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译《读史方舆纪要》序 宁都魏禧序 《读史方舆纪要》共一百三十卷，是常熟顾祖禹撰写的。这部书记述山川地势的险要和平易，以及古今用兵、战守、攻取的适宜情况和国家兴亡、成败、得失的事迹；至于景物游览的胜迹，则不予收录。《历代州域形势》共九卷，《南北直隶十三省》共一百一十四卷，《山川源委》共六卷，《天文分野》一卷。《职方》《广舆》等书相互沿袭错误、接连传讹，名实不相符合，顾祖禹全部依据正史加以考订，取其折衷。《读史方舆纪要》作者顾祖禹深沉敏锐而有远大谋略，为人极其贫困却廉洁耿介，宽厚朴实真诚，不在当时追求声名，和宁都魏禧结为兄弟般的朋友。魏禧既然十分信服他的书，顾祖禹于是请他作序。魏禧忧伤地叹道：确实如此啊！这是几千百年来绝无仅有的一部书。只是我的学问不足以贯通各代史书，脚步所到还不到天下的五分之一，又哪里足以阐明祖禹的用意呢？但我私下曾经能够举出其中论述最宏大而且最精深的部分，来给子弟们看。大体上，它最重要的观点有两个：一是认为天下的形势取决于建都之处。因此边地和腹地并没有固定的位置：有的地方在这里是要害，到了别处却成了散地；这里是散地，到了别处又会成为要害。〔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百十四卷〕 另一个观点是，天下有作为根本的地方，也有适合起事的地方。建立根本必须审察天下形势，而起事则不选择地点。唉！古今豪杰突然从草野间崛起，往往是形势逼迫他们响应天意与人心的会合，起初未曾迁移地点、谋求形胜。他们利用当地的人，顺应当地的形势，来驱使天下，天下便没有办法抗拒他们。这其中的道理确实值得思考。失去这种方法，即使占据十二百二之雄，也可能灭亡；掌握这种方法，即使处在狭窄、贫瘠、弱小之地，也没有不能批开险阻、疏导道路，以控制天下要害的。顾祖禹贯通各代史书，以自己独到的见解写出此书；他的深思和远见，有些存在于语言文字之外，不是一般方舆书所能记载的。唉！若不是这样的人，谁能真正了解他呢？这就是我想替祖禹作序而不再推辞谦让的原因。北平韩子孺当时曾在我的案头看到这部书，瞪着眼睛对我说：“这是怎么回事？其他方面我不敢评论。我寄居在云南，在黔、蜀之间往来二十多年，很能了解那里的山川和道路里程。可是顾先生闭门居住在宛溪，脚步不出吴会，所论述的攻守、奇正以及荒僻幽深狭窄之地，却一一像亲眼看见、亲脚走过一样，难道不是奇异吗？”魏禧于是把这段话也记了下来。序 南昌彭士望序 阅读古今上下几千百年的书籍，自己撰成一部书，同时概括几千百年以前的事，使几千百年以后的人也不能不阅读它。这样的志向，难道是一般文人和经生所能达到的吗？然而，写成这样一部书有许多困难：见识必须明朗而精确，才智必须敏捷而果断，裁断取舍必须严谨而难以偏差，心胸必须开阔而又难以遗漏细节；这些是自身方面的困难。至于需要借助外部条件的，广泛考察书籍很难，向朋友求取明辨很难，取得大量资料需要财力也很难，游历各地、遍及四方更难，这些尤其困难。假如只是把各种材料悬解冥悟、综合事理，耗尽一个人的精力，即使处在极端穷困无聊之时，有时也还可以坐在家中完成。古人已有能够做到的。但撰写方舆之书，就不同了：高山大川的辽阔，河流沟壑丘陵的细微，古今名称和建置的不一致，崩塌、修筑、疏浚、开凿等事情的起因以及损益各不相同；有的只是临时设置而名称尚存，有的因山陵谷地变迁而实际已经消失；还有舟车无法通行、人力很少到达的地方，这些情况都可能存在。可是这个人却孤独地忍受贫困饥饿，甚至不顾妻子儿女，独自闭居一室之中，心中周游大地九万里内外，辨别真伪如同看手掌一样清楚；亲手绘图，亲口讲述，立即作出判断；召集东西南北四海的人来质询而毫不疑惑，聚集奇异卓越、雄杰宏博、深沉敏锐而才识非凡的人来辩论，也没有穷尽。这就是这个人的资质禀赋。大概是高山大河所降生的人才，使他能够续写大禹地理著作的遗绪，把它昭告天下万世，实在是开辟以来少见的人物。彭士望我如今已年近七十，能够得到这样一位人才，数一数常熟顾祖禹撰写《方舆纪要》的经过，事情就是如此。顾祖禹开始创作这部书时，三十九岁，遵循父亲临终遗言，又参考祖先所作的地志和九边图说，僻居宛溪，不与州府交往，间或借助馆谷的资助；每到游历之处，只要有书可借，便立即抄录编纂；看到亲身记忆所及的材料，又获得新的长处，便随时改订、增补。即使十次修改稿本也不厌烦，经过二十年，才完成这部书。从他自己撰写《历代州域形势》通论开始，到《天文分野》为止，共一百三十卷，约六千页。顾祖禹曾对我说：“各代的书年代久远，文字和言说渐渐湮没，很难穷尽其中的蕴含，只有阅读的人才能自己领会它的归旨。