姑苏志卷四十八　　　　明　王鏊　撰

译人物六【名臣】。杨崇勋，是本郡人。他的父亲杨全美，太宗时任殿前都指挥使。杨崇勋凭父亲的身份入东宫供职，统领军队有法度。真宗即位，授左侍禁、四方馆使。正值天下长期停止战争，有人提出卖掉军厩的马，杨崇勋说马匹不能卖，议论于是作罢。连续升任桂州观察使，兼任群牧使，又历任马帅、殿帅，建置振武军并授节钺。连续调任定武、山南东道两镇，授枢密使，加平章事。以河阳三城节度使身份兼任陈州事务，去世，享年七十岁。追赠太尉，谥号恭毅。【起初谥号为恭密。】许洞，字洞天，是吴县人。父亲许仲容，任太子洗马。许洞性情疏放俊逸，幼年学习弓箭、射击和击刺的技艺。长大后改变志趣，努力学习，尤其精通《左氏传》。考中进士脱去布衣后，任雄武军推官。他曾到府中报告事情，有个士卒坐着不起身，他立即杖打了他。又写信给知州马知节，马知节因他无礼而发怒，适逢许洞多次使用公钱，便上奏将他除名，让他回乡。许洞居住多年，曾种下一竿竹子，用来表示自己独特的操守。吴地人作诗咏道：“许洞门前一竿竹，只把整日酣饮当作事情。常常到民间酒店赊酒，有一天在墙上大书数百字《酒歌》，乡人争相前去观看他卖酒，酒卖到平日数倍才把欠账全部捐弃。”景德二年，献上自己撰写的《虎钤经》二十卷。参加“识韬略、运筹决胜”科考试，因先前获罪，报罢未取。授均州防军。祥符四年，皇帝祭祀汾阴，他献上《三盛礼赋》，召入中书省试用，改任乌江县主簿。去世，享年四十二岁。许洞以才学自负，狂放不羁，与潘阆、钱易交好。他所作诗文很多，都在当时享有声名。欧阳修称他为俊逸之士。有文集一百卷、《春秋释幽》五卷、《演玄》十卷、《训俗书》一卷。龚识，字默甫，他的祖先是邵武人。父亲龚慎仪，任南唐礼部郎中、给事中，出使南汉时被扣留。南汉灭亡后，得以任歙州刺史。南唐灭亡时，被卢绛杀害。龚识后来迁居吴地，端拱年间考中进士。大中祥符年间，经李宗谔推荐，升任监察御史，迁殿中侍御史兼左巡使。宋朝沿袭唐代制度，御史不专门负责言事，到这时才开始选择学问纯正、操守端方、能够纲纪朝廷的人，让他们进入御史台议论政事。龚识首先被选中。后来因疾病请求退职，授检校司封郎中、平江军节度副使。儿子龚宋元。【卢氏说：宋朝本郡士人中考中科举的，从龚识开始。他家至今还居住在昆山黄姑，仍收藏着他考中进士时的金花榜贴。榜贴用涂金黄纸制作，宽三寸，长约四寸，上面大字写着姓名，下面有两位知举官的花押。又用白纸制作大帖子，形状像药帖，把金花榜贴收藏在里面，外面也写着姓名二字，大概是用它来报知本人。自唐代以来，便以榜帖相传，但世上很少见到它的形制，所以附录在这里。】龚宋元，字会，他幼年时聪颖过人，在虎丘寺读书，成为乡贡的首选。天圣年间考中进士，任仁和县主簿；因父亲生病，请求就近侍奉赡养，调任吴县，改任建安县尉。他有声望，推荐奏章中保举他的人有二十二人。皇帝召见他，升任大理评事，任句容县知县，揭发奸邪、查出隐伏罪案，处理政务如同神明。杨纮持节巡视所属州县，号称严酷的官吏，句容县听到风声便递上弹劾文书请求辞职。杨纮经过句容县，竟然不进县衙。有人问他原因，杨纮说：“龚君治理百姓，所到之处都有声誉，我去只会徒然扰乱他。”后来龚宋元迁居昆山黄姑，历任衢州、越州通判，官至都官员外郎，退休居家，建造中隐堂。当时程适、陈之奇也都以年高德重退休在家，每天举行作文饮酒的活动，吴地人称他们为三老。龚宗元最初任仁和县官时，知州范仲淹非常礼敬重视他，称赞他的文章温厚和平而又不缺少正气，像他的为人，并对他说：“您的德行事业清正修洁，将来一定成为栋梁之才，千万不要借助他人而求进身。”等到龚宗元入朝后，从未到公卿门下交游，最终以清廉正直、淳厚著称，被列为庆历年间的人才。有文集十卷，题名《武丘居士遗稿》。儿子龚程。龚程，字信民，刚正自守，不因祸福而恐惧，排斥异端。家中不供奉老子、佛教的神像，祭祀时不焚烧纸钱。他在支硎山先人墓下读书，刻苦攻读，饮食清淡，广泛通读群书，记忆和问答都十分准确，乡人称他为“有脚的书橱”。熙宁年间考中进士，历任西安丞、桐庐县知县，去世后追赠左朝议大夫。儿子龚况。龚况，字濬之，考中进士，凭学术和文章与苏过一同在朝廷闻名，号称“龚苏”。他采用龚宗元建中隐堂的旧事，自号起隐子，最终任祠部员外郎、朝议大夫。有《起隐集》三十卷。侄子龚明之，事迹见《孝行传》。丁谓，字谓之（一字公言），是长洲人。年轻时与孙何友善，便把文章藏在袖中拜见王禹偁，王禹偁大为惊异并器重他，认为自唐代韩愈、柳宗元以后两百年，才开始有这样的文章，世人称他们为“孙丁”。淳化年间考中进士甲科，屡次升迁，任夔州路转运使。蛮族首领作乱，他向他们说明祸福，蛮人感动哭泣，立誓并刻石，将石碑立在边境上。五年没有得到替代者，皇帝下诏让他举荐接替自己的人，于是入朝任三司盐铁副使。祥符五年，任【疑为“参知政事”】；九年请求出任外官，任平江军节度使、知升州。天禧初年恢复任【疑为“参知政事”】，改任枢密使，接替寇准拜为中书门下平章事，加官司空，封晋国公。仁宗即位后，晋升司徒、侍中，任山陵使。受到弹劾，授太子少保，分司西京，又贬为崖州司户【疑为“参军”】，多次迁徙至光州，授秘书监，退休后去世，享年七十二岁。丁谓机敏而有智谋，写文章动辄数千上百字，读过就能背诵；善于谈笑，至于诗歌、绘画、博弈、音律，没有不精通的。他曾经从乡郡官职一直做到节度使，直到宰相；本朝吴地人做到宰相的，始于丁谓。他又曾替乡里向朝廷请求，特别免除丁钱，乡人感念他的恩德，在万寿寺祭祀他。

译谢涛，字济之。他的祖先从阳夏迁到富阳，父亲谢崇礼任中吴军节度推官，因此成为苏州人。谢涛幼年奇异聪敏，十四岁讲解《左氏春秋》。成年时，恰逢汾州、晋州平定，郡国应当上表庆贺；吴地士人写文章的换了好几个人，都不合意。谢涛私下写了一篇，被人拿走献上，郡将十分称赏。当时吴县令罗处约给长洲人王禹偁写信说：“济之能够推演天人之理，是我们的对手。”于是同他订交。谢涛曾在阳山白莲院讲学，等到考中进士，任梓州榷【疑为“榷”】监院。判官李顺反叛成都，谢涛筹划守御之策，因功升任观察推官，代理知华阳县。当时战乱之后田地房舍荒废，有诏令规定，能够占有田地并加倍缴纳租税的人就把田给他。于是肥沃田地全被豪强占据，流民竟无处可归。谢涛拿出诏书，把田地全部归还原主。改任著作佐郎，通判寿州，知兴国军。真宗查考官吏名册，从宫中拿出有治绩的朝士二十四人的名单，交给门下省，谢涛在其中，提拔为太常博士，召入长春殿答对，赐五品官服。送到学士院参加考试时，恰逢契丹入侵，朝廷商议亲征，谢涛以屯田员外郎身份知曹州，上奏说州人赵谏结交权贵，纠集豪侠，专门乘人之危，以告发攻击他人；于是把赵谏斩于都市，曹州人互相庆贺。后来又命他安抚益利两路。回来后，他举荐所属地区的官员三十多人，宰相怀疑人数太多，谢涛逐一陈述这些官员的治绩，愿意与他们共同承担责任。奉使举荐官员而连带获罪，从谢涛开始。授任三司度支判官，出任泰州、徽州知州，召入考试后任直史馆，判三司；出任两浙转运使，赐三品官服，兼任侍御史知杂事，清静端正而有操守。真宗修建山陵，灵车经过的道路上，有关部门请求把城门、房舍全部拆毁，以便车舆和仪仗通过。谢涛说：“先帝车驾封禅祭祀时，仪仗物品已经极为完备，尚且没有听说拆毁什么；况且遗诏要求节俭，现在有关部门制作明器过于奢侈庞大，使州县劳苦，这不是先帝的心愿。”于是下令少府裁减损省。晋升吏部郎中、直昭文馆，知越州；任西京留司御史台【疑为“榷”字误】。随即拜为秘书监。朝廷赞赏他安于退处，提拔为太子宾客。景祐初年去世，享年七十五岁，追赠礼部尚书。有弟弟谢炎。谢炎，字化南，仰慕韩愈、柳宗元写文章，与杭州人卢慎齐名，当时称为“卢谢”。端拱初年考中进士，调任昭应主簿，迁任伊阙县令，知华容、公安二县，去世时三十四岁，有文集二十卷。谢涛的儿子是谢绛。谢绛，字希深，七岁通晓《孝经》，十岁就能写文章，十五岁凭父亲的恩荫任秘书省校书郎，考中进士甲科，授奉礼郎，知汝阴县，升任光禄寺丞。他善于议论，喜欢谈论时事，曾经论述四民失业，洋洋数千言。起初，杨亿得到他的启事，对人说：“这是文中的虎。”于是极力推荐他，召入考试，提拔为秘阁校理、同判太常礼院，判登闻鼓院，再升太常丞，通判常州。因母亲去世离职服丧，服丧期满。