絜矩第八

译我从《大学》观察，知道王道以心为根本。因此，以大道推至极致，以絜矩为根本，以好恶发用，以忠信体现，以慎德先行，以喜好仁爱来感通，以义利来考察事物的关键，这些都在一个人的心中。一个人的心，也就是千万人共同的心。因此用人来治理，用财物来养民，敬养老人、尊长、爱幼，天下就治理好了。中和得到充分实现，天地万物各得其位、各得其养也就成就于其中，格物的作用广大而深远。命、性、道、教，不过是同一个东西。从天的角度说叫命，从人的角度说叫性，从它发用于事情的角度说叫道，从制定法则的角度说叫教，实际上只是一个。天命，就是统一的道理和万物一体的道理〔原文有缺字〕。教，是用来充分发挥人与万物的本性，使其达到〔原文有缺字〕的。因此父母完整地生下子女，子女完整地奉还父母；如果不是天下极致的仁孝，谁能做到呢？戒慎，就是不忘记；恐惧，就是不懈怠。不可看见、不可听见的，是道的本体。它，就是无声无臭。所谓“其所”，大概一定有所指吧！孔子说：“睁大眼睛正视它，却看不见；侧耳倾听它，却听不见。”君子从这里体察道，恭敬地保存它，使它通达于实际作用。戒慎恐惧就是敬，是保存道体的方法。“什么叫把郡看得像自己的家？”回答：“假使做郡守的人，看见属吏有贤能或不肖，就说：‘这是我家男女仆役才干高低的问题。’看见一年收支有丰有歉，就说：‘这是我全家众人的生死所系。’看见境内礼让还不够和谐，就说：‘我家的家道还没有端正。’看见边患还没有平息，就说：‘敌寇进入了我的屋子。’百姓有人犯罪，就说：‘同一屋里的人发生了争斗。’城寨没有修治，就说：‘我正在修整自己的墙屋。’这就叫把郡看得像自己的家。这样做，然而事情还不能治理好的，从来没有。” 道的本体与作用根源相同，显明与幽微之间没有间隔，可是为什么又说中与和呢？和，是从中产生的。所以君子戒惧、谨慎独处，以敬来涵养其中。中，是从天所受的本性；中确立，和就产生，学习的功夫也就完成了。它最容易实行，最简约明白！“什么叫把百姓看得像自己的身体？”回答：“假使做郡守的人，看见百姓饿得啼哭，就说：‘这是我的饥饿。’看见百姓冷得号哭，就说：‘这是我的寒冷。’看见百姓有疾病痛苦而无处申诉，就说：‘这是切身的疾病痛苦。’这就叫把百姓看得像自己的身体。这样做，然而爱护还不能周全的，从来没有。” 道达到中和，就是极致了；可是说“致”，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由此推行到彼处，这是修明道、建立教化的事情。在家庭施教，在国家施教，在天下施教，于是中和就在家国天下得到实现。这就是《中庸》所说的政教道理，所以中和充满宇宙。中和充满宇宙，宇宙之内便都充满和气，和气交融，阴阳没有差错，天地的位置便确定；阴阳交感，万物便得到养育。所谓定位、养育，都是性命内部的事情。天命之性，是天地万物同为一体的本性。这就是所谓父母完整地生下子女，子女完整地奉还父母。有人问：“孔子的中和已经达到极致，为什么却没有使天地定位、万物化育呢？”回答：“孔子虽有中和，却没有把它推行出去。孔子不能得到邦国，没有推行它的地方，所以没有造成天地定位、万物化育。假使孔子得到邦国，建立纲纪、推行道义，使远方来归、行动和谐，那么中和就会实现；中和实现，天地定位、万物化育也就在其中了。” 只有白沙夫子，道以自然为根本，所以与百姓共同生活于日常，与鬼神共同处于幽冥，与天地共同运行，与万物共同流动。把这些会通起来，生生不息、变化无穷的妙理，都是与我同为一体，充满、贯通并运行于无穷之中；掌握其中的关键，只是顺其自然地实行罢了。只有夫子的道以中正为根本，因为中正，所以自然。超过，是过分运用自己的心；不及，是没有运用自己的心；中间才是恰当之处。