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道录卷之八
万章问曰：象曰以杀舜为事，立为天子，则放之。何也。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亲爱之而已矣。亲之，欲其贵也。爱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库，富贵之也。身为天子，弟为匹夫，可谓亲爱之乎。录曰：郑庄之於叔段，所谓藏怒者也。晋献之於桓庄，所谓宿怨者也。不惟藏怒也，而且誓母于城颖焉。不惟宿怨也，而且诅无畜群公子焉。《中庸》曰：兄弟既翕，和乐且耽。又曰：父母其顺矣乎。然则不能亲於傲弟，铃不能格于顽单之心矣。《诗□大雅》：帝作邦作对，自大伯王季。维此王季，因心则友，则友其兄，则笃其庆，载锡之光，受禄无丧，奄有四方。录曰：孔子曰：太伯其可谓至德也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释之者曰：无得而称其逊，隐微无进可见也。今观诗人之词曰：王季之所以友其兄者，乃因其心之自然，而不由於勉强。然则太伯之所以让其弟者，又非因其心之自然，而有待於勉强乎。如此人何得而见，亦何得而称，无俟隐微之一言而自明也。《小雅》：寥彼萧斯，零露泥泥。既见君子，孔燕岂弟。宜兄宜弟，合德寿岂。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兄及弟矣，式相好矣，无相犹矣。录曰：二诗措词切中汉七国之弊。观於淮南好客，楚元设醴，何莫非孔燕也。然无岂弟之德，故终鲜乐寿之休。厥后铸山煮海，招亡纳叛，所谋纷纭迭出，只以速其乱亡而已。又岂但继世而立，猜忌之间而已哉。《史记》：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齐。父卒，叔齐让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齐亦不肯立而逃之。国人立其中子。子贡问曰：伯夷，叔齐，何人也。孔子曰：古之贤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录曰：或问曰：夷齐之让国，后世何以皆不及乎。愚应之曰：事之无始於前者，理则从天而出，从地而生，未有不善也。有始於前者，后铃以人问之，以心图之，万有不齐也。是故夷齐之於父命，因事以制义，而无心以收后世之效。后人之於兄弟，假养以兴事，而有意以取古人之名。此其所以异，而召乱亦在乎其中矣。《周书》：既克商二年，武王有疾弗豫。太公召公曰：我其为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公乃自以为功，为三坛同惮。为坛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史乃祝册曰：惟尔元孙某，遘厉虐疾。若尔三王，是有丕子之责子天。以旦代某之身。乃卜三龟，一习吉，启钥见书，乃并是吉。公曰：体王其罔害，公乃纳册于金朦之匮中。王翼曰乃廖。武王既丧，管叔得其群弟流言於国，曰：公将不利於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避，我无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束二年，则罪人斯得。公乃为诗以贻王曰：鹧鹊鸦鹊，既取我子，无毁我室。恩斯勤斯，斋子之闵斯。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调缪牖妒户。今女下民，或敢侮予。予手拮锯，予所将荼，予所蓄租，予口卒店。曰予未有室家，予羽谯谯，予尾偷修，予室翘翘。风雨所漂摇，予维音晓晓。录曰：王与叔虽有君臣之分，公以手足视之，则皆同也。王死，则代叔诛，则忍有以异乎。曰：无以异也。夫暝眩之与悖乱，虽有亲疏远近之殊，其动摇王室则一也。是故丕子豫，则民罔不只，帮子通，则民罔不侮。然则植璧秉珪，与破斧缺戕，圣人宁有异心哉。其哀我人斯易地，则皆然也。又曰：贻者流传，致达之称，流言之起，茫昧无根。夫苟默而不言，王室忽然有难，谁其知之。又谁其使之。仁者固如是乎。若但苟且而言，懿亲忽然无愁，是可忍也，熟不可忍。仁者，不如是也。今观其词不迫切，而意已独至。设使五尺之童听之，岂不知鸦鹊之恶不可追，而拮锯之苦为可信哉。此其感人之切，奚翅忠诚恳。至其於属词比事之问，真如风之动物。然则天之雷电以风，岂无由而致之乎。《左传》：晋以骊姬之难诅，无畜群公子。自是晋无公族。及成公立，乃宦乡之适而为之田，以为公族，又宦其余子亦为余子，其庶子为公行。晋於是有公族，余子公行至是。赵宣子请以括为公族，曰；君，姬氏之爱子也。微君姬氏，则臣狄人也。公许之，以宣子为旎车之族，使屏季，以其故族为公族大夫。录曰：赵宣子之请族，其感於姬之请嫡乎。虽然宣嫡而赵族世括，族而赵嫡亡。然则腌车安在哉。公族安在哉。是以君子贵於有子。
译万章问道：“象把杀害舜作为自己的事情，舜做了天子，却只是把他流放。为什么呢？”孟子说：“这是封赏他。有人说是流放。仁人对待弟弟，不把愤怒藏在心里，不把怨恨留存长久，只是亲近、爱护他罢了。亲近他，是希望他尊贵；爱护他，是希望他富有。封给他土地和府库，就是使他富贵。自己做天子，弟弟却只是平民，这能说是亲爱他吗？” 《录》说：郑庄公对叔段，就是所谓把愤怒藏在心中；晋献公对桓叔、庄伯，就是所谓把怨恨留存长久。不只是藏怒，而且还在颍城诅咒母亲；不只是宿怨，而且还诅咒不让众公子得到供养。《中庸》说：“兄弟既然和睦，就和乐而长久。”又说：“这样父母大概就顺心了吧。”既然如此，不能亲近傲慢的弟弟，必定也不能感化顽劣之人的心。《诗经·大雅》：上帝建立国家，树立君主，从大伯、王季开始。正是这位王季，出于本心而友爱兄长；既然友爱兄长，就使他的福庆更加深厚，于是不断赐予光明，承受福禄而不丧失，最终拥有四方天下。《录》说：孔子说：“太伯可以说是最高的德行了！他三次把天下让给别人，百姓无法称述他的功德。”解释这句话的人说：“无法称述他的谦让，是因为他的退让隐微深远，没有可供人看见的进迹。”现在看诗人的话，王季之所以友爱兄长，是因为出于本心的自然，而不是勉强为之。既然如此，太伯之所以把天下让给弟弟，难道不是出于本心的自然，而是需要勉强吗？像这样的人，别人怎么能看见他的内心，又怎么能称述他的德行？无需说什么‘隐微’，道理自然明白。