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我第十八

译天将要下雨，身体一定会湿润；天将要放晴，身体一定会干燥；由此可以知道感应的道理，也可以看出人就是天地之气。“射不主皮”这句话，是《礼记》的记文。孔子引用它，由此可知这篇记文非常古老，可能与《仪礼》同时存在。其他礼文也都是如此。学者多因伊川为明道先生撰写墓志时说“自孟子以后只有一人”，却没有提到濂溪，于是怀疑濂溪的学问。他们不知道，这句话只是说他辨别异端、驳斥邪说的功劳可以继承孟子之后罢了。如果因为“自有人类以来还没有孔子”这句话，便怀疑自古圣人都不对，可以吗？如果从道和学问来说，周敦颐和二程本来是一脉。看墓表全文就可以知道。文和礼，根本是一回事。所谓文，就是文章，是道显现在语言和行为中的表现；所谓礼，就是理，是道存在于身心之中的表现。先立住根本，然后博学、约礼的工夫才有着落。以文来扩充它，是开启我的知识；这是知。以礼来约束它，是使我的知识恒常保持；这是行。所知的事物有万种差别，作用广泛，所以叫博；所实行的根本只有一个，体要集中，所以叫约。《中庸》一篇都是为学者写的。它列举圣人和天道，并不是要把它们同人道对立来说，而只是把圣人作为目标，让贤者努力达到它。例如“只有天下最诚的人才能与天地并列”，就是树立目标；“其次，推致曲折细微之处，直到能够感化万物”，就是勉励学习者达到它。其他内容也都如此。《中庸》总的只是一篇完整的文章，并没有许多段落。第一章是总纲，下面一节一节都列举圣人的事迹，希望学习者效法，反复说明。正如《易·系辞》反复叙说而意义各有不同，不过是为了把道理说得深切明白，以勉励人。把它分成两部分、逐一分别归属于天道和人道，恐怕就没有意味了。军队中的统帅，是第二重要的；人的志向，是第一重要的。所以统帅可以被夺去，志向却不可被夺去。只是没有思考罢了，思考了还有什么遥远的呢？一经思考就不遥远，这是感应的道理。什么叫感应的道理？就是自己感而自己应。《尚书》说“思曰睿”，睿就是没有什么不能通达。因此，思考就是通达于天，天便成为天；通达于地，地便成为地；通达于四方，四方便成为四方；通达古今往来，古今便成为古今。程子说：“思念长安就是长安，不必再去寻找长安。”那么说“思念房屋就是房屋，不必再去寻找遥远的房屋”，也是可以的。既然如此，思念马而马有所应，思念贤者而贤者有所应，思念仁而仁便到来，也可以这样说。思念马而马有所应，“思马斯徂”就是这个意思；思念贤者而贤者有所应，“帝赉良弼”就是这个意思；思念仁而仁便到来，“欲仁斯仁至”就是这个意思。因此，思就是圣学的工夫，达到极致了。“先进于礼乐”，说的是质朴的乡野之人，是把礼乐保存于乡野之人中；礼乐丧失了，所以有寻求乡野质朴的愿望。“后进于礼乐”，说的是君子，是说礼乐在君子中遭到破坏；礼乐丧失了，所以有伤感时世的慨叹，而伤害时世的正是这些君子。什么叫时世中的君子？就是当时的士大夫。君子在文王、周公的时代，文质曾经相互协调；从国都推广教化到郊野，也仍然相互协调。等到文饰过盛而礼乐败坏，也是从国都开始的。君子破坏了它，而乡野之人质朴未变，仍像从前一样文质相称，这就是孔子还庆幸礼乐保存在乡野之人的原因。孔子面对颜渊之死，为什么痛哭？门人看见他痛哭，跟随的人也看见他痛哭，但实际上他未曾痛哭。为什么说“有痛哭吗”？是对那句话有所疑惑而发问，实际上并没有痛哭。痛哭，是悲哀过度；圣人的情性正当，悲哀却不伤痛。所谓过度悲伤，并不是圣人的内心。既然如此，为什么又说“如果不是为这个人痛哭，还能为谁痛哭”呢？是说，假若真有痛哭，那么应当为这个人痛哭；但圣人的情性正当，实际上并不是痛哭。诸弟子所记的文字，都不足以真正了解圣人的心性和情感之正，因为圣人从未越过法度。人的最初志向，像强弩一样，刚发射时力量很大，到了末端却不能穿透坚硬的东西。为什么呢？