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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钦定《四库全书》　史部十一 《姑苏志》地理类第三　都会郡县类　提要 臣等谨按：《姑苏志》共六十卷，明代王鏊撰写。王鏊所著《震泽纪闻》《震泽集》，都另有著录。苏州自宋代范成大、明初卢熊所撰的两部志书之后，长期没有续修。弘治年间，吴宽曾经与张习、都穆共同计划修志，但没有完成便去世了，遗稿还保存着。后来广东人林世远任苏州知府，把修志这件事交给王鏊。王鏊于是与郡人杜启、祝允明、蔡羽、文璧等共同讨论，制定体例和凡例，都以吴宽原稿为基础，同时删去繁琐、订正错误，作了许多增补和改进。全书用八个月完成，开头列有沿革、守令、科第和人物三表；从沿革、分野以下分为三十一门，其中人物门又分为十三个子目。繁简适中，考订精审，是地理志书中体例和纲要都很完备的一部。陈继儒《见闻录》说，王鏊修志时，因为杨循吉喜欢谈论琐事，不愿与他共事。志书完成后，王鏊派使者把书送去。杨循吉当时正在梳洗，没有时间抽看，只看着书签说：“不通，不通。”使者回来转述这句话，王鏊便问他是什么意思。杨循吉说：“府志是在我朝修成的，原本应当以‘苏州’为名志；‘姑苏’是吴王台的名称，用这个名称来命名志书可以吗？” 王鏊这才十分折服。然而考察王鏊的自序，其中记载他开始修志时，曾想把这件事托付给杨仪部，而杨仪部推辞；可见王鏊并没有排斥杨循吉，也不是不愿与他共事。陈继儒所记载的事情，恐怕不值得完全相信。而且范成大原书已经题作《吴郡志》，也没有标明宋代的州名；王鏊实际上沿用了这个例子，所以本来不应因此苛责他。乾隆四十五年十月恭敬校订进呈。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校官：臣陆费墀 《姑苏志》原序 所谓志书，是用来做什么的呢？就是记载一郡的疆域、山川、户口、物产、人才、风俗，以及城池、官署、井邑、宅第、前代贤人的遗迹，乃至佛寺道观等，分别归类编排，使四境之内的情况能够按照书册查考而知，也使一代的文献不至于无所凭证，如此而已。姑苏是东南的大郡，它的风土，在《禹贡》《周礼·职方》《尔雅》等书中也已经略有记载。后来像子贡的《越绝书》、赵晔的《春秋》、张勃的记录、陆广微的记述，以及罗处约、朱长文的图经和龚明等人的著作，记闻记事已经很完备了。汇集成书的，则有范成大、卢熊的两部志书。从今天看来，范志严整，卢志详备；但其中也不能没有异同。何况本朝一百三十年来人物、文章、制度的沿革损益，还都缺少记载，有识之士对此很忧虑。成化年间，鄱阳丘侯丘霁任苏州知府，便计划修撰志书。当时有刘参政刘昌、李中舍李应祯、陈训导陈颀等，应聘参与修纂。丘霁离任后，这件事也就停止了。弘治年间，河南史侯史简、曹侯曹凤，又都接续进行修撰。当时有张佥事张习、都进士都穆参加其事，并由吴文定公吴宽裁决。过了很久，史、曹二位知府相继离任，文定公也去世了，书终于没有完成。不过文定公对这部书一直十分用心，即使因病告假在家，也从未放下手中的工作；用淡墨细字书写的稿本，已经堆满了箱子和案头。如今广东林侯林世远由近侍官出任苏州知府，才干优异，政绩卓著，教化推行，诉讼平息，长期积弊全部革除，文教事业也兴盛起来。有一天，他抱着文定公的遗稿，对我说：“冒昧地把这些交给您了。”