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外第十二

译使内心受到震动，使意志得到坚忍，从而增加自己原来所不能做到的能力。“性”，是心所具有的生生之理；“动”，是使它受到警醒、发动；“忍”，是使它坚定。保存自己的心，是为了涵养自己的性，所以心不受到警醒发动，就会时而保存、时而丧失；性不坚定，就会时而得到、时而失去。因此，警醒发动内心，是为了坚定本性，使自己每天明白原来尚未明白的，每天坚定原来尚未坚定的。知道了便去实行，是神明；实行却不知道，是物化。停留在物化状态就不能变化，神明则能使万物化育。[一]若不独立成句，两个字便成为文辞。不是知道道的人，谁能认识这一点呢？《易》说：“复卦，大概可以看见天地的心吧！”“复”，是一个阳爻生出。天地之心本来不可见，因为发动而生长，便可以看见了。发动而生长，可以观察天地的仁，这是最为亲切的。所以学习《易》的人观察万物生生不息的状态，就把道理穷尽了。儒家之道也谈“虚”。虚与实同为一体，虚中有实，实中有虚。但如果只说虚，就是虚无的学说；何况以山谷来说明虚，山谷是有限的，而虚无却没有穷尽。譬如天空的太虚，虚中流行运化，无不是实在的道理，哪里只是虚呢？而且万物不断生长变化，昼夜不停，这种生生之意什么时候间断过？它绵绵不绝，仿佛存在而又不显著，使用它却不劳费，有些像孟子所说“不要忘记，也不要助长”之间的状态。不过孟子说的是“必有事焉”的道理，老子说的是气；这就是所谓“句句相合，却又不同；看得透彻，才许你具备一只慧眼”的话，是懂得道的人所说的。通达的人相信它，世俗儒者却被它迷惑。圣人以天地之道为体，刚柔、阴阳、惨淡与舒展，没有一样不是自然的；遇到争执就争执，遇到谦让就谦让，安于所处之地而敦厚行仁，无论到哪里都不是天理自然的体现，而是我个人的私意参与其中；这就是大中至正之道。看这段话，处处都有作为。世俗儒者说老子、庄子明白自然之道，实际上并不合于自然。把“自然”视为忌讳，是非常严重的迷惑。“抱一”似乎像儒者所说的“主一”。儒者主一，是说心无所适从、专守一处。老子说“有意载魄”，可以说是无所适从吗？连“抱一”也算不上了。刚与柔同为一体，在屈伸之间区别刚柔。老子专门讲柔弱之道，就不是天地阴阳的道了。《易》说：“一阴一阳叫作道。”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天道本为一，在五行中表现为五行，在五事中表现为五事，在八政中表现为八政，在五纪中表现为五纪，在皇极中表现为皇极，在三德中表现为三德，在稽疑中表现为稽疑，在庶征中表现为庶征，在福极中表现为福极。因此，九畴都是天道。从天道运行到人事、政治、五纪、皇极、三德、稽疑和福极，是顺次铺陈的；既然如此，又说皇极是用来建立这些秩序的，又说皇极是用来推行这些秩序的，为什么呢？政治已经是推行了，却又说皇极是用来建立政治的，为什么呢？从天而到人，从人而归于天，这是顺数和逆数的关系。道体无论精微还是粗显、在上还是在下，没有不贯通的；如果只用“冲”来说明它，就不是懂得道的人。道存在于我自身，随着感应而回应，每一物都各自具足，而道体没有穷尽。这不是有意去运用它，而是感应自然发生的机理；一说到“运用”，道就不是原来的道了。挫去锋锐、解除纷争，使光芒收敛、与尘俗混同，都是出于有意的私心。以刚健来决断，以喜悦和顺来调和；能够决断，是好的。树木生长在地下，根扎入土地，说明根扎得深。根扎得深，所以生长得旺盛。“顺德”，是人所得而根植于心的德性，是天然自有的道理，和心一同产生。它根植于心，所以生发出来的气色，纯和地显现在脸上，充盈在背部，畅达于四肢，表现于事业，充实而光辉，这就是顺德达到极致的状态，都是根扎得深造成的。