《小雅》：那萧草长得多么茂盛，露水降下多么浓重。已经见到君子，心中非常欢乐和善。兄弟之间和睦相处，共同具备美德，享有欢乐长寿。水流清清的斯干，南山幽静深远；好像竹子丛生繁盛，好像松树茂盛高大。兄弟之间相互亲爱，彼此和好，不互相欺诈。《录》说：这两首诗所说的话，切中汉代七国的弊病。看淮南王喜好招纳宾客、楚元王设置醴酒款待宾客，哪一样不是“非常欢乐”呢？然而他们没有和睦友爱的德行，所以最终很少得到欢乐长寿的福分。后来他们铸山煮海，招引亡命、接纳叛乱之人，谋划纷杂、层出不穷，只是加速自己的祸乱灭亡罢了。难道问题仅仅在于世代相承而立、彼此猜忌吗？《史记》：伯夷、叔齐，是孤竹君的两个儿子。父亲想立叔齐为继承人。父亲死后，叔齐把君位让给伯夷。伯夷说：“这是父亲的命令。”于是逃走。叔齐也不肯即位而逃走。国人便立他们的弟弟为君。子贡问道：“伯夷、叔齐是什么样的人？”孔子说：“是古代的贤人。”子贡说：“他们有怨恨吗？”孔子说：“他们求仁而得到了仁，又有什么怨恨呢？” 《录》说：有人问：“伯夷、叔齐让国，后世为什么都比不上他们？”我回答说：事情如果在前面没有人为的开端，那么道理就是从天而出、从地而生，没有不善的。有了人为的开端，后来必定…… 用人的私意去询问，用自己的心思去谋划，万事就不会相同。因此伯夷、叔齐对于父亲的命令，是因事制宜而成就义理，并没有存心借此取得后世的效果；后世之人对待兄弟，却是假借古人的义理来兴办事情，并有意取得古人的名声。这就是二者不同之处，而招致祸乱的根源也正在其中。《周书》：灭商第二年，武王生病不愈。太公、召公说：“我们大概应当替王举行穆卜。”周公说：“不能因此使我们的先王忧戚。”周公于是亲自把自己作为祭祀的对象，筑起三座坛。又在南方筑坛，面向北方；周公站在那里，手持璧玉和圭玉，告祭太王、王季、文王。史官于是祝告并书写册文：“只有您的长孙某，遭遇严重的疾病。如果三位先王在天有重大责任，就把责任降在我旦身上，以我的身体代替某。”于是用三只龟甲占卜，一次卜得吉兆；打开钥匙看卜书，三次都是吉兆。周公说：“王大概没有灾害了。”于是把册文收藏在金縢匮中。武王第二天便痊愈。武王去世后，管叔与周公的众弟弟在国内散布流言，说：“周公将对孺子不利。”周公于是告诉太公、召公：“如果我不避嫌，我就无法向先王交代。”周公居东二年，罪人于是被捕获。周公作诗送给成王说：“鹊鸟呀鹊鸟，既然夺取了我的孩子，不要毁坏我的家室。忧患如此深重，哀怜我的孩子吧。趁着天还没有下雨，赶紧剥取桑树根皮，缝补好窗户和门户。现在下面的百姓，谁敢欺侮我？我的手已经劳苦不堪，我所要承受的是苦难，我所积蓄的是艰辛，我的口终于疲惫。说的是：我还没有家室，我的羽毛稀疏，我的尾巴衰败，我的巢室摇摇欲坠。” 被风雨吹打摇撼，我的声音也微弱悲哀。《录》说：成王与管叔虽然有君臣的区别，但周公把他们看作手足，那么二者就是一样的。成王死后，周公代替成王诛杀管叔，难道忍心认为二者有什么不同吗？没有不同。昏乱与悖逆虽然有亲疏远近的区别，但动摇王室这一点是相同的。因此，王室强盛，百姓没有不敬畏的；王室混乱，百姓没有不轻侮的。那么，周公筑坛告祭时手持璧圭，与后来作诗说破斧缺斨，圣人的心难道有不同吗？如果把自己置于百姓的哀苦之地，也都会如此。又说：所谓“贻”，是流传、传达的称谓；流言的兴起，却茫昧而无根。假如只沉默不说，王室忽然遭遇灾难，谁会知道呢？又有谁会使它得到挽救呢？仁人本来应该这样吗？如果只是苟且敷衍地说几句，至亲忽然遭受忧患，难道可以忍受吗？这是谁都不能忍受的。仁人不是这样。如今看这首诗，言辞并不逼迫，意义却已经极其深切。假如让五尺高的儿童听到它，难道不会知道鹊鸟的恶行不可追究，而手足劳苦之词是可信的吗？它感动人的深切程度，哪里只是忠诚恳切而已？至于遣词造句、联类叙事之间，真像风吹动万物一样自然有力。既然如此，天上的雷电借风而发，难道没有原因吗？《左传》：晋国因骊姬之乱而诅咒不许供养众公子，从此晋国没有公族。成公即位后，才让曲沃的嫡子做官并给他田地，把他作为公族；又让其他儿子做官，称为余子；庶子则担任公行。晋国于是重新有了公族、余子和公行。赵宣子请求让赵括担任公族，说：“君主是姬氏所宠爱的儿子。若没有君主和姬氏，臣就是狄人。”晋侯答应了，以赵宣子为旎车之族，让屏季承继他原来的族，而以原族为公族大夫。《录》说：赵宣子请求恢复公族，是受到姬氏请求立嫡子的感动吗？虽说如此，赵氏以赵括为嫡而延续了宗族，后来赵氏的嫡系却灭亡了。那么旎车之族在哪里呢？公族又在哪里呢？所以君子贵在有子嗣。
韩献子告老，将立公族穆子。穆子有废疾，辞曰：《诗》云：弗躬弗亲，庶民弗信。无忌不才，请立起也。起与田苏游，而称好仁。《诗》云：靖共尔位，好是正直，神之听之。介尔景福，恤民为德，正直为正，参和为仁。如是则神听之，介福降之立之，不亦可乎。使宣子朝遂老。晋侯谓韩无忌仁，使掌公族，为公族大夫。录曰：韩与赵，三晋之巨臂也，故献子不背赵孟以为知义。起与盾，巨室之大木也，故无忌不先韩起以为伏仁。虽然义立而后仁，显嫡宣孟所以化穆子也，族屏季所以感悼公也。《诗》曰：世之不显，厥猷翼翼。其斯三晋之所由盛，而曲沃之所由分欤。宋穆公疾，召大司马孔父而属殇公焉，曰：先君舍与夷而立寡人，寡人弗敢忘。若以大夫之灵，得保首领以没。先君若问与夷，其将何辞以对。请子奉之，以主社稷，寡人虽死，亦无悔焉。对曰：群臣愿奉冯也。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为贤，使主社稷。若弃德不让，是废先君之举也。岂曰能贤，光昭先君之令德，可不务乎。吾子其无废先君之功。使公子冯出居於郑。八月庚辰，宋穆公卒。殇公即位。君子曰：宋宣公可谓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飨之，命以义夫。录曰：宋宣之致国於穆公，左氏以为知人，公羊以为首祸，将何所拆衷乎。夫尧荐舜，舜荐禹，既听命於天矣，而朝觐、讼狱、枢歌未尝不取信於民，以至益之。与启则又不然，朝觐、讼狱、枢歌者不之益而之。启曰：吾君之子也。盖尧舜禹益之事，由於自然之命，天理之公耳；此所以万世而无弊。穆宣夷冯之事，出於好乐之情，尔我之私耳；此所以再传而不终。虽然孔父之受命，贤於赵普之再悦；而子冯之居郑，愈於德芳之负约。穆公可谓不负其初心矣。宋桓公疾，太子兹父固请曰：目夷长且仁，君其立之。公命子鱼。子鱼辞曰：能以国让仁，孰大焉，臣不及也。且又不顺遂，走而退。宋襄公即位，以公子目夷为仁，使为左师以听政。於是宋治。故鱼氏世为左师。录曰：穆公舍冯而立与夷。父子之分紊矣，所以卒致篡弒之祸。