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十一

译孙樵以贡士身份来到大明宫，在前庭仰头观看，惊骇得目瞪口呆，心中暗自以为其中有神灵怪异之事。傍晚回来后魂魄仍然悸动，半夜梦见大明宫神站在面前，对他说：“太宗皇帝缭绕水上仙山，开辟居处，扩展苍穹，建造宫室；宫室圆满而宏伟，光辉而显赫，谁能超过它？谁能与它相比？太宗皇帝永远寻求帝王居所，下诏命我主管这座宫殿，与日月同终始，辅佐圣主、护卫艰难。十六位君主以来，我荡除妖邪、斩灭凶气，谁知道我的辛劳？我本应在庐陵之变中，赐武氏为太庙神主；撤去神主时，我便协助二位辅弼，在左右提携护卫。义愤之徒突然兴起，皇帝倒在周围，我便给那两个奸党戴上刑具，催促他们接受诛杀。胡人凶残而肥壮，倒毙在地，肌肉牙齿、骨骸和鲜血一起飞溅到宫阙；我仰面吠叫于白日之下，二位圣主各自逃走，越过北方大山。我便激发髯须，惩治那些违逆礼节的罪人，使逆乱得以成功，杀死辅佐两位圣主的奸杰，激烈地使他们终于被消灭。蓟地的枭鸟、妖物和狂徒突然聚集，纵情啄食，愤怒吞噬大驾，惊动得皇帝奔逃；我便磨利阴暗之刀，剪断它们的翅膀，使它们不能逃脱，明正典刑。三革被黑暗侵蚀，哪一样不是我的力量？我看见你正直的声音悬在宫中，敢于进谏的舌头在轩前；你停止献上黄圭，延请谏臣；赏赐一定辨明名分，愤怒一定依法定罪；判狱时除去腥秽，耕种时吞食螟虫；我便进入沟渠革除污浊，进入园囿使肉角之兽出现；十日之间降下恩泽，傍晚普遍施布；豆、斗、谷物都按照土地来衡量。我看见你奸邪的声音在朝堂上，阿谀的舌头在旁边；堵塞聪明、违逆讽谏，贬斥正直、宠爱奸邪，赏赐失去节度，惩罚失去杀伐的准则；夺取农民，增加徭役，加重征税，雕刻搜刮。我便反转光明而成为彗星，反转恩泽而成为灾气，使大地反覆开裂，使乾天化为石头。然而我留在帝宫中已经二百年了，从前是日月照耀，如今仍是日月照耀；过去是谁设置的，如今又是谁使它缺失？登记户籍时百姓已经凋敝，田野荒芜长满蒿草；登记甲兵时只见空虚，营垒已经成为废墟。西边的宫墙为什么收缩，连一匹马也不能放牧？北边的宫墙为什么低陷，只剩孤立的营垒和城池？话还没有说完，孙樵迎上去砍断了它的舌头，并且说：“我听说宰相如果任用贤哲，便能得到光明而炽烈的太阳；如果宰相任用奸邪，便会得到昏暗的日蚀。妖魅怪异横行迷惑，你究竟有什么功劳？如今太阳明亮，风气清正，忠直之士充满朝廷；宫门南面等待雨泽，宫门北面等待雨止。何况帝都人口稠密、繁盛富足，哪里还需要边远地区？国库钱粮像封闭起来一样充足，哪里还需要劳苦农民？武器装备齐全，凶猛的士卒饱食，哪里还用得着天下的军队？神灵对此又知道什么？你对过去感到惭愧吗？”神灵不能回答。孙樵退下来笑道：“孙樵究竟欺骗了谁呢？是欺骗古人，还是欺骗今人？唉！” 原编者评论：大禹告诫舜说：“不要像丹朱那样傲慢，只喜欢怠慢游乐，任意傲慢暴虐；不分昼夜地昏乱，不能徒步涉水却要乘船，和朋党在家中淫乱，以至于断绝自己的后代。”周公告诫成王说：“不要像殷王受那样迷乱，沉湎于酒而失去德行啊！”舜到即位时已经六十多岁了，他作为儿子、作为臣子的时期，功德与天地相当，难道禹没有听说过这些吗？即使稍稍疲倦懈怠，又哪里会傲慢暴虐、结党淫乱呢？成王虽然与舜不同，但他一定不会成为纣王，这一点也很明白。然而禹和周公接受进谏的话竟然如此严厉，实在是因为只有圣人才能这样做啊！他们的德行越高，内心越谦卑；正因为自我警戒、畏惧戒慎到了这种程度，所以告诫君主也这样直率，没有丝毫隔阂。这正是忠诚爱护达到极点的表现，也成就了千古以来君臣关系最盛隆的时代。明朝崇祯年间，奏牍拟用汉文，便使人拂袖而去、不高兴。由此推想这种心态，怎么能不使自己荣耀富贵？又怎么能不使他人蒙受污辱？上面怎么做，下面就怎么效法；君主固执，臣下就奸邪。