我推辞说自己不是合适的人，而且郡中有很多文士，杨仪部杨循吉等人都在，为什么不把这件事托付给他们呢？但杨仪部坚决推辞。我想到林侯的美意和文定公的苦心，如果让这些遗稿缺失湮没，那我实在就像犯了罪一样。林侯于是延请文学之士，找到志同道合者七人，共同讨论；合并范志、卢志，参考诸家著述，补充近代事迹。经过八个月，完成六十卷，交还给林侯。制定体例、举定凡例，全依照文定公原来的旧稿；搜集遗文、阐明隐微、删削繁冗、订正讹误，则主要是诸位君子的功劳，我又能做什么呢？我不过是汇集其中要旨，

译折中各家意见罢了。只是想到这部志书的续修，历经三十多年，换了六七任郡守，最后在林侯任内完成，而我恰好遇上这个时候，有幸把名字列在其中，确实是我的幸运。只是我的学问积累荒疏，又一向对吴地的事情多有懵懂，加上奉召赴任的事情紧迫，不能竭尽力量通读和完成它，既不能满足自己心中所期望的志愿，也不能成就一郡的典籍，更不能符合林侯的期望，这正是我自感惭愧并叹息的地方。以后继续修订补正这部书，难道能不寄望于后来的君子吗？姑苏是一座山的名称，在城西南方。过去曾以它命名郡，所以现在也用它来命名这部志书。正德元年二月吉日，嘉议大夫、吏部右侍郎、国史副总裁震泽王鏊作序。起初，石湖范公范成大撰写《吴郡志》，书成后，知府已经准备好木板，想要刊刻。当时有人想把某件事附载进书中却没有得到同意，于是喧哗说：“这部书不是石湖亲笔写的。”知府有所顾忌，没有人敢于辩解，也不敢刊刻，于是把书收藏在学官。愚见认为，风土本来就应当记载。吴郡自从阖闾凭借霸业立国以来，经过一千数百年，名称虽然多次改变，却一直是东南的大都会。南宋中兴时，这个地方的地位可以比拟汉代的扶冯，人物杰出，户口赋税繁盛，谈论者甚至把它同杭州相提并论，大概更加兴盛了。然而旧有的图经荒芜散失，难以考察；朱长文虽然重新撰写，也仍然比较简略，这难道不是很大的缺憾吗？幸好这部著作出自范公之手，条目章法灿然明备，成为一郡的宏大典籍，文辞与事实相称。可是世俗之人又加以遮掩压制，使它不能流传，难道不令人深深叹息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二月〕 绍定初年冬天，广德李侯李寿朋以尚书郎身份出任苏州知府。他的先父度支公李嘉言曾是石湖范成大的门客，因此李侯熟悉这件事。等到他拜访学校时，便惊讶地说：“这部书还没有刊刻吗？”后来有一天，他拜谒石湖祠，回来后又到范家寻求遗书，得到数种，其中就有这部志书；拿它同学校所藏的版本校对，没有多少差异。李侯说：“唉，确实是这样，我怎么敢不尽力呢？”但这部书只记到绍熙三年。此后像百万仓、嘉定新邑、许浦水军、顾迳移屯等重大建置，都没有记载，按理应当补入。于是李侯会同校官汪泰亨和文学士共同讨论，依照褚少孙补《史记》的先例，增补缺漏，订正脱误讹错，于是全书大为完备，却没有另行题作续编。李侯高兴地说：“这样就没有埋没范公的美名，也完成了我先人的志愿。”书稿送来，请我作序；我因生病推辞，未能答应。李侯再次请求说：“我因为这是石湖的书，所以才敢烦劳您，难道您还要推辞吗？”我不得已，勉强答应了。有客人问我：“有人怀疑这部书并非全部出自石湖之笔，您也相信吗？”我笑着说：“这本来就是当初喧哗者所说的话。”从前淮南八公只是共同著述道术，写了数万字，书名题作《淮南鸿烈》，也是出自众人之力，却特别标明是刘安的著作。自古以来，《吕氏春秋》以及大小戴《礼记》，哪里是完全出自一个人的手笔呢？关键只在于由谁提纲领、定大体罢了。