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十四

译我已经大略论述帝王世系，并看到了《本纪》的错误；虽然仍认为文王、武王与纣相隔十五六代，其荒谬显然无疑，但尧、舜、禹之间相隔不远，还希望其中的道理能够说得通。于是又参考《尚书》《孟子》以及孔安国、皇甫谧等书，考察他们寿命的长短，却发现更加乖谬，无法吻合。据《尚书》和各种说法，尧活一百一十六岁，舜活一百一十二岁，禹活一百岁。尧十六岁即位，在位七十年，八十六岁时才得到舜，让他试任职事。过了两年，舜才开始摄政；这时舜三十岁。从接受试任、摄政到尧去世，共三十年。舜为尧服丧三年完毕，才即位，在位五十年去世。舜在位第三十三年时，命禹摄政，共十七年后舜去世。禹为舜服丧三年完毕，才即位，在位十年去世。这样说来，尧得到舜时，尧八十六岁，舜三十岁。由此向上推算，尧五十七岁时，已经看见四世玄孙出生一岁了。舜接受试任、摄政以及在位共八十二年，而禹活一百岁。按禹的一百年向上推算，禹即位和居舜丧共十三年，又在舜朝中经历八十二年，合计九十五年；那么在舜开始试任、摄政的第一年，禹才六岁。也就是说，舜作为四世玄孙三十岁时，已经看见四世高祖才出生六年。至于舜娶尧的两个女儿，按图谱她们是舜的曾祖姑；虽然古代久远、世代不同，或许与今天有所不同，但人伦的道理是万世不变的常道，不可能错乱颠倒到这种程度。这样看来，各家关于世系和寿命长短的说法，凡是《圣经》没有记载的，都不足以相信，这一点已经确定了。原编者评：欧阳修一生对于古人的书，从不轻易诋毁议论；但一旦明确看出其中的错误，便反复申说，告诫后世，甚至不怕把意见写得极为琐细。他曾评论说，司马迁上下考察千百年而写成《史记》，班固却讥讽他的是非判断多有违背圣人之处。如今考察他的书，他所作的褒贬大多使用含蓄的言辞，是为了讥刺当世，言在南而意在北，让读者自己领会，从未直接肯定他所肯定的、否定他所否定的。又怎么能只根据他的文字来讥刺他的错误呢？只是他编排史事时多采用战国、秦、汉之间处士游谈的荒诞说法，把它们杂入孔子论定的六经之中，使真伪难辨、泾渭不分，这就是他的局限。《公羊传》说：“所闻之事，辞说各异；所传闻之事，辞说又各异。”事情相隔数代，不可能毫无讹误，即使《左氏传》也有时不能避免，何况其他书呢？例如《史记》记载卫国公子伋与寿争相赴死，便依据《左传》《诗传》的文字，说卫宣公娶纳伋的妻子，生下寿和朔；朔与宣姜合谋，朔向宣公进谗，宣公命伋出使齐国，又让刺客先在险要处等候杀他。寿偷取伋的使节先赶去，争着代伋而死，刺客便把二人一同杀死。先儒对此深信不疑，但考察年代，宣公十八年娶纳伋的妻子，十九年宣公就死了。那么所谓寿和朔，即使是双胞胎，也都在出生不到一天时便死了，哪里会有朔向宣公进谗、寿争着代伋而死的事情呢？不只是《左氏传》值得怀疑，就连《二子乘舟》这首诗也不知道究竟因为什么而作。像这样的事情数不胜数，姑且附记其中一端，使后世知道孟子所说“尽信书，不如无书”，确实是至理名言。《外制集序》。

