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

译韩愈敬白：我年轻时在其他技艺方面愚钝怯弱，自己估量没有什么可以努力的地方，又不通晓时务，同世俗多有抵牾，想到终身都无法建立功业，于是发愤专心致力于文学。学习没有掌握方法，凡是辛苦学习而勉强得到的东西，都只是符合空泛言论而不适合实际应用，又加上自己一再荒废。因此学业虽成，道路却更加困窘；年纪老了，智慧反而更加困乏。如今又因为获罪被朝廷贬黜，远到蛮荒县份任县令，忧愁无聊，瘴疠侵袭，惴惴不安，连早晚能否保全都不敢希望。足下年轻而才华出众，文辞高雅而意气锐利，正值朝廷求贤如同唯恐来不及的时候，当权者又都是贤能的官员。只要拿起几寸长的笔，写满一尺长的纸，文章写得高明可以求取爵位，即使按次序逐步进身，也至少不会失去考中甲科的机会。如今却乘坐不可预测的船，进入没有人烟的地方，来同我相从，以询问文章为事，使自己劳苦而事情却走偏，言辞郑重而请求简约，这不是好的打算。即使古代君子积累道德、隐藏光芒而不显耀，闭口不言而不传播，遇到足下这样诚恳的请求，也还会倾尽仓廪，罗列所有所得来教导你。像我这样愚昧不肖的人，又怎么敢对你有所吝惜呢？只是足下的才能足以自我奋发，而我所有的东西就像前面所说的那样，所以临到事情面前感到惭愧，不敢答复。钱财不足以救济您身边的困急，文章也不足以开启您的事业；您满载而来，却空着口袋回去，只希望足下明白这一点罢了。原编者评论：朱子说：‘韩公因为上书论事被贬为阳山县令，所以说远到蛮荒县份任县令；此文作于贞元二十年。’《答尉迟生书》：韩愈敬白，尉迟生足下！所谓文章，必定有内在的实质，所以君子慎重对待自己的实际品德。实质的美丑，表现出来时不会掩饰。本质深厚却未必茂盛，形体宏大而声音洪亮，行为高峻而言辞严厉，内心醇厚而气质平和；明白显著之处没有疑惑，优游从容之处绰绰有余。体制不完备，不能算成人；文辞不足，不能算成文。我所听闻的道理就是这样。有人向我请教，我也用这些话回答。如今您的作品都很好，态度谦逊，仿佛还不够，却来向我求证。我又怎么敢吝惜自己的言语呢？不过，我所能说的都是古代的道理。古代的道理不能用来迎合当今，您为什么对它如此特别地珍爱呢？贤能的公卿大夫在上面，刚刚开始进身的贤士在下面，都是并肩而立。他们能够得到职位，一定有取得它的原因。您想做官吗？那就去向他们请教，所有这些都可以学习。如果您只是珍爱这种道理，并不是为了做官，那么我韩愈也曾学习过它。请允许我今后继续谈说。原编者评论：文章之所以成为文章，从体制来说，在《易经》中属于‘离’；太阳月亮附丽于天空，百谷草木附丽于土地，这是天地的文采。重重光明附丽于正道，于是教化成就天下，这就是人的文采。所谓正，就是善；所谓善，就是包含在人心的光明之中，并附丽于万物文理的东西。从功用来说，在《易经》中属于‘贲’；宣发人心的光明，显现万物的文理，没有文采就无法做到。纵向横向展开，不知有几千万里；从上到下推行，不知经历几千万年。语言互不相通，嗜好欲望各不相同，但有共同的文采，五方之人就可以成为一家，万年之久也可以凝聚为一念，这就是贲卦的功效。然而，贲并不是外在装饰；贲卦六爻中的‘贲趾’‘贲须’，都说的是自然如此而不能勉强。‘皤如’‘濡如’‘戋戋’‘白贲’，都说贵重的是本质，而不是贵重外在文饰。过分追求装饰才得到亨通，那就走到尽头了，是孔子所告诫的。昌黎没有专门谈《易经》，却深深领会了《易经》的义理。他说‘实质的美丑，表现出来时不会掩饰’，可以说是探究根本、穷究源头了。真正慎重对待自己的实际品德，达到最高境界，就是仲尼从文王、武王、周公那里继承而来，并说‘文不在这里吗’的那种文。尚未达到这种境界的人，虽然说有如清冽的九泉之水，也不能同大海相比，但终究和断绝的港汊、干涸的水道不同。上宰相书

译正月二十七日，前乡贡进士韩愈谨伏在光范门下，再拜奉书给相公阁下：诗的序文说：‘菁菁的莪草，是赞美乐于培育人才。君子能够长期培育人才，天下人就会为此喜乐。’诗中说：‘莪草长得多么茂盛，生长在那大山坡上。一旦见到君子，既快乐又有威仪。’解释的人说：‘菁菁，是茂盛的样子；莪，是微小的草；阿，是大的山陵。意思是君子长期培育人才，就像大山陵培育微小的草，能使它们茂盛起来。‘既见君子，乐且有仪’，是天下人赞美君子的说法。’诗的第三章说：‘既已见到君子，就赐给我百朋。’解释的人说：‘百朋，是说很多的辞语。意思是君子既然长期培育人才，又应当授予他们爵位官命，赐给他们丰厚俸禄，使他们受到宠爱而显贵。’