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第七十一章

译批评说：既然同一个根本，也应当是同一种观照；这里却用了四个“以”字、四个“观”字，把本来完整的心体割裂了。有人说：这和“万物各归其本身”似乎相合却又不同，为什么呢？回答说：开始说由自身观察自身，难道也是把事物各归于其本身吗？自身就是我，又是谁来观察它呢？我凭什么知道天下的情形呢？凭这个。批评说：他所谓“凭这个”，是指“由自身观察自身”以下的几句话。这样支离破碎，哪里足以认识天下呢？以上是第五十四章。内含深厚德性的人，像初生婴儿一样。毒虫不螫他，猛兽不伤害他，凶猛的鸟也不搏击他。他的骨骼柔弱、筋肉柔软，却能紧紧握住东西；还不知道男女交合，却能勃然兴起，这是精气最充足的表现。整天号哭，喉咙却不嘶哑，这是和气最充足的表现。批评说：把内含德性比作婴儿，这还可以；但婴儿有时也会受到猛兽伤害，却说毒虫不螫、猛兽不伤、凶鸟不搏，实在是荒诞妄说。懂得调和叫作常，懂得常道叫作明；增益生命叫作祥瑞，任凭心意驱使气叫作强。事物强盛到极点就会衰老，这叫作不合乎道；不合乎道，就会早早灭亡。批评说：圣人的道以中正为立足点而产生和谐；明白和谐而刻意求和，就不是圣人所谓的和了。“懂得常”以下几句话，名义和道理都不恰当。大概是没有真正理解却强作解释，是好事者写出来的。以上是第五十五章。真正知道的人不多说话，多说话的人并不真正知道。批评说：这话似乎和“不说话却能取信”相合，但其实不同，人应当有辨别力。堵塞感官的孔窍，关闭欲望的门户；挫去锋芒，解除纷争；调和光芒，混同于尘俗，这就叫作玄妙的同一。不能取得亲近，不能取得疏远；不能取得利益，不能取得损害；不能取得尊贵，不能取得卑贱，所以成为天下所尊贵的。批评说：这只是出于有意安排的私心，完全不是自然。以上是第五十六章。用正道治理国家，用奇谋指挥战争，用不扰民的方式取得天下。我凭什么知道是这样呢？凭这个。批评说：治理国家有常规也有权变，用兵有正兵也有奇兵，哪里有正兵只可以治理国家而不可以用于战争、奇兵只可以用于战争而不可以治理国家的道理？变化之道为什么专属于正？仁义之兵为什么专属于奇？这不过是策士一类人的说法。圣人只是实行本来无须特意作为的事，并不敢怀有取得天下的心；一旦有取得天下的心，就必定得罪于天。这里说的不是得罪苍苍的上天，而是得罪人的灵明之心。天下的禁忌越多，百姓就越贫困；百姓拥有的利器越多，国家就越混乱；百姓的技巧越多，奇异的事物就越兴起；法令越彰明，盗贼反而越多。批评说：皋陶彰明刑罚，是希望达到没有刑罚；如今却说法令越彰明盗贼越多，这必然是想抛弃法令了，这是扰乱天下的道。所以圣人说：我不刻意作为，百姓就自然得到教化；我喜好清静，百姓就自然端正；我不扰动事务，百姓就自然富足；我没有贪欲，百姓就自然朴实。批评说：这和“笃厚恭敬而天下太平”似乎相合，其实不同。所谓笃厚恭敬，必须先在内心笃厚恭敬，在自身笃厚恭敬，由此推及家庭，由此推及国家，再由此推及天下。刑罚、政令、礼仪、音乐并不是没有作为，只是圣人施行它们时，天理自然流行，所做的正是本来无须强为的事。如果像老子书所说的一概不作为，就足以扰乱天下了。以上是第五十七章。他的政令宽缓，百姓就淳厚；他的政令苛察，百姓就困乏。批评说：圣王的政治明快而不沉闷，也并非苛察，却从来没有不明察的地方，正如日月照临大地。祸啊，福气依傍着它；福啊，灾祸潜伏在其中，谁知道它们的尽头呢？其中难道没有一定的正道吗？正道又转变成奇邪，善又转变成妖异。