聪明者和愚笨者都不知道中，所以知道却不能实行；贤者和不肖者都不能实行中，所以知道他们不能真正认识。知与行本来就是一回事。舜为什么成为大知呢？他先询问，继而观察；观察之后加以表扬，这是认识得精细；表扬之后加以执持，执持之后付诸实行，这是实行到了极致。充分发挥他的聪明，既有所知又不舍弃，正是舜的智慧；这难道不是伟大吗！在黑暗的屋子里坐久了，光明就会产生；何况心灵府藏本来虚明，成就本性并不断保存它，难道还会没有天下最明彻的智慧吗？有人问：“虚空就是气。”回答：“它确实是有形的存在，例如风、云、雷、雨。为什么说它由气产生呢？只是有了形体才看得见罢了。知道风云雷雨由什么产生，就知道气在哪里。” 天下人谈论道，往往只谈器物罢了；但把握了器物，道就在其中。天下人谈论性，往往只谈气罢了；但把握了气，性就在其中。认识动静，就能认识阴阳的情状；认识阴阳的情状，就能认识天地的功用。动静、阴阳，都只需反过来从自己的心中求取。延平所说的“默默静坐，澄明心境，体察认识天理”，我有所取法。平时一切都应如此，遇到行动时更应如此。一件事情一发动，私意、臆测、固执、自我是非就产生了，天理便消灭了。圣人感叹中庸难以实行，可见忧虑道的心更加切实深厚了吧！所以只有强者能够实行它，因为他有力量；只有圣者能够实行它，因为他不需要用力。有力量，是贤人的学问；不需要用力，是圣神的德。宇宙之间的气大概是同一个吗？气相同，道理就相同。好比池水浑浑一体，许多鱼在其中生长，这叫同体。水满则一同生长，水干则一同死亡，这叫一体。它们在形体、呼吸、性情、潜游跳跃等方面各不相同，只是分化上的差别罢了。

译三位仁者都遵循同一道，都想保存殷。若说他们拘守固定的死格式样，各自选择一件事去做，那都是出于有意的私心，是有所作为而作为，又对殷的存亡有什么补益呢？后世儒者只是把天理看得不活了。延平的说法较为接近事实：三位都是纣王的父兄贵戚，当时一定都曾进谏。微子是兄长，见进谏而纣不听，于是离开职位逃出，仍然想用离去进谏来希望纣王悔悟。所以箕子说：“王子如果不出去，我就要颠覆坠落了。”分明是希望微子以离去进谏来挽救殷的危亡。说他“抱着祭器归附周而保存宗庙祭祀”就是指这次离去，是不对的；那是克商以后，箕子面缚衔璧，武王释放他时的事。箕子见到这种情形，仍不停地进谏，纣王发怒而囚禁他。当时纣王的怒气还没有达到极点，所以没有杀他；箕子于是装疯作奴隶，希望纣王悔悟改过，所以说：“商朝将要沦亡，我不愿做它的臣仆。”意思是不忍居于臣位坐看商朝灭亡，却甘心被囚为奴。若把这理解为不侍奉二君的意思，那是三位仁者中最高明的做法，为什么还要先说呢？有人认为箕子有道，所以没有死；但如果箕子自己知道自己有道，就已经不是箕子了。至于比干，他的劝谏像最初一样更加恳切；当时纣王怒气极盛而杀了他，比干便安然接受死亡，也以死进谏，希望纣王改过而保存宗社。事情各有先后，所遭遇的处境也各不相同罢了。死亡不是臣子的幸运；如果说比干安于义理所规定的死亡而不再进言，那就是有意求死，而不是天理的正道，怎么能说是自我安定、成就仁德呢？三位仁者都有同一个保存殷的心，没有所图而去做，是天理的正道；所以即使互换处境，三人也都会这样做。“人的本性有不同吗？”回答：“没有不同。”“人的心有不同吗？”回答：“没有不同。东方、西方、南方、北方和中央人的心，是一样的。人是天地的心，天地难道有不同吗？因此天地最东边只要有人存在，就同有这颗心；天地最西边只要有人存在，也同有这颗心；天地的南、北、中央只要有人存在，也同有这颗心。难道只有圣人才如此吗？陆子的说法还不够广大。” 只停留在虚灵上，便会空疏；只停留在应变上，便会流于事迹；知道虚灵和应变却滞留在虚灵、应变上，便会昏昧。