仁宗即位后，升任太常博士。他援用郑氏经书和唐代旧例，议论说宣祖不是受命即位，不应配享感生帝，请求改以真宗配享，最终没有被采纳。天圣年间，天下大旱，蝗灾兴起，黄河在滑州决口，谢绛上疏请求皇帝引咎而暂不上朝，停止不急需的劳役，省减没有名目的征敛，不要滥施私恩，更进一步实行正直之道。仁宗赞许并采纳了他。恰逢修撰真宗国史，任谢绛为编修官。史书修成后，升任祠部员外郎、直集贤院。当时谢涛任职西京，年事已高，谢绛于是请求就近奉养父亲，通判河南府；他写信给丞相说：“每年防守嵩山宫，应该不要修治。”又上奏说妖人、方士不应出入宫禁。代理开封府推官时，他说蝗虫遍野而进入城郭，应当采用京房消除灾异的方法，考核官吏功课，除去烦琐苛细，减少聚敛，不要兴起大狱，不要任用浮躁之人。郭皇后被废，谢绛写《白华》诗，引用申后、褒姒的事来讽谏，言辞十分尖锐。后来调任三司度支判官，他说器物使用日益奢侈，赏赐超过制度，宫中索取繁多泛滥，应当逐项考察并裁减节省。起初诏令停止织造密花透背锦，并禁止穿用。后来又要赐给宫人衣服，重新向有关部门索取；后苑制作器物，又索取龟筒。龟筒是禁物，民间不得拥有，却仍不停索取，这些事都被他论奏而停止。他又请求废除宫中直接降下的诏令，所有命令都应经过中书、枢密院，然后施行。再升兵部员外郎，进呈《圣治箴》五篇。因父亲去世离职服丧，服丧期满后，提拔为知制诰，判吏部流内铨。宝元年间出使契丹回来，请求任邓州知州。他治理宽厚，致力于敦厚教化，当时人把他比作杜诗，称为循吏。修复召信臣修建的六门堰以灌溉民田，工程尚未完成便去世，享年四十五岁。追赠礼部尚书。邓州百姓追念他，在百花洲建立祠堂。谢绛以文学知名，措辞刚劲雅正，有元稹、白居易的风格，欧阳修尤其称许他。他为人修身整洁而温和宽厚，平时安然自若，遇事果断勇敢，气节凛然。曾经向郡里请求建立学校，所到之处都大力兴办学校。乐于施济宗族，喜欢接待宾客。他去世那天，家中没有剩余财产。起初任河南官职时，庄献明肃太后、庄懿太后在永安营建两座陵墓，连铁石、畚箕、锹镢等物也不从百姓那里取一件，却足以修整国子学、教育诸生，远近学生大批聚集，考中进士的有十分之八九。听说谢绛去世，学生们都流泪，在学校为他画像并祭祀。谢绛有文集五十卷，儿子是谢景初。谢景初，字师厚，庆历六年考中甲科，以大理评事身份知余姚县，开始修筑海塘以防水患，百姓因此安居乐业。多次升迁至益州路提点刑狱，后以屯田郎身份退休。他性情倜傥刚劲，博学能文，尤其擅长诗歌，受到欧阳修、王安石、梅圣俞的推重。他的女婿黄庭坚以诗成名，自称从谢公那里学到了作诗的章法。有弟弟谢景平。谢景平，字师同（一说字师宰），凭祖父的恩荫参加考试，任秘书省校书郎，守将作监主簿；考中进士后，任崇信军签判，监楚州西河转般仓。他好学，撰写《诗传》《书传》及其他解释数十篇，最终任秘书丞，三十三岁去世；他和弟弟谢景回都是知名士人。谢景回，字师复，幼年好学，十九岁时所写文章已经可以流传，后来因病去世。

译范仲淹，字希文，是唐代宰相范履冰的后代，祖先本是邠州人，因为调任江南做官，于是成为吴县人。范仲淹两岁时父亲去世，母亲改嫁长山朱氏，他便随朱氏改姓。范仲淹年少时就有志向和操守，长大后知道自己的世家出身，感伤哭泣，辞别母亲离去，到应天府依靠戚同文求学，日夜不懈。冬天疲惫得厉害，就用冷水浇脸；没有饭吃，就用稀粥接济。别人不能忍受这种生活，范仲淹却不以为苦。居住五年后，他通晓六经，考中进士，礼部考试第一名，进士乙科，任广德军司理参军。迎接母亲回来奉养，改任集庆军节度推官，这才恢复范姓并改用现在的名字。监理泰州西溪盐税，升任大理寺丞，调任楚州粮料院监官。因母亲去世离职。晏殊任应天府知府，听说范仲淹的名声，召他到府学任职；范仲淹上书请求选择郡守、举荐县令，斥退游荡懒惰之人，裁去冗员和僭越，慎重选拔人才，安抚将帅，共一万多字。服丧期满后，经晏殊推荐任秘阁校理。范仲淹广泛通晓六经，尤其长于《易》，求学者多来向他请教；他手执经书为人讲解，从不厌倦。曾拿出自己的俸禄供养四方游学之士，以至于几个儿子常常要换上旧衣才能出门，他却神色自若。每当感慨激愤地议论天下大事，总是奋不顾身；当时士大夫矫正自己、崇尚气节的风气，是由范仲淹倡导起来的。天圣七年，章献太后准备在冬至接受朝贺，天子率百官向她祝寿，范仲淹极力进谏，并说：“在宫内奉养母亲，自有家人之间的礼节；如果让她同百官并列面向南方接受朝拜，就不可以成为后世的法则。”他又上疏请求太后归还政权，没有得到答复。不久通判河中府，调任陈州。当时正兴建太一宫和洪福院，在陕西采购木材，范仲淹说：“昭应、寿宁两宫的事，天戒离现在并不远；如今又奢侈地大兴土木，耗损百姓财产，这不是顺应人心、符合天意的做法。应当停止修建寺观，减少每年采购木材的数量，以减免积累的负担。”他又说：“受恩宠而由宫中直接降旨任官的事情很多，这不是太平之政。”事情虽然没有实行，仁宗仍认为他忠诚。太后去世后，召他任右司谏；议论时事的人多揭露太后当时的事情，范仲淹说：“太后接受先帝遗诏，辅佐陛下十多年，应当掩盖她的小过失，以成全太后的美德。”皇帝因此下诏内外官员不得随意议论太后时期的事情。起初，太后的遗诰要以太妃杨氏为皇太后，参与裁决军国大事，范仲淹说：“太后只是母亲的称号，自古没有因为抚养而代替皇后成为太后的。如今一个太后去世，又立一个太后，天下将要怀疑陛下是不是一天也不能没有母后的帮助。” 这一年蝗灾严重而且旱灾盛行，江淮、京东尤其厉害。范仲淹请求派使者巡行察访，没有得到答复，于是请求在空闲时进言：“如果宫中半天没有食物，该怎么办？”皇帝听后十分怜悯。于是命范仲淹安抚江淮，他到各地就开仓赈济，并禁止百姓举行过度的淫祀；上奏请求免除庐州、舒州折纳役茶，江东丁口盐钱，并分条上奏救治弊病的十件事。恰逢郭皇后被废，他率领谏官、御史伏在阁门前争论，仍不能改变决定。第二天准备留下百官，向宰相作揖，在朝廷上争辩；刚到待漏院，就有诏令让他出任睦州知州。一年多后调任苏州，首先兴办学校，聘请安定先生胡瑗担任教师。苏州发生大水，民田无法耕种，范仲淹上疏请求疏浚五条河道，使太湖水流入大海，并招募百姓兴工；工程尚未完成，不久调任明州转运使，苏州上奏请求留下范仲淹完成工程，朝廷准许了。拜任尚书礼部员外郎、天章阁待制，召入判国子监，升任吏部员外郎，代理知开封府。当时吕夷简执政，被提拔任用的人大多出自他的门下。范仲淹进呈《百官图》，指着官员的排列次序说：“这样排列是正常次序，升迁到这样是不按次序；这样做是公正，这样做是偏私。”况且进退近臣，凡是超越常格的，不应全部交给宰相决定。吕夷简对此不高兴。后来谈到建都的事情，范仲淹说：“洛阳险要坚固，汴京却是四面受敌之地。太平时适宜居住在汴京，一旦有事就必定要居住洛阳；应当逐渐扩大储备，修缮宫室。” 皇帝问吕夷简，吕夷简说：“这是范仲淹迂腐空疏的议论。”范仲淹于是写了四篇论说献上，大体都是讥刺切责时政，并说：“汉成帝信任张禹，不怀疑外戚之家，所以有王莽篡祸。我恐怕今天也有张禹损坏陛下家法。”吕夷简大怒，诉说道：“范仲淹离间陛下的君臣关系，他所引用的都是朋党。”范仲淹答辩得更加尖锐，因此罢职出任饶州知州。韩渎迎合宰相的意旨，请求把范仲淹列为朋党，张榜公布在朝堂上。秘书丞余靖上言说：“范仲淹只因一句话触犯宰相，就突然遭到贬逐，何况他先前所说的是陛下母子、夫妻之间的事情吗？陛下既然已经宽容了他，臣请求追改前面的命令。”尹洙自称与范仲淹是师友关系，而且范仲淹曾推荐过自己，愿意跟随范仲淹一同被贬。欧阳修因为谏官高若讷对这些事坐视不言，写信责备他，因此三人都获罪被贬。第二年吕夷简也罢相，从此朋党之论兴起。范仲淹离开后，士大夫不断替他议论、推荐。仁宗对张士逊说：“先前贬谪范仲淹，是因为他暗中请求立皇太弟；如今朋党这样称赞推荐他，怎么办？”于是又下诏告诫。范仲淹调任润州，又调任越州。元昊反叛，召任天章阁待制、知永兴军，改任陕西都转运使。恰逢夏竦任陕西经略安抚招讨使，朝廷提升范仲淹为龙图阁直学士，作为夏竦的副职。吕夷简再次入朝为相，皇帝告诉范仲淹，让他放下过去的怨恨，范仲淹叩头谢恩，说：“臣过去议论的只是国家大事，对吕夷简有什么怨恨呢？”延州各砦多次失守，范仲淹主动请求前往，升任户部郎中兼知延州。此前，诏令将边兵分开，由总管统领，吏人由钤辖统领；五千人的部队由都监统领，三千人的部队由【疑为另一军职】统领；敌人到来抵御时，官职低的人先出战。范仲淹说：“将领不选择人才，却以官职决定先后，这是求败之道。”于是大规模检阅州兵，得到一万八千人，分成六部，每人统领三千人，分部训练；根据敌军人数多少，轮流出兵抵御。此时塞门、承平等砦已经废弃，他采用种世衡的策略，在青涧筑城，占据敌军要冲，大力兴办营田，同时允许百姓互市，以沟通有无。又因百姓远道运输，劳苦不堪，请求建立鄜城军，把河中、同州、华州中下户的税租就近输送到那里。春夏季节把军队迁到当地就地取食，可节省粮食采购的十分之三，其他所减省的还不计算在内。诏令将其设置为康定军。第二年，诏令各路入境讨伐，范仲淹说：“正月塞外极其寒冷，我军暴露在外，不如等到春天深入；那时敌人的马匹瘦弱、人员饥饿，形势容易控制。”