目夷固请以立兹父，兄弟之伦正矣，所以获成宋治之美。然则何铃晞让以为义。好名以相高乎，要之父死子继者，万世之常也。兄终弟及者，一时之变也。非常非变，乱而已矣。公孙敖娶于莒，曰：戴己生文伯，其姊声己生惠叔。戴己卒，又聘于莒。莒人以声己辞，则为襄仲聘焉。登城见之美，自为娶之，尽室奔莒以从己氏也。鲁人立其长子谷，是为文伯。文伯疾而请曰：谷之子弱，请立难也。许之。文伯卒，立惠叔。录曰：鲁文之世，杀嫡立庶，而乃有谷与难之让。君子可以愧襄仲矣，而卒不免於底埋之难者。《传》曰：君以此始，亦以此终，庆父之杀般及闵，襄仲之杀恶及视；一也。然则虽欲不死，乌得而不死。《汉书》：河间王德，武帝兄也。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以金帛县。是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或有先世旧藏多奉以奏。故得书多与。汉朝等悉皆先秦古文，若《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其学，举六艺，立《毛氏诗》、《左氏春秋》博士；修礼乐，被服儒术，造次必於儒者。山束诸儒多从而游。武帝时，来朝献雅乐对三雍宫，及诏策所问三十余事。其对推道卫而言，得事之中，文约指明。立二十六年薨，中尉常丽以闻，曰：王身端行，治温、仁、恭、俭，笃敬爱下，明知深察，惠于鳏寡。大行奏谧法曰：聪明睿知。曰：献宜。镒献王。录曰：自西汉溺冠骂儒之俗兴，世传诸侯王或数百，率多骄淫失道，悖乱凶慝，无所不至，岂天之降才尔殊哉。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彼儒者，诚何负於天下乎。二帝三王所为以标准后世者，具载于书。此其身端行，治温仁恭俭。视彼安於鸩毒，利於危亡者，何其悬绝哉。史称大雅卓尔不群，河问近之。可谓仁矣。《后汉书》：束海恭王疆，郭后子，明帝兄也。建武二年立，为皇太子，十七年而郭后废，疆常戚戚不自安，数因左右及诸王，陈其恳诚，愿备藩国以奉养母氏。光武不忍，迟回者数岁至。十九年六月，诏以皇太子疆崇执谦退，父子之情重违久之，其以疆为束海王，立阳为皇太子。袁宏论曰：束海称藩，谯恭之心弥亮。明帝承统，友于之情愈笃。虽兴废不同，父子兄弟至性，无问然也。录曰：愚观承运迭兴之主，每事鉴于已然。其易太子，正以推时之艰也。有如明帝之贤，而不预定於先汉，将复不震乎。厥后永平元年，疆果以病薨，帝已暗於将然矣。而能卒全因心，友于之爱，殆诗所谓笃庆者欤。
译韩献子请求告老还乡，将要立公族穆子。穆子有废疾，推辞说：“《诗经》说：‘不亲自参与、不亲自办理，百姓就不会信任。’我韩无忌没有才能，请立韩起吧。韩起与田苏交游，人们都称赞他仁厚。《诗经》说：‘恭敬地守住你的职位，喜好正直。神明听见了，就赐给你大福。’怜恤百姓就是德，正直就是正，参合调和就是仁。这样神明就会听见，福佑就会降临。立他为公族，不也可以吗？”于是让宣子入朝，自己告老。晋侯认为韩无忌仁厚，让他掌管公族，任公族大夫。《录》说：韩氏和赵氏，是三晋的巨大支柱，所以韩献子不违背赵孟，把他视为懂得义理的人。韩起和赵盾，是大族中的栋梁，所以韩无忌不把韩起排在前面，而以此显露仁心。虽然如此，先立义而后成仁；显立赵氏嫡系，是赵宣孟感化穆子的地方；恢复公族、任用屏季，是感动晋悼公的地方。《诗经》说：‘世代显赫不衰，其谋略恭敬周密。’这大概就是三晋所以兴盛、曲沃所以分裂的原因吧。宋穆公病重，召大司马孔父，把殇公托付给他，说：“先君舍弃与夷而立我，我不敢忘记。假如凭借您的神灵，我能保全性命而终老，先君如果问起与夷，我将用什么话回答呢？请您奉立他来主持国家，即使我死了，也没有遗憾。”孔父回答说：“群臣愿意奉立公子冯。”穆公说：“不可以。先君认为我贤能，让我主持国家；如果我抛弃德行而不让位，就是废弃先君的举动。怎能只说自己贤能，却不发扬先君的美德？难道不应当努力吗？您不要废弃先君的功业。”于是让公子冯出居郑国。八月庚辰，宋穆公去世。殇公即位。君子说：“宋宣公可以说是知人了。他把君位立给穆公，穆公的儿子也享有其福，真是以义理命名。” 《录》说：宋宣公把国家交给宋穆公，左氏认为他知人，公羊氏却认为这是祸乱的开端，那么究竟应当如何折中判断呢？尧荐举舜，舜荐举禹，既然都听从天命；但朝觐、讼狱、歌谣等事，也未尝不取信于百姓，直到益与启时才不同：朝觐、讼狱、歌谣不归向益，而归向启。启说：“我是我君主的儿子。”尧、舜、禹、益的事情，出于自然的天命，是公共的天理，所以万世没有弊病；穆公、宣公、与夷、冯的事情，却出于个人好恶，是你我之间的私情，所以只传了两代便不能长久。即便如此，孔父接受穆公遗命，也胜过赵普两次迎立；公子冯居住在郑国，也胜过德芳违背约定。穆公可以说没有辜负自己的初衷。宋桓公病重，太子兹父坚持请求说：“目夷年长而且仁厚，君主应当立他。”桓公召见子鱼。子鱼推辞说：“能够把国家让给仁者，还有比这更大的德行吗？臣比不上他。”并且认为这样做不合顺序，便离开退下。宋襄公即位后，认为公子目夷仁厚，让他担任左师，参与听政。于是宋国得到治理。因此子鱼一族世代担任左师。《录》说：宋穆公舍弃公子冯而立与夷，父子之间的名分紊乱了，所以最终招致篡位弑杀的祸患。目夷坚持请求立兹父，兄弟之间的伦理正常了，所以成就了宋国得到治理的美名。那么为什么一定要把这种退让看作…… 是义呢？难道是喜好名声、相互抬高吗？总的说来，父亲死后儿子继位，是万世不变的常规；哥哥死后弟弟继位，只是一时的变通。既不是常规，也不是变通，就只是祸乱罢了。公孙敖娶了莒国女子，戴己生下文伯，她的姐姐声己生下惠叔。戴己死后，公孙敖又到莒国聘娶。莒人以声己为理由推辞，于是公孙敖替襄仲聘娶声己。登上城楼见到她，觉得她美丽，便私自娶了她，带着全家逃往莒国，去跟随声己。鲁国人立他的长子谷为君，这就是文伯。文伯病重时请求说：“谷的儿子年幼，请立难为君。”鲁人答应了。文伯去世后，立惠叔。《录》说：鲁文公时代，杀掉嫡子而立庶子，却又出现了谷和难相互让位的事情。君子可以因此使襄仲惭愧了；然而他们最终仍免不了遭遇底埋之难。《左传》说：君主由此开始，也由此结束；庆父杀死般和闵公，襄仲杀死恶和视，情形是一样的。既然如此，即使想不死，又怎么能够不死呢？《汉书》：河间王刘德，是武帝的哥哥。他修习学问，喜好古代，实事求是。他从民间得到好书，便抄写一份送给原主人，留下真本，并以金帛悬赏。因此四方研究道术的人不远千里而来，有时还把先世旧藏的书大量奉献上奏。