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道录卷之四十五
录曰：以三重言者，舜修五礼，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赞如五器，所以议礼也；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所以制度也；敷奏以言，明试以功，所以考文也。以仲尼祖迷尧舜，故有是惧，而有德无位。又以六事之言，垂之万世，虽不能取信於一时，而实有誉於天下。至今动而万世为道，言而万世为法，行而万世为则，又不但一世而已。厥后若绵蕞之礼，希阔之制，武台之字，新经之文，其与六事不相干摄，一时虽能愚人耳目，瞽人心志，实未能誉於天下，故不旋踵并与俱亡。然则六事之言，果可信乎，不可信乎。苟有制作之权，则不得不任其责矣。《论语》：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1。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录曰：此论超出今古。盖兵与食，古今论者多矣，孰云敢去之乎，至夫子与子贡直穷到底。其为是言也，岂无微而不信□哉。观於秦隋之世，盖可验矣。秦自商鞅以来，灭弃信义，专务富强，始皇更为不拔之基，安所不得已而去哉。然而匹夫一呼，有死而已，何能立也。隋承六朝之后，自夸强盛过於前代，又安所不得已哉。其贮洛口食，听民自取，可谓足食，亦徒然也。直至三章约法，□民始获其更生；狱囚来归，民始不知进死，信之不可以已也。如是，虽然兵与食所共赖之，生与死所共知也。信－则不相赖，不相知，故他日吃紧。又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亲，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呜呼，知夫人之不可以行，则民之不可以立者，在是矣。《外记》：禹出，见罪人，下车问而泣之。左右曰：罪人不顷道，君王何为痛之。禹曰：尧舜之民，皆以尧舜之心为心。寡人为君，百姓各自以其而为心，是以泣之。录曰：此可见民无信不立也。夫尧舜之民，皆以尧舜之心为心者，上下一于信也。寡人为君，百姓各自以其心为心者，不信民弗从也。虽曰朝觐讼狱饭歌，不归舜之于，而归禹较之。黎民於变，四吉风动，则有问矣。此三代以后之主，不可不推人置之心腹之中也。孟子曰：汤一征，自葛载，天下信之，束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独后予。民望之，若大早之望云霓也。归市者不止，耕者不变。诛其君而吊其民，若时雨降，民大悦。录曰：夫汤之於禹，又有问矣。其曰：天与人归，要其终而言也。苟征伐之始，无以其信于民，将何自解於天下后世乎。《书》称：克宽克仁，彰信兆民。孟子之言，张本於此。其视战国之君行所不义，杀所不辜，无以取信於天下，而徒棘一时之欲者，可同日语哉。太甲曰：惟尹躬先见於西邑夏，自周有终，相亦惟终。其后嗣王，罔克有终，相亦罔终。嗣王戒哉。录曰：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则可释之者。曰：伊尹之志，公天下以为心，而无一耄之私者也。愚以为尹之始放太甲，而人信其无一毫之私者，自兹言始也。夫为相而窃主之权，以拥蔽其君者，岂特秦之斯高为然哉。羿与泥之事，可鉴矣。是时太甲以尹任天下之重，自谓纵欲，未铃遽亡。伊尹乃以相，亦罔终之，言戒之，所以深拆其私，而破其所恃。设使莽操炎懿之徒，处之将何如哉。乃知圣贤之心，真能建天地，质鬼神。百世以俟圣人，洞然昭着而无疑也，岂不为可信哉。又曰：君罔以辩言乱旧政，臣罔以宠利居成功，邦其永孚於休。录曰：此伊尹反政太甲，而人信其无一毫之私者也。夫作聪明，乱旧章，以宠利居成功，岂特孝公商鞅之徒为然哉。矫诬上天，与简贤附势，桀之事可鉴也。蚓伊尹以阿衡之重，而擅反正＇之问，苟有一毫宠利之心，则将何所不至哉。而不如其嚣嚣自得之心，与向之耕於野者，何异也。功甫成而身即退，上无负於先王，次无负於太甲，而下亦无负於百姓。是以青天白日昭其忠正，天地鬼神摄其光明，古今天下服其胸次。夫以蔡泽之徒，尚知四时之序，何独他人为不然耶，。若商鞅不免於车裂，五王不免於窜拯，若此者尚多也，丰非伊尹之罪人欤。《说命》：王宝忧，亮阴三祀。既兔丧，其惟弗言。旱臣咸谏於王。王庸作书以诰曰：以台正於四方，台恐德弗类，兹故弗言，恭默思道，梦帝责予良弼，其代予言。乃审厥象，俾似形旁求於天下，说筑傅岩之野，惟肖。
译《录》说：所谓“三件重要的事情”，舜修订五礼，准备五玉、三帛、二生、一死等礼物，使辅佐官陈列五种礼器，用来议定礼制；协调时令月份，校正日期，统一律、度、量、衡，用来制定制度；把意见用言语陈述出来，以功绩加以考核，用来考察文治。因为孔子尊崇、追述尧舜，所以有这样的忧惧；他有德却没有地位，又把关于这六件事情的话流传万世，虽然不能在当时取得信任，实际上却获得了天下的声誉。直到今天，他的一举动仍成为万世的道，一句话仍成为万世的法，一行动仍成为万世的准则，又不只影响一代而已。后来像绵蕞之礼、稀疏的制度、武台的文字、新经的文章，都与这六件事没有相互关联；一时虽然能蒙蔽人的耳目、迷惑人的心志，实际上却不能获得天下的声誉，所以很快就一同灭亡了。那么，这六件事的言论究竟可信还是不可信呢？如果拥有制作制度的权力，就不能不承担相应的责任。