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道录卷之五十六#1
谢良佐切己笃信，见二程受学。一日明道谓之曰：诸君在此相从，只是学其言语，故心口不相应，盍若躬措诸行。后与伊川别，一年往见之，伊川曰：相别已久，做得甚工夫。对曰：只去得个矜字。伊川曰：何故。曰：仔#2细点捡得来，病痛全在这裹。若按伏得这个罪过，方有向进处。胡文定问：矜字罪过，何故怨地大。谢曰：今人做事，只要夸耀别人耳目，浑不关自家受用事。伊川喜曰：是子可谓力学切问近思者矣。又曰：命虽浅近也，要信得。将来就上面做工夫，万事真实有命，人力计较不得。吾平生未尝干人，在书局亦不谒执政。或劝之，余对曰：他安能陶铸，我自有命在。若信不及，风吹草动，便生恐惧忧喜，枉却工夫气力。信得，命便养得，气不挫折。录曰：矜之罪过，何以见其大乎。禹，大圣人也，曰：汝惟不矜，天下莫与汝争能。汝惟不伐，天下莫与汝争功。颜，大贤人也，曰：愿无伐善，无施劳，人惟自浅也。故以片言自足，以寸长自许，惟自肆也。故不知自己不足，祗见自己有余，此学者大病，终不可入於尧舜之道矣。呜呼，上蔡之学所以高明，刚正人所难及者，正惟在此。学者可不省哉，可不勉哉。朱光庭初授学於胡安定，告以为学之本在於主忠信，遂终身行之。后师二程，众方惊异，光庭独信不疑，笃学矢志，不渝金石，行可质於神明，在邦在家，临民临事，造次动静，一由至诚。上论古人，岂易其比，赛赛王臣之节，禀凛循史之风。国一盒、元佑、靖国问，事变屡更，其时固有名盖天下，致位庙堂，得行所学者，然夷考其事，犹有憾焉。如公找者，可谓倦倦服膺而弗失之者矣。刘绚自髻龇时师事二程。明道尝谓人曰：他人之学，敏则有矣，未易保也。斯人之志，吾无疑焉。伊川亦曰：游吾门者众矣，而信之笃得之多，行之果守之固，若子者几希。盖所受有本未，所知造渊微，孜孜焉不知其他也。天性乐善而不为异端所惑，故其履也安，内日加重而无交战之病，故其行也果。与李吁志向如一。自二程倡明道学，世方惊疑，能使学者视效而信从，二子有力焉。吕太钧为人质厚刚正，以圣门事业为己任，所知信而力可及，则身遂行之，不复疑畏。故识者方之季路。从张载学，能守其师说，而践履之。尤喜讲明井田兵制，谓治道必自此。如悉次为图籍，令可见用，虽皆本於载，而能自信力行。载每叹，以为不可及。伊川又云：和叔及相见，则不复有认；既相别，则不能无疑。然亦未知果能终不疑否，不知他既已不疑，而终亦复有疑否也。明道遂云：何不问他疑甚。又云：和叔至诚相信心直，故笃信也。录曰：自孔门教人之后，至是学者方知圣人之道，而心向往之。苟非笃信力行，即所谓江耳之学，无益於身心，安保其不遽变，尚能终身行之乎。此在道学之门，至为切要，而孔曾商若倦倦於《论语》者，复得见矣。录之。杨万里初见张忠献，勉以正心诚意之学，服其教终身，至名读书之室，日诚斋。淳熙十二年地震，上书曰：臣闻言：有事於无事之时，不害其为忠言。无事於有事之时，其为奸也大矣。天下之事，有本根，有枝叶。臣前所陈枝叶而已。所谓本根，则人主不可以自用。人主自用，则人臣不任责。今日之事，将无类。此圣学高明，愿益思其所谓本原者。迁束宫侍读，随事规警，太子深敬之。会高宗崩，孝宗欲行三年丧，创议事堂，命皇太子参央庶务。万里上疏力谏。高宗未葬，翰林学士洪迈不俟集议配飨，独以吕熙浩等姓名上，万里上疏诋之，至有无异指鹿为马之言。孝宗不悦曰：万里视朕为何如主。出知筠州，韩怩冑用事，欲罔罗四方名士，尝筑南园，属为之记，许以掖垣，解曰：官可弃，记不可作。怩冑僭权益甚，至忧愤成疾。家人知其故，凡邸报皆不以告，忽族子自外至，遽言用兵启衅事，万里恸哭失声，亟呼纸书：奸臣无上，动兵残民，谋危社稷，吾头颅如许，报国无路，惟有孤愤。又书十四言，别妻子，笔落而逝。光宗尝为书诚斋二字，学者称诚斋先生。录曰：张忠献之於诚斋，犹范文正之於横渠也。古人成就后学，每母如此。向使揭之於斋，而不能信之於己，将不徒然矣乎。今观应诏所陈，恳恳乎几事豫则立，不豫则废之旨。监国之疏，切切乎天无二日，民无二王之言。至於权好之晚已，邪仗之误国，虽至於死，尚甘心焉，岂非毙而后已者乎。诚斋之名，端不负矣。
