赵国，赵王向齐国求救。齐国说：“一定要把长安君送来做人质。”赵太后不同意，齐军便不出兵。大臣们极力劝谏，太后怒道：“再有谁说要把长安君送去做人质，我一定吐他一脸唾沫。”左师触龙于是希望拜见太后。太后怒气冲冲地等他进来。触龙慢慢快走几步，向太后道歉说：“老臣脚有病，很久不能进宫拜见您了，私下里担心太后的身体有什么不适。”太后说：“我还扶着车辇行走。”触龙又问：“饮食还没有因此减少吗？”太后说：“只喝些粥罢了。”太后的脸色稍稍缓和了，便说：“老臣有个不成器的小儿子舒祺，年纪最小，我私下里疼爱他，希望能得到一个黑衣卫士的职位，来守卫王宫。”太后说：“男人也疼爱小儿子吗？”触龙回答：“比妇人还厉害。”太后笑道：“妇人更厉害。”触龙说：“老臣私下认为，您疼爱燕后胜过疼爱长安君。”太后说：“您错了，远不如疼爱长安君。”左师说：“父母疼爱子女，就要替他谋划长远。我常听说您送燕后出嫁时，拉着她的脚后跟哭泣；祭祀时又为她祷告，一定不要让她回来。这难道不是替她谋划长远，希望她的子孙世代在燕国做君主吗？”太后说：“是这样。”左师说：“从现在往前三代，到赵王的子孙被封为侯的，他们的爵位还有能继续传下去的吗？” 太后说：“没有。”左师说：“这是因为近的祸及自身，远的祸及子孙。难道君主的子孙一被封侯就都不贤良吗？只是地位尊贵却没有功劳，俸禄优厚却没有劳绩。如今您使长安君地位尊贵，又把肥沃的土地封给他，给他许多贵重器物，却不让他建立功劳。现在如果让他为国立功，一旦您去世，长安君凭什么在赵国立足呢？”太后说：“好吧，任凭您来安排他。”于是为长安君准备了百辆车，送他到齐国做人质。齐国这才出兵，秦军也因此退走。《录》说：左师使太后醒悟，与四位老人安定刘氏天下的事，伊川先生都记载在《程传》中，果真是这样吗？回答说：不是这样。左师的劝谏从容不迫，出于爱护亲人的感情，始终没有违背良心。这就是所谓“从门缝中纳入约束”，用来打通对方一时蒙蔽的心念。吕后凭借权势劫持张良，所以张良便借四位老人劫持皇帝。这就是所谓“用沾湿的衣物救济一时的急难”。唉！哪里有身居大位，却使天下人伸长脖子，愿意为太子赴死的呢？所以，皇帝接受善言像转动圆物一样迅速，是天资美好；轻率应对而多有谬误，是不学习的过错。《列女传》说：孙叔敖是楚国令尹，他的母亲就是孙叔敖的母亲。叔敖小时候出游，看见一条两头蛇，便把它杀死埋了。回家见到母亲后哭泣。母亲问他原因，他回答：“我听说看见两头蛇的人会死。今天我出游看见了它。”母亲问：“蛇现在在哪里？”他回答：“我怕别人再看见它，已经把它杀死埋掉了。”母亲说：“你不会死了。行善而不让人知道的人会得到公开的福报，德行能够胜过不祥，仁爱能够消除各种灾祸。上天处在高处，却能听见下民的声音。《尚书》不是说过吗？‘皇天没有亲疏，只辅助有德的人。’你沉默守德，一定会在楚国兴盛。”等到叔敖长大，做了令尹，君子称赞叔敖的母亲懂得道德的次序。《诗经》说：“母亲圣明善良。”说的就是她。《录》说：叔敖的母亲，听察得多么明敏啊！叔敖刚开始说出这件事时，事情本身未必值得高兴；但母亲一转念之间，气度自然就非同寻常了。她所说的阴德之报，未必一定如此；但这种圣明善良的智慧，是古来少有的，更足以使人相信，君子立心，不能残害百姓、伤害万物。