译庆历三年春，丞相吕夷简病重，不能上朝。皇上既已重新任用大臣，又锐意处理天下事务，开始采纳谏官、御史的奏疏，追回夏竦的制书。不久又召韩琦、范仲淹从陕西回来，并任命富弼为枢密副使。富弼、范仲淹、韩琦都惶恐顿首，辞让五六次仍不停。皇帝亲自下诏急催韩琦等上路，富弼正入朝请求面见皇帝，却因辞让未能相见；皇帝便派宦官催促他送到阁门使处，于是他接受了任命。唉！看韩琦等人为什么辞让，以及皇上为什么任用韩琦等人，可以说是圣贤相遇，万世难逢；君臣之间的关系是多么盛美啊！在这个时候，天下士人谁不愿意成为有才之人呢？只是我是什么人，竟也在被选用之列。夏四月，我奉召从滑台进入谏院。冬十二月，授任右正言、知制诰。当时，夏人虽然多次请求归顺，西部军队仍未解除戒严；京东盗贼连年不断，最后王伦在沂州突然起兵，辗转劫掠江淮之间，张海、郭邈山等人也在商州、邓州起事，使京西受到震动。州县官吏大多不称职，百姓因此困苦。天子正慨然劝导农桑，兴办学校，破除旧例，不拘次序任用人才；怜悯百姓的困苦，想要除去那些弊害百姓的官吏；知道磨勘法实行已久的弊病，想另行考察人才和不肖者，以进用贤能；忧虑各部门职务不能修治，便重申赏罚信用的实施，大概是想整顿法度。我当时虽然掌管诰命，仍然担任谏官，常常能够在殿中奏事，从容地充分听到天子整顿各项事务、忧念百姓并劳心求治的意图；退朝以后，便把这些内容写入制书，用来讽谏、晓谕和训诫在位的官员。然而我当时正在参与修订祖宗旧典，又修撰《起居注》，又编修法令，天天同同舍官员议论治理；所要省阅、裁减的文书不止一件，而下达的任免名单往往只有一两件，时日已经迫近丞相出发，所以无法专心思考，精心撰写文字，以充分表达天子难以用语言说明的意旨，并使诰命恢复三代文章的风格。唉！学者的文章能够被世间任用，已经很少；何况能够施用于朝廷，又遇到君主致力于治理的盛况？像我这样鄙陋的人，即使竭尽才力，尚且恐怕不能相称，何况不能专心于本职？这就是我对这些文章常怀遗憾的原因。第二年秋天，我出任河北转运使。又到第二年春天，暂代知成德军州事。事务稍微空闲下来，便取出先前所作的制草阅读；虽然不能把明主的意旨全部记载在文章中，但也有一两篇足以彰明给后世看，其中大概保存着王者的训诫，难道会因为我的文章鄙陋就废弃吗？于是把它们辑录为三卷。我从直阁下任儤直八十日，任期才满；没过几天，奉命出使河东，回来后立即…… 到了河北以后，所以所作的文章只有一百五十多篇。原编者评：徐度说：考察欧阳文忠公《庆历制草序》，其中说，任免名单下达后，往往没有一两件事的时间，丞相便已被催促出发，因此不能专心思考，精心撰写文字，以充分表达天子难以让人明白的意旨，并使诰命恢复三代文章的风格。刘原甫《侍读墓志》又称赞他的文章特别敏捷丰赡，曾经在紫微阁值班；有一天追封皇子、公主九人，他正要下班，便让马停下，退坐马上挥笔写成九篇制书，总计数千言，文辞典雅，各自合乎体裁。由此看来，任免名单既已下达，就一定要在当天起草诏词，而且不能从容下班后再写。到了元祐初年，诏词撰拟的期限已经不像从前那样紧迫。翟公巽任资政，处在政和年间，诏词制命独为一时之冠；但他的文思迟缓滞涩，尤其厌恶别人催促。有人催促他，他就默默记下催促者在旁边；所以每被催促一次，反而故意迟延一天，有时拖延到十多天。《诗谱补亡后序》。

译欧阳子说：从前圣人去世以后，六经之道在战国时几乎熄灭，到秦代又被焚毁抛弃。自汉代以来，人们收集散失的篇章，阐明遗留下来的义理，纠正其中的讹误，能够大致完备而流传到今天，难道是一人的力量吗？后来的学者沿着前代传下来的踪迹，考察它们的得失，这样做的人或许有；但如果只是抱着焚余残缺的经书，在距圣人千百年之后茫然无措，看不到前代儒者中间的学说，却想独立建立一家之学，果真有人能够做到吗？我不相信。