译谢良佐切实反省自身，笃信道理，拜见二程求学。一天，程颢对他说：“诸位在这里跟随我们，只是学习我们的言语，所以心和口不能相应，为什么不亲自把它落实在行动上呢？”后来他与程颐分别，一年后去拜见程颐。程颐说：“分别已经很久了，做了什么工夫？”他回答：“只是去掉了一个‘矜’字。”程颐问：“为什么？”他说：“仔细检查下来，所有的病痛都在这里。如果能降伏这个罪过，才有向前进步的地方。”胡文定问：“把‘矜’字看作罪过，为什么说它危害很大？”谢良佐说：“如今人做事，只想夸耀给别人看，完全不关乎自己内在的受用。”程颐高兴地说：“您可以说是用力学习、切实求问、就近思考的人了。”程颐又说：“天命虽然看似浅近，也要能够相信它。将来就在这上面下工夫，万事都有真实的命，人力不能任意计较。我平生从未向人求请，在书局任职时也没有拜谒执政大臣。有人劝我，我回答说：‘他哪里能够陶铸我？我自有命在。’如果信心不足，稍有风吹草动，便产生恐惧、忧愁和欢喜，就白白耗费工夫气力了。真正信得过，命就能养成，志气也不会受到挫折。” 《录》说：自负的罪过，为什么说它危害很大呢？禹是大圣人，却说：“你只要不自负，天下就没有人能和你争能；你只要不自夸，天下就没有人能和你争功。”颜回是大贤人，却说：“愿意不夸耀善行，不把劳苦施加给别人看。”人只是自己浅陋，却把一两句话当作满足，把一点长处当作自许，这就是放纵自己。所以不知道自己的不足，只看见自己的有余，这是求学者的大病，终究不能进入尧舜之道。唉！上蔡先生的学问之所以高明、刚正，是别人难以达到的，正是因为这一点。求学的人难道可以不反省、不努力吗？朱光庭起初从胡安定学习，胡安定告诉他，求学的根本在于以忠信为主，于是朱光庭终身奉行。后来他拜二程为师，众人都感到惊异，唯独朱光庭深信不疑，笃志学习，立誓守志，坚定得如金石；他的行为可以质证于神明，无论在国家还是家中，无论面对百姓还是处理事务，无论仓促还是安静，都完全出于至诚。若论古人，哪里容易找到可以和他相比的人？有王臣的节操，有循吏的风范。国朝在元和、元祐、靖国之间，政局屡次变化，当时固然有名声盖世、身居庙堂、能够施行所学的人，但详细考察他们的事迹，仍然有所遗憾。像朱光庭这样的人，才可以说是恭敬信奉师道、始终不失的人。刘绚自幼便以二程为师。程颢曾对人说：“别人的学问，或许有敏捷之处，却未必容易保持。这个人的志向，我没有疑虑。”程颐也说：“游学于我门下的人很多，但像您这样信得笃、得到多、实行果断、守持坚定的人，几乎没有。”大概他所接受的学问有根本，所知已经深入精微，孜孜不倦而不知其他。由于天性喜爱善道，不受异端迷惑，所以他的实践安稳；内心日益充实而没有交战之病，所以行动果断。他与李昉志向相同。自从二程倡明道学，世人正惊疑不信，能够使求学者看见榜样而信从，朱光庭、刘绚二人很有力量。吕太钧为人质朴厚重、刚强正直，以圣门的事业为己任；凡是自己理解、相信而又有能力实行的事情，便亲自去做，不再疑惧。因此有见识的人把他比作季路。他跟随张载学习，能够守持老师的学说并亲身践履。他尤其喜欢讲明井田、兵制，认为治理之道必须从这里开始。于是详细绘制图籍，使这些制度可以实际施用；虽然都本于张载，却能够自己相信并努力实行，张载常常感叹说，自己也比不上他。程颐又说：“和叔在我们相见时，便不再有疑惑；但分别以后，就不能没有疑惑。然而我也不知道他是否最终真的不疑，不知道他既然已经不疑，最后是否又会产生疑惑。”程颢于是说：“为什么不问他究竟疑惑什么？”