诗的末章说：‘漂浮漂浮的杨木舟，沉下去的东西也载，浮上来的东西也载。既已见到君子，我的心就安宁了。’解释的人说：‘载，就是承载；沉浮，是指各种东西。意思是君子对于人才没有不取用的，就像船对于物品一样，无论浮着还是沉着都承载。‘既见君子，我心则休’，意思是这样一来，天下人的心就会赞美他。’君子对于人才，既要长期培育，又应当授予爵位、宠爱尊贵他们，对于人才的才能也没有遗漏。孟子说：‘君子有三种快乐，把天下让给他治理并不在其中。第一种是得到天下的英才而教育他们。’这些都是圣人贤士说到极点的至理名言，是古今都应当效法的。那么，谁能长期培育天下的人才？难道不是我们的君主和我们的宰相吗？谁能教育天下的英才？难道不是我们的君主和我们的宰相吗？幸而今天下太平无事，各级官员都各自守职，钱粮、甲兵之类的问题没有上达朝廷。在论道治国的闲暇，除了培育人才，还有什么事情比这更重要呢？如今有这样一个人，已经二十八岁了，姓名还没有著录在农、工、商、贾的名册上；他的事业是读书、著文，歌颂尧舜之道。他每天鸡鸣就起床，勤勉不懈，也不以谋利为意。他所读的都是圣人的书，杨朱、墨子、佛教、道教的学说没有进入他的心中。他所写的文章都大致依据六经的宗旨而成篇，抑制邪说、振兴正道，辨析时俗所迷惑的事情。他处于穷困而守持节约，有时也写下感慨激愤、怨恨不平、奇异怪诞的言辞，以求让天下人知道自己，但也不违背教化。妖异淫靡、谄媚奸佞、虚妄夸张的言论，都没有从他的文章中出现。他四次参加礼部考试，才有一次考中；三次参加吏部选试，最终都没有成功。九品官位，难道可以指望吗？一亩大的房屋，难道可以安居吗？他惶惶不安，在天下四方都没有归宿；忧愁困苦，饥饿时得不到食物，寒冷时得不到衣服，已经濒临死亡，却更加坚定。得到安身之处的人争相嘲笑他，他几乎要放弃旧日理想而另作打算，想寻找老农、老圃拜他们为师；想到自己原有志向将要改变，半夜里眼泪鼻涕交相流到面颊。即使还不足以达到诗人和孟子所说的境界，但若能长期培育他使他成为人才，也就可以了；教育他使他成才，也就可以了。又听说古代君子辅佐君主时，一个人不能得到安身立命的处所，就像是自己把他推入沟中一样。如今有个人七岁便学习圣人之道，用它修养自身，积累了二十年，却在不得已时一旦毁掉它，这也就是没有得到安身之处。伏想如今仁德之人处在上位，如果不去把这些情况告诉他便离开，这就是果断地自我抛弃，而不以古代君子的道理来对待我们的宰相，难道可以吗？我宁可前往告诉他。如果不能实现志愿，那就是命运如此，也就走自己的路。《洪范》说：‘凡是那些百姓，有谋划、有作为、有操守的，你就应当记念他们；不合于中正之道，也没有遭受罪过的，君王就应当接纳他们。’又说：‘和乐而有善意地对待他们说：我所喜爱的是德行，你就赐给他们福禄。’这些都是赞助善行的话。又听说古代有人自我推荐，而君子并不拒绝他们。说的就是：‘我所喜爱的是德行，你就赐给他们福禄。’又听说，上面设置官职、制定俸禄，一定要寻求适当的人来授予，并不是只图贪爱他的才能、使他本人富贵，而是要使用他的才能来治理；不能使用那些明白治道而又不明白道理的人。下面修养自己、建立诚信，一定要寻求适当的职位来居处，并不是只顾沉溺于利益、以名声为荣耀，而是想把自己有余的才能推广出去，来补救他人的不足。这样说来，上面寻求人才，下面寻求职位，彼此相互寻求，而最终目的相同罢了。如果把这作为心意，那么上面的道路不必为难下面的人，下面的道路也不必为难上面的人；可以推举的就推举，不必等他自己推荐自己；可以进用的就进用，不必以自己求进为不廉。又听说上面教化下面，方法得当就能使人受到劝勉；赏赐不必遍及天下，而天下就会跟从。这就是顺应人们想做的事情，进而推动他们去做。如今不通过吏部而做官进身的人，几乎没有。皇上感伤山林中的士人有才而被遗漏，多次下诏内外大臣，向天下四方广泛寻求，可是他们到来的却很少。难道是天下没有这样的人吗？也是因为他们看见国家不用非常的礼遇来对待他们，所以不肯来罢了。那些处在隐居、闲散状态的人，也同样是人；他们的耳目鼻口所欲求的东西，他们内心所喜欢的，他们身体所安适的，难道和别人有什么不同吗？如今他们之所以甘愿穿破旧的衣服、使身体困苦，与麋鹿相处、同猿猴居住，本来是因为自认为不能使自身随时代俯仰、顺从时势，所以甘心与世隔绝而不后悔。然而他们刚听说国家中求取仕进的人，必须先由州县举荐，然后升到礼部，再由吏部用华丽雕琢的文章来考试，用声势是否顺逆来考察，用章句的长短来评判；合乎格式的，才能列入下等士人的行列。即使有改变风俗的方法、安定边境的谋略，不通过这条途径稍稍进身，也万中没有一个能够获得机会。