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友第十九

译象山已经很高了，然而还没有达到禅学的地步。如今说「慈湖高过象山」，这是什么话？这是什么学说？它能算中正吗？它能不算禅学吗？从前箬溪顾子从江右把新刻本寄寓到南都，说：「这是象山入室弟子。」我打开书阅读，看完后回复说：「确实如此的话，这就是累及象山了。然而我已经抓住它的关键了！我已经抓住它的关键了！书中说：『心的精神就叫作圣。』还把这当作孔子的话。一部书的宗旨不超出这一点！然而这不是孔子的话，而是外道一流的话。心的精神人人都有，但必须得到这种精神的中正，才可以谈道；如果骤然把精神称为圣，那么牛马奔跑、昆虫欢悦，凡是有知觉、会运动的，都可以称为圣了。正如把蠢动含灵的一切都称为佛性一样，这可以吗？所以知道它不是孔子的话。」箬溪子回信说：「您说得对。」又说：「慈湖对于圣人，是采用了这句话却不采用它的意思；对于禅学，是采用了它的意思却不采用它的说法。这是什么用心呢？」我说：「您说得对。」几年之间，这种说法盛行得像烈火一样，我对此感到忧惧，担心先圣之道受到损害，不得已为它辨析。我担心这种说法流行，天下人都把气当作本性；我担心这种说法流行，天下人都不知道道，都不知道学习，还都援引古代先圣先王的旨意而陷入夷狄之学，所以写作《杨子折衷》。有人说：「孔子说『我想不说话』，您为什么还要说呢？」回答他的人说：「孟子的学问首先在于辨明言论，所以说『偏颇、淫荡、邪僻、逃避的言辞』，是怕它们遮蔽、陷害、离散、困穷我们的内心。孟子又说：『我也想端正人心，停止邪说，纠正偏颇的行为，放逐淫邪的言论，以承继三位圣人。我难道喜欢辩论吗？我是不得已啊。』孟子为什么还要说呢？」所以学习的人若能知道不喜欢辩论的心、不得已的心和想不说话的心，那么对于道心就接近了。慈湖立命的全部依据，都在「心的精神」这一句话上；这原本不是孔子的话，而是异教的宗旨。不起念作为意，就是寂灭。慈湖只把不动当作本体、当作止，却不知道顺着本体自然流行、各自止于其所，才是不动。他又把孔子所谓「做事不厌」看成已经觉悟而有所作为；他怎么会不受老、佛无为之说的迷惑，却不知道圣人的作为是无所造作，并不是无为，而是不同于老、佛的无为。由此大致可以悟知他的错误。《易》说：「仁者见到它称为仁，智者见到它称为智，百姓天天使用它却不知道，所以君子之道就少有人知道。」仁和智的偏执、日常使用而不加察觉，都被当作道，哪里还谈得上精微？哪里还谈得上纯一？「时，是道的别名」这一句话接近道理，但他又把时理解成此、理解成是，把它混同于「若不在时」的「时」；又说：「过错改变以后就停止，最终归于不起意。」却不知道圣人所戒的「毋意」，是说不要妄意；「诚意」的意，是说本来的意。慈湖对于名义的理解都不精确，所作的品评也都不恰当，却任意用自己的意思改动圣人的名理。他又说「上古只说时而不说道」。二典三谟以前没有可考的书，凭什么知道那时不说道？说到道，后世之所以不明白，正因为舜说了道心，这正是为了明道，没见这是不明白。大体说来，慈湖只主张把心指作道，却不知道「天命之谓性」，性存在于心中；「率性之谓道」，道是道路的名称，发见于事物行为才叫道，怎么可以混同？大体上这是禅学的宗旨，足以使学习的人陷溺其中，难道不可惜吗！慈湖的心思极其粗疏，对本性的理解极其轻率，所以竟敢把天地、四时、万物都说成是自己所拥有的，就像佛教所说山河大地都是自身一样；这些关你什么事？他说孝、弟、忠、信都是自己本来具有的，没有一项达不到，于是竟敢说古代圣贤的言论和教化不对，率领天下人废弃学习、扰乱天下，这恐怕必定从慈湖开始。既说「从来没有动过」，又说「从来没有静过」；既说「曾经生过」，又说「从来没有死过」，这都是逃避问题的言辞。慈湖非常聪明，读书也很多，只可惜他先读了其他书，形成了这些想法以后，就把圣贤的话都按照自己的意思来解释。而且他也不知道所谓时、所谓此究竟是什么。慈湖的学说千篇一律，又有很多言语，说自己不起意，我不相信。王荆公竟敢废弃古代经书而自以为是，从而扰乱天下。看慈湖把自己当作圣人，竟敢非难古代圣贤的经训；如果让他拥有王荆公那样的权力，造成的混乱难道会比王荆公少吗？学习的人想要辨明言论，应当精心选择。念头产生于心中，就会危害政治；表现于政治，就会危害事情。即使圣人再生，也不会改变我的话。内心斟酌适中而外在清明，这是根据黄目之象来解释它的意义，又有什么不可以？尧的恭敬、明察、文理、思虑，以及光辉照耀四方，就是这样。至于说「内在没有实体」，就大大损害了道。既然没有实体，凭什么会有视、听、言、动、喜、怒、哀、乐的妙用呢？说「何思何虑」却不说明同归一致●●●道。慈湖一生只是拿这些说法来摆弄精神；所谓虚明无体，都是禅学，●●●从未有过生死，那么为什么古代圣人有关于生死的说法？●●●●●●无存亡便是。●●●●地把万物作为本体，心体察万物而不遗漏，认得●●●大●●就不能排除在外。因此格物不在外物，格物的●●之●●在外物。