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道录卷之二十五

译《弘道录》说：兑卦的卦象，是两片泽水相互依附，象征君臣彼此喜悦。两泽相依，就是相互滋润，彼此都有浸灌的益处；君臣皆悦，就是相互劝勉，共同享受太平的福泽。所以它的卦象是朋友讲习，它所体现的道路就是学习。九二爻开始时以阳爻居于下体最下，所以旧日劳苦在外；到了“商兑未宁”，又被驱逐到荒野，进入河边居住；等到最终时，上感天象，下顺人心，显然有喜悦，庆贺的恩泽无不流布。这就是高宗的治理所以成功的原因。假如被“和兑”的吉利所牵引，又被“来兑”的凶险所诱导；到最后反而顺从邪曲的喜悦和私情，那么阴气盛而阳气消，小人众多而君子孤立，其祸患将不可胜言。这是九五爻所象征的君主不可不兢兢业业、心怀警惧的地方。圣人在爻辞中说：“诚信用于剥落之时，有危险。”唉，难道不可以把这作为殷人的鉴戒吗？《洪范》说：周武王十三年，武王向箕子询问，说：“唉！箕子，上天默默地安定下民，使他们共同安居；我不知道常道和伦理应当怎样安排。”箕子于是说：“我听说从前鲧治理洪水，扰乱地陈列五行。上帝因此震怒，不把《洪范》九畴赐给他。常道伦理因鲧的失误而混乱，于是鲧被处死。禹继承兴起，上天才把《洪范》九畴赐给禹。常道伦理的安排，第一是五行，第二是敬用五事，第三是农用八政，第四是协用五纪，第五是建用皇极，第六是乂用三德，第七是明用稽疑，第八是念用庶征，第九是向用五福，威用六极。一、五行：第一是水，第二是火，第三是木，第四是金，第五是土。水滋润而向下，火炎热而向上，木有曲有直，金可以随意变革，土用于种植收获。二、五事：第一是容貌，第二是言语，第三是视察，第四是听闻，第五是思考。三、八政：第一是粮食，第二是财货，第三是祭祀，第四是司空，第五是司徒，第六是司寇，第七是宾礼，第八是军事。四、五纪：第一是年，第二是月，第三是日，第四是星辰，第五是历法和数术。” 五、皇极：君王建立最高的准则，收聚这五种福，使之广泛赐给众民。众民因此归向你的准则，赐给你守持准则的福。不要偏私，不要不正，要遵循君王的正义；不要有私爱，要遵循君王的道路；不要有私恶，要遵循君王的路径。不要偏向一方，不要结党，王道浩荡；不结党，不偏私，王道平正；不反常，不邪曲，王道正直。众人会聚于共同的准则，也归依共同的准则。六、三德：第一是正直，第二是刚强而能胜任，第三是柔和而能胜任。七、稽疑：于是命令用卜筮来决疑，所得征兆有雨、霁、蒙、驿、克、贞、晦七种；其中卜占五种，筮占二种，失误则另有处理。八、庶征：征兆有雨、晴、暖、寒、风、时。五种气候按时具备，各自合宜，百草就繁茂；若有一项极端，便会造成凶灾。九、五福：第一是长寿，第二是富有，第三是健康安宁，第四是所行美好而有德，第五是善终。六极：第一是凶死、夭折，第二是疾病，第三是忧患，第四是贫穷，第五是丑恶，第六是衰弱。《弘道录》说：这是皇极广泛陈述的教诫，箕子用来告诉武王。得到道统传承的内容，就在这里，不能把它泛泛地看待。“彝”是最根本、不可改变的常道；“洪”是最大、不可穷尽的意思；“伦”是夏朝之后殷朝因袭夏制、周朝因袭殷制，表示确定不变的道理；“范”是禹把它传给汤，汤把它传给文王、武王、周公，表示法则的大体相同。这些道理，若不是箕子没有人能够得到，若不是武王没有人能够听闻，后来才由此传给天下。万世为人君者，难道可以不知道吗？《礼运》说：从前孔子在蜡祭宾礼之后，事情办完，出游到观台上，长叹一声。言偃在旁边说：“君子为什么叹息？”孔子说：“大道施行的时代，以及夏、商、周三代的英贤，我孔丘都没有赶上，但心中有志于此。大道施行时，天下是公共的，选拔贤者、任用能人，讲求信义，修养和睦。所以人们不只是亲爱自己的亲人，不只是疼爱自己的子女；使老年人得到善终，壮年人得到任用，幼年人得到成长，鳏夫、寡妇、孤儿、无子者以及残废疾病的人，都得到供养；男子各有职分，女子都有归宿。