他们只怕进山不深、入林不密，踪迹和声名昏暗不明，唯恐被人知道。如今如果听说有人写信进见宰相求取仕进，而宰相不以此为辱，反而把他推荐给天子，授予爵位官命，并把他的文章传播到四方，那么那些枯槁困顿、沉沦失意、才能杰出、心胸宽广通达的人，一定会心情激荡，重新戴起高高的冠帽，纷纷前来。这就是所谓赏赐和劝勉不必遍及天下，而天下人都会跟从；顺应人们想做的事，进而推动他们去做。伏惟您阅读《诗》《书》《孟子》中所指示的道理，思考培育人才、赐予福禄的意义，考察古代君子辅佐君主的方法，忘却自我推荐、自我举荐的过失，思考设置官职、制定俸禄的缘由，以此诱导招致山林中被遗漏的士人，使天下奉行道义的人知道归依之处。小人不敢以自己曾经写过文章而自以为幸运，只选取其中尚可的若干篇，另行抄录成卷，希望能够蒙受您的赏赐而过目。冒犯尊严，我伏在地上等待罪责。韩愈再拜。

译原编者评论：唐代士人不以自我推荐为可耻，这篇文章固然是昌黎早年的作品，但解释《诗经》的义理极其深刻，对于先王兴贤育才的道理，说得非常明白切实。宰相如果能这样做，可以说尽到了职责。传记所写，如果只是替自己谋求，便过分了；如果是替别人谋求，便是忠诚，因此不和其他书信一样删去。答崔立之书 斯立足下：我看见危险却不能停止，行动又不能合乎时宜，跌跌撞撞、狼狈不堪，失去了自己一向坚持的操守，困顿之中又不知道变通，以至于一再受辱，成为君子和小人怜悯嘲笑的对象，成为天下人背弃而远离的人。足下却还认为我可以教导，于是降低身份和道德上的要求，亲自写信来询问我。您援引古昔，言辞义理高远，一面进言，一面劝勉，足下对待故旧的道义已经做到了。即使是我，也本来只对您有所期待，不敢对其他人有所期待。然而其中还有似乎彼此没有完全了解的地方，难道不是故意想启发我吗？不然，您为什么不以大丈夫来期待我呢？我不能默默不言，姑且再为自己说明。那时我十六七岁，还不懂人事，读圣人的书，以为世上做官的人都是为了别人，并不是为了自己谋利。到二十岁时，因为家里贫穷、衣食不足，向亲近的人谋划请教，才知道做官并不只是为了别人。来到京城后，看见参加进士考试的人受到众人尊重，我确实羡慕，于是去寻求其中的方法。有人拿礼部考试所用的赋、诗、策等给我看，我以为这些不需要学习就能写成，于是到州县请求举荐。有司的好恶出自自己的心意，我考了四次才有一次成功，却也没有立即得到官职。听说吏部有以博学宏辞科选人的考试，人们尤其称赞这种才能，而且能够得到美好的仕途，于是又去寻求其中的方法。有人拿所考的文章给我看，也同礼部考试的文章类似。我私下对此感到奇怪，但仍然喜欢它的名声，于是又到州府请求举荐。我总共参加了两次吏部考试，一次已经考中，却又被中书省黜退。虽然没有得到官职，有人却说我有才能。我退下来后自己取出应试文章阅读，原来竟像俳优的言辞，羞惭扭捏，内心不安了好几个月。既然已经这样做了，便想取得一点成就，这就是书中所说的‘以羞耻的过错继续做非正之事’。于是又请求举荐，却也没有幸运成功，便再次怀疑自己，以为应试的文章同那些考中者不同；等到看过他们的水平以后，又觉得自己也没有什么特别惭愧的。所谓博学，难道就是如今所说的博学吗？所谓宏辞，难道就是如今所说的宏辞吗？假使古代的豪杰之士，如屈原、孟轲、司马迁、司马相如、扬雄这些人，参加这种选拔，一定会知道惭愧，不过是不肯自行进身罢了。假设让他们同如今善于谋求仕进的人在蒙昧之中竞争，我敢肯定他们会感到受辱。然而那五个人如果生在今天，他们的道术即使不能显扬于天下，他们对自己的信心又会怎样呢？难道肯同那些器量狭小的人在一个人的眼光下争论得失，并因此忧愁或快乐吗？所以我一向急切求取进身，小的收获，大概是想凭此置办冬夏衣物，供养贫困孤独的人；大的收获，大概是想把自己所喜欢的道理同别人共同享有。至于其他方面是否可行，我自己已经盘算过了。谁真正有才，难道一定要等别人之后才知道吗？如今足下又把我比作献玉的人，认为一定要等玉工剖开璞玉以后，天下人才会知道它。即使两次被砍断双脚，也不算什么病患，而且不会使强有力的人再次遭受砍足之刑。您的勉励之意确实深厚！然而求取仕进的人，难道除了这条路就没有别的门径了吗？足下认为我一定要等待这种机会以后才能进身，这是尤其不了解我的话。我这块玉，本来从未献出；我的脚，也本来从未被砍断。足下不必替我忧愁！如今天下的风俗，还没有达到古代的程度；边境上还有披甲执兵的人。皇上不能安乐，宰相也以此忧虑。我虽然不贤，也将暗中研究其中的得失，把它们送给我的宰相，推荐给我的君主。上面希望得到卿大夫的职位，下面即使只能取得一处屏障而乘守它也可以。