因为力量用尽了，变得微弱。因此，军队久了就会衰老，衰老了就没有功效；人的志向不也像这样吗？所以不可不赶紧先办理最重要的事务，这就是用力的方向。违反礼的表现有四种，但根源只有一个；禁止它们的做法有四种，但用心只有一个。就像精诚专一的军队面对四方敌人，它的军心只有一个，这就叫作纲目中的“目”。所谓目，就是要领。自从支离破碎的学说兴起，圣人精诚专一的学问就消亡了。把木头当作老师，长久地恭敬礼拜它，也会产生感通的神妙作用。因此，谷亭的黄石可以成为帝王的老师，并不是木石本身有什么力量，而是精诚达到了极点。如今侍奉老师却不恭敬、不信从，老师传授了也不学习，想要有所成就，不也太难了吗？自己的私欲在一个念头刚萌发时产生，就应在它刚出现的关头制止它并用力克治；这就是《乾卦》所说的知晓万物初始，也是圣人的学问。因此，真正得到圣人学问的，只有颜子，所以他说：“请让我来实行这句话。”不是颜子，谁能知道事物刚萌发的关头呢？《易》说：“颜氏的儿子，大概接近道了吧！有不善，未曾不知道；知道了，未曾再去实行。”说的就是这个。颜回听到一个道理就能推知十个，所以首尾都明白了，达到了极致。赐听到一个道理只能推知两个，举出其中一二，却遗漏了八九。因此，“一”“二”“十”都是按同一件事的分数来说明的，由此可见，二人的深浅相差很远。《易》说“精研义理而进入神妙”，说的就是能由一知十。一颗心，在接触外物时表现为敬，在处理外物时表现为恕。在尚未发生感应时，恕存在于敬之中；既已发生感应，敬就在恕之中实行。敬和恕确立起来，德就不会孤立，这大概就是仁吧！察言观色，并不是窥探、伺察，而是说人的情状显现在脸色上、流露在声音中时，要能够自我反省、自我修养、自我努力。政，就是端正，用来端正人伦。典章、礼仪、任命、讨伐，都是政，也都是用来端正人伦的。君主像君主，臣子像臣子，父亲像父亲，儿子像儿子，那么人伦就端正，家庭和国家就治理好了。君臣父子，是道；三王的政事都以道为根本。四时运行，百物生长。圣人把道体显示给人看，正如鹰飞鱼跃与川流一样，都是同一个道理。遇到不顺利的事情，一定反过来责求自己；反省了又反省，直到完全尽到自己的责任，直至推进到贤人圣人的境界。诸位学生学习，必须认识根本纲领。什么是根本纲领？就是随时随地体察、认识天理。这和《论语》中所说的求仁、《孟子》中所说的扩充四端、《中庸》中所说的慎独、《大学》中所说的格物，都是一个道理。上自千百世以前的圣贤，下至千百世以后的圣贤，不过就是这两个字罢了。道，只在于合乎时宜罢了。所谓时，就是中，就是合乎节度，是天下共同通行的大道。

译学习要把知和行作为工夫。知和行固然不能混为一谈，也不能彼此分离，所以学、问、思、辨、笃行五者，就像五星一同明亮，哪里能把它们分开呢？《尚书》说：“学习古代的训诫，才会有所收获。” 如果不是知和行一同进步，怎么会有所收获？诸位学生静居时省察自己的念头，读书时联系身心，接触和应对事物时辨明其中的义理，亲近熏陶于师友，讲论以除去偏颇而归于中正，这些无不是在知行上用功的地方，是内外合一的实际。固然不能把读书、应接事物、亲近师友看作外在的事，而只到内心去求；也不能把知当作行、把行当作知；更不能说今天知道，明天再实行，把内外、知行判作两条道路。程子说它们如同车的两个轮子，难道有两个轮子却可以判作两条道路吗？管仲，可以死，也可以不死；死去会损害义。为什么呢？子纠因交战而死，管仲奔赴他的危难，和他一起死是可以的。桓公已经即位，鲁国杀了子纠，这只能说是鲁国杀了他。管仲没有在子纠遇难时一起死，因而可以不死；但他的志向在于保存救济万物的仁心，所以孔子根据他救济万物的功劳而知道他具有仁。有人认为科举之学应当废除，之后才可以进入圣学。我认为，是人受到科举功名的牵累，并不是科举功名牵累人。而且这是当代的制度，如果违背它，就是生活在今天却反过来奉行古制。假使读异教的书来应付科举，即使不这样做也是可以的。