译何况边防逐渐修治，出兵已有纪律，敌人虽然猖獗，但其实已经被我军挫伤了气势。鄜延靠近灵州、夏州，是西羌必经之地。只要按兵不动，观察敌人的破绽，允许臣逐渐用恩德和信义招抚他们前来归顺。否则双方情意隔绝，臣恐怕停战将没有期限。如果臣的策略不能奏效，就应当出兵先攻取绥州、宥州，占据要害，屯兵并兴办营田，作持久打算；这样茶山、横山的百姓一定会携带全族来归。这是拓展疆土、抵御寇敌的上策。”皇帝全部采纳了他的建议。范仲淹又请求修治承平、永平等砦，逐渐招回流亡百姓，确定堡垒边障，打通侦察道路。修筑十二座砦后，羌人、汉人相继回来恢复产业。过了很久，元昊送回被俘的将领高延德，借此与范仲淹约定和好。范仲淹写信告诫晓谕元昊。恰逢任福在好水川战败，元昊回信言语不谦逊，范仲淹当着来使的面将信烧掉。大臣们认为不应随意互通书信，也不应随意烧毁书信。宋庠请求斩杀范仲淹，皇帝没有听从，只把他降为本曹员外郎，知耀州，调任庆州，升任左司郎中，任环庆路经略安抚缘边招讨使。起初，元昊反叛，暗中诱使属羌相助；环庆的六百多个部落首领约定为他向导，事情不久败露。范仲淹认为这些人反复无常，到任后立即上奏请求巡行边境，按照诏书犒赏各部羌人，检阅他们的人马并为他们制定条约。各部羌人都接受命令，从此开始为汉人效力。改任邠州观察使，范仲淹上表说：“观察使的班次在待制之下。臣守边多年，羌人颇为亲近爱戴我，羌人称我为‘龙图老子’。如今退居其下而与王兴、朱观同列，只恐被敌人轻视，推辞不来拜见。”庆州西北的马铺砦位于后桥川口，处在敌人腹地。范仲淹想在那里筑城，估计敌人一定会争夺，便秘密派儿子纯佑和蕃将赵明先占据该地，自己率兵随后赶到。各将领都不知道目的地，走到柔远才开始向他们发布命令。筑城的木板、泥土等材料都已准备齐全，十天便完工，就是大顺城。敌人察觉后，派三万骑兵来战，范仲淹假装败退。他告诫部下不要追赶，后来果然发现敌人设有伏兵。大顺城筑成以后，白豹、金汤都不敢侵犯。环庆从此敌寇更加减少。明珠、灭臧拥有数万精锐兵力，范仲淹听说泾原准备袭击讨伐他们，便上奏说：“这两个部族道路险阻，不可攻打；先前高继嵩已经损失军队，他们平时尚且怀有反复之心，如今讨伐他们，必定会同敌军内外呼应，向南进入原州，向西扰乱镇武，向东侵犯环州，边境祸患不会停止。如果向北攻取细腰、胡芦、众泉，修筑堡障来截断敌人的道路，那么两个部族就会安定，环州、镇戎之间的道路也能畅通无阻，可以没有忧患。”后来果然修筑了细腰、胡芦等砦。葛怀敏在定川战败，敌军大肆掳掠，直到潘原，关中震动恐慌，百姓多逃窜到山谷之间。范仲淹率领六千人从邠州、泾州出发援救，听说敌人已经出塞，于是返回。定川战事的消息刚传来，皇帝看着地图对左右说：“如果范仲淹出兵援救，我就没有忧虑了。”奏报送到后，皇帝大喜说：“我本来就知道范仲淹可以任用。”晋升枢密直学士、右谏议大夫。范仲淹认为军队出动没有功劳，推辞不接受任命，皇帝不听。当时已经命文彦博经略泾原，皇帝因为泾原受到创伤，想另行派王怀德劝谕范仲淹。范仲淹谢绝说：“泾原地位重要，只恐怕臣不足以担当这一路。”于是与韩琦共同经略泾原，都驻在泾州。韩琦兼管秦凤，臣兼管环庆。泾原有警报时，臣与韩琦合并秦凤、环庆的军队，采取掎角之势进军；如果秦凤、环庆有警，也可以率领泾原的军队援救。臣应当与韩琦训练军队、选拔将领，逐渐恢复横山，以截断敌人的臂膀。几年之内，可以期待平定。希望诏令庞籍兼领环庆，以形成首尾相应的形势。秦州委任文彦博，庆州任用滕宗谅，总的事务孙沔也可以办理；如果是渭川，只需一名武臣就足够了。”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重新设置陕西路安抚经略招讨使，由范仲淹、韩琦、庞籍分领。范仲淹和韩琦在泾州开府，同时调文彦博任秦州帅，滕宗谅任庆州帅，张亢任渭州帅。范仲淹做将领时，号令明白，爱护安抚士卒；各部羌人前来归附，他推心置腹地接待，不加猜疑，因此敌人也不敢随便侵犯他的辖境。元昊请求和好，朝廷召范仲淹入朝，拜为枢密副使。当时王举正软弱沉默，不能任事，欧阳修等人说范仲淹有宰相才能，请求罢免王举正而任用范仲淹，于是改任范仲淹。范仲淹任【疑为“参知政事”】时说：“执政之职难道可以由谏官得到吗？”坚决推辞不接受任命，希望与韩琦出行边境，于是命他为陕西安抚使。尚未出发，又重新授任【疑为“参知政事”】。恰逢王伦侵犯淮南，州县官员中有不能守城的，朝廷想依法逮捕处死他们。范仲淹说：“平时忌讳谈论武备，敌寇到了却专门责令守臣以死报国，可以吗？”于是守令都得以不被处死。皇帝正锐意追求太平，多次询问当世事务。范仲淹对人说：“皇上任用我已经到了极点。事情有先后，久安所造成的弊病，不是早晚之间可以革除的。”皇帝再次赐下亲笔诏书，又打开天章阁，召集两府官员分条回答。范仲淹惶恐退下后，上奏十件事说：“明确升降考核，抑制侥幸，精审贡举，选择长官，均分公田，厚待农桑，修治武备，推行恩信，重视命令，减少徭役。”天子正信任倾向范仲淹，全部采纳了这些意见。应当载入法令的，都由诏书统一颁行。他又建议说：“周代制度中，三公分兼六官的职务；汉代由三公分掌六卿；唐代由宰相分判六曹。如今中书省相当于古代的天官冢宰，枢密院相当于古代的夏官司马。四种职权分散在各有司，没有三公兼领的重任，而两府只负责升降任免、按资历议论、赏罚以及审核采用条例而已。上面没有三公论道的职责，下面没有六卿辅佐君王的职务，这不是良好的治国制度。臣请求仿照前代，把三司、司农寺、审官院、流内铨、三班院、国子监、太常寺、刑部、审刑院、大理寺、群牧司、殿前司、马军司和步军司，分别交给辅臣兼判其事。凡官吏升降、刑法轻重等有利害关系的事情，都由辅臣决定取舍；其中重大事项，由两府共同商议后上奏裁决。

译臣请求亲自兼领兵赋之职；如果这样没有补益，请先贬黜我。”章得象等人都说不可。过了很久，才命【疑为“参知政事”】贾昌朝兼领农田，范仲淹兼领刑法，但最终没有实行。起初，范仲淹因为触犯吕夷简，被放逐了好几年；士大夫各自支持两人的是非，互相指责为朋党。到陕西用兵时，天子认为范仲淹在士人中的声望很高，便破格任用他。吕夷简罢相后，召范仲淹回来，依靠他治理政务，朝廷内外都期待他的功业。然而范仲淹把天下当作自己的责任，裁减过度的恩宠和滥授，考核官吏，日夜谋划，兴致太平；但改革变动没有循序渐进，规划过于宏大，议论者认为难以实行。等到按察使出巡后，举劾了许多人，人心不悦。由于任子恩荫变薄，磨勘制度严密，侥幸得利的人感到不便，于是诽谤逐渐流行，朋党之论也渐渐传到皇帝耳中。恰逢边境有警，范仲淹与富弼请求出行边境，于是任范仲淹为河东、陕西宣抚使，赐黄金一百两。范仲淹把黄金全部分送给边将。麟州刚遭大寇，进言的人多请求放弃麟州，范仲淹修缮旧砦，招回流亡百姓三千多户，免除他们的税，停止榷酤而把酒业交给百姓，又上奏免除府州商税，河外于是安定。等到他将要离开时，攻击他的人更加急迫，范仲淹也主动请求罢免政务，于是任资政殿学士、陕西四路宣抚使，知邠州。他在中书省所推行的事情也逐渐被阻止废罢；因病请求任邓州，升给事中，调任荆南。邓州人拦住使者请求留下他，范仲淹也愿意留在邓州，朝廷答应了。不久调任杭州，再升户部侍郎，调任青州。恰逢病重，请求任颍州知州，乘轿到徐州时去世。