然而，对于前儒的论说，如果不是详细考察它的始末，发现它与圣人相抵牾、严重违背义理而损害经义，不到万不得已，为什么一定要徒然创立异说来互相诋毁呢？毛亨、郑玄对于《诗经》的研究，也已经很广博了。我曾经依据他们的笺注、传文考察经文，再用《诗序》和《诗谱》来验证，可惜彼此不合之处相当多。《诗经》叙述商、周，从《生民》《玄鸟》向上追述稷、契，向下直到陈灵公，跨越一千五六百年；旁及列国君臣世系、国土、山川、封疆、图籍，以及鸟兽草木鱼虫的名称，风俗善恶、方言训诂、兴衰治乱、美刺的缘由，没有不记载的。既然如此，谁能在其中完全没有错误呢？我怀疑毛亨、郑玄的错误已经很多，但不敢轻率地改动，心想他们的学说不只是笺注、传文而已；遗憾的是不能把两家的书全部看到，还不能完全通晓他们的旨意。没有看完他们的书就想判断是非，就像没有听完一个人的言辞便想判定诉讼曲直，能够果断地自行决定吗？能够使当事人一定服从吗？世人说郑氏《诗谱》最为详尽，我寻求它很久，一直没有得到；即使《崇文总目》和秘书省收藏中也没有。庆历四年，我奉命出使河东，到绛州时偶然得到它。书中有注文，却没有署名；但首尾残缺，周公使天下达到太平以前的内容全都亡佚了。它的列国谱采用旁行格式，尤其容易发生讹误，全都颠倒错乱，无法再考察。诗中的《雅》《颂》兼列商、鲁；正风、变风共十四国，但次序都没有详细说明其意义。只有各封国变风的先后不能不知道。周、召、王、豳同出于周；邶、鄘出于卫；桧、魏没有世家；能够考察的有陈、齐、卫、晋、曹，郑、秦，这就是封国的先后。豳、齐、卫、桧、陈、唐、秦、郑、魏、曹，这是变风的先后。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豳、秦、魏、唐、陈、曹，这是孔子删诗以前，周太师乐歌的次序。周、召、邶、鄘、卫、王、桧、郑、齐、魏、唐、秦、陈、曹、幽，这是郑氏《诗谱》的次序；排斥桧国。陈国以后，就是今本《诗经》的次序。当初我还没有见到郑氏《诗谱》时，曾经大略考察《春秋》《史记》的本纪、世家、年表，再同毛亨、郑玄的说法合在一起，作成《诗图》十四篇。如今便借此来补充郑谱亡佚的部分，足以看出两家所说的世系先后十分完备。于是根据这些材料考求其得失，便清楚明白了。我仍然保存这部图谱，希望借此表明自己对于郑氏之学已经尽了心力。必须把他的学说全部考察过，并发现其中有不能贯通的地方，然后才可以议论订正。我难道是喜欢创立异说吗？共补写其谱十五处，补写文字二百零七处，增删、涂改、订正三百八十三处，于是郑氏的《诗谱》又完整了。原编者评：欧阳修给宋咸的信说，经书不是一代人写成的，它流传中的错误也不是一天造成的；刊正、补缀同样不是一个人的力量所能完成的，应当让学者各自穷尽自己的见闻，再由明智的人加以选择。十条中取一条，百条中取十条，虽然不能使六经完全恢复到没有错误的状态，但集合众人的长处来补缀它们，大概不至于产生大的谬误，可以等待圣人再生。又给徐无党写信说：如今凡是研究经书的人，没有不忧虑圣人的旨意不明，却被各位儒者自创的说法搅乱的。现在在经书之外又自己创立学说，就像担心水中有沙而再把土投入其中。不如把沙土全都除去，那么水就会清澈明亮。把这三处话同这篇序合起来看，虽然似乎言语彼此抵牾，却像五味相互调和一样，能够看出欧阳修潜心六经、由己心得其旨趣，也可以作为后世学者研究经书的方法。《集古录目序》。