如果这些都不能得到，我还将到宽阔闲静的田野耕作，到寂寞的水边垂钓，寻求国家遗留下来的史事，考察贤人哲士一生的始末，写成一部唐代的经书，流传到无穷后世；在奸邪谄媚之人死后声讨他们，使潜藏的德行发出幽微的光辉。这两件事中一定有一件可以做到。足下认为我的玉总共献过几次，而我的脚总共被砍过几次呢？又所谓强有力的人，究竟是谁？再受砍足之刑，究竟会怎样？士人本来要相信知己，若不是足下，我也没有机会抒发这些狂妄的话。韩愈再拜。原编者评论：樊汝霖说：‘立之字斯立，是贞元四年的进士。唐代进士通过礼部考试、登第以后，还要参加吏部考试，达到标准后才授予官职。韩公在贞元八年考中进士，到这时三次参加吏部考试都没有成功。斯立写信勉励他，于是韩公写信答复。’ 答李翊书

译六月二十六日，韩愈敬白李生足下：您的信文辞很高明，但提出的问题却如此谦下而恭敬。能够这样，谁不愿意把道理告诉您呢？您在道德方面有所成就已经指日可待，何况道德之外的文章呢？不过，我韩愈所说的，像是望见孔子的宫墙却没有进入宫室，哪里足以知道这些是对是错呢？即使如此，也不能不为您说一说。您所说的立言，是正确的。您现在所作的，和您所期望的很相似，几乎已经达到目标了。不过不知道您的志向，是希望胜过别人、被别人取用呢，还是希望达到古代立言者的境界呢？如果只是希望胜过别人、被别人取用，那么您本来已经胜过别人，也可以被别人取用了。如果希望达到古代立言者的境界，就不要希望很快成功，不要被权势利益诱惑；要培养根本，等待果实；增加灯油，期待光明。根本茂盛，果实就会成熟；灯油丰足，光就会明亮。仁义之人的言辞，自然和美可亲。还有一个困难：我也不知道自己的文章是否已经达到境界，恐怕仍然没有达到。即便如此，我学习它已经二十多年了。开始时，不是三代、两汉的书不敢看，不是圣人的志向不敢存于心中；静处时仿佛忘记一切，行动时仿佛遗忘外物，庄严肃穆如同在思考，茫然不知所措如同迷失。当它从心中取出而流注到笔下时，只专心去除陈旧的言辞，真是艰难啊！别人看我的文章时，我并不在意他们的嘲笑，也不知道他们的嘲笑有什么值得嘲笑的。这样过了许多年，我仍然没有改变，后来才清楚分辨古书的真伪，以及那些虽然正确却没有达到高境界的文章，黑白分明；于是努力把它们去掉，才逐渐有所收获。当文章从心中取出而流注到笔下时，文思便滔滔而来。别人看我的文章时，他们嘲笑，我反而把它当作喜事；他们称赞，我反而感到忧虑，因为其中还留存着别人的说法。这样又过了许多年，后来才浩大充沛起来。我又担心其中夹杂不纯，于是迎上去排斥它，平心静气地考察，确认它全都醇厚，然后才任意挥洒。即使如此，还是不能不继续涵养。要行走在仁义的道路上，游泳于《诗经》《尚书》的源流之中；不要迷失道路，不要截断源流，直到我终身如此。气，好比水；言语，好比漂浮在水面的东西。水势大，漂浮的东西无论大小都会浮起来。气同言语的关系也是这样。气势充盛，言语的长短和声音的高低就都会合宜。即使如此，我哪里敢自称接近成功呢？即使接近成功，把它用于别人，又能取得什么呢？然而，等待别人使用的东西，难道像器具一样吗？使用还是舍弃，属于别人决定。君子却不是这样，他存心有道，立身有方；被任用，就把道理施行于别人；不被任用，就传给自己的门徒，写入文章，成为后世的法则。像这样做，难道也足以快乐吗？还是没有什么值得快乐的呢？有志于古道的人，实在太少了。有志于古道，就一定要遗弃今世吗？我确实为此感到快乐，也为此感到悲伤。我急切称赞这样的人，是为了劝勉他们，并不是敢于褒奖该褒奖的人、贬斥该贬斥的人。向我请教的人很多，想到您的话不是为了求利，所以姑且替您谈这些。韩愈敬白。原编者评论：樊汝霖说：‘自三代以后，文道日渐衰落，直到江左，文章道术已经扫地。唐朝兴起，贞观、开元的盛况最终也不能使它复兴。到了贞元末年，韩公才出现在世间，以六经的文章为众儒生倡导。他说别人看自己的文章，别人嘲笑，自己反而心中欢喜，是因为宏大的声调不被乡里俗耳所接受；不被嘲笑，就不足以称为道。韩公如果因为人人都能看懂、都喜欢、都称赞而高兴，那就浅薄了，这正是他忧虑的原因。李汉所说‘当时人起初惊异，后来嘲笑并排斥，先生更加坚定，最后众人一致跟随而确定’，说的就是这种情形吧？王安石却说：‘努力去掉陈旧的言辞，只是在夸耀末世俗风，实在可怜，白费精神而无所补益。’这是过于好诋毁别人了。‘滔滔而来’，‘浩大充沛’，皇甫持正《谕业》中所说的‘韩吏部的文章如长江秋水，千里一贯’，就是这个意思。老苏在给欧阳修的信中也说：‘韩子的文章如同长江大河，浑厚浩荡，流转不息。’ 与李翱书