当时是皇祐四年，享年六十四岁，追赠兵部尚书，谥号文正。起初范仲淹生病时，皇帝赐药并慰问；他去世后，皇帝悲叹哀悼了很久，又派使者察看他的家。安葬后，皇帝亲笔题写碑额“褒贤之碑”，追赠太师，追封楚国公。范仲淹内心刚强，外表和顺；对于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一概不能动摇他的内心，而是慨然以天下为志。他曾说：“士人应当在天下人忧愁之前先忧愁，在天下人快乐之后才快乐。”他侍奉皇帝、对待他人，全凭自己的信念，不因利害而改变取舍。他天性极其孝顺，母亲在世时家境贫寒；后来即使显贵，除非招待宾客，不加肉食，妻子儿女的衣食也仅能自给，却乐于施舍，置办义庄于乡里，用来赡养族人。他博爱而乐于行善，士人很多出自他的门下，即使里巷百姓也都能说出他的名字。他去世那天，四方听闻的人都为之叹息。他治理政务崇尚忠厚，所到之处都有恩惠；各部族送来的人质可以自由出入，没有一个人逃走。蕃族首领来见时，他把他们召到内寝，撤去卫士与他们交谈。邠州、庆州的百姓和所属羌人都为他画像，活着时便建立祠堂祭祀他。他去世后，几百名羌族首领像哭父亲一样哭悼他，斋戒三天才离去。端康初年，诏令追封魏国公。他有儿子纯佑、纯仁、纯礼、纯粹。纯佑，字天成，性情英明聪悟，天生就能自守节操品行。十岁时就能读各种书、写文章，声名显著。范仲淹任苏州知州时，首先建立学校，聘请胡瑗任教师。胡瑗制定的学规十分严密，学生有几百人，大多不能遵守。范仲淹为此忧虑，纯佑尚未成年，便主动请求入学，列在学生的末位，完全遵行学规；学生们跟随他，于是不敢再违犯。从此苏州学校成为各郡的倡导。宝元年间，西夏叛乱，范仲淹多次率兵在关陕作战，纯佑与将士混杂相处，深入探查隐情，辨识他们的才干优劣，因此范仲淹用人没有失误，并且多次立功。范仲淹任环庆帅时，商议修筑马铺砦；砦逼近西夏边境，西夏害怕它扼住要冲，便侵扰工程。纯佑率兵疾驰占据该地，西夏军大举赶来，他一边作战一边施工，几天便筑成，整条道路依靠它而安定。纯佑侍奉父母孝顺，从未离开他们身边，也没有参加科举。后来范仲淹因谗言罢职，纯佑不得已任守将作院主簿，又任司竹监；因为这些都不是自己的爱好，便辞职离去。跟随范仲淹到邓州后，得病昏聩废顿，卧居许昌。富弼镇守淮西，经过许昌探望他；他仍能慷慨谈论忠义，并问富弼来访是为公事还是私事。富弼说：“为公事。” 纯佑说：“既然是公事，那就可以。”他患病十九年，死在襄邑的官舍，享年四十九岁。儿子是正臣，任太常寺太祝。纯仁，字尧夫。他出生那天晚上，母亲李氏梦见儿子掉在月亮中，便用衣襟承接得到他，于是生下纯仁。纯仁天资聪敏，凭父亲的恩荫任太常寺太祝。皇祐元年考中进士，调任武进县知县，因为要远行奉养父母而没有赴任，改任长葛县知县，也没有前往。他与父亲门下的贤士胡瑗、孙复、石介、李觏等人交游，日夜学习，把灯挂在帐顶，灯光映得帐顶如墨色。范仲淹去世后，他才出来做官，以著作佐郎身份知襄城县。襄城百姓不养蚕织布，他劝导百姓种桑。有犯罪而情节较轻的人，就根据所种桑树的多少减免其刑罚，百姓更加依赖爱戴他，后来称他为“著作林兄”。纯佑有心病，纯仁像奉养父亲一样侍奉他。贾昌朝镇守北都，请他入幕府，他以哥哥为辞推辞。宋庠推荐他参加馆职考试，他谢绝不就任；任许州观察判官签书，知襄邑县。县中有牧地，卫士放牧践踏百姓庄稼，纯仁逮捕并杖打他们。牧地起初不隶属于县，主管者恼怒说：“这是天子宿卫的命令，你竟敢这样做吗？”便上报朝廷，弹劾审理得十分急迫。纯仁说：“养兵的费用出自田亩税收；如果践踏百姓田地却不追究，税收从哪里来？”诏令释放了他，并且允许牧地隶属于县。牧地隶属于县，从此开始。当时旱灾持续很久，纯仁登记境内商人的船只，劝告他们说：“百姓将没有粮食，你们贩来的五谷就储藏在佛寺里，等到粮食缺乏时，我替你们卖出。”

译商人听从了命令，储存了几十万斛粮食。到了春天，各县都发生饥荒，唯独他辖境内的百姓不知道饥饿。治平年间，提拔为江东转运判官，召任殿中侍御史，升任侍御史。当时朝廷讨论濮王的礼典，韩琦、欧阳修等人与翰林学士王珪等人意见不同。纯仁说：“陛下承受仁宗的遗命而成为他的儿子，与前代由定策入继的君主不同，应当按照王珪等人的意见。”后来又与吕诲等人反复论奏，皇帝不听。纯仁退还授予他的告敕，居家等待治罪。不久皇太后亲笔写信，尊濮王为皇夫人、为后；纯仁又进言说：“陛下以长君身份临朝，怎么能让命令从内宫发出？将来或许会成为权臣假托诏令的地方，这不是君王自我安定的办法。”不久诏令停止追尊，起用纯仁就职。纯仁不断请求出任外官，于是通判安州，改任蕲州知州，历任京西提点刑狱、京西转运副使、陕西转运副使。召回朝廷后，神宗问陕西的城郭、铠甲兵器、粮食储备怎样，纯仁回答：“城郭大致完整，兵器大致修治，粮食储备大致齐备。”皇帝惊讶地说：“以你的才能，是朕所倚重信任的，为什么都说‘大致’？”他回答：“‘大致’是说尚未精完善备；达到这样就够了。希望陛下暂且不要把边功放在心上，如果边地之人观望揣测，将会成为将来意料之外的祸患。” 拜任兵部员外郎兼起居舍人，同知谏院。他说王安石变法搜刮百姓，使民心不安，希望陛下设法消除这种尚未显现的怨恨。皇帝问：“什么叫尚未显现的怨恨？”他回答：“就是杜牧所说的，天下人不敢说却敢于愤怒。”皇帝赞许并采纳了他的意见，说：“你很善于议论政事，应当替朕分条说明古今治乱中可以作为鉴戒的事。”于是纯仁撰写《尚书解》进呈，加任直集贤院，同修起居注。皇帝经常召见访问疏远的低级官员。纯仁说：“小人的话，听起来似乎有可取之处，实行后必然会带来祸患。大概是因为知道小事而忘记大事，贪图眼前而看不见长远，希望陛下加以深入考察。”富弼称病居家，纯仁说：“富弼受到三朝眷顾倚重，应当亲自承担天下重任；但他忧虑物事胜过忧虑百姓，忧虑自身疾病超过忧虑国家，既不能使君主得到辅佐，自己立身也有失当之处，希望把这篇奏章给他看，使他自我反省。”他又论说吕诲不应罢任御史中丞，李师中不可守边，以及薛向任发运使，在六路实行均输法。纯仁说：“臣曾亲自听到圣上的旨意，要修治先王补助百姓的政事，如今却效法桑弘羊的均输法，让小人借此搜刮百姓、聚敛财物，积累怨恨，埋下祸根。”王安石用富国强兵的办法启发皇帝，想求取眼前功效；崇尚法令就称赞商鞅，谈到财利就背弃孟轲；鄙视老成之士为因循守旧，把公论抛弃为流俗；不同意自己的人就说是不肖，合乎自己心意的人就说是贤人。刘琦、钱觏等人只凭一句话就罢黜朝廷大臣，已经使朝廷中人少了一大半，陛下又跟着驱逐他们，那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呢？道路遥远的事情，按理应当逐步实现；事情重大的，不可以急速完成；人才不能急于求取；积累的弊病不能一下子革除。如果想让功业很快完成，一定会被奸邪谄媚之人利用，应当赶快召回进言者并退职。”王安石为了回应朝廷内外的期望，不听从这些话。纯仁于是请求免去谏职，改判国子监，离去的心意更加坚定。执政者派人告诉他说：“不要轻易离开，已经商议授任知制诰了。”纯仁说：“这种话为什么要说到我这里来？”他前后上言，以休兵、省事、节用、富民、进用君子、斥退小人、爱惜贤能、伸张公论为急务，以崇尚聚敛、实行苛刻、亲近谗佞、任凭偏听为戒。大事就在朝廷上议论，小事就写在奏疏中，反复陈说，激切直率，无所避讳。神宗把这些奏章全都不发给外廷，纯仁便全部抄录后送交中书省。王安石大怒，请求加重贬谪。神宗说：“他没有罪，暂且给他一个好地方。”于是命他知河中府，调任成都路转运使。由于新法不便实行，他告诫州县不得立即推行。王安石恼怒，认为这是阻挠新法；于是借谗言派使者搜罗纯仁的私事，却没有找到。使者只因其他事情鞭打伤了传递消息的人。有人对纯仁说：“仅凭这一件事就足以堵住他的诽谤，请把这件事上报朝廷。”纯仁既没有上奏使者的过错，也没有驳斥传言者的不是。后来最终因没有察觉僚属宴饮游玩而获罪。降职为和州知州，调任邢州，尚未到任，又加任直龙图阁、知庆州。经过宫阙入朝答对时，皇帝说：“你的父亲在庆州，建立了威名，如今可以说是世代承袭的职务了。你跟随父亲很久，兵法一定精通，边境事务一定熟悉。”