百姓的迷惑，确实已经很久了。批评说：祸福彼此依傍、彼此潜伏，不必再说。至于邪与正、善与妖，各自有确定的道理，不可能任意改变成另一种东西。因此圣人方正却不割伤人，廉洁却不刺伤人，正直却不放纵，光明却不耀眼。批评说：方正、廉洁是自身的美德，哪里有伤害、刺痛别人的道理？正直和放纵本来相反，光明和耀眼也不是一回事。以上是第五十八章。治理人民、侍奉上天，没有比节省吝惜更好的。批评说：若不是圣人盛大的德性，达到天下最大的仁爱和敬意，就不足以侍奉上天、治理百姓；如今却用“吝惜”来说明，可见见识也太浅陋了。由此本来就知道，老子书不是老聃所说。只有节省吝惜，才叫作早早复归本性。早早复归本性叫作反复积累德性；反复积累德性，就没有什么不能克服；没有什么不能克服，就没有人知道它的极限。批评说：凡是称作“啬”的，不过也是吝惜罢了。依照这里的说法，恐怕只是拘谨吝啬这一类人，怎么突然就可以说是早早复归本性呢？颜子做到“不远复”，能够察知极其细微之处，在念头上用功；有不善时没有不觉察的，觉察之后从不再去实行，所以才能克制自己、积累德性而达到极致。这难道可以用浅近简单的话来说明吗？没有人知道它的极限，就可以拥有国家；掌握拥有国家的根本，就可以长久。批评说：既然已经说“没有人知道它的极限”，那么拥有国家、长久不衰就不值得再说了。这里轻重浅深不相称。这就叫作根扎得深、根基牢固，以及长久生存、保持长久视力的道理。批评说：如果是为了长生的方术而说节省吝惜，还可以理解；却贸然把它说成圣人纯全无杂、变化莫测的境界，实在荒谬。这一定是养生之徒写的。以上是第五十九章。治理大国，就像烹煮小鱼。用道来治理天下，鬼就不能显灵。并不是鬼不能显灵，而是它的神灵不会伤害人；也不是神灵不会伤害人，而是圣人也不会伤害它。双方都不互相伤害，所以双方的德就交相归于一处。批评说：圣人与鬼神的吉凶相合，是因为彼此同为一个本体。《中庸》称说鬼神之德的盛大，哪里有用道治理天下、鬼便不能显灵的道理？既然显灵，又哪里会伤害人？又哪里有圣人伤害神灵的道理？老子本来就不了解鬼神之德，又哪里懂得道？所以我认为此书不是老聃所作，必定是关尹一类人中那些妄加揣测、附会解释的人假托而作。以上是第六十章。大国应当处在下游的位置。天下各国交汇之处，就是天下的雌性。雌性常常凭借安静胜过雄性，以安静处在下位。所以大国对小国谦下，就能取得小国；小国对大国谦下，就能取得大国。因此，有的因处下位而取得别人，有的因处下位而被别人取得。大国不过是想兼并、养活各国，小国不过是想进入大国而侍奉它。两者各自得到所希望的，所以大的国家尤其应当处于下位。批评说：这不过是阴谋诡诈之徒的说法，距离圣人正大光明、以义作为利益根本的道路远得很。以上是第六十一章。道是万物深藏的奥府，是善人的珍宝，也是不善之人用来保全自己的东西。批评说：道与天地万物同为一体，也不过是日常的饭菜，哪里有什么奥府、珍宝可言？美好的言辞可以用来换取尊贵的地位，行为可以用来凌驾于别人之上；即使是不善的人，又有什么可抛弃的呢？批评说：以美言换取尊贵、以行为凌驾他人，都不是圣人大公无私的心。一旦有了这种心，就不能进入尧舜之道。所以设立天子、安排三公，即使有人拿着拱璧在四匹马拉的车前进献，也不如安坐着进献这个道。批评说：“安坐着进献”的说法似乎正确，但恐怕他所说的道，并不是我所说的道。因此胡康侯说“句句相合，然而意义不同”，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古人为什么看重这个道呢？不就是说“有所求就能得到，有罪就能免除”吗？所以它成为天下所贵重的东西。