又说：“和叔至诚而相信，心地正直，所以能够笃信。” 《录》说：自从孔门教导弟子以来，到这时求学的人才知道圣人的道，并且心向往之。若不是笃信并努力实行，就只是空疏的学问，对身心没有益处，怎么能保证不很快改变，又怎么能终身奉行呢？这在道学门中极其重要，而孔子、曾子、子夏等人那种在《论语》中反复恳切教导的精神，又可以看到了。特此记录。杨万里初次拜见张忠献，张忠献勉励他学习正心诚意之道；杨万里终身奉行其教诲，甚至把读书的房屋命名为“诚斋”。淳熙十二年发生地震，杨万里上书说：“臣听说，在无事之时预先处理有事，不妨碍它成为忠言；在有事之时却装作无事，那就是大奸了。天下的事情有根本，也有枝叶。臣先前所陈说的只是枝叶而已。所谓根本，就是人主不可以任性自用。人主任性自用，臣下就不能承担责任。今天的事情将要没有法度。圣学高明，希望陛下更加思考它所说的根本。”后来杨万里迁任东宫侍读，随事规劝警戒，太子非常敬重他。适逢高宗去世，孝宗想实行三年之丧，另设议事堂，命皇太子参与处理庶务。杨万里上疏竭力劝谏。高宗尚未下葬，翰林学士洪迈没有等集议决定配享人选，独自把吕熙浩等人的姓名上报，杨万里上疏严厉斥责他，甚至说这和指鹿为马没有不同。孝宗不高兴地说：“杨万里把朕看成什么样的君主？”于是出任筠州知州。韩侂胄掌权，想网罗四方名士，曾修筑南园，嘱托杨万里为它作记，并许诺授予他掖垣官职。杨万里回答说：“官职可以抛弃，记文不能作。”韩侂胄僭越专权越来越厉害，杨万里终于忧愤成疾。家人知道其中缘故，凡是邸报都不告诉他。忽然一个族子从外面来，仓促说起用兵挑衅的事情，杨万里痛哭失声，急忙叫人拿纸写道：“奸臣目无君上，发动战争残害百姓，图谋危害社稷；我的头颅这么大，却没有报国的道路，只有孤独的愤懑。”又写下十四个字，与妻子儿女诀别，笔落之后便去世了。光宗曾亲自书写“诚斋”二字，求学者称他为诚斋先生。《录》说：张忠献对于诚斋，正如范文正对于横渠。古人成就后来的学者，大多都是这样。假使只是把这两个字题在书斋上，却不能在自己身上真正信守，那不就全然徒然了吗？如今看杨万里应诏所陈说的意见，恳切地体现了“事情预先准备就能成功，不预先准备就会失败”的道理；他关于监国的奏疏，又切切体现了“天无二日，民无二王”的言论。至于韩侂胄专权已久、邪臣误国，即使到死他仍然甘心不悔，这难道不是死而后已吗？“诚斋”这个名号，确实没有辜负。
何基笃信。黄干以父伯焚为临川县丞，时干适知丝事，伯美见其子而师事焉。干告以必有真实心地，刻苦工夫而后可，基悚惕受命。於是随事诱掖，得渊源之懿，微辞奥义，研精覃思，平心易气，以俟其通，未尝参以己意立异，以为高狗人而少变也。几所读，必加标点，义显意明，有不待论说而自见者。尝谓：为学立志贵坚，规模贵大，充践服行，死而后己。读《诗》须扫荡胸次，然后昤哦上下，讽咏从容，使人感发，方为有功。读《易》当尽去其胶固支离之见，以洁序其心，玩精微之理，沉潜极泳，得其根源，乃可渐观爻象。其确守师训，精义造约如比。及王相为弟子，高明劲识，弘论英辨，质问疑难，或一事至十往，基终不变，以待其定。尝曰：治经当谨守精玩，不必多起疑论。有欲为后学言者，谨之又谨可也。录曰：孔子曰：笃信好学。释之者曰：不笃信，则不能好学。然笃信而不好学，则所信或非其正。此何王金许四先生之传，所以不失其本也。呜呼，西河之旨，亲得大圣之宗者也，而其徒骗服失之，矧经伪学之厉禁乎哉。此其所以馑之又谨，十往不变，以待其定也。王相大父师愈从杨时受《易》、《论语》，既又从朱骨，张拭、吕祖谦、游文瀚兄弟皆及其门。相少慕诸葛为人，号长啸二蝓。三十始知家学之源，惕然叹曰：长啸，非圣门特敬之道。更以鲁斋。或语何基得熹之传，往从之，授以立志居敬之旨，中心信向，质实坚苦，有疑必从基质之。相之言曰：伏义则河图以画八卦，文王推八卦以合河图者，先天后天之宗祖也。河图是逐位奇偶之文，后天是统体奇偶之文。