译事物常常聚集在喜爱它的人那里，也常常被有力量的人取得。即使喜爱它却没有力量，哪怕东西近在眼前、容易取得，也有可能得不到。象牙、犀角、虎豹皮革，来自蛮夷之地和山海之间；那些能杀人的野兽，它们的齿角皮革却可以收集保存。玉产于昆仑山，在流沙万里之外，要经过十多次翻译，才能到达中国。珍珠产于南海，常生在深渊；采珠人腰系绳索下水，往往因为水势、形貌和颜色不像人而不能出来，最终沉在水下成为蛟龙鱼类的食物。金矿藏在山中，要凿得很深、挖入很远，带着火把和干粮，然后才能进去；山崖崩塌、洞穴堵塞，埋葬在里面的人通常就有几十、上百人。东西既遥远又难取，而且死者很多，灾祸常常如此。然而金、玉、珍珠、美玉，世人仍常常兼收并蓄。凡是喜爱某物而又有力量取得它，就没有不能得到的。汤盘、孔鼎，岐阳的鼓，岱山、邹峄山、会稽山的刻石，以及汉、魏以来圣君贤士的碑刻、彝器、铭文、诗、序、记，下至古文、籀文、篆书、隶书各家的字书，都是三代以来最珍贵、奇异、雄伟、华美、精巧而可喜的东西。它们距离人并不远，取得它们也没有灾祸；然而由于风霜、兵火，它们湮没、磨灭、散失、抛弃在山崖、废墟和荒草之间，始终没有人收拾，是因为世上喜爱它们的人少。〔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人〕 幸好有喜爱它们的人，但他的力量又有时不足，所以只能得到其中一两件，不能使它们聚集起来。力量没有比喜爱更重要的，喜爱也没有比专一更重要。我生性专一而嗜好古物，世人所贪求的东西，我对其中都没有欲望，因此能够专心一意地喜爱古物。喜爱得深，即使力量不足，也还能把它们取得。所以向上从周穆王以来，向下经历秦、汉、隋、唐、五代，远至四海九州、名山大泽、穷崖绝谷、荒林破冢，以及神仙鬼物和各种诡怪传说，没有不收集的，作为《集古录》。因为认为转抄会失去真实面貌，所以依照碑石原本和卷轴收藏；有卷帙次第，却没有按时代先后排列，因为所取甚多且没有停止，所以随着所得而记录。又认为聚集得多了最终必定还会散失，于是摘取其中的大要，另编成《录目》，并把那些可以同史传互相校正、补正缺漏和错误的内容一并记载下来，传给后来的学者，希望有助于增加见闻。有人讥笑我说：东西多了，势必难以聚集；聚集久了没有不散失的，何必在这件事上拘拘用心呢？我回答说：能够满足我所爱好之物，直到老去，也就可以了。象牙、犀角、金玉的聚集，难道果真不会散失吗？我本来就不能因为这个道理而改变对那些古物的爱好。原编者评：欧阳修自记说，从前在洛阳同我交游的人，都是一时豪杰俊士。陈郡谢希深善于评论文章，河南尹师鲁辨析论说精密广博；我每当有所写作，这两个人一定展开纸张迅速阅读，很快就能领会我的深意。把文章给其他人看，他们有时也会有所称许，但都不是我自己能够得到的知音。宛陵梅圣俞是善良正直的君子，同我一起处在困穷贫约之中；每当看到我有一点值得高兴的事情，便欢喜得像是自己也有了这件事。自从这三位君子去世，我也已经老了，而且多病。这篇序的写作，既没有谢希深、尹师鲁那样的知音；这部集录编成书，又遗憾梅圣俞不能看见。悲哀啊！《韵总序》。倕擅长制作弓，却不能射箭。羿和逄蒙是天下善于射箭的人。奚仲擅长制作车，却不能驾车。王良、造父是天下善于驾车的人。这正是荀卿子所说的，各种技艺达到极致的人，确实不能同时擅长两种本领吗？儒者学习圣人，圣人的道理本来直截而简约。到了把它曲折铺陈、加以疏通，用来贯通天下的道理，穷究阴阳、天地、人鬼、事物的变化，以及君臣、父子、吉凶、生死等人的大伦时，六经不能把这些全都说尽，七十子以及孟轲、荀卿、扬雄一类人，各自竭尽辩说，也没有谁能够穷尽。