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十七

译臣等恭敬地看到，近来向陛下进言、谈论建立学校和选取士人的办法的臣子很多。有的想设立三舍来培养学生，有的想恢复五经博士，有的只想沿用旧制、修复废弛的制度，有的想特别创立新学、制定科条。他们的说法虽然不同，意图却是一致的。陛下慎重对待这件事，把意见交给群臣讨论，议论者于是想创立新学、设立三舍，借此辨别士人的才能高下而授予官职。开始时，便教他们经学技艺和文章辞采；最后则根据才能、见识和德行来选取。听起来考核很完备，实际实行却很困难。建立学校来培养贤才，评定才能和德行来选取士人，这些都是国家的根本事务，也是帝王政治的最高境界。臣等说它难以实行，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古今的情况不同，施行办法也完全不同。古代建立学校、选取士人的制度，不像今天的办法。古代所谓施政和设教，缓急快慢各有适宜。规定期限以促成事务，考察功过并用赏罚督促，这是施政的办法，所以政事可以迅速办成。至于设教，是以劝善化民、尊崇贤者、鼓励风俗为事务；它影响人是逐渐的，所以深入人心；它收效迟缓，所以其功效流传深远。所以总是从容缓慢而不急迫。古代每家设有私塾，党设有庠，遂设有序，国家设有太学。从天子、诸侯的子弟，下至国家选拔的俊秀之士，无不入学。从成童时开始学习，到四十岁才出仕。他们学习礼乐的仪容，讲习仁义的教诲，敦勉孝敬父母、敬爱兄长的品行，用这些来奉养父兄、侍奉长辈、对朋友守信，并且面对财物时廉洁自持，处在众人之中时谦让。他们修养自身，德行施行于家庭，推及邻里，声名传于乡党。然后向众人询问，又由值得信任的长老审定后加以推荐，这才称为秀士。过了很久，又从中选取最为优秀的，称为选士；过了很久，又从中选取最为优秀的，称为俊士；过了很久，又从中选取最为优秀的，称为进士。然后辨析他们的学说，按照各人的才干授予官职。人活到七八十岁才死，是人的正常寿命。古代却在四十岁时让人出仕，大概是用他人生的一半时间来学习、考察品行，又广泛考察他的邻里乡党，然后才能了解这个人。既然如此，积累德行、累积善事达到这种程度，既勤勉又持久；选求贤才、审慎任官达到这种程度，既谨慎又有次第。这样一来，虚伪作假、谋求私利的人就不能混杂其中，社会风俗也不会陷于苟且浅薄。古代建立学校、选取士人的制度和施行办法，就是这样的。如今的制度，是通过贡举来选取人才；过去每四年下诏举行一次贡举，有人议论认为间隔太久，于是更加催促，改为每隔一年举行一次。而来京师求学、准备应试的士人，大多离开乡里，远离父母妻子，只作早晚求取禄位的打算，不像古人从成童一直到四十岁，在乡里的学校中就学，使邻里乡党能够共同观察、逐渐考察他们的实际品行。古代培养士人，本来重在宽缓从容；如今选取人才，却忧虑过于急迫。这就是施行办法不同的大致情况。臣请求详细说明当今的弊病：既然用文章学问选取士人，又想用德行来授予官职。那么，是要迅速选取吗？如果这样，真伪尚未辨明，朝廷本来想用学校劝人修养德行，反而会用利益诱使人弄虚作假，这是不可行的第一点。若要迟缓选取，等到众人共同观察、逐渐考察后再逐步提升，那么擅长文辞的人已经先考中甲科，而有德行的人还没有进入内舍，这是不可行的第二点。而且如今入学的人，都是四方游学之士，带着自己一人前来，乌合般聚居，并不像古人在家乡和学校里，从小到大都由亲戚朋友、邻里乡党共同观察、逐渐考察实际品行。