鸿雁飞在野外，朝廷却说家家户户都可以封爵；国家瓦解土崩，使者却说群盗很容易消灭。平日里一句话、一句话，众人都习惯说成君主圣明、臣子忠诚、百姓安乐、财物丰足；有人说不是这样，众人就认为他痴呆，或者认为他狂妄悖逆。等到天的纽带断绝、大地的维系崩裂，妖异的梦境却仍然没有醒来。历来考察兴亡，哪一个不是这样呢？孙樵假托神灵说话，实际上把当时朝廷大臣懈怠敷衍、互相应和的话写出来，用来回答神灵。正如大禹铸造九鼎、把万物形状铸在鼎上，使百姓知道什么是神灵、什么是奸邪一样，这对后世的功劳也不小了。读《开元杂报》。我先前在襄阳、汉水一带得到几十幅书，按日期逐条记事，却没有开头和结尾。大略写道：某日皇帝亲自耕种籍田，行九推礼；某日百官在安福楼南行大射礼；某日安北诸蕃君长请求随从皇帝举行封禅；某日皇帝从东封回来，赏赐各有等差；某日宣政门前，宰相与百官在朝廷上争论，十刻后才散。像这样总共有几十、上百条。我当时不知道是什么书，只认为是朝廷最近举行的事情。有个从长安来的人拿出他的书给我看，说：“我住在长安时，新天子继承国统，等到北方强虏自行溃败，才看见举行南郊礼；哪里有耕籍田的事？何况九推并不是天子的礼仪。”我又曾进入太学，看见成堆的砖背着土堆起，像是堂舍的遗址；走近察看，发现是射堂的旧址，原来废止射礼已经很久了。国家怎么能举行大射礼呢？关东地区，水灾不毁坏田地，就有旱灾毁坏禾苗；百姓缴纳常赋都不足，甚至有人卖掉儿子给豪门做役夫。我曾经从华州背向西行到洛阳，遇到一千名从西部戍地返回的士兵，县里只供给一餐饭，他们疲惫得不能支撑。国家怎么能举行东封呢？随从官员和禁军靠什么供给呢？北方敌人惊扰、吞噬边境百姓，形势无法控制；宰相骑马出发督责作战，还没有报告战功，何况西关又受到西戎警报，哪里有随从封禅的事情呢？” 武皇帝因为御史私下议论宰相的事情，把四个人流放到岭南；直到今天，卿士们还互相咬舌提醒，何况宰相在仪仗前陈奏政事呢？哪里会有在朝廷上进谏争辩的事情？”话还没有说完，有个懂书的人从外面进来说：“这些全都是开元年间的政事，大概是当时逐条发布在外面的。”后来孙樵得到《开元录》加以验证，条条都可以相互印证。即使这样，他仍认为前朝所实行的事情不应当全部成为废弃的典章。到长安以后，他每天看到记录朝廷事务的条报，却只是说“今天任命某人为某官，明天授予某人某官；今天宠幸某人，明天到某处打猎”，确实不像那几十幅书。孙樵遗憾自己没有生在太平时代做一个男子，等看到开元年间的事情，仿佛奋臂从其中走出，于是取出那些书帛，在末尾随意作了记录。共补正缺文十三处，订正讹文十一处；这一年是大中五年。原编者评论：君子处在朝廷之上，就忧虑百姓；处在江湖之间，就忧虑君主。读孙樵这篇文章，忠诚爱护之意洋溢在笔墨之间，值得称许。他描绘开元、大中两朝政治盛衰的不同情状，千年以后仍令人感慨。《孙氏西斋录》。

译孙樵对陆长源说：“《唐春秋》是按年代编排的杂录。我于是选取其中体例切实严峻、独能用来显示惩戒和劝勉的内容，抛弃那些丛杂冗长、琐碎不足以警戒训诫的内容，自己编成十八通书，号称《孙氏西斋录》。上起高祖初年，下至武皇末年；开头写庙号以表明君主，写明日期以标明事件；尊崇功劳，辨正刑名，提升褒奖善良，荡除诛杀凶恶悖逆。有所顾忌而回避的，就用隐约的文字表示讥刺；没有顾虑畏惧的，就直书其恶。所谓‘高祖杀太子建成’，是什么意思？就是贬抑功劳而徇私爱，讥刺他失于教导。所谓‘李责力立皇后武氏’，是什么意思？就是忘记进谏、助长奸恶，惩罚废弃君命。所谓‘起皇后已废之魂，上配天皇’，是什么意思？就是尊奉有嫌疑而废黜的坟墓，不可以说是顺理成章；我担心后世会对禘祼之礼产生疑问。把天后擅权执政的年月列出，下面接续中宗，是什么意思？紫色象征非正统的帝位，不可以说是正当；我担心后世会牵连而称其为临朝。崔察贼杀中书令裴炎，是什么意思？