译使者到来，辱蒙足下寄来书信，欢喜和惭愧一同涌上心头，几乎容纳不下。唉，您的言语和心意都是对的。我即使巧于辩说，又怎么能够逃脱您的责备呢？然而这都是因为您爱护我，看重我太深太厚，没有斟酌当时世人对待我的情形，却拿您对待我的心意来要求世人，使我对世人有所期待。我家本来贫困空乏，又遭逢多次劫掠，衣服无从取得，养活生命所需的东西也没有，家中负担将近三十口人，带着这些人将归依到哪里呢？把他们留在这里而进京不行，带着他们一起走也不行，足下将怎样替我谋划呢？这只是其中一件事。足下认为我进京确实会有所收益吗？我有儿子，尚且还有人不知道，世人难道能够知道我吗？守着我所坚持的操守，却被驱使得奔走忙碌，在公卿之间侍候，张口议论，这怎么能有机会同他们相合呢？我在京城八九年，没有得到什么资助，每天向别人求取以度过时日，当时实行这些事时还不觉得，如今想起来，就像疼痛停止以后的人回想疼痛发作时一样，不知道自己当时怎样能够自处。今年年纪更大了，又要驱使我回到原来的地方，这也很困难。京师可贵，难道是因为明君在上、贤能的公卿在下，穿布衣束皮带而谈论道义的士人很多吗？即使我在他们中间惶惶奔走，能够使上面听见、下面通达吗？真正了解我的人本来就少，了解我而又爱护我、不嫉妒我的人更少；内无所凭借，外无所依从，最终还能做什么呢？唉，您责备我的话确实正确，您爱护我的心也确实深厚。如今天下有像您这样的人吗？自尧、舜以来，士人有不得志的吗？没有。难道只有您能使我保持清白而不受玷污，并居处在自己所能快乐的地方吗？并不是不愿意照您所说的去做，只是力量不足、形势不便罢了。我在这里难道是因为以为自己得到了很大的知遇吗？不过是拖拖沓沓地随行，忙忙碌碌地随队，饿了就吃，饱了就嬉游的人罢了。我之所以停留下来没有离去，是因为这里的人心里确实有爱护我的情意。然而爱护我的人少，不了解我的人仍然多，难道我会乐意处在这里吗？我也不过是有所困苦，想在这里得到休息罢了。唉，您确实爱护我，您责备我的话也确实正确。但我恐怕您有时来不及责备我，反而悲悯我；又来不及悲悯我，便自责、自悲了。亲身经历之后才知道其中的情形，实际履行之后才知道其中的艰难。孔子称说颜回：一箪饭，一瓢水，别人不能忍受那种忧苦，颜回却不改变他的快乐。那个人有圣人为依归，又有一箪饭、一瓢水足以使自己不死，他不忧愁而快乐，难道不是很容易吗？如果我没有依归，没有一箪饭，没有一瓢水，没有可以取得资助的地方，那么就会饿死；这样一来，我要做到不忧愁而快乐，不也很难吗？您听了我的这些话，也一定悲伤了！唉，您也要慎重考虑自己将要走的道路啊！我们离别很久，忽然回来侍奉在您身边，当时十分欢喜，所以特意派人快马送信来问候您，并且借此为自己作一番解释。韩愈再拜。原编者评论：当时昌黎正在张仆射建封的幕府中，李翱写信劝他放弃那里，奔赴京师。昌黎回信说了这些话，说明自己愁苦无聊、不得已才到那里任职的缘故。把这篇文章和后面的《上张仆射书》一同刊录，读者便知道，昌黎虽然自身困乏，行为受到牵制、事业受到扰乱到了这种地步，却始终没有因丝毫不合义的事情而屈服，更可见他平日所说“实”的可贵。至于他所说颜回有箪食瓢饮，能够因此不死，所以他的快乐容易做到；如今自己没有箪食瓢饮，将要饿死，因此要快乐很难——这是出于一时困苦的心情，不能奉为固定的准则。不仅颜回的快乐本来就在生死之外，而且颜回多次处于贫困之中，连箪食瓢饮也未必有，怎么能说他从未经历过没有箪食瓢饮的情形呢？况且昌黎自己说，若离开这里，便没有箪食瓢饮而饿死；而张建封让他早晨入府、晚上归家，正有楚王不设醴酒那样的意味。如果他真要写信说明离开这里便饿死，何尝有一点顾虑和留恋呢？读者应当学习他的本意，不要拘泥于他的措辞；不但不能因为昌黎的话而怀疑颜回，也不能因为昌黎的话而怀疑昌黎本人。给张仆射的信

译九月一日，韩愈再拜。接受任职文书的第二天，我在使院中，有个小吏拿着院中旧例的条目十多条来给我看。其中有一条我不能接受：从九月起到第二年二月底，都必须早晨入院、晚上回去；除非有疾病或事故，否则一概不许外出。当时因为刚刚接受任命，不敢开口。古人说过：人各有能做的事，也各有不能做的事。像这样的安排，并不是我所能做到的。若强忍着去做，必定会发狂生病。对上不能承担侍奉您的责任，也忘记了将来用什么报答您的恩德；对下不能自立，也会丧失自己立身的根本。既然这样，怎么能不说呢？凡是您选择我，并不是因为我能早晨入院、晚上回去，必定是认为我另有所长。既然有所取用，那么即使不早晨入院、晚上回去，您所取用的长处仍然存在。下属事奉上司，各人的职责并不相同；上司役使下属，所役使的事情也不相同。