他们不过是取决于同舍学生一时的毁誉，以及学官几个人的品评罢了。这样一来，同学之间奔逐利益、争相求进，爱憎不同的议论必然会形成朋党。从前东汉的风俗崇尚名节，党人的灾祸却蔓延天下；它起初就是由处士们横加议论、互相诋毁造成的，这是不可行的第三点。一个人的才能和品行，如果不是因为遇到具体事情而显现出来，那么只要谨守常规、遵循义理，就同一般人没有区别。假如想显得与众不同，就必定会表现得迂腐偏僻、怪异反常，以求取得德行的名声，又发表高谈空论，以求取得有才能有见识的声誉。前些日子庆历年间的学校，其弊病就是这样，这是不可行的第四点。如今如果地方专门以文学贡士，而京师却独以德行取人，那么平日实际行为和一贯操守显著于乡里的士人，以及守道于山林的士人，反而都会被遗漏，这是不可行的第五点。近来朝廷忧虑四方士人寄居京师的人太多，又不知道他们的品行，于是严定法令，让他们各自回到乡里。如今却又反过来让他们聚集京师，说是要考察他们的德行。如果不用四方士人，只选京师士人，又会向人显示取士不够广泛，这是不可行的第六点。儒者所说的通晓古今，在于懂得古今制度的意旨、通达其中的道理，再斟酌时势是否适宜罢了。大体说来，古代教学的意旨宽缓而不急迫，用来劝善兴化、培养贤才、砥砺风俗，重在迟久见效，不求眼前的速效急功。臣认为适合今天、可以实行的办法，是设立三舍，可以；恢复五经博士，可以；特别创立新学，虽然不如沿用旧制、修复废弛的制度，但也没有太大害处，创立它也可以。教学的意旨，在于敦厚根本、修养实际品行；供给学生粮食，广泛陈列经籍，选取士人中优秀的，任用通晓经学而有道德的人做老师，并且考察那些有过失、没有品行的人，把他们黜退，那么在学校中的人就都是善士了。然后按照贡举的办法选取他们，等到他们任官做吏、已经接触人事之后，就可以考察他们贤能与否、善恶优劣，并且不时选取其中最杰出的人，加以表彰，使士人知道修养自身、努力实践，并不是为了眼前的利益，而可以终身获得伸展；这样，虚伪的行为就不会产生，轻薄的风气也会归于淳厚。这就是所谓在今天可以实行的实际办法。臣等恭敬地看到，论述学校制度的有四个人，他们的主张各不相同，而朝廷又下令让臣等详细审定，是想汇集众人的意见，采纳其中的长处。因此臣等斗胆陈述自己的见解，以助成众议之一端，并不是喜欢故意提出异论。恭请陛下特别裁夺选择。

译原编者评：读这篇文章，再读欧阳修所作的取士策问，就知道后世任用人才是多么困难。国家每件事都需要人才，而每件事都难以得到合适的人才。即使想把这个时代提升到唐尧虞舜那样的境地，又能同谁一起治理呢？三代学校的兴盛，根源在于长期积累德行、累积仁政，不仅不是一个君王所能造成的，也不是一个时代所能造成的，所以到了成周才达到极盛，并在千古流传中显得最为美盛。自东周以来，逐渐衰落，败坏湮灭，古今的情势完全不同。如今却想搬用成周的办法来求取后世天下的人才，就像带着章甫之冠到越地去一样。《易经》说：‘不耕种而求收获，不开荒而求成熟的田地，那么前往就有利。’杨万里另作解释说：‘初九是行动的开始，六二是行动的继承；初九负责耕种，六二负责收获；初九开荒，六二使田地成熟。天下没有不耕种就收获、不垦荒就有熟田的道理。所谓不耕、不垦，是说耕种和开荒都是前人已经做过的事。’这个说法在《易经》中虽然不是正统解释，但在这里可以借来作比喻。像成周，就是前人已经耕种、已经开荒的田地。《诗经》中所谓‘砍伐朴木作柴薪’、‘旱麓的榛木’，在周文王、周武王以前，前人用来赞誉俊秀士人的条件已经极其完备。