就是以诡诈阿谀作为梯子来制造祸乱，开始了杀人的机关。张守珪纵容安禄山叛乱，是什么意思？就是宽贷刑罚而违背教化，酿成祸患的阶梯。称‘天下杀’，是什么意思？就是把罪责说成天下共同杀死，以表示众人共同参与杀戮。称‘天子杀’，是什么意思？” “如果死者并不是因为自己的罪过而死，就说‘天子杀’，表示众人不应当参与杀戮。有的臣子不记作‘卒’，是什么意思？因为他没有正直地终其一生，所以删去‘卒’字以表示贬斥。有的君主不记作‘葬’，是什么意思？因为他没有以正道终其一生，所以删去‘葬’字以表示讥刺。害怕懈怠，删去祥瑞的记载以表示警戒；记载崇尚德行的人；轻视尸位素餐者，使地位尊贵的人被黜退；这些做法都是为了驱除邪恶、合于正道，使一切归于大义。掌握实际情况，制定书写条例，用来表示惩戒和劝勉。唉！宰相在十几年之间升沉，史官却能使人在千百年以后被显扬或埋没；这样看来，史官和宰相共同掌握着生死荣辱的权力。做史官的人，不能在枯坟腐骨面前挺直正义之骨，不能向地下的魂魄谄媚；如果只是磨笔污纸、堆满楼阁书籍，难道是国家任用史官的本意吗？”孙樵已经为它写了序略，并交给朋友高锡望传播。原编者评论：张英说：“评论唐代事情，文辞意义严厉峻峭，文章也简洁峭拔，带有风霜凌厉的气势。”《书何易于》：何易于曾任益昌县令。县城距离刺史治所四十里，嘉陵江城中的刺史崔朴曾趁春日从上游出发，带着许多宾客，唱歌饮酒，乘船向东而下，径直到益昌附近。到了以后，便要求百姓拉船。何易于当即系好笏板，亲自拉着船来回走动。刺史惊讶地询问原因，何易于说：‘正值春天，百姓不是耕种，就是养蚕，一点空闲也不能夺取。我作为属县县令，在没有公务时可以充当役夫。’刺史和宾客跳下船，骑马一同回去了。益昌百姓多靠山种茶，茶利收入归自己所有。恰逢盐铁官上奏实行加重茶税的榷筦制度，诏书下达各地，不得替百姓隐瞒。何易于看着诏书说：‘益昌不征茶税，百姓尚且不能活命，何况加重赋税来残害百姓呢？’命属吏把诏书刮掉。属吏争辩说：‘天子的诏令说各地不得替百姓隐瞒，现在刮去诏令，罪过更加严重；属吏大不了一死，明府难道不会被流放到海边吗？’何易于说：‘难道我宁可爱惜自己一身而毒害全县百姓吗？也不能让罪过牵连你们。’于是亲自放火烧掉诏书。观察使听说此事，认为何易于挺身为百姓，最终没有弹劾他。县中百姓有人死了亲属，或有子女年幼、家业破败而不能备办葬礼的，何易于总是拿出俸禄，让属吏替他们办理。百姓来缴纳常赋时，有头发已经花白、弯腰拄杖的人，何易于一定召他们坐下吃饭，询问政事得失。庭院中有争讼的百姓，何易于都亲自与他们交谈，替他们指明谁曲谁直；罪小的加以劝导，罪大的施以杖刑，全部当场遣散，不交给属吏审理。在益昌任职三年，监狱里没有关押的百姓，百姓也不知道什么叫服役。后来改任绵州罗江县令，治理情况与益昌相同。当时前宰相裴公任绵州刺史，只有他能够赞许何易于的治理，曾经跟随他观看施政之道，随从不过三人。他对何易于的称许就是这样。会昌五年，孙樵经过益昌，有百姓能够讲述何易于治理的情况，并且说：‘天子设置上考、下考来勉励官吏，可是何易于的考绩只列中上，这是为什么？’孙樵问：‘何易于督促赋税怎么样？’回答说：‘只要求在常规期限内缴纳，不愿意严逼百姓，使他们低价卖出粮食和丝帛。’问：‘督促徭役怎么样？’回答说：‘度支费用不足，他便拿出自己的俸钱，希望减轻贫民负担。’问：‘对往来权贵怎么样？’回答说：‘除传递公文所需之外，一点东西也没有给。’问：‘捕捉盗贼怎么样？’回答说：‘没有盗贼。’孙樵说：‘我住在长安时，每年听给事中考核官吏，总说某人治理某县得了上考、下考，因为考绩而得到某官。问他的政绩，就说某人能提前完成赋税，某人能督促徭役而节省度支费用，某人在当地能够获得往来显贵为他说好话，某人能捕捉多少盗贼，又反过来放出多少盗贼。’ 