译批评说：求取财物而得到它，这还说得通；道难道是为了免罪才学习的吗？以上是第六十二章。有所作为，却实行无为；处理事务，却像没有事务；品味无味。批评说：圣人认为有和无同出一体，老子却只是一味讲“无”。吃东西却不知道它的滋味，还能称作有心吗？释氏说：“整天吃饭，却从未咬破一粒米。”明道说：“普通人吃饭，食物只是从脊梁上经过；我吃饭，食物是在肚子里经过。”正邪大小本来就完全不同。无论大的小的、多的少的，都用德来报答怨恨；在事情尚易处理时谋划困难，在细小处成就大事。批评说：圣人用正直报答怨恨，老子却用恩德报答怨恨，这是出于有意安排的私心。其余几句也是这样。天下的难事一定从容易处开始，天下的大事一定从细微处开始。因此圣人始终不刻意去做大事，所以能够成就大事。轻易许诺的人一定很少守信，把事情看得太容易就会遭遇更多困难；因此圣人仍把事情看得困难，所以最终没有困难。批评说：圣人随大随小，都只是天理自然流行，从来没有主观的意图和必然要求。以上是第六十三章。事情安定时容易维持，尚未出现征兆时容易谋划；脆弱时容易破坏，细微时容易消散。要在事情尚未发生时就去做，在祸乱尚未形成时就加以治理。批评说：老氏既然以无为为主，这里却又说“在尚未有时去做”；尚未有就已经去做，可知有时还是要作为的，他的话自相矛盾。圣人却没有这两种互相矛盾的话。合抱的大树生长于细小的芽末，九层的高台从一筐筐泥土筑起，千里之行从脚下开始。刻意作为就会失败，执意把持就会失去；圣人不刻意作为，所以不会失败；不执意把持，所以不会失去。批评说：圣学所谓无为，是天理自然流行，万物各归于其本身，不增加丝毫外在作用，也就是所谓顺其自然、行其无须强为之事。并不是自己完全不参与其中；舜的无为而治，也是因为有人去做，而舜自己不夹杂私人的智慧。如今这里既说“在尚未有时去做”，又说“无为”，这是为什么呢？百姓办事，常常在事情将要成功时把它弄失败。若谨慎地坚持到最后，像开始时一样，就不会有失败的事情。批评说：所谓“谨慎地坚持到最后，像开始时一样”，表面上似乎相合，实际上不同。能够在这里看透，我才承认你有一只明辨的眼睛。所以圣人想要常人所不想要的，不看重难以得到的货物；学习常人不学习的，以纠正众人所犯的过错；用来辅助万物的自然发展，却不敢强行作为。批评说：难以得到的货物，圣人本来没有欲望，却又说“想要不想要的”；不犯同样的过错，圣人本来就在学习，却又说“学习不学习的”，这是为什么呢？所谓天理，是自然的本体。观察并体认这个本体，就会不厌其烦地去实行；如今又说不敢作为，可见并不了解自然。这里所说的自然，不是圣人所谓的自然。后世儒者把二者等同起来，实在太迷惑了。以上是第六十四章。古代善于行道的人，不是要使百姓聪明，而是要使他们愚朴。批评说：秦朝用愚民政策对待百姓，因而失掉天下；自己附和“不能让百姓知道”的说法，实在大大得罪了圣人。百姓难以治理，是因为他们有太多智巧。因此，用智巧治理国家，是国家的祸害；不用智巧治理国家，是国家的福分。知道这两点，也就知道了准则。能够知道这个准则，就叫作玄妙的德。玄德深远啊，深远啊，它同万物相反，最终达到大顺。批评说：孟子说：“有智慧的人，就像大禹治水一样，顺着水势去做本来无须强为的事。若有智慧的人也能这样顺势而行，那么智慧就很大了。”用不智来使百姓愚昧，百姓早已离散，秦朝的政治就是如此。反而把这说成玄德、大顺，多么糊涂啊！前辈说老子的道可以治理天下，所以我说老子的道足以扰乱天下，秦朝的政治就是这样。以上是第六十五章。