祖宗制定法令，是希望学者读圣人经典、贤人传记，开发自己的良心，把它保存下来成为德行，发挥出来成为文章。有司根据他的言辞来了解他内心所存的东西，有什么不可以呢？所以我曾说，德业和举业做的是同一件事，但志向不同；修养德业的人固然读圣贤之书，为科举功名而学习的人也读圣贤之书，他们所从事的学业相同，只看他们的志向如何罢了。所以，有人不改变所学的专业，却可以与他一同进入圣贤之道，这就是科举；有人不改变志向，却可以大大帮助科举之业，这就是圣学。求学必须先辨明义和利，这是生死的关口，从一个念头直到处理万事，都是如此。圣人，是道德处于中正状态的人。微生亩固守一端而超过了中道，所以把圣人的中正看作谄媚。他又哪里知道，那些因世俗而谄媚、却达不到中道的人，不也会把圣人的中正看作固执吗？用言辞相互交流，不如用礼乐深入人心。礼，是把理显示给人；乐，是把快乐显示给人。乐使人得到其中的理，这不是语言所能达到的。圣人把天下放在心上，这显现在他击磬之间；声音的道理是能够与内心相通的。有人说：“听到磬声，怎么就能知道圣人的心呢？”回答说：“古代就有听到琴声而知道对方有杀心的人。” 悬挂弧矢六件，向上、向下和四方射击，是用来显示志向的。宇宙之内的事情，就是性分以内的事情。为什么偏偏只称说无为的是舜呢？如果使后世的君主都羡慕恭敬自身、无所作为，以至于废弛各种事务，那么一定是由于这句话造成的。记载说：“前面有疑丞，后面有丞，左边有辅，右边有弼，这样以后，君王才可以居于中正而无为，以守住至正。”舜继承尧治理天下，有四岳、九官、十二牧，及时辅佐天子的政务，已经有人去做实际工作了。先王的时代，对待人以年龄为准，所以人也根据年龄自我定位，因此名分确定而不会迷惑。后世教化松弛，所以年轻人在侥幸中相互争竞，风俗也就败坏了。言语简约，是德；轻率先发言，是祸害。轻率先发言会招致凶，言语简约会带来吉。吉凶、荣辱的主宰就在这里。所谓立，是自己使自己立起来。亲爱自己的亲人，就不会只亲爱自己的亲人；尊敬年长者，就不会只尊敬自己的长辈。孝悌的德行立于自身，施行于家庭，推广到国家，推及四海都可作为准则，因为用的是同一颗心、同一个理。《经》说：“把爱敬全部用来侍奉父母，然后把德教施加给百姓，成为四海的榜样。”说的就是这个。教化是针对不同类别的人而设置的，就像医生是针对不同病症而设置的。所谓教化，就是改变人的二端，使其复归于一；归于一，就没有类别的分别了。思，是心的神明作用。心的职能叫思，思考就能明睿，明睿就能成为圣人；思，难道不是圣人的根本吗？心只有一个，却说有“九思”，必定要有九颗心了，不是支离了吗？事情虽然有九类，思考却只有一个。心只有一个罢了，所以观察、听闻、脸色、容貌、言语、行事、疑惑、忿怒、见到利益这九件事，事情虽有九类，思考却只有一个。这个“一”是什么？就是它们的理相同。理只有一个而名称有九种，是要随处体察天理，因为理无处不在。九思，大概就是圣人的心学吧！恭敬，是仁的显现；宽厚，是仁的容量；诚信，是仁的果断；敏捷，是仁的力量；惠爱，是仁的慈爱。这五种德行存于心中，所以能够实行；因此心存，理就能得到。知道怎样使父母安心，就不会违背父母的志愿；害怕使父母受辱，就不会使自己的行为有亏，这是孝的极致。六德都是美好的德行，喜好它们却不学习，就会受到蒙蔽。所谓蒙蔽，是偏于一端所造成的危害。学习，是为了觉察其中的道理，除去蒙蔽，改变偏颇，使各方面会合为完整，合乎中正，从而使它成为自己的德行。所谓学习，不过是觉悟罢了。伊尹，是天下百姓中最先觉悟的人。觉悟就是知；知觉，是心的本体。天地永恒明彻，用它普照万物而没有遗漏；圣人永恒明知，用它照察万事而没有外在遗漏。因此，知圆融如天，行方正如地；天包容大地，知贯通于行。贯通于行的知，就是圣学的始终。《易》说：“知道所到达的地方，就去达到它；知道终点在哪里，就走到终点。”