县令得到上考、下考的情形竟然是这样，益昌百姓没有回答，只是笑着离去。孙樵认为，当今世上，身居上位的人都知道急切求取人才，至于紧急时补充官吏，就说：‘我担心没有人和我共同治理。’接受诏命举荐贤才，就说：‘我担心没有人替我应付诏令。’等到真正得到人才，又有谁懂得他们呢？接着说，假如何易于活着时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那么死后一定会得到；因为还有史官在。原编者评论：后半篇设置问答，曲折详尽地写出了那些不学无术的大官考核属员的情形。凡接受封疆和百姓托付的人，都应当把这篇文章抄一通放在座位右边。王应麟说：“苏东坡说，学习韩退之而没有学成，就成了皇甫湜；学习皇甫湜而没有学成，就成了孙樵。”朱新仲说：“孙樵超过了皇甫湜，例如《书何易于褒城驿壁》《田将军边事》《复佛寺奏》等文，都谨严而深得史法，有助于治理之道。” 《书田将军边事》。

译背靠临邛向南行二百里，便到达严道郡。严道郡与沈黎、越巂同为边境城镇，逼近各部蛮族。田宾将军任严道刺史三年，能够把南蛮的事情条理清楚、了解全面。他对孙樵说：‘巴蜀西面受到戎人逼迫，南面受到蛮人逼迫，应当有办法控制他们。广德、建中年间，西戎两次把马饮到岷江，人数多如蚂蚁。前锋强健魁梧，都穿着五属之甲，手持超过八尺的长戟，慢慢呼喊，按步前进，一边作战一边推进。蜀兵遇敌作战时如同树立在那里，横向排列的兵器像树林，射出的箭像牛虻，全都折断刀刃、吞没箭头，不能杀死一个戎人，更不用说攻陷他们的阵势了。然而戎兵踏入我方土地越来越深，死于疫病的人也越来越多，自己估量不能久留，也总是撤走。因此蜀人有这样的说法：西戎还可以应付，南蛮却残害我们。自从南康公开凿青谿道路，和睦各部蛮族，使他们经由蜀地来进贡；又挑选各部蛮族子弟集中在锦城，让他们学习文字和计算，学业完成就遣返回去，再用别人接替；这样将近五十年没有中断。他们来到蜀地学习的人不下千百，所以他们本国的人都能熟悉了解巴蜀的风俗、山川和要害。文皇帝三年，南蛮果然大举进入成都城门，三座城门四天后才撤退。他们抢掠的范围，从成都以南到越巂以北八百里之间，百姓和牲畜全都荡然无存。’ 再加上败退的士卒和贫民持械聚集，借机抢劫杀人，官府不能禁止。因此西蜀十六州直到现在都受到祸害。从那以后，各部蛮族常怀有屠掠蜀地的心思。平时就休养牲畜、积聚粮食，一有行动就训练军队、讲习战法；又让那些曾在蜀地学习的人窥伺西蜀节度使之间的空隙，察看兵力和赋税的虚实。有时听说蜀地平民苦于重税，便准备借机煽动他们，希望侥幸获得意外之利。我不知道蛮族如果这样行动，大剑关以南还是不是国家所有？何况每年派兵戍守南方的，都是成都的顽劣百姓，吃饱稻米和猪肉，大多肥胖如葫芦。虽然知道钲鼓的节拍，却不熟悉山川险要。我曾窥伺他们来犯时的情况，北风正猛烈，他们慢步走在平坦道路上，每天只走一舍，已经气喘流汗了，何况还要经过重重险阻？既要在严急的期限内披甲赶路，又要扶着长戟作战呢？再加上将领刻薄，只顾自己侵吞，负责运输粮饷的人放纵属吏像老鼠一样偷窃。县官应当发给丝帛时，把粗劣的给出去而留下好的；应当赈济粮食时，把砂土掺入粮食。这样一来，边疆士卒连怨恨失望都来不及，又怎么能够拼死奋战呢？这就是巴蜀令人忧虑的原因。’孙樵说：‘确实如将军所说。如果替国家谋划，哪里比得上诏令严道、沈黎、越巂三城的太守，让他们估量险要，整顿营垒，允许他们自行招募士卒来守卫呢？’ ‘而且士兵登记在郡中，就容易征发；士卒一出任边防，就熟悉当地险要；又让各人在自己辖区选择肥沃美好的地方修治，分派士卒驻屯。春夏耕种养蚕，以供衣食；秋冬加固营垒，等待敌寇。节度使能够督察他们；每年派清廉正直的官吏察看士卒是否足额，对于守边违法的人记名上报。这样县官没有运输粮饷的费用，奸吏没有借机盗窃的机会，军队粮食充足，士卒不必对将军相互怨恨，怎么样？’