应当量力而任用，按照才干安排；对于他不能做的事，不要强迫他去做。这样，下属就不会获罪于上司，上司也不会受到下属的怨恨。孟子说：如今的诸侯没有谁有很大的过错，是因为他们都喜欢让人做顺从教命的臣属，却不喜欢让人做能接受劝诫、纠正自己的臣属。如今的时代距离孟子的时代更加遥远了，人人都喜欢听到命令就奔走办事的人，却不喜欢能够直言纠正自己、奉行正道的人。听到命令便奔走办事的人，是喜好利益的人；能够直言纠正自己、奉行正道的人，是喜好义理的人。从来没有既贪图利益又爱护君主的人，也没有既喜好义理又忘记君主的人。如今的王公大人，只有您可以听到这样的话；也只有我在您面前可以用这样的话进言。我承蒙您的恩幸，已经很久了。如果您能宽容我，使我不失去自己的本性；再加以礼遇，使我足以成就声名：早晨寅时入院，辰时结束时退下；申时入院，酉时结束时退下，把这作为常规，也不会耽误事务。天下人听说您这样对待我，一定都会说：您爱惜士人竟如此，按照礼节对待士人竟如此，使人不违背本性而又能够有所包容竟如此，希望成全人的声名竟如此，厚待旧交竟如此。还会说：韩愈懂得自己的依归竟如此，韩愈不向富贵之人谄媚屈服竟如此，韩愈的贤能竟能使他的主人按照礼节待他。这样，即使死在您的门下，也没有遗憾。如果让我随队伍一同入院，跟着队列奔走，说话不敢把诚意全部说出，所奉行的道义又有所屈抑于自己，天下人听说您这样对待我，都会说：您任用韩愈，不过是怜悯他的困穷，把他收留下来罢了。韩愈事奉您，也不过是为了借助您的权势谋取利益罢了。如果真是这样，即使我每天接受千金的赏赐，一年之内连续升迁九次，感激您的恩德当然会有，却还不能说可以向天下人称道：这是知己；知己。请您体恤我的不足，怜惜我的愚拙，不计较我的过失，察看我的言辞，施加仁慈并予以采纳。韩愈恐惧，再拜。原编者评论：姚令威的集注说：建封，字本立，是州人。贞元四年任徐州刺史、徐泗濠节度使。贞元十二年加检校右仆射。韩公在贞元十五年二月逃脱汴州的叛乱，便到徐州依附建封。这年秋天，建封征召他为节度推官。到此时已经到任供职。这封信的意思认为早晨入院、晚上回去是不可行的，由此可以知道他不向富贵之人谄媚屈服。给崔群的信

译自从您离开东都以来，总共两次屈尊来信，近来听说您已经到达宣州。主人仁慈贤明，同僚也都是君子。虽然怀有羁旅之愁，也还可以勉强度日。无论处在什么境地都能自得，乐天知命，本来就是前代修养深厚的人用来应对外物的方法。何况您的才德远远超过这类人百倍千倍，难道会因为出仕或退处、距离远近而扰乱心境吗？宣州虽号称清凉高爽，然而毕竟在大江以南，风土不能同北方相比。调养身体的方法，应当先调理心情。心中安闲、没有烦扰，然后外来的忧患才不会侵入。根据当地气候调养，可以预先防备；小小的疾病自然也就不会发生。以您的贤能，即使处在穷困之中，尚且能够不改变快乐；何况所在地很近，官位荣显、俸禄丰厚，亲人和爱护您的人都在身边呢？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认为像您这样的贤者应当处在高位，寄身于幕府并不是得其所。因此我这样提及，是为了表达亲近和看重您的方法，并不是用来敷衍您。我从年轻到现在，在往来交友之间做事已经十七年了。时间不能说不长，所交往认识的人有成百上千，也不能说不多。其中相处得像骨肉兄弟一样的，也还不少。有的是因为事情相同，有的是因为才艺而相取，有的是仰慕他的一种善处，有的是因为交往日久，有的起初并不十分了解，却已经和他亲密起来；后来没有大的恶行，便也不再决然舍弃。〔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百人〕 有些人虽然并非都归于善良，但对我已经很厚，我即使想后悔，也无法改变。那些交情浅的，本来不值得说；交情深的，也不过如此。至于我心中所敬仰佩服的人，考察他的言语行为没有瑕疵，进一步窥探他的深奥境界也看不见界限，明白、淳厚、精粹，光辉一天比一天更新的，只有我的崔君一人。我愚昧浅陋，没有什么知识，但圣人的书没有不读的；其中精粗、大小、出入、明暗，虽不能全都认识，却也不能说没有涉猎过其中的流派。由此推断、由此衡量，我确实知道您出类拔萃，不要问我从哪里得出这个结论。我同您的情义，难道还需要说出来以后才会显明吗？我之所以说这些，是怕您认为我所深交的人很多，心中不辨黑白罢了。既然说自己大致了解您，却又担心您不了解我，这也是过分了。近来又有人说，您的品德确实尽善尽美，但也许还有可疑之处。我问他说：有什么可疑？他说：君子应当有所喜爱和厌恶，喜爱和厌恶不能不分明。