《礼记》说：“聪明睿智，通达天德。”说的就是知。知的作用真是广大啊！所以，知道天就成为天，知道地就成为地，知道万物就成为万物，知道天地万物而没有遗漏的，大概只有圣人吧！这个天理，是我初学时精心思考而自己悟得的，拿去请教先师，先师非常高兴，回信说：“十一月某日收到你的信，读完它，竟忘记了自己的病。随时随地体认天理，再加这一鞭子，哪里还担心达不到圣贤的美好境界。”俯仰之间，今昔已经五十多年了，最终仍未能彻底做到，只能到死方休。等待天亮就急忙赶路，那么天还没亮时该怎么办？这样说就把成汤、周公都说坏了。宇宙之间只是一气，只是一理，只是一心。感应的机理，比影子和回声还迅速。为什么呢？因为它们本来就是一体。领会这一点，就懂得道了。近来我悟到，这门学问只在于切实地求问、切实地思考，从自我存养达到事业。人伦和万物，无不是一颗心贯通始终，就像一棵树，从根本到枝叶，无不是同一股生意、一气贯通，根本和枝叶都具备，本来没有先后。宇宙之内没有一件事、一个物是人可以少得的。因为人与天地万物是一体，宇宙之内与人并不是两个不同的东西，所以不能有所缺少。

译“不要忘记，也不要助长”，只是说一个敬字；忘记和助长都不是心的本体。这是圣贤心学最精密的地方，不容许夹杂一丝人为力量，所以先师石翁又提出自然的说法，已经达到极致。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也不过是自然如此。对富贵贫贱的取舍，与在仓促、困顿、一顿饭之间都不违背仁，是同一个道理。富贵贫贱的取舍，是事情；在颠沛、仓促、一顿饭之间都不违背，是内心。一定先有这样的心，之后才会有这样的行为。所以孔子先说富贵贫贱那一节，是担心人只在事情上约束行为，便把它当作道，却没有根本；这样实行起来未必安泰。因此又说仓促、颠沛、一顿饭之间都不违背那一节，是希望人从根本上用功，贯通起来只是一个道理。如果没有这个根本，只在约束行为上下功夫就算完，那么为什么“言必信、行必果”的人被称为小人？孟子为什么要区分积集义理和偶然受义理感染？为什么要区分由仁义而行和实行仁义？“知”字，是我心虚灵的本体，怎么可以一时没有它？只是要察见天理，才可以称作良知。致良知的工夫，如果不是学习、询问、思考、辨析、笃行，就不能见到天理的正当并保存它。否则，《中庸》只说聪明圣知就够了，为什么又说要通达天德？天德就是理。天理是圣贤真实的种子，种子发芽却不开花，开花却不结果，即使有良种也没有用。所以体认天理就是贤人，成熟就是大贤，成熟而能化育万物就是圣人；仁也只在于使它成熟罢了。学者即使涵养尚未成熟，也必须在每一刻体认它，这样每一刻都能顺应天理。如果每一刻体认天理的工夫有所间断，那么每一刻都可能倒行逆施。《礼记》说“人是天地之心”，这是最精微的话。如果能够看透这一点，那么人与天地之间只隔着一层形骸皮肤罢了，气从未不贯通。人的心就是天地之心，人的性情就是天地的性情；性情正而和，天地也就正而和，各种变化由此产生。所以说“天地的作用都是我的作用”，这样天地万物的变化就都在我这里了。父子之间的爱，是天性。爱根源于性，性产生于心而表现为情。孩子出生时，父母爱他深厚，所以孩子死时，父母悲哀至极；悲哀至极，所以报答追念很重；报答追念很重，所以丧服穿得疏薄，饮食也不觉得甘美。这就是亲人丧礼由内心产生的原因。快乐就会产生生命，有了生命就没有什么不能停止，快乐达到极致，就是以生生不息为乐。天理就是生生不息而不停止；由于这种快乐生生不息，便表现为手脚的舞蹈。舞蹈，是使快乐完全显现其神妙的方式，所以乐是由内心产生的。性，就是心所生的东西，所以“性”字的字义从心、从生，是心所生的道理。生，是上天的理，是上天所作的事情。知道上天所作的事情，就知道人性善恶的区别。鸡和狗跑失，是跑到了外面；心在内，怎么会跑到外面呢？回答说：“心从未在外，只是被私欲遮蔽而不知道，所以以为心跑失了罢了。