孔子以如此好学，而他所讲的道，对于尧舜以后就说得详细；对于尧舜以前大概从略而不谈，难道也是有所顾不上吗？儒者的学问确实如此：既遥远又宏大，需要下很多功夫，那么有些事情顾不上，也是应该的。文字之学，是儒者所使用的工具。它的精微之处，包括声音、字形、曲直、毫厘的区别，清浊音响相互生成的类别，以及五方言语风俗的不同。因此儒者没有空暇精通它；那些精通文字的人，往往又不能精通其他方面。所以求学者没有人肯舍弃自己的本业，把全部心力放在这里，这就是所谓不能同时擅长两种本领。必须等到用心专一的人，或许才能精通它；这样以后，儒者才有所取法。洛阳僧人鉴聿作《韵总》五篇，推求子母、轻重的规则，用来确定四声，考察前代儒者的错误，辨别纠正五方语音的讹误。他用心精细，可以说深入到极其微妙的地方；如同梳理头发、整理丝线，虽然细密而繁多，条理却不乱。研究儒学的人没有谁能够难倒他。鉴聿通晓《易》，能够知道大衍之数，又学习阴阳、地理；在黄帝、岐伯的著作中，他最用心研究的是《韵总》。他本来出身儒家，年少时出家为浮图，进入武当山，在江汉一带往来十多年，不随便同人交往；遇到不合自己心意的事，即使王公大人也不肯顾念。听说士人有一项技艺，即使相隔千里也一定去访求；他孤高自守，有古代独行之士的节操，正是所谓用心专一的人。他的学问达到成就，是理所当然的。浮图之书流行于世的有数百万字，文字杂有夷夏不同的成分，读者很少能得到其真实含义，往往要靠鉴聿加以校正。鉴聿的书不只是对我们儒家有用，也希望传给佛门弟子。原编者评：文字学所涉及的范围虽小，但韩愈说，凡是写文章的人都应该略微懂得文字，这门学问固然不能完全忽略。既然有声音、字形、曲直、毫厘的区别，就必然有清浊音响相互生成的类别。五方的语言风俗各不相同，无法完全考究，但必定存在统摄根本、会通源流的地方。前儒说，声音同颜色、味道、气味相比，只能得到一半，因为后三者都兼有阴阳，唯独声音只属阳。数术书说：“凡是声音都属阳，所以到了阴的范围便不能运行。”道理固然如此；但它不能运行的地方就是无声，而无声从何而来，必定有有声之物作为对应。它所对应的是什么声音？就应当反过来从这里追求；这样即使没有声音，也同有声音并没有不同。梵文经典有《华严字母》，能够统摄万类声音，并逐一加以区别；僧人鉴聿大概就是精通这门学问的人吧。《苏氏文集序》。

译我的朋友苏子美去世四年后，我才在太子太傅杜公家中得到他一生的文章遗稿，于是编集为十卷。子美是杜家的女婿，便把他的文集归还杜家，并告诉杜公说：这些文章是金玉，即使被抛弃、埋没在粪土中，也不能被销蚀。它们在当时被遗弃，后世一定会有人收取并珍爱它们。即使被埋没而没有流传出来，它们的精气光彩也已经能够不断自行显现，外物也不能把它们遮掩。因此，正当子美受到排斥、摧折、流离、困厄之时，他的文章已经自行流传天下。即使他的怨家仇人，以及曾经出力把他排挤到死地的人，面对他的文章，也不能稍微毁损、掩盖它。人的常情是轻视眼前而看重遥远。子美在今世屈抑尚且如此，那么他在后世得到伸展，应当会怎样呢？杜公难道可以不感到遗憾吗？我曾考察前代文章和政治治理的盛衰，奇怪唐太宗使天下达到治理，其盛况几乎可比三王，但文章却不能革除五代遗留下来的习气。过了一百多年，韩愈、李翱一类人出现，然后元和年间的文章才恢复古文传统。唐朝衰落、兵乱之后，又过了一百多年，圣宋兴起，天下安定，平安无事；又过了几百年，古文才在当今兴盛。