到了周公，更加明确地制定选拔、造就士人的制度，以及练习射礼、选取士人的法令；《卷阿》诗说：‘众多美好的士人，是王朝的吉祥之士，如凤凰在高冈上鸣叫。’这个时代，是收获熟田，而不是重新耕种、开荒以等待收成。至于道路荒芜，田野全变成茂盛的杂草，却说这是有利的，原诗作‘缁’，不过是把钱束起来就可以装满仓箱；所收获的难道不是荑稗一类的杂草吗？虽然如此，学校制度的兴盛没有超过成周，但也未必没有奸邪小人；衰败没有比元代更严重的，但也未尝没有杰出的人才。治理天下的人，面对百官各司和各种事务，没有任何时候可以缺少人才，难道能等到荒地中突然生出美禾和自生的谷物吗？一定另有处理的办法。本文末段所论，完全足以作为后世的法则。论杜衍、范仲淹等被罢免政事的奏状

译臣听说：士人不能忘掉自身安危，就不能称为忠；言语不能使人逆耳，就不能称为进谏。因此臣不躲避使群邪咬牙切齿的灾祸，敢于触犯常人难以触犯的君颜，只希望依靠陛下的圣明，幸蒙省察。臣恭敬地看到，杜衍、韩琦、范仲淹、富弼等人，都是陛下一向信任任用的臣子，却突然相继被罢黜。天下士人都一向知道他们是可用的贤才，却没有听说他们有什么可罢免的罪过。臣虽在外任职，事情不能全部知道，但臣私下看见，自古小人谗害忠贤，其说法并不难推知。想广泛陷害善良的人，不过是指责他们结成朋党；想动摇大臣，则必须诬称他们专擅权力。为什么呢？除掉一个善人，而众多善人还在，并不能给小人带来利益；想把他们全部除去，可善人很少有过错，难以从一两个人身上寻找瑕疵。唯有指责他们结成朋党，才可以一时把他们全部驱逐。至于大臣已经得到知遇和信任，便难以用其他事情动摇他；只有专权是君主所厌恶的，所以必须用这种说法才能倾覆他。臣料想杜衍等四人各自都没有大过失，却在一时之间一同被驱逐。富弼和范仲淹尤其受到委任，却突然遭到离间，必定是有人用朋党、专权的说法迷惑了圣听。臣请求试着辨析这件事。从前范仲淹最初以忠信正直的言论闻名于朝廷内外，天下贤士争相称赞仰慕。当时奸臣诬称他们结成朋党，还难以辨明。自从近日陛下提拔这几个人，让他们一同在两府任职，观察他们处理事务的情况，便可看出他们并不是朋党。杜衍为人清廉谨慎，严格遵守规矩；范仲淹胸襟开阔、自信而不疑；韩琦纯厚诚信、质朴正直；富弼明敏果断、锐意进取。四人的性情本来各不相同，虽然都归于竭尽忠诚，但所见各异，所以议论政事时常常互不相同。比如杜衍想重重治罪滕宗谅，范仲淹却极力争辩而从宽处理。范仲淹认为契丹一定会进攻河东，请求赶紧修整边防；富弼根据九件事判断，极力说契丹一定不会来。又如尹洙也被称为范仲淹的党羽，等到争论水洛城的事情时，韩琦认为尹洙正确、刘沪错误，范仲淹却认为刘沪正确、尹洙错误。这几件事尤其明显，陛下一向已经知道。杜衍等四人，可以说是天下最公正的贤人。平日闲居时，他们互相称赞还来不及；为国家议事时，则公开进言、在朝廷争辩，绝不徇私。由此看来，我看杜衍等人确实具有汉史所说的忠臣之间彼此不和的气节，而小人诬称他们结成朋党，实在是诬陷。臣听说国家的权力，确实不是臣下可以专擅的。然而臣私下思考，范仲淹等人自从进入两府以来，没有看到他们专擅权力的迹象，只看到他们善于避让权力。权力者得到名位才能施行权力，所以喜爱权力的臣子必然贪恋职位。陛下从陕西召韩琦和范仲淹回来时，韩琦等人推辞了五六次，陛下也召请了五六次。富弼三次被任命为翰林学士，两次被任命为枢密副使，每次任命都再三恳切推辞；他越是恳切推辞，陛下越是坚定地任用他。臣只看到他们推让过多，没有看到他们喜欢权力、贪恋职位。