我听说石湖在世时，曾与郡中士人龚颐、滕霄、周南厚三人交往；他们博学高雅，善于讲述古事，都是州中的杰出人物。因此范公多次向他们咨询，而龚颐向范公推荐和讲述的见闻尤其多有奇异之论。由此看来，您为什么不也去看看益公碑和益公墓呢？碑文中记载了范公所撰书的篇目，可以查考。您不相信碑文，却相信荒诞传闻吗？况且范公早年就以文章闻名，四方人士都把他列在二府之位。我这种浅陋之人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之所以再三说明，只是特别赞美李侯没有忘记他的先人，能够全力完成这部书，实现范公的遗志，却不自行表彰，这正是他的贤德；若没有我的话，就无法彰明。或者我所感慨的事情，还有比这更大的。范公的书刚开始流传时，怀疑和诽谤纷纷而来，士人甚至不敢开口为它申辩。还不到四十年，先前的风波已经平息消散，到了

译现在一个也没有留下；这部书最终还依靠李侯才得以流传，这难道不是时运吗？既然如此，世间对是非的议论，哪里不是要等很久以后才能判定呢？这就是我格外感慨的原因。我确实没有资格为范公作序，姑且借此寄托心意，可以吗？不可以吗？对于怀疑的人，只能使他们信服。李侯父子世代都是儒者；听说他治理吴地还不到一年，各项废弛的事务就相继兴办起来，后来已经升任这一官职。方氏将重新刊刻《石湖集》，并与《白氏长庆集》一同流行；如今又改任湖北漕运官。我因此一并记下这些事情，以作申明，留待后人鉴察。绍定二年十一月初一日，赵汝谈作序。

译吴国在周朝末年是江南的小国，秦代隶属会稽郡；到了汉代中期，人物和财赋成为东南最为兴盛的地方。经历唐、五代、宋直到今天，于是被称为天下的大郡。然而它在沿革、盛衰变化之间，记载在简册上的，从《吴越春秋》《越绝书》以来，有晋代张勃、顾夷，隋代虞世基，唐代陆广微等人的著述，以及《元和郡县志》《寰宇记》等，各自都有所阐明。到了宋代，罗处约有《图经》，朱长文有《续记》，范成大、赵与訔都撰写了分类成书的著作。后来有个叫章悊的人，认为这些书不完备，便撰作《吴事类补》。宋朝灭亡后，书籍颇多散失，元代赵凤仪任总管时，曾召集诸儒讨论编次遗缺，但因改任官职，最终没有完成。进入本朝，吴县教谕卢熊怜惜前代志书杂乱纷纭，认为如果不能把它们合并统一，恐怕不足以给后人观看，于是汇集众说，采录遗事，删去繁冗、选取要旨，按族类区分、按类别编排，撰成志书，用来记述地理、都邑、文学、祠祀、食货、兵卫等内容；又编列人物传，以显示古代人物的美好品德。人物门目为：名宦、名臣、儒林、文艺、良吏、忠义、孝友、高行、隐逸；此外，列女的节操、方技之士的才能，以及那些事迹不可舍弃的人，也附载其中。书前绘有地图，用来显示疆域的异同；书后编有文集，用来备载古今文章制度。全书总共五十卷。这样一来，数百里之内、两千年之间的事情，都可以查阅这部书而获得了。洪武十一年，庐陵李侯李亨嘉任知府，认为这部书关系到政务，准备命工匠刻板流传，却因遭逢母丧离职。不久，高邮汤侯汤德继任其职，于是督促完成刊刻。卢熊因被推荐出仕，由工部照磨升任中书舍人；因为我与他有同朝为官的情谊，请我为书作序。古代各诸侯国都有史官，下至州、闾也没有没有史官的地方，但不过是记录言语、记载事情罢了。到了汉代司马迁、班固创立序、纪、传、志、年表的体例，从此天下之内不再有遗漏的事迹，确实是史官善于记事的表现。后世郡县能够专门祭祀社稷山川，于是施行政令、教化百姓，俨然如同古代诸侯国，本来不应当没有记述，何况吴地曾经是封国，更不是其他郡所能相比的呢？