对于财物，人们厌恶它被弃置在地上，却不一定要收藏在自己家中；对于力量，人们厌恶它不从自己身上发挥出来，却不一定只是为了自己。因此，阴谋诡计被闭塞而不兴起，盗窃、作乱、害人的事情不发生。所以外门不用关闭，这叫作大同。如今大道已经隐没，天下成为一家一姓的私有；各人只亲爱自己的亲人，只疼爱自己的子女，把财物和力量都用于自己；大人世代相传，把继承看作礼制；修筑城郭、沟池作为坚固防御；以礼义作为纲纪，用来端正君臣、厚待父子、和睦兄弟、调和夫妻，设置制度，划分田地里邑；尊崇勇敢聪明的人，把功业据为己有。因此，阴谋由此产生，战争也由此兴起。禹、汤、文王、武王、成王、周公，正是由此被选拔出来。这叫作小康。” 《弘道录》说：孔夫子为什么发出这样的叹息？因为君子希望立于天下中央，安定四海百姓，所以才有这样的叹息。为什么特别对言偃说这些呢？大概是因为言偃以礼乐治理国家。礼乐之治，大范围施行就是大同，小范围施行就是小康。大同，可以把天下看作一家，把中国看作一人，把千万世看作一日；小康，限定一个月就可以见效，限定三年也可以有成。我即使只治理东周，也可以做到。若不是言偃，哪里值得同他说这些呢？有人怀疑这不是孔夫子的话，那就错了。颜渊问怎样治理国家，孔子说：“实行夏代的历法，乘坐商代的车，穿戴周代的礼帽。音乐就用《韶》的舞乐，放弃郑国的乐声，远离谄佞之人。郑声淫靡，佞人危险。” 《弘道录》说：孔子感叹大道施行以及三代英贤，难道只是诵读、谈说和向往而已吗？他在心中反复斟酌、在思虑中反复推求，必定有百代不变的大法、千古常行的大道。所以有一天他又对颜渊说：“被任用就施行道义，不被任用就收藏道义，只有我和你能做到这样吧！”所谓被任用，范围大了可以成为唐尧、虞舜的政治，次一等可以成为三代的政治，绝不是小小的安排而已。这是孔门切磋学问的义理，关系天下国家最为紧要。后世万代不能把它当作空泛的文饰。所以孔门道统能够承接四位圣人之后。

译周宣王命令樊侯仲山甫到齐地筑城，尹吉甫作诗送他，说：“上天生下众民，有万物也有法则。人民的常道伦理，都喜爱这种美德。上天监察周朝，光明显著地降临下界。为了保佑这位天子，生下了仲山甫。仲山甫的德行，柔和美善而合乎法则；仪容美好，神色端庄，小心谨慎、恭敬戒惧。以古训为法式，以威仪为努力。顺从天子的意旨，明白天子的命令并使之布告。王命令仲山甫，作为诸侯的法式。继承祖先的事业，使王亲自得到保全。传达和接受王的命令，是君王的喉舌；向外发布政令，四方因此振作。庄严肃穆的王命，仲山甫承当执行。各国有善有恶，仲山甫把它们辨明。他明察又智慧，以此保全自身；早晚不懈怠，用来侍奉君王。人们又说：柔软的东西就吞下，刚硬的东西就吐出。只有仲山甫，柔软的也不吞，刚硬的也不吐；不欺侮鳏寡，不畏惧强暴有权势的人。人们又说：德行广大如同毛发，百姓很少能举持实行。我仰望谋划这件事，即使仲山甫能够举持实行，也令人爱慕却无法帮助他。各项职事若有缺失，只有仲山甫来补救。仲山甫出发时祭祀祖先，四匹牡马雄壮有力，出征的士卒步伐轻捷。常常怀念自己恐怕赶不上，四匹牡马奔腾有力，八个銮铃铿锵作响。王命令仲山甫，去修筑东方的城。四匹牡马奔驰，八个銮铃声声相应。〔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仲山甫在齐地祭祀祖先，礼毕送他归去；吉甫作诗歌颂，庄严和美如清风。仲山甫长久怀念此事，以此安慰他的心。暴公身为卿士，却帮助苏公，因而苏公作诗同他绝交，说：那是什么人啊，他的心思实在难以揣测。他为什么经过我的桥梁，却不进入我的门？他究竟跟随谁？只是跟随暴公罢了。两人结伴而行，谁造成了这样的祸患？为什么游过我的桥梁，却不进来慰问我？起初还不如这样，如今却说我不可亲近。那是什么人啊，为什么经过我的陈地？我听见他的声音，却看不见他的身影。他不以为愧对别人，也不畏惧上天。那是什么人啊，他就像飘忽的风，为什么不从北面来，为什么不从南面来？为什么经过我的桥梁，只使我的心有所感觉？你安稳地走，也没有空闲停留；你匆忙地走，哪里有空闲给车子上油？