我写这部书，以史书为主，以地志作证明；以形势为主，以义理贯通；河渠沟洫，足以用来防备和遏制水患；关隘特别重要的，就增补进去；朝贡的四夷和各蛮族，严格辨别内外；风土和嗜好，则详细记载；山川设置险阻，是用来守卫国家的；游览观赏、诗歌辞赋等与人事无关的内容，就删去。这就是本书的体例。所采用的书籍，从二十一史地理志以下，共有一百一十种，全部见于《发凡》。”他的志向高远，用力专一勤奋，而成书内容浩大丰富，也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再增加的了。然而，他心中完全不因此自矜自喜，好像自己从未参与此事一样；所以我更加深深信服祖禹这个人。祖禹的胆识像韩稚圭，能够预先洞察、从旁观察一切，不敢把胜负置于估量之外；他的智慧像李长源，却愿意学习邹鲁之道，不喜好神仙之术；他的德行器量像娄师德，宽厚弘大，即使被人唾面也任其自干，而别人终于不能向他唾面；他的清廉操守像卢怀慎，容纳万事万物，却不做没有嘴的葫芦；他的宽厚安静像谢安石，完全断绝声色之好，不故意矫饰感情；他的奇才博学像王景略，即使离开桓温，也必不会被苻坚任用。祖禹这个人就是如此。我大概是朝夕观摩，并暗中观察他的为人而了解了他。只有先有这样的人，才可以使用他的书；有了他的书，也更加知道这个人的作用之大。宁都魏禧已经详细说明了这部书的作用，我这里只叙述这部书和作者本人的始末，大致如此。天下后世应当共同看见它。

译总序一 从前大禹平定洪水灾害，撰作《禹贡》，孔子删定古书，把它列入六经。与《禹贡》一同流传的，还有《山海经》，但它的文字迂曲荒诞。太史公说：“谈论山川的著作，应当从《禹贡》开始。”这话确实正确。自从大禹以神圣之德平定天下，把天下传给子孙，他的支庶后裔被分封为侯伯。《商颂》中说：“韦、顾已经被讨伐。”解释《诗经》的人说：“顾也是桀的同党。”唉！夏桀的暴虐，天下人都知道应当抛弃他。顾是夏王同姓的国家，葛国等相互庇护，使宗庙社稷没有陨灭，这是合乎义的。商汤想要倾覆夏朝，就不得不先剪除顾国；顾国灭亡，夏朝也就随之灭亡了。既然如此，顾并不是桀的同党。后来有抛弃本国宗祀、到仇敌庭前献上符瑞的人，这才是顾国的罪人。自从商汤讨伐顾国以后，顾国于是逐渐衰微于商周时期。到了汉朝兴起，才在江淮以南重新得到姓氏传承，大概是少康把小儿子封在会稽，让他奉守大禹的祭祀。到春秋时期，越王允常时才开始强盛；他的儿子勾践于是凭借越国称霸，灭掉吴国并占有其土地，与上国通盟。又传了几代，被楚国灭掉，子孙逃散到江南，各自保有城邑，自立为君长。海阳侯因灭秦诛项的功劳，受汉室分封，传了五代后侯爵断绝。海阳侯的子孙都以顾为姓，在江南保持自己的氏族。到了吴国丞相雍因功名显达，之后世代相传并不断降爵，后代都有人建立功德、著述文章，载于史册。到了黄门侍郎野王，在梁、陈之际又以著述闻名，所著书有数百卷，其中舆地志尤其受到世人重视，直到今天学者仍把他奉为宗师并祭祀他。从隋、唐一直到两宋，顾氏子孙代代都有名人。宋端平元年，征君原九从临安避乱迁到梁溪，在宛溪之上耕读；子孙遵奉他的遗命，整个元代都隐居不做官。明成化年间，征侍郎允敬开始入朝任官。曾孙光禄丞大栋，在嘉靖年间喜好谈论边疆的利弊，骑马游历塞上，和大司马灵宝许公讨论兵事相合，编撰《九边图说》，刊刻流行于世。他的儿子奉训大夫文耀，万历年间以光禄大官正出使九边，回来答对皇帝询问，分条上奏十分详尽，天子称赞他做得好。文耀生有郡诸生龙章，早年去世。龙章生柔谦，九岁时成为孤儿，喜欢读书，补为县学弟子员，深深感慨科举之学不足以补益当世，慨然想要汇集一个朝代的典故，考订讨论并撰成书籍。到了成年任事的年龄，却遇到流寇之乱，于是逃入山中，烧掉笔、埋葬砚台，带着儿子祖禹亲自在虞山郊野耕作。过了很久，他更加贫困，愤懑无聊，得了重病，将要死去时，叫来小儿子嘱咐说：“我家自两汉以来，号称吴中的文献世家，先代所著的书，你都可以考察而知。士君子遭逢时运不幸，无法在世上显扬，也只有搜集遗留下来的言论，网罗旧有典籍，抒发自己的志意，昭示给后世罢了。我曾经奇怪，明代《一统志》被前辈推为善本，然而对于古今战守、攻取的关键，大多都不详细；至于山川的条列，又割裂失去条理，源流也不完备。凭借一个朝代的全部力量，聚集各位名臣来讨论编纂，保存下来的竟然只有这样，难怪如今的学者一谈到疆域形势，就茫然无知。一旦出仕从政，把关河天险全都弃置不顾，难道还不如藩篱的限制、门庭的阻挡吗？先光禄在世宗庙朝时，徘徊于京城，感到形势岌岌可危，担心肩背之患，于是绘制、论述九边，以警示谋划国事的人。