惟四生数不动，以四成数而上下之，上偶下奇，莫匪自然。又曰：大禹得《洛书》而列《九畴》，箕子得《九畴》而传《洪范》。范围之数，不期暗合洪范者，经传之宗祖乎。初一曰五行，以下六十五字为洪范五皇极，以下六十四字为皇极经。此帝王相传之大训，非箕子之言也。又曰：今《诗》三百篇，岂尽定於夫子之手。所删#3诗，容或有存，汉儒取以补亡。乃定二南各十，退《何彼秾矣》，《甘棠》归之，《王风》削去《野有死麝》，黜郑卫淫奔之诗，又作《春秋》发挥。又曰：《大学》致知格物章，夫尝亡，还知止章于听讼之上。谓《中庸》古有二篇，诚明可为纲，不可为目，定《中庸》、《诚明》各十一章。其卓识独见，多此类也。录曰：王会之之反身狗理，可谓学也确矣。而卒以章明卓识称者，岂非愚叉明，柔叉强乎。其着书特多，问辨特富，非无所本也。是以学者贵於知要。知要则能守约，守约则足畎该博矣。虽然长啸亦主静，徒也。不主静，则不能致远。而研精理性，与立志居敬，一而二也夫。《元史》：金履祥自幼信向濂洛之学，事同郡王相，尝问为学之方，相告以莫先立志，志立乎事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内，此为学之大方也。时宋事已不可为，遂绝意进取，屏居金华山中，追逐云月，寄情啸味，视世故泊如也。平居独处，终日俨然，所谓居敬以持其志，立志以户其本者。信乎自在，至与物接，则盎然和惮。训迪后学，谆切无倦。尝谓：刘恕外纪不本於经，而信百家之说，是非缪於圣人，不足以传信。自尧以前，不经夫子所定，固野而难质；春秋非玉帛之使，则鲁史不书，圣人笔削无得而加也。乃用邵氏皇极经世历，胡氏皇王大纪之例，损益折衷，一以尚书为主，下及《诗》、《礼》、《春秋》，旁采旧史诸子表年系事，断自唐尧以下，接於《通鉴》之前，勒为一书，名日《通鉴前编》。凡所引，辄加训释，以裁其义，多儒先所未发。既成，以授得人，许谦曰：二帝三王之盛，其微言懿行，宜后王所当法；战国申商之术，其苛法乱政，亦后王所当戒，则是编不可以不着也。当时议者以为：基之清介纯实，似尹和靖；相之高明刚正，似谢上蔡；履祥亲得之二氏，而并充於己者也。录曰：仁山之论道，原其愚之论小司马乎。太史公明言《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贞奈何复补之乎。由是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女娲氏、燧人氏、盘古氏、纷纭不一，皆贞门之作俑也。至胡五峰双峰号为儒者，复舛错缪戾，何怪秦博士、梁武帝耶。至少微家塾并载盘古等六氏於前，伏义等八氏於后，总一十四氏，不知孰为三皇，孰为五帝。今当一切削去，以前编为定，可也。
译何基笃信道理。黄干因父亲黄伯焚任临川县丞，当时黄干恰好主管学事，黄伯美见到他的儿子，便以师礼相待。黄干告诉何基，必须有真实的心地和刻苦的工夫才可以成学，何基恭敬警惕地接受教诲。此后他随着遇到的事情接受诱导扶助，得到学问的渊源精华；对幽微的言辞、深奥的义理，精心研究，深入思考，平心静气以等待贯通，从不夹杂自己的意思而故意立异，因此成为厚重而少有变更的人。他所读的书，必定加上标点，意义显明、文意清楚，有些地方不待论说便自然显现。他曾说：求学立志贵在坚定，规模贵在宏大；充实自己、践履奉行，直到死后才停止。读《诗》必须先扫除胸中的杂念，然后上下吟哦，从容讽咏，使人受到感动而奋发，这才算有功效。读《易》应当完全除去胶着固执、支离破碎的见解，以此使心思纯洁有序；玩味精微的道理，沉潜涵泳，探得根源，才可以逐渐观察爻象。他确实守持老师的训诫，精研义理，造诣深厚就是如此。后来王相成为他的弟子，见识高明而刚劲，议论宏阔、辨析英发；遇到疑难，往往一件事来往请问十次，何基始终不改变立场，只等待他自己确定。