田将军说：‘这样还有什么可忧虑的呢？’于是孙樵把它写了下来。原编者评论：古代没有把士卒远距离调去戍守的事情。周平王让王畿以内的百姓去戍守申国，百姓因此怨恨思归，所以《诗经》说：‘杨树的水啊，不能漂流一捆柴。那些人啊，不和我一起戍守申国。’大概从此开始有远戍。洛邑到申国，距离还不到一千里，戍守的人就已经产生怨恨思归之情。孔子并没有认为他们不善良、不顺从命令而删掉这首诗，反而特意把它编入经典来告诫万世。由此可知，守卫疆土的兵甲，必须吃这里土地上的出产，才可以让他们守卫这里的土地。《易经》坎卦中有‘地中有水’的说法，认为在最安顺之中隐藏着最危险的东西。土地中没有水便会成为干枯的土壤，土地本来就依靠水而成立；但必须让水从土地中流行，土地能够容纳水，水的性质才能发挥。如果决开其他地方的水来灌入土地，不但会损害土地，也会损害水。劳苦军队去远方戍守，与此有什么不同？秦朝破坏先王的法制，让蒙恬戍守北方，让尉佗戍守南方。汉武帝沿袭覆辙，北面攻打匈奴，南面对付百越。成年男子披甲，成年女子运输粮饷，天下骚动，府库空虚。仅靠正常赋税的供给不足以使用，于是任用专门谋求财利的大臣，剥削百姓来增加收入。直到今天，严助、严安、贾捐之等人的传记都还在，其中所记百姓流离困苦的情状，令人酸鼻惊目，痛心而不忍读完。大君主，是天下人的父母。父母对于子女，本来希望子女有土地可以居住；土地能够养育人，本来是为了养育我们的百姓，并且使他们安居。然而如果因为土地的缘故，使无辜百姓像草木一样被砍伐杀害，那就如同有人因为田地住宅的缘故，从慈母怀中夺走婴儿杀死；这是极其愚蠢的人也不会做的事，秦始皇、汉武帝却做了，难道不是孟子所说的把对自己所不爱惜的东西施加到自己所爱惜的东西上吗？唉！公正就产生明智，私心就产生愚昧；一丝一毫的私心，就会产生一丝一毫的愚昧，推展到极点，就会横溢而波及天地，难道不可畏惧吗？韩愈说：‘把军士从远方征调来，出发的人有羁旅离别的愁思，留在家中的人有怨恨、旷失和骚动的忧患；本军有运输粮饷、劳费繁重的困难；当地官员又多有姑息养奸、只顾表面情势的弊病。催逼得急就会产生怨恨，放松又会不听命令；军队漂泊寄居、孤立悬隔，形势日益削弱，而且与敌人不熟悉，临敌时必然恐惧，很难建立功绩。若招募当地人，一定能得到强悍勇敢并熟悉敌人的士卒；他们力量所及，不会望风惊慌，爱护乡里，勇于自行作战。征调一万人，还不如招募几千人。’千百年来人们都认为韩愈的话是正确的。由此谈到出兵征讨，尚且认为从远方调兵是失策，何况戍守必然历时长久，又怎么可以使用异地的人呢？何况那里山川遥远，要靠绳索渡水、猿猴饮水，又是毒气蒸腾、蛊虫飞行的地区，五谷很少，转运粮饷的苦难多种多样，疫病随时可能发生；却让他乡百姓负戈在那里戍守，甚至不交战也会自行毁灭。这简直是把自己的士卒赶给敌人，把百姓投入水火，怎么可以这样做呢？孙樵的议论确实是万世不可磨灭的。《书褒城驿壁》。

译褒城驿号称天下第一；等到我亲眼看见，观察它的池沼，只见浅而混浊、长满茅草；看它的船，只见散坏胶着；庭院台阶十分荒芜，厅堂廊屋十分残破，哪里看得到所谓宏伟华丽呢？我询问驿吏，他说：‘忠穆公曾任梁州刺史，因为褒城控制着三个节度使治所，龙节虎旗的使者奔驰往来，车毂相交、马蹄相磨，所以把这座驿站修建得高大奢侈，以显示雄伟。大概当时看它比其他驿站壮丽，而且一年中来往宾客不下几百批；只要晚上得到它的庇护，饥饿时得到它的饭食，都是傍晚到、早晨走，哪里会有爱惜的心呢？至于划船，一定要折断船篙、撞破船舷、弄碎船上器物才停止；钓鱼，一定要使泉水干涸、泥水流尽、鱼都捕完才停止；甚至有人在轩中喂马、在厅堂里住宿鹰隼。凡是能够污损、毁坏房屋和器用的事情，他们无不去做。官职小的，属下即使气势凶猛，也还能制服；官职大的，属下更加暴横，难以禁止。