《论语》说：子贡问治理政事，孔子说：“使粮食充足，使军备充足，使人民信任政府。”子贡说：“如果迫不得已必须去掉其中一项，在这三项中先去掉什么？”孔子说：“去掉军备。”子贡说：“如果迫不得已还要去掉一项，在剩下两项中先去掉什么？”孔子说：“去掉粮食。自古以来人都有一死；人民如果没有信任，国家就不能立足。” 《录》说：这番议论超越古今。军备和粮食，自古至今议论的人很多，谁敢说可以去掉它们呢？至于孔子和子贡，却一直追问到底。他们这样说，难道没有一点微妙之处，不值得相信吗？考察秦、隋两代，大概就可以验证。秦国自商鞅以来，灭弃信义，专心追求富强；秦始皇又建立了不可动摇的基础，哪里会有不得已而去掉军备和粮食的情况呢？然而普通百姓一声呼喊，秦国就只有灭亡，凭什么还能立足呢？隋朝承接六朝之后，自夸强盛超过前代，又哪里会有不得已的情况呢？它把粮食储存在洛口，听任百姓自行取用，可以说粮食充足，却也只是徒然。直到约法三章，百姓才获得重新生活的机会；囚徒归来，百姓才不再知道将要被处死。可见信任是不能废弃的。军备和粮食，众人都共同依赖；生与死，众人都共同知道。没有信任，就不能互相依赖、互相了解，所以日后便会陷入紧要危急。又说：“人如果没有信用，不知道他还能做什么。大车没有輗，小车没有軏，怎么能够前进呢？”唉，知道一个人没有信用就不能行动，那么人民没有信用也不能立足，道理就在这里。《外记》说：禹出行时，看见一个罪人，便下车询问并流泪。左右的人说：“罪人没有走在道路中间，君王为什么为他悲痛呢？”禹说：“尧舜的百姓，都把尧舜的心当作自己的心。我作为君主，百姓却各自只把自己的心当作心，所以我为他们哭泣。” 《录》说：由此可以看出人民没有信任就不能立足。尧舜的百姓都把尧舜的心当作自己的心，是因为上下完全建立在信任之上；禹说百姓各自只以自己的心为心，是因为没有信任，人民就不会跟从。虽然说朝觐、诉讼、饮食、歌咏等事，都没有归于舜而归于禹来比较，但百姓受到感化、四方风气随之改变，其中还是有值得询问之处的。三代以后的君主，不能不推己及人，把百姓放在心腹之中。孟子说：商汤第一次征伐，从葛国开始，天下人都信任他；他面向东方征伐东夷，西夷便怨恨，说：“为什么单单把我们放在后面？”他面向南方征伐北狄，北狄也怨恨，说：“为什么单单把我们放在后面？”百姓盼望他，如同久旱盼望云彩和虹霓。商汤所到之处，市场上的人不停止买卖，耕田的人不改变耕作；诛杀他们的君主，却抚恤那里的百姓，就像及时雨降下，百姓大为喜悦。《录》说：商汤对于禹，也还有值得追问之处。所谓“上天和人民都归附他”，是从最终结果而言的。如果征伐开始时，不能凭借人民的信任，又将凭什么向天下和后世解释呢？《尚书》称道商汤“能够宽厚，能够仁爱，使万民都信服”。孟子的说法，就是以此为依据。至于战国诸侯施行不义、杀害无罪之人，不能取得天下信任，只满足一时欲望的人，哪里能与商汤相提并论呢？太甲说：“只有伊尹亲自先在西邑夏看见过这种情形；从周开始能够有善终，辅佐者也才能善终。后来的继位君王没有能够善终，辅佐者也不能善终。继位的君王啊，你要警戒！” 《录》说：孟子说：“如果有伊尹那样的志向，就可以为他解除嫌疑。”所谓伊尹的志向，是把天下公有作为自己的心，而没有一丝一毫的私心。我认为，伊尹当初放逐太甲，而人民相信他没有一丝私心，就是从这番话开始的。身为宰相却窃取君主权力、蒙蔽君主的，难道只有秦国的李斯、赵高才如此吗？羿与【缺字：泥】的事情，也可以作为鉴戒。当时太甲把天下的重任交给伊尹，自以为纵情欲望也不会立即灭亡。伊尹于是以“做宰相也不能善终”的话来告诫他，以深切揭破他的私心，打破他的依仗。假如王莽、曹操、刘裕、司马懿一类人处在这个位置上，会怎样做呢？由此才知道圣贤的心，真能建立天地之间的道理，质证于鬼神；即使百世之后等待圣人，也能明白昭著而没有疑惑，难道不值得信任吗？又说：“君主不要用巧辩的言辞扰乱旧有政事，臣下不要凭借宠幸和利益占据成功的功劳，这样国家就会永远获得福善。” 《录》说：这是伊尹把政权还给太甲，从而使人民相信他没有一丝一毫私心。制造自作聪明的言论、扰乱旧有制度、凭借宠幸和利益占据成功功劳的，难道只有孝公、商鞅一类人才这样吗？假托诬称上天的意思，亲近贤能之外的人而依附权势，夏桀的事情就可以作为鉴戒。况且伊尹凭借阿衡的重任，擅自把正统还给太甲，如果有一丝宠幸和利益的私心，又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呢？可是他那种安然自得的心，与先前在野外耕作的人有什么不同？功业刚刚完成，自己就立即退下：对上没有辜负先王，对下没有辜负太甲，也没有辜负百姓。因此青天白日昭示他的忠正，天地鬼神护持他的光明，古今天下都佩服他的胸襟。像蔡泽这样的人，尚且知道四时运行的次序，为什么偏偏有人不能如此呢？商鞅不能免于车裂，五王不能免于逃窜，这类事情还有很多；难道不是伊尹的罪人吗？《说命》说：君王忧伤，在忧居中守丧三年。丧期已满，他仍然不说话。群臣都向君王进谏。君王于是写信告诫说：“我凭借自身来端正四方，我担心自己的德行不能与先王相类，所以不说话，恭敬沉默地思考治道。我梦见上帝责备我，要我寻找贤能的辅弼，让他代我发言。于是仔细审察梦中的形象，使画工按照形貌描绘，并向天下访求，傅说在傅岩旷野，容貌正与梦中相像。”