所以他得到的书很多，大多是汉朝以前的先秦古文，例如《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等，都属于经传、说…… 以及记载七十子门徒、论述他们学问的著作。他列举六艺，设立《毛氏诗》和《左氏春秋》博士；修习礼乐，穿着儒者服饰，仓促之间也必定遵循儒者之道。崤山以东的儒者多来跟从他游学。武帝时，他入朝进献雅乐，在三雍宫应对诏策所问三十多件事。他的回答推究道理、援引事实，恰到中正，文辞简约而旨意明白。他在位二十六年去世，中尉常丽将情况上报，说：“大王自身端正，行为温和、仁厚、恭敬、俭约，笃实恭敬，爱护下民，明敏有智，深思明察，惠及鳏寡。”大行令拟定谥法说：“聪明睿智。”又说：“献宜。”谥号为献王。《录》说：自从西汉沉溺于轻视冠带、辱骂儒者的风气兴起以来，世代相传的诸侯王有数百人，大多骄横淫逸，失去正道，悖逆混乱，凶恶邪僻，无所不至，难道是上天降生人才时特别不同吗？其实是他们的心被陷溺所致。那些儒者，对天下究竟有什么亏负呢？二帝三王用来作为后世准则的一切，都详细记载在书中。看河间王自身端正、行为温仁恭俭，再看那些安于鸩毒、以危亡为利的人，差别多么悬殊啊！史书称他大雅卓然、不同凡俗，河间王近似于此。可以说是仁厚了。《后汉书》：东海恭王刘强，是郭皇后的儿子，明帝的哥哥。建武二年被立为皇太子。十七年郭皇后被废，刘强常常忧惧不安，多次通过近侍和诸王陈述自己的诚意，希望退居藩国来奉养母亲。光武帝不忍心，犹豫了数年。十九年六月，下诏说皇太子刘强崇尚谦让退处，父子之情深重，长期违背他的心愿；于是改封刘强为东海王，立刘阳为皇太子。袁宏评论说：东海王自称藩王，谦恭退让的心意更加彰明。明帝继承帝位后，兄弟友爱的感情更加深厚。虽然有兴立和废黜的不同，但父子兄弟之间的至性亲情，始终没有改变。《录》说：我看那些承受天运、相继兴起的君主，常常每件事都以前事为鉴。他改易太子，正是因为要顺应时势的艰难。像明帝这样贤明的人，尚且没有在汉宣帝时期预先确定继承人，后来又怎能不发生震动呢？此后永平元年，刘强果然因病去世，明帝已经对后来发生的事有所昏昧了；但他最终仍然保全了出于本心的兄弟友爱，这大概就是《诗经》所谓“使福庆深厚”吧。
束平宪王苍，明帝弟也。明帝甚亲爱之。永平十一年，来朝月余还国，帝临送。归宫凄然怀思，乃遣使手诏赐束平国中。传曰：辞别之后，独坐不乐。因就车伏轼而昤，瞻望永怀，实劳我心。曰者问王，处家何等最乐。王言为善最乐。其言甚大，副是要腹矣。今送列侯印十九枚，诸子年五岁已上能趁拜者，皆令带之。录曰：束平之乐善，千古之美谈也。夫诸侯皇皇。皇皇者，美也。美者，善信充实之谓也。彼以招政游士，声名闻望昭着显明者，皆非善信充实之谓也。蚓作金龟玉鹤刻符造瑞者乎。帝之大其言，良有以也。或曰：为善最乐者，盖无所为而为。无所为而为，则亦何用而不得哉。姜坑伯淮与弟仲海季江，家世名族，俱以孝行着闻，其友爱天至，常共外起。及各娶妻，兄弟相恋，不能别复，以系嗣当立，乃递往就室。肱博通五经，兼明星纬。士之远来就学者甚众，诸加辟命，皆不就。二弟名声相次，亦不应征聘。侍人慕之。桓帝乃下彭城，使尽工图其形貌以闻。肱匿於幽间处，以被韬面，言感眩疾，不欲出风，工竟不得见之。录曰：肱之笃行而若是哉。《诗》曰：有子七人，莫慰母心。肱可谓能慰母心者矣。夫圣善令人者，废之乎辞也；祥挞览代者，征之乎色也。隐裒原急者，衅之乎招也；瓶罄迭耻者，痛之乎往也。是故母子异室，兄弟同复，不废辞矣。母慈弟爱，因心着闻，不征色矣。征聘无闻，党祸无与，不衅招矣。色养而终，全体浩然，不痛往矣。质诸孔门，岂非所称贫而乐者哉。按谢承书：肱继母年少性严。肱感凯风之谊，兄弟同复，不入房室，以慰母心也。《晋书》：王祥弟览母朱氏遇祥无道。览年数岁见祥被楚挞，辄涕泣抱持。至於成童，每谏其母，其母少止凶虐。朱屡以非理，使祥览辄与俱。又虐使祥妻，览妻亦趁而共之。祥丧父之后，渐有时杳，朱深疾之，密使酴祥。览知之，径起取酒，祥疑而不与，朱遽夺反之。自后赐祥僎，览辄先尝，朱惧遂止。览孝友恭恪，名亚於祥，及祥仕进，览亦应本郡之召。先是吕虔有佩刀工相之以为必登三公，可服此刀。苟非其人，刀或为害虔。谓祥有公辅之量，特以与之。祥临薨以授览曰：汝后必兴，足称此刀。后果奕世多贤，兴於江左。览六子：裁，字士初，抚军长史。基，字士先，治书侍御史。会，字士和，侍御史。正，字士则，尚书郎。彦，字士治，中护军。琛，字士璋，国子祭酒。裁子导为名宰相。录曰：祥之事亲无所进，览之事兄有可委。父之失爱有所为，母之残虐无所因。卒能使孝子悌弟萃於一门，祯祥和气兴於后世。此乃天假之以成二子之名，且以延束晋数叶之祚也。特以吕虔之事，未能尽信。然亦岂非牛金之祥乎。元虽膺命，导实启之，其兆已先见矣，岂非顺德之所感哉。《旧唐书》：宋王成器，申王成义，玄宗兄也。岐王范，薛王业，弟也。幽王守礼，从兄也。上素友爱，近古无比。圣历初出合，列第於束都积善坊，五人分院同居。大足元年从幸西京，赐宅於兴庆坊。及先天之后，兴庆是龙潜旧邸，因以为宫，西南置楼。西面题曰：花萼相辉之楼。南面题曰：勤政务本之楼。上时闻诸王音乐之声，咸召登楼，同榻宴谴。或便幸其第，赐金分帛，厚其欢赏。宋王尤恭谨畏慎，未曾干议时政，及与人交结。故上尤爱重之，尝与书曰：魏文帝有诗云：西山一向高，高处常无极，上有两仙童，不饮亦不食，赐我一丸药，光耀有五色。服药四五曰，身轻生羽翼。朕每思服药而生羽翼，何如骨肉兄弟天生之羽翼乎。昔陈思有起代之才，堪经纶之务，文帝乃绝其朝谒，卒令忧死。魏祚未终，遭司马宣王之夺，岂神丸之效耶。虞舜至圣，舍象傲之愆。此为帝王之轨则，朕未尝不废复忘食钦叹者也。顷因余暇得此神方，今分此药，愿与兄弟等，同保长龄，永无限极。录曰：《益》之九五曰：有孚，惠心，勿问元吉，有孚惠我德。象曰：有孚惠心，勿问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玄宗功大德尊，而五王虚中顺应，合乎天理之正，即乎人心之安。手足相孚，心气相应，友于之意，油然而生。当是之时，社稷永安，苍生悦豫，大善而吉，不问可知矣。夫既至诚怀吾之德，是以展布谋猷，恢张治道，大君之志，畅然得伸。此开元之政并美於贞观也。夫何问然之有哉。《唐书》：张公艺九世同居比齐，隋唐以来皆旌表其门闲。麟德中，高宗封泰山，幸其宅，召见公艺，问所以能睦族之道。公艺请纸笔以对，乃书忍字百余，以进其意，以为宗族所以不协由，尊长衣食或有不均，卑幼礼节或有不行，更相责望，遂为乖争。苟能相与忍之，则家道雍睦矣。