一条蛇尚且担心别人再次看见，何况任意让人施行暴虐呢？马服君赵奢的妻子，是赵括的母亲。秦国攻打赵国，孝成王任命赵括为将。他的母亲对赵王说：“赵括不能任用。”赵王问：“为什么？”她说：“当初我侍奉他的父亲赵奢时，赵奢做将军，每天亲自供给饭食的将士有几十人，交往的朋友有上百人，大王和宗室赏赐的财物，全都拿去分给军队；官吏、士卒和大夫接受命令时，他从不问家里的事情。如今赵括做将军，早晨一出门，军吏没有敢抬头看他的；所得金帛，带回家全都收藏起来，还说：‘看看有没有便利的田地住宅可以买。’大王认为他像他的父亲吗？父子二人不同，持守的心志各异，希望不要派他出征。”赵王说：“我的决定已经定了。”母亲说：“大王最终还是派他去，如果他不称职，我能不能不受连坐？”赵括出发后，赵军果然战败，赵括战死，军队覆灭。因为他的母亲事先劝谏过，所以最终没有加罪于她。《录》说：赵括不能任将，他的父亲知道，他的母亲也知道，唯一不知道的只是赵王。当时六国凭借残存的气力苟延求存，自己招致覆亡。所以，他们先丧失了辨别是非的本心，又不能胜过急于求成的欲望，没有时间回头反省、顾念这些道理。这就是孟子深深感叹“上天降下的灾祸还可以躲避，自己招致的灾祸却不能活命”的原因。《汉书》说：棠邑侯陈婴的母亲。起初陈婴任东阳县令，县中官吏和百姓一向受到他的恩惠，都称他为长者。秦二世时，东阳少年杀死县令，聚集数千人，想推立一位首领，于是请陈婴出任。陈婴推辞说不能胜任，众人强行拥立他，想让他称王。他的母亲说：“我做你家的媳妇时，听说你家祖先的事情，地位并不显贵。如今突然得到大名声，不是吉祥之兆。不如把军队交给别人；事情如果成功，还能得到封侯，失败了也容易脱身逃亡，可以不被人指名道姓地追究。”陈婴听从母亲的话，把军队交给项梁。项梁任他为上柱国。项氏失败后，陈婴后来归顺汉王，果然因功封为棠邑侯。丞相、安国侯王陵的母亲。王陵起初是县邑豪杰，高祖地位低微时，凡事都侍奉他。高祖在沛县起兵后，王陵也聚集数千人，等到高祖被封为汉王，王陵便把军队归属汉王。当时项羽与汉王为敌，设法得到王陵的母亲，便把她安置在军中。王陵的使者到来时，项羽便把王陵母亲捆绑着放在那里，想用她招降王陵。后来，王陵母亲私下送走使者，哭着说：“替我告诉王陵，好好侍奉汉王。汉王是长者，不要因为我这个老妇人而怀有二心。”说完便伏剑自杀。王陵后来与高祖平定天下，官至丞相，封侯，爵位传了五代。《录》说：范增在这件事上真应该惭愧。项羽不能辅佐，连妇人女子都知道。可悲啊！他活了七十多年，在陈婴母亲面前显得怯弱，死后又在王陵母亲面前显得卑劣吗？假使范增能够劝项羽履行进入关中的约定，保住鸿沟的界限，就不会断绝项氏的祭祀；如果能说明上天灭亡项氏的意旨，转回舞剑的锋刃，也不会失去项伯的封赏。两件事他都错过了，难道是他的智慧不如这两位母亲吗？即便如此，这两位母亲的见识，是顺势而行，比较容易；范增所面对的，却是逆势劝阻，十分困难。君子处在艰难而重要的时刻，如果有幸被这两个儿子任用，便成就了贤母的名声；如果不幸成为范增，就只能白白归入天下人的厌恶之中吗？