从汉代直到今天，虽然间或有所撰述，却没有完整的文章可以考察其事物的全貌，确实是政务上的缺失。唯独卢熊能够毅然把删削编纂视为自己的责任，仿效《史记》《汉书》的体例，增删旧有典籍，为一郡编成志书，难道不是喜好古学的人吗？李、汤二位知府能够知道这件事的重要性，并设法使它流传，也可以说是通晓治政体要的人了。后代的人阅读这部书，修养自身、任职做官时，取前人的成法作为准则，将会看到道德兴盛、习俗美善，使句吴地区与邹鲁之地没有差别。这样看来，这部书所起的教化作用，不是很大吗？我很高兴卢熊能够急于处理世俗所忽略的事情，笃实地爱好古学。因此为它作序，说明大意，让人刊刻流传。洪武十二年四月二十日，圣宋濂作序。鄱阳丘侯任姑苏知府的第二年，我从岭南归来，正好中书舍人李应祯（字贞伯）、阳武训导陈颀（字永之）都因请假而居家；由于过去曾与他们有文章方面的交谊，我们便一起整理姑苏的遗迹，并谈到礼制、文章和典章制度等事情。丘侯说：“吴地自太伯凭借礼让建立国家，到了子游北上向孔子学习，仁义道德的学说更加得到推行并充实周备。后来如严助、朱买臣的辞章才华，陆澄、陆元朗的博学通达，范仲淹父子的忠诚贤德，尹焞、魏了翁的道学；其他高人逸士，则有张翰、陆龟蒙，他们都出自本郡而闻名天下，文献方面确实有事实可以考证，并非虚妄。如今已经过了一千多年，后来出现的杰出人物，一个个成为同辈中的首领，列为执掌法度的贤能之士，成为儒学宗师的，也如山峰耸立、江水涌出，前人引导，后人接续，难道不是很盛大吗？当时统领节镇的，有李栖筠、李德裕；主持郡邑政务的，有邓攸、韦应物、白居易；以及我朝诸位著名卿士，又都俊伟光大，足以名扬当世、流传后世。他们的声望所及，百姓便仿效其风尚；姑苏文献的形成，应该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然而兴盛就会衰落，醇厚就会变得浅薄，风气转移的关键，总是有所寄托的。我想考求失传的礼制，订正古代的音乐，以隆重当时的祭祀，表彰乡里的贤人，整饬社会风俗；这必定要有所师法和凭借，而名物制度和遗留下来的法则，记载在前代志书中，却多已散失缺漏，无从考查、裁定和补充，实际只能依靠二三位君子来辑录。”我谦称自己没有才能。李君说：“这是丘侯对我们苏州的厚意教诲。”于是我们共同答应了这件事。丘侯又聘请年高之士，延揽俊彦，志向和意图真诚坚定，期望能够协同完成，于是仿照范文穆公范成大所撰的志书，参考百家著述，补充群史内容；人物按时代记载，文章随事编排；郡总括全局，县分别叙述，共一百卷。李君、陈君以及各位俊彦出力最多；至于制定凡例、考证体例，我难道敢抑制自己的意见吗？参与讨论、推求义理，只不过是私下想要尽力而已。丘侯名霁，字时雍，天顺庚辰年进士，凭刑部主事的身份授任现职。年高的文学之士有杜琼（字用嘉）、陈宽（字孟贤）、乡贡进士施文显（字奂伯）、陈璚（字玉汝）、儒士贺甫（字美之）、周京（字元基）。成化十年正月十六日，刘昌作序。《史部·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姑苏志·原序》《史部·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姑苏志·原序》钦定《四库全书》《姑苏志》卷一　明代王鏊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