江海之所以能成为百川之王，是因为它善于处在百川之下，所以能成为百川之王。因此，圣人想处在百姓之上，就一定用言辞对百姓谦下；想处在百姓之前，就一定把自身置于百姓之后。这样，圣人处在上位，百姓却不感到沉重；处在前面，百姓也不受其妨害。因此天下人都乐于推戴他而不厌弃他。正因为他不争，所以天下没有人能同他争。批评说：前面已经说谦下是众多善行的归宿，这里又说想处在百姓之上就必须用言辞对百姓谦下，等等。不争是对的，但并不是为了让天下人乐于推戴、没有人能同自己争才这样做。至于想处在百姓之上就用言辞谦下，想处在百姓之前就把自己置于其后，这是用权术笼络人，究竟存的是什么心呢？以上是第六十六章。天下人都说我广大无比，似乎不像任何具体事物。正因为广大，所以不像任何事物；如果像某种具体事物，那早就变得细小了。批评说：如果圣人实践人性而完全合乎天理，就会和天地一样广大，怎么能说是细小呢？我有三件宝物，珍爱并守持它们：一是慈爱，二是节俭，三是不敢处在天下人的前面。因为慈爱，所以能够勇敢；因为节俭，所以能够宽广；因为不敢处在天下人的前面，所以能够成为器物中的首长。如今舍弃慈爱而只求勇敢，舍弃节俭而只求宽广，舍弃退后而争先，就会死亡。凭慈爱作战就能胜利，用慈爱防守就能稳固；上天将要救助谁，就会用慈爱保护他。批评说：慈爱、节俭、谦让都是美德，也都是天理；应当无所造作而自然实行，圣人哪里会存有意图而去刻意实行呢？上天难道又会有意志去救助、保护谁吗？以上是第六十七章。善于做将帅的人不逞勇武，善于作战的人不发怒，善于战胜敌人的人不直接交战，善于任用人的人甘居其下。这叫作不争的德，这叫作借用人的力量，这叫作符合上天、古来最高的准则。批评说：这不过是策士的说法，和符合上天没有关系。以上是第六十八章。关于用兵，有这样的说法：我不敢居于主攻的一方而甘居客军的位置，不敢前进一寸而宁可退后一尺。这叫作虽行动却像没有行军，虽要抵抗却像没有手臂，虽面对敌人却像没有敌人，虽手持武器却像没有兵器。祸患没有比轻视敌人更大的，轻视敌人几乎会使我丧失三宝。因此，两军相当、彼此交战时，怀着哀痛之心的一方会获胜。批评说：这两节也是策士的说法。以上是第六十九章。我的话非常容易懂，也非常容易实行；天下却没有人能懂，也没有人能实行。言语有根本，事情有主宰。正因为没有人真正知道，所以没有人知道我。批评说：《中庸》说，普通男女都能知道、都能实行；老子却说天下没有人能知道、没有人能实行，可见这不是《中庸》的道。知道我的人很少，我因此显得尊贵。所以圣人穿着粗布衣服，怀藏美玉。批评说：圣人不因别人不了解自己而恼怒，老子却因别人不了解自己而庆幸；他们的用心是公是私，分明不同。以上是第七十章。知道自己有所不知道，这是上等；不知道却自以为知道，这是弊病。只有把这种弊病看作弊病，所以能够平安治理，使活着的人不受弊病影响。正因为把这种弊病视为弊病，所以自身没有弊病。批评说：把不知道的当作知道，固然是弊病；如果把自己知道的也说成不知道，例如孝与悌人人都共同知道，却偏偏自认为不知道，另外到不可知的范围之外去寻求知识，难道不也是弊病吗？圣人把弊病看作弊病，本来就是知道什么是弊病，怎么能说是不知道呢？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这不是说得多么明白吗！以上是第七十一章。百姓不畏惧威势，最大的威势就要到来了。不要使他们居住的地方过于狭窄，不要使他们厌弃自己的生活。正因为不使他们厌弃，所以他们也不会厌弃。批评说：百姓不畏惧威势，难道都是因为居处狭窄、厌弃生活造成的吗？因此圣人只知道自己，却不炫耀自己；爱惜自己，却不抬高自己，所以舍弃前者而采取后者。