只要有一次回来，你为什么使我如此叹息？你若回来并进入我的门，我的心就会舒畅；回来却不进来，那拒绝的心意就难以知道了。只要有一次回来，就能使我敬重你。兄长吹埙，弟弟吹箎；我和你情谊如同贯串在一起，你实在是不理解我。拿出这三样东西，来诅咒你这种人。即使变成鬼或蚁，也不能得到你。脸面虽有惭色，见到别人却不知羞愧 没有止境。于是作这首美好的诗歌，来尽情抒发内心的反复忧思。王氏说：暴公对君主不忠，对朋友不义，这就是所谓的大罪，所以苏公同他绝交。不过，他绝交时并没有斥责暴公，只说他跟随别人同行；也没有明说他的过错，只表示自己对此有所疑惑。既然已经绝交，却还告诉他只要有一次回来，就能使自己敬重他。这是因为君子要求自己忠诚，对待别人宽恕。假使他由此悔悟，今后怀着善意来亲近我，当然是我所希望的；即使他不能这样，我也不会把事情做得太过分，哪里会像小人那样，一旦同人绝交，就极力丑诋、坚决拒绝，唯恐再次和好呢？《弘道录》说：樊氏与尹氏、暴公与苏公，都是王朝的卿士，按道义说又都是朋友。他们的诗，有的像清风，有的像飘风。大概天下有道时，人人都喜好道德，早晚都不懈怠，就像天空高远、太阳明朗一样，人自然会感到舒畅；天下无道时，人如鬼如兽，谗言纷纷，就像波涛动荡、风吹草偃一样，人也不觉得那是异常状态。两种风一旦兴起，周朝的正道就分裂了。这就是所说的诗歌能够兴发感情、考察风俗的情形。《资治通鉴》说：周王将要杀死杜伯，而杜伯并没有罪。杜伯的朋友左儒据理争辩，反复申辩九次，周王仍不答应。周王说：你这是把君主和朋友区别对待了。左儒说：君主合乎君道而朋友违逆时，我便顺从君主而诛杀朋友；朋友合乎朋友之道而君主违逆时，我便以朋友为师而违背君主。周王大怒，说：改变你的话就能活，不改变就得死。左儒说：士人不能枉曲道义来求死，也不能改变自己的话来求生。我能够说明君主的过错，证明杜伯无罪。周王杀了杜伯，左儒也为此而死。《弘道录》说：杜伯的事情已经无法考证了，但左儒为了争辩这件事，九次反复申说，最终以死相争，可以说他非常笃守道义。虽然如此，若把君主和朋友区别对待，君主合乎君道而朋友违逆时就废弃朋友；朋友合乎朋友之道而君主违逆时就违背君主，那么难道不应该把过错归到自己身上，以自身代替朋友吗？还是要和朋友一起死去而没有益处呢？《左传》说：士伯、士会、荀林父都是晋国的卿。士伯出使秦国，是为了召请公子雍。荀林父阻止他说：夫人和太子还在国内，却到国外寻求君主，这件事一定行不通。何不托称有病辞谢？否则，带着摄卿一同前往也可以。何必因为你们同官为同僚，就不尽心劝阻呢？士伯不听。荀林父于是作《板》诗三章讽谏，他还是不听。后来赵盾背弃士伯，拥立灵公，士伯逃亡，荀伯把他的全部家属、器物、用具、财货送到秦国，说：这是因为我们曾经同为同僚。《弘道录》说：荀伯的议论是正确的，为什么不在朝廷上公开说，却要私下同士伯商议呢？狐衰与赵盾父子执掌政权，一心在于晋国，拥立年长者的主张已经很强，争取秦国的心也正坚决。贾季只因召请公子乐，便派人杀了他。贾季出逃，正是因为这件事吗？鲁文公六年，晋国狐射姑杀死阳处父，随后出逃。傅氏认为这是侵犯职权，又认为是泄露言语，都是不对的。唉！没有听取葵莞的劝告，终于引发令狐之祸，重重的嫌隙和接连的灾难，使晋国的灭亡也几乎不可避免了。所谓‘我就是你的谋划’，‘听我喋喋不休地说’，正是说赵盾。可惜没有机会把这些话告诉他。后来先蔑逃往秦国，士会跟随他。士会在秦国三年，先蔑都不见他。先蔑说：能把人从本国带走，却不能在这里见到他，要他有什么用？士会说：我和他同罪，并不是因为他合乎义才这样做。我还有什么脸面见他呢？等到先蔑回国，士会最终也没有去见他。《弘道录》说：这就是士会得以返回本国的原因，也是士伯所以没有善终的原因吗？士伯是晋国的正卿，他前往秦国时，夫人和太子还在国内；他既不能直言匡正劝谏，以伸张不顾自身的道义，等到荀伯劝谏时，又不能察觉时机而行动，以尽同僚朋友之情，因此进退都失去了依据。