译束平宪王刘苍，是明帝的弟弟。明帝非常亲近、疼爱他。永平十一年，刘苍入朝一个多月后返回封国，明帝亲自到宫外送行。回宫后明帝凄然思念，于是派使者带着亲笔诏书赐给束平国。诏书说：“自从辞别以后，我独自坐着很不快乐。因而登车伏在车轼上叹息，遥望远方，长久思念，实在使我心中劳苦。前些日子我问大王，居家时什么最快乐。大王说，行善最快乐。这句话意义非常重大，正合乎治国的根本。现在送给你列侯印十九枚，凡是诸子年满五岁、已经能够随从拜礼的，都让他们佩带。” 按语说：束平王以行善为乐，真是千古传颂的美谈。诸侯所具有的光明盛大气象，“皇皇”就是美盛的意思；所谓美，是善良诚信充实的意思。那些以招徕政客、游说之士而使声名闻望显赫的人，都不能说是善良诚信充实。难道是制作金龟、玉鹤，雕刻符瑞，制造祥瑞之物吗？明帝认为这句话意义重大，确实是有原因的。有人说：“行善最快乐”，大概是无所图谋而去行善。无所图谋而行善，那么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做到呢？姜坑伯刘肱与弟弟仲海刘淮、季江刘穆，世代都是有名望的家族成员，都因孝行著名。他们兄弟友爱出于天性，常常共同起居在外。等到各自娶妻后，兄弟仍然相恋，不能分开；又因为子嗣必须建立，于是轮流到妻子房中居住。刘肱博通五经，又兼通天文星象。远方来向他求学的士人很多，朝廷多次征召任命，他都不接受。两个弟弟的名声也仅次于他，同样不接受征聘。侍从之人都仰慕他们。桓帝于是下令彭城，命工匠把他们的形貌全部绘制上报。刘肱藏在幽僻处，用被子蒙住脸，说自己患有眼疾，不愿被风吹，工匠最终也没有能够见到他的面容。按语说：刘肱的笃实行持，竟然到了这种地步。《诗经》说：“有七个儿子，没有一个能安慰母亲的心。”刘肱可以说是能够安慰母亲之心的人了。圣人善于使人完善，是在言辞上不废弃他；祥善足以替代的人，是从面色上征验出来的；隐居而急于守道的人，是从招引上试探出来的；瓶子空了却反复感到羞耻的人，是以往事为痛惜的。因此，母子分居不同房，兄弟共同居住，便是不废弃言辞；母亲慈爱、弟弟友爱，发自内心而闻名，便不用从面色上征验；不接受征聘，且不与党祸相涉，便不用以招引试探；以和颜悦色奉养母亲直到终身，保全身心而浩然正大，便不用以往事为痛惜。拿孔门的标准来考察，这难道不是所说的“贫穷却快乐”吗？据《谢承书》记载：刘肱的继母年轻而性情严厉。刘肱感念《凯风》诗所说的母恩，便与兄弟同住而不进入妻室，以此安慰母亲之心。《晋书》说：王祥的弟弟王览，母亲朱氏对待王祥很不讲道理。王览年幼时看见王祥被荆条抽打，总是哭泣着抱住他。到了成年，每每劝谏母亲，母亲才稍稍停止凶暴虐待。朱氏多次无理地命令王祥，王览总是和他一同承受。朱氏又虐待王祥的妻子，王览的妻子也跟着共同承受。王祥父亲去世后，逐渐有了时日，朱氏非常憎恨他，暗中让人毒害王祥。王览知道后，径直起身取酒；王祥有所怀疑而不肯喝，朱氏便突然夺回酒杯。此后朱氏赐给王祥食物，王览总是先尝，朱氏害怕了，于是停止下毒。王览孝顺友爱、恭敬谨慎，名声仅次于王祥。等到王祥出仕，王览也接受本郡征召。此前吕虔有一把佩刀，请人看相，认为持有此刀必能官至三公；但若不是合适的人，刀也可能给吕虔带来祸害。吕虔认为王祥有辅佐公卿的才量，特意把刀送给他。王祥临死时把刀交给王览说：“你以后必定兴盛，足以配得上这把刀。”后来果然几代都有贤人，在江左兴盛起来。王览有六个儿子：王裁，字士初，任抚军长史；王基，字士先，任治书侍御史；王会，字士和，任侍御史；王正，字士则，任尚书郎；王彦，字士治，任中护军；王琛，字士璋，任国子祭酒。王裁的儿子王导，成为著名宰相。按语说：王祥侍奉父母没有什么可称道的地方，王览侍奉兄长却有值得托付之处。父亲失去宠爱还有原因，母亲的残酷虐待却没有理由。最终竟能使孝子悌弟集中于一家，使吉祥和顺之气兴盛于后世。这是上天借此成就兄弟二人的名声，并且延长束晋数代的福祚。只是吕虔赠刀的事情，未能完全使人相信。然而，这难道不也是牛金祥瑞的应验吗？元帝虽然承受天命，王导实际上开启了这一事业，其征兆早已显现，难道不是顺德所感应的吗？《旧唐书》说：宋王李成器、申王李成义，是玄宗的兄长；岐王李范、薛王李业，是玄宗的弟弟；幽王李守礼，是玄宗的堂兄。玄宗一向兄弟友爱，近古以来没有能与之相比的。圣历初年，诸王出宫成婚，在东都积善坊分别建第宅，五人分院共同居住。大足元年，玄宗随驾到西京，赐宅于兴庆坊。先天之后，兴庆坊是玄宗潜居时的旧宅，于是改建为宫，在西南面建楼。西面题名为“花萼相辉之楼”，南面题名为“勤政务本之楼”。玄宗有时听到诸王奏乐的声音，便都召他们登楼，同榻宴饮。有时还亲临他们的宅第，赏赐金帛，厚加欢赏。宋王尤其恭敬谨慎，从未干预时政，也不与人结党交往，所以玄宗尤其爱重他。玄宗曾写信给他说：“魏文帝有诗说：‘西山一直高耸，高处常常没有尽头；山上有两个仙童，不喝水也不吃饭；赐给我一丸药，光彩有五种颜色；服药四五天，身体轻盈生出羽翼。’我常常想，服药后生出羽翼，哪里比得上骨肉兄弟天生就是羽翼呢？从前陈思王有辅佐天下的才干，能够承担经纶国政的事务，魏文帝却断绝他入朝拜见，最终使他忧郁而死。魏国的国祚还没有终结，就遭到司马宣王夺取，难道是神奇药丸的功效吗？” 虞舜是最圣明的人，却能舍弃象的傲慢过错。这是帝王的准则，我没有一次不废寝忘食地敬仰赞叹它。近来因有余暇得到这个神方，现在把这种药分给你们兄弟，希望和兄弟们一同保全长寿，永远没有穷尽。按语说：《益卦》九五爻说：“有诚信而心存惠爱，不必占问，原本就是大吉；有诚信而以惠爱施于我，成就我的德行。”《象传》说：“有诚信而心存惠爱，不必再占问了；惠爱施于我，是大大实现了志向。”玄宗功劳大、德行尊贵，而五王虚心顺应，符合天理的正道，也合乎人心的安定。兄弟手足彼此诚信相待，心气相互感应，友爱兄弟之意自然油然而生。在那时，国家永远安定，百姓欢悦，大善大吉，不必占问也可知道。既然他们都至诚地感念我的德行，所以能够施展谋略、扩大治道，使君主的志向畅然得到伸张。这就是开元时期的政治，可以同贞观之治相媲美。还有什么可问的呢？《唐书》说：张公艺在齐地九代同居，隋唐以来，朝廷都在他家门上立表旌扬。麟德年间，高宗封禅泰山，来到他家，召见张公艺，询问能够使宗族和睦的道理。张公艺请纸笔回答，于是写了一百多个“忍”字，借此表达他的意思：宗族之所以不和，是因为尊长的衣食有时不均，卑幼的礼节有时不行，彼此互相责备怨望，于是便发生乖离争斗。如果能够彼此忍让，家道就会和睦了。