译《史记》说：晁错为人严峻刚直，苛刻深刻。文帝时，他以上书陈述便宜之策，被提升为太子家令；因为善于辩说，得到太子宠幸，被称为“智囊”。他多次上书，谈论削弱诸侯之事，以及可以修改确定的法令。文帝没有采纳，却惊异于他的才能，升任他为中大夫。太子赞赏晁错的计策，等到即位后，任命他为内史。晁错多次请求单独进言，所说的事太子总是听从；他的宠幸压过九卿，法令也多有修改。丞相申屠嘉认为这不妥，常常想设法杀掉晁错，却没有成功；晁错因此更加显贵，升任御史大夫。他全面搜求诸侯的罪过，收取他们的支郡，修改法令三十章，诸侯都惊惧喧哗。晁错的父亲听说后，从颍川赶来，对他说：“皇帝刚即位，你作为外臣却掌握权柄，侵削诸侯。疏远骨肉，舆论中怨恨的人很多。这是为什么？”晁错说：“本来就是这样。如果不这样做，天子就不尊贵，宗庙就不安定。”父亲说：“唉！刘氏安定了，晁氏却安定了吗？”于是服药自杀，说：“我不忍心看见灾祸牵连到自己。”他死后十多天，吴、楚七国果然反叛。《录》说：我看《史记》所说的“智囊”有两个人，但各自都有受到蒙蔽的地方。樗里子被胡清蒙蔽，晁错被袁盎蒙蔽，难道是他们喜欢智慧却不喜欢学习吗？即便如此，晁错想削弱诸侯，差不多可以说是为了国家而忘记自身；但最后反而亲身遭到杀戮，成为天下人的笑柄。秦昭王听从范雎的劝谏，最终能够保全自身，退居渭南章台之中；汉景帝反而比不上秦昭王，这一点也很明白了。至于晁错父亲的见识，难道来得太晚了吗？河南太守严延年的母亲，生了五个儿子，都做到二千石，人们称她为“万石严妪”。严延年任太守时，所到之处都以严厉能干著称。冬月，他把所属县的囚徒押送到府中审判，血流数里，人们称他为“屠伯”。他的母亲常从东海来到洛阳，恰好看见这种情形，大为惊骇，停在都亭，不肯进入府中，于是责备严延年说：“你有幸担任郡守，却没有听说你施行仁义教化、保全安定愚民；反而只凭刑罚，多杀人，想用这种办法树立威势，难道是做百姓父母官的本意吗？天道神明，人不能任意杀戮。我没想到自己竟会看见壮年儿子遭受刑戮。走吧，离开你回东海去，只等着清扫墓地罢了。”一年多以后，太府丞上奏列举严延年的十多项罪行，交给御史审查验证，严延年终于被弃市。东海人无不认为他的母亲贤明有智慧。《录》说：可叹严延年的母亲不像古代贤母。胎教和孟母三迁，都是古代贤母预先培养这种心志、广泛为仁德设置防护的方法。严延年的母亲如果真能仔细察知延年内心所存，培养他不偏不正的品性，抑制他过分的性情，使他从小就学习仁厚，长大后风范自然纯正；成年后施政，怜悯体恤之情也会处处体现。假如内心没有不忍之心，即使赏赐他不残暴，哪里会有号称“屠伯”而能够保全自身的呢？实际上，他承受了清扫墓地的惨痛，只空有贤明有智慧的名声；严母不像古代贤母。可悲啊。京兆尹隽不疑的母亲慈明而善于教子。不疑担任京兆尹，巡视各县、审录囚徒回来后，他的母亲总要问他平反了多少案件、救活了多少人。如果不疑说平反的案件很多，母亲便欢喜微笑，饮食、说话的神态也和平时不同；如果他说没有释放多少人，母亲就生气，甚至因此不吃饭。所以不疑任职时严明而不残酷。君子说，这样的母亲可以说是“永远赐福给你的同类”了。《录》说：我看隽不疑的母亲，与严延年的母亲不同。教育子女贵在预先教导。不疑没有因辨明而丧失钱财，本来就不是屠伯一类的人；慈明的母亲善于教导，也没有清扫墓地的忧患。