纯仁担心皇帝有追求功名的心思，便回答：“臣是儒家子弟，从未学习兵法。先父守边时，臣还年幼，已经记不得了。况且今天的形势也应当不同。陛下让我修缮城垒、爱养百姓，臣不敢推辞；如果要开拓侵扰，希望另行谋选统帅。”皇帝说：“以你的才能，有什么不能做的，只是你不肯替朕尽心罢了。”于是他赴任。关中正发生饥荒，他擅自发放常平仓粮食赈济借贷。僚属请求先上奏等待答复，纯仁说：“答复送到就来不及了，我应当独自承担责任。”有人诽谤说他救活的灾民不真实，皇帝下诏派使者查验。恰逢秋季大丰收，百姓欢呼说：“公实在救活了我们，怎么忍心连累公呢？”争相把粮食送还。使者到达时，已经没有欠粮。邠州、宁州之间有一片丛葬坟墓，使者说：“救活灾民不实的罪证，在这里找到了。” 使者挖开坟墓，登记尸骨后上报。诏令本路监司彻底查办，才知道那是前任主帅楚建中封存的尸骨。朝廷又追究楚建中的罪，纯仁上疏说：“楚建中守法上奏请求救济期间，仍不免有饿死者，他已经因此获罪罢职。如今因为负责按察的官员，又牵连到楚建中，这是同一罪行两次受刑。”楚建中仍只是赎铜。环州的种古把熟羌当作盗贼，流放到南方；他经过庆州时呼喊冤屈。纯仁认为这是属吏而非盗贼，种古是在逃避罪责、诬告诉讼。诏令御史在宁州审理，纯仁也被逮捕。百姓数万人拦住马匹，哭泣不让他走，甚至有人投河自尽。案件办成后，种古因诬告获罪；朝廷又以其他过失加罪于纯仁，贬为信阳军知军，调任齐州。齐州风俗强悍，百姓容易做盗贼；有人说应当用严刑治理，纯仁不听。但司理院关押的囚犯经常满员，都是屠宰、贩卖、盗窃以及被督促赔偿的人。纯仁把他们全部叫出来，训诫他们改过自新，随即释放。那一年盗贼比往年减少了一大半。他请求罢任西京留司御史台提举。当时贤德年高的人多在洛阳，纯仁和司马光都喜欢待客而家境贫寒，便约定举办真率会。又任河中知府，各路检阅保甲妨碍农事，纯仁极力论奏请求救济。录事参军宋儋突然暴死，纯仁派子弟去查看入殓，发现口鼻出血；纯仁怀疑不是正常死亡，查问后发现宋儋的妾与小吏通奸，便乘机把毒药放进鳖肉中。

译范纯仁问：“吃肉是在第几巡酒？”回答说：“哪有已经中了毒，还能坐到宴席结束的人呢？”再追问，才知道儋年平素不吃鳖，实际上是醉酒回去后因酒中毒。他们所说的那些话，不过是妾和官吏想为制造冤狱寻找借口罢了，于是依法治了他们的罪。哲宗即位后，范纯仁复任直龙图阁，任庆州知州，召入任右谏议大夫；因与皇帝有亲属关系而辞免，改任天章阁待制。兼任侍讲，授给事中。当时宣仁太后垂帘听政，司马光主持政务，准备把熙宁、元丰年间的法度全部改掉。范纯仁说：“司马光去掉其中过分严苛的部分是可以的。差役这一件事，尤其应当详细讨论、缓慢施行，否则会更加成为百姓的祸害。希望虚心听取各方意见，不必只采纳自己提出的计谋。若计谋都出自自己，谄媚的人就会趁机迎合了。”差役的议论如果一时难以改变，也可以先在一路试行，以观察最终结果。司马光却更加坚持。范纯仁说：“这只会使人不敢说话罢了。若想讨好您来取悦您，难道还不如少年人迎合王安石以求迅速富贵吗？”又说：“熙宁年间按问自首者的法律，既然已经修改，有关部门制定的条文却过于严酷，因此各地被处死的人数增加到原来的数倍，这大概不是先王‘宁可失于不经，也不滥杀无辜’的本意。”范纯仁一向与司马光志同道合，但遇到具体事情便这样规劝纠正他。元祐初年，升任吏部尚书，数日后兼任同知枢密院事。当初，种古因诬陷范纯仁而使他停职，到这时范纯仁却推荐种古任永兴军路钤辖，又推荐他知隰州。范纯仁还曾参与商议西夏事务，请求停战、放弃所占土地，让西夏人归还所掠夺的汉人。执政大臣坚持己见，事情没有决定；到这时便重申先前的建议，又请求每归还一个汉人，给西夏十匹缣，这些事情都实行了。边境俘获鬼章，将他押来献上，范纯仁请求杀掉他，以向边境百姓谢罪，朝廷没有听从。议论者想招致鬼章的儿子，以收复河南旧地，所以赦免鬼章不杀。后来又想授予鬼章官职，范纯仁再次坚决争辩，但鬼章的儿子最终还是没有来到。元祐三年，授任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范纯仁在任时，致力于以宽广的胸襟开导皇帝，忠诚笃实，改变士大夫的风气。章惇获罪离职，朝廷因为他的父亲年老，想给他一个便利的州郡任职，后来又中止了。范纯仁请求既要置其先前的过错于不论，又要体谅他的私情。邓绾任淮东帅，谏官不断弹劾他，范纯仁说：“我曾经被邓绾诬陷上奏，因而获罪被贬。如今所陈述的是邓绾已经降职之后的事情，不应当把人的过错追究得太深。”宣仁太后赞许并采纳了他的话，于是下诏，先前那些迎合附会的人，一概不再追问。苏轼因主持发策问被谏官攻击，韩维没有名义上的过错，也被罢去门下侍郎，出任外职。范纯仁上奏说：“苏轼没有罪，韩维尽心为国，不可以因为诬陷而罢免官职。”王觌因议论政事触犯禁忌，范纯仁担心朋党之祸将会炽盛，便与文彦博、吕公著在帘前争辩，事情没有解决。范纯仁说：“朝廷大臣本来没有朋党，只是善恶、邪正各自按同类分开罢了。”文彦博、吕公著都是历朝任用的老臣，难道能容许他们彼此附和、欺骗皇帝吗？从前先臣与韩琦、富弼一同在庆历年间掌握政权，各自推荐自己所知道的人，当时流言却指他们为朋党，三人相继出任外职，造谣的人公开相互庆贺说：‘一网打尽。’这件事离现在并不远，希望陛下引以为戒。于是极力陈说前代朋党造成的祸害，并录取欧阳修《朋党论》进呈给吴处厚。吴处厚传来蔡确在车盖亭所作的诗，认为这是诽谤宣仁太后；谏官因而借机报复，想把蔡确交付法令惩处，只有范纯仁和王存认为不可，争论尚未决定。听说文彦博想被贬到岭南，范纯仁委婉劝止，左丞吕大防也因此不敢再说。等到蔡确任新州的命令下达，范纯仁在宣仁太后帘前说：“不可以因为语言文字之间暧昧不明的过错，就诛杀、流放大臣。如今的举动应当成为后世的法则，这件事不能开先例；况且使用重刑来除恶，就像用猛药治病一样，不能没有损伤。” 他又上疏劝谏，最终没有被听从。吕大防上奏说蔡确的党羽势力正盛，不可不追究；范纯仁当面陈说朋党难以辨别，恐怕会误伤善人，于是上疏为此辩护。吴安诗、刘安世接连上章攻击范纯仁与蔡确结党，范纯仁也竭力请求罢职。次年，以观文殿学士知颍昌府；过了一年，加授大学士，改知太原府。太原境内土地狭小，百姓爱惜土地而不肯埋葬无主尸骨，范纯仁派人收集无人认领的遗骸，分男女埋葬，又推广到全路，埋葬的以万计。夏人侵犯边境，朝廷想治将领和官吏的罪，范纯仁引咎请求降职降级，诏令降一等官，调任河南府，随后又调颍昌；召回后，重新任右仆射。他入朝谢恩时，宣仁太后在帘中告诉他说：“有人说您一定会先荐用王觌、彭汝砺，您应当与吕大防同心。”范纯仁回答：“这两个人确实有士人的声望，我始终不敢为了保全自己的职位而埋没贤才。”宣仁太后病重，召见范纯仁说：“您的父亲范仲淹，可以说是忠臣。在明肃皇后垂帘听政时，他只劝明肃皇后尽到母亲的责任；明肃皇后去世时，他只劝仁宗尽到儿子的责任。您应当像他一样。”范纯仁哭泣说：“我岂敢不尽忠。”哲宗亲自处理政务后，范纯仁请求避开职位，哲宗对吕大防说：“范纯仁有当时的声望，不应离去，可以替朕把他留下，并且催促他入朝见我。” 哲宗问先朝实行青苗法怎么样，范纯仁回答：“先帝爱护百姓的本意本来很深厚，只是王安石制定法律过于严苛，又用赏罚催逼，所以官吏办事急切，最终伤害了百姓。”退朝后，他上疏论说青苗法不是应当施行的政策。当时任用大臣的诏令都从宫中直接发出，侍从、谏官的任命也多不经过拟议推荐，范纯仁说：“陛下刚开始亲理政务，天下的治乱实际上就根本取决于此，选拔官员必须选取天下最优秀的人才。”又有一群小人极力排斥宣仁太后垂帘听政时的政事，范纯仁上奏说：“太皇太后保佑圣上的功劳和诚心，幽明两界都在监察；议论者却不顾国家大事，实在太薄情了。”于是把仁宗禁止妄议、明肃皇后垂帘听政的诏书进呈，说：“希望陛下考察仿效而施行。”苏辙议论殿试策问，引用汉昭帝改变汉武帝法度的事情，皇帝震怒说：“怎么能把汉武帝比作先帝！”苏辙退到殿下等待治罪，众人都不敢说话，只能抬头看范纯仁。范纯仁从容地说：“汉武帝有雄才大略，史书并没有贬低他的言辞。苏辙拿他来比先帝，并不是诽谤。陛下亲自处理政务，开始进退大臣，不应当像呵斥奴仆一样。”邓润甫越出班次说：“先帝的法度已经被司马光、苏轼完全破坏了。”范纯仁说：“不是这样，法度本身没有弊病；有了弊病就应当修改。”