先奉训在神宗朝时，四方没有忧患，却因为边备逐渐松弛，担心潜伏的敌人会成为祸患，预先忧虑，终于触犯忌讳，做官也未能振作。先文学有请缨报国的志向，却没有机会施展抱负。到了我这一代，四海沉沦，九州沸腾，只求能够保全首领、穿戴衣冠，以便在地下跟随祖父罢了。唉！园陵宫阙、城郭山河都还俨然在眼前，可是十五国的疆域、三百年的图籍，已经全都泯灭沦亡，文献也无从考证，能不令人悲悼叹息吗？我死以后，你要记住这件事！”小儿子匍匐在地，呜咽着回答：“我虽然不聪敏，难道敢放弃今天听到的话吗？”他死后一年，祖禹因病而停止撰述。又过了三年，病才痊愈。他不揣度自己的愚陋，想要上追《禹贡》《职方》的记载，下考春秋及历代的文献，旁及辅官记录和民间史料的说法，参照订正百家地志，续成昭代的著作，流传给后世，使阅读的人有所考察和借鉴。然而贫贱、忧患和悲戚交杂其中。上等方面，不能渡江越河，登临五岳，泛舟沅湘，探访禹穴，穷究天下的形势；次一等方面，不能访问故老，参稽博闻多识之人，因而完全了解天下险易厄塞之处；下等方面，不能备齐图志和史书，不出门户便周知山川、城郭、里道的详情。只能守着残缺资料，抱守缺略，在穷困的屋舍中醒来叹息，吮笔含毫，消磨岁月，希望不辜负先人的遗命。若要把自己列入著作之林，我这个小子哪里敢呢？

译总序二 有位客人对顾先生说：“您所著的《方舆纪要》一书，汇集百代流传的成说，考察各家学说的绪论，成年累月，勤勉不休。至于舟车经过的地方，也一定要察看城郭，考察山川，核实里道，询问关津；还要和商旅之子、征戍之人从容交谈，考核各种说法的异同。您对于这部书，可以说爱好得勤恳，思考得深厚了。后来有志于建功的人，要考察险要，辨别攻守，远则周知天下的情势，近则了解都邑之间的情况，如果没有您的书，又能依据什么呢？”我说：“不，不是这样。古人说，一尺有它的短处，一寸有它的长处；明白匠石所负责的工作的人，有时却不懂雕刻镂饰的细节。我从未溯行江河，登临恒山、泰山，向南走到岭海尽头，向北登临燕、冀。偶尔有所游历，也有时受往返行程限制，有时困于旅途停留之处。不能放开胸怀、优游游览、广泛观察和询问；间或凭借图画考察，依靠典籍查求，也不过是举一反百、仍有大量遗漏。有时胸中已经明白，亲身到了那个地方，反而茫然无知。所谓所见的说法不同，所听的说法不同，所传闻的又有不同，数不胜数。我的书难道足以作为依据吗？” 况且孙子说过：不了解山林、险阻、沮泽的地形，就不能行军；不使用当地向导，就不能得到地利。论用兵的精妙，没有谁比得上孙子；论地利的精妙，也没有谁比得上孙子。假如只相信我的书，却不听信当地向导，就像捂住耳朵寻求听闻、闭上眼睛寻求看见一样，误事一定很多。况且地利又哪里有固定不变的呢？函关、剑阁，是天下的险要。秦人利用函关，击退六国还绰绰有余；到了秦朝末年，用它抵御群盗却已不足。诸葛武侯从剑阁出兵，震动秦、陇，谋取三辅；刘禅拥有剑阁，却仍保不住成都。所以即使有坚固的城池、滚烫的护城河，没有合适的人守卫，连培塿之丘、泛滥之水都比不上；有了合适的人，即使是枯木朽株，也都可以成为使敌人困难的凭借。因此，九折之阪、羊肠小道，并不一定在邛崃的道路、太行的山中；没有景物的溪流、千寻深的沟壑，也不一定在岷江的峡谷、洞庭的渡口。齐肩高的墙，有时连百仞高的城也无法越过；能淹没车子的沟渠，有时连天然壕堑的险阻也比不上。只知道在高山深谷、名城大都中寻找地利，却不知道地利就在手指掌握之间，这哪里值得和他谈论地利呢？” 孙子说得好：“我不想交战，即使画地为界来防守，敌人也不能同我交战；我想交战，敌人即使筑起高垒、挖深沟，也不得不同我交战。”这样看来，变化无穷的就是地利。地利的微妙之处，图画无法全部记载，论述也不能完全详尽，而在神妙莫测的心中随机变化。这就是所谓可以意会、不能用语言传授的东西吧。因此说：方圆、奇偶，千秋万代都不会改变。伏羲凭它画八卦，大禹凭它演绎九畴。伍、两、卒、旅的编制，千秋万代都不会改变。武侯凭它排列八阵，李靖凭它变化六花阵。城郭山川，千秋万代都不会改变；从西北兴起的势力，可以兼并东南，而从东南兴起的势力，也未尝不能兼并西北。因此说：不变的形体，可以产生极大的变化；固定的形状，可以成为没有固定限制的准则。阴阳没有固定的位置，寒暑没有固定的时令，险易没有固定的处所。懂得这个道理，才可以和他讨论方舆。如果逐铢逐两地衡量，逐寸逐寸地比较，失误一定很多。我曾考察蒙古人的用兵，奇特变化、恍惚难测，他们出兵所走的道路，全都出于独自的判断，所向无敌。因此他们的武略，比古人高明得多。他们难道曾经到山海图、里道志中去寻求这些吗？” 既然如此，在我的书中寻找地利，岂不仍然是刻舟求剑般的见解吗？我担心举足迈步，反而会有受到妨碍的地方。