译非难说：圣人自知自爱，必定有他所知、所爱的道理；但这与老氏不同，所谓句句表面相合，实质却不相同。以上是第七十二章。逞强而敢于妄为，就会被杀；勇于不敢妄为，就能保全生命。这两种勇敢，一种可能有利，一种可能有害；天道所不厌恶的，谁知道其中的缘故？所以圣人对此也很慎重。非难说：知、仁、勇三者，是天下共同的德性。勇本来是美德，难道还要区分敢与不敢吗？难道老子把果断刚毅称为敢，所以也不主张这样做吗？天道不争，却善于取胜；不说话，却善于回应；不召唤，却自然到来；舒缓从容，却善于谋划。天网广大无边，虽然稀疏，却不会遗漏。非难说：所谓善于取胜、善于谋划，并不是用来说明天道的道理。以上是第七十三章。百姓不害怕死亡，又何必用死亡来恐吓他们？假如百姓总是害怕死亡，那么对于那些妄为作乱的人，我把他们抓来杀掉，谁还敢妄为？总有主管杀戮的人来杀；如果代替主管杀戮的人去杀，这就叫代替大匠斫木。代替大匠斫木的人，很少有不伤到自己手的。非难说：百姓最害怕的事情，就是死亡而已。所以皋陶说：“把象征性的刑罚作为法典，刑罚的目的在于达到没有刑罚。”如果连死亡都不害怕，那么圣人也无可奈何了。不过像禹为罪人流泪，汤祷告说不听从命令的人将遭受我的法网，也就是这样罢了。代替主管杀戮的人，就是擅自杀人的人。杀人只是杀了他，并不是我杀了他，而是上天杀了他。以上是第七十四章。百姓之所以饥饿，是因为他们的上层征收的粮税太多，所以才饥饿。百姓之所以难以治理，是因为他们的上层有所作为，所以才难以治理。百姓之所以轻视死亡，是因为他们的上层过分追求自身的生存，所以才轻视死亡。只有不把追求自身生存当作目的的人，才是贤明而且真正珍视生命的人。非难说：百姓都有欲望，没有君主就会混乱。圣王的治理以“有”为主，老子的道以“无”为主。圣王有井田制度，而老氏没有，所以导致赋税过多；圣王有政教、礼乐的设置，而老氏没有，所以导致难以治理；圣王有使百姓生活富足的政令，而老氏没有，所以导致百姓轻视生命。以上是第七十五章。人活着时身体柔弱，死后就变得僵硬坚强。草木万物生长时柔软脆嫩，死后就枯萎干槁。所以坚强是趋向死亡的一类，柔弱是趋向生存的一类。因此，军队过于强大就不能取胜，树木过于强硬就容易折断。强大处于下位，柔弱处于上位。非难说：刚柔、生死、大小、上下各不相同，正是天道；圣人顺应天道而不存私心。老子却想处于下位、居于小处，以柔弱求长生，这难道是天道的自然规律吗？这可以说是没有主观意志和执着吗？以上是第七十六章。天道，不就像张弓吗？高的地方就压低，低的地方就抬高；有余的就减损，不足的就补充。天道是减损有余、补助不足；人的做法却不是这样，而是减损不足来供奉有余。谁能把自己的有余拿来供给天下？只有有道的人。非难说：减损上层而使下层受益，百姓就会喜悦而没有强制，这本来出于圣人一体同仁、不能自已的仁心，不需要借用张弓的比喻。所以圣人有所作为却不依仗它，功业成就却不居功，也不想显露自己的贤能。非难说：老子本来讲无为，这里又讲有所作为，为什么呢？这是遁辞。他还说不想显露贤能，其中也多出了一个“不想”的念头。以上是第七十七章。天下最柔弱的东西没有超过水的，而攻击坚强之物时没有什么能够胜过它，因为没有什么可以替代它。弱胜强、柔胜刚，天下没有不知道的，却没有人能够实行。所以圣人说：“能够承受国家的污辱，才称得上是国家的主人；能够承受国家的灾祸，才称得上是天下的君王。”正面的话听起来反像反话。