等到陛下坚决不准许他们辞职，他们才敢接受任命，却仍然不敢另有作为。陛下看到他们都没有办事，于是特意开启天章阁，召他们来赐座，授给纸笔，让他们分条陈述政事。但众人推辞避让，不敢下笔，富弼等人也不敢独自有所陈述。因此又烦劳圣恩，特地下手诏，指定姓名，专门责成富弼等人分条列举大事并实行。富弼等人迟疑徘徊，又过了将近一个月，才敢略微列举几件事。范仲淹深知世事，必定知道各种事情不能猛烈变革，所以他的陈述志向远大而多显得迂缓，只想逐步推行，希望长久以后都能见效。富弼性情虽然锐利，却也不敢自行提出意见，只是多引用祖宗旧例，请陛下选择施行。自古君臣相互契合，意见一旦相合，遇到事情就立即办理；臣正奇怪富弼等人承蒙陛下如此坚定的委任和反复督责，却仍然迟缓，怀疑自己办事果然不够坚决。小人巧妙进谗，已经说他们专擅权力了，难道不是诬陷吗？至于两路宣抚，圣朝常常派遣大臣担任，何况近年来中原的威势不振，因此元昊在一方叛逆，劳苦困顿波及天下。北方敌人乘机违背盟约而发动行动，他们的国书言辞侮慢，甚至有‘贵国祖宗’这样的话。陛下的愤怒和羞耻虽然深重，但因为边防没有准备，不能同他们争战，只好屈意买和，这是最大的耻辱。富弼等人看到中原多年受到侵凌的祸患，感念陛下破格提拔任用的恩德，所以各自请求出行，竭力谋划雪耻，沿山靠海，不怕辛劳，希望使武备重新修治、国家威势重新振作。臣看富弼等人的用心，本来是想尊重陛下的威权来抵御四夷，没有看到他们侵夺权力、制造过失。伏望陛下圣明睿智，有知人的圣德，对臣下是否能干洞察无遗，所以能在众多文武百官中选出这几个人，迅速提拔任用。正直之士在朝廷，正是群邪所忌；谋臣不能被任用，是敌国的福分。如今这几个人突然被罢免，使群邪在朝廷内相互庆贺，使四夷在朝廷外相互庆贺，这是臣替陛下感到惋惜的地方。伏望陛下以圣德仁慈保全忠臣善士，他们离任之际，恩礼都给予优厚。如今范仲淹担任四路职务，也并非轻微，唯愿陛下拒绝众人的诽谤，信任委任而不疑，使他尽力施展所长，仍然可以有所补益。当前西北两方敌人交战不止，正是上天给予陛下经营谋划的时机。像富弼、韩琦这样的人，怎么可以把他们置于闲散之地呢？伏望陛下及早辨明谗言巧说，特别加以谋划任用，那就非常幸运了。臣从前岁奉召入谏院，十个月内七次受到圣恩，以至于进入两制。本来正思量君主宠遇深厚，却不知道用什么报答效力。如今群邪争相进用，谗言巧说使正直之士接连离去，正是朝廷需要臣忘却自身、报效国家的时候，难道可以闭口不言而躲避获罪吗？臣斗胆竭尽愚钝的见识，只请陛下选择裁断。原编者评：方岳贡说：‘用事实有力地驳斥朋党、专权这四个字，把事情辨明得更加透彻畅快。’ 论史馆日历状

译臣恭敬地认为，史书是国家的典章法则。君臣的善恶功过以及各种事务的兴废，凡是可以用来垂示劝戒、昭示后世的，都应当直书而不隐瞒，所以自从前代建立国家以来，没有不重视史职的。臣看到本朝修史，由宰相监修，学士负责修撰；又由两府大臣撰写时政记，选取三馆中应当升迁的人，命令他们修撰起居注。这样不能说不重要。然而近年以来，人员虽然齐备，职事却废弛，所撰述的内容简略遗漏，百件中保存不到一件；至于关系大局的事情，全都埋没而不记载，这实在是史官的罪过，也是臣的责任。但这种弊病在于修撰官只依据各司上报的材料，不敢记录自己见到和听到的事情。如今时政记虽然由两府大臣修撰，但圣明君主的言语举动及其发布的诏论，臣下关系得失的奏议，全都不记录，只记载授官、辞职、召见之类。起居注也是这样，同各司上报的公文没有区别，修撰官只根据这些材料编排次序，附上年月日，称作日历罢了。