他曾说：研究经书，应当谨慎守持、精心玩味，不必多多创设疑论。想对后学有所说明的人，更应谨慎再谨慎。《录》说：孔子说：“笃信而好学。”解释这句话的人说：“不能笃信，就不能好学。”然而只笃信而不好学，那么所信的也许并不是正道。这就是何基、王相、金履祥、许谦四位先生传承学问而不失根本的原因。唉！西河先生所传的宗旨，是亲自得到大圣人的正统；他的弟子却因偏信而失去了它，何况后世把伪学视为严禁之事呢？这正是何基所以谨慎再谨慎、别人十次请问也不改变、只等待对方自己确定的原因。王相的祖父王师愈跟随杨时学习《易》《论语》，后来又跟随朱熹；张栻、吕祖谦、游文瀚兄弟也都曾到他门下。王相年轻时仰慕诸葛亮的为人，自号“长啸二蝓”。三十岁时才知道家学的源流，警醒地感叹说：“长啸，并不是圣门最重视的道。”于是改号为“鲁斋”。有人告诉他何基得到了朱熹的传承，他便前去跟随何基学习。何基把立志、居敬的宗旨传授给他，他内心信服向往，质朴笃实而坚苦；有疑问就一定向何基请教。王相说：伏羲依据河图画出八卦，文王推演八卦以配合河图，这是先天、后天的宗祖。河图是分别排列各位奇偶的文理，后天八卦是统摄全体奇偶的文理。只有四个生数不动，用四个成数使它们上下排列，上面为偶、下面为奇，没有一样不是自然如此。又说：大禹得到《洛书》而排列《九畴》，箕子得到《九畴》而传述《洪范》。八卦范围之数与《洪范》暗中相合，难道不是经书和传文的宗祖吗？第一项“初一”说五行，以下六十五字是《洪范》的“五皇极”，以下六十四字是“皇极经”。这是帝王相传的大训，并不是箕子的话。又说：如今《诗》三百篇，难道都是由孔子亲手确定的吗？被删去的诗篇，也许还有保存下来的，汉代儒者便取来补足亡佚。于是确定“二南”各十篇，删去《何彼秾矣》，把《甘棠》归入其中；《王风》删去《野有死麝》，排斥郑、卫两国关于淫乱私奔的诗篇；又作《春秋》发挥。又说：《大学》的“致知格物”章，过去曾经亡佚，后来把“知止”章放在“听讼”章之上。他认为《中庸》古代原有两篇，以“诚明”为纲而不可作为目，于是确定《中庸》《诚明》各为十一章。他卓越的见识和独到的观点，大多如此。《录》说：王会之反身求理，可以说学问确实坚定了。但他最终以章明、卓越的见识著称，难道不是因为愚者因明而明、柔者因强而强吗？他著书特别多，考辨也特别丰富，并不是没有根本。因此求学贵在知道要领。知道要领，就能守约；守约，就足以兼该博通。虽然长啸也以主静为宗旨，但他只是主静的弟子。若不主静，就不能达到深远；而精研性理，与立志、居敬，实际上是一体而又分为二端。《元史》记载：金履祥从小信奉濂洛之学，师事同郡的王相。他曾问求学的方法，王相告诉他说：“没有什么比立志更优先的了。志向要建立在事物之外，敬意要贯彻在事物之内，这就是求学的大原则。”当时宋朝的事情已经无法挽救，于是他断绝了仕进的念头，隐居在金华山中，追随云月，寄托情怀于长啸〔“啸味”疑为“啸咏”〕，把世俗事务看得淡然。他平日独处时，整天庄严端正，这就是所谓以居敬来持守志向、以立志来建立根本〔“户其本”疑为“立其本”〕。他的内心确实自在；但一接触外物，就充满和气〔“和惮”疑有讹误〕。他教诲后学，恳切周详，从不厌倦。他曾说：“刘恕《外纪》不以经书为根本，却相信诸子百家的说法；其中是非与圣人相悖，不足以传信。尧以前的事情，既没有经过孔子删定，本来就荒诞而难以考实；《春秋》中，除非有执掌玉帛的使者来往，鲁国史书便不记载，圣人的笔削也无从增益。”于是他采用邵氏《皇极经世历》和胡氏《皇王大纪》的体例，斟酌损益，取其中道，一概以《尚书》为主，下及《诗经》《礼经》《春秋》，旁采旧史和诸子，按年代编排事实，从唐尧开始，接续到《资治通鉴》之前，编成一书，名为《通鉴前编》。凡是引用的内容，他都加以训释，以裁定其义，其中有许多是前代儒者没有阐发过的。书成之后，他把它传授给有资格的人。