昏昧、空疏和拘泥事迹，都不足以见道，不是圣人的学问。必须用虚灵来察知道的本体，用应变来把握道的作用，并兼具虚灵和应变而使之神妙，天理才能得到。得到天理，就叫作天人合一。问：“三位忠臣之所以忠，究竟是为了什么？”回答：“三位忠臣又是为了什么呢？他们无所企图而去做罢了。三位忠臣并不自知是在尽忠，也不欺骗自己的内心而已。若知道这是忠而去做，就不是三位忠臣了。三位忠臣只是尽自己的心、保存自己的本性，只知道杀身，却不知道这是成仁；只知道舍生，却不知道这是取义。殷有三位仁者，说：‘各人自己安定自己，自己贡献自己给先王。’三位忠臣也只是知道自我安定，却不知道自我贡献给先王。自我尽心尽忠，与别人有什么关系呢？这就是三位忠臣罢了。” 聚集是我的本性，离散也是我的本性，所以张子说：“知道死而并不消亡，才可以谈论性。”有聚有散，是就人物来谈；死而不亡，是就天地来谈。既然如此，从天地宇宙胞胎之内，到上下四方、古今往来，都只是一气，哪里有什么聚散呢？所以认识这一点，就认识道了。孔子说：“早晨听到道，晚上死去也可以。” 想认识道的人，请在体察天理上下功夫，把平生一切喜好和嗜欲一齐扫除。不能只除去好利之心，还要完全除去好名之心；不能只除去利欲之心，还要完全除去私见之心，这样才可以入道。“大人不失去赤子之心”这句话固然极好，但也要善于理解。如果就把赤子之心当作大人的境界，从此不需要学习，便会导致废弃学问，那危害难道小吗？关键只在“不失”二字，也只在“其”字。不失去它，必须依靠学问；学问的道路没有别的，只是寻回放失的心罢了。学问所以寻回放失的心，就是为了不失赤子之心。赤子之心，是最初的心，也是真心。普通人都是已经败坏了才补救；大人则从做赤子时最初那一点真心开始，用学问涵养它。只从最初那一点真心、明亮虚灵的良知良能出发，逐渐扩充，达到广大、极其高明，便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譬如一粒谷种播在地上，又不断培育，从苗到秀穗，从秀穗到结实，也只是把最初那一点生气扩充到这里。不是说种子本身就是成熟的果实，所以说：“不能把它充分扩充，就不足以保全妻子儿女。”这与上述道理相互发明。人们所谓立志，是说立下必定成为圣人的心愿。我所说的志，就是孔子所谓“志于道”“志于学”，所以志向必定有实际功夫，能够教人进入正途。大概古人说“志”字从不空泛，如《春秋左传》说：“我的志向是射中它的眼睛。”意思是心里想射中它的眼睛。如今人们说立志，好比求仙，只是想成仙，却不做成仙的功夫，正如站在深潭边羡慕鱼，却不去编织渔网。忠恕就是一以贯之；“一贯”只是悬空的名称，忠恕才是它的实际道理。孔子所说的“一”，就是忠恕，被曾子一口说破了，所以知道忠恕贯通天下之道。仔细看《论语》中所说的话，篇篇章章都是一以贯之的道理，都是内外、心事、体用、动静合而为一；只是孔子在曾子、子贡处分别发出端绪，以启发他们发问。稍稍开启其论说，却不把话说尽，使人自己悟到所谓“一”究竟是什么。曾子当即不待孔子发问便答应，说“一”就是忠恕。子贡却不能如此发问，所以也不能悟到，因为他没有曾子的功夫。必须知道所谓不增不减的东西是什么。如果还没有见到这个东西，只在肉身上起念，所以不能不被毁誉、生死所动。若见到了它，就知道生死、毁誉本来互不相干，关键只在体察认识。许衡、吴澄的出处不同；鲁斋笃实，草庐的聪明又超过鲁斋。总之，悟入也需要聪明和见识；如果没有聪明、圣知，就不足以通达天德，只能在涵养上下功夫。有私心，所以刻薄而嫉妒。若内心公正，看见别人有过错，听见别人谈论他人的过错，就会警惕得如同自己身上有疼痛，怎么忍心用嘴说、用耳听呢？