片刻之间知道了这一点，迷惑的人便觉醒了；心本来在内，仍然如此。因此没有内外之分，觉悟自然而在，这就是所谓心。” 从前孔门的教诲都归于求仁，但七十弟子各自依照自己的资质有所成就，所以一以贯之的学问分开而成为四科，圣人的道也就熄灭了。因此，德行一科流变为道德、节操、刚直；言语一科流变为游说、纵横、辞章；政事一科流变为刑名、功利；文学一科流变为训诂、记诵。所以后世的学问，成就于自己的长处，却受蔽于自己的偏颇。人有不学习就能做到的，是自然的能力；有不思虑就能知道的，是自然的知觉。没有人不知道爱自己的父母、敬爱自己的兄长，这是自然的知觉和能力。所谓自然，就是上天的理，不是人的力量。这是本心真实而切近的体现，只可贵在于把它通达开来罢了。树木的枝干和花叶繁茂疏展，直到高耸入天，根就是它的根本。这就是背面充实和光润、并把道理施用于四肢的根本。仁义礼智根植于心。仁义礼智是性，是心所生的东西；性，是心所生的道理。恻隐之心，是仁的根；羞恶之心，是义的根；辞让之心，是礼的根；是非之心，是智的根。心只有一个，却有四种端绪；众多道理同出于一个本源。就像树的根一样，由萌芽而长成枝干，花叶繁茂，直到高耸入天，根是它的根本。天下万物各有自己的类别，各有自己的族属。知道它们类别、族属相同的地方，就可以知道万物同出一源；知道它们类别、族属不同的地方，就可以知道万物各自分散、各有差异。道所看重的是中正。因为中正，所以能够穷究事理而知道变化，随着变化而知道通达；因此，道能够贯通万般变化而不会穷尽。像拘守节制的人，只知道节制是节制，却不知道中道才是节制；只沿着自己的道走，却不知道无穷无尽的道，难怪会走到穷困。君子体察上天的道理，知道上天的运行，效法上天的运转，随着天的消长盈虚而行动。因此能够顺应时势，该停止时停止，该行动时行动，自己不强行参与其中，这就是与天相合。《易》被创制，是圣人效法上天而把道显示给人。君子学习《易》，是要由人而达到与天相合。天与人本来是一体，天地人与人合一，是三才的深藏义蕴，而《易》就在其中运行。“三戒”并不只是针对血气。血气是人欲的根，戒除它就是心学，就是养志。志是天理的根，戒除血气是为了保存天理、遏制人欲。立定志向来统率血气，那么凡是血气的欲望都能转化为义理。孟子说：“形体和容色，是上天赋予的本性；只有圣人能够实践自己的形体。”所以并不是脱离气质才能保存性，也不像佛、老那样，必须断绝妻子、离开人伦、丧失耳目作用，才叫作性。只要洗涤心灵，退藏于幽深隐密之处，德就会变得神明。学问必须认识根本纲领；没有根本纲领，只是空空荡荡，还要学习什么？譬如草木，必须有根本，才可以培植灌溉；如果没有根本，培养的是什么？善于运用自己内心的人，是在运用中不执着于有所运用，这才是运用到了极致。必须有所作为，却不要刻意使心达到某种状态；不要忘记，也不要助长。紫阳子把它看作节度，明道子把它看作不使用丝毫人为力量，白沙子把它看作自然；这就叫善于运用内心，于是天理便能显现。

译什么叫至善？是说心身对于国家天下一切事物之理，达到纯粹精微。所谓纯粹精微，不是别的，就是天理。天理也不是别的，就是我心中正的本体，是明德、亲民的深奥根本；它的体和用本来同出一源。因此，止于至善，明德、亲民的功夫就完成了。有人问：“为什么要止于至善？”回答说：“从知道应当止于哪里开始，才能有所获得；知和行都在这里共同进步。从天下万物而归于格物，从格物而通达天下，始终反复说明，最后都要归结到这里。格物，就是止于至善，说的是践履而意旨达到。所以止于至善以后就没有别的事了。” 《湛子约言》卷之十 师友第十九 君子寻求老师和朋友，是为了传承道，怎么可以苟且呢？因此，树立自己的诚敬，必须先用言辞表达；既然言辞得当，又要带上贽礼。言辞用来表明志向，贽礼用来实行礼仪，都是为了表达诚敬。诚敬表达出来以后，确定交往关系，然后才有所求，所以初次占筮时就要把情况告知。