许谦说：“二帝三王盛世的微言美行，是后世君王应当效法的；战国时申不害、商鞅的苛刻法术和扰乱政治的做法，也是后世君王应当警戒的，所以这部书不能不写。”当时议论的人认为：金基清廉耿介、纯厚笃实，像尹和靖；王相高明刚正，像谢上蔡；金履祥亲自从这两位那里得到学问，又都充实到自己身上。按语说：仁山论道，推究其源，难道是沿袭了小司马〔“其愚之论小司马”文意不明〕的说法吗？太史公明明说《尚书》只记载尧以来的事，而百家谈论黄帝时，文字并不雅正，士大夫和先生们也难以据此立论；既然如此，〔“贞奈何复补之乎”疑有讹误〕为什么还要再加以补写呢？因此，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女娲氏、燧人氏、盘古氏等说法纷纷不一，都是〔“贞门”疑为“此门”或有讹误〕著述者开创这种风气的结果。至于胡五峰、双峰，号称儒者，却又错乱悖谬；那么秦代博士、梁武帝有类似错误，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至少微的家塾本把盘古等六氏列在前面，把伏羲等八氏列在后面，总共十四氏，却不知道谁是三皇、谁是五帝。现在应当一概删去，以《通鉴前编》为定本，这样就可以了。
许谦受业金履祥之门，语之曰：士之学，若五味之在和，酝酱既加，则酸咸顿异。子今来见而犹夫人，岂吾之学无以感发予耶。谦闻之惕然，居数年尽得其所传之奥，於书无不读，有不可通，则不敢强；或有未安，亦不苟同也。谓学者曰：学以圣人为准的。然得圣人之心，而后可学圣人之事。其读《诗》，有《名物钞》正其音释，考其名物度数，以补先儒之未备，仍存其逸义，旁采远援，而以己意终之。期观史，有《治忽几微》，仿史家年经国纬之法，起太嗥氏，迄宋元佑司马光卒。盖以为光卒，则中国之治不可复兴，诚理乱之几也。又有《自省编》，昼之所为，夜必书之，其不可书者，则不为也。开门讲学，远而幽冀齐鲁，近而荆扬昊越，皆不惮来受。其教人也，至诚谆悉，内外婵尽。尝曰：己有知，使人亦知，岂不快哉。或有所问难而词不能达，则为之言其所欲言，而解其所惑。讨论讲贯，终日不倦，摄其粗疏入於密微，闻者方倾耳听受，而其出愈真切，惰者作之，锐者抑之，拘者开之，放者为约之，随其材分，成有所得。然独不以科举之文授人，曰：此义利所由分也。笃於孝友，有绝人之行，处世不胶於古，不流於俗。大德中，荧惑入南斗，谦以为灾在昊楚，窃探忧之。是岁大侵，貌瘠加损。或问曰：岂食不足乎。谦曰：今公私匮竭，道谨相望，吾能独饱邪。其处心盖如此。录曰：愚观许白云之所忧窃，与今同夫是而不胶於古，不流於俗。盖胶於古，则荧惑之变，不但大侵而已；流於俗，则昊楚之灾，未必切身而已。而不知儒者之心，视天地万物，中国四夷，未之有间，而天道人事，皆吾学问中之所当究。初非应举之文，科目之士所能知也。其伤中国，距夷狄，默与於治忽几微之间；而所以扶世道，振元纲，又切于洞究释老之旨。此所以足任正学之重，而身之安否为斯道之隆替也。皇明初，赵考古妈谦系出宋秦王六世孙，公烦入元，累世不仕。先生远宗沬泗，近取关问，信道敦笃。洪武初，聘至京师，归而筑考古台，作《声音文字通》一百卷，大阐六经百氏，自谓有精义人神之妙，时人未之许也。惟宋景濂命子仲市受其学，与江西宋季子、天台林公辅、同郡唐愚士信以为然，吏部侍郎侯庸事以师礼。复起至京，廷臣成谓海外圣学未闻，宜用真儒往教，遂授琼州府学教授。既至，作琼台布学范，传授造化经纶图说，集补前圣成书，随物书之，以兴起斯文为己任。虽蛮夷荷戈执戟之徒，向风慕义，而远方从游之士不以梯山航海为惮，若三山郑尚宾，合肥王仲迪，莆田朱伯绍，凤阳孙仲岳，琼台昊文祥，皆宗之。丘文庄公浚信之尤笃，盖琼州自考古之后，始知圣学。文庄始以朱子微言散见於传注语录！学者狞未易求，乃采其精切者，汇为二十篇，作《学的》。