录曰：高宗何以有是梦乎。至诚之心，与天合一，而其精神之所感，念虑之所孚，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者矣，抑何以有是象乎。实理之籍，无乎不形，而其朕兆之所发，克肖之所由，亦莫知其所以然而然者矣。其道在於无思无为，寂然不动。苟有一毫之机枯，微示於外，片言之先入，才动於中，则人得以窥其衅而投之矣。秦孝公志在变法更令，而商鞅得以售其衍。宋神宗志在稽古有为，而王安石得以济其奸。二君之任相，自以为贤，於梦卜而不知，投之者神矣。然后知恭默思道之心，真与天地参而鬼神通。不然，若邓通之於文帝，王梁之於光武，而能取信於后世者几希矣。《周书□金滕》：秋，大熟，未获，天大雷电以风，禾尽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与大夫尽弁，以启金滕之书，乃得周公所自以为功，代武王之说。二公及王，乃问诸史与□百执事。对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王执书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劳王家，惟予冲人弗及知。今天动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亲逆，我国家礼亦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风，禾则尽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尽起而筑之，岁大熟。录曰：张子有言：志与气，天与人，有交胜之理。圣人在上，而流言起，气一之动志也；天心感应，而雷风作，志一之动气也。可以见三代盛时，君臣胥契，其孚心实意达於上下，譬则阴阳动静，互为其根，未达者一问耳。后世阴盛阳微，天地不交，上下睽离，若汉之灵帝，因黄巾之乱而赦党人；宋之徽宗，以慧星之变而释碑禁，无亦后矣。所谓蹶趋而动其心者，又何惑乎视天而梦梦哉。《春秋》：鲁隐公元年春三月，公及邻仪父盟于篾。录曰：孔子曰：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释之者曰：宁死而不失信於民，使民亦宁死而不失信於我。夫宁死而不失信於民，则人何待要质於我哉。民宁死而不失信於我，则我何待要质於人哉。古之为邦者如此。世衰道降，君不信其臣，奚啻邻国乎；父不信其子，奚啻他人乎。於是要质、会盟之事，纷然见矣。夫子作《春秋》，以信为人君之大宝，故首书盟蔑，将谓后之君臣，执此之固，坚如金石；守此之确，贞如四时。於以严彼此之心，齐上下之志，全始终之道，杜反覆之端。其垂世立教之意，至深切矣。然则鲁之隐公果能笃於信乎。夫利害动於中，则公私判於外；伪心存於始，则背意见於终。隐方假让以为义，故饰许以为信。观其首为于蔑之盟，而后有伐邻之举，则其情可见矣。《诗》曰：君子屡盟，乱是用长。其此之谓欤。《左传》：郑武、庄公为平王卿士，王贰於号，郑伯怨王，王曰：无之。故周郑交质，王子狐为质於郑，郑公子忽为质於周。王崩，周人将卑号公政。四月，郑祭足帅师取温之麦；秋又取成周之禾，周郑交恶。君子曰：信不由中，质无益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礼，虽无有质，谁能问之。苟有明信，涧溪沼扯之毛，苹系蕴藻之菜，筐管锜釜之器，演污行潦之水，可荐於鬼神，可羞於王公。而况君子结二国之信、行之以礼，又焉用质。《风》有《采繁》、《采苹》，《雅》有《行苇》、《洞#2酌》，昭忠信也。录曰：夫《采系》、《采苹》、《行苇》、《洞#3酌》，皆周诗也。及其末也，子不信其父，而《小弁》作焉；妇不信其夫，而《白华》作焉。彼幽王宜白者，肌体骨肉之亲也，而彼废此弒，安在其王子狐郑子忽哉。此所以纷纷交质，而又翻覆交恶。左氏之言，亦以叹倾否之异也。孟子曰：五霸桓公为盛，葵丘之会，诸侯束牲或书而不敌血，一明天子之禁，初命曰：诛不孝，无易树子，无以妾为妻；再命曰：尊贤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无忘宾旅；四命曰：士无世官，官事无摄，取士必得，无专杀大夫；五命曰：无曲防，无遏耀，无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后，一禹归於好。录曰：以后命劳齐桓者，宰孔也；以先归遇晋侯者，亦幸孔也。始也，畏天子之威；终也，明天子之禁，何乃以为可无会也。孟子曰：恭者不侮人，俭者不夺人。侮夺人之君，惟恐不顺焉。亚心得为恭俭。恭俭，岂可以声音笑貌为哉。孔以王朝之臣，虽不如仲之得政，亦尝究桓之用心。是故实怒少姬北之南，贵楚实伐山戎，而乃北图燕。蚓兹会也，大足以厌人之耳目，快人之心志，而不知孔之视之，如见其肺肝也。是以古之圣人，惟务修德慎独，虽三分天下有其二，而尚以服事殷。呜呼，周之至德，尚何有於人之后言也失。