录曰：忍者，其不忍之心乎。不忍之心，天心也。九世之族，天性也。以不忍之心，加於不可易之姓，其视九族犹一人，九世犹一曰也。何不可共之有哉。若徒以强制为义，而无测怛慈爱施行於其问，则斯忍也，其刃心之刃乎，张公之意，殆不如是也。元德秀字紫芝，为人质厚，少绿肴。以不及亲在而娶，遂不肯好。人谓不可绝嗣。答曰：兄有子，先人得杞，吾何娶。为及兄子长，将为娶，家苦贫，乃求为鲁山令。玄宗在束都酣五凤楼，下命三百里县令、刺史各以声乐会集。德秀遣乐工数十人，连袂歌于篇。帝闻而异之，叹曰：贤人之言哉。所得俸禄，悉衣食人之孤遗者，岁满去。爱陆浑佳山水，乃居之。不为墙垣肩钥，家无仆妾。岁饥曰，或不爨，陶然弹琴以自娱。尤善文辞。房管每叹息曰：见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都尽。苏源明语人曰：吾不幸生衰俗，所不耻者，识元紫芝也。及卒，弟结哭之恸。或曰：子哭过哀礼欤。结曰：若知礼之过，而不知情之至。大夫弱无固，性无专，老无在，死无余。人情所耽溺喜爱，大夫皆无之。生六十年，不识女色，未尝有十亩之地，十尺之舍，十岁之僮，未尝完布帛而衣，具五味而食。吾哀之，以戒荒深贪佞绮执梁肉之徒耳。录曰：愚观会山之为人，侠然若太虚，无一尘之翳，浩然若澄渊，无一沙之滓。其躬自乳其兄之子，尤旷古罕所闻见。要不可继，故亦不录。然《晋史》称弟子绥服攸丧三年，而《唐史》不着鲁山兄子之名，亦无制服之义，乃特迷次山之恸。要之恸者，情也，服者，义也。以慈养兼无后二义律之，其当制服明矣。史果阙文也哉。《宋史》：太祖皇帝性仁孝，质任自然。弟晋王光义尝病亟，亲往视之，自为灼艾。晋王觉痛，帝亦取艾自灸，以分其痛。每对近臣言：晋王龙行虎步，他曰必为太平天子，福德非吾所能及也。录曰：陈桥之变，晋王与诸将先发，后闻所谓实始剪商也。然则龙行虎步已着于曰光相荡之曰。而约艾分痛，又验其太平福德之语。至於斧声烛影，僧文莹轻＇信以俟李寿，李寿传疑，以恨胡陈。二子故丘琼山，特据正史以明其诬。愚以为后世所以证成太宗之恶者，只以后曰处弟之薄。故先疑其待兄之心，毙侄之情，故传致其弒君之罪。其实太祖仁孝自然，纵有不肖，何忍遽至此乎。此录据理为正，故因为之辫。范文正公告诸子曰：吾贫时，与汝母养吾亲。汝母躬执受，而吾亲其旨未尝充也。今而得厚禄，欲以养亲，亲不在矣，汝母亦已早世。吾所最恨者，忍令若曹飨富贵之乐也。吾昊中宗族甚众於吾，固有亲疏。然吾祖宗视之，则均是子孙，固无亲疏也。苟祖宗之意无亲疏，则饥寒者，吾安得而不恤也。且自祖宗来积德百余年，而始发於吾，得至大官。若独飨富贵，而不恤宗族，异曰何以见祖宗於地下，今何颜入家庙乎。於是恩例俸赐常均於族人，尽以余俸置附郭尝稔之田千亩，号曰：义田云。录曰：此文正未达之所志，与已达之所施。自书契以来，惟此公能擅其美。愚尝推其所以然者，其说有四，一曰存心之公，二曰奕世之贤，三曰｀风俗之厚，四曰君德之隆。盖自其为秀才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有此识见，而后能、有此度量；此其存心之公一也。以纯七等为之子，其继志迷事，有不能以公之心为心者乎；此其奕世之贤二也。今置附郭尝稔之田千亩，不惟忌毁曰招，且恐多事，未免；指以势豪，混以债负，限以摇役，扰以逍负，何所不有，岂能安枕高外而飨高义乎，此其风俗之厚三也。况公之立朝，刚毅正直，旅进旅退，未尝依阿取容。若非遭过至圣之主，安能始终自保以瞻族人乎，此其君德之隆四也。后世不幸，或宗族争长竞短，或甲是乙非，或逢时缩首浩叹，或遭变甘陆况，区区企仰，古人安能及哉。此其存心公私之所攸分，子孙贤愚之所攸别，风俗美恶之所攸殊，世道升降之所攸系，不但周急之一端而已也。司马旦弟光友爱笃至。旦年将八十，光奉之如严父，保之如婴儿。每食少顷，则问曰：得无饥乎。天少冷，则抚其背曰：衣得无薄乎。光后居洛，旦居夏县，有园沼胜盘，光岁一往省，旦亦问至洛视光。凡光平时所与论天下事，曰一有助焉。及光被门下侍郎召，固辞不拜。曰一引大义语之曰：生平诵尧舜之道，思致其君。今时可而违，非进退之正也。光乃幡然就道。六是时天下惧光之终不出，及闻此言，皆欣然称曰百：长者之言也。录曰：《同人》之卦，二以得位得中，而上应九五。其光之谓乎。五以刚健中正，而下应六二，其曰一之谓乎。故一则离明致主为天下之快睹，一则中诚格物伸天下之大谊，百世之下可以观矣。
译按语说：所谓忍，是为了保存那颗不忍之心。不忍之心，就是天心。九代同居的宗族，是人的天性。把不忍之心施加于不可改变的同姓亲族之上，看待九族如同一人，看待九代如同一日，还有什么不能共同相处的呢？如果只是把强制当作道义，却没有把恻隐慈爱的心施行于其中，那么这种忍，岂不是把心砍伤的刀吗？张公艺的本意，大概不是这样。元德秀，字紫芝，为人质朴厚重，年轻时没有美味佳肴。因为不忍在父母尚在时娶妻，便不肯娶妻。别人说这样会断绝后嗣，他回答说：“兄长已经有儿子，先人已有祭祀，我为什么要娶妻？”等到兄长的儿子长大，将要为他娶妻时，家中非常贫困，于是元德秀求任鲁山县令。玄宗在东都登临五凤楼，命方圆三百里的县令、刺史各带着乐声聚集。元德秀派几十名乐工，手挽手唱歌。皇帝听后感到奇异，叹道：“这是贤人的言语啊！”他所得俸禄，全都用来供养别人的孤儿遗属，任期满后便离职。他喜爱陆浑的美丽山水，于是居住在那里。不筑墙垣，不设锁钥，家中没有仆人侍妾。遇到荒年，有时连火也不生，只是陶然自得地弹琴自娱。他尤其擅长文章辞采。房管常常叹息说：“见到元紫芝的风采，就使人的名利之心全都消尽。”苏源明对人说：“我不幸生在衰败的世俗中，唯一不感到羞耻的事情，就是认识元紫芝。”元德秀去世时，弟弟元结哭得非常悲痛。有人说：“你哭得过于悲哀，合乎礼吗？”元结说：“你只知道超过礼，却不知道感情已经深到极点。”大夫在幼年没有固有的地位，壮年没有专擅的权力，老年没有安定的居处，死后没有遗余。世人所沉溺、喜爱之物，大夫全都没有。他活了六十年，不懂女色；从未有十亩田地、十尺房舍、十岁童仆；从未有完整的布帛可以穿，也从未有五味俱全的食物可以吃。我为他悲哀，是要用来警戒那些沉溺荒淫、深深贪婪、谄媚而执着于华美衣食、沉迷高粱厚味的人。按语说：我看元德秀的为人，清明旷达，仿佛太虚，没有一丝尘埃遮蔽；浩然广大，仿佛澄澈的深渊，没有一粒沙子的污浊。他亲自哺乳兄长的孩子，更是古今罕见。大概因为这样的事情难以继承，所以史书也没有记载。然而《晋史》称弟弟王绥为王攸服丧三年，而《唐史》没有记载鲁山兄长孩子的姓名，也没有记载为他服丧的礼制，于是特别疑惑元结悲痛的程度。总之，悲痛是感情，服丧是礼义。既然兼有慈爱抚养，又符合不忍后嗣断绝这两层意义，明确应当为其服丧。难道史书果真缺漏了文字吗？《宋史》说：太祖皇帝天性仁慈孝顺，质朴任性而自然。弟弟晋王赵光义曾病得很重，太祖亲自前去看望，还亲手为他灼艾。晋王感到疼痛，太祖也取艾灸自己，以分担他的痛苦。