译道只有一个道，再没有第二个道。把道分成两端的，都是异端；即使其中言论很多，偶尔有一两句说中了，大旨也仍然没有可取之处。我们的道本来足够了，何必向旁门求取？至于说老子得到了《易》的本体，更没有道理，这是康节没有见到道的地方。哪里有得到本体却没有作用的呢？体与用本来同一根源，这是不可改变的论断，不必再受它迷惑。学习以天理为根本，以涵养为功夫，以变化为可贵，以听闻并领会道为最高境界。天地之间只有感应二字。有彼此相互感应的，有自身感发、自身回应的，因此屈伸、消长的道理产生了，这就是道；云雨的升降也是其中一种。外道各自窃取其中一端来立说，然而公正与私心相差实在很大。学习就在于辨明言论。喜欢善言，不是乐于道、忘却自我的人做不到。许多人极力称许大禹，孟子只说他“厌恶美酒而喜爱善言”，直接从好恶上断定大禹成为圣人的原因，难怪世人没有真正看见这一点。圣贤的学问只在性情上体察，所以孔子不怨天、不责怪人，颜子不把怒气迁移给别人、不重复犯错。关键只在平时时时存心体认，遇到发怒便能觉察，不让怒气暴发。程子的说法，不过是使初学者这样体验罢了。若在学习的最初阶段，难道要到了发怒时才忘掉怒气、观察道理吗？担心不能控制怒气，只是因为心没有存养，体认的功夫疏略罢了。天地之间只有一个道理，即使人的生死、荣辱、得失和命数各不相同，我所守的道理却从来没有不同。处在富贵之中，就按富贵的处境行道；处在贫贱之中，就按贫贱的处境行道；处在夷狄之地，就按夷狄的处境行道；处在患难之中，就按患难的处境行道。遭遇的命数虽不相同，而我行道的心始终如一，又何必谈论命数？圣人知道天命，必不会这样。过去尧夫把这道理传给明道，明道没有接受；伊川问，知道《易》的术数算不算知道天，知道《易》的道理算不算知道天？直到雷声从相应处响起，才足以打破他的疑惑。先观察并体认天理，使自己纯粹中正；以后继续涵养，四种弊病、五种贼害自然会退避。否则旧习尚未除去，恐怕在不知不觉之间又落入当时的旧窠臼。行动处于行动之中却不离开静，所以不会流荡；静处于静之中却不离开行动，所以能够落实。把心藏在幽暗处，发用出来反而更加明亮，这是精神守正；把意志劳役在外在的明处，时间久了反而更加昏暗，这是精神流散在外。所以说：“君子的道路幽暗而日益彰明；小人的道路显露而日益消亡。” 责备自己的人，日益宽裕；要求别人的人，日益困窘。我曾观察没有事物以前的心，洞然虚明，昭然灵动。虚，是心能够产生的原因；灵，是心能够神明的原因。我又曾观察有了事物以后的心，窒塞闭闷，昏乱不明。塞，是心所以死亡的原因；昏，是心被事物遮蔽的状态。它的虚明灵动，不是从外面得来，而是心的本体；它的闭塞昏暗，也不是从内里流失，而是欲望遮蔽了它。一旦觉察，遮蔽就被彻底排除，虚明灵动便显现出来。日月被云遮蔽，并不是没有日月；镜子被尘遮蔽，并不是没有光明。心体察万物而不遗漏，没有内外，没有终始。孟子说“求放心”，是说要警醒觉察；否则什么是外、什么是内？什么是前、什么是后？什么是放、什么是求？放与求本来是一回事。若只是用心追逐，用纷扰的念头往来，朋友也跟随你的思虑，只会更加混乱。想使心不被遮蔽，没有比减少欲望更好的；减少欲望，没有比专守一心更好的。有人问什么叫专守一心。回答：“就是不二。”又问：“是专守某一个事物吗？”回答：“若专守一个事物，就已经分成二了。心中不应有固定的一物；一物逐渐侵入，便会丧失自己的心。” 求学的人不过是端正自己的心罢了。心正，然后义理产生；义理产生，然后万物各自安止于适当的位置，天地也就各得其位。不被物欲牵累，然后气质才能端正；不偏拘于气质，然后德性才能完整。上等之士也不能没有气质，下等之士也不能没有德性；上等之士上升而受教化，下等之士下降而受教化。