客人还是多多扩大自己的见闻，不要过分依赖我的书罢了。” 总序三 有人说：“如果确实像您所说的那样，那么当地向导对于地利就很重要了。这样说来，您的书难道可以废弃吗？”我说：“怎么可以废弃呢？孙子说：不使用当地向导，就不能取得地利；但没有我的书，也不能正确使用当地向导。向南行进不可以驾车向北，向东泛舟不可以用船桨向西，这是容易知道的。西北多山，却未尝没有低湿泥泞之地；东南多水，却未尝没有险峻狭窄之处。这是看似容易知道、实际上并不容易完全知道的。况且一根手指挡在眼前，就看不见泰山；走十步换一次车道，连太阳的影子也分辨不清，使人茫然。左边陷入大泽却不知道，前面进入深谷却没有觉察，到了这时才想抓住路上的人，请他充当当地向导，当地向导难道还可以依靠吗？为什么呢？当地向导是在临时情况下使用的，地利却是在平日就应当了解的。平日里从未把九州的形胜、四方的险易逐一辨明大纲、认识条理，却想在临时听信向导，怎么能不被敌人愚弄呢？所以，先知道马陵的险要，然后才可以决定进入魏地的谋略；先知道井陉的狭窄，然后才可以决定战胜赵国的计策。否则，即使有曹瞒的智慧，仍然会在阳平感到恐惧而屏息；诸葛武侯的明智，尚且在子午道上迟疑徘徊。可见只在临时寻找地利、平日却不寻求地利，哪里是通达的论说呢？所以，有些道路是一定要经过的，有些城池是一定要攻取的，这是平日应当预先知道的。想要从这条道路出兵，却不直接沿这条道路出去，才是真正善于利用这条道路；想要攻打这座城，却不立即攻打这座城，才是真正善于攻打这座城。这些是平日所应知道，而临时又不得不借助具体情况来决定的。进攻，就进攻敌人不能防守的地方；防守，就防守敌人不能进攻的地方。辨明要害所在，审察缓急的时机，把奇兵正兵的安排决断于胸中，把生死成败的变化掌握在手上，依据地利所在而作出权衡。这本来就是大将的职责，不是可以向当地向导询问决定的。凡是我使用多兵还是少兵、分兵还是合兵、采取实攻还是虚攻的地方，已经清楚地知道之后，再广泛向当地向导询问；采纳可信的，舍弃可疑的，以便更好地运用地利。难道只是把耳目寄托在仆夫身上罢了？这就是我的书必不可废的原因，而且不只适用于行军这一方面。天子在内安抚万国，在外统治四夷，对于枝干强弱的分别、边地与腹地轻重的形势，不可以不知道。宰相辅佐天子治理国家，凡是边疆各地的利弊、军队部署安排的适宜与否，也都不可以不知道。

译各部门和各官府替天子总理百姓与财物，那么赋税财货的来源、军队和国家所凭借的物资，都不可以不知道。监司、郡守、县令接受天子对民众和社稷的托付，那么疆域的盘曲交错、山泽中聚集的盗贼隐患，以及耕作、养蚕、泉水水源的利益、民情风俗的规律，也都不可以不知道。四民出行、服役、往来，凡是水陆经过的道路和险易趋避的实际情况，也都不可以不知道。天下动乱时，可以凭此辅助抵御敌人、铲除强暴；时局太平时，可以凭此治理国家、管理人民，这些都将能从我的书中得到用处。”“那么，孙子的说法本来就不恰当吗？”我说：“不是。孙子的话本来是说，地利是行军的根本，当地向导是地利的辅助。先知道地利，然后才可以行军；利用地利行军，再取得当地向导的帮助，这样行动才会无往不胜。我之所以撰写这部书，也是特别希望世人能够预先了解这些。不先了解地利，却茫然无所适从，承担天下的事务，把宗庙社稷的重大责任一旦束手交给别人，这正是先父所愤恨悲痛、呼号叹息、扼腕至死的事情。我这个小子已经奉行遗命，采集旧闻，旁搜记载，以正史为准绳，稍稍形成一家之言，合编为一十八部，分成一百三十卷，收藏在家塾中，等待后来的读者。” 凡例二十六则 天下的形势取决于山川，山川的脉络又关系到都邑。然而不考察古今，就无法看出沿革变化；不综合源流，就无法认识形势的全貌。本书首先列述历代州域形势，是先作考察借鉴；其次列北直、南直，是尊重王畿；其次列山东、山西，是作为京室的辅翼；其次列河南、陕西，是重视形胜；其次列四川、湖广，是因为上游形势紧急；其次列江西、浙江，是因为东南财赋聚集之地；其次列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由北而南，是因为声教所及逐渐深入远方；又其次列川渎的异同，以彰明九州的脉络；最后列天文分野，希望能够达到俯察地理、仰观天文的意义吧！”},{ 大地的规律安静而有常，所以称为“方”；它广大而能承载万物，所以称为“舆”。然而，地势的高下、险夷，以及土地刚柔、干湿等变化繁多，实在写不尽；人事的兴废、增损，以及城垣的毁坏、修筑和道路关塞的设置也不一，同样写不尽。地名屡次更改，新旧名称交错出现，事势又越来越复杂，昨天还没有的今天已经有了，所以论述详尽而又难以穷尽的，没有超过方舆之学的。