因此驿站日益破碎，已经不像从前。我们这些八九个人，即使拿出供给宾客的物资和一两个人力来勉强修治，哪里能补救几十、上百人的残暴行为呢？’话还没有说完，旁边有个老百姓笑着说：‘如今所有州县不都是驿站吗？我听说开元年间天下富足兴盛，号称政治清平；行走千里的人不用携带粮食，生养子孙的人不知道战争。’〔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人〕 ‘如今天下没有兵器铠甲交战的声响，可是户口一天比一天凋敝；没有外敌侵削的忧患，可是开垦的田地一天比一天少，百姓一天比一天困苦，财力一天比一天枯竭，这是什么原因呢？凡是和天子共同治理天下的，只有刺史、县令，因为他们的耳目直接接触百姓，政令也传行得迅速。如今朝廷任命官员，既然已经轻视刺史、县令的职责，又频繁催促他们更换；刺史、县令任期长的三年一换，任期短的一两年就换两次。所以州县的政事，只要有不利于百姓的地方，就可能因为官员准备离任而被置之不理。更严重的是，刺史说：‘明天我就要走了，何必这样做？’县令也说：‘明天我就要走了，何必这样做？’到了忧愁时就借酒消愁，到了饥饿时就吃精美食物、拿取丝帛财物，笑着等待任期结束。唉，州县难道真的成了驿站吗？何况交接更替时，那些狡黠的属吏又借机放纵，奸诈欺骗，以出卖州县为能事？这样做却希望百姓不困苦、财力不枯竭、户口不凋敝、田地不减少，难啊！我于是作揖送走老百姓，把他的话分条写在褒城驿的屋壁上。《与高锡望书》。文章如同人的面貌，史才最难得到。达到司马子长的境界，千年以来只有他一人；能够达到扬子云的境界，也极为难得。唐朝以文章选取士人，二百年间作者有几十人，唯独韩吏部最高明。韩吏部修撰《顺宗实录》，尚且不能与班固相比；他能够和司马子长、扬子云相提并论吗？足下只是小史官，尚且应该世代继承史法，何况足下才力雄健，独到的文意纵横开阔。你曾经叙述义复冈和乐武的事情，其中要害都在孙樵；本应写一二百字的内容，足下用几十个字就能穷尽情状。等到文意穷尽、事情交代完毕，反而好像笔下还有千百言未写出。足下年龄还未壮年，所得已经如此。那么不知道司马子长、扬子云在足下这个年纪时，文章究竟会写成什么样呢？然而足下所传授的史法，是否与孙樵所听闻的不同呢？古代史书有直书事实的，也有使用文饰语言的；只是特意记录前人在一时之间所说的话，以建立实录，并不是为了使用俚俗语言。奇伟刚健而能写成史笔的精髓，所以立论、叙事以及写出人物的出没得失，都字字典雅简要，什么时候曾让俚俗语言混杂其中呢？如今世间使用俚俗语言的文章，却说自己得到了史法，因而牵强引用韩吏部说‘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孙樵不知道是韩吏部这样欺骗后学吗？还是韩吏部也不知道史法呢？史家记载职官、山川、地理、礼乐、衣服，也应当直书当时的制度，使后人知道某个时代如此，另一个时代那样。不应当把琐碎浅俗的材料罗列来取代前代的名物制度，以求简捷。史家编次人物，应当保存警戒训诫，不应当只是因为官位大、恩宠厚，就铺陈文辞、夸张字句。因此，大恶大善，即使身份卑贱也必须记载；尸位素餐、虚度职守的人，即使地位尊贵也应当黜退。至于司马迁记述周缪王、班孟坚为蔡义作传的做法，还可以采用吗？做史官的人，在明处不顾忌刑罚，在幽暗处也不畏惧鬼神；如果在这种地方有所梗塞回避，他写的史书就可以烧掉。古代国君不得观看史书，如今朝廷却让宰相监督修史；大丈夫一时受到君主宠遇，都想比肩房玄龄、杜如晦，提升风俗而达到太平，谁能承受因为不隐讳而招来的恶名呢？古代七十弟子不参与删削文字，如今朝廷却把史馆交给许多文士，儒者各自专凭一时的胸臆，都想任凭自己的好恶、亲手判定黑白，谁能专门树立自己的史论呢？孙樵不知道唐史究竟会写成什么样。孙樵虽然从老师那里承受了史法，又曾熟读司马迁、扬子云的书，但才情文韵枯涩，文章往往超过质实。我曾经叙述庐江何易于，从头到尾写了一千字；重视文采就会损害质实，接近质实又显得过于简略。即使刮去污垢、磨平痕迹，最终也达不到史书的要求。只是我认为足下才力出于天赋，最接近史才，所以把我从老师那里所接受的东西告诉足下。原编者评论：储欣说：“史法大略都在这里，应当与刘子元《史通》中的各篇议论参照阅读。” 《与王霖秀才书》。