在屋漏之处也不感到惭愧，这样才可以达到与天同游、从容自得的境界。不愧于屋漏，内心快乐而充实；达到与天同游，行为平坦正直。患痿病的人寻求毒药配成的药剂，难道不是担忧元气吗？使用毒药却又不损伤元气，除了才智敏捷而又厚重稳健的人，谁能兼顾两方面呢？才智敏捷用来惩治吏治弊病，厚重稳健用来敦厚风俗；不使政事衰靡，也不使政令苛刻；不使百姓惨痛，而使他们舒缓安定。好像良医治病，病去而人还不知道，这样才好。贤者少欲，圣人无欲。少欲达到极致就可以成为圣人，无欲达到极致就可以与天相同。成为圣人便没有私意、没有固必；与天相同便无声无臭。懂得言语的人也懂得沉默，懂得进取的人也懂得退处，懂得生存的人也懂得死亡，懂得生的人也懂得死。所谓官令，就是牧养人的人；牧养人的人，是用来牧养人民的，不是让人民来供其牧养的。如今牧羊人说：“不要放纵牲畜吃尽牧草，不要让它们践踏田地，不要让羊群相斗。”这才叫善于牧羊。官令说：“安定你们的生活，约束你们的情欲，平息你们的争斗。”这才叫善于牧养人民。求学的人，是达到自然境界的人；达到自然境界，就无须刻意作为。日月的盈亏、昼夜的明暗、寒暑的往来，谁在使它们这样？谁在阻止它们这样？既然是自然，它们还有什么不得已呢？心是生命的道理，就像树生长在土地上一样；片刻不能保存它，生命的道理便完全消失。天地之间，阴不能不舒展而成为阳，阳不能不收敛而成为阴，所以是一气的感应。人的心处于静时，不能不受感而成为动；动又不能不归于寂而成为静，所以是同一身体的变化。把两者合成一个，所以应当敬而不失。礼，就是实行；乐，就是快乐。用礼来实行，使百姓没有邪僻的行为；用乐使他们快乐，使百姓没有邪僻的心。没有邪僻的行为，风俗便可以端正；没有邪僻的心，祥瑞便可以感应而来。后世礼制已经败坏，百姓没有可以遵循的准则，所以手脚无所措置；乐教已经崩坏，百姓没有可以快乐的东西，所以怨恨叹息天天产生。性，是天地完整的德。学习不是给它增加什么，而是返归它；所谓返归，就是使自己如同天地，并与天地并列而参赞化育。用书本遮蔽心志的人，穷尽一年也不能明白道理；用镜子遮住面孔的人，整天也不能看见自己的形貌。所以先以敬为主，然后我才能自立；我自立之后，才不会被外物遮蔽；对万物逐一穷究推求，天下的道理就能获得。道，不过是感应罢了。学问，是感应的关键；没有内外，没有人与己，没有终始，只是一个整体。六艺、九容，都是用来使心志归于一的。一开一合，可以观察道的极则；一动一静，可以观察本性；一屈一伸，可以观察神妙；一言一默，可以观察德行。视、听、言、动如果不合礼，就不是本心；除去非心的东西之后才能合礼，合礼之后，才能显现“参前倚衡”的内在体态；这种体态显现之后，手舞足蹈的快乐才会产生。

译有人问：“治理天下，封建制可以恢复吗？”回答说：“可以。这样才能使天下真正归公！这样才能保全天下的利益！”那人还没有明白。又说：“把天下的土地分给有功有德的人而不据为私有，还有什么比这种义更大呢？按照五服制度来制定等级，设置五重藩屏，每重五百里，所以外敌没有办法侮辱侵扰。天子统辖二伯，二伯统辖连帅，连帅统辖诸侯，所以祸乱不会发生，还有什么利益比这更大呢！后世凭几丈高的城墙、分裂的军队，便自以为安全，唉，真是糊涂啊！天子，是嫡长子；诸侯，是庶子。一个家族有了嫡长子，凭借其所有而据为己有，众人就会争夺它，这难道不是封建制吗？求取天下而没有原则，众人就会乘机不服，这难道不是不仁的君主吗？柳子没有看见其中的根本，却拿乱世难以实行的形势来说明它，真是不懂大义，也不懂大利啊！” 高陵的吕子将要回去，前来告别。我说：推崇四种德行，辨明四种迷惑，就可以相互告别了。古人的文章是用来阐明道的，今天的文章却用来遮蔽道。