《诗》用来概括人伦。知道父子的道理，就知道兄弟的道理；知道兄弟的道理，就知道夫妻的道理；知道夫妻的道理，就知道朋友的道理；知道朋友的道理，就知道君臣的道理。所以近处可以用来侍奉父亲，远处可以用来侍奉君主，举出父子、君臣两端，五种人伦就都包含了。心丧之礼，是恩情有厚有薄，但内心的哀痛相同。所以对老师不穿丧服，是因为礼制上的厚薄不同。至于子贡在三年以后才筑室居丧，何况颜回、闵子骞呢？《礼记》失去正确传承已经很久了。君王造就人才，就像上天造化万物，熏陶他们的气质，涵养他们的德性，却不让他们知道自己是怎样被造就的。因此，春季用乐，秋季用礼，夏季用诗，冬季用书。阴阳变化运行，是上天的道，所以人才形成时就蓬勃兴盛。春季弦歌诵读，夏季显发弘扬其义，这是阳气的作为；秋冬学习《书》《礼》，是收敛之义，这是阴气的作为。阴阳化育而成，是神妙力量的作为。乐，就是欢乐，是修养内在而通达于外；礼，就是条理，是修治外在而以此主宰内心。礼乐交错发生、显现，礼乐就都得到实现。礼乐都得到实现，就叫作有德；恭敬、温和、文雅，是德的盛大表现。礼乐的教化，意义实在太大了啊！不言语，是圣人最深至的教化。为什么说是不言语的最高教化呢？这是在说合乎道体的事。言语感动人的力量浅，内心感动人的力量深，所以圣人用沉默施教，学习的人用默默体会来认识；圣人不言语的教化，是用来体察上天的。上天不说话，可是四时运行、万物生长，没有一样不是教化，这就是天心的显现。我没有一件行为不是与人相通的，没有一件不是出自内心，这就是圣人的显现。所以不言语的教化，实际上就是圣人在说话；把它看成假托，不对。乐产生于声音，声音产生于人心的感动，所以乐是从内心发出的。内心受到感动，因此有声音来充分表达内心，有音调来充分表达声音，有乐曲来充分表达音调，有鼓舞来充分表达精神。圣人的心，没有一定亲近或疏远、取或舍的成见，空阔而广大、公正无私，事物来了就顺应它。这样以后，能够做官就做官，应当止步就止步，可以长久就长久，可以迅速就迅速。因此，先有无可无不可的心，然后才能对一切适宜之事都无不适宜。礼以禁止为主，乐以发舒为主；礼以收敛为主，乐以舒展为主。乐使内心发舒，内在的德性就无法掩藏；礼使人有所禁止、收敛，外在的邪恶就不能侵入。因此，礼乐就是去除欲望而保存天理的东西。礼乐是一条道理，深入理解乐以后才能知道礼。礼乐合为一体以后，内外才会和谐顺畅，这是盛大德性的极致。先王的教化，用乐来宣发，用礼来收合，以应合寒暑；用乐来荡涤，用礼来润泽，以应合风雨。这是效法上天的道理，用来施行于万物，是德性盛大的表现。志与气本是一回事。凡是充满人身的都是气，而气中精微灵妙的部分，就是心志。凡是显现在天地之间的都是气，而气中精明的部分，就是日月。用权衡、尺度来知道轻重长短，是拿彼物来度量此物，所求在外。用内心来知道轻重长短，是用心自己来度量，所求在自身，这样做精细切实，没有比它更深的了。极力推行乐来治理内心，极力推行礼来治理自身；乐达到极致就和谐，礼达到极致就顺畅，所以百姓和谐顺从。充满天下的，不过是把我身心共同具有的道理推广施行罢了。推行礼乐，就是达到中和；从自身推到家庭、国家和天下，所以能够充满天下。施行起来并不困难，因为道理只有一个。这些全都是王道：治理山林湖泽，制定田地和乡里的制度，教人种植和畜养，谨慎安排农时，反复申明孝顺父母、敬爱兄长。教化是为了养活百姓，使他们的本性得到发展，使他们不必背负过重、不受饥寒；把这些交错来说，全都是王道。先使百姓没有遗憾，是取得他们的民心；随后施行王道，是把效果发挥到极致。交互说明这些，是为了彰显王道的完整。哪一项应当先开始？哪一项应当后完成？为什么说是完整？所谓完整，就是把天时、地利、人事一并陶铸安排，使天地人的心意相合，这就完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