译皇帝说：“人们说的是秦始皇、汉武帝。”范纯仁说：“苏辙所议论的是时代，不是人物。”皇帝的怒气稍稍平息。苏辙平日与范纯仁多有不同意见，到这时才向范纯仁道谢。范纯仁说：“您是佛地位中的人。”范纯仁每次推荐、任用人才，必定依据天下公议，而且被推荐的人并不知道是范纯仁出力。皇帝任命章惇为宰相后，范纯仁坚决请求离职，于是以观文殿学士加右正议大夫，知颍昌府。入朝辞行时，皇帝说：“您不肯为朕留下，虽然身在外地，对于时政有见解，也应全部上报，不要拘泥于外在形式。”后来调任河南府，又调任陈州。当初皇帝曾说：“被贬责的人，几乎像是永远废弃了。”范纯仁祝贺说：“陛下想到这一点，正是尧舜的用心。”不久，吕大防等人被流放岭南，适逢明堂大赦，章惇事先说这几十个人应当终身不得迁徙。范纯仁听说后忧愤不已，想斋戒后上疏申诉。亲近的人劝他不要触怒皇帝，万一被远远斥逐，不是高年之人所宜承受的。范纯仁说：“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没有一个人敢说话；如果皇上的心意因此改变，关系就重大了。否则，即使死了又有什么遗憾？”于是上疏进言。章惇诋毁他，说他与罪人同罪，范纯仁被削去官职，改任随州知州。第二年又被贬为武安军节度副使，安置在永州。当时他患病失明，听到命令后仍欣然上路。有人说他这是沽名钓誉，范纯仁说：“我已经七十岁，双目都失明了，还要跋涉万里，难道是我自己想这样吗？只是因为我微薄地爱戴君主，还有心里的话没有说尽。若因为避嫌、不愿被说成好名，就不去做善事，那便没有行善的道路了。”听说几个儿子怨恨章惇，章惇大怒，便阻止他们前往贬所。途中船在江中倾覆，众人扶着范纯仁出来，他的衣服全湿了，却回头对几个儿子说：“这难道是章惇做的吗？”儿子想以范纯仁与司马光在差役法上的不同意见为由上书求情，认为这样或许可以免罪。范纯仁说：“我因司马君实的推荐才做到宰相，当年同朝议事，意见不合尚且可以；你们却想把今天的话当作求免的理由，难道可以吗？带着羞愧活着，不如没有羞愧地死去。”儿子于是停止了请求。居住三年后，徽宗即位，钦圣显肃皇后共同听政，当天授范纯仁光禄分司南京、邓州居住，并派宦官从永州送去茶和药，传旨说：“皇帝还在藩王府时，太皇太后在宫中就知道您在先朝议事忠诚正直。现在空出宰相职位等待您，不知道您的眼疾怎么样，用什么医治。”范纯仁叩头谢恩，授右正议大夫，提举崇福宫。不到几个月，又以观文殿大学士、中太一宫使召他入朝，诏书说：“难道只是为了尊重德行、推崇年长，以昭示宠遇优待，也希望每天都能听到您的正直议论和良策，得到忠告吗？” 范纯仁因病奉诏时哭着说：“皇上果然要任用我了，我死后仍有多余的责任。”皇帝又派宦官赐给他茶和药，催促他入朝觐见，并再次传达渴望见到他的意思。范纯仁请求回去养病，皇帝不得已答应了。皇帝每次见辅臣，问到范纯仁是否安好，便说：“范纯仁能让我见上一面，也就够了。”于是派御医去诊治他的病。病情危急时，他因为宣仁太后受到的诬谤尚未澄清，便叫来几个儿子口述遗表，命门生李之仪按次记录整理。大意说：“我曾经走在天下人忧虑之前，期望不辜负圣人之学；这是先父教导儿子的道理，也是我凭借它来侍奉君主的根本。”又说：“只是宣仁太后的诬谤尚未澄清，使她保佑皇帝的忧劳和勤勉没有得到彰显。”又说：“边疆的严峻局势还没有解决，几乎耗空了国库积蓄；有城池就必须守住，夺得土地却难以耕种。”所说的共八件事。建中靖国改元的那天，他接受家人的祝贺，第二天熟睡中去世，享年七十五岁。下诏赐给丧葬费用白金，命官府供应葬事，追赠开府仪同三司，谥号忠宣，皇帝亲笔题写碑额为“世济忠直之碑”。建炎四年，下诏配享哲宗庙庭，追赠太师，追封许国公。范纯仁性情平和宽厚简约，从不以声色怒待他人；但凡是合乎道义的事情，他便挺身坚持，丝毫不屈服。他从平民做到宰相，始终廉洁节俭如一；所得俸禄和赏赐，全都用来扩充义庄，前后多次把任子恩典优先给了疏远的族人。他去世时，小儿子和五个孙子仍未做官。他曾说：“我平生所学，得到的是‘忠恕’二字，一生也用不完。”以至于在朝廷侍奉君主、接待同僚朋友、亲近和睦宗族时，他从未有片刻离开这两个原则。他常常告诫子弟说：“人即使十分愚笨，责备别人时也显得明白；即使很聪明，宽恕自己时也会昏昧。如果能用责备别人的心来责备自己，用宽恕自己的心来宽恕别人，就不必担心达不到圣贤的境界。”他的弟弟范纯粹在陕西任职，范纯仁担心他想在西夏战事中立功，写信劝他说：“大车与柴车争相奔驰，明珠与瓦砾相互碰撞，君子与小人较量力量，中国与外邦争胜负。不只是不能取胜，而且也不值得取胜；不只是没有必要取胜，即使取胜也不算正确。”他有文集五十卷流传于世，儿子名正平。范正平，字子夷，学问和品行都很高，即使是平常的言语，也一定教人学习《孝经》《论语》。父亲去世后，诏令特意增加对范家的恩泽，授予他的子孙官职。范正平把这些推让给幼弟。绍圣年间任开封尉。有向氏平整他的祖坟并修建寺院，蔡京后来想借外戚关系与他结交，便上奏请求拓展四周民田。百姓有人上诉，范正平前往查验，认为所拓展的土地都是百姓的产业，不可夺取。蔡京因此获罚铜，心中积下怨恨。等到蔡京掌权后，便说范正平伪造父亲的遗表，又说李之仪所撰写的范纯仁行状，妄自记载宦官蔡克明传达二圣虚心等待范纯仁的意思，于是逮捕范正平、李之仪、蔡克明，一同押到御史府。范正平将要出发时，他的弟弟范正思说：“议论行状的时候，哥哥正忙于营造墓穴，参与删改文字的是我，哥哥有什么罪呢？”范正平说：“当朝宰相的意图是针对我，而且我是长兄；我若不去，兄弟将会一起获罪。不如由我一人承担。”于是入狱，遭受严酷的杖打拷问，大家都想被迫诬服。只有蔡克明说：“旧制度规定，凡是传达圣旨，都要在御前领取底本，请出宝印作为凭证，并在内东门登记。我从他们家取得的永州传宣圣语底本上确有御宝印，又查验内东门的登记，内容都与遗表所列八件事相同。” 众人因为这是朝廷大事，为防止后患，不敢把它上报，便将文书缴送颍昌府，印封后寄存在军资库。等到从颍昌府取来核实，果然属实，这起案件才得以解脱。正平被羁管在象州，家属中死去的有十多人。适逢大赦，才得以回归。正平退居闲散之后，诗艺日益精进，尤其擅长五言诗，著有《荀里退居编》和《理窟集》三卷。绍兴年间，追赠为朝奉大夫。徐处仁向王寔询问正平的为人，王寔写了一篇《卓行对》。正思，字子黙，学问和品行也为士林所推重。

译纯礼，字彛叟，因为父亲防而任秘书省正字，签书河南府判官，知陵台令，兼任永安县令。永昭陵修建时，京西转运使把木材、石料、砖瓦以及工匠役夫分派给一路各地，唯独永安县不接受命令。使者把这件事报告给陵使韩琦，韩琦说：“范纯礼难道不知道这件事吗？他一定有说法。”后来众人当面质问他，纯礼说：“陵寝都在本县境内，按时修缮治理，没有一天停歇；如今却要同一百个县平均负担赋役，哪里比得上把这些物资留在这里，让它们按常规供陵寝使用呢？”韩琦认为他的答复是对的。回朝后，任三司盐铁判官，改任比部员外郎。出任遂州知州时，泸南发生边境事务，物资调度苛刻艰难，纯礼一概以安静镇定的态度应对，只办理能够筹备的事项，不向百姓征取。百姓在庐舍中为他画像供奉，像神明一样，称画像所在之处为“范公庵”。草场发生火灾，民众疑惧恐慌，守吏战战兢兢地等候治罪。纯礼说：“草地潮湿也会起火，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只要让人暗中赔偿损失就行。”库吏偷盗的丝绸很多，罪当处死，纯礼说：“因为这些杂乱的丝绸就杀人，我实在不忍心。”他听任库吏赶快买丝赎命，并释放受牵连的人。授任户部郎中、京西转运副使。元祐初年，入朝任吏部郎中，升任左司，又升任太常少卿、江淮荆浙发运使。以光禄卿的身份被征召入朝，升任刑部侍郎，进而任给事中。纯礼凡是封还驳正的诏令，所涉及的都是正定名分、整顿纲纪等关系国家体制的大事。张耒被授为起居舍人，因病不能上朝，但朝廷命令他先行到任供职；纯礼在诏敕上批道：“臣僚从来没有因病请假、不能参加朝参，却先行处理职事的。既然能够供职，难道不能面见君主吗？破坏礼制、扰乱法令，是不应当做的事。”