至于只靠记诵问答和外在袭取义理的学问，不以本心为根，就像没有根的树，它怎么可能长得高大呢？《易》说：“君子看见事变的先兆就行动，不等到一整天过去。”看见一个念头中善的先兆，就保存它；看见一个念头中恶的先兆，就除去它。除去和保存，都是行动。看得真实而守得坚定，为什么还要等一整天呢？等到一整天，就不够用力了。天、地、人三极之道，最终归于一处；归于一处，性命的道理就穷尽了。“距离圣人的时代像这样还不远”，因为还不远，所以圣人的流泽还没有消失；然而这种道在宇宙中的流行，并不受时间限制。“距离圣人的居处像这样还很近”，因为相距很近，所以圣人的声教还相互亲近；然而这种道充满天地，并不受地域隔绝。为什么说它不因时间和地域的间隔而有所不存在呢？宇宙本来就是一体，天地本来就是一体，所以道也只是一体。《礼记》说：“至于豪杰之士，即使没有文王，也仍然会兴起。”这是因为天理存在于人心之中，与天本来同为一体。五百年以后，难道会没有这样的人吗？从它关乎人伦日用的常道来说，所以称为“费”；从它的道体无穷、圣人也不能穷尽来说，所以称为“隐”；这是事物有分别而道理归于一。《论语》说：“孔子的文章，可以听闻；孔子关于人性和天道的言论，不容易听闻。”这就是所谓费与隐。体与用同出一源，显与微之间没有间隔；显著时，体用都显著，幽隐时，体用都幽隐，所以它们是一体，不能说成两件事。说“从夫妇关系开始”，那么显与微都是由此开始；说“考察天地”，那么体与用都在其中被考察。如果说“我探求显著的事物，而幽隐就在其中”，那么考察夫妇日用之中的作用、考察天地运行之中的作用，这也就是百姓日常使用却不知道的道理，难道也可以说是“开始”和“考察”吗？“吉祥、妖孽、蓍草与龟甲、人的四肢，这些是能够预先知道事情的凭借吗？”答：“不是。四者都是已经显现出来的征兆。它们显现时，就是事情已经发动，众人已经能够知道的，并不是预先知道。至诚之人不依赖这些，也能有所感通。祸福将要到来时，善与不善一定能预先知道。幽与明、前与后，本来是同一个道理，感应而贯通其间，没有隔阂。程子说：‘有人病后能够想起杜甫的诗，大概是因为他平生没有读过杜甫的诗；这是因为病中的心虚静，所以能够知道它。’因此，康节病重时能够知道诸公议论后事，董五经能够知道伊川的深远境界，都是没有借助外物而知道的。类似的事尚且如此，何况至诚之人呢？如果必须依赖这四种凭借以后才知道，就不叫预知，也不像神明，所以说：‘知道事物先兆，大概就是神明吧！’这是说不依靠外物。”问：“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说预知呢？”答：“圣人并不以预知为可贵，说它是为了赞叹至诚之妙和神明，说‘志气如神’，说‘疏通而知远’，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

译礼，不过有两类罢了：一类叫《曲礼》，一类叫《仪礼》。所以无论大小礼仪都包括在内，先小礼、后大礼，是礼的次序；以恭敬为开始，是礼的根本。子思说：“多么宽广博大啊！礼仪有三百，威仪有三千。”所谓威仪，大概就是《曲礼》；所谓礼仪，大概就是《仪礼》。所以说：“礼归根到底只有一个。”孔子说：“常礼有三百，曲礼有三千，它们的归宿是一致的。因此，礼归根到底只有一个。礼，是人的形体规范；形体规范就是道，是与道相合为体的东西。形而下的叫文，形而上的叫道；它粗略地表现于度数的末节，精微地深入性命的幽微之处，但其体是一致的。所以善于求道的人，应当从礼中求取，思考已经超过一半了。《曲礼》用来完备威仪的细节，《仪礼》用来具备礼仪的大体，两种礼已经没有遗漏的深意了。我读完礼书以后，隐居在西樵的烟霞洞，于是详细考察两种礼，私下有所感悟。