译《录》说：高宗为什么会做这样的梦呢？这是因为至诚之心与上天合一，精神所感、念虑所应，有些事情虽然不知道为什么，却自然如此。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形象呢？真实之理无处不显现，其征兆如何发出、为何能够相似，也同样无法知道其所以然而然的原因。它的道理在于无思无为、寂然不动。假如内心有一丝机心，稍微显露于外；有片言先入为主，刚刚在内心发动，那么别人就能窥见他的破绽而投其所好。秦孝公志在变法更令，商鞅便能推行其谋略；宋神宗志在考察古制、有所作为，王安石便能借机施展奸谋。两位君主任用宰相，自以为贤明，却不知道在梦兆和卜筮中已经给了对方可乘之机，真是神妙。由此才知道，恭敬沉默地思考治道的心，确实能与天地参合、与鬼神相通。否则，像邓通侍奉汉文帝、王梁侍奉光武帝那样，又有几个人能取得后世的信任呢？《周书·金縢》说：秋天，庄稼大丰收却还没有收割，天空突然雷电交加、大风骤起，禾苗全都倒伏，大树也被拔起，国人十分恐惧。周王和大夫们都戴上礼帽，打开金縢中的书，才得到周公亲自写下、愿代武王承受灾祸的祷告。二位公卿和周王于是询问史官以及【缺字】百官。史官回答说：“确实如此。唉！周公命令我们不敢说出来。”周王拿着书流泪说：“不必再占卜了。过去周公辛勤劳苦地辅佐王室，只是我这个年轻人没有来得及知道。如今上天以雷风显示威严，是为了彰明周公的德行。只有我这个小子应当亲自迎接这种灾祸，这对我们的国家和礼法也是适宜的。”周王出了郊外，天便下起雨来，风向转回，禾苗全都重新挺立。二位公卿命令国人，凡是被大树压倒的地方，都扶起树木并培土，一年获得大丰收。《录》说：张子说过：志与气、天与人之间，有相互胜负的道理。圣人在上而流言兴起，是气的一次发动影响了志；上天之心受到感应而雷风兴起，是志的一次发动影响了气。由此可以看出，三代盛世之时，君臣彼此契合，真实的诚信之心上下相通，就像阴阳、动静互为根本，只差一个问答便可贯通。后世阴气盛而阳气微，天地不相交，上下离心，如汉灵帝因黄巾之乱而赦免党人，宋徽宗因彗星出现而解除碑禁，岂不是都太晚了吗？所谓因震动而促使人心行动，又有什么值得疑惑的呢？难道还要仰观上天而昏昧不明吗？《春秋》说：鲁隐公元年春季三月，鲁隐公与邻仪父在蔑地结盟。录文说：孔子说：“自古以来人都有一死；百姓没有信用，国家就不能立足。”解释这句话的人说：“宁可死，也不能失去对百姓的信用，使百姓也宁可死而不失信于我。既然宁可死而不失信于百姓，那么人们还需要拿什么作人质来取信于我呢？百姓宁可死而不失信于我，那么我还需要拿什么作人质来取信于人呢？古代治理国家就是这样。世道衰败、正道下降以后，君主不信任臣下，哪里只是邻国之间的关系呢？父亲不信任儿子，哪里只是对待外人呢？于是，要求交换人质、举行会盟之类的事情，纷纷出现了。孔子作《春秋》，把信用看作人君最重要的宝物，所以开篇首先记载蔑地之盟，大概是要告诉后世君臣：把它牢牢执守，就像金石一样坚固；把它确实守住，就像四时运行一样坚定。借此来严肃彼此的内心，统一上下的志向，保全有始有终的道理，杜绝反复无常的开端。他垂示后世、树立教化的用意，实在深切啊。既然如此，那么鲁隐公果真能够笃守信用吗？利害一旦在内心发动，公私就会在外表上分明；虚伪之心一开始存在，后来就必然表现为背弃。隐公当时是假借谦让来成就义名，所以装饰承诺来显示信用。看他起初参加蔑地之盟，后来却有攻伐邻国的举动，那么他的真实情况就可以看出来了。《诗经》说：“君子屡次结盟，祸乱因此滋长。” 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吧。《左传》记载：郑武公、郑庄公担任周平王的卿士，平王又任用虢公，郑伯因此怨恨平王。平王说：“没有这回事。”于是周、郑互相交换人质：王子狐到郑国作人质，郑国公子忽到周王室作人质。平王去世后，周人准备削弱虢公的政权。四月，郑国祭足率军夺取温地的麦子；秋天又夺取成周的禾谷，周、郑于是互相交恶。君子说：“信用不是发自内心，交换人质也没有用。明确地推己及人，依礼来约束，即使没有人质，谁能有所责问呢？如果确实有明确的信用，即使是山涧、溪流、池沼中的微小水草，浮萍、水藻之类的蔬菜，筐、笾、锜、釜之类的器物，泥水和道路上的积水，也可以进献给鬼神，可以用来献给王公。何况君子缔结两国的信用，又依礼来实行，哪里还用得着人质？”《诗经·风》中有《采繁》《采苹》，《雅》中有《行苇》《泂酌》，都是为了昭明忠信。录文说：所谓《采苹》《采苹》《行苇》《泂酌》，都是周代的诗。到了周朝末期，儿子不信任父亲，于是有《小弁》；妇人不信任丈夫，于是有《白华》。那位幽王，应该是与白华所说之人有肌体骨肉的亲情；可是他废弃了这种亲情而杀害它，那么王子狐、郑公子忽之间的信用又在哪里呢？这就是交换人质之事纷纷出现，而后来又反复互相交恶的原因。左氏的话，也是感叹治乱盛衰不同的变化。孟子说：五霸之中，齐桓公最为强盛。葵丘会盟时，诸侯杀牲载书，有的只书写盟约而不歃血，以此申明天子的禁令。第一次盟誓说：诛罚不孝之人，不得更换太子，不得以妾为妻。第二次盟誓说：尊重贤人，培养人才，以彰明有德之人。第三次盟誓说：敬养老人，慈爱幼小，不要忘记宾客和远行之人。第四次盟誓说：士人不得世代承袭官职，官府事务不得由他人兼摄；选取士人必须得到合适的人才，不得擅自杀戮大夫。第五次盟誓说：不要曲折地拦截水流，不要阻塞水道，不要筑堤封闭而不报告。又说：凡是我们这些同盟之人，结盟以后，都要恢复友好。录文说：后来宣读盟誓、慰劳齐桓公的是宰孔；先行离会而遇到晋侯的，也幸亏是宰孔。开始时，是畏惧天子的威势；最后，是申明天子的禁令，怎么竟认为可以不参加会盟呢？孟子说：“恭敬的人不侮辱别人，节俭的人不掠夺别人。”那些侮辱、掠夺别人的君主，只怕别人不顺从自己，哪里能算恭敬节俭呢？恭敬节俭，难道只是表现在声音和笑容、容貌上吗？宰孔作为王朝之臣，虽然不如仲父管仲那样掌握政权，却也曾推究齐桓公的用心。所以，表面上是真为少姬北伐南方，实则是看重楚国而攻伐山戎，竟又向北谋取燕国。这样一场会盟，足以满足众人的耳目、快意众人的心志，却不知道宰孔看它，就像看见齐桓公的肺肝一样清楚。因此古代圣人只专心修德、谨慎独处，即使天下三分已有其二，仍然服事殷朝。唉，周文王那样至高的德行，哪里还在乎后人的议论呢！