对于事物，如果认为是心意的显现●●●●●●● ●●●●●●●不求甚解，孔明读书不求●●●●●●●●●●明道读书不漏过一个字，●●●甚●●此●●这就是孔子所说的「执事敬」。●●●●●●●●山水也都是这样，难道只有读书如此吗？大概●●有涵泳持●●●有穷究格物、发明道理的益处，在这里有所体会，必定有不●●[手舞足]蹈的快乐，有心胸开阔、身体舒泰的验证；而我的弟弟却把它认为●●，这是为什么呢？圣贤的书是用来养心的，不是用来使心困病的；莫非您求得太深，探索得太苦，而所谓执事敬仍然没有得到要领吗？而且您的语意之间似乎有以内为是、以外为非，把心与事迹截然分开的毛病，您起初并没有察觉；又说要另求安乐的方法，除了敬●●还要求什么呢？古语说：「内心片刻不和、不乐，鄙陋吝啬的心就乘隙而入了。」又说：「敬，自然就会和乐。」这就是古人存养内心、涵养本性而获得安乐的方法，大概就在这里。关于存心的说法，我已经听说过了；至于了心的说法，却是我没有听说过的。

译上下四方叫作宇，古今往来叫作宙。宇宙之间只是一股气充满其中、流行不息，与道同为本体，哪里有不是存在的东西？怎么能说空呢？即使天地毁坏、人物消尽，这股气和这个道也从来没有消亡，因此从来没有空无。道这种东西，在天地以前就存在而没有开始，在天地以后仍存而没有终结。孔子在川边的感叹，子思关于鸢飞鱼跃的说法，颜子卓然独立的见识，正是见到了这个。《周礼》六篇的开头，都有「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等话。由此可见它是治理天下的方法，而古人径直称它为《周官》。至于其中有些内容疑心是后世儒者增添的，例如占卜梦境之类的事很无意义，也有些过于琐碎，都值得怀疑。这部书孔子、孟子的时代都没有见过，而孟子所说的爵位等级，也同样取自《王制》。《仪礼》中关于升降、揖让、拜、起身、回旋、避让的礼节，没有一个字可以缺少。如果在这里有一点差错，就是废弃上天赋予的职责，天理也可能因此停息，真是圣人之经。这一定是周公制定的，由孔子、子思补充，子夏传授，从这些可以看出。若能在这里领会明白，对于道的理解就已经过半了。古人谈论学习，从来没有把静作为主题；把静作为主题的，都是禅学。因此孔门的教导都要求在做事上求仁，在行动时用力。为什么呢？静时不能用力，一旦用力就已经不是静了。所以《论语》说「执事敬」，《易》说「敬以直内，义以方外」，《中庸》说「戒慎恐惧」「慎独」，都是在行动中用力的方法。为什么呢？静是看不见的，如果专门在静上寻求，就会渐渐进入荒忽寂灭之中，便无法进入尧舜之道。所以《易》说：「复卦大概可以见到天地的心吧！」如果不能复归，就无法看见天地之心；无法看见天地之心，天理就可能接近消亡。因此善于学习的人，必须在动静中都归于敬；敬一旦确立，动静就混融为一体了。孟子固然有英迈之气，但都发自正当的义理，连前代正人尚且以此为忧。至于象山与朱子辩论的几封书信，都是发自意气，有时甚至琐琐地以言辞相互诘难。所以他后来自己也有粗疏浮躁之气的悔恨；把这种气象看成像孟子，是错误的。我唯独认为浚独诚恳周到，这是为什么呢？学习的人必须体会人的气象。平淡却不会厌倦，没有什么珍奇之处，同时也不希望产生羡慕珍奇的心。羡慕珍奇，恐怕会生出急于求成、喜欢走捷径的心；仅仅这一念，已经不是道理了。圣贤论学，只说「温习旧知识而知道新知识」；只要能知道新处，便会日日更新，日日更新就是盛德。天道生生不息，只是盛大而已，并没有另一种特别奇异的东西。学习不过是知与行，知行不可分离，也不可混同。《说命》说：「学习古代的训诫，知道它并不困难，实行它才困难。」《中庸》必定先说学、问、思、辨，然后才说笃实行之；《论语》先说博学文献，然后说以礼约束自己；孟子先说知性，然后说养性，开头有条理是知的事情，最后有条理是圣人的事情；程子说知道所有的道理，再涵养所有的道理，先认识仁，再用诚敬保存它。依我的愚见，应当在圣贤通常的规范中寻找下手处，也许可以有自己真正得到的地方。伊川自称与兄长明道的道理相同，但说到他们所达到的境界，明道的洒脱、伊川的拘执，自然有不能相同之处。看邵尧夫临终时告诫他面前的道路应当宽阔，以及关于生姜的讽谏，还有他入朝的行迹、观花的言论，都可以想见这一点。学习以立志为先，以知道根本为要。不知道根本却能立志，从来没有这种人。立了志却不知道根本的人是有的，但那不是真正的志。志向确立而又知道根本，对于圣人之学就已经思考过半了。敬就不会妄为，所以叫作诚；诚就不会妄动，所以叫作静。静就是安定，并不是相对于动而言的。把内心当作虚空、把外在事情当作实有，以及忘掉自己而追逐外物的弊病，正是因为把内与外、自己与外物截然分成两段。分成两段，就是有两个根本。学习最重要的关键就在这里。至虚的是心，不是性的本体。性没有所谓虚实，还谈什么灵明光耀？心具备生生不息的道理，所以称为性；性接触外物而发出，所以称为情；情发出而合乎中正，所以是真情，否则就是虚伪。道，就是中正的道理。君子确立中正，因此情感不会流荡；情感不流荡，因此本性不会被凿伤；本性不被凿伤，因此虚实之体完整。所以说，能够充分发挥心性就是如此。