像清河这样的人，无论贤愚，没有不称说他的善良、佩服他的为人的，因此我才怀疑他。我回答说：凤凰、芝草，贤人愚人都认为是美好的祥瑞；青天白日，奴仆也知道它清明。拿食物作比方，至于远方的奇异滋味，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至于稻米、高粱、脍肉、烤肉，难道听说过有人不喜欢吗？那个怀疑的人于是解除了疑惑。不过他是否解除对我家崔君的疑惑，对崔君并没有什么损益。自古以来，贤者少，不肖者多。自从我懂事以来，又看见贤者常常不得志，不贤之人却比肩接踵地身居高官。贤者常常没有办法养活自己，不贤者却志满意得。贤者即使得到卑下的职位，也很快便死去；不贤者有的却活到高寿。不知道造物主的心意究竟怎样？难道是他的好恶同人的好恶不同吗？又不知道是否他根本不省察、不记忆，任凭人的死生寿夭吗？这都不可知。人本来就有轻视卿相的官位、千乘之国的地位，而甘愿吃陋巷中的粗菜淡羹。同样是人，好恶尚且有如此大的差异，何况天与人之间，所好所恶一定不同，这是无疑的。合乎天而违背人，又有什么妨害？何况有时还可以两者兼得呢？崔君，崔君，不要懈怠，不要懈怠！我没有办法保全自己、养活自己，只能依靠一个官职留在这里，因此日益困穷。想着要在伊水、颍水之上放浪自适，大概最终也能实现。近来尤其衰弱疲惫，左边车牙的第二颗牙无缘无故地摇动脱落，眼睛昏花，平常近处也分不清人的面色。两鬓已经半白，头发中大约五分之一已经白了，胡须也有一两根变白。我家命运不幸，几位叔伯、几位兄长都身体康健却早早去世。像我这样的人，又怎么能谋求长寿呢？因此心情惆怅，想同您见面，把心里的话一同说出来。小儿女们满在眼前，难道能不顾念吗？您有什么办法回到北方来呢？我不喜欢江南，任期一满便终老在嵩山之下。您可以来找我，我却不能离开这里了。请珍重自爱，谨慎饮食，少些思虑，这就是我的希望。韩愈再拜。原编者评论：这篇文章和《与卫中行书》都是昌黎关于见道的言论，读者应当深入玩味。他说造物主的好恶同人的好恶不同，又说造物主或许根本不省察、不记忆，很像柳宗元《天说》的观点，但两者相差千里。柳宗元是正面说天本来如此；这里却抑扬其辞，用来申明合乎天道的意义，并不是正面断言。《易经》说：先于天时而行动，天也不会违背；顺应天时而行动，便奉行天时。凡如今的穷通、得失、寿夭，都是顺应天时之后的结果。它们之所以呈现为这样的穷通、得失、寿夭，是因为先前已有决定它们的因素，并不是今天能够预先安排的。至于未来将要降临的福泽、照耀后世的光辉，都是由今天的言语和行为预先造成的。既然已有先行的因素，天就不能违背它。天时就是天理。说理，未必都能恰好合于时；说时，却没有不达到天理极致的。正如说正，未必都完全适中；说适中，却没有不达到正的极致的。奉行天时就是合于天。合于天却遭遇穷困、丧失、夭折，是先前因素不可知的结果，并不是今日合天所招致的。合于天而通达、获得、长寿，也是先前因素不可知的结果，却不妨碍今日合天而兼得这些。从后来的结果回头看现在，那么现在本来就是先前因素的结果。有的社稷之子后来成为【原文缺误】之人，有的【原文缺误】之人后来成为社稷之子；然而处在【原文缺误】的人，有时又能建立德业，处在社稷地位的人，有时又会造成祸乱。后人只看见结果如此，却不知道过去为什么如此，于是说：天的好恶同人的好恶不同。又说：难道天根本不省察、不记忆吗？他们不知道天没有私心，也没有所谓省察、记忆，只是不违背先前已经形成的因素罢了。如果一定要说天有心，那么天理就是天的心；奉行天时，就是合乎天心。真正奉行天时，那么穷通、得失、寿夭都不是天好恶所在的依据。人的心尚且不是天所执着的对象，难道还说天有一颗这样的心吗？《无妄》卦说：不在耕作时就预求收获，不在开垦荒地时就预求它成为熟田。耕作必然有收获，但正在耕作时还没有什么可收获的；开垦荒地必然会成为熟田，但正在开垦时还没有什么可以称为熟田。若在耕作和开垦的时候责求收获与成熟，便说土地的好恶同人不同，或者根本不省察、不记忆，难道不是迷惑吗？好的农夫只管耕作、开垦，难道会因为怀疑土地不能收获、不能成为熟田，就放下农具吗？昌黎的说法截断了先后，只责问当下是否合天，确实通达天道，是笃实奉行的君子。给卫中行的信