译太原君足下：您的《雷赋》超过一千六百字，推究《易经》，参验玄妙的天象，旨意极其深微，辞采极其奇特，读它就像观看重重海洋中的惊涛巨浪，只知道惊魂夺魄、瞪目而视，却无法找到它的边际。我真以为您在文章方面奇异出众，将要在朋友中高举降旗，大加夸耀，还几乎怀疑扬雄又复生了。谁知不久您又接着写了《翼旨》以及杂题十七篇，这些文章同《雷赋》相差数百里。您还没有进入那座城池，我本不敢参与了解；既然已经进入其中，假如不合心意，也应当上下权衡，不该相差如此悬殊。不知您是以此来试探我吗？还是因为违背时俗、触犯众人，便想吃粗劣的残羹、啜饮薄酒，以求苟且合于世俗呢？为什么对自己要求这样浅薄，而迎合别人反而这样深切？鸾凤的声音，必定值得倾心聆听；雷霆的声音，必定使人心惊。龙的文章、虎的皮毛，究竟是什么等第的东西？日月五星，究竟是什么样的象征？构思必定要深，遣词必定要高明；说道人们所不说的，抵达人们所不能到的，趋向奇异、驰骋新奇，却要在切中弊病之后归于正道。用它来阐明道理，就能显明而又微妙；用它来传播声名，就能长久流传。前代的作者，正是这样：譬如卢仝的《月蚀诗》、杨司城的《华山赋》、韩吏部的《进学解》、冯常侍的《清河壁记》，无不拔地倚天，句句都仿佛要活起来。读它们，就像赤手空拳捕捉长蛇，又像不加控制地骑一匹烈马，急迫得没有余暇，无法捉拿控制；又像远方的人进入太兴城，茫然失措，难道能同只走过十家县、脚还没有到东郭而眼睛已经看尽西郭相比吗？我曾从来无择那里得到作文的真正秘诀；来无择从皇甫持正那里得到，皇甫持正又从韩吏部韩愈退之那里得到。然而我从来没有同人谈论过文章，并且害怕因此获罪于时俗。如今您有志于此，而自己怀疑的地方还很多，难道能不说吗？孙樵再拜。原编者评论：孙樵在这里所说的自己私下向韩愈学习的情形，就是这样。学者由此可以得到作文的方法。然而篇中所说的，全是描写文章已经写成后的状态；至于达到这种境界的原因，却从未说出。一定是读书很多，行为端正，事理都明白，内心和笔下贯通一致。写下数千百字，传告天下后世，能够做到同家人说话一样自然，然后再上下权衡，以求达到韩愈所说的“没有难易之分，只求合乎正确”，才差不多符合孙樵所说的道理。否则，只是一味追求艰深，辞语怪异雄伟，外表正是文章最大的弊病。祭梓潼神君文 大中十八年七月九日，乡贡进士孙樵再拜，在张君灵座前献上祭文。孙樵实在是个顽劣之人，不相信鬼神，凡是经过祠庙，不是讥笑就是吐唾沫。如今对于张君，难道真的相信您有神灵吗？会昌五年某夜，我登上这座山，冻雨像哭泣一样，山路湿滑得无法攀登，满眼一片漆黑，寻找道路也找不到，跛马恼怒地把我掀倒，前面跌倒，后面又摔倒。我于是说：‘没有火烛就无法前进。’一会儿有光亮来到马蹄之间；向北望去，空山中的庙宇旁燃起了火，火焰高过一丈，飞散的火星直射天空，昏暗的夜色也被斜斜照透，险峻的山路如同白昼。我对庙里的仆役说：‘天气这样寒冷，烧些柴取暖。’天亮到了山顶，庙门锁得很紧，连余烬也看不见，谁知道那火究竟是怎么回事？大中四年，我冒着暑热返回秦地，中午走到山脚，暴雨像冰雹一样落下。我又说：‘神如果确实有灵，就请把雨变成晴天；先前的火就是神灵显现。’话刚说完，回旋的风大作，从马前开始，怒号遍山，劈开云层，卷来暴雨，使四周群山都离开这座山而显得它巍巍高耸，尘土轻扬如飞。走完四十里，雨水没有沾湿衣服。