庄十三年冬，公会齐侯盟于柯。公羊传曰：何以不日，易也，其易奈何。桓之盟不日，其会不致，信之也。其不日以始乎此。庄公将会乎桓，曹子进曰：君之意何如。庄公曰：寡人之生，则不若死矣。曹子曰：然则，君请当其君，臣请当其臣。庄公曰：诺。於是会乎桓，庄公升坛，曹子手剑而从之。管子进曰：君何求乎。曹子曰：城坏压境，君不图与。管子曰；然则君将何求。曹子曰；愿请汶阳之田。管子顾曰：君许诺。桓公曰：诺。曹子请盟，桓公下与之盟。已盟，曹子标剑而去之。要盟可犯，而桓公不欺；曹子可售，而桓公之信着乎天下，自柯之盟始焉。录曰：此鲁臣之微者，霸主屈身殉之，信欤。曰：非也。管仲曰：知与之，为取政之宝也。夫自长勺之战，曹创鄙肉食之谋，齐几不振。及失北杏之会，桓公及四国之微，鲁未可平，管仲之见，朱之伸也。夫鲁，宗国也，齐弒其君，泱其夫人。柯之会，庄公以为生不如死，其羞恶之盟欤。假鲁以是讨齐，虽腼颜於诸侯之上，将何以服天下之心哉。甚矣，创谋之鄙也。手剑者，匹夫之勇也；汶阳者，蹴尔之食也。举国由其衍中，君臣莫知大计，捐区区之小利，窃赫赫之显名。故曰：知与之，为取政之宝也。岂非管子之衍乎。晋侯围原，命三曰之粮，原不降，命去之。谋出，曰：原将降一矣。军吏曰：请待之。公曰：信，国之宝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录曰：文公之功，固大矣，皆臣子职分之所当为，晋安得取王之四邑哉。周之地不大於曹、滕，民不多於邻、莒，有人心者不若是想，何忍更分其所有哉。原无背叛之罪，其守者为王守也。上失其道而迫之，叛王以从覆，哀哉乎原伯欤。使为文公者正王畿之，则反诸侯之侵。如是伐而示之，信贯曰月矣。不原人情，而恣霸卫，所谓巧於用诵，非明於约信也。王子虎盟诸侯于王庭，要言曰：皆奖王官，无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趣之。俾坠其师，无克祚国。及其玄孙，无有老幼。君子谓是盟也，信；谓晋於是役也，能以德攻。录曰：葵丘之会，诸侯求牲载书而不敌血者，桓之威信服人，不待其词之毕也。践土之盟，郑卫交讼而不已者，文之责得无厌，不顾其王之削也。然则口血未乾之时，人各以其心为心矣，安在其同奖王室乎。又安在其施及玄孙乎。合而观之，可以见一霸不如一霸矣。晋悼公四年，魏绛为司马，无终子使其臣孟乐纳虎豹之皮，以请和诸戎。公曰：夷狄无亲而贪，不如伐之。绛曰二诸侯新服，陈新来和，将观德於我。我德则睦，否则携贰。劳师於戎，而楚伐陈，必不能救，是弃陈也。诸华必叛。戎，禽兽也。获戎失华，无乃不可乎。公曰：然则莫如和戎。对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荐居，贵货易土，土可贾焉，一也。边鄙不耸，民狎其野，穑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晋，四邻振动，诸侯怀威，三也。以德绥戎，师徒不勤，甲兵不动，四也。鉴於后羿，而用德度，远至迩安，五也。公其图之。公说，使绛盟诸戎。录曰：愚观春秋之世，魏绛以五利和诸戎狄，何独斯时之不然耶。夫晋，今山西之地也。其国即承宣之司也。当时号曰莫强，於今一方之藩辅耳。绛虽号曰善谋，於今一介之陪臣耳。然而边郡之息大矣。其责非无终之伦，祸非弃陈之比，得失非获戎弃华之俦也。岁岁而扰之，将何时而可已；在在而驱之，将何地而获终，其利与害，又何可指而数哉。故贵货易土，夷狄同情，穑人成功，边鄙共赖，岂特绛言为然乎。与其糜不赀之费，以养徒守之兵，曷若循先代之故，而效和戎之绩哉。羊犬之韦，叉有所主。为今之计，何不遣一介通事之臣，於三卢统会之地，约之以信，怀之以恩，啖之以利，我仍旧边以为界，使彼远去，以随俗。每年於某月日，某边交会，至期严其守备，馑其斥唯，示之以威，不使有轻视中国之意。其他月日，不许辄近边塞，港伏河套，令被首豪，伸其号令，使一带沿边之民俱得休息，候我兵威全盛，食足信孚，徐议远征，若成祖之宣威沙漠，可也；大汉之勒功燕然，亦可也，岂非至要之策乎。失此不务，而乃因循卒岁，度日为功，至於或辍兵，或守备，漫无足凭，此乃不终日之计，岂帝王不战而屈人之兵乎。腐朽余年，无由献纳，枚因魏绛之请，录此以着意云。
译庄公十三年冬天，鲁庄公与齐侯在柯地会见并结盟。《公羊传》说：为什么不记日期？因为这次会盟意义特殊。特殊在哪里？齐桓公与鲁国结盟时不记日期，会盟也不告于祖庙，这是因为相信鲁国；不记日期的做法从这里开始。鲁庄公将要与齐桓公会见时，曹刿进见说：“君主的意思怎么样？”庄公说：“我活着，还不如死了。”曹刿说：“既然如此，请君主对付齐君，我来对付齐臣。”庄公说：“好。”于是与齐桓公会见，庄公登上盟坛，曹刿手持宝剑跟随。管仲上前说：“君主想要求什么？”曹刿说：“鲁国城池毁坏，齐军压境，君主不打算考虑吗？”管仲说：“那么君主将要要求什么？”曹刿说：“希望请求归还汶阳的田地。”管仲回头对齐桓公说：“君主答应吧。”桓公说：“答应。”曹刿请求结盟，桓公下坛与他订盟。结盟完毕，曹刿举剑离去。以武力逼迫订立的盟约本来可以违犯，但齐桓公没有欺骗鲁国；曹刿可以借机求取土地，而齐桓公的信用却由此显著于天下，信用从柯地之盟开始建立。录文说：这是鲁国一个地位卑微的臣子，霸主却屈身顺从他，难道是因为信用吗？答：不是。管仲说：“懂得先给予，正是取得政权的宝物。”自长勺之战以后，曹刿提出的谋略鄙陋，齐国几乎不能振作。等到齐国失去北杏会盟，齐桓公又与四国势力微弱，鲁国还不能平定；在管仲看来，这正是把鲁国的声势伸张起来。鲁国是周王室的宗国，齐国杀了鲁国国君，又凌辱他的夫人。柯地会盟时，鲁庄公认为活着不如死去，难道不是因为这是一场羞耻的盟约吗？