因此如果要等到夜间的清明之气来显现，那么白天一定不能这样了；白天不能这样，就说明有时会间断。君子的学习，不如自己奋发不息，一生都不违背它；这样白天也都具有夜间的清明之气。大体说来，言语过多，心志就会紊乱；即使像山谷一样说了万句话，也不如其中有一句沉默。专一于一件事，就是心中没有其他东西；如果说专一于中、专一于天理，那就又多出了「中」和「天理」，这样便成了两个。但只说专一，中与天理自然就在其中。原来明德、新民的全部功夫，都在「止于至善」上下功夫。知道所当止而能够达到，就是知行合一，也是止于至善的功夫。《大学》古本中「古之欲明明德」以下两节，反复推到格物，意思是心、意、身都要在格物上用功；上文所说知止、定、静、安、虑，也就是这种功夫。家庭、国家、天下都包含在其中，本来只是一段功夫，是内外合一的道理，并没有七段、八段。格物，就是达到事物的道理；在意、身、心以及家庭、国家、天下的一切地方体认天理，这与《中庸》的意思相同。天理在心中就是明德，在事情上就是亲民；不是说静坐时才明德，长大以后才应付事情、亲近百姓。一天之中，睁开眼睛便是在应对事情，这就是亲民。自宋代以来，儒者常把这分成两段，因此多陷于支离。人从幼年长大，哪里有不应对事情的？应对事情而表现为枝叶，都是同一股气的扩充。虚与实同为一体。佛教把它分开为二，已经不认识性了，还想去掉根尘，也不可能得到真正的虚。世俗儒者把佛教说成虚无，佛教哪里足以达到这个境界？来信又把言语、行动、饮食看作精微蕴藏，懂得这一点，就是合内外之道而使虚实为一了。程子说：「道只有一个根本。知道不是两个根本，就是笃恭而天下太平的道理。」 程子所说「体与用同出一源，显与微没有间隔」，说的就是格物，更没有内外之分。静下来思考，我与阳明的学说稍有不同，是有缘故的。阳明与我对心的看法不同；我所说的心，是体察万物而不遗漏，因此没有内外。阳明所说的心，是指胸腔之内的心而言，因此把我的说法看成外在。各自按照自己所主张的来说，所以不同。原来只是一条道理，再没有另一条道理；即使尧与桀也不能使它存在或消亡，又怎么会不同呢？学习的人应当善于观察，不可草率。

译我所说的「随处」，是随心、随意、随身、随家、随国、随天下，实际上是随着自己处于寂静或感应之时而说的，只有一个道理。寂静时，心胸空阔而公正无私；感应时，事物来到便顺应它。寂静和感应虽然不同，但都不离开我心中中正的本体。本体就是实体，就是天理，就是至善，就是事物，也是我的良知良能，不需要向外求取。只是人被气质习性遮蔽，所以生来蒙昧，长大后不学习就愚昧。因此学、问、思、辨、笃行，是用来破除愚昧、除去遮蔽、唤醒自己的良知良能的，并不是增加什么，所以丝毫不需要凭借人为的力量。就像人在梦中，人只能把他叫醒，并不是从外面给他增加清醒。因此格物以后就没有别的事了，《大学》的功夫也完成了。《宇宙》第二十。所说的：「看来宇宙之内，没有一件事、一个物，是儒者可以少得的。」这话很恰当；不如说：「宇宙之内，没有一件事、一个物，是人可以少得的。」这样更显亲切。因为人与天地万物本来是一体，宇宙之内的事物与人的本性并不是两样东西，所以都不可缺少。明道所说「写字非常恭敬，这本身就是学习」，正是我今天把两种事业合而为一的诀窍。「不要忘记，也不要助长」原来只是在说一个「敬」字。先儒从来没有把这一点说出来，所以人不是陷于遗忘，就是陷于助长；遗忘和助长都不是心的本体。这是圣贤心学最精密的地方，不容许夹杂一丝人为力量。体察天理，不能不随着事情一同进行，这只能要求自己的志向。庄子说：「用志专一不分散，就能凝聚精神。」 无论仓促还是困顿，终身都不违背它，这是要求人从根本上用功，贯通起来只是一个道理。如果没有这个根本，只在行为规范上做到了就算完，那么对「克制、夸耀、怨恨、欲望都不表现」的人，孔子为什么说他只是小人？陈文子、子文那样忠诚清白而不实行克、伐、怨、欲的人，为什么都不能得到仁的评价？孟子为什么要区分集义和义袭？为什么要辨别由仁义而行与实行仁义？石翁说名节是道的藩篱，也只是说它是藩篱而已。古代的赙礼一定要按时办理，如今却不能把它附送给亡者，所以不敢徒然承受您的厚赐。从前家父尚在时，对各种辞谢和接受，只要能使他愉快奉养，不一定完全合乎义；如今已经来不及了，凡是馈赠，都可以省免这些礼数。这种学问如果不能彻底断绝对外物的羡慕，不顾生死、不存私我、也不把别人当作外人，终究难以希望有所获得。药如果不能使人眩晕，疾病就不会痊愈；必须在仓促时也这样，在困顿时也这样，才是彻底的功夫。孔子忧虑学习不能讲明；一旦讲论，就必然有相同和不同。不必强求相同，正是为了求得真正的相同，然后义理才会产生。就像两盘磨，它们的齿不完全相齐，然后粟米才会被磨出。因此天地能够化生万物，是因为阴阳变化交合而并不齐一。明道担心人把「主一」理解成拘滞于某一外物，所以又加以说明，说无所趋向才叫作一。如果已经领悟主一的宗旨，就不必再说无所趋向了。如果把主一、无适和敬同时说，也未免重复多余。我所解释的格物以后才知道极致，就像到了京师才知道京师一样，实际上兼含知与行。