回想我当时，感念神明没有欺骗我，和神明心中相约，这一点神明自然知道。如今经过您的祠宇，哪里敢默默离去？我献上酒和干肉，在庭下捧持祭拜，愿神明享用这些祭品。原编者评论：子产说：“使用的祭品丰厚繁多，魂魄就强盛，因此有精气爽朗之象。”达到神明境界的鬼神，其德性确实无法掩饰。本文把神灵的奇异恍惚写得极其逼真，笔力可以同汉代郊祀乐章相匹敌了。乞巧对 初秋七月的傍晚，庭院中摆设筵席，盘中有瓜，盆中有果，向神明拜祷并说话，仿佛在向神祈求什么。有人问他，他回答说：‘这是七夕祈求巧艺的祭祀，您有所求吗？’孙樵回答说：‘我守住自己的拙朴，用来保全自己的节操；如果巧艺可以求得，反而正是我的羞耻。那种巧在言语上，能说会道，出口便花言巧语，向世人献媚，把白说成黑，用蛊惑损害正直的德性，称赞盗跖为圣人，诬陷颜回为盗贼，离间君臣父子，出卖国家而制造祸乱。那种巧在文章上，摘取奇字、搜罗新意，割裂字句，考究格式、符合声律，磨炼韵脚、调协声调，使浑浊转为清丽，雕琢枝叶、镂刻花英，像花朵争艳、鸟巢明丽；甚至割裂经书、粉碎史实，考据古事而颠倒次序，大多近于俳优之辞，使观看的人张口发笑。下毁沈约、谢朓，上伤《离骚》《雅》《颂》，只求取媚于时俗，使古朴的文风不能回来。那种巧在做官上，窃取声誉、假装仁善，刚一开口便被钳住舌头，向灶神献媚、向权贵行贿，忍受羞耻和侮辱，惭愧畏惧得像老鼠一样，望着权贵的车尘便扫门迎接，指望按期九次升迁；君主把他接纳到朝廷大道上，他便大肆赞颂，玩弄世故、苟且偷安，败坏风俗、扰乱官府。那种巧在工艺上，怪诞奇巧无穷，吐弃古朴、嘲笑质朴，雕刻镂空，错落繁复，仿佛凭借云气横亘天际，绵延无穷；奢侈铺张，穷尽华丽，逾越礼制，超过制度，织绣成文、锦缎成幅，云一样的薄纱、雾一样的细绉，仿佛出自鬼神之力，大大损害妇女纺织，于是使世俗崇尚浮华，人们都沉溺于奢侈，败坏家庭、损耗国家；人的胸怀还没有得到舒展，就被这种风气蛊惑了教化的根源，伤害了百姓的力量。’ 由此看来，巧艺有什么值得说的呢？我以自己的拙朴为宝，即使同世俗事务相距很远，也能从容游心于经史之间，躺在云下吟啸月光。九条大道上喧闹不息，道路两旁都是朱门；清晨鼓声一响，车奔驰、马飞奔，而我正高枕仰卧，安然入睡，腹部起伏，鼻息鼾响，梦中回到故乡，槐花飘落庭院，蝉在晴空下鸣叫，怀中抱着文卷，袋里装着名刺，挨家挨户求取声名。我正幽居吟咏歌唱，我的茅屋面对松树、斜倚怪石，除此之外什么也不知道。上天赋予我这样的性情，我难道没有自己的命运吗？为什么还要向巧艺求取什么，来扰乱我的清静？我正想登上天门大声呼喊，堵塞巧艺的门户，使天下人各自回归本性，无忧无虑，心情和乐，耕田以供食、织布以制衣，像上古时代那样。巧啊，巧啊，你将要施展到哪里去呢？’ 原编者评论：巧由智慧产生，拙从愚朴而来。厌恶巧而使用拙，难道就是厌恶智慧而使用愚蠢吗？大概世俗所谓的巧，正是彻底的拙；所谓的拙，才是长久以来真正的巧。巧没有超过造物的，造物的巧，全都无心而自然形成；人却把机心当作机巧之事，这才是最大的拙，而天下没有人不称它为巧。这是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人的心几乎已经陷溺，走入禽兽的道路了。心陷溺而走入禽兽的道路，在做事上就是大大的失败。然而世上把大拙当作大巧的人，又要把大失败当作大成就，难道不可悲吗？《诗经》说：‘火越烧越大，到了火势高涨的时候就无法救治。’这正是圣贤因此忧虑地注视世道的原因。孙樵说：‘我以拙为宝’，这很好；可是又说‘同世俗事务相距很远’，那么所谓事务究竟是什么事务呢？这大概仍然有蓬草塞心的毛病吧。卷二十二 庐陵欧阳修的文章、赋以及杂著、书信 红鹦鹉赋并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