自古以来，天下太平的时候少，动乱的时候多；好不容易遇到太平时代，文章有时不能纯粹，有时又迟迟不能达到相应的水平，为什么竟然这样困难呢？难道不是难以得到合适的人才吗？假如一旦有这样的人，又幸好出生在太平时代，天下难道可以不珍重并爱惜他吗？唉，我的朋友子美，因为一次饮酒吃饭方面的过错，竟至于被废黜为民，流落而死；这足以令人叹息流泪，也应该是当时仁人君子以及负责国家乐意培养贤才的人所应当惋惜的。子美年纪比我小，但我学习古文反而落在他后面。天圣年间，我在有司参加进士考试，见当时的学者致力于用言语、声韵、对偶等方法割裂文章，称为时文，彼此夸耀推崇；只有子美同他的哥哥才翁以及穆参军伯长创作古歌诗和杂文，当时人多共同讥笑他们，子美却不顾这些。后来天子忧虑时文的弊病，下诏书讽谕勉励学者接近古文，由此这种风气逐渐止息，学者也渐渐趋向古文。只有子美在全天下都不这样做的时候坚持创作，始终守持自己的道路，不被世俗的取舍和趋向牵引，可以说是特立独行的人。他的官职做到大理评事、集贤校理，后来被废黜；之后任湖州长史，任内去世，享年四十一岁。他相貌奇伟，看上去昂然挺立，接近交往却温和亲切，交往越久越令人喜爱仰慕。他的才干虽然很高，但为人也并不张扬。那些嫉妒他、攻击他并排挤他离开的人，他们的用意并不在子美本身。幸亏天子聪明仁圣，当时那些被点名排斥的，从二三位大臣以下，想以子美为由牵连他们的人，最终都得到保全。如今这些人都一同获得荣宠；即使是与子美同时饮酒而获罪的人，其中多是一时的豪杰俊士，也都被收录任用、显达于朝廷，唯独子美不幸死去。难道不是他的命运吗？悲哀啊！原编者评论：朱熹说：范文正公招揽一时的才俊之士聚集在馆阁中，如苏子美、梅圣俞这些人。这些人虽然有才华和声望，然而轻浮嬉戏，又常常分门别类。当时许公任宰相，张安道任御史中丞，王拱辰等人都非常憎恶他们，想把他们赶走，却没有办法。苏子美又偏偏在杜祁公任宰相时，担任馆职兼进奏院职务。每年进奏院祭祀神灵，按惯例卖掉旧公文纸，作为饮宴费用。苏子美沿袭惯例卖旧纸，又拿出自己的钱补助聚会，请馆阁中的各位名士参加，并且区别品流，不是同道的人都不得参加。李定想参加，苏子美却不答应，于是把两军的女妓全部召来奏乐，纵情饮酒，作成傲慢的歌曲。王胜之直柔有一句歌词说：“欹倒太极，须让皇帝来扶；周公、孔子，也赶去给我做奴仆。”王拱辰等人专门窥伺他们的过失，刚听到这句歌词就立即把它报告给皇帝。仁宗大怒，马上命宦官逮捕诸公，但他们都已经散去逃藏了。皇帝怒气很盛，搜捕极严，城中一片喧扰。于是韩魏公对皇帝说：“陛下即位以来，从未做过这样的事；一旦突然这样做，天下都会惊骇，影响圣听。”仁宗的怒气稍稍平息，但馆阁之士被罢免驱逐殆尽，所以当时有“一网打尽”的说法。杜公也被罢免宰相，苏子美被除去名籍，降为平民，永远不再叙用复职。苏子美居住在湖州时有诗说：“比不上鸡竿之下的人，坐在那里，别人说不能把我同罪人相比，以此请求赦免释放。”虽然王拱辰、张安道一类人攻击得很急，但也只是他们轻薄放纵，做得不对；即使一时有声名，行为如此，最终对天下国家又有什么补益呢？仁宗于是惩治才士轻薄的弊病，这几个人迎合皇帝的意旨，尽力援引纯朴持重的人来蒙蔽仁宗。凡是解释经书，不过像解释训诂一样罢了，杨安国、彭乘一类人就是如此。梅圣俞《诗集序》：我听说世人常说诗人少有通达而多有困穷，难道真是这样吗？大概世上传布的诗，多半出自古代困穷之人的言辞。