随处体察天理，就是孔子所说的求仁，是仓促困顿时也必定实行的道理，也是曾子所说「把仁作为自己的责任，直到死才停止」。孔子称赞颜子好学，说：「不把怒气转移给别人，不重复犯过错。」这些都在心性上下功夫，由此就可以知道古人所说的学习是什么了。哪里像后世儒者那样，只沿着字句寻章摘句，仿佛春蚕困在茧中，结一层丝，就把自己再遮蔽一层，疲惫地直到死也不停，却看不见天地四方，真可悲啊！仁人虽然迫切地想拯救世人，也只是随着自己力量所能达到的范围而已。譬如人的负担，有的人一出门就把担子交给他，有的人要空手走到百里之地才把担子交给他；如果把担子交给至人而他不能胜任，就应当决然退去，毫无疑问。还没有交给他担子就要求离开，是没有见到义。一部《易》全在于位置和时机，得到合适的位置和时机就是道。学习必须终日、终身进行，心中的念头和所做的事情要一一相互照应。要知道道不离开我，除非我常常不离开道；不能疏忽放任。称誉我的人，是我的敌人；非议我的人，反而成就我的德性。反过来检查自身、修养反省，才是真正对自己有益。人心安定固然是天理，然而恶人也可能安心地做坏事，所以安与不安还不能作为凭据。归根到底，仍在于不要忘记、不要助长；心取得中正时，安定才是天理。譬如明镜，方正的镜子才能照出本来面貌，歪斜的镜子怎么能照出本来面貌呢？出仕、退处、离开、留下的道理，处在极其细微的关头，哪里容易说清呢？东郭认为有固定的根本吗？有固定根本的话，或许就容易说了。「果真如此吗？这件事还没有被难倒。」所谓难，就难在时势上。孔门三千弟子中，七十位能够迅速近似圣人的，又有几人能真正合于时势？所以孔子对颜子说：「只有我和你有这种境界吧！」颜子固然是具体具备圣人德性的人，除此之外哪里容易说清呢？我东郭所说的良知独自觉知，只是觉知这个而已。众人的眼睛和手，能够看见、指明这种细微之处吗？大概知道同胞一体的道理，就知道痛痒相关的道理；孔子、孟子之所以急切奔走，正是自己不能停止。那时高明的人非难他，众人厌恶他，砍伐用来筑栅的树木，削平他的踪迹，想要围困杀死他，他却不后悔，这是什么缘故？那时的义，果真容易说清吗？所以知道时势就是知道道，知道道以后才能无我。圣学所有的内容，程伯子曾出入释、老之学，后来觉悟而排斥异端，尤其切实；譬如有人进入盗跖的屋舍，把其中所有赃物一一看遍，再一一打破，这样就特别亲切了。只有「默默成就它，不用言语却能取信，存于德行」最为恰当。孔子说「我想不说话」，颜子整天像愚笨一样，孔门教人的方法、学习者学习圣人的正统脉络，就在这里。圣人有所言说，是不得已而为之。千百年来直到今天，号称爱好学习最为兴盛，然而又有很多人转向别处。近来学习的人又竞相趋向慈湖，我曾间或取来他的书，为他逐一剖析，以防止流弊，这实在是不得已而不得不做。

译涵养根本的说法非常切要，但所谓根本，就是这个天理。所谓血脉骨髓，也就是天理；天理之外没有其他蕴藏。天理是我心中中正的本体，并且贯通万事。除此之外哪里还有血脉？除此之外哪里还有骨髓？这就是由仁义而行的学问，就是集义所产生的学问。天理二字，不分心与事，不分内与外。为什么呢？因为道理在心与事情之间没有内外之分。有人却认为这是承袭影响，只是从他自己的角度看才这样说。《易》说：「仁者见到它称为仁，智者见到它称为智，而君子之道就少有人知道。」君子之道自在二者之间。近来阳明的门徒又把它说成行为格式，整庵的学说又把它说成禅；真正的我只在中间，承受影响而不受其干涉。孔子梦见周公，与高宗梦见傅说相同，都是古今、幽明之间同一股气的感应。孔子的道是由周公传下来的，声气相应、同类相求，●●本来就有不期然而然的事。有人说这是心中思念周公，便是累及孔子的心。既然如此，为什么不梦见周公而感叹周公道德衰微得太厉害呢？因为气衰弱，就不足以感通远方。如果说孔子没有这样的心，那么孔子的德性就衰败了，哪里还称得上善呢？冠礼，是人成年的开始；婚礼，是人伦的开始。还没有达到成人立身的阶段就结婚，那么首先不知道做人夫妇的道理，其次不知道做人父母的道理；人伦的败坏，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如今世上又有尚未成年就被乡里举荐、被举为进士的人，他们哪里知道做人臣子的道理呢？王道的败坏、风俗的弊病，不容易一一说尽。「不重视细小的行为，最终会连累大的德性。」给宰相上书，成为太颠的朋友，难道是小事吗？大概道理没有大小之分。昌黎有文章，河汾有操行，都窥见了大概，但对于圣人之学都还没有真正见到。昌黎排斥佛教，是对的；到了在潮州失意时，又过分尊崇太颠，这是因为平日没有从圣学、体察天理上下功夫，所以不能亲自看见佛教错误的根源，只凭表面行迹来排斥它；一见到太颠，就手足无措了。宰相应当懂得学习；宰相懂得学习，那么君主和天下臣民也都会懂得学习，道德一致，风俗相同，还有什么治理不能成功？文山恐怕还没有通达圣学；看他这样用兵，即使做了宰相，也不知道成就会怎样。将帅也不可不懂得学习；将帅懂得学习，那么六军将士也都会懂得学习；懂得学习，就会知道亲近上级、为长上而死的道理。孟子的论说是有根源的。良知的说法出自孟子，这还有什么可疑的？