又《纲目》以正统为主，如秦隋之未有不可遽夺，汉唐之初有不可遽予者，作《世史正纲》。《家礼》虽得崇本孰实之意，而仪节阙略，作《家礼仪节》。《大学衍义》尚缺治国平天下，乃采经传子史，附以己意，作《衍义》。补四书之着，乃其大者。在太学，一遵李忠文公遗矩，而综理微密。人谓忠文莫及。在大位，务以宽大启上心，忠厚变士习。凡人才进退，政事废举，一惟祖宗旧典是循。预修英庙实录，奋然以于谦被诬之事为言，众始信之，方得从实书其功最。吏部考察以多黜为公，黜者况不敢诉，公深知其弊，言於上曰：唐虞三载考绩，三考黜陆。今有居官未及半载，徒信人言，未必皆实。上深然之。会吏部上当黜者几二千人，劫凡未及三载，及虽经三考，非为贪暴实迹者，俱勿黜。盖信公言也。录曰：愚观赵考古哄先朝系属自秘，入元不仕，其所着书，自以为精义入神之妙，人亦未之许也。苟非大明当空，崇重真儒，阐扬道学，安能尽信之乎。自是薄海内外成与同文，不旋踵问，有文庄者出，深悟笃信，推而骄之身心，措之事业，以裨我皇明之治。正以见胜国不得与于斯文，而薄海内外蔼然文明，气象岂无自欤。弘道录卷之五十六 竟＃１本书原卷前卷后有的未标明卷数，现统一补全。＃２『仔』原作『子』，今据文义改。＃３『删』 原作『刚』今据文义改。
译许谦在金履祥门下受业，金履祥对他说：“士人的学问，就像五味处在调和之中；一旦加入酝酱，酸味和咸味就会顿时不同。你今天来见我，却还和普通人一样，难道是我的学问没有办法感发你吗？”许谦听后警醒起来，过了几年，完全领会了金履祥所传学问的奥妙。他没有不读的书，遇到不能通晓的地方，就不敢勉强解释；有些地方感到不妥，也不苟且附和。他对求学者说：“求学要以圣人为准则，但先要体会圣人的心，然后才可以学习圣人的事业。”他读《诗经》时，撰有《名物钞》，订正字音和训释，考察名物、度数，以补充前儒的不足；同时保存其中散佚的义理，广泛采集远处的材料，最后用自己的意见加以贯通。他考察历代史书，撰有《治忽几微》，仿照史家以年代为经、以国家为纬的方法，从太嗥氏起，直到宋元祐年间司马光去世。大概是认为司马光去世之后，中国的治理便不能再复兴，这确实是治乱转折的关键。他又有《自省编》，白天做过的事情，晚上一定记录；其中有不能记下来的事，就不去做。他开门讲学，远至幽州、冀州、齐地、鲁地，近至荆、扬、吴、越，都有人不怕路远前来受学。他教人时极其诚恳周详，内外都竭尽心力。他曾说：“自己有了知识，也使别人有知识，难道不是一件快事吗？” 有人提出疑难而言辞不能充分表达时，他就替对方说出其想说的话，并解除对方的疑惑。他讨论、讲解、贯通义理，整天都不疲倦；把粗疏的内容摄入精密微妙之处。听讲的人正侧耳听受，而他的讲解就越发真切：懒惰的人，他使之振作；锐进的人，他使之收敛；拘泥的人，他为之开通；放纵的人，他为之约束；按照各人的才质和程度教导，使每个人都有所得。然而，他唯独不把科举文章教给人，说：“这正是义与利分开的地方。”他笃行孝友，有超出常人的品行；处世不拘泥于古法，也不随波逐俗。大德年间，荧惑星进入南斗，他认为灾祸将发生在〔“昊楚”疑为“吴楚”〕，暗自为此忧虑。这一年发生大灾荒，他的面容消瘦，身体更加憔悴。有人问：“难道是食物不够吗？”许谦说：“如今公家和私人都穷困匮乏，道路上到处可见相互逃难的人，我难道能独自吃饱吗？”他的存心大致就是这样。按语说：我看许白云暗中忧虑的事情，与今天相同〔“忧窃”疑有讹误〕，就是合乎是非却不拘泥于古、不随流俗。假如拘泥于古，那么荧惑星的变异所带来的灾祸，就不只是大饥荒而已；假如随流俗，那么吴楚的灾祸，也未必只会切身影响自己。然而，人们不知道儒者的心胸：在他们看来，天地万物、中国和四夷之间，本来没有什么分别；天道和人事，全都是学问中应当探究的内容。这并不是只会写应试文章的科举之士所能知道的。