儿子成就了好的名声，母亲也为自己留下了福庆，难道不是既明智又有哲理吗？《后汉书》说：吴祐的父亲吴恢任南海太守。吴祐十二岁时随父亲赴任，吴恢想砍取青竹，制作竹简来抄写经书。吴祐劝谏说：“如今父亲越过五岭，远在海滨。当地风俗确实鄙陋，但过去常有珍奇怪异之物，上面会被国家猜疑，下面会被权贵亲戚觊觎。如果这部书写成，装载它需要两辆车。过去马援因苍茧而招来诽谤，王阳因衣囊而陷入名声嫌疑之中，这实在是先贤所谨慎的。”吴恢于是停止了这件事，抚摸着他的头说：“吴氏世代不缺少像季子这样的人了。”吴祐长大后，有识别人物的明察力，被举为孝廉，任胶东相，以身作则，属吏不忍心欺骗他。啬夫孙性私自征取百姓财物，买衣服送给他的父亲；父亲得到后很生气，催促他回去认罪。孙性暂时害怕，便到官署拿着衣服自首。吴祐说：“属吏因为孝敬亲人而蒙受迂腐的名声。所谓从人的过错中观察他，这才知道他的仁心。”便让他回去向父亲道歉，并把衣服还给父亲。《录》说：由吴祐的见识来看，赵广汉的钩距之术、张敞的絮舜之举，就有一些不是出于天性了。这是天性本身的明察，智慧并不需要后天教导。特此记录。《晋书》说：陶侃的父亲陶丹，母亲是湛氏。陶丹在吴国做官，任扬武将军；湛氏是侧室，生下陶侃。陶家贫困，湛氏靠纺织来供给家用，并让陶侃结交胜过自己的人。鄱阳孝廉范逵寄宿在陶侃家，当时下着大雪，湛氏便剪下头发换取酒菜，与范逵尽情欢乐饮酒，即使仆从也得到超过预期的款待。到了范逵要离开时，家中已经没有柴薪，湛氏便拆下自己的卧床当柴烧，并亲自喂马。陶侃任浔阳督运粮食时，曾把一坛腌鱼送给母亲，母亲封好退回，并责备他说：“你把官物送给我，不仅不能增加我的利益，反而增加了我的忧虑。”范逵听说后叹息说：“没有这样的母亲，就不会有这样的儿子。”他把陶侃推荐给庐江太守张夔，张夔征召了他。后来陶侃因军功任江夏太守，加授鹰扬将军，准备盛大的仪仗迎接母亲，乡里都以此为荣。周顗的父亲是周浚，母亲李氏，字络秀。周浚任安东将军，有鉴识人物的才能。他曾出猎遇雨，停宿在李氏家中，恰好她的父兄都外出。络秀听说贵人到来，便和一个婢女在内室宰杀猪羊，准备了几十人的精美饭食，做好后却听不见一点人声。周浚感到奇怪，叫人察看，只见一位非常美丽的女子，于是请求娶她为侧室，但她的父兄不同意。络秀说：“门户衰败，何必吝惜一个女儿？如果与贵族联姻，将来或许会得到很大的益处。” 于是他们答应了。络秀生了周顗、周嵩、周谟三个儿子，三人都位列显贵。一次冬至置酒，她举杯赐酒给三个儿子，说：“我当初渡过长江，没有立足之处，没想到嫁入显赫的华族，你们都显贵起来，并列在我眼前。我还有什么忧虑呢？”周嵩起身说：“恐怕未必如母亲所希望的那样。伯仁志向很大而才干不足，名声很重而见识不足，又喜欢乘人之危，这不是保全自身的办法。我的性情抗直，也不能容于世；只有阿奴平庸碌碌，大概能在母亲眼前终老。”阿奴是周谟的小字。后来果然像他说的那样。