听到这话的人都感到震动。御史中丞弹劾执政大臣，准备取代他的职位，先用话暗示纯礼。纯礼说：“议论一个人而夺去他的职位，难道不应该避嫌吗？如果任命果真下达，我一定把职位还给他。”宰相随即调任纯礼为刑部侍郎，然后才公布任命；又转任吏部，改任天章阁待制、枢密都承防。出任亳州知州，提举明道宫。徽宗即位后，以龙图阁直学士身份任开封府知府。前任府尹以严酷苛刻施政，纯礼则一概用宽缓的办法来救济和治理。中防鞠享审理泽村百姓谋反一事，大概是这个百姓进入戏场观看演戏，回去途中看见工匠制作木桶，便拿来戴在头上，说：“和刘先主相比怎么样？”于是被工匠擒获。皇帝问纯礼应当怎样处置他，纯礼回答：“愚昧的人没有知识，只因做了不该做的事，杖打他就够了。”皇帝说：“这样怎么警戒后人呢？” 纯礼说：“正是要让外界知道陛下执掌刑法并不滥用，这就足以作为训诫了。”皇帝听从了他的意见。授任礼部尚书。元符三年，升任尚书右丞。陈次升请求罢免言官，并请求由宫内直接批示，不经过三省拟议；曾布竭力争辩，却未能获准。曾布请求降职贬黜陈次升，纯礼从容进言说：“陈次升有什么罪？不过是担心掌权的大臣各自援引亲信，并且排斥那些不依附自己的人罢了。”徽宗说：“确实如此。”于是搁置了曾布的意见。纯礼又请求撤除京城的猪羊圈，减少修建山陵时明器所造成的烦琐费用。曾布又奏道：“议论此事的人大多担心财用不足，这不是当前急务，希望不要把它当作忧虑。”纯礼说：“古人说，如果国家没有三年的储备，就不能算是国家。如今大司农已经报告财用匮乏，国库也空虚，却说不必担忧不足，难道不是当面欺骗吗？”于是又从容进谏说：“近来朝廷的命令，没有不是以元丰为正确、以元祐为错误的。依臣看来，神宗制定法令的本意固然很好，但官吏推行时有的并不恰当，以致危害百姓；宣仁太后处理政务时，只是在一时之间稍作修饰罢了。大概是大臣们的见识有所不同，并不一定全都怀有邪念、谋求私利。如今议论此事的大臣有些不得志，所以拿这件事作借口：认为元丰正确，是想推尊元丰时期的人；认为元祐错误，是想斥退元祐时期的士人。” 他们的内心哪里是在忧虑国事，不过是为了发泄私愤、推行奸谋罢了，不可不深入察看。”又说：“自古以来天下的治乱，都取决于用心。祖宗在这件事上最能掌握要领。太祖任用吕余庆，太宗任用王禹偁，真宗任用张知白，都是从地位较低的官员中选出，安置到重要的仕途上。君主想得到英杰之士的忠心，所以应当不拘常格地访求、选拔；如果一定要等人推荐后才任用，那么守正而卓立的士人终身都只能埋没不显。”江公望议论继承先业之事，认为应当执持中道，不可拘泥于一偏。皇帝拿出他的奏疏给范纯礼看，范纯礼赞许说：“希望陛下把它让朝廷内外都知道，使大家明白圣上的意向，也借此改变小人追逐私利的心态。”他请求褒奖升迁江公望，以劝勉后来的人。范纯礼沉着坚毅、刚正不阿，曾布很忌惮他。曾布挑动驸马都尉王诜说：“皇上想任命您为承旨、范纯礼为右丞，这是不可以的。”王诜负责接待辽国使者时，范纯礼主持宴会，王诜诬告范纯礼擅自斥责皇帝名讳，于是范纯礼被罢为端明殿学士，知颍昌府，提举崇福宫。崇宁年间，党禁兴起，他被贬为试少府监、分司南京，又贬为静江军节度副使，安置徐州，后迁单州。崇宁五年，恢复左朝议大夫，提举鸿庆宫，去世，享年六十七岁【另一说为七十六岁】。绍兴初年，追赠资政殿学士，谥号防献。范纯礼身居二府时，盖的是布被，穿的是粗绸袍，从不外饰炫耀，也不沽名钓誉；饮食不挑拣，不役使婢女和妾。他中年以后就清静独居、端坐自守，不与人争，但在朝廷上立身端正，却是不可侵犯的。人们把他比作刘宽、卓茂。范纯粹，字德孺，因父亲范防升迁而任赞善大夫，检正中书刑房。他与同僚发生争论，出任滕县知县，升任提举成都诸路茶场。元丰年间，任陕西转运判官。当时五路出兵征伐西夏，高遵裕因刘昌祚延误期限而发怒，想按罪杀掉他；刘昌祚忧愤成病卧床，部下都很愤怒。范纯粹担心两军不协调而发生其他变故，劝高遵裕前去探问病情，双方的困难于是解除了。皇帝责怪各将没有功劳，打算再次出兵，范纯粹上奏说：“关陕的财力兵力已经单薄枯竭，公私都十分困窘；如果再加以骚扰，根本就值得忧虑。将来言官一定会把责任归咎于臣，臣宁愿今天承受直言的罪名，也不忍闭口不说而留下后悔。”皇帝采纳了。吴居厚任京东转运使，多次进献剩余赋税，皇帝准备拿徐州的二十万缗大钱援助陕西，范纯粹对属官说：“我们这一辖区虽然急需钱财，怎么忍心再取这些民脂民膏的余剩？即使上奏说本路得到钱确实有利，从徐州运到边境，劳费也太大了。”于是恳切推辞，不接受这笔钱。入朝任右司郎中。哲宗即位后，吴居厚败落，命范纯粹以直龙图阁身份前往代替他，把他的苛刻政令全部革除。当时苏轼从登州召回，范纯粹与他一同提出募役的建议，苏轼认为范纯粹对这件事讲解得尤其精详。

译后来又代替兄长范纯仁知庆州。当时正与西夏商议划分疆界，范纯粹请求放弃所占的西夏土地，建议大略得到施行。他又指出徐禧停止策应是不对的，认为如今应修明过去战守救援的旧制度，朝廷认为他说得对。年成大饥荒，范纯粹请求发放常平仓和封桩仓的粟米麦子，郡中官员不答应，说必须上奏才可以；范纯粹说：“人七天不吃饭就会死，等上奏后再发放，哪里还来得及办事？”当天就发放粮食，并说：“诸位只管不要参与，这件事由我自己承担罪责。”等到西夏侵犯泾原，范纯粹派曲珍前去救援，说：“本路最先提出应援牵制的策略，作为臣子的道义，就是忘掉自身、为国尽力，不能说邻路被敌寇侵犯就不是我的职责。”曲珍当天疾驰三百里，在曲律击败西夏军，袭击横山，夏军逃走。授宝文阁待制，再任原职；召入任户部侍郎，又出任延州知州。绍圣初年，哲宗亲自处理政务，掌权者想挑起边境事端，郭知章于是弹劾范纯粹在元祐年间主张弃地，他被降为直龙图阁。第二年又以宝文阁待制知熙州。章惇、蔡卞经略西夏，范纯粹不与他们共事，改任邓州知州，历任滑州知州；不久因属于元祐党人而被削职，任均州知州。徽宗即位后，起用他知信州，恢复原职，知太原。起初，尚未断绝杀牛的事情，他便下令凡牛死了，由官府出数百钱买来埋葬，杀牛的事情于是绝迹。每次发给官吏和军士粮食，都从同一个粮仓取出，即使粮食有潮湿变坏的，也不因此使众人发生怨恨。后来加授龙图阁直学士，再次任延州知州，改知永兴军；不久因言官弹劾而被削职，知金州，提举鸿庆宫，又被贬为常州别驾，安置鄂州，并禁止他的子弟擅自进入都会。遇赦后恢复主管祠宫，过了很久，以右文殿修撰提举太清宫。党禁解除后，恢复徽猷阁待制，退休，去世。范纯粹沉着坚毅，有办事谋略和才干，曾经针对卖官泛滥的问题上书，言辞十分明白恳切，但最终没有实行。范仲温，字伯玉，是范仲淹的二哥。他幼年丧父，从京师回到苏州，与各位堂兄弟居住，勤奋学习，孝敬父母，友爱兄弟。景祐年间，因范仲淹的恩例补任将作簿，调任新昌尉。在县中三年，盗贼没有侵入境内。监余杭县税务，升任宁海军节度推官【一说为海宁】。庆历七年，任黄岩县知县。海潮冲毁州城，逃散、沉溺而死的人很多。范仲温教百姓制作木筏，昼夜救援，使数千人得以保全生命。后来主持修治城墙，担心让百姓筑城过于劳苦，砖石也不能长久，于是召集百姓堆积泥土，赶来数百头牛踩踏使其坚实，然后增筑修复；外面用长石铺砌，使石块彼此咬合承接，结构稳固而不能移动。各城门都设置闸门，遇到洪水突然到来就关闭阻挡，众人都佩服他的才能。以太子中舍的身份退休，去世，享年六十六岁。范琪，字希世，是范仲淹的堂兄。祖父范从谊，任吴越苏州粮料判官；父亲范昌言，任宋宁国军节度推官，追赠国子博士。范琪以进士身份历任鄱阳、保信军、庐州的从事。叶清臣推荐他充任茶务官，授开封府法曹。他审议案件一定精细，持守节操而不屈服。因胥安道、孙梦得推荐，改任大理寺丞，知鄞县。修葺堤堰一百多处，疏通引导积水，转运司、安抚司分别列举他的治理成绩，推荐他为本州签判。升任殿中丞、太常博士，知常熟县。疏浚金泾、鹤渎两条水浦，灌溉田地千顷，为公家带来利益。授尚书屯田员外郎，通判泰州。尚未赴任便去世。累次追赠金紫光禄大夫。儿子名师道。范师道，字贯之。天圣年间考中甲科进士，任抚州判官，知广德县。百姓祭祀张王庙，每年宰杀数千头牛，范师道禁止并断绝了这种做法。孙甫推荐他有治理政绩，任通判许州，逐步升为都官员外郎。