我把《少仪》放在《曲礼》之后作为上经，把《仪礼》作为下经；把《冠仪》等十六篇定为《仪礼》的正传，把《王制》等二十三篇杂论，因不能分别归属、却能够彼此表里发明的，列为《二礼杂传》《通传》，大概这是“不传之传”。又另外取《小戴礼记》中的《郊特牲》等五篇，以及《大戴礼记》中的《公符》等四篇，作为《仪礼》的逸经逸传，希望可以表达保存礼制遗意的心愿。编次完成以后，章氏为它作考辨，命名为《二礼经传测》，用来补足礼经的残缺。至于其中私下采用的意见，见于所作的议论。问：“两种礼先讲哪一种？”答：“先讲《曲礼》。”问：“为什么先讲《曲礼》？”答：“《曲礼》就是五礼。” 《尚书》说：“上天制定礼制，从我这里实行五礼，岂不是很好吗？” 问：“五礼是什么？”答：“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五种人伦相互交往，归根到底只是恭敬罢了。后世人文逐渐开化，开始产生冠礼、婚礼、丧礼、祭礼、朝觐、聘享、乡射等礼，用来扩大恭敬之道；圣人因而制定它们，这就是《仪礼》。” 技艺与众人相同，就不是国家的工匠；见识与众人相同，就不是国家的老师。因此，霸者轻视技艺而重视谋略，王者轻视谋略而重视德性。得到德性，那么谋略和技艺都包含在其中，没有一样不是仁义的妙用。我所说的仁义，不是他们所谓的仁义。他们所谓的仁义，是说君上与百姓同●同生[死者之]类的话。我所说的仁义，是根植于心、在事变先兆处发动、内外相合的仁义。《易》说：“师卦，守正，丈人吉祥；能够使众人归于正道，就可以成就王业。” 问两种礼哪一种纯正，哪一种驳杂？答：“《曲礼》大体醇正而有小的瑕疵，不过我所疑惑的也只有两三处罢了。《仪礼》极其纯正而没有瑕疵，但仅仅保存了十分[一]罢了。”问《礼记》怎样？答：“如果把《礼记》当作经，就显得驳杂，不可以；如果把它当作传，其中有些驳杂，就可以。像《春秋》的三传，虚妄之处很多，但把它们作为传，也没有妨碍。至于传疏和集注的纯正、驳杂，以及同异，又有什么妨碍呢？能精审地选择，取决于人自己。” 问：“什么是《曲礼》？”答：“古代一定有关于五伦的礼，用来实行天下共同的正道。如今这一篇已经亡佚，混合成一个整体。譬如五谷的种子，仓库破裂后混在一起，但五种谷物的果实不可能真正混同；《曲礼》中关于五伦的内容也依然灿然可见。唉！这是经书残缺的缘故。” 所以《礼记》不能从《仪礼》中分离解释；凡是谈到五伦的，都是《曲礼》的传，也有古代亡佚的《曲礼》的传。《诗》是承接心意的作品，也是记载心意所趋向的作品。人有心，它寂静时，不能不受到外物感动；受到外物感动，不能没有所趋向；有所趋向，不能不发为声音；声音有高低，不能不形成文辞，不能不承接而成为诗。诗，就是承接内心所趋向的情感，形成文辞而成为语言。因此，在调和性情之间来施行教化，没有比诗更深的了。那么应该怎样学习《诗》呢？《诗大序》说明它的根本，[小序]说明它的表现。《大序》是子夏的门徒推求孔子的意思而作的吗？《小序》是史官中贤良的人，叙述作者的意旨而作的吗？所以《大序》说：“国史明白得失的迹象，本来是有所承受的。”因此，《大序》废失，学习《诗》的人就不知道根本；《小序》废失，学习《诗》的人就不知道表现。连表现都不知道，何况根本呢？所以沿着流派去寻找源头，诵读文辞而体会它的意义，领会意义来蓄养自己的德性，这就是《小序》的作用。问：“那么，《小序》纯正，确实就是这样吗？” 答：“如今珠玉并非不纯，但如果混入泥沙，还能称美吗？所以应当除去汉儒掺杂进去的内容，保全国史本来的纪述；依据诗的表现来讽诵其文辞，依据文辞来获得它的意义，涵养性情，使之合于道义。这样，诗就可以使人感发，可以使人观察，可以使人合群，可以使人讽谏；近则可以侍奉父亲，远则可以侍奉君主。所谓乐，就是以此为乐；有了快乐，生命就产生了。生命产生以后，怎么可以停止呢？既然不能停止，就会不知不觉手舞足蹈。这就是诗的教化。