凡是士人胸中蕴藏着才学而不能施展于世的，大多喜欢在山巅水涯之外放纵自己的情怀；看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的形状类别，往往探寻其中奇异之处。内心积聚着忧思和感愤，便借兴寄托怨刺，用来表达羁臣寡妇的叹息，抒写人情中难以言说的内容。大概越困穷，诗就越精工；这样看来，不是诗使人困穷，而是困穷之后诗才精工。我友人梅圣俞年轻时因祖荫补为小吏，多次参加进士考试，总被主管考试的官员压抑，困顿于州县之中十多年，如今年已五十，仍然在任从属之职。

译他接受征辟文书，作为别人的辅佐，郁积着自己的才学，不能奋发显露于事业之中。他家在宛陵，自幼学习诗歌，还是儿童时，出口成章就已经使长辈惊异。长大以后，学习六经和仁义的学说；他写文章简约古雅而纯粹，不求苟且取悦于世人。世人只知道他的诗而已，但当时无论贤者还是愚者，谈论诗的人都一定要向圣俞求教。圣俞也认为自己仕途不得志，便以作诗为乐，将郁结发泄出来，所以一生所作的诗尤其多。世人既然已经知道他的才华，却一直没有人把他推荐给皇帝。从前王文康公曾读到他的作品，感叹说：“二百年来没有这样的作品了！”虽然了解得很深，也终究没有果真推荐他。假使他有幸得到朝廷任用，创作雅乐颂诗，歌咏大宋的功德，把作品荐于清庙，追配商、周、鲁三国颂诗的作者，岂不是伟大吗？无奈却使他老来仍不得志，只能作困穷者的诗，徒然发抒于虫鱼万物和羁愁感叹的言辞。世人只喜欢他的诗写得精工，却不知道他困穷已久，而且将要老去，难道不可惜吗？圣俞的诗很多，他自己没有收拾编纂；他的妻兄之子谢景初害怕诗作太多而容易散失，便把他从洛阳到吴兴以来的作品取来，编次为十卷。我一向喜爱圣俞的诗，又忧虑不能全部得到，忽然因谢氏能够分类编次而大为欣喜，于是写下这篇序并把诗集收藏起来。这以后十五年，圣俞因病死在京师。我哭祭并为他撰写墓志铭后，又到他家搜求，得到他的遗稿一千多篇，连同我所收藏的诗，选取其中最好的六百七十七篇，编为十五卷。唉！我对圣俞诗歌的评论已经说得很详细了，所以不再多说。原编者评论：王志坚说：欧阳公和梅圣俞通过河南幕府结交，交往最久，到嘉祐元年才推荐他担任直讲，距离圣俞去世只有五年。因此王荆公的挽诗说：“贵人怜爱您，双目青光；一经吹嘘，便可使您高登岑楼。只可惜让隐逸之才埋没而无人收用，空能乞钱来帮助供给饭食。”这是替欧阳公发议论。可是欧阳公既替他写墓志，又替他写诗集序，对故人的情谊并不薄。他没有早早提拔梅圣俞，难道没有什么用意吗？世间传说圣俞不得志，写了一部名为《碧云秅》的书来诋毁诸公。叶梦得曾辨说这是魏泰所作。然而《石林燕语》记载，范公初次贬到饶州时，圣俞作《灵鸟赋》寄给他。等到范公执掌政权，圣俞料想他会援助自己，可范公却漠然无意推荐他，推荐的竟是孙明复、李泰伯。于是圣俞作《后灵鸟赋》说：“我从前怜悯你的忠诚，作赋来凭吊你。如今主人错误地让你食物丰足、巢居安稳，而你却不再啄叛臣的眼睛，不再窥伺贼营的动向，反而憎恨鸿鹄不来亲近，喜爱燕雀前来依附。”《清波杂志》引圣俞听到范公死讯时的诗说：“一出仕便屡次更换郡守之地，人人都盼望着酒壶。世俗人情哪里值得学习，我向来没有写奏记进言。” “贫贱时常常甘心守分，身居高位却不懂得肥美滋味。虽然与您的门馆相隔，我哭泣时却与众人不同。”由此怀疑《碧云秅》一书确实出自圣俞之手。合起来看，圣俞的为人就可以知道了。欧阳公对待他，最为得体。