这部书把古今的地理与史书相互参证，也用古今地名来核验史书。究竟是史书充当方舆的向导，还是方舆充当史书的图籍呢？如果不合于史实，或史书所载不能完全与方舆相合，就不敢随意收入。因此称为《读史方舆纪要》。天地各安其位，山川于是确定；山川确定，州域于是划分；各种地势形势也就由此显现出来了。这部书依据一个朝代的地理，阐发四千多年间的地势形势，历代的治乱兴亡，也由此可以判明。其中有关国家大政大略、创建与守成的制度、复兴重建的功绩，以及哪些相合、哪些分离，谁强谁弱，帝王卿相的谋划，奸雄的权术筹算，直到儒者和平民所作的议论，无不详备记载。有的在事情尚未发生时便作出决断，有的由当事者临机裁断，有的在事情发生以后才见成效，都可以用来开拓心胸、增长智慧。《尚书》说：“与治世同道，没有不兴盛的；与乱世同事，没有不灭亡的。”俯察仰观古今，也可以由此作深长的思考了。大禹治平水土，掌管并厘定名山大川。《职方》辨析各州，只标举山林湖泽和河流水泽。司马迁撰写《史记》，古人认为他能够叙述山川并分条排列，深得《禹贡》的旨意，这是班固、范晔等人所不能及的。唐太宗依据山川地势的便利，把天下划分为十道。《六典》所记载的内容，条理清楚，颇为可观。这部书也取法了这种体例。在两京十三司各自开列的部分开头，都先列出疆域、名山、大川和重要险要，使一方的地势形势灿然呈现在前；然后再分列端绪、区别条目，各自归入相应的条理，用来补充前人记载的简略之处。君主治理国家、经划郊野，于是有了城邑。城邑确定下来，方位便得以排列，缓急也得以区分，于是又有山林湖泽和河流水泽。山川分布之后，便考察其阴阳向背，辨察其险要和平易，于是设置关梁险阻，作为城邑的防卫。自古以来治理地理的人，不能有不同的做法。这部书在两京十三司所属的各郡各邑中，都依照这一顺序编排；遇到体例相同的，就按照成例附列，以便查考检索。城邑、山川、关隘这一类事物，有专门记载的，例如专门叙述某一座城、某一座山；有附带记载的，例如叙述某山时附带提到另一座山，叙述某条河时又涉及另一处水流；有互相参见的，例如叙述某山时旁及某条河、某座关，叙述某关时旁及某座城、某座山。《地理志》始于班固所作，最为典雅而有条理。刘昭补充《后汉书》的郡国资料，参照古今地名，功劳不小；可惜其中略有错误。《晋志》只保存了城郭的大概轮廓，《齐志》只是粗略标示地形外貌。沈约所撰《州郡志》记载详细却不够精审，魏收所撰《地形志》内容芜杂而不完备。《隋志》兼及梁、陈、齐、周四朝，补益颇多，但纲目条理仍未完备。刘昫的《唐志》对天宝以后记载简略，欧阳氏的记载又对天宝以前简略，功劳和过失不能彼此掩盖。《五代史·薛志》我曾见过几条，较之《欧志》颇为胜出。《欧志》未免过于简略，与《宋志》详略失当。辽、金两朝的《志》中，《金志》稍好。元朝初年的《元志》缺漏，又在《宋志》之下。这部书考察历代沿革，大体依据正史，其他书中所见的资料，也择取其中一部分。尽管如此，秦汉时期的城邑，今天已经无法考见的，大约有十分之二三；六朝以来，废置变更频繁，今天无法考见的，已达十分之四五；隋唐以来，边远荒僻地区和蛮族聚落时有兴废变革，无法考察的也有十分之一二。

译历来的沿革，有些最终没有收入本书。王莽篡夺汉朝后，把天下郡县的名称全部改换；侯景攻陷台城、契丹进入汴京，也都属于任意改易名称这一类。至于晋朝放弃中原以后，南北混乱，州、郡、县、邑纷纷设置侨置机构；河南有广陵、丹阳的名称，江边洲渚有晋阳、太原的称号。又因疆界战争，得失屡次变化，荒僻地区归附不定，有无顷刻分异，若只按名称追究实际，大多已经湮没废弃。我尽力加以考订，凡引据可靠、义例可以凭据的，都予以采录。至于传闻彼此不同，以及史家文辞浮靡、史臣撰述往往把地理归属列在前朝，却避讳而改用当代名称的情况，例如《晋书》《隋书》都避“虎”字而改作“武”，避“渊”字而改作“泉”等；有时地名相同而所属地域完全不同，有时地名本来不同而里程道路却正相同，这些相差千里或细微如毫厘的地方，我从来不敢忽略。古人的著述，大都谨慎周密。《左氏传》辨析实为白羽、夷实为城父，正是出于慎重。杜氏注释《左氏传》，有时只说是鲁地、齐地，有时干脆说“地阙”，不敢勉强作出解释。这是因为知识浅陋造成的过失较小，而错误乖谬造成的罪过较大。近世谈论方舆的人，依据和取舍失当，是非没有准则；有时同一件事彼此说法相差悬殊，同一种说法前后互相矛盾；偶然遇到名称相同，就随意牵合附会，沿袭传闻而不加考察，终于连来由也弄不清楚。想要夸耀博闻广见的名声，反而增添了错误乖谬的罪过。我不敢妄自附和。方舆类书籍，除经书、史书以外，能够卓然成家的，自魏晋以来各代都有其人。我编纂《方舆书目》，共两卷，约有一千多家。