诗的教化，必须以《小序》作为它的开端。问：“那么朱子辨驳《小序》的地方很多，而您尊重《小序》又达到极点，有什么说法吗？”答：“有。朱子辨驳《小序》，是依据诗文而怀疑《小序》；我尊重《小序》，则是凭借《小序》来理解诗。因此，阐明《小序》不可没有。既然依据诗来驳斥《小序》，那又为什么要重视《小序》呢？所以应当像爱惜礼制而保存遗存的典章一样，领会其中的弊病而保全其中的美好，使千百年来几乎坠失而仅存的典籍不至于磨灭，不要因为一处而废弃全部。为什么要因为文字上的驳杂而废弃篇章，甚至附会上千百年后人的臆说呢？因此，爱惜宝物的人一定要洗去污秽；爱惜言论的人一定要整理混乱。” 《尚书》说：“反复思考五六天，直到十天或一个时节。” 这是说替囚犯寻求生路。我对于这部文献，反复思考，潜心领会，深入探求以求通晓，厘定校正以保全其意义，大概是为了替《诗序》寻求正确的道理。孟子说：“诵读他的诗，阅读他的书。”诗不可以逐章解释、逐句训释，只能吟咏。明道先生读诗，只增添一两个字，上下吟哦，以求得其中正当的性情。得到正当的性情，就能涵养自己正当的性情，这就是所谓“蓄养”。古人多记识前人的言语和往行，只是为了蓄养德性。所以我读诗不加解释，只是校正《小序》。所谓《小序》，就是古人作诗的意图。得到这个意图而吟咏，古人的心意自然显现出来，这才是善于学习诗的人。

译《卷耳》写的是后妃因为文王不在，思念他而作这首诗，其中的话都是借托之辞。第一章借说女子采卷耳来思念君子，却因思念迫切而不能继续采摘，只能把它放进筐里，这就是所谓感情的自然发端。第二、三、四章借说自己想骑马登高眺望君子，却因为山高马病而不能登上。妇女不能出闺门，所以不直接说自己不能外出，而借说马病不能登山，这也是诗人温柔敦厚的意味。既然不能远望，就斟酒自我宽慰，不让自己长久地忧伤，终于归于正道，这就是所谓感情止于礼义。阳明说“知是行的开始，行是知的完成”，这个说法是对的。总的说来，知行的始终只是一个道理、一种功夫，根本在德性，并不涉及见闻。只是后来学者做起来却有不同，于是产生许多见解；要知道，那些并不是知行的本体。五经之道，归宿是一致的。为什么归宿一致？因为五经都发源于人心，所以能够用来涵养人心。天下万物，凡是得到天地元气而生长的，都能用来滋养元气。为什么呢？元气就是中和之气，天地与人和物本来是一体，天地万物的气都能用来滋养人的气。饮食的道理，是要用来养气，不只是把糟粕填进肚子里。因此，五经之道，是圣人心中最精纯的部分。如今舍弃圣人精纯专一的心，只去记诵语言文字，就像舍弃天地生物的元气，只取糟粕来填饱肚子，这能用来养生吗？有人说：“这样说固然对，但一定要五经齐备以后，圣人的精华才能涵养人心。”答：“您以为各种物品都齐备以后才可以养生吗？我听说古代有只吃一种食物便可以养生的人，养生难道在于多吗？后世讲究物品，务求繁多。繁多就杂乱，杂乱则元气耗散，元气耗散，寿命就不能长久。因此，过去伏羲出现并画卦时，那时《易》刚刚开始创制，还没有完备，又哪里有《书》呢？然而伏羲之道已经具备了。尧、舜、禹、汤、文、武相继兴起，后来《书》才完备，又哪里有《诗》和《春秋》呢？” 然而尧、舜、禹、汤、文、武的道已经具备了。等到孔子兴起以后，才有《诗》和《春秋》，又哪里有《礼》和《乐》呢？然而孔子的道已经具备了。《礼》《乐》并不是完整保存下来的经书。这几位圣人的道并没有两个，难道说几位圣人一定要等五经全部完备以后，才可以成为圣人吗？天地间的各种事物，每一物都同样具有元气；圣人的五经，每一经都在讲述同一个道理。天地没有两种元气，圣人没有两种道理。因此，懂得天下古今这个道理没有二致，才可以和他谈论经书；懂得圣人经书的精华可以用来涵养心，才可以和他一起治经。对于道，也就已经思考过一半了。求学贵在纯正，不贵在驳杂；贵在专一，不贵在旁骛。