古人的行为是用来汇聚义的，今天的行为却只是袭取义的形式。古人的忠信是用来增进德行的，今天的忠信却使德行拘泥不化。阐明德行的人能够通达，遮蔽德行的人便会迷乱；汇聚义的人充实，袭取义的人困穷；增进德行的人弘大，亲昵、拘守德行的人孤立。推崇这四种教导，去除这四种迷惑，差不多就可以了吧！所以君子广泛学习而有所选择，要落实在文章上；举用并实行它，要落实在行为上；使它充实并体现出来，要落实在忠上；遵循并运用它，要落实在信上；使它神妙而化育万物，要落实在德上。这四种教导，都是通向同一德行的门径。天地之间，不过是一感一应罢了。阴阳的屈伸，万物变化的往来，人事之间的酬答，都只是感与应而已。能够使感应达到神妙境界的，大概只有神吧！在产生恻隐之心时，可以观察仁；在产生羞耻憎恶之心时，可以观察义；在辞谢谦让时，可以观察礼；在辨别是非时，可以观察智；在行动或安静时，可以观察心。心只有一个，不因行动和安静而有间隔。阴阳都各有其精微之气，日月各自得到其正性。阴性的月亮，它的光大概就是水的光吧！阳性的太阳，它的光大概就是火的光吧！日月的光相互资助却不相互承受；它们盈亏、迟速的差异，是阴阳的性质本来如此。张子将要回去探望父母，请求赠言。明子对王子说：“赠言没有比讲学更重要的了。”张子问：“学习什么最重要？”回答说：“辨析最重要。”又问：“辨析什么最重要？”回答说：“辨别儒、释最重要。”又问：“怎样才算儒者？”回答说：“明白佛教之所以成为佛教。”又问：“请问其所以然。”回答说：“儒家有动有静，佛教也说有动有静。儒家的静，是体察天；儒家的动，是依循天，所以寂静与感应是一回事。佛教的静，是灭除天性；佛教的动，是违背天性，所以体与用成为两回事。因此，圣人以天地万物为自己的本体而没有私我；佛教徒却把四肢和六根排除在外而自守私我。所以公与私、大小的区别就判然分明了。” 天道没有私我；天并不是别的东西，只存在于人和万物之中。因此，怀有私我之心，就叫作抛弃天道。君子离开仕途有三种情况，居处不仕也有三种情况。明白义、合乎道而离开，这是上等；轻视世俗、相信道而离开，这是次等；年岁已高、知道适可而止而离开，又次一等。修养道而居处，这是上等；安然退隐而居处，这是次等；羡慕闲逸而居处，又次一等。道德蕴藏在内心，享有它便成为富贵，施行它便成为功名。因此，富贵不离开道德，周公以此为乐；功名不离开道德，伊尹、傅说以此为乐。伏羲以前，天下浑厚质朴，不借助文字而道自然明白；伏羲以后，天下【缺字】，文辞越【缺字】而道有时反而受到阻塞。孔子说：“我想不说话了，四时照常运行，万物照常生长，天还说了什么话吗！”尧舜的书，除了“精一执中”之外，谈论道的话很少。由德性作主的人，所达的是上方；由血气作主的人，所达的是下方。观察道，就像观察星辰一样；一个人指给你看，不如十个人一起指给你看那样明白。渡道，就像渡船一样；一个人操舟，不如十个人一起操舟容易。唉！应子应当略去支离琐碎的部分，把它归结到统一的整体上。观察高远的天空，只从一个缝隙看，可以说看见了明亮，却不能说看见了天空；观察大海，只用一勺水，可以说看见了水，却不能说看见了海。《易经》说：“仁者看见它，就称它为仁；智者看见它，就称它为智。”如果不是明白道的人，谁能识得它呢？《中庸》说：“聪明贤能的人超过它，愚昧不才的人达不到它。”贤者、智者，是用心过度的人；愚者、不才者，是不用心的人。用心过度和不用心，都不足以参与大道，所以必须有一种既用心又不执着于用心的机巧，看见天地自然的本体，不忘却它，也不勉强助长它，然后才可以独自获得这个道的完整面貌。君子的学问，不过是反省自己罢了。反省自己，就会看见自己不能不愧对上天，所以不怨恨；看见自己不能不愧对他人，所以不责怪别人。