假使士会拘泥于小节，不知自爱，心神不定地来往，只想着跟随朋友的意愿，那么就会失去正固之道，不能成就事业并善始善终。所以《易》说：‘还没有受到感动而遭受伤害。’其中的用意多么深远啊！《史记》说：管夷吾和鲍叔牙是朋友。管夷吾年轻困顿时替鲍叔牙经商，分配财物时总是多给自己一些，鲍叔牙不认为他贪婪，知道他贫穷。管夷吾替鲍叔牙谋划事情，反而使事情陷入极大困境，鲍叔牙不认为他愚蠢，知道时势有利有不利。他三次出仕，三次被君主驱逐，鲍叔牙不认为他没有才德，知道他没有遇到合适的时机。他三次作战，三次失败，鲍叔牙不认为他胆怯，知道他有年老的母亲。他所侍奉的公子纠失败后，被囚禁并受辱，鲍叔牙不认为他无耻，知道他不是以小节受辱为羞，而是以声名不能显扬于天下为耻。因此管夷吾曾说：生我的是父母，真正了解我的是鲍叔牙。

译蔺相如使和氏璧完好无损地归还赵国，赵王任命他为上卿，职位在廉颇之上。廉颇说：我见到蔺相如，一定要羞辱他。蔺相如听说后，每次上朝常常称病不出；有时远远看见廉颇，就赶着车躲开。他的门客以此为耻。蔺相如说：你们看廉将军和秦王相比，谁更厉害？凭秦王的威势，我尚且敢在朝廷上呵斥他，使他的群臣受辱；我蔺相如虽然无能，难道偏偏害怕廉将军吗？只是我想到，强大的秦国之所以不敢出兵攻打赵国，只是因为有我们两个人在。如今两虎相斗，势必不能同时生存。我这样做，是把国家的危急放在前面，把个人的私怨放在后面。廉颇听说后，袒露上身，背负荆条，到蔺相如门前请罪，于是两人成为生死与共的朋友。《弘道录》说：自从管仲、鲍叔牙、廉颇、蔺相如的名声显著以来，古今没有不把他们的故事当作美谈的。然而考察他们所谈论的道理，实际上都属于凭血气行事，并不是道德仁义之美。所谓王者只期望成为王者，霸者只期望成为霸者，大多就是这样。可是世道衰败、正道微弱时，当时也有孙、庞、范、魏、苏、张之类的人，往往折断肋骨、砍掉脚，甘愿舍弃生命来谋求报复；当时的君主还不能醒悟，又替他们聚集怨恨、酬报恩仇，一点也不差错。这就像乡里的孩子彼此以‘你’‘我’相戏弄，报偿与施予不相称，免不了哄然发怒；即使他们的父母贤明，替孩子们赔礼道歉，不贤明的父母也没有不成为乡里的羞耻的。那么，这四个人的事情，难道算贤明吗？鲁仲连喜好奇特伟大、潇洒不羁的谋略，不肯出仕任官，凭借高尚的节操游说诸侯。赵孝成王时，秦军包围赵国的郡鄂；魏安厘王派将军晋鄙援救赵国，晋鄙畏惧秦军，停在荡阴不再前进。魏王又派宾客新垣衍通过平原君游说赵国，想同赵国一起尊奉秦王为帝，以此使秦军退兵。鲁仲连听说后，前去见新垣衍，说：秦国是抛弃礼义、把斩获首级当作最高功劳的国家。假如它竟然放肆地称帝，那么我鲁仲连就要投东海而死，也不愿做它的百姓。如今秦是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魏也是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如果顺从秦而尊它为帝，秦国就会行使天子的权力，号令天下，任意更换诸侯的大臣。它将罢免它认为不肖的人而任用它认为贤能的人，罢免它憎恶的人而任用它喜爱的人，魏王怎么能安然自处呢？新垣衍起身拜了两拜，说：我今天才知道先生是天下的贤士，再也不敢说尊秦为帝了。《弘道录》说：鲁仲连不肯尊秦为帝，他的志向确实宏大，但他的说法却不正确。为什么不说‘天尊地卑’呢？周是天子，秦是诸侯，各国也都是诸侯。周居于上位，却又尊秦为帝，这就像把太阳的尊贵降到同万物一样，天下百姓凭什么仰望它的光照？鲁仲连要投东海而死，难道不是名分正确、言辞顺当吗？有人说：战国时人们所追求的是利益，所躲避的是祸害；如果不是为了利益，秦国的要求凭什么得到满足？如果没有祸害，诸侯的援救又凭什么到来？答：不是这样。大概秦国曾经称帝，后来又否定帝号，便弄得手足无措。如果不是畏惧‘天无二日，民无二王’的道理，怎么会让军队退却五十里呢？有人说：鲁仲连前后的言论不合条理，难道是太史公误作了吗？