假如鲁国借此讨伐齐国，即使厚着脸皮站在诸侯之上，又凭什么使天下人心服呢？曹刿的谋略实在鄙陋。手持宝剑，不过是匹夫之勇；汶阳田地，不过是嗟来之食。全国都被这种浅陋见识所迷惑，君臣没有人知道大计，舍弃小小的利益，却窃取了赫赫显著的名声。所以说，懂得先给予，是取得政权的宝物。这难道不是管仲的谋略吗？晋文公围攻原地，命令军中携带三日粮食；原地不投降，他便命令军队撤退。军队刚要出发，有人说：“原地将要投降了。”军吏说：“请等待一下。”文公说：“信用，是国家的宝物，也是百姓赖以庇护的东西。得到原地却失去信用，还凭什么庇护百姓？所失去的反而更多。”于是退后一舍，原地便投降了。录文说：晋文公的功业固然很大，但那都是臣子应尽的职分，晋国怎么能夺取周王的四座城邑呢？周王室的土地并不比曹、滕广大，百姓也不比邻国、莒国多；有仁心的人不会这样想，怎么忍心再分割周王所有的土地呢？原地没有背叛的罪过，守城的人是在替周王守卫。周王失去正道而逼迫原地，于是原伯背叛周王而跟随晋国，实在可悲。假如晋文公能够端正王畿，归还诸侯侵占的土地，像这样讨伐并向诸侯示范，信用就可以与日月同样长久。不体察人情，却任意施行霸道，只能说是善于运用权术，而不是明白约束和信用。王子虎在王庭与诸侯结盟，盟约说：“大家都要辅佐王室官员，不得互相残害。谁违背这个盟约，明神就惩罚他，使他的军队败亡，不能保有国家；直到他的玄孙，也不论老幼，都不得安宁。”君子认为这个盟约是有信用的；认为晋国在这次战事中，能够以德行进行征伐。录文说：葵丘会盟时，诸侯请求杀牲载入盟书，却不等到歃血，是因为齐桓公的威势和信用已经使人服从，不必等他把盟辞说完。践土会盟时，郑国、卫国互相争辩不止，是因为晋文公的责求没有满足，根本不顾周王室被削弱。既然如此，盟口的血还没有干，人们各自已经把自己的心当作准则了，哪里还谈得上共同辅佐王室？又哪里谈得上恩惠延及玄孙？合起来看，就可以知道一个霸主不如一个霸主。晋悼公四年，魏绛担任司马。无终国的国君派臣子孟乐献上虎豹皮，请求同各个戎族讲和。悼公说：“夷狄没有亲情而且贪婪，不如攻伐他们。”魏绛说：“两个诸侯国刚刚归服，陈国新近来讲和，正要观察我们的德行。我们有德，他们就亲睦；否则就会离心。把军队劳顿在戎族那里，楚国却攻伐陈国，我们一定不能救援，这就是抛弃陈国。中原诸国一定会背叛。戎族像禽兽，获得戎族而失去华夏诸国，恐怕不可以吧？”悼公说：“既然如此，不如同戎族讲和。”魏绛回答：“同戎族讲和有五种好处。戎狄逐水草而居，看重财货、轻视土地，土地可以用财货买来，这是第一。边境不再惊扰，百姓习惯于在野外生活，农民可以完成耕作，这是第二。戎狄侍奉晋国，四邻受到震动，诸侯心怀威惧，这是第三。用德行安抚戎族，军队不劳顿，铠甲兵器不动用，这是第四。以后羿覆亡的教训为鉴，施行德政，远方来归，近处安宁，这是第五。请君主考虑。”悼公很高兴，便派魏绛与各戎族结盟。录文说：我看春秋时代，魏绛用五种好处同戎狄讲和，为什么只有当时不能这样做呢？晋国，就是今天山西一带的地方；当时号称最强，如今不过是一方藩辅。魏绛虽然号称善于谋略，如今也不过是一个陪臣。然而，边郡因而得到的安息非常大。他所面对的责任，不像无终那样简单；祸患也不像抛弃陈国那样单一；得失更不是获得戎族、抛弃华夏那类情况。年年扰乱他们，什么时候才能停止？到处驱逐他们，哪里才是终点？其中的利害，又怎么能一一指出、计算清楚呢？所以，看重财货而轻视土地，正是夷狄共同的情形；农民完成耕作、边境共同受益，难道只是魏绛说得对吗？与其耗费不可估量的费用，养着只能徒然守边的军队，哪里如同遵循前代旧法，取得和戎的成效呢？羊犬之皮，也各有其用途。就今天的谋略而言，为什么不派一名通事之臣，到三卢统会之地，以信用同他们约定，以恩德怀柔他们，以利益诱导他们？我们仍以旧边界作为界限，让他们迁居远处，顺应他们的习俗。每年某月某日，在某边境交会；到期时严密防守，整饬斥候，向他们显示威势，不让他们产生轻视中国的意思。其他月份和日期，不许他们随便靠近边塞；在河套等处设伏，命令首领豪帅申明号令，使沿边一带百姓都能休息。等我军威势完全强盛、粮食充足、信用得到信任，再慢慢谋划远征，像成祖在沙漠宣扬威势那样，也是可以的。像大汉在燕然山刻石记功，也可以。难道这不是最重要的策略吗？放弃这种办法而不去实行，反倒因循度日，把拖延岁月当作功劳，到了有时停止用兵、有时防守，茫然没有可以凭借的东西，这不是连一天也不能维持的计策吗？难道这是帝王不用交战就使敌人屈服的办法吗？我在腐朽残年中没有机会进献意见，正因魏绛请求和戎，便记录这些话来表明心意。
赵孟患楚衷甲，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为不信，犹不可；若合诸侯之卿，以为不信，必不捷矣。食言者不病，非子之患也。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济之，必莫之与也。安能害我。及号之会，祁午谓赵文子曰：宋之盟，楚人得志於晋。今令尹之不信，诸侯之所闻也。子弗戒惧。又如宋子木之信，称於诸徒，犹诸晋而驾焉，况不信之尤者乎。文子曰：武受赐矣。然宋之盟，子木有祸人之心，武有仁人之心，是楚所以驾於晋也。今武犹是心也，楚又行僭，非所害也。我将信以为本，循而行之，譬如农夫，是穗是蓑，虽有饥馑，必有丰年。且吾闻之，能信不为人下，吾未能也。《诗》曰：不僭不贼，鲜不为则，信也。录曰：束莱吕氏称赵文子谈笑，而当衷甲之变，岂真知文子哉，而不知信以为之主，夫是而莫之惧也。