严子陵并不是只求清高的人，他和鲁国两位隐士一样，都是辅佐君王的人才；如果任用他们，礼乐难道不能兴盛吗？所以，他怀抱治理天下百姓的志向，不能满足于小小的成就，因此逃避【缺字】、远离【缺字】；不能为了附和世俗而与人同流合污，因此违背时俗而独自修养。独善其身却不能忘记天下，因此应对外物以观察征兆；看见征兆却不能苟且顺从，因此保全自身以实现志向。所以，怀抱仁、辅佐义，崇尚德而施行实用之政，道于是修成了。道德得到崇尚，礼乐也完备了。炎汉的国运重新光明，豪杰纷纷攀附，时机显现了。长久以来与他交游，观察他的行为、考察他的隐微，知道他不可能与人同流合污。用物色人才、带礼物聘请他，使他感受到时机已经来到。很快发出谏议，征兆于是确定。耕作、垂钓于富春，志向终于端正。隐居时像龙蛰伏，出仕时像云游，离去时像凤凰高翔。可以施行时就施行，忧患时就违避；独立自守，却不因此脱离群体；看见世事，却不因此随顺时俗。假如他遇到商汤、周武王那样的君主，那么伊尹、吕尚还算什么呢！图谶的迷惑、狂奴的鄙陋，能把礼乐怎么样呢！这就是子陵见到时机便有所行动的原因吧！吊辞说：悲叹宇宙无穷无尽啊，而百姓所遭受的艰难如此之多。感慨兴亡交替啊，而天运总是反复循环。反复的举措总是错乱啊，一个人却因此扰乱了全局。只有岳王死于忠义，死得正是其所。可惜他身在军中，君命仍然束缚着他，使他所坚持的义不够坚定。为什么拥有忠厚之名的宋朝，最终辗转灭亡于海边呢？自古以来没有不灭亡的国家啊，唯独此事使后世百代留下无尽叹息。为什么不背靠城池坚守作战呢？万一幸而还存有一分气力呢？国君本应为国家而死社稷，为什么却仓促奔逃到天涯海角呢？为什么群臣都忠心耿耿、勤勉不懈，却不能帮助君主渡过艰难呢？难道是大运已经离去而无法挽留，是人胜过天而事情才这样的吗？那胡元确实是夷狄，却昏昧不知三恪之义，反而舍弃了它！在【缺字】中保存宋朝祭祀的一线希望，国运不昌也是应该的啊！唉，令人悲痛！幸亏我明朝表彰大忠，显扬慈元，光明如日月高悬中天，扶持已经倾覆的纲常。

译学心问：“无相寺的诗说：‘无相之中，真正的相就在其中。’默默体认的地方正在这里吗？”回答说：“有与无之间，正处于亥、子交替的一半时刻，最值得玩味。”学心说：“虚明神妙、生生不息，大概就在这里吧？”回答说：“是的，这正是我们儒家与佛教不同的地方。” 《湛子约言》卷之五 天地第九 记载说：“人，是天地的心。”为什么说人是天地的心？人和天地同属一气，人的一呼一吸与天地之气相互贯通而成为一气，于是就可以看见天地与人合为一体的地方。气的精灵、中正之处就是心；天地本无心，人就是天地的心。诸位学生要切实反省自身，精神和生命的根脉都在这里；豁然有所领悟，就是自己领悟了本心，也就是自己获得了天理。既然如此，就应当时时保存而不舍弃，终日勤勉不懈。这样涵养下去，久而久之，天理就成为自身所有，这才叫作真实。由此充实发展，达到圣人境界，仍然是最初天地与人共同具有的那颗心。人和天地同心同体，参与赞助天地的化育，与天地相配，却反而自暴自弃，难道不可悲吗！” 人心本来的本体与天地万物是一体的，所以认识心的本体，就认识了天地万物；认识天地万物，就认识了心的本体。认识心的本体，就认识了广大。古代学者之所以学习，是为了学做人；学做人，就是学习成为圣人并达到与天相合。天，是人之所以成为人的本性；充分实现人的本性，就能充分实现天性；充分实现天性，就能达到天命。因此，学习做人之后，圣人与天都不可能被排除在外。尧舜之道，不过是孝悌罢了。孝悌之道，不过是在一个念头的诚实上扩充并充实它罢了。因此，能够扩充充实它的，是大孝；不能扩充充实它的，是小孝。小孝，只是孝的一些疏略枝节。什么叫大孝？孝开始于立身，中间在于侍奉父母，最终在于侍奉君主。