「致」字必须兼含学、问、思、辨、笃行的功夫，这样所知道的就不会过或不及，而全都是合乎天理的知识，这才是良知。所谓把它推达到天下，就是把这种良知推达到天下。如果没有学问思辨的功夫，那么所知有时过度，有时不足。像杨氏的为我之知、墨氏的兼爱之知，都是知识；把这种知识推到极致，必定会达到没有父亲、没有君主的地步，成为最大的祸害，又怎么能算良知呢？《中庸》说聪明圣知是知，却一定还要说达到天德。我从前任礼卿的副职，知道各边境来进贡也必定有日期和数额；只是守臣见他们请求迫切，不能坚持规定，往往代为上奏请求，至于索取器物也是这样，这种风气不能逐渐助长。也有夷人进贡后在境内几年不离开的，五胡、金、元的祸乱也都是从渐渐放纵开始的。不严厉，也不纵容，应该由守边大臣斟酌处理。用仁来安抚，用义来制约，以羁縻之法对待他们，这就是处理的方法。坚忍固然很好，初学者不可没有，只是恐怕最终会有强行压制、勉强取得的意思。如果在明白道理以后，知道它确实不可动摇，所谓见到先兆便行动，不等到一天结束，这才是圣人的学问。且看「能做到不克制、不夸耀、不怨恨、不贪欲，已经很难了；至于仁，我就不知道了」以及「清白了，忠诚了，但还不知道，怎么能说仁」等章，自然可以看出来。用天地来验证，不如用人心来验证更为切近。感应之处是动，寂静之处是静；寂和感都是同一颗心，寂与感并不相离。因此周子的动静之说，以及动静没有开端、阴阳没有始点的说法，都已经见到了这个道理。还可以在自己心上体察它，见到这一点，就叫作见《易》。如果只根据天地的变化、春夏秋冬、寒暑花实的交替不差，把天地看成静，恐怕看得太粗浅了。因为可以看见的是动，不可看见的是静；动静无时无处不存在，并没有截然分开的阴阳、动静之理。读书必须看它的前后左右，融会贯通才可以；不能只沿着一条路读，否则恐怕会有难以贯通的地方。又应当用我们心中共同认可的道理来验证，这样才确切恰当。例如《易》所说「天下有什么可思、可虑的」，说的是心的本体；孟子说「心的职能是思考，思考就能得到」，《书》说「思考叫作睿，睿就能成为圣」，《大学》说「安定以后才能思虑」，说的都是心的作用。本体，是寂然不动的一面；作用，是感通事物的一面。寂静中有感应，感应中有寂静，怎么能只取其中一方面，分别执着来谈呢？哪里是通论？心像明镜，镜子的明定就像心的本体，是无思无虑；镜子的光能够照见事物，事物来到就照见它，就像心的作用。受到事物感动而回应，思虑便产生，这就是所谓思考就能得到、思考而睿就成为圣、安定而后能思虑。尚未照见事物时，能够照见的光本来就在，这是静中有动；正在照见事物时，本体仍然自然如故，这是动中有静。心哪里可以用强弱、断续来说明呢？这只是因为念头局限在自己的躯壳上才如此。如果把念头放在天地万物上，就会知道天地的变化自行产生、自行死亡，自行兴起、自行消灭，和我完全没有关系；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忧虑、贪生、厌死？把这些道理看破，忧虑自然就没有了。关于星象和官名的说法，我一向不相信。天道遥远，人事切近，所以圣人不谈这些。圣门的学问，只在于切实地询问眼前之事、切实地思考身边之理。

译这一章我每每探求其中的说法却不得，只好搁置；日积月累，过了很久，忽然像在冥冥中有所会悟。孟子交互使用性与命来说，说明性命合一的道理；性和命是不能分开的。后世不明白这一点，所以有人把性命看成截然不同的两件事。却不知道性是心的生生之理，命是生理中的中正之理；把二者合起来互相说明，才成为道。像告子说「生就是性」，说「饮食男女是性」，便把耳、目、口、鼻和四肢认作性，却不知道性中还有中正的命，这才是道的完整。所以孟子说「形色，是天性」，称为天性，其中便包含了命。因此知道道的君子，不把五官形体当作性，而一定兼取命的中正，才叫天性。仁、义、礼、智，圣人固然认为是上天赋予的中正，这是命。但这个命依附在什么地方呢？所以知道道的君子一定还要兼取生而具有的性。因此只说性而遗漏命，固然不足以知道道；只说命而遗漏性，也不足以知道道；必须合起来说，才能得到大道的完整。刘子说「百姓承受天地的中正而出生」，这句话兼含性命的完整，才算知道道。大概天地的中正，说的就是命；所谓出生，说的就是性。《舜典》说「深沉明智、文理光明、温和恭敬、诚信充实」，描写舜至高德性的完整。只说深沉明智还不够，所以又说文理光明；说深沉明智、文理光明还不够，所以又说温和恭敬，又说诚信充实，这并不是两件事。我谢契认为，把这些合起来说，就是无声无臭的本体，所以称为「玄德」；又说「全篇没有一句话、一个字不是从天德中流出」，都说对了。史官将要叙述大舜的功业，却一定先说这两句，可以说是知道根本的论述，得到了天德、王道一贯相通的学问，而这个人也不是寻常之人。《洪范》皇极章的前三句说功夫，后三句说道体，但这全都是圣人的心学。没有偏颇、没有偏好偏恶，只是一颗心；义与道路也只是一条道理。后三句逐一赞美作为王的义与道路的中正，这些都是自然的。把心与事情分开来说固然不对，把会极与归极分开来说也不对；从会合到归一，只是功夫纯熟罢了。