译承蒙您屈尊来信，给我的恩赐实在太大了。但您对我的称许过于盛大，难道是所谓诱导我，希望我达到那样的境界吗？我不敢当，不敢当。若从您的称许中选择一两点近似的地方勉强接受，那么在交友方面忠诚，不因背后和当面不同而改变，略微有些相似，也正是我心中所喜好的。至于坚持实行而不疲倦，我还不敢自称能够如此。我不敢当，不敢当。至于急切追求富贵、把拯救世人作为事业，那都是圣贤的事业，是知道自己的才智能够谋划、力量能够承担的人所做的。像我这样的人，又怎么能够做到呢？我们刚认识时，我非常贫穷，靠别人供给衣食。后来在汴州、徐州两地相见，我都在您手下任职，每日都有收入，比起从前，生活宽裕或贫困的程度相差百倍。您看我的饮食衣服，难道有什么不同吗？既然如此，我的心或许并不急切追求这些。至于我不忘仕进，也只是想稍微施展自己的志向罢了。这不是一下子容易说清楚的。凡是祸福吉凶到来，似乎不由我决定。只是君子遭祸是不幸，小人遭祸却是常态；君子得福是常态，小人得福却是侥幸，因为按照他们的作为，好像各自有所招致。若一定说君子就吉祥、小人就凶险，那是不可以的。贤与不肖在于自己，贵与贱、祸与福在于天，声名的好坏在于世人。属于自己的贤与不肖，我将努力做到；属于天的贵贱、祸福，属于世人的声名，我将任凭它们如此，而不使用自己的力量去强求。这样说来，我所守持的原则，难道不是简约而容易实行吗？您说：命运的穷通，是由我自己造成的。我恐怕这还不合于道。您只要考察前代的事来谈，就会明白了。如果说把道德作为自己的责任，穷通的到来不牵动我的内心，那就可以。居住在荒凉穷困的地方，草木茂盛，出门没有驴马，于是同人断绝往来。一间屋子之内，自有可以娱乐自己的东西。您应该庆幸我又一次脱离了祸乱，不应当安然地住在那里，迟迟不肯来啊。原编者评论：石大任说：韩愈说贵与贱、祸与福在于天；依我看来，说贵与贱在于天可以，说祸与福在于天却不可以。因为祸福只在于自己。孟子说：祸福没有不是自己招来的。这句话不只说明他没有通达昌黎的本意，大概也没有通达孟子的本意。孔子说：话难道只有一种说法吗？每种说法都有它适用的地方。善行积累不足，不能成就声名；恶行积累起来，不能不危及自身。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因此没有哪一句话不受到回应，没有哪种德行不得到报偿。周人积累德业十五世而兴盛，周人积累祸患十五世而衰亡。归根究竟说来，不是天，不是人，而是自己。孟子的话确实很好。不过，只有见识高远、能够纵观世事的人，才知道它确实正确；否则与现实龃龉不合的地方，难道还少吗？孔子的德行没有比他更盛的，却在匡地受困，在陈、蔡之间遭厄，在宋国遭到伐木之辱，难道不能说是祸吗？是谁招来的呢？盗跖的恶行没有超过他的，却每天杀害无辜、以人的肉为甘美，最终在东陵山上长寿而死，难道不能说是福吗？是谁招来的呢？至于自古以来，成为国家蛀虫、人民祸害的人，倚仗宠幸、依恃奢侈，掠取精华很多、使用财物广大，却能安然死在窗下；有的人则遭遇刀兵、犯险履难，用生命来表明君臣之义、父子之伦，种种毒害苦难都承受了，令人见闻之后流泪。史册所记载的这种事情，数也数不清。如果所谓祸福都是自己求来的，这种说法究竟对还是不对？昌黎说：贤与不肖在于自己，贵与贱、祸与福在于天。还不止如此，他又说：声名的好坏在于世人，也同自己无关。他这样把贤与不肖归于自己，岂不是纯洁而精微吗？如果是这样，他同孟子相同吗，还是不同呢？这正是《中庸》所推崇的心术，也是《论语》中“为己”的意义。假如一定要说他同孟子完全相同，那么贤者自为贤者，不因遭祸而损害其贤；不肖者自为不肖，不因得福而改变其不肖。何况最大的福，是天下后世都说他贤；最大的祸，是天下后世都说他不肖。世俗所谓的祸福，又有什么值得论说的呢？不过，善行积累而有余庆，恶行积累而有余殃；世俗所说的祸福，必然也包括这些，只是有时因时代不同、时间相隔而模糊难考，有时表面在秦地、内心在粤地，潜藏隐伏而难以辨别罢了。祸福没有不是自己求来的，这话果然正确；但若说眼前的祸福都在于自己，就不对了。由此谈到昌黎说穷通的到来不牵动我的内心，难道不是简约而容易实行吗？怎么能说这同孟子相矛盾呢？再说，孟子的话，是说拥有国家的人应当在平日修明政令刑法；昌黎的话，是说人的行为只应当反省自己是贤还是不肖，不必追问祸福。政令刑法修明，国家就有福；政令刑法败坏，国家就有祸，这些都是自己招来的。贤者不一定都得福，不肖者也不一定都遭祸，这些并不在于自己。两篇文章各自已经说明白了，不必勉强牵合。昌黎是用孟子的道理来实行自己的心志，既像左手持盾，又像右手执矛，各有各的用途。难道一定要用孟子的矛去刺昌黎的盾吗？用文字来损害辞意，用辞意来损害作者的志向，正是孟子所厌恶的。卷四 昌黎韩愈文四篇启序 给冯宿谈论文的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