侍奉父亲孝顺，所以侍奉天就能明白；侍奉母亲孝顺，所以侍奉地就能明察。天地都明察，神明就显现了。孝悌达到极致，通达神明，光照四海，这就叫大孝。有恒心，原本只是士人品格中最低的一等，如今连这一等也没有了，这就是圣人所叹息的原因。由有恒心再看圣人，相距还很远。希望求学的人由有恒心进步而成为善人，由善人进步而成为君子，由君子进步而成为圣人，不可以自我限制、自我放弃。唉，世上也有凭借有恒心便自以为已经成圣的人啊。通向道的人不改变道路，即使相距万里也能到达；走到半途便改变道路，那么即使只有十里，难道还能到达吗？阳明公，正是自古以来那些想要成为圣人的豪杰中的一位。从前有个人睡着时说梦话，叫醒他，他就不说了；重新睡着，又重新说梦话。于是有人强令他不许睡觉而长久保持清醒，他便不再说梦话，所以关键只在知觉清醒。有人问：“请问其中的道理。”回答说：“如今只知道说话是显现，却不知道沉默也有显现。难道不只是说与不说如此，知道前进是前进，却不知道退让中也有前进。难道不只是进退如此，知道增加是有益，却不知道减损中也有益。只知道高举、争胜的人能够取胜，却不知道完全放下的人也有所得，这些都属于说梦话一类。因此，学习不过是始终保持清醒的知觉罢了；知觉一旦消失，便被外物牵引，受外物牵引便随波流转，流转而不知停止，天理就灭亡了。”有人问：“既然如此，只要保持知觉就够了吗？难道果真不必学习、询问、思考、辨析和切实实行了吗？” 回答说：“怎么会是这样呢？如果这样，那么与禅有什么不同呢？学习、询问、思考、辨析，是开启知觉；切实实行，是使知觉恒久。所谓知，就是天理。因此，学习到能够恒久地知晓天理，就完备了。” 诗可以使人兴发感动；所谓兴发，就是发动，用自己的志趣发动他人的志趣，因为双方的志趣相同，所以能够感动神明。人可以感动天地，也可以感动鸟兽，志趣发动的作用真是广大啊！我和何柏斋讨论存养本心、应对事务的要领，必须专心于此，却不能拘滞于此。柏斋说：“专心于此，我已经知道了；又说不能拘滞于此，我却不明白。”我说：“难道没有听过‘无在而无不在’的说法吗？如果一味认为不在，就会离开事务来谈心，这叫作空虚；如果一味认为在，就会让心拘滞于事务，这叫作痕迹。无在而无不在，本体就澄澈明净，精神智慧就在应酬事务之间发挥，这就是心与事合一。这一原则，就是精纯专一、贯通始终的道理。把心和外在行迹截然分开，道理不明已经很久了。” 《吕刑》说：“只有能够实行天德，才能自己建立大命。”所谓天德，就是上天的德；上天的德，就是上天的作为。它不凭私意制造喜好，也不凭私意制造厌恶；天所喜好的，就喜好它；天所厌恶的，就厌恶它；天所生养的，就生养它；天所杀伐的，就杀伐它；按照天的作为去作为。天的作为，就是天理，就是天德，这就叫作自己建立大命。大命由我自己建立，我就是天了。陆浩斋问养浩然之气的道理。回答说：心中没有一物，便广大；没有一样事物不以自己的本体去体察，便广大。因此，能够认识“心中无物”和“没有一物不体察”的人，才可以和他谈性；可以谈性，才可以和他谈学习；可以谈学习，才可以和他谈广大流行。正因为心中无物，所以广大由此产生；正因为没有一物不体察，所以广阔由此产生；正因为心中无物而又没有一物不体察，所以流行由此产生。因此，极广可以与地相配，极大可以与天相配，流行可以与造化相配。极大配天，是盛大的德吗？极广配地，是宏大的业吗？流行配造化，是悠久不息吗？产生盛德在于仁，成就大业在于义，运行不息在于诚，把这三者合起来在于神。君子体察天地，等同于造化，在无穷境界中成就德业，存养精神达到了极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