古代举行冠、婚、丧、祭等大礼，都在宗庙举行。死在正寝叫作正终；在丧所即位，接见群臣，事情办完，群臣都出去，脱下冕服，重新穿上丧服，这样公私两方面都得到妥当，哪里算失礼呢？子思取《丰》诗中「衣锦尚絅」的话，不过是断章取义。《丰》诗第四章，是悔恨没有和她一同前行而归；它与《桑中》《褰裳》《溱洧》都是淫奔诗。但其中称士、称女、称伯、称叔、称子，未必是当事人自己所作，也可能是当时诗人作诗讥刺，描写他们的情状，以此作为警戒。只有《将仲子》说不要到我家里来、不要翻越园墙，也不要折取杞树、桑树、檀树；又害怕父母、兄长以及众人的议论，可以说是拒绝得最彻底的。这正是《诗大序》所谓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是用来教化的。大概诗人的言辞含蓄委婉、温柔敦厚，而用意却极其切实，大多如此。并不像后人作诗，直截了当地把话说尽。其余诗篇也应当依照这个意思来读。唉，学习《诗》的确困难啊！天地之气只有清和浊，清浊本来只是同一物，并没有两个东西。看水的清浊，什么时候曾经是两种东西？把它澄清，浑浊的也可以变清，更可以看出它们并不是两物。如果说清浊落在气质之中，是把彼物落入此物，似乎仍然不对。看见冰就感到寒冷，听到雷就害怕，这是气的运动使志发生变化吗？能够使风回转、使雨降下，这是志的运动使气发生变化吗？感应的道理真是广大啊！祭告唐谏议大夫刘去华说：呜呼，贤哲之人！因为知道细微的道理，所以能够进言。正因为当时的志士不欺骗，所以内心苦痛而身体处于危险。唉！谏议最初以平民身份，一旦站立在红色殿阶之前，吐气扬眉发表言论，就触及祸患的机关。他知道时势不可作为，却还希望在十分之一、百分之一、千分之一、万分之一中得到一丝机会吗？一根木头也能支撑，一根绳子也能维系；诚意贯通金石，光辉可与日月相比，气势充塞天地两仪，所以足以成为百世的老师。呜呼！多么悲痛啊！多么悲痛啊！我怎样能不思念谏议呢！世间有些事情，抚触景物便兴起感怀；相隔异世却彼此契合。这就是我仰望庙貌、俯身敬重忠义，绕行三周、叹息三次而不能停止的原因。农夫培育禾苗，只是除去那些伤害禾苗的东西罢了，但禾苗自身的生机是不可遏制的。学者涵养心性，也只是除去那些伤害心性的东西罢了，但心性的生机是不可遏制的。●年，何子尹庆元来见，明子告诉他说：“牧养百姓，就像牧养牛一样。”不久郑子前往接替尹庆元，明子又告诉他说：“保养百姓，就像保护婴儿一样。”所谓牧养，就是牧养而已，我没有什么功劳；所谓保护，就是保护而已，我也没有什么[缺字]。那么又有什么可选择的呢？所以说，关键在于时势，关键在于时势，我没有什么可以参与的，只是随着变化而通达罢了。道有升降，政事因风俗而不同。古代治理殷地，周公慎重地开创，君陈调和其中，毕公完成其终。所以三皇以上崇尚无为，三王以下重视功业，这是时势使然。从前瑾的罪恶正炽烈而毒害尚未蔓延，就像把火放在柴薪中而还没有烧到原野。百姓还穿得上衣服，不必由我替他们制作被服；百姓还吃得上饭，不必由我替他们[缺字]。所以我说“不过是牧养而已”。夫子的称号是“寒”，就想着给他衣服；您的称号是“饥”，就想着给您食物，这是保护百姓如同保护孩子。如今的时势就是这样。瑾的祸害毒遍四方，四境都在焚烧，犹如大火已经烧到原野；火势虽似将熄而余势仍在蔓延，正是灾祸最盛的时候。庆元的百姓每天都陷于饥寒之中，已经不再是从前的时势了。给他们衣服，给他们食物，保护他们如同孩子，全在于您罢了。百姓本来就盼望父母官到来，不要说：“我只需牧养他们，不必有所作为；我只需牧养他们，不必有所作为。”[缺字]，使它骄纵，禾苗自然会枯死；杀掉蛀虫，树木自然会茂盛；断绝私欲，治理之理自然会充足。

译古人求道，浑厚广大；今人求道，拘守一端。道，是天下共同的道路，是四通八达的大路。能够通达大道的人，所达到的道理本来是一致的。[缺字]说法有不同，所立的主张却没有不同的道理；行为有不同的途径，所达到的境界却没有不同。古代的学者，传授而不妄加议论，践行而达到同一境界。彼此以容色相接受，以心意相传递，以善行相观摩，以和气相交饮，以德行相互感化。道路虽然不同，归宿却相同；思虑虽有百端，所得却归于一致，所以说是浑厚广大。道只有一个罢了，视、听、言、动都出于心，情与性无论隐微显著都同出一源，内外、动静都是一个道理。因此，认识道理并达到它，靠的是智慧；默默成就它，靠的是德；加以感化并裁断，靠的是义；体察并推尽它，靠的是心；普遍施行并使之贯通，靠的是公心；退处而不因困穷烦闷，靠的是内蕴；诱导并辅佐他人、端正而不使其走入歧途，靠的是师友。所以那些拘守一端的人，各自只趋向自己的方面，从自己的私见出发来说话，是还没有见到大道的人。没有什么不去做，于是对所做之事的习惯和体察达到纯熟；习察纯熟，就安于自然，所以无须再特意作为。没有什么不思考，于是议论而得到感化；议论而得到感化，就相信默默成就的道理，所以知道无须再思虑。随便苟且，是事情的祸害；苛刻烦琐，是灾祸迅速到来的原因；浅陋，是政事的弊病；乖戾，是祸患到来的征兆。因此这四种恶习一产生，万事就毁坏了。