至和初年，吴育推荐他任侍御史，他上奏请求停止宫中直接降旨推恩，选择宰相长期任职；选拔贤能的宗室子弟养在宫中，以备储君。起初，皇祐年间贾昌朝上奏建议设置五辅郡，设置京畿转运使和提点刑狱，号称拱卫辅佐京师；议论者却认为宦官谋划扩大亲从兵，想取用京畿的财赋供养他们，借此掌握政权。范师道极力上奏认为不便，于是恢复旧制。他又认为贡举每四年一次，士人苦于等待太久，请求改为三年一次。刘沆主持安葬温成皇后，礼官议定称为陵，范师道多次上疏认为不合典制，触犯刘沆，被调出任常州知州。台谏官极力指出此事不公，刘沆因此被罢免，而范师道的声望和事迹更加显著。调任广南东路转运使。过去补摄官都交给吏胥办理，不分先后远近，范师道开始登记编次，召入任盐铁判官。道路改任两浙转运使，升起居舍人、同知谏院，管勾国子监。嘉祐四年，百官上尊号，范师道说这样没有益处；又说各宫的女官、嫔御多有升迁，恐怕内宠借机缘而妨害政事，将会出现斜封墨敕的弊端。当时一颗大星陨落在东南方，发出如雷的声音，范师道上疏说：“考察星象，天狗所降之处，预示军队覆败、将领被杀、尸体遍野、鲜血横流。如今准备边防、抵御盗贼，还没有看到灾祸到来；即使有将帅，也有的年老无能，士卒虽多，强劲勇敢的却少。小人想要作乱，窥伺机会才会发动，必定有包藏祸心、乘隙而动的人。应当选拔将帅，训练士卒，预先做好防备。”仁宗宽容地接受了他的意见，升任兵部员外郎，兼侍御史知杂事，判都水监。他多次上奏陈说陈升之不应当进用，陈升之被罢职，范师道出任福州知州。不久以工部郎中入朝任三司盐铁副使，八年后升任户部，兼直龙图阁，知明州，去世，享年五十九岁。范师道年轻时就有治理国家的志向，做官时严守风操，在谏官职位上听到事情就一定进言，有时独自争辩，有时列举条款劝谏。比如陈执中的家人杀死婢女，陈执中最终获罪被免官削职；王拱辰任宣徽使、李淑任翰林学士，以及王德用、程戡掌管枢密院，宦官石全彬、阎士良升迁进用，他都上奏逐一列举他们的罪过。后来他请求士大夫最终都能得到安葬，始终实行任官期限和限田制度以平均百姓产业，抑制贪污以使郡守县令清廉，尊崇私家宗庙以扩充孝治，选择熟悉典故的近臣担任礼乐官，减少劳役以体恤贫困者的力量；这些都是天下的急务，也是众人希望施行的事情。他有奏议二十卷，文集五十卷。他曾经编写《唐诗史》，记述君臣治理国家和荒怠政务的事迹，收藏在秘阁中。朝廷下诏褒奖赞美他。他的儿子世京、世亮都考中进士。

译范世京，字延祖，补任柘城主簿，升任历阳令。恰逢范师道镇守明州，范世京便弃官回去侍养老父。父亲去世后，他扶柩回乡，面容污垢，赤脚行走，昼夜哀号，过路的人都为之流泪。服丧期满，改任著作郎，知海盐县，劝导百姓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和睦婚姻，并且劝农耕桑，治理的声誉震动浙右。熙宁初年，召任管勾湖北广惠仓。当时朝廷正锐意改革，他的意见不合，于是辞职归乡。过去治理过海边百姓，听说范世京到来，欢呼击鼓拍掌。不久因病回归乡里。诏令授秘书丞后退休，去世，享年四十一岁。与他交游最深厚的，是同郡人朱长文。他所著文集收藏在家中。范纯诚，字子明，是范梦龄的四世孙。祖父范光谟，任余杭县令；父亲范埴，任朝邑主簿。庆历三年，因叔父范仲淹的恩泽补任太庙斋郎。皇祐初年，范仲淹置办义田，都是范纯诚具体办理熟悉，于是上奏任命他为长洲尉，使他创办法规，留给后世长久遵行。历任衢州司理，嘉祐初年升任监衡州茭源银场，去世。范之柔，字叔刚，是范仲淹的五世孙、范纯祐的曾孙，也是追赠中奉大夫范公武的儿子。考中进士，嘉定初年授监察御史，历任右正言、左司谏、起居郎、中书舍人，任刑部、礼部尚书，太子詹事，封昆山县开国子。范之柔侍奉父母、侍奉君主，一概以范仲淹为准则；懂得适可而止，害怕盈满，常常有归隐山林的志向。最后多次上章请求退休，皇帝对宰相说：“替朕尽力把他留下来，我将要重用他。”以通议大夫、礼部尚书退休，去世后追赠特进、开府、端明殿学士，谥号清宪。弟弟是范良遂。范良遂起初名叫范之傅，字次卿，在昆山选择地方筑屋居住，放情于山水之间，不羡慕荣华利禄，擅长歌诗。哥哥虽然越来越显贵，他看待哥哥却淡泊如常。有诗集十卷，官至承务郎。儿子名庆，任建康府通判。范周，字无外，是范仲淹的堂孙，赞善大夫范纯古的儿子。他仗恃才华而不受拘束，擅长诗词，安于贫困而自得，从不向别人屈服。他居住的地方号称范家园。方腊叛乱时，州中百姓组织团练巡防，即使士人也不能免除。范周率领学舍中的生员，穿戴冠带夜间巡行，在大灯笼上题诗说：“自古以来轻视儒生没有谁比得上秦朝，结果把山河社稷交给了别人。如今像周室一样重视士人，怎么忍心让读书人充当夜间巡逻者呢？”守将听到后，立即停止了这件事。他曾经替知州盛章写《双莲》《元宵》等词，都在当时受到称誉。范文英，字彦材，是范仲淹的八世孙，官承直郎，父亲范邦哲任淮安军司法参军。他幼年丧父，努力学习，记忆力很强，超过常人。至元年间【此处缺字】推荐他代理广信书院山长，后来改任独峰书院。等他到任时【此处缺字】已经领受了职务，于是返回，并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路过婺州时，他拜访故友白景宣。白景宣任本道廉访副使，对范文英说：“我听说王某正在候补，居于您的职位之后；如今却要夺取您的先位。如果他向有关部门申诉，我应当为他主持公道。”范文英说：“读书人难道能不以廉耻自重吗？况且我本来就不想做官，他若能成全我的志愿，怎么能说是夺取呢？”后来又改任安定书院，及至考核授任绍兴路教授，准备赴任时，偶然经过友人杜元父那里，正好有客人在座。客人对杜元父说：“我远行千里，是为了求得微薄俸禄来赡养家人；幸而得到一个官职，做读书人的老师，却要等范文英任满，仍有三年多。我旅居这里不能回去，又没有钱供自己生活，怎么办呢？”说着叹息哭泣起来。范文英询问后，知道他是曾小隐，便说：“我就是范文英，如今已经老了，不能为你做什么，你还是去吧。”第二天便前去等候曾小隐，把自己所穿的袍服、笏板送给他，并且资助他的路费，当时众人都认为这件事很有义气。不久，他以将仕佐郎身份任平江路学教授后退休。按照祖先的次序，本应主持奉祀大宗祠，于是便承担这件事，主持整顿谱牒名册，申明先祖的规矩，礼聘良师，教养事务都准备齐全；对待族人和接待来客，喜怒从不表露。又向朝廷请求，就在祠堂旁建学校，改名为文正书院。范成，字性存，是文正公范仲淹的族人。世代居住在缙云。父亲范霖，元初因名儒身份被召用，授江浙儒学提举，转任礼部侍郎。他在朝廷上有议论，气节凌厉出众，当时人都敬让他。后来往来吴地，最终回家居住。范成年幼时勤奋学习，卓然有所树立，得以亲自接触前朝遗老。他天资聪明通达，质朴厚重、气度完备，待人温和而庄重，治家有法，婚丧庆贺吊唁一律遵循礼制，说：“我这是有所承受和继承。”家境贫困，他安然处之；以经学教授学生，对章句、名物制度没有不探究穷尽的，按照人的才质诱导扶助，帮助他人成就美德。与人交往没有隔阂，和朋友故旧握手、赋诗、饮酒，和蔼可亲。郡中曾以礼聘请他担任训导。他的诗文平易和雅，有稿本收藏在家中。晚年因次子范司文任临朐知县，前往那里接受奉养。恰逢同文有事，范成也在旅途中去世。长子范焕非常孝顺，听到讣告后哭泣跳跃，几乎昏厥；当即穿着丧服，指着河水发誓说：“如果不能让父亲的灵柩完整地运回去，我就像这河水一样。”于是出发，走了半个月，陆路跋涉超过二千里，才到达那里。他估量自己囊中空空，不敢立即打开墓穴。向西走到济南，向何书求得资助；向东回来时，租牛车抬运灵柩经过各处山冈。牛疲累了，他便亲自用手推拉；经过沭水，涉过汴水，脚踝都冻裂生疮。过了八个月才抵达家乡，将父亲安葬。吴感，字应之，以文章辞藻闻名。天圣初年，省试考取第一。天圣九年，中书判拔萃科。官至殿中丞。儿子吴纯，字晦叔，文章和品行也很高，乡人称他为“吴先生”。《姑苏志》卷四十八。《史部·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姑苏志》。钦定《四库全书》。《姑苏志》卷四十九，明代王鏊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