太祖常常对近臣说：“晋王龙行虎步，将来必定成为太平天子，他的福德不是我所能比得上的。” 按语说：陈桥兵变时，晋王与诸将先行发动，后来所听说的所谓真相，实际上就是开始剪除商纣之类的行动。然而，所谓龙行虎步，已经显现在日光相互荡漾之时；约定以艾灸分担痛苦，也验证了他将享有太平福德的话。至于“斧声烛影”，僧人文莹轻率地相信并等待李寿，李寿辗转传疑，以此怨恨胡陈。两位先生都是丘琼山，特意依据正史来说明这种诬陷。我认为后世所以要证明太宗的罪恶，只是因为后来他对待弟弟刻薄；于是先怀疑他对兄长的心意、杀害侄子的情状，进而传说他犯有弑君之罪。其实太祖仁慈孝顺，出于自然，即使太宗有不肖之处，怎么忍心骤然做到这种地步呢？本录据理辨正，所以替他辨明。范文正公告诫诸子说：“我贫穷时，和你们的母亲一起奉养我的父母。你们的母亲亲自操持家务，但我的父母从来没有真正吃饱。如今我得到优厚俸禄，想用来奉养父母，可父母已经不在了，你们的母亲也早已去世。我最遗憾的，就是忍心让你们享受富贵的快乐。我们吴中的宗族比我家大得多，本来确有亲疏之分；然而在我们的祖宗看来，他们都是子孙，本来没有亲疏。如果祖宗的心意没有亲疏，那么对饥寒的人，我怎么能够不加以救济呢？况且自从祖宗以来积累德行一百多年，直到我才开始发达，做到大官。若独自享受富贵而不救济宗族，将来在地下用什么面目见祖宗？如今又有什么脸面进入家庙呢？”于是，他把按恩例得到的俸禄赏赐经常平均分给族人，又把全部余俸购置城郭附近收成稳定的田地一千亩，称为“义田”。按语说：这就是范文正公未显达时所立的志向，以及显达以后所实行的事业。自从有文字契券以来，只有范公能够独自完全具备这种美德。我曾推究其中的原因，大约有四点：第一，存心公正；第二，世代贤德；第三，风俗淳厚；第四，君主德行隆盛。他在还是秀才时，就已经“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有这样的见识，之后才有这样的度量，这是他存心公正的第一点。以纯厚的祖先作为子孙，他们继承祖志而行事，难道会有不能以祖先的公心为心的吗？这是世代贤德的第二点。如今购置城郭附近收成稳定的田地一千亩，不仅担心招来嫉妒毁谤，也担心多生事端，难免有人把它指作豪强势力，混同为债务，受差役限制，因亏欠而扰乱，什么情况不会发生？怎么能够高枕而卧，享受这种高义呢？这是风俗淳厚的第三点。何况范公在朝廷任职，刚强正直，进退都随众而不失原则，从未依附逢迎以求取容纳。若不是遇到像至圣一样的君主，哪里能够始终自保并照顾族人呢？这是君主德行隆盛的第四点。后世不幸，有的宗族争长论短，有的互相指责是非，有的逢时便缩头叹息，有的遭遇变故便甘受困辱。后人这样微薄地仰慕，哪里能赶得上古人呢？这正是存心公与私的分界、子孙贤与愚的区别、风俗美与恶的差异，以及世道升降所系的根本，不只是救济紧急困难这一件事而已。司马旦的弟弟司马光，友爱之情深厚极了。司马旦将近八十岁时，司马光像侍奉严父一样侍奉他，像保护婴儿一样保护他。每次吃饭过了一会儿，便问：“莫不是饿了吧？”天气稍微寒冷，就抚摸他的背说：“衣服莫不是太单薄了吧？”后来司马光住在洛阳，司马旦住在夏县；司马旦有园林池沼，景色胜过盘谷，司马光每年都去探望一次，司马旦也常到洛阳看望司马光。凡是司马光平日与他讨论天下事务，司马旦总有一言能够有所帮助。等到司马光被召任门下侍郎，他坚决推辞不接受任命。司马旦引经据义劝他说：“你一生诵读尧舜之道，希望使君主达到圣贤境界。如今时机已经到了却违背它，并不是出仕退处的正道。”司马光于是立即改变心意上路。当时天下人都担心司马光最终不会出仕，听到这句话，都欣然称赞说：“这是长者的话啊！” 按语说：《同人卦》中，六二爻得位得中，又向上应九五，大概说的就是司马光吧。九五以刚健中正而居尊位，向下应六二，大概说的就是司马旦吧。因此，一方面是司马光离明而辅佐君主，使天下人都能痛快地看见；另一方面是司马旦以中正诚心感通万物，伸张天下的大义。即使百世以后，也可以从中得到观照。
伊川序明道先生行实，曰：先生资禀既异，而充养有道，纯粹如精金，温润如良玉。宽而有制，和而不流，忠诚贯於金石，孝弟通於神明。视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阳之温；听其言，其入人也，如时雨之润。胸怀洞然，彻视无问。测其蕴，浩乎若沧瞑之无际。极其德，美言盖不足以形容。其行已，内主於敬，而行之以恕；见善若出诸已，不欲弗施於人，居广居而行大道，言有物而动有常。明於派物，察於人伦。知尽性至命，必本於拳弟；穷神知化，由通於礼乐。辩异端似是之非，开百代未明之惑，秦汉以来，未有臻斯理也。录曰：《大畜》之为卦也。刚健笃实，光辉宣着。故以伯淳之至德不为徒说，以正叔之至文不为溢美。譬如庆曰祥云，瞻之则见其光被四表；和风甘雨，沐之亦可以泽润四方。立德立言，无以瑜此。《四明志》：国朝杨文懿公兄弟由六，父栖芸，生三子自惩、自念、自息。自惩，号梅读，子即守陈，官至吏部侍郎，守陆官至南京吏部尚书。自念，号见素，子守随官至工部尚书。自息，号韦庵，子守隅官至广西右布政，孙茂元刑部侍郎，茂仁四川按察使。又皆文懿公子也。栖芸通《易》书《诗》二经，力希濂洛关闽之学，德性刚方，践履诚确。晚年进德弥笃，更号思诚。文懿号镜川，弟号碧川，天性孝，友待诸弟，怡怡相师友。远有以绍儒先之绪，近有以领家学之传。四明自杨慈湖师象山黄束发师，考亭皆卓然，知体立用，行显微不二之义，学者尊之而柄。芸实嗣其传，至文懿益充大之。其始，则抱遗经以求圣人於言表，而不以训诂词章为能。故其持己律家，居官接物，视老壮如一曰，而不少肆。其子弟皆谨守礼法，不屈子不义，而以古人为必可期也。公尝力辞部事，曰：吏部进退，百官众怨所集。闻望如王恕，尚招人言。况臣迂疏，岂胜此任。又言：君可变，史不可灭。前时史臣不记建文君事，遂使革除，数年朝廷一切政事，及忠於所事者，皆湮没无闻。及今来辑，尚可补国史之缺。景泰已复位，号实录，犹书琅戾王是宜改正；反旧例群臣章疏留中者皆不得书，乞悉付史馆，皆名言也。录曰：宋潜汉之不肯任辅相，杨镜川之不肯任史部，皆吾浙道学之儒。庶丧克己自尽者，于今罕见其俦矣。录之。弘道录卷之八竟弘道录卷之九仁朋友之仁《通书》：周子曰：道高德厚，教化无穷，实与天地。参而四时同，其惟孔子乎。道高如天者，阳也。德厚如地者，阴也。教化无穷如四时者，五行也。孔子其太极乎。录曰：此万世宾师之分，与尧舜同其尊荣。故宰我曰：夫子贤於尧舜。子贡曰：自生民以来，未有孔子，未尝直拟之以太极也。果有说乎。夫《易》更三圣图，始濂汉发先天后天之蕴奥者，孔子也。