天地的本性使万物生长：在元始时萌发，在亨通时成长，在利成时成熟，在贞正时收藏。贞，是万物终结和开始的所在。圣人用心体察万事，以仁为根本，以义裁断，以礼节制，以智成就。智，是圣人之学终结和开始的所在。奉命前往册封安南国王[缺字]，礼仪已经完成，国王作诗相赠。我作诗酬答以后，临行时，国王又把金币等物品作为赠礼。我回答说：“我奉天子之命，全面统御天地之间，协调四方，使边远地区各自拥有安宁的居所，并不是出于私心。所以派遣使者前来，赐给您服饰和命令，仍把土地分封给您，安定南方边地，保护我的百姓，并不是为了赐予私人的礼物。使者前来，只知道有一件事；现在又把财物带回去，就是两件事了，请允许我辞谢。而且听说古人赠人黄金，不如赠人言语。如今您已经赠给我言语，又哪里用得着黄金？言语是一件事，黄金是两件事；事情多了就会亵渎礼意，君子不做这种亵渎之事，请允许我辞谢。”第二天，国王把礼物送到吕瑰，我像先前一样辞谢。又过一天，远远送到市桥，我仍像在吕瑰时一样辞谢。视、听、言、动不从内心发出，各种职分就会废弛。各种事情和万物不能从内心作出回应，万物的变化就会毁坏。有人问：“守墓居庐是孝吗？”回答说：“孝，不过是人的感情罢了。婴儿对于父母，一时见不到就彷徨悲伤地寻找，所以父母将死时，便登上屋顶呼号招魂。父母死后，就伏在尸体和棺材旁号哭。三个月后，仍靠着倚庐号哭。下葬以后，又到墓地号哭。还不能停止，于是便因守庐而居住在那里。所以说：‘不过是人的感情罢了。’唉！在衰败的风气和浅薄的世俗之中，我又哪里有空闲把这种做法取为世间的标准呢？” 孔子进用时遵循礼，退处时遵循义；大臣和新进之士的义理不同，但所守的礼相同。礼相同，所以他们进用时必定正直；义理不同，所以他们退处时必定合乎时宜。新进之士，把个人的安危当作安危；大臣的原则，则把国家社稷的安危当作安危。人的天性没有不善的，只是逐渐出现了过与不及。人的本性有至善，而损益调节使之达到中和，是教化的作用。[缺字]知道出处[缺字][缺字]的出仕[缺字][缺字][缺字][缺字][缺字][缺字][缺字][缺字]圣贤。所以拿它来质问鬼神而没有疑惑，等待百世之后的圣人也不迷惑。性就是理，心也不只是知觉而已；知觉并且能察知天理，才是心的完整体用。如今谈心却只把它说成知觉，于是认为不可以有所见；又把体认天理看成向外寻求，这是把义看成外在之物，把理当成障碍了。前一封信来报告东山的学规。我本想答复说：白鹿洞学规虽然出自大儒之手，也只能作为谈论义理的名言罢了，恐怕没有可以着手用功的地方。石翁《南岳诗》说：“一副身影缓缓落在人间，已经很久没有人真正看过它的容貌。多少画师都无法把它传神地画出，只是原来画幅的宽度还不够。”如今的人，凡是一个普通人称赞他，他就认为自己有余；凡是一个普通人诋毁他，他就认为自己不足，器量狭小得太厉害了。只能说运动属于阳，不能说运动产生阳；又怎么可以说阳产生运动呢？只能说静止属于阴，不能说静止产生阴；又怎么可以说阴产生静止呢？因为阳与运动[缺字][缺字][缺字][缺字]就是[缺字]万物，不能说它们是由什么产生的。我曾对程子说：“拘谨地遵守礼而不能通透的人，即使让他[缺字][缺字][缺字][缺字]也不妨，但[缺字]必须有回头处，这样就能看见我圣学[缺字]禅[缺字][缺字]无[缺字]所精所一，不过都是为了达到这个中道；精与一，就是执守中道的功夫。” 学心问：“《大观亭诗》说：‘我观看天地万物，眼中没有完整的一物。’莫非是说察见显隐、分散与会合的道理吗？”回答说：“显隐、分散与会合，如果不是懂得变化的人，谁能参与到这种境界中呢？” 求学的人好比登山：坡势平缓就容易，却不知道自己的前进道路迂回；山顶陡峭就困难，却不知道这是由于[缺字]光明，所以风俗纯厚美好；风俗纯厚美好，所以和气可以招致，祥瑞可以感通。儒学与释、老之学有些地方似乎相同，只有有智慧的人才能辨明它们的不同；有些地方似乎同样公正，只有仁者才能辨明其中的私心。忙忙碌碌地断绝根本，反而妨碍自身；局促地炼养元气，反而局限自己的器质。却说什么“周[缺字]”，又说什么“神化”，哪里足以谈论大公之仁？所以圣人兼济天下，并把万物视为一体。兼济天下，所以不局限于自身器质；视万物为一体，所以不妨碍自身。若不是天下最聪明的人，谁能够达到这种境界呢？先有人伦关系，然后有事变；有了事变，然后义才产生；义产生以后，道才能施行。侍奉父母，就是侍奉上天；把孝做到极致，就是把仁做到极致。把自己所奉养的推及自己不直接奉养的人，孝就可以无穷无尽地施行；把自己所爱的人推及自己不直接爱的人，仁就可以无穷无尽地运用。观察鸲鹆、鹦鹉能够说话，就知道天下万物凭什么由气化而成；观察蜩、蝉、蜉蝣能够蜕变，就知道天下万物可以由形质变化而成。因此圣人可以学习而达到，贤人可以修养而达到；圣贤之道，保存它可以改变气质，涵养它可以改变形体。释氏抛弃常伦，是由于以外物为本；以外物为本，是由于厌恶六根；厌恶六根，是由于不懂得本性。认识到形色就是天性，之后才知道厌恶六根是错误的。明道兄弟的学问，是孔子、孟子的正统脉络，是把内外、上下贯通而合为一体的学问。如今从事朱、陆之辨的人，论说很深奥，有的偏失在外，有的偏失在内，有的偏失在上，有的偏失在下。我不敢[缺字][缺字]罢了。因此，履行天下的大道，决断天下最深奥的问题，没有比中正更重要的。中正，是救治偏失的最高原则。性，神妙地体现天地万物的存在；情，显著地表现天地万物的无形；神，神妙地运作于有与无的枢机；道，参合天地而成为一体。