译《录》说：我看陶士行和周伯仁的母亲，可以说是敏锐而通达。她们都出身微贱，又都是侧室，本来就不受世俗门第的限制。只是对于剪发和整治饭食的事情，有人或许会感到怀疑。一根头发很微小，能值多少钱，怎么能够让客人尽情饮酒？一个柔弱女子，在仓促之间又没有多少帮手，怎么能够同时完成宰杀和准备饭食？难道是因为她们贤明的声誉一向流传，即使到了剪发也不愿停止；精美整齐的饭食一向有名，即使需要供几十人也毫不推辞，后来才把这些传说当作事实吗？至于周嵩得到精英般的才能、周顗成为朝廷屏障，虽然是人的谋划，实在也有天意存在其中，这是无法测度的。《弘道录》卷四十一完。＃1：“严”字原作“颜”，根据文义改正。＃2：“严”字原作“颜”，根据文义改正。《弘道录》卷四十二。智。父子的智慧。《唐书》说：贞观二十三年夏四月，太宗患病，对太子说：“李世勣才智有余，但你与他没有恩德，他只是不肯归心服从你。我现在把他贬黜，如果他立即赴任，等我死后，你就任用他为仆射，亲近信任他。如果他徘徊观望，就应当杀掉他。”于是任命李世勣以同中书门下三品出任叠州都督。世勣接受诏令后，没有回家便离开了。录文说：唐太宗连自己的儿子都不能庇护，孙子也落得这样的结局，岂不是应该的吗？托付孤儿的诏命还没有施行，托付给“绩”的话却先传入了，这就是教导其“馅一”的原因。大概唐太宗本来就倚仗权术、任意施为，长于任用人，却不善于观察事物，所以今天的心腹重臣，到了日后就可能成为仇敌；今天的智谋计策，到了日后就可能成为祸患的根源。他自以为得计，却不知道李绩这个人，既然不难于侍奉皇帝，又怎么会安于不背叛“密”呢？起初，他只把“一须之剪”当作谋划社稷的办法，哪里知道鹰犬的气量，还会顾念其他事物呢？到了最后，他竟想凭借“去鞅”的旧有智谋，留下安定刘氏天下的长远谋划，悖谬也太严重了。这件事关系到唐朝的宗庙社稷，不能不记录下来。睿宗元年，皇上将要册立太子，因为宋王成器是嫡长子，而平王隆基又有大功，疑惑而不能裁决。成器推辞说：“国家安定时，应当先立嫡长子；国家危急时，应当先立有功之人。如果违背这个适宜的原则，四海都会失望。臣到死也不敢处在平王之上。”他流着眼泪坚决推辞了好几天，大臣们也多说平王功劳很大，最适宜册立。刘幽求说：“臣听说，除去天下祸患的人，应当享有天下的福分。平王拯救社稷的危难，救援君主和亲属的祸难，论功劳没有谁比他更大，说德行也最为贤明，没有什么可疑的。”皇上听从了他的意见，册立平王隆基为太子。《录》说：人人都说，庐陵王复辟，是唐朝天下再造一次；却不知道，真正使天下再造的，是平王李隆基被立为太子。震卦代表长子。至于李建成、李承乾以及陈王李忠，都平庸低劣，没有相似的长子德行，正是所谓“震卦初爻惊惧不安，目光惊疑不定”的人，最终也一定灭亡罢了。至于唐中宗，昏庸愚暗尤其严重：起初内心受到羞辱却不顾惜，低头被废弃也不以为耻；后来生活在忧患中却不自知，受制于妻子而不加以顾恤，正是所谓“震卦在泥中，光明尚未显现”。等到玄宗显然奋发震怒，震动惊醒天下，群小邪曲的心思才被揭露，长期积聚的阴气才被神尧皇帝的后裔振作起来。因此，事物没有失去原有的根本，正是所谓“震惊百里，不丧失祭祀用的酒勺”，可以守护宗庙社稷，成为主持祭祀的人。观察玄宗的出手行动，才可以看见这一点。权皋，是唐朝宰相权德舆的父亲。他凭借才名被任命为安禄山的从事中郎，想暗中离开，又暗自察觉安禄山有异志，担心祸及老母。恰逢安禄山奉命押送俘虏到京城，回程经过福昌，县尉仲谟是权皋的妹婿，权皋秘密与他定下计策。到达河阳时，权皋假称病重，召来仲谟；仲谟到后，假装哀哭，安禄山于是没有怀疑，允许权皋的母亲回去。