因此朝廷的事情，史官即使想记录，也没有材料可记。自古君主都不亲自阅览史书，如今撰述完成后却一定要抄录本子进呈，那么遇到有所避讳的事情，史官即使想记录也不可能。再加上日历、时政记、起居注，按惯例都承袭过去的积压，彼此因循，所以编录者常忙于追修多年前的事情；但年代已经久远，遗失的材料无法保存。至于眼前发生的事情，本来可以根据所见所闻详细记载，却又因为忙于追修积压，无暇顾及。如果不革除这种弊病，前后相因，史官永远没有履行职务的时候，圣朝的典章法则就会废弛。臣私下听说，赵元昊从最初僭越叛乱直到重新称臣，始终一系列的事情，都没有记载；又听说修撰官非常想记述，只是因为修撰滞后，追求旧事时已经无法取得材料。其他事情由此也可以知道了。臣如今请求特别下诏，命修撰时政记、起居注的大臣，把皇帝以恩德发布的诏谕以及臣下奏对的话都记录下来。修撰官不得像以前那样只依据各司上报的材料编排授官、辞见等事项，还必须考察核验事实。某人被授予某官职，要写明因为什么功劳，例如狄青等攻破侬智高、文彦博等攻破王则之类；某人被贬为某职，要写明因为什么罪过，例如近来麟州守将以及并州庞籍因白草平之事获罪、近日孙沔所获罪责等。凡是有文书依据、事迹情状明确的，都应当详细记载，这样圣朝赏罚的典章就可以劝善惩恶，昭示后世。如果大臣徇私，使朝廷赏罚不当，也可以记录下来作为警戒，这就是国家设置史官的本意。至于其他大事，也应允许史院根据所听闻、所见到的情况记载；听闻见到而不详细的，就直接发文到有关地方共同询问；臣僚公开议论的异同，以及朝廷裁决、安排和处理的情况，也都应记录。以上各种事情，都命令修撰官随时把所得材料记录为草稿，标明月份，亲自送入史院柜中封存，等各司上报的材料齐全后，再修成日历。还请求每到年终，命监修的宰相亲自到史院检查；如果修撰官记录事迹不勤勉、毁坏官职而失职，就奏请实行责罚。时政记、起居注、日历等，除今天以前积压的事情不停地追修以外，从今以后都命令在次月上报；如果稍有拖延，允许修撰官亲自到中书、枢密院催促。各司上报拖延，以及史院向各处询问而各处不及时答复、导致妨碍修史的，应当处理的书吏，也允许史院发文给开封府拘捕追究、严加判处。日历、时政记、起居注，也请求以后不再将成书本子进呈，以便稍微修复史官的职守、保存圣朝的典章法则。这是臣的职分，不敢不说，谨具奏状上奏，恭候敕旨。原编者评：储欣说：‘《宋史》有三种记载：时政记、起居注、日历。两府大臣撰写时政记，三馆中应当升迁的士人修撰起居注，日历则依据前两种书，由学士修撰，并命宰相监修。因此时政记、起居注在先，日历是最后编成的书。记注如果不详细，学士依据什么来修撰呢？像欧阳公这篇奏疏所请求的那样，或许才能重新拥有可信的史书。’ 论茶法奏状

译臣恭敬地看到，朝廷近来改革茶法，本来是想挽救其中的弊病和过失，但替国家筹划而误事的人不能深思远虑，探究事情的根本和末节，只知道谋求利益，却不知道谋求利益的害处。当一两个大臣急于改制时，他们乐于看到意见合乎自己的心意，仓促而轻率地相信，于是决定推行。命令下达的那一天，还担心天下人认为不对，便直接诋毁那些喜欢进言的人，指责他们是故意标新立异的人，严厉设置刑罚名目，禁止他们议论。事情已经施行后，人们知道它不方便的十有八九。然而君子知道当时正厌恶听取言论、心意已经危险，不肯进言；小人害怕法令、畏惧获罪，也不敢进言。如今施行已经一年多，公私都不方便，造成的危害已经很多，而一两个大臣因为先前推行得过于果断、法令定得过于严厉，形势已经难以挽回，不能立即更改。