他们忧伤中国、抵御夷狄，默默参与于探究治乱几微之间；而他们用来扶持世道、振兴纲常的根本，又在于深入研究释、老之学的宗旨。这正是他足以承担正学重任的原因；而他自身的安危，也关系到这条道统的兴衰。明朝初年，赵考古〔“妈谦”疑为人名讹写，或作“吴谦”〕是宋秦王的第六代孙，〔“公烦入元”疑有脱讹〕，世代没有出仕。先生远承洙泗之学，近取关中之学〔“关问”疑为“关学”〕，信奉道学而且笃实。洪武初年，他被征召到京师；回来后修筑考古台，撰成《声音文字通》一百卷，大力阐明六经和诸子百家的学说，自称其中有精微深奥、通达神明的妙处，但当时人并不认可。只有宋景濂命令儿子仲市接受他的学问，又有江西宋季子、天台林公辅、同郡唐愚士相信他，吏部侍郎侯庸以师礼事奉他。后来他再次被起用到京城，朝廷大臣都说，海外还没有听闻圣学，应当派真正的儒者前去教导，于是授予他琼州府学教授之职。他到任后，撰写《琼台布学范》，传授《造化经纶图说》，汇集补充前代圣人已经完成的著作，随事著述，把振兴斯文作为自己的责任。即使是手执戈戟的蛮夷之人，也受其教化而仰慕道义；远方来求学的人不以翻山渡海为苦。比如三山的郑尚宾、合肥的王仲迪、莆田的朱伯绍、凤阳的孙仲岳、琼台的吴文祥，都奉他为宗师。丘文庄公浚尤其笃信他。大概琼州自从考古先生之后，才开始懂得圣学。文庄起初把朱子精微的言论散见于传注、语录中的内容〔“文庄始以朱子微言散见於传注语录”句末标点及语意或有疑误〕搜集起来。求学者很难轻易找到〔“学者狞未易求”疑有讹误〕，于是他采集其中精要而切实的内容，汇编为二十篇，撰成《学的》。又因为《纲目》以正统为主，对于秦、隋开国时不可以仓促夺取正统，对于汉、唐初年也有不可以仓促授予正统的情况，于是撰成《世史正纲》。认为《家礼》虽然得到了崇本务实的宗旨，但礼仪节文有所缺略，于是撰成《家礼仪节》。《大学衍义》还缺少治理国家、平定天下的内容，于是采集经书、传注、诸子、史书，附加自己的意见，撰成《衍义》。补充四书著述，这是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在太学时，他完全遵循李忠文公留下的规矩，同时把事务处理得周密细致。人们说李忠文公也比不上他。他身居高位时，致力于用宽厚宏大的道理启发皇上的心志，用忠厚之道改变士大夫的习气。凡是人才的升降、政事的兴废，一概遵循祖宗的旧典。他参与编修英宗实录时，奋然为于谦被诬陷之事申辩，众人才开始相信他，最终得以据实记录于谦的功劳。吏部考察官员时，把罢黜多人当作公正，被罢黜者况且不敢申诉；他深知其中弊端，便对皇上说：“唐尧、虞舜时三年考核一次政绩，三次考核后才黜退官员。如今有人任官还不到半年，只凭听信别人的话便罢黜他，未必全都属实。”皇上深以为然。正好吏部上报应当罢黜的官员将近两千人，于是下令：凡是任职未满三年，以及虽经过三次考核却没有贪污暴虐确实罪迹的人，一概不要罢黜。这大概就是因为皇上采纳了赵公的意见。按语说：我看赵考古〔“哄先朝系属自秘”疑有多处讹误〕出身于前朝宗室，自我守秘〔原文“自秘”语意不明〕，进入元朝后不肯出仕；他所著的书，自认为有精微入神的妙处，当时人也没有认可。如果不是大明正当盛世，尊崇重视真正的儒者，阐明弘扬道学，又怎么能够完全信任他呢？从此海内外都归于同文〔“成与同文”疑有讹误〕，不久便有文庄出现，深刻领悟并笃信这种学问，把它推行到身心修养之中，落实到事业上，以辅助我大明的治理。这样正好可以看出，前一个王朝不能参与斯文之统，而海内外一派文明气象，难道会没有由来吗？《弘道录》第五十六卷 完 ＃１本书原来的卷首、卷尾有些地方没有标明卷数，现在统一补全。＃２“仔”字原作“子”，现据文义改正。＃３“删”字原作“刚”，现据文义改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