发孔子太极之蕴奥者，周子也。是故太极之未判也，混於不识不知之中，而极乎无声无臭之妙。而其已判也，立乎形气未具之先，而行乎形气已具之内，实造化之枢纽，品汇之根抵也。孔子何以为太极乎。方其未发也，仁义礼智之性混然在中，无所不有。及其已发也，中正和乐之德随感而应，无乎不宜，实一诚之权舆万化之崇钥也。就其光辉发越而言，天以阳生万物，其道显矣；而圣人仰之弥高，钻之弥坚，何有所穷尽乎。自其静深有本而言，地以阴成万物，其德微矣；而圣人肫肫，其仁渊渊，其渊何有所止极乎。四时行焉者，春夏秋冬也。于以四教者，文行忠信也。其所以因村而笃，物各付物，五行之生各一，其性也。是故合而言之，全具乎夫子之身，万物统体，一太极也。分而言之，曲成於物物之由，一物各具，一太极也。而所以贤於尧舜者，正以其教化之无穷也。所以自生民来未有者，亦以其道德之高厚也。言虽殊而理合辙，三子者一而已矣。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曰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译伊川为明道先生撰写行实序说：“先生天资禀赋本已非凡，又有正确的充养之道，纯粹如精金，温润如美玉。宽厚却有节制，和顺却不随波逐流，忠诚可以贯穿金石，孝悌可以通达神明。看他的面色，他接待万物，如同春日阳光般温暖；听他说话，他感化人心，如同应时而降的春雨般滋润。他胸怀洞然明彻，能够彻底看清而没有间隔。推测他的内蕴，浩大得如沧海苍天没有边际。推究他的德行，美好的言辞也不足以形容。他修养自身，内在以敬为主，实行时又用宽恕；见到善行就像从自己身上发出一样，不愿意施于自己的，也不施加给别人；居于宽广之居，行于天下大道，说话有实际内容，行动有一定常规。他明白万物的差别，洞察人伦。知道穷尽本性、达到天命，必定以孝悌为根本；穷究神妙、知道变化，则由通达礼乐开始。他辨明似是而非的异端，开启百代以来未明的疑惑。秦汉以来，还没有人达到这样的道理。” 按语说：《大畜卦》的卦象，是刚健笃实，光辉显著。因此，对伯淳的最高德行，不能只当作空泛的赞说；对正叔的最高文章，也不是过分的美誉。譬如庆日的祥云，抬头便能看见它的光辉遍布四方；又如和风甘雨，沐浴其中，也可以使四方得到滋润。立德立言，没有什么能超过他们。《四明志》说：国朝杨文懿公兄弟共六人。父亲杨栖芸，生有三个儿子：自惩、自念、自息。自惩号梅读，他的儿子杨守陈，官至吏部侍郎；杨守陆官至南京吏部尚书。自念号见素，他的儿子杨守随官至工部尚书。自息号韦庵，他的儿子杨守隅官至广西右布政，孙子杨茂元任刑部侍郎，杨茂仁任四川按察使；他们也都是文懿公的儿子。杨栖芸通晓《易》《书》《诗》三经，努力追求濂、洛、关、闽之学，品德刚正方直，实践操守诚实坚定。晚年进德更加笃实，改号思诚。文懿公号镜川，弟弟号碧川；他们天性孝顺，友爱地对待各位弟弟，和乐融融，彼此以师友相待。向远处说，他们足以继承儒家先贤的事业；向近处说，他们足以承接家学的传授。四明之地，自杨慈湖师从象山、黄东发师从考亭以来，学者都卓然有成，懂得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的道理，学者尊崇他们并以之为宗。杨栖芸确实继承了这一传统，到文懿公时又更加充实发扬。他起初抱持遗留下来的经典，从言辞表面寻求圣人之道，而不把训诂词章当作才能。因此，他约束自身、整治家庭、居官待人，看待老者壮者如同一日，不稍有放纵。他的子弟都谨慎遵守礼法，不因亲属关系而屈从于不义，并且把古人视为自己必定可以达到的目标。杨公曾极力推辞吏部事务，说：“吏部掌管百官的升降，是众多官员怨恨聚集之处。像王恕那样有声望的人，尚且招来众人的议论，何况臣迂腐疏略，哪里胜任这个职务？”他又说：“君主可以更替，史书却不能毁灭。从前史臣不记建文君的事情，于是把革除建文年号以来数年的朝廷一切政事，以及忠于所事之人，都湮没得没有声名。如今来编纂，还可以补足国史的缺漏。景泰已经复位，号称实录，却仍写作琅戾王，应该改正；又违反旧例，群臣上奏而留中不发的章疏一概不得记载，请全部交给史馆。”这些都是正确的言论。按语说：宋潜溪不肯担任辅相，杨镜川不肯担任吏部职务，都是我浙江道学中的儒者。像这样能够克制自己、竭尽心力的人，如今很少有可与他们相比的了，所以把他们记载下来。《弘道录》第八卷完。《弘道录》第九卷。仁。朋友之间的仁爱。《通书》说：周子说：“道高德厚，教化没有穷尽，确实可以同天地相配，与天地共同参与造化，并同四时运行，大概只有孔子吧。道高如天，是阳；德厚如地，是阴；教化无穷如四时，是五行。孔子大概就是太极吧。” 按语说：这说明孔子是万世宾师的身份，尊荣可以同尧舜相比。所以宰我说：“夫子贤于尧舜。”子贡说：“自有人类以来，从未有过孔子。”我从未直接把孔子比作太极，难道果真没有道理吗？《易》经过三位圣人推演图象，最初发明先天、后天深奥义理的，是孔子；阐发孔子太极深奥义理的，是周子。因此，太极尚未分判时，混融在不可认识、不可知晓之中，达到无声无臭的玄妙境界；太极已经分判后，建立在形气尚未完备之前，又运行在形气已经完备之内，实在是造化的枢纽、万物的根本。孔子为什么可以称为太极呢？在尚未发出时，仁义礼智之性浑然存在于内，无所不具；已经发出时，中正和乐之德随感而应，没有什么不合宜，实在是一诚发动万化的根本、开启万物的关键。从光辉发越来说，天凭阳气生育万物，道已经显明；而圣人仰望它越仰越高，钻研它越钻越坚，哪里有穷尽呢？从深静而有根本来说，地凭阴气成就万物，德显得幽微；而圣人诚恳深厚，他的仁德深渊般广大，这深渊哪里有止境呢？所谓四时运行，就是春夏秋冬。所谓四教，就是文、行、忠、信。它们因材而笃实，使万物各归其位，正如五行的生成各自具有一种本性。因此，合起来说，孔子自身完整具备这些方面，万物总体合起来就是一个太极；分开来说，它曲折成就每一事物的由来，每一物各自具备一个太极。孔子之所以贤于尧舜，正因为他的教化没有穷尽；人类诞生以来之所以未有能比者，也因为他的道德高大深厚。三人的言语虽然不同，但道理完全相合，实际上说的是同一件事。颜渊问仁，孔子说：“克制自己，使一切回复到礼，就是仁。一旦克制自己、回复于礼，天下就归于仁了。实行仁德要靠自己，难道要靠别人吗？”颜渊说：“请问具体条目。”孔子说：“不合乎礼的不要看，不合乎礼的不要听，不合乎礼的不要说，不合乎礼的不要做。”颜渊说：“我颜回虽然不聪敏，也请让我按这些话去实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