《送徐无党南归序》草木鸟兽作为物类，众人作为人类，虽然它们的生存各不相同，但死亡却同样归于腐坏、消散、穷尽和泯灭。可是众人之中有圣人贤人，他们固然也在世间生存、死亡，却唯独不同于草木鸟兽和普通人：虽然死了，仍不会朽灭，距离时代越远，流传保存得越久。他们之所以成为圣贤，在于修养自身、施行于事业、显现于言论；这三件事，是能够使人不朽而长存的原因。修养自身，可以无所不成；施行于事业，则有能做到的，也有不能做到的；显现于言论，又有能做到的，也有不能做到的。已经施行于事业而没有著见于言论，也是可以的。从《诗》《书》《史记》所记载的人来看，他们难道一定都是善于言辞的人吗？已经修养自身，却没有施行于事业，也没有显现于言论，同样可以。孔子的弟子中有擅长政事的，也有擅长言语的。像颜回，住在简陋的巷子里，弯曲着手臂当枕头，挨饿而睡罢了；他同众人相处时，整天默然不语，像愚人一样。当时同门弟子都推崇尊敬他，认为自己不敢希望赶上他；后来过了几百上千年，也没有人能够赶上他。他能够不朽而长存，本来就不依靠施行于事业，何况言论呢？我读《汉书·艺文志》和唐代《四库书目》，看到其中所列从三代、秦、汉以来著书的人，多的达到一百多篇，少的也有三四十篇；那些人多得数不清，但著作散失磨灭，百篇中还不到一两篇能够保存。〔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千岁〕 我私下为这些人感到悲哀：文章固然华美，言语固然工巧，却同草木花朵被风吹落、鸟兽美妙的叫声掠过耳边一样，转眼即逝。当他们费尽心力从事写作时，与普通人奔忙营求又有什么不同？而突然死去，虽然有早有晚，最终也同这三者一样归于泯灭。言语是不足以凭恃的，大概就是这样。如今的求学者，没有不羡慕古代圣贤能够不朽的；但那些耗尽一生心力在文字上的人，也都值得悲哀。东阳徐生年轻时跟随我学习，写文章渐渐得到世人称誉；离开我以后，和众士人在礼部参加考试，取得高名次，因此知名。他的文辞日益进步，如水从地下涌出、山从平地突起。我想挫去他的盛气，勉励他多加思考，所以在他归去时把这些话告诉他。然而我本来也是喜爱写文章的人，因此也借此警醒自己。原编者评论：王志坚说：张芸叟给石司理的信说：“近来游历京师，每每听欧阳文忠公、王荆公、司马温公谈论，多是关于操守义行、文章历史的事。只是欧公多谈吏治之事，久而久之，我不免请教说：‘学者的见解，先生知道我无不希望听到道德文章；如今先生却多教人以吏事，我还不能理解。’欧公说：‘不是这样。您将来亲自处理事务时，自然会明白。大体说来，文章只能修饰自身，政事却可以惠及万物。我从前被贬官到夷陵，想找一部《史记》或《汉书》来读，公家私家都没有，于是拿陈年的公文反复观看，发现其中枉曲正直、乖谬错乱的地方多得数不清。何况夷陵这样荒远狭小的地方尚且如此，天下的情况就可想而知了。当时我仰望天空发誓，牢记于心：从此以后遇到事情，再也不敢忽视。’到如今二十多年，我出入朝廷内外，忝居三公之列。今天别人看我，一定说我是靠文章仕进；以我自己来看，实际上只是当年那一句话的回报。”这篇序反复以徒然空谈为戒；仅从这一段看，欧公在文学上从不自满，而一定要求通过政事来惠及他人，不是圣贤的用心，怎么会有这样的见识呢？卷二十五 庐陵欧阳修文：四序、策问、论 《送王圣纪赴扶风主簿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