士大夫中了解此事的人，只敢在道路上议论，却不敢在朝廷公开发言。偏远地方的百姓每天受到它的祸害，只能在乡里叹息怨恨，没有办法让天子听到。陛下聪明仁圣，广开言路，从前容纳意见、接受补益尤其多。如今突然下令改变制度，却先制定严厉的法令，禁绝人们的言论，朝廷内外听到后，没有不叹息惊骇的。俗话说：‘堵塞百姓的嘴，比堵塞河流更严重；河流一旦堵塞而决口，伤害的人必定更多。’ 如今堵塞百姓的言路已经超过一年了，百姓受害的也已经很多了。古人所说的话并非虚妄，如今就在这里应验了。我还听说，当初改定茶法时，商议已经确定，却仍选派了几名官员，分赴各路，访求其中的利弊。既然如此，一两位大臣不仅起初没有损害百姓的意思，实际上也没有自信坚持的决心。只是所派的人既然看出朝廷一定要改法，便不敢阻止议论，又一心迎合上意以求功劳赏赐。听说他们所到的州县，不容许官吏和百姓陈述意见，只说：“朝廷的意思是一定要实行，只是来要一份审问供状罢了。”如果传闻属实，那么误事的只是这几个人而已。起初因为轻信他人，施行得太果断，如今既然明白它的危害，为什么还迟迟不挽救过失？祸患没有比坚持错误更大的，过失没有比不肯改正更深的。臣本来并不详细了解茶法，但外间议论既然喧腾，听得也逐渐多了。古代治理国家的人，允许平民在道路上指责，商人在市场上议论，士人在朝廷上传播言论，正是因为这个缘故。臣私下听说议论此事的人认为：茶的新法实行以后，百姓没有私自贩茶的罪名，每年可以少判很多刑人，这是一个好处。然而它造成的危害有五项：江南、荆湖、两浙几路的百姓，过去缴纳茶税，如今改为缴纳租钱，使百姓破产亡家，怨恨叹息、忧愁痛苦，无法忍受；有的全族逃亡，有的上吊自杀，这就是第一项危害。新法实行以后，小商贩运的茶少了，大商人完全无法流通。前代制定法令抑制豪商，不过是不让他们过度侵夺国家利益、从事僭越奢侈而已。至于使货物和财物流通，即使是三代政治最清明的时候，仍然分开四民，使他们彼此获利、相互供养；如今却断绝商旅往来，这是第二项危害。新法实行以后，各路虽然仍有旧茶税，但新茶税在几年之间就少得几乎没有了。旧茶税征尽，新税又收不上来，国家用度便会顿时亏损，这是第三项危害。过去官营茶允许百姓掺杂茶叶，所以茶多而便宜，能够通行天下；如今百姓自己买卖，必须要真茶，真茶不多，价格便贵了。小商人不能多贩，也没有空闲远行，所以靠近产茶地的地方突然只能吃贵茶，远离产茶地的方向甚至连茶也吃不到，这是第四项危害。近年河北军粮采用现钱办法，百姓把米交到州县，再到京师凭交米凭证兑换茶。三司便在各场务中选择较好的场分，特意留下八处，专门供应向河北交米的人兑换领取。如今场务全都废罢了，但还有旧茶可以兑换，所以河北和籴眼下还没有妨碍。私下听说从明年以后，旧茶应当用尽，再无茶可兑换；那时河北和籴实际上就需要现钱了。不仅客商拿到钱也无法转运流通，而且还要年年从京师运钱到河北进行和籴，按道理必定办不到，这是第五项危害。一个好处不足以弥补五项危害。如今即使想减免租钱来救济弊端，这也只不过是宽缓百姓的一种办法，并没有解决公私双方全部的利害。希望陛下特别下诏给主持议论此事的大臣，不要袒护以前的过失，深思现在造成的危害，摒弃坚持错误的心思，不要再沿袭压制非议的做法，撤除先前的法令，允许人们进献意见，赶快加以详细审定，精心求得恰当的办法，也许可以不失去祖宗旧制。臣冒犯禁令进言，恭候罪责，谨具此状上奏，恭候敕旨。原编者评论：这篇奏状写大臣不了解民情，妄自提出荒谬的议论，始终加以回护；而众多属官迎合风向、顺从上意，不顾百姓疾苦，事情的情状描绘得如同亲眼可见。论选择皇子奏疏