孟子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子木之好利求逞，死亡将至，不宁同列知之，武亦知之熟矣。故曰：单毙其死。又曰：食言者不病。武虽退然如不胜衣，吶然如不出。，然而弥兵息民，与楚氛甚恶，何远也。得志弃信，与犯而不较，何先也。武之内志定而建之志未定，晋之信可凭而楚之驾难凭，曾是而能动其心哉。惜乎，犹有未纯。又欲因宋以守病，而政死以倍楚。此所以虽获一时之令名，而乏千古之道义，同归於馁而已，终不免於血气之病也。晋荀昊帅师围鼓，鼓人或请以城叛，穆子弗许，左右曰：师徒不勤，而可以获城，何故不为。穆子白；吾闻诸叔向曰：好恶不愆，民知所适，事无不济。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恶也。人以城来，吾独何好焉。赏所甚恶，若所好何。若其弗赏，是失信也。何以庇民。力能则进，否则退，量力而行，吾不可以欲城而迩奸，所丧滋多。使鼓人杀叛人，而缮守备。围鼓三月，鼓人或请降，使其民见。犹有食色，姑修而城。军吏曰：获城而弗取，勤民而顿兵，何以事君。穆子曰：夫以事君也，获一城而教民怠，将焉用邑。邑以贾息，不如完旧。率义不爽，城可获而民知义所，有死命而无二心，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尽，克鼓而反，不戮一人。录曰：《春秋》无义战，围鼓之役，其义战欤。义人者，人怛义之；信人者，人怛信之。伪会齐师，信於何有；假道鲜虞，义亦何居，灭肥甚矣。其可再耶。逢君之恶，而乃责人之叛；喜人善言，而乃自甘夷狄，君子所不取也。《史记》：孙武子以兵法见於昊王，王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可以勒兵小试乎。对曰：可於是出宫中美女，得百八十人，孙子分为二队，以王之宠姬三人各为队长，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与左右手、背乎。妇人曰：知之。孙子曰：前则视心，左视左手，右视右手，侈即视背。妇人曰：诺。约束既布，乃设鈇铁，即三令五申之。於是鼓之，右妇人大笑。孙子曰：约束不明，申令不熟，将之罪也。复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妇人复大笑。孙子曰：约束不明，申令不熟，将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斩左右队长。昊王从台上观见，且斩爱姬大骇，趣使使下令曰：寡人已知将军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愿勿斩也。孙子曰：臣既已受命为将，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遂斩队长二人以狗，用其次为队长，於是复鼓之，妇人左右前后跪起皆中规矩绳墨，无敢出声。孙子使使报王曰：兵皆整齐，王可试下观之。唯王所欲用之，虽赴水火犹可也。昊王曰：将军罢休就舍，寡人不愿下观。孙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实。於是阖庐知孙子能用兵，卒以为将。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孙子与有力焉。录曰：武之此举，愈於商君、吴起。盖令可行，民不可劫，姬可斩，妻不可杀也。武之十三篇，首曰：智信仁勇严，王已尽观之矣，盍不曰：君令而臣共乎。徒好其言，而不能用其实，是不智也。以妪宠废军令，是无勇也。试以妇人等於兄戏，是不严也。信为君人之大宝，小试且然，况大事乎。此而狗人，不可以为信也。或曰：礼不齿君之路马。宠姬，非路马比也，而违令擅杀，岂仁者之心乎。孟子曰：仁则荣，不仁则辱。武非恶，夫笑而慢法特恶，夫醉而强酒者也，卒能破楚入郢，威齐服晋，显名诸侯。然则虽非贵德，其能尊士也乎。弘道录卷之四十五竟＃１『食』原作『长』，据《十三经注疏》改。＃２＃３『洞』、『洄』原本皆错，据《诗经□大雅》改为『泂』。弘道录卷之四十六智朋友之智《论语》：子谓子贡曰：女与回也，熟愈。对曰：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与汝弗如也。
译赵孟担心楚国在铠甲中暗藏武器，把这件事告诉叔向。叔向说：“有什么妨害呢？普通人一次失信，尚且不可以；如果联合诸侯的卿大夫来做失信之事，必定不会成功。说了不算的人自己不感到忧患，这不是您的忧患。他们以信用召集人，却用僭越来完成事情，必定没有人愿意同他们合作，怎么能伤害我们呢？”到了号地会盟时，祁午对赵文子说：“宋地之盟，楚人取得了对晋国的优势。如今令尹不守信用，诸侯都听说了，您不可不戒惧。又何况宋国的子木信用著称于诸侯，尚且能压过晋国，何况比不守信更严重的情况呢？”文子说：“我已经承蒙您的教诲了。然而宋地之盟时，子木有祸害别人的心，我却有仁爱别人的心，这就是楚国所以胜过晋国的原因。如今我仍然保持这种心，楚国又实行僭越之举，这并不能伤害我。我将把信用作为根本，顺着它去实行，就像农夫耕种、收获、蓑衣相伴一样，即使有饥荒，也必定会有丰年。况且我听说，能够守信而不甘居人下，我还没有做到。《诗经》说：‘不僭越，不伤害人，很少有不成为准则的。’这就是信用。” 录文说：宋代吕氏称赵文子谈笑自若，却能面对楚国暗藏武器的变故，难道真了解赵文子吗？他不知道赵文子把信用作为根本，因此没有什么可怕的。