然而唐代以前，流传下来的极少；从唐代直到宋、元，能够见到的也不过几家。《括地志》在唐太宗时编成，其序称它超过前代著作；但到了宋代，已经很难多见。宋代《崇文目》说：《坤元录》有一本，就是《括地志》。考察杜佑《通典》，《坤元录》和《简地志》并列，可见并不是同一本书。“括”字在唐大历年间因避讳而改称“简”。当时世间还听说有江融、郑虔以及贾耽的著作，但如今也无法再见到了。我曾读《元和郡县图志》，欣赏它铺陈当时事物、分条记述军事的特点，但考察古事未免过于疏略。《太平寰宇记》自称远远超过贾耽、李吉甫，然而所引依据不合典籍，指陈事实也多有错误。《舆地纪胜》记山川稍微完备，但若考察攻守利害，就显得迂曲。《方舆胜览》考核资料还有余力，但对于地势的险夷，却没有完全说明清楚。《胜览》以下的著作，都偏重词章之学，对于民情物产相距甚远，也不合实用。国家中善于著述的人才虽然接连出现，但大多取法于乐史、祝穆之间，能够超越他们而更上一层的，大概很少。近代的《一统志》《寰宇志》《名胜志》以及《十三司通志》，我都得以见到。天下各郡县的地方志，能够见到的还不到十分之六七。有的受限于田野搜集，无法广泛访求；有的虽然已经得到书稿，却因时势不合，来不及采录，随即又遗失了。因此，即使是耳目所能流传的书籍，也不能避免缺略。即便如此，有的书地势形势记载详细而名胜记载简略，例如记载衡山，却不记七十二峰的名称；记载太湖，却不涉及百渎、七十二▯的名称。这类情况还有中国记载详细而四方边远地区简略的，也有边疆记载详细而中原反倒简略的。读者应当领会全书的大意，不要马上因为所见所闻浅陋而斥责它，这样就差不多了。有些地理资料错杂地见于其他条目，却没有记在相应郡邑之下；有些地方存在两种说法彼此不同，却把它们并存下来，这是因为有疑问时姑且仍从疑存疑。宋代葛文康公说：“记忆和见闻要广博，应当像陶隐居那样，以有一件事不知道为耻；记忆和见闻还要审慎，又应当像谢安那样，不误解一件事。”世人都称赞胡氏注释《资治通鉴》，见闻广博而取舍精审。然而，他把《除口》见于《水经注》的记载，误引成《蘧除水》；把《晋志》所见的万岁县，误改为延寿；其他如永世，未能辨明它在溧阳；定陵，也不知道它靠近▯水。著述实在太难了！不过这也只是耳目偶有遗漏，并不妨碍大体。我的资质愚钝，家境困窘而失学，读书不多，反省自身多有惭愧；偶然有所见闻，错误的就加以订正，严重的就删去，不敢妄自争辩，以求胜过古人。高都和丹城是同一座城，却被误认为两座；昭信、济阴、睢陵是同一座城，却被误认为三座。云中和云州、胜州和东胜、夏州和灵夏，都是两个地方，却被误认为一个地方。至于宛唐、死虎、虑▯、驴夷，是字形讹误；居庸和翳▯翁、土军和吐京，是声音发生变化。举出一个例子，其余类似情况很难全部列举。每当看到近代各家地方志，把一条水、一座山仅仅因为方位偶然移动，便列作几个地方；把相距千里、百里而名称声音相似的地方，便牵强附会为同一处。见闻一天比一天荒疏，义理一天比一天错误，怎么能够同古人相提并论呢？六经以外，《左传》《国语》《史记》《汉书》都有注释。古人散佚的书籍，能够从古人的征引中见到的很多，本书全都搜求考察。至于杜、郑、马三家的著作，其中关于方舆的说法，都可以作为采择的资料，而杜氏尤其擅长。王厚斋的《玉海》一书，其中所称引的资料大多精确。《通释》一书，对《资治通鉴》的帮助非常大，胡身之又在此基础上使其论说更加畅达，搜求剔抉，几乎没有遗漏，我尤其佩服并奉为依据，所以采辑得格外完备。水道迁移流转，是最难辨析清楚的。河渠沟洫，班固、司马迁只记载大概，其他史书有时甚至缺失。详细加以论述的，只有郦道元的《水经注》，但杜佑很不满其中的荒诞错误。大概河流源头曲折遥远，尚且依照《史记》《汉书》的旧文；而长江、汉水以南的水道，又多凭意测度，所以难免没有完全考察清楚。至于它搜集遗闻、参照考核往迹，对考察古代确实很有帮助。我曾说，郦道元的缺点在于立意和修辞：由一个端绪引出一类事物，牵连附会，曲折反复，文采虽然丰富，原来的主旨却因此更加隐晦。假如他能够根据事实直书，追溯水道的源流终始，恐怕也不能对他提出更多要求。后世关于河防、水利的著作，作者相继出现。到了近代，记载尤其多，但浮泛杂乱相互沿袭，很少有助于实际应用。我所见到的河防、海防、江防、水利、泉河、筹海等书，不下十多种，只有潘氏《河防》和张氏《三吴水利》两书，稍有可取之处。《川渎》一书，大致仿照《水经》的文体，向上追溯《禹贡》的旨意，务求明确，不取繁辞。