总之，邹鲁是守礼义的国家，孟子是醇厚至极的人；鲁仲连和那两位先生，是大体醇厚而略有小疵。赵良拜见商君，商君问：你看我治理秦国，比之五段大夫，谁更贤能？赵良说：一千个人唯唯诺诺，不如一个士人直言不讳。请允许我始终说正直的话而不被杀，可以吗？商君说：可以。赵良说：五段大夫是楚国的鄙野之人。秦穆公在牛口之下举用他，把他置于百姓之上，秦国没有人敢同他相比。他辅佐秦国六七年，向东讨伐郑国，三次拥立晋国君主，一次拯救秦国免遭刑祸。他做相国时，劳苦也不乘车，炎热也不张伞。五段大夫死后，秦国男女都流泪，儿童不唱歌谣，舂米的人也不相互应和。如今您执政，凌辱公族，残害百姓，公子虔闭门不出已经八年了。您又杀死祝罐，施以鲸刑于公孙贾。《诗经》说：得到人才的国家兴盛，失去人才的国家崩溃。这些事情都不是得到人才的做法。您的危险像早晨的露水一样短暂，却还贪恋商於的财富，迷恋在秦国执政，积蓄百姓的怨恨；秦王一旦抛弃您，不再接纳宾客而不上朝，秦国收捕您的原因，难道会很隐微吗？商君没有听从，过了五个月，灾祸便发生了。《弘道录》说：以商君的威势，竟能容忍赵良的这些话，难道是他尚未泯灭的良心在起作用吗？虎狼虽然凶暴，会吃人并发出吼叫，但想要使生灵得到生存的德性，没有什么生命完全没有，只是不能胜过自己的欲望罢了。商君起初难道就突然想要残虐到这种地步吗？也是因为不能战胜欲望之心；不这样做，就不足以打动孝公，也不足以享有眼前巨大的利益。至于自身的大祸，其实也已经清楚可见了。既然如此，即使赵良说的是正直的话，又有什么可责怪的呢？可惜赵良的劝说还没有说尽。商鞅废除井田、开通阡陌，他的罪过上通于天；先王的法度到了这时几乎完全毁尽，这究竟是谁的罪过呢？即使拔尽头发也数不清，哪里是几句直言能够说尽的？不过，赵良没有什么可奇怪的；苏氏号称贤者，却认为车裂商鞅足以抵偿他使秦国灭亡的刑罚。既然如此，先王的法度被废弃，却置之不问，可以吗？《后汉书》说：严光年轻时就有很高的声誉，曾和光武帝一起游学。光武帝即位后，严光便改换姓名，隐居起来不肯露面。光武帝思念他的贤能，按照他的相貌特征访求他。齐国上报说：有一个男子，披着羊皮衣，在泽中钓鱼。光武帝怀疑就是严光，于是准备安车、玄纁，派使者去聘请他。使者往返三次，他才到来，住在北军，供给床褥，大官早晚进献膳食。司徒侯霸同他素来交好，派使者送信说：听说先生来了，我想立即前去拜访，只是迫于职掌事务，因此不能如愿。于是到了傍晚，严光才训导他。严光没有回答，只把书札投给侯霸，说：君房先生，您的地位已经达到三公之列，很好。心怀仁德、辅佐正义，天下人都会喜悦；阿谀奉承、顺从皇帝旨意，连性命也会断送。侯霸得到书信后上奏，光武帝笑说：这个狂奴，还是原来的脾气。车驾当天就到严光的馆舍，严光在屋外不起身。光武帝便到严光所在的屋内，抚摸他的腹部说：哎呀，子陵，难道不能出来帮助我治理天下吗？严光不回应。过了很久，他才睁开眼睛仔细看着光武帝，说：从前唐尧彰显德行，巢父却洗耳不听。士人本来各有志向，何必这样逼迫我呢？光武帝说：子陵，我最终还是不能使你屈从吗？于是登车叹息离去。后来又把严光召入，谈论旧日交往和道术，彼此相对多日。光武帝从容地问：我如今比从前怎么样？严光回答：陛下比过去略有增加。于是两人一起仰卧，严光把脚放在光武帝腹上。第二天，太史上奏：客星逼近、侵犯御座，情况非常紧急。光武帝笑说：只是我的老朋友严子陵和我一起睡罢了。光武帝任命严光为谏议大夫，严光不肯屈从，于是在富春山耕作。后人把那个地方命名为严陵濑。