权皋便换上便服隐藏踪迹，在淇门等候母亲，日夜奉侍她向南逃走。等他们渡过长江，安禄山已经反叛，因此权皋的名声传遍天下。采访使高适上表荐举他为判官。永王李璘作乱时，许多士大夫遭到劫掠，权皋又改名换姓才得以免祸。玄宗在蜀地听说后，赞赏他的行为。李华、柳识等士君子都敬仰权皋的德行，认为把天下的善行集中在一个人身上，也不过如此。权德舆四岁能作诗，七岁已经能写孝悌文章，十五岁写成文章数百篇，名声日益显著。韩洄征召他任从事，他参加秘书省考试，后来任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自贞元至元和三十年，他作为朝廷的羽仪，性情正直明亮、宽厚仁恕，举止言语全无外在矫饰，温雅风流，为当时人所推重；尤其长于著述，六经百氏都曾游心研习，其文章雅正而宏博，当时人把他视为宗师。《录》说：我看权皋陷入敌虏巢穴之中，可以说是没有办法了；但他最终能够保全自身，奉养母亲，不仅保全了节操和名声，而且还使福庆积聚于后代。韩洄、王定常评论权皋可以担任宰辅、师保，最终看来并非空话。父子二人都守持贞正、文章和孝德，成为朝廷的羽仪，难道不是明智通达的君子吗？符令奇的儿子符璘，起初任卢龙神将。适逢幽州发生动乱，他逃奔昭义；田悦抗拒朝廷命令，符令奇秘密对符璘说：“我阅历世事已经很多了。自从安史扰乱纲纪以来，几乎没有多少人能够幸存。我看田氏灭亡已经没有几天了。你如果能够把自己交给朝廷，做唐朝的忠臣，我也可以名扬后世。”符璘哭着说：“田悦是残忍的人，临近他会遭到祸害，实在可怕。”符令奇说：“如今朝廷大军从四面合围，我们这些人如同砧板上的肉。你如果不去，我死后尸体也会暴露在叛逆之地，怎么办？”符璘便与父亲泣别。当时朝廷派马琼讨伐田悦，符璘投降。田悦大怒，严厉责骂他忘恩负义、背叛主上，说他早晚都会死。符璘说：“即使身死，又有什么可后悔的？”朝廷下诏授他特进，并对符令奇说：“我教儿子顺从朝廷，他却因此遇害。”燧任命符璘为军副，一次见到赵元昊，知道他必然叛乱，便封符璘为义阳郡王，又上表申明其父的冤屈，加授左散骑常侍、户部尚书。《录》说：这件事与权皋等人的事相比，符令奇确实是死了，而权皋还只是暂时假借名义罢了。但史书没有列举他的卓越行为，难道是因为他的儿子没有位居宰相吗？应当把这件事记录下来。《宋史》说：曹璨、曹玮，都是曹彬的儿子。曹璨沉着坚毅而多智，曹彬认为他很像自己，特别钟爱他，授任河阳节度使、同勾当章事。曹玮沉着勇敢而有谋略，喜欢读书，通晓《春秋》三传，对《左传》尤其精深。李继迁反叛时，诸将多次出兵却没有功效。太宗问谁可以担任将领，曹彬说：“臣的小儿子曹玮可以胜任。”太宗立即召见他，以本官兼任知渭州，当时曹玮十九岁。曹彬患病时，真宗前往探视，并询问身后之事。曹彬回答：“臣没有什么事情可说，臣的两个儿子才器都值得取用。如果臣举荐他们，都足以担任将领。”皇上问他们的优劣，曹彬回答：“曹璨不如曹玮。”后来曹玮建立功勋，与曹彬一同配享庙廷。曹彬配享太祖，曹玮配享仁宗，真是没有比父亲更了解儿子的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