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译序 人的不朽有三种，著书立说是其中之一。言辞没有文采，即使流传也不会久远。如果确实如此，那么言辞有文采，才能在后世树立起来。文章的体裁并不只有一种，谈论文章的人，见解也很多。众说纷纭，若要归结到圣人的正道上，就必须以周公、孔子的言论为准绳。周公说：“言辞要有条理。”孔子说：“言辞只要能够表达意思就够了。”没有条理，固然不能表达；但若只求表达言辞而失去条理，那么这样的言语怎能说有曲折起伏、像天地间的文理一样呢？然而，如果内容浅薄，只有枝叶般的辞藻，青白相配，雕琢曼丽的文辞，那就是所谓八代以来的衰弊了；它的弊病，都归结于没有条理、不能达意。还可以再进一步说：文章是用来充实言语的，而言语本来又是用来充实心志的。心志已经荒芜，文章还能依附什么呢？所以孔子又说：“言辞要有实质。”有条理而能达意，达意而有实质，这才是天下最好的文章。昌黎韩愈生于周、汉之后，距周、汉将近五百年，却能远承古人立言的法则；他的文章可以说是有条理而且能达意的。但还必须看他的言辞是否又有实质，像布帛可以使人温暖、粮食可以使人饱腹一样。这样看来，李瀚所编的七百篇文章中，尚且不到十分之三四，何况昌黎以后的人呢？文章达到最高境界，实在不容易得到。明代茅坤选取唐、宋两代文章家，推举昌黎、柳州、庐陵、三苏、曾、王八大家，各选若干篇文章，汇编刊行。直到今天，写文章的人还把它们视为脍炙人口的作品。本朝储欣认为，茅坤的选本便于应试，但弊病也正在这里，于是重新增删，附加李习之、孙可之，合为十大家，希望使读者受到古人的激励，而不只是把它作为策试取士的工具，这个用意确实很好。不过，他的见识不够中正，判断也不够恰当，因而取舍与茅坤并没有根本不同。我读了他的书，赞赏他的用意，却也不能不以他的失误为戒。所谓十大家，只是说他们不是八代的骈体文罢了。骈偶句固然属于文章的一种弊病，但像唐代魏郑公、陆宣公，他们的文章也多用骈句，而辞意通达、义理深切，足以为世所用，那么骈句又有什么可忧虑的呢？日月附丽于天空，是天空的文采；百谷草木附丽于土地，是土地的文采。造化所作的文章，难道有固定的形态吗？造化使万物各具形态，却不拘泥于某一种形态；难道说文章可以有固定的形态吗？关键只在于它所确立的言论究竟怎样罢了。处理政务之余，偶然取来储欣所选的十大家文章，录下其中尤其雅正的若干篇，合编成书，以便观览。唐、宋以来，著名儒者和博学之士中，言辞有条理、有实质的好文章，当然不只是十个人而已。即使如此，尝一鼎中的一块肉，也足以知道鼎中肉味的美好，何况现在已经品尝到其中的肥美之肉了吗？乾隆戊午年秋九月御笔。凡例 一、各家的文章中，凡有圣祖仁皇帝亲自批评的，都用黄色书写，恭敬地刊载在篇首，以彰显异代儒臣千古难得的至高荣誉。一、朱子的《韩文考异》多采录古人的话，但没有注明姓氏，既难以考查根源，而且其中许多话已经经过朱子删削，因此一并作为朱子评语录入。一、文章的长短、抑扬、高下，以及起伏照应，本来没有固定的方法。所谓文思达到最高境界，音律自然协调罢了。古今人的评论，一概不录，恐怕会固定后人的眼光。一、本书所采录的古今人评语、跋文以及诗文论说，唐代有柳宗元、李商隐、孙樵；宋代有穆修、欧阳修、司马光、吕公著、苏轼、苏辙、石介、黄庭坚、王安石、王定国、邵伯温、伊川程子、朱子、吕祖谦、真德秀、洪迈、周必大、叶梦得、叶适、黄震、陈善、朱弁、王应麟、王明清、刘克庄、徐度、谢枋得；元代有虞集；明代有邱浚、胡居仁、杨慎、唐顺之、林希元、茅坤、姜宝、王慎中、王世贞、李廷机、王志坚、黄道周、陈子龙、徐孚远、凌安国、凌安世；本朝有张英励、杜讷、李光地、储欣、蔡世远，都是选取他们在文章方面有所阐发的言论。但书卷浩繁，哪里能够全部阅览？只是就眼前所能见到的加以录入罢了。书中所载姓名、字迹有需要考订的，间或采录本史，以备详细考察。一、各家的文章，凡是书、序、论、记等体裁，都分别按类别编排。只有苏轼的上书、奏状、对策等篇章，按年月先后编次。因为苏轼进谏自有次序，所以不与其他各家采用同一体例。一、本书起初虽取材于储欣的选本，但储欣选本遗漏而又不可不采录的文章，也一并收入，总计约占十分之二。卷一 昌黎韩愈文一：杂著 原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