译《弘道录》说：我认为严光之所以不能留下，有五个原因，而三公的官职还不在其中。若不考察孔子，就不能看见仁义的中正；若不参照孟子，就不能通晓出仕与退处的权衡。严光虽然没有采取过分的行为，但光武帝说‘何至于不能帮助我治理天下’，难道不是不懂诸侯之义吗？他于是改换姓名，隐居在水泽中捕鱼吗？像这样披着羊裘，确实是有自己的心志。这是第一点。他到来以后，既然以故人名义召请他，就应当只把他当作故人对待，这也是义。大夫以礼召请虞人，虞人宁死也不敢前往；既然如此，以故人身份召请他来做谏议大夫，故人还能留下吗？这是第二点。鲁缪公身边没有贤人吗？即使子思在身旁，他仍不能使子思安心。那个侯霸又算什么人呢？看他说‘阿谀奉承、顺从旨意，连性命也会断送’，这同责备子游断绝长者交往是一个意思；在这种情况下，还说严光可以留下吗？这是第三点。地位尊贵就容易改变朋友，富贵了就容易更换妻子；皇帝尚且不难说出伤人的话，能够长久保持敬意的人就少了。这是第四点。即使有范升这样的博士，有太史所说的客星，再加上一个薛居州，难道就能单独帮助皇帝治理天下吗？这是第五点。假使严光被尊为三公，也不过是在云台上留下姓名，成为一代人物；而严陵钓台高耸巍峨，却能成为万世人物。《易》不是说过吗：君子能够察觉事变的苗头，不如舍弃离去。这不正是说子陵吗？廉范和洛阳人庆鸿起初是生死之交，世人称说：前有管仲、鲍叔牙，后有庆鸿、廉范。当时陇西太守邓融以完备的礼节拜访廉范，请他担任功曹。后来邓融被州里举荐，因案件牵连而被征召下狱，廉范便改换姓名，请求代替他；无论廷尉、狱卒还是身边侍卫，都尽心尽力地劳作。后来廉范又被公府征召，正逢薛汉因罪被诛杀，旧友和门生没有人敢去看他，只有廉范收殓了他的尸体。侯府属吏把这件事报告上去，显宗大怒，召见廉范斥责说：薛汉同楚王谋反。你在公府任职，却不同朝廷一条心，反而收殓罪人的尸体，这是为什么？廉范叩头说：臣没有做好。只是认为薛汉等人都已经伏法被杀，我不能胜过师生之情。皇帝的怒气渐渐消解，说：你是廉颇的后代吗？同右将军廉哀、大司马廉丹有亲属关系吗？廉范回答：廉裒是我的曾祖，廉丹是我的祖父。皇帝说：难怪你的志气胆量竟敢这样做。于是赦免了他，因此廉范声名显著。廉范世代居住在边郡，广置田地，积聚财粮，却全部拿出来赈济宗族朋友。正值肃宗去世，廉范奔赴敬陵。恰好庐江郡丞严麟奉章吊祭国丧，途中道路泥深，马匹死去，无法自行前进。廉范见到后怜悯他，命随从骑马给他一匹马，未告知姓名便离去。严麟办完事情后，不知道该到哪里寻找恩人。有人告诉他说：已故蜀郡太守廉叔度喜欢救济别人的急难。如今奔赴国丧，独自承担这件事的，大概就是他。严麟于是牵着马登门拜访，果然是廉范，便道谢后把马还给了他。《弘道录》说：史书称廉范凭借气节和侠义立名。看他救济危急、奔赴险难，确实有足以振奋人心之处，也足以证明他的心意并感动他人。明帝加以震怒，反而使他的志节更加显露；本来要把他处死，却最终使他的声望更加显赫，这是古今少有听闻的事。至于五杵的事情，有些人或许也能做到，所以不列举了。桓帝起初是蠡吾侯，曾向甘陵人周福求学。即位后，提拔周福为尚书。当时同郡的河南尹房植在朝廷上很有名望，乡里人为他编歌谣说：天下的规矩是房伯武，因为拜师而得到官印的是周仲进。后来汝南太守宗资任用范滂为功曹，南阳太守成缙也任用功曹，二人分别治理两个郡。歌谣说：汝南太守是范孟博，南阳太守宗资只负责主持画诺；南阳太守是岑公孝，弘农成缙只是坐着长啸。因此流言传入太学，太学生有三万多人，郭林宗、贾伟节是其中的领袖，又同李膺、陈蕃、王畅互相褒扬推重。太学中流传说：天下的模范是李元礼，不畏强暴的是陈伯举，天下的俊杰是王叔茂。他们一起发表激烈的言论，深入议论时政，不隐讳豪强。自公卿以下，没有人不害怕受到他们的贬斥议论，纷纷登门求见。《弘道录》说：孟子称许伊尹、管仲，说他们学习之后才做臣子。既然如此，因拜师而得到官印，又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汉代自桓荣考究古学以来，所谓学习和拜师，不过是专门讲解章句，最终没有启发心智、滋润心灵的益处。一旦把规矩和楷模归属于别人，因拜师而得到官印就不值得称道；他们尚且不知反省自己，反而互相讥讽猜疑，各自树立朋党，这算什么呢？帝王最重要的是学习，而学习最重要的是努力寻找老师，进而做到同心同德，信任而不怀疑。君子深感幸运的事情，还有兴办学校、培育人才。太学生达到三万多人，这也是后世少有的盛况；却没有因此成就颂美，反而造成了嫌隙。