译名山和支山，是山地的大概分类。其中有特别高耸独立的，有并列高耸的，有相连高耸、层叠高耸的。山体的主干虽有分支，山脉的根本却相同；其间有时升起，有时伏下。有的突然独自隆起，有的明显并列耸立，有的绵延连接数百上千里，虽然名称不同，实际上却是一座山；又有一座山中间包藏数座山，或一座山向上隆起而形成数座山，形态诡异，无法用名称一一概括。主河和支流，是水道的大概分类。其中有汇合的，有分流的，有并流的，有断流的。水道的主流虽然合在一起，源头却各不相同；其间有时汇合，有时分离。有的几股水流汇成一条河，有的一条河分散成几条河；有的两条河水势相当，汇合后并流数里，仍然分成两条河；有的因水性强弱不同、清浊各异而分别流出，最终互不相通，形态同样诡异，无法一一形容。蔡氏说：“山的根本相同而末端各异，水的根本各异而末端相同。”丘氏说：“山的形体属阳而作用属阴；因为作用属阴，所以安静而深沉。天下幽深奇异、险峻深奥的地方，没有超过山的。水的形体属阴而作用属阳；因为作用属阳，所以流动而变化多端。天下纵横奔放、恣意流行的事物，没有超过水的。”这些话可以用来说明山川的性情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百里〕 水最浑浊的没有超过黄河，所以黄河最容易决口。北方一带的大河中，漳水最浑浊；南方一带的大河中，汉水最浑浊。因此漳水、汉水也常常泛滥溃决。水道一旦发生变化，小到城郭、关隘、渡口，大到古今的地势形势，都会随之完全改变。我曾说，天是最为运动变化的，但谈论天不能不把握它的常道；地是最为安静的，但谈论地不能不通晓它的变化。这也是一个验证。管子说：“不知道地利的人，不能行军。”孙子说：“地形，是用兵的辅助。”晁错说：“用兵临战，交锋最紧急的事情有三件，第一件就是取得有利地形。”何承天说：“山陵水泉，就是地势所形成的阵势。地利对于用兵，就如同养生必须依靠饮食，远行必须凭借舟车一样。《孙子》十三篇，大多是在阐明地利，并不只是《九攻》《九地》篇中的文字而已。”李吉甫在《元和郡县图志》的序中说：“如今谈论地利的著作，总共有几十家。崇尚古远的，有的搜集古事而略于当今；采录歌谣风俗的，有的传播疑说而失去事实。至于丘陵土壤、山川形势以及攻守利害，都略去而不记。这正是臣下精心研考的地方，也是圣后应当全面阅览的内容。”自宋代《太平寰宇记》以后，凡是军事战争、攻守战事，都大略而不记载。难道是想把这些内容公之于天下，正如汉人所说，《史记》中记载山川险易和道路远近的内容，不应当让诸侯王看到吗？校正方位，辨明里程道路，这两项是地理著作的纲要。可是有的著作却把它们略去了。我曾说，讲东方时，东南、东北都可以称作东。仔细考察就会发现，方位相同而里程道路有参差，里程相同而山川道路却曲折迂回。地图绘制可以凭借，但也未必完全可以凭借；文字记载可以相信，但也未必完全可信。只有真正精通其中道理的人，才能通晓它的含义。如果连方位和里程道路也一并删去，那和面对墙壁又有什么不同呢？前代的史书容易读，近代的史书难读。司马公撰写《通鉴》，对于《史记》《汉书》《三国志》采录得最多；从晋、宋以后，则广泛查考各种资料，参照采用已有的著作。他所保存的正史内容，有时还不到原书的三四成。十七史以后，宋、元二史最为芜杂荒谬。《通鉴续编》材料枝蔓流散，打开书本就让人想睡觉。《续纲目》沿袭旧有的义例，略微形成了体例，然而疏漏也不少。近来的史学更加荒废，地理一门尤其不在他们的注意之内。我曾说，五代以前，还可以依据史书来校正方志；五代以后，又应当依据方志来衡量史书。这是因为方志还凭借实际情况，而史书却完全流于空疏。本书对于宋、元诸史不能全部保存，而近代的见闻，尤其缺少。因为不愿用可以凭信的地理资料，混杂无从考据的记载。储氏说：“了解古代并不难，了解当今却很难。古代如果不拿今天的情况来参照，古代的记载实际上就难以使用；今天如果不从古代加以考察，今天又将凭借什么呢？”自世庙以来，黄河决口与堵塞的情况早晚都不固定，边塞屡受震扰，人员出入没有一定规律；至于倭夷突然侵犯，祸害四处蔓延，盗贼又乘着时机兴起，散播罪恶至今未止。在这期间，城堡的覆灭，亭障的消失，村落遭受的涂炭，凡是关心民生社稷的人，都不忍心任其置于不知之中。了解这些情况，也一定要考察前人的方略，审察历来的要害，因时制宜地采取行动，选择有利的办法施行，以平息灾害、消除祸患，就不会在意外发生时束手无策了。这样看来，真正能够知古知今，确实并不困难。编入户籍的人数多少不一，大体以嘉靖、隆庆年间的情况为准。水路、陆路的里程远近不一，大体以水道为主。至于前后、曲直等里程数，可以折中考订而得出。九边的隘口盘曲交错、迂回曲折；西南地区的洞寨纷繁分歧、错杂不一。若屡次举述，难以详尽；如果繁琐列举，也不能全部说完。假如不是有事实可以查考、有图籍可以凭据的，就不必随意列出它们的名称，徒然使人眼花耳乱。