孟子说：“我能辨析言语，我善于培养我的浩然之气。”子木贪利而求胜，死亡将要到来，不仅同列诸侯知道，赵文子也早已看得很清楚。所以说：“他将独自走向死亡。”又说：“说了不算的人自己不感到忧患。”赵文子虽然退让得像身体不能胜任衣服，木讷得像说不出话来，然而要使战争停止、百姓安息，同楚国消除恶劣气氛，距离并不遥远。取得志向便抛弃信用，与受到侵犯却不计较，哪个更应当先做呢？赵文子内心的志向已经确定，而晋国建立功业的志向尚未确定；晋国的信用可以凭借，楚国的强势却难以凭借，这些难道能够动摇他的内心吗？可惜的是，他仍然没有达到纯粹的境界。后来又想借宋国来维持困局，终于因政事而死亡，反而使楚国更加强大。这就是他虽获得一时的美名，却缺乏千古的道义，最终都归于困乏，始终不能免除血气上的毛病。晋国荀昊率军包围鼓国。鼓人有人请求献城叛变，穆子不答应。身边人说：“军队不用劳苦，就可以得到一座城，为什么不这样做？”穆子回答：“我听叔向说过：好恶不违背正道，百姓就知道归向哪里，事情没有办不成的。有人拿我们的城来叛变，这是我最厌恶的事。别人以城来投奔，我难道偏偏喜欢这种行为吗？奖赏我最厌恶的行为，那么我所喜爱的行为又该怎样呢？如果不奖赏它，就是失去信用，又凭什么庇护百姓？力量足够就前进，不足就后退；衡量力量而行动，我不能因为想得到一座城，就亲近奸邪，那样失去的会更多。”于是让鼓人杀死叛徒，并修缮防守设施。包围鼓国三个月，鼓人有人请求投降，穆子让他把城内百姓的情况展示出来。看见百姓仍有粮食、气色尚好，便暂且修整军队、继续围城。军吏说：“得到城池却不取，劳累百姓、使军队疲顿，凭什么侍奉君主？”穆子说：“这正是为了侍奉君主。得到一座城却教百姓懈怠，要城邑又有什么用？城邑应当用来增加利益，不如先使原有的城池完好。遵循义理而不违背，城池可以得到，百姓也知道义理所在；人人有死的决心而没有二心，不也是很好吗？”鼓人报告说粮食已经用尽、力量已经耗尽，晋军攻克鼓国后撤回，没有杀戮一个人。录文说：《春秋》所记没有合乎义理的战争，围攻鼓国这一战，算是义战吗？行义的人，人人都会以义待他；守信的人，人人都会以信待他。假装与齐军会盟，哪里有信用？借道给鲜虞，哪里有义理？灭亡肥国，实在太过分了。这样的事情还能再做吗？迎合君主的恶行，却反过来责备别人叛变；喜欢别人说好话，却甘愿使自己成为夷狄，这都是君子所不取的。《史记》记载：孙武子凭兵法求见吴王。吴王说：“您的十三篇兵法，我都看过了，可以用来训练军队作一次小试验吗？”孙武回答：“可以。”于是吴王召出宫中的美女，共一百八十人。孙子把她们分成两队，以吴王宠爱的姬妾三人分别担任队长，都让她们手持戟，并命令说：“你们知道自己的心、左右手和后背分别在哪里吗？”妇人回答：“知道。”孙子说：“向前就看自己的心，向左就看左手，向右就看右手，向后就看后背。”妇人说：“是。”军令已经宣布，便设置刑具，又三令五申地说明。于是击鼓发令，右队妇人却大笑。孙子说：“军令不明确、申令不熟悉，是将领的罪过。”又三令五申后击鼓发令，左队妇人又大笑。孙子说：“军令不明确、申令不熟悉，是将领的罪过；既然已经说明而仍不依法执行，就是军吏和士卒的罪过。”于是准备斩杀左右两队的队长。吴王在台上观看，眼看宠姬将被杀，大为惊骇，赶忙派使者下令说：“我已经知道将军善于用兵了。我如果没有这两个姬妾，吃饭都没有滋味，希望不要杀她们。”孙子说：“我既然已经接受命令担任将领，将领在军中，君主的命令有的可以不接受。”于是斩杀两队队长，用她们的副队长代任队长。再次击鼓发令，妇人无论向左、向右、向前、向后，跪下、起立，都符合规矩法度，没有人敢发出声音。孙子派使者报告吴王说：“军队已经整齐，君王可以下来观看。只要君王想使用她们，即使让她们赴水赴火也可以。”吴王说：“将军停止训练，回营休息吧，我不愿下来观看。”孙子说：“君王只是喜欢听这些话，却不能实际采用。”于是阖闾知道孙子善于用兵，最终任命他为将军。他向西击破强大的楚国，攻入郢都；向北威震齐国、晋国，在诸侯中显扬名声，孙子也有力量促成这些功业。录文说：孙武这次举动，比商君、吴起更高明。大概是因为军令可以实行，百姓却不能被强行劫持；姬妾可以斩杀，妻子却不能杀害。孙武的十三篇兵法开头说“智、信、仁、勇、严”，吴王既然已经全部看过，为什么不说“君主发令，臣下共同执行”呢？只是喜欢他的言论，却不能实际采用，这是没有智慧。因为宠爱老妇而废弃军令，这是没有勇气。把妇人同兄长嬉戏的对象相提并论，这是不严明。信用是君主最重要的宝物，连小小的试验尚且如此，何况国家大事呢？如果这样还要以杀狗来替代人，就不能算作守信。有人说：“礼法规定，连君主驾车的马都不能按年齿排列。”宠姬更不能与御马相比；但违背命令擅自杀人，难道是仁者的心吗？孟子说：“有仁德就荣耀，没有仁德就受辱。”孙武并非没有仁德，只是对那些发笑、轻慢法令的人特别厌恶，就像醉酒之人强行劝酒一样。他最终能够攻破楚国、进入郢都，使齐国畏服、晋国归服，在诸侯中显扬名声。那么，虽然他不是以尊崇德行为贵，难道不能尊重士人吗？《弘道录》卷第四十五完。＃１：“食”字原作“长”，据《十三经注疏》改。＃２＃３：“洞”“洄”二字原本都错误，据《诗经·大雅》改为“泂”。《弘道录》卷第四十六。智。朋友之间的智慧。《论语》记载：孔子对子贡说：“你和颜回相比，谁更强？”子贡回答：“我哪里敢和颜回相比？颜回听到一件事，就能推知十件事；我听到一件事，只能推知两件事。”孔子说：“你确实比不上他，我和你都比不上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