大概光武帝是凭借辞说兴起的，所以后来也因言辞意旨而衰败。那些歌谣虽然说是偶然产生的，恐怕也是无人主使却自然形成的吧。当时天下的名士给他们分别取了称号：上等称为三君，其次称为八俊，再次称为八顾、八及、八厨，就像古代的八元、八凯一样。窦武、刘淑、陈蕃称为三君。‘君’是说他们为当时一代人所尊奉。李膺、荀昱、杜密、王畅、刘佑、魏朗、赵典、朱寓称为八俊。‘俊’是说他们是众人中的英杰。郭林宗、宗慈、巴萧、夏馥、范滂、尹勋、蔡衍、羊陆称为八顾。‘顾’是说他们能够以德行引导别人。张俭、岑睡、刘表、陈翔、孔昱、范康、檀敷、翟超称为八及。‘及’是说他们能够引导别人追随并尊奉贤者。度尚、张邈、王考、刘儒、胡母班、秦周、蕃向、王章称为八厨。‘厨’是说他们能够用钱财救助别人。《弘道录》说：八元、八凯自身尊贵、道德高尚；八顾、八厨却使八及的名声得以流传，而自身被诅咒、正道丧失，二者相差为什么如此悬殊呢？大概夏、商、周三代以前，政权出于统一的中心，贤能之人都得到实际任用；末世则政权分裂为二，才能技艺反而成为猜忌的端由。《周礼·冢宰》以八种权柄告诫周王驾驭群臣，哪里容许把政权分裂成两端呢？假使任用这个而罢黜那个，废弃这个而安置那个，使这个生存而使那个被杀，即使尧舜也不能安居一天，更何况桓帝、灵帝的时代呢？学校是礼义产生的地方，并不是威权禁令所能管辖的地方。孔门弟子记载颜渊等十人，并列举他们各自的长处，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当时没有人认为奇怪，后世也没有人认为嫌弃，未听说因此招来祸患。如果不处在官位上，就不谋划政事，只用礼义和廉耻互相维持，那么‘顾、厨、及’这些称号难道可以少吗？难道可以少吗？

译李膺性情简傲，不同人交往，只有同郡的荀淑、陈皇被他视为师友。荀爽曾经前去拜访，李膺于是亲自替他驾车。回来后荀爽高兴地说：今天我能给李君驾车了。他受到仰慕就是如此。当时张让的弟弟张朔任野王县令，贪婪残暴、没有德行，甚至杀害孕妇。他听说李膺威严严厉，害怕获罪，逃回京师，藏在张让宅第的合柱中。李膺知道此事后，率领吏卒拆毁柱子抓出张朔，交给洛阳狱官，审讯完毕，立即杀了他。张让向皇帝申诉冤屈，皇帝下诏责问李膺为什么不先请示，就擅自施行诛杀。李膺回答：从前仲尼做鲁国司寇，七天就杀了少正卯。如今臣到任已经整整十天，私下还担心因为拖延办案而获罪，没想到反而被责怪办得太快。皇帝回头对张让说：这是你弟弟的罪过，司隶校尉有什么过错？于是派人送李膺出去。从此各位黄门、常侍都弯腰屏息，休假时也不敢再出宫。皇帝奇怪，询问原因，他们都叩头哭泣说：害怕李校尉。当时朝廷日益混乱，纲纪衰败松弛，唯独李膺坚持风格法度，以声望自重；士人有幸得到他的接纳，就称为登龙门。《弘道录》说：我看李膺拆柱办案、面对殿廷据理直言，直到今天仍使人凛然，仿佛还具有鲜活的力量。那些一时得势的宦官，难道不会因此肃然屏息吗？然而他们不知道，只有君主能够施福，只有君主能够施威。施威施福的权柄，应该由上而下；我若跟着执掌它，所施的威就是天下的威，所施的福就是天下的福，由朝廷推及天下，谁会说不是这样？当时皇帝的德行不能统摄纲纪，宦官污浊而同流合污，李膺却独自保持风采；他所任用和罢黜、废弃和设置的人事，竟然同朝廷毫无关系，这样一来，威福的权柄就出自我自己，而不是由上而下了。因此小人便能抓住话柄，说他们互相举荐，轮流互为声援；凡是不合他们意的人，见到就排斥。唉！那些不合他们意的人究竟是正是邪？他们所举荐的究竟对还是错？那些人的错误，皇帝起初并没有察觉；而我的正确，上面又没有人与我共同知晓。于是正人反而被认为是邪人，邪人得以伤害正人。既然如此，坐视不救可以吗？《否卦》九四说：‘有命则无咎，众人同受福祉。’《象传》说：‘有命则无咎’，是说志向得以施行。所以君子宁可用正直的言辞斥责奸雄、讨伐乱贼，难道能容许专擅杀人、任意诛戮，以此笼络同党而殃及善类吗？范滂年轻时就磨砺清正的节操，受到州里人的敬服，被举荐为孝廉。