非难说：圣人完整地体现阴阳并合的德性，应该柔和时就柔和，应该刚强时就刚强，应该弱小时就弱小，应该强大时就强大，一点也不增加或减少。以上是第七十八章。调和巨大的怨恨，必然还会留下余怨，怎么能算是善行呢？非难说：圣人只以正直回报怨恨，以恩德回报恩德。所以圣人持有契约的左券，却不向人追讨；有德的人掌管契约，无德的人掌管征收。天道没有亲疏，总是帮助善人。非难说：圣人与万物同为一体，胸怀广大而公正，外物来到便顺应它，哪里还会执守什么契约呢？以上是第七十九章。使国家小、百姓少；即使有供十人、百人使用的器具，也不使用；使百姓看重死亡，不向远方迁徙。非难说：人口的多少和器具的使用，没有一样不是自然形成的。即使有船和车，也没有地方乘坐它们；即使有铠甲和兵器，也没有地方陈列它们。使百姓重新结绳来记事。非难说：生活在今天却反而返回古代，用结绳来治理，这是使天下混乱，是不懂得时势。不懂得时势，就是不懂得道。使百姓以自己的食物为甘美，以自己的衣服为美，以自己的居所为安，以自己的风俗为乐。邻国彼此看得见，鸡鸣狗叫的声音彼此听得到，但百姓直到老死也不互相往来。非难说：上古时代确实如此。能够顺应时代才是道；生在今天，却反而奉行古代的道，灾祸必然会降临，甚至使自己丧失生命。以上是第八十章。真实的话不华美，华美的话不真实；善良的人不善于巧辩，善于巧辩的人并不善良；真正有智慧的人不博杂，博杂的人并不真正有智慧。非难说：也有真实而华美的话，有善良而善辩的人，也有博学而有智慧的人。大概华美、善辩、博学是否适宜，要取决于道理和时机，条件合适以后才如此，不能拘泥于一端来论断。圣人不积聚私有之物；越是用来帮助别人，自己就越富有；越是给予别人，自己就越丰富。非难说：圣人帮助别人以及给予别人，都是积累德行的表现，怎么能说是不积聚呢？顺应事物而没有穷尽，哪里有什么更多、更富有可说呢？天道有利于万物而不伤害万物；圣人的道有所作为而不争夺。非难说：既然说无为，却又说无所不为，实际上就是有所作为。所谓有所作为而不争，是用柔弱战胜刚强，正是最大的争夺。老子也有很多权术，却把它们比拟为天道，难道不是欺骗吗？以上是第八十一章。非老子附录。问辩。萧时中问道：孟子排斥杨朱、墨子，孔子非难老子，都是在捍卫先圣的道。可是，这些都以“知言养气”为根本：能够知言，就能明白道义，清楚看见杨朱、墨子、老子的错误；能够养气，就能使浩然之气配合道义，排斥天下各种说法，非难它们而不顾。这可以说是时代不同而精神相同。不过我不知道应当采用什么方法，才能做到知言养气？希望您明白地教导我。老师说：我之所以非难老子，正是因为知言是求学进步的第一步，先知道自己所有的道理，然后培养自己所拥有的德性。知言以后，养气的功夫才有着落。这…… （缺页） 一开始就不能改变它了。然而考察汉文帝和曹参采用这种做法，也能取得社会安定的效果，这是为什么呢？老师说：汉朝正处于长期征战动乱之后，百姓已经厌倦很久了。所以一旦得到安静的政策，使百姓安居下来，便能在一时之间安定下来。把这看作小康还可以；如果没有刑罚、政令、礼乐，怎么能达到太平？前代儒者也没有深入论述这一点。中问道：张子房对老子之学最为深刻，然而前代儒者程子说：“张良也是一个儒者。”张南轩说：“张良有儒者的气象。”这些话恐怕说得过分了吧？老师说：张良也只是得到老子学说的一些余绪，用来保全自己罢了。对于儒术，他实在没有什么所得，怎么能说有儒者的气象？这些话说过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