纯正就是一，驳杂就是二。一，就是善而已；二，就是把恶作为善的对立面。宋朝右相清献崔先生具备完整的人性之理，曲尽各种善德：有德、有义、有能、有诚、有智、有节、有勇。因此，完全涵养天性，充实而有光辉，难道不是德吗？辞让、接受、进退都合宜而果断，难道不是义吗？镇守蜀地而使人民安定，安抚广地而使祸难平息，难道不是能吗？一句话便使盗贼退却，难道不是诚吗？宋朝国势日渐松弛，知道事情不可为，见到先兆便行动，难道不是智吗？竭力推辞相位，志向始终不变，难道不是节吗？七封札书正相继而来，便在形势紧急时急流勇退；辞职表章写了十三次，果断坚决而毫不犹疑，难道不是勇吗？族谱的编修，大概起源于中古吧！宗法制度败坏以后才有族谱，族谱编成以后亲疏世次才分明，分明以后义理才产生，义理产生以后礼才得以实行，礼实行以后祖先才受到尊崇。因此人伦端正，风俗也就厚重了。问：“您的学问，是将要成为乡里的善人，还是将要成为圣人？”栾生默然不语，说：“当然是要成为圣人。”明子说：“要成为圣人，必须设法改变自己的气质。”栾生说：“有要领吗？”答：“有。您想问求学的道理，必须学习树木，先使它立根，再给它培土浇灌。根没有立住就浇灌，它会死；根虽然立住却不浇灌，也会死。因此君子用敬来树立根本，用求学来滋养生长；生长就不停息，不停息就不可遏制，不可遏制就会变化，变化就会达到教化。君子凭此成就盛大的德性，建立伟大的事业。孔子说：‘站立时，就仿佛看见它立在眼前；坐车时，就仿佛看见它倚在车前的横木上。’这大概就是巩固根基一类的功夫吧！《易》说：‘君子多多记识前人的言语和往行，以蓄养自己的德性。’这大概就是浇灌一类的功夫吧！内外相互扶持，向上达到天德，这以后才能从容进入圣人的境界。分配田地，大概是王政的根本吧！有田地，粮食就充足；粮食充足，善心就产生；善心产生，伦理就明白；伦理明白，风俗就厚重；风俗厚重，礼乐就兴盛；礼乐兴盛，和气就形成；和气形成，天地就安泰，万物就顺遂。宗法制度败坏，爱亲敬长的教化也就消亡；教化消亡以后，才编修族谱。因此，族谱是宗法制度遗留下来的意义。族谱和蔼地向人显示亲爱，整肃地向人显示敬意。纵向考察，从自己上溯到父亲、祖父、曾祖、高祖，直到始祖，是同一条血脉，能不敬重吗？横向考察，从自己到兄弟，再到同曾祖、同始祖的兄弟，一直到末端，是同一股元气，能不亲爱吗？《湛子约言》卷之七。《君子》第十三。“君子不重则不威”这一章，虽然字句看起来分散而不统一，实际上只是讲同一段功夫。它的主旨只是把树立内在的庄重作为根本；所谓重，是内心庄重而外在显得威严。树立庄重，是从内心说的，就是这个心。威，是威仪；学，是通过求学所得的道理。譬如种谷，没有肥沃的土地，怎么能出苗抽穗、茂盛发达？这就是不威一类。既不能出苗抽穗、茂盛发达，还会早晨出生、晚上枯萎，怎么能扎根站立、怎么能不被拔除？这就是不固一类。因此，不威、不固，所以不能不追求使内心庄重的功夫。树立庄重的功夫，只是忠信罢了。人的心不充实，是因为没有居中；心若居中，怎么会不充实？这叫作信；时时刻刻、念念如此，这叫作主。人能够忠信，内心就庄重；内心庄重，外在就有威仪，内在也就稳固。然而这种忠信，是真实的心、真实的德，人人本来都有，不因尧而存在，也不因桀而消亡，只是人自己被遮蔽而失去了它。虽然被遮蔽而失去，这个心和这个理本来一直存在，只要除去妨害忠信的东西，忠信自然会恢复。什么是妨害忠信的东西？对外是别人的损害，对内是自己的过错；朋友带来的损害越多，自己的过错就越多；自己的过错越多，朋友带来的损害也越多，于是心和理能够保存的就少了。所以要告诫人不要结交不如自己的朋友，有了过错就不要害怕改正。只是树立庄重这一段功夫，并没有许多复杂的头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