光禄勋考察四行时，正逢冀州饥荒、盗贼群起，于是任命范滂为清诏使，前去查访处理。范滂登车执辔，慨然产生澄清天下的志向。到了州境，郡守县令自己知道贪赃污秽，听到风声便解下印绶离去；凡是范滂举奏的人，没有不使众议得到满足的。党锢之狱兴起后，桓帝派中常侍王甫按次序审讯。轮到范滂时，范滂说：我听仲尼说过，看见善行就像赶不上，见到恶行就像手探入沸水；这是要使人亲近善、以清正为同类，憎恶恶、以污浊为同类。谁知这本是王政所愿意听到的，反而被当作党人。古代遵循善道，是为了自己求得更多福分；如今遵循善道，却要亲身遭受大刑。等我死的那天，希望把我埋在首阳山旁，上不辜负皇天，下不愧对伯夷、叔齐。王甫怜悯地改变了脸色。《弘道录》说：我看范孟博的回答，没有一次不潸然流泪。禹说过：尧舜的百姓，都把尧舜的心作为自己的心。那时九官、十二牧济济一堂，彼此谦让，充满朝廷；天下人没有谁不共同认为他们清正。四凶的罪行，或流放，或逃窜，或诛杀，或惩治，丝毫没有宽贷；天下人也没有谁不共同认为他们污秽。如果善行却不清正，善还有什么可贵？恶行却不污秽，恶又有什么可贱？到了春秋时期，虽说人心不如古代，然而摧毁三都、诛杀少正卯，仍然竭尽全力。所以又说：看见善行就像赶不上，见到不善就像手探入沸水。这种百姓，正是夏、商、周三代能够直道而行的原因。唉！为什么偏偏不幸生在范孟博的时代呢？转眼之间，外有兵乱，内有祸乱，嫌隙重重、灾祸接连，危亡随时可能到来；这难道是上天降下的丧乱吗？是人自己造成的混乱，宁可说是人为的荼毒，实际情况已经无法挽回了。《弘道录》卷二十五完。大明万历三十五年二月十五日，奉旨续刊印行施布。正一嗣教大真人、臣张国祥校订。＃1‘居’字原作‘君’，依据《十三经注疏》改正。＃2‘王’字原作‘三’，依据《十三经注疏》改正。《弘道录》卷二十六。义。朋友之义。《晋书》说：王裒家境贫寒，亲自耕作。学生中有替他割麦的，他便把麦子丢弃不用；旧日相识赠送东西给他，他也全都不接受。门人被本县征调用役，告诉王裒，请求他托人说情。王裒说：你的学问还不足以保护自己，我的德行浅薄，也不足以庇护你，托人说情又有什么用？况且我已经四十年不执笔写信了。于是他步行，带着干饭，让儿子背着盐豉，把被役使的学生送到县里。安丘县令以为王裒是来拜访自己的，便整衣出来迎接。王裒到了，只是弯腰站立，说：我的门生被县里征用，所以我来为他送别。说完便握着门生的手哭泣而去，县令立即把门生放了，全县人都把这事当作羞耻。乡人管彦年轻时稍有才华却没有名声，唯独王裒认为他必定能够凭自己显达，于是提拔他并同他交友。北海人郦春年轻时就树立志向操守，生活贫寒，背着书箱外出求学，乡里人都认为郦原又出现了。王裒认为郦春性情险恶狭隘、贪慕名声，最终一定不会成功。后来郦春果然品行不好，学业也没有完成。有见识的人把这件事归功于王裒的判断。《弘道录》说：王裒不接受门人的托请，是从他不接受门人收割的麦子开始的；他不回答安丘县令，是从他不肯面向西方就座开始的。不然，别人不体恤劳役，会认为他迂腐；他整衣而不回应，又会认为他简慢。虽然如此，作为一个以节操品行著名、广为人知的人，他亲自做了挑饭、背草这样的事情。那么，所谓不替门人托请，难道正是用这种方式深深地为他托请吗？《唐书》说：秦王李世民平定海内后，热心于经籍，于是开设文学馆于宫城西面，延请四方文学之士前来讲学；杜如晦、房玄龄、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李道元、蔡允恭、薛元敬、颜相时、苏最、于志宁、苏世长、薛收、李守素、陆德明、孔颖达、盖文达、许敬宗共十八人，都以本官兼任文学馆学士，分为三班，轮流值宿，等候朝见之余，讨论经典文籍，参与商议天下政事，有时直到半夜。唐太宗命阎立本为他们画像，褚亮为画像作赞，号称十八学士。士大夫能够入选其中的，当时人称为登瀛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