有人说：风后得到地图，九州从此开始分布，这是舆图的开端。山海有经，分为十三篇，这是地志的开端。《周礼》从大司徒以下，职方、司书、司险等官职，都依据地图全面了解地势险阻，辨别并订正名物。战国时期，苏秦、甘茂一类的人，也都依据地图来谈论天下地势的险易。萧何进入关中，首先收取图籍。邓禹、马援也凭借这件事帮助光武帝成就功名。儒者从郑玄、孔安国以下，都能见到图籍，用来验证周代、汉代的山川。大概地图用来考察地形形象，书籍用来明示数目；左边放图、右边放书，才是真正学者所做的事。我起初从事地理研究时，就采集各家的图说，亲手摹写旧藏的朱思本《画方图》和罗洪先《广舆图》，又寻得宋人的《南北对境图》以及近来的长江图、海防图和九边图，共有好几种。完成之后，苦于它们疏略，于是竭尽力量撰写文字。苏氏说：“地图是用来辅助书籍完成的。书籍树立地图的根基，地图显现书籍的脉络。按照书籍来编制地图，地图只要举出书中的要点就可以了，不必担心它简略。”

译太祖刚刚取得天下，就把天下的地理形势编列成书，收藏在太府；后来又下诏让天下各地进献图籍，以求得山川险易的实际情况。英庙时，下诏命大臣撰写《一统志》，最终完成的竟然只有这样的规模。可惜当时争论这件事的人，没有奉太祖遗训来裁定，却立即被陈循的错误言论所阻挠。假如有人担负修明地理志书的责任，应当明确规定体例，使各郡各邑分别上报图志，订正疆界，考核里程道路，核验山川、城池、关塞等大的事项，以及邮亭、烽堠等细小设施，无不完整记载；古今的政事、贡赋、风俗，也依次详加说明。分散开来，便是百国各自的车书；汇合起来，便是一朝的典章故实。这也算是超越古今的一项事业吧。舆地所包括的内容，有郡邑、河渠、食货、屯田、马政、盐铁、职贡、分野等类。《禹贡》记载九州，也叙述田赋、贡物、贡道以及岛夷、西戎。《职方》则兼且详细记载人民、六畜、土地所宜和地利。《唐六典》也记载贡赋和外夷。我起初编撰《历代盐铁》《马政》《职贡》和《分野》，共四种书，不久全都散失，只有《分野》还保存着。由于疾病侵扰、事务繁忙，没有时间补缀，其大略只能错杂地见于本书各篇，留待以后审定；总之，我还不敢自信这已经是一部完成的著作。目录 ○第一卷 历代州域形势一：唐虞、三代；春秋、战国、秦 ○第二卷 历代州域形势二：两汉、三国 ○第三卷 历代州域形势三：晋；附十六国 ○第四卷 历代州域形势四：南北朝、隋 ○第五卷 历代州域形势五：唐上 ○第六卷 历代州域形势六：唐下、五代；附九国 ○第七卷 历代州域形势七：宋上；附夏 ○第八卷 历代州域形势八：宋下；附辽、金、元 ○第九卷 历代州域形势九：明 ○第十卷 北直一：疆域；山川险要 ○第十一卷 北直二：顺天府 ○第十二卷 北直三：保定府 ○第十三卷 北直四：河间府 ○第十四卷 北直五：真定府 ○第十五卷 北直六：顺德府、广平府 ○第十六卷 北直七：大名府 ○第十七卷 北直八：永平府、保安府、延庆州 ○第十八卷 北直九：万全行都司；附开平、大宁二卫及各边裔 ○第十九卷 南直一：疆域；山川险要 ○第二十卷 南直二：应天府 ○第二十一卷 南直三：凤阳府 ○第二十二卷 南直四：淮安府 ○第二十三卷 南直五：扬州府 ○第二十四卷 南直六：苏州府、松江府 ○第二十五卷 南直七：常州府、镇江府 ○第二十六卷 南直八：庐州府、安庆府 ○第二十七卷 南直九：太平府、池州府 ○第二十八卷 南直十：宁国府、徽州府 ○第二十九卷 南直十一：徐州、滁州、和州、广德州 ○第三十卷 山东一：疆域；山川险要 ○第三十一卷 山东二：济南府 ○第三十二卷 山东三：兖州府 ○第三十三卷 山东四：兖州府下 ○第三十四卷 山东五：东昌府 ○第三十五卷 山东六：青州府 ○第三十六卷 山东七：莱州府、登州府 ○第三十七卷 山东八：辽东行都司 ○第三十八卷 山东九：附朝鲜等边裔 ○第三十九卷 山西一：疆域；山川险要 ○第四十卷 山西二：太原府 ○第四十一卷 山西三：平阳府 ○第四十二卷 山西四：汾州府、潞安府 ○第四十三卷 山西五：泽州、沁州、辽州 ○第四十四卷 山西六：大同府 ○第四十五卷 山西七：附蒙古等边裔 ○第四十六卷 河南一：疆域；山川险要 ○第四十七卷 河南二：开封府 ○第四十八卷 河南三：河南府 ○第四十九卷 河南四：怀庆府、卫辉府、彰德府 ○第五十卷 河南五：归德府、汝宁府 ○第五十一卷 河南六：南阳府、汝州 ○第五十二卷 陕西一：疆域；山川险要 ○第五十三卷 陕西二：西安府 ○第五十四卷 陕西三：西安府下 ○第五十五卷 陕西四：凤翔府 ○第五十六卷 陕西五：汉中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