译臣听说，进言天下最难进言之事的人，不敢希望一定得到采纳；明知未必会被采纳却不能不说，是为了竭尽忠诚之心。何况臣蒙受圣明的知遇，陛下容纳谏诤，进言未必不会被采纳，难道可以沉默不说吗？臣看见自去年以来，群臣多次谈论皇嗣之事，臣也曾因灾异私下上奏陈说。虽然陛下度量宽宏，没有加以诛杀，但臣愚拙而真诚恳切至极，仍未能使天听回转。臣实在不能抑制爱戴君主之心，日夜忧思，从未忘记此事。想要再次陈述狂妄鄙陋的意见，却不知道该怎样进言。如今臣看见六兄国公主近来已经出嫁，因而私下想到：人的常情，没有比父子亲情更亲的；人的常情，也没有比父子相亲相乐更快乐的。即使圣哲之人不同于凡人，这种天性在道理上也是一样的。陛下从前虽然没有皇嗣，却还有对公主的疼爱，可以稍稍安慰圣颜。如今公主已经出嫁，逐渐疏远于左右，那么陛下处理万机之余，处在深宫之中，和谁说话？谁来承接陛下的脸色、侍奉左右？臣愚昧地认为，应该趁这个时候，由圣意决定，在宗室中选择才德贤良、可亲可爱的人，登记为皇子，使他出入左右，问安侍膳，也足以慰藉愉悦圣上的心情。臣考察书籍史册，私下看到自古帝王虽然至尊无比，却从来没有独处。帝王出外居住时，也不只是百官依次入见、奏报政事而已，必定还有儒臣学士在闲暇宴饮时讲论；又有左右侍从陪伴，接受顾问交谈。帝王入内居住时，也不只是宦官宫妾侍奉左右而已。平日安居寝息时，便有太子早晚问安侍膳；优游宴乐时，也常常同宗室子弟欢聚相处，如同一家人。算起来一天之中，没有一刻是独处的。如今陛下每天驾临前殿、后殿，百官奏事的人往往只是仰望天颜便退下，最幸运的也不过得到一两句圣上的恩言。君臣之情不能相通，上下之意不能相接。其余在朝廷中的臣子，以及儒学侍从之列，未听说有一人能够从容亲近陛下左右。入内居住时，连早晚问安侍膳也缺少了。这就是说，陛下拥有四海的广大疆土，亲自享有万乘之尊，居外时没有一个可以亲近的人，居内时也没有一个能够亲近陛下的人。这正是臣小心忧虑而想要进言的原因。臣恭敬地想，陛下承受祖宗的基业，承担宗庙社稷的重任；皇子尚未降生，储位已经长期空虚，群臣屡次进言，这件大事仍未决定。臣先前所上奏的意见，是认为未必立即立为太子，而先把他收养为儿子；这样既可以从容观察他的贤能与否，也可以等待皇子降生。现在实行这件事，正是时候。臣的言论狂妄、计策愚拙，恭候斧钺之诛。原编者评论：天下的重大权柄、帝王的大统，托付给合适的人，天地人三才便蒙受福佑，万物都能顺遂，华夏和蛮貊无不繁荣安宁、长寿多福；否则就相反。宋仁宗不轻易选择嗣子，难道是为了个人私利吗？然而当时宰执、台谏、侍从之臣纷纷上章恳切劝说，而欧阳修这篇文章又更加情意缠绵、忠心爱意深切悲恻，这社稷之臣为什么这样多啊！仁宗去世时年仅五十岁，欧阳修上疏时正值仁宗年富力强之年，而欧阳修进言毫无顾忌，仁宗听取也不怨恨，君臣之间的美好关系，足以流传千古了。这难道不是因为两人都只知道有宗庙、社稷和苍生，而不知道有自己吗？世人把仁宗看作汉文帝、唐太宗之后的第一人，却因为他没有儿子，认为这是天地间最大的遗憾；但这又有什么遗憾呢？选择嗣子得到英宗，既无愧于宗庙社稷和苍生，仁宗也就有儿子了。何况帝王以天为父、以地为母，以万民为子；有宋三百年的百姓，哪个不是仁宗的儿子呢？卷二十八 庐陵欧阳修文七上书 通进司上皇帝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