译唉，杨子！要使你的心归于一，不要使你的学问支离。什么叫支离？回答说：有的偏向外，有的偏向内，把二者分开，都是支离。人们知道偏向外的支离，却不知道偏向内也是支离。偏向外，所以忘记根本；忘记根本，就只剩下外在事迹。偏向内，所以厌恶外物；厌恶外物，就归于寂静。这两种都是支离的弊病。所谓离，就是分离，把本来的一体分成两个。因此，达到一体，就归于一。君子的学问，内外合为一体，动静合于同一枢机，体用合于同一根源，物我合为一体。内外合一，就是德；动静合机，就是神；体用同源，就是道；物我一体，就是性。天地覆盖万物而不偏私，所以称为广大。圣人应对万事而不占有，所以成就其公正。快乐没有比与万物同体更大的，忧患没有比偏私自我更大的。偏私自我的人，忧戚不安地把万物当作敌人；与万物同体的人，安闲舒展地与天地同游。圣，不过就是仁罢了。仁者与万物同体，与万物同体就是与上天同体，所以说是肖似上天。明子学习圣人之道五十年，在支离之余领会到合一的要旨，想把它告诉别人，却没有人接受。有个讲黄老之言的人叫方子，带着他的混合之说来西樵访问。明子喜欢它似乎有合一的意思，乐于同他交游，却仍喜欢同他辩论。有人问：“你们辩论什么？”回答说：“合一有三项要旨，混合也有三项要旨。以心、事、理为说，叫作合一；以精、气、神为说，叫作混合。合一之道以理为主，混合之说以气为主。” 天理，就是上天的道。天理自然而然，君子效法它，以正直之心涵养而不加伤害。孟子说：“一定要有所作为，却不要预期结果；心中不要忘记，也不要助长。”不加伤害，只是顺其自然而已。那些指责老庄讲自然的人，是诬妄。老庄是违逆天道的人，却因此把自然说成不是道；还有什么比这更不明智呢？有人说：“您一定以古本为主，为什么呢？”回答说：“古本把修身放在格物致知之前，教人用力于自身，而不是只停留在口耳之间。学者仔细审察其中的文辞，对道的领会就已经过半了。因此它的书体完整，次序严谨，文理清楚，反复说明很多，意义完备。伟大啊！广大而又简约，它的道大概达到极致了吧！” 五行存在于天，五事体现于人，它们的本体是一致的。水、火、木、金，是天的气；没有土就不能产生，不能产生就不能成就。容貌、言语、视察、听闻，是天赋的本性；没有思考就不能贯通，不能贯通就不能神明。《易》说：“忠信是用来增进德行的。”孔子以忠信为根本。君子有一条大道，以忠信得到它；忠信的人可以学习礼。礼就是道，忠信与道是一回事，不是两回事。说忠信，是从人的内心来说；说大道，是从道理来说。存有这样的心，就有这样的道理；以忠信为根本时，已经就是大道，并不是从这里到那里，把它分成两件事。孔子说：“十户人家的小邑中，一定有像我这样忠信的人，只是不如我喜好学习。”喜好学习是什么？就是以忠信为根本，这是圣人的学问。达到极致时，就是真诚不息。所以有忠信却没有成为圣人的人，但没有不忠信的圣人。什么叫忠信？回答说：这是关于内心的学问。内心居中就是忠，内心真实就是信，是五德中的贞正。不要忘记，也不要助长；不预先迎合，也不事后追悔，所以内心守中；内心守中，所以真实。甘泉子居住在西樵烟霞洞，有人告诉甘泉子说：“豹谷子也还是学习致良知。”后来甘泉子入居天关，豹谷子任期届满到省城，共同乘坐天湖的船，歌咏《皇极》章。谈到学问时，甘泉子说：“如今您已经考核政绩回来了，趁此机会，我和您扩充孟子的深意，以求把政治的善道发挥到极致，可以吗？”回答说：“可以，请让我听听。”甘泉子说：“按照孟子的话，归结到良知就完了吗？”回答说：“还没有，还有良能。”甘泉子说：“归结到良知、良能就完了吗？”回答说：“还没有。把知和能合起来说，就是无不知爱自己的父母，无不知敬自己的兄长。‘无不知’是知，爱与敬是良能，这就是知能合一的说法。”甘泉子说：“无不知爱父母、敬兄长就完了吗？”回答说：“还没有。不是说要把它推达到天下吗？这样才算尽其道。推达到天下，就是爱自己的父母并推及爱天下人的父母，敬自己的兄长并推及敬天下人的兄长，于是仁义就可以无穷无尽地运用了。至于只有知而不能实行，或者有知有能却不能推及天下，那么就会只知道爱自己的父母，却杀害别人的父母；只知道敬自己的兄长，却杀害别人的兄长。盗贼也都有这种知和能，难道可以称为仁义吗？” 如果真能把仁义推达到天下，就会兼爱所爱的人，兼敬所敬的人；用田政来供养他们，用学政来教化他们，使老年人有肉有帛，使幼年和壮年的人懂得孝悌。这就是爱敬天下人的父母兄长，使尊亲敬长的政教得以施行；以天德来实行王道，豹谷子治理韶州，已经把这些充分做到了。” 《甘泉先生续编大全》卷三十一。《心性书》。《心性书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