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十二

译朝散大夫、行尚书兵部员外郎、知制诰、知邓州军州事兼管内劝农使、上轻车都尉、阳夏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赐紫金鱼袋的谢公，名绛，字希深。他的先祖出自黄帝之后的任姓，任姓分为十族，谢氏是其中之一。谢国在南阳宛县一带，夏商周三代时因弱小而不见于记载；直到《诗经·崧高》才说周宣王派召公营建谢邑，赐给申伯。谢氏先前已经亡国，子孙流散，便以国为姓。历经秦、汉、魏，仍不显达；到晋、宋之间，陈郡谢氏才成为显族。公的父亲是太子宾客谢涛，爵封陈留伯；公受封后又为阳夏男，二人都在陈郡，所以公沿用封地，又称陈郡人。不过，他们任官、受封和死后安葬，随时代迁徙。谢氏谱牒从八世祖以下尚可考见：八世祖谢汾是河南缑氏人，到五世祖谢希图才开始南迁，有的葬在嘉兴，有的葬在丽水；公父以上三代都葬在杭州富阳。公于宝元二年四月丁卯日来到邓州任职，当年十一月己酉日因病死在任所。因路远不能归葬南方，第二年八月才在州城西南某山南面找到墓地，于是安葬了公。公享年四十五岁。公先娶夏侯氏，早卒；现在将她迁来与公合葬。后娶高氏，封文安县君。三子六女，儿子某某，都是将作监主簿；女儿一人早夭，其余五人尚幼。公去世时，他的门客欧阳修到灵位前吊唁哭泣，退下后叹道：当初太子宾客去世时，我曾为他铭写德行，并把墓志放入富阳墓中；如今又来哭吊公的丧事，在灵位前哭的人没有谁比得上我，大概因为我过去曾为他铭记世系吧。于是按次序叙述公的一生说：公十五岁开始入仕，试任秘书省校书郎；后来考中进士甲科，任奉礼郎、知颍州汝阴县，升光禄寺丞。他上书论述四民失业，杨文公推荐他的才干，召来考试，充任秘阁校理；又升太常丞，任常州通判。母亲晋陵郡君许氏去世，服丧期满后，升太常博士。他依据郑氏经学和唐代旧例，议论昭武皇帝不是受命之祖，不应配享上帝。天圣年间，天下发生水旱灾害和蝗灾，黄河决口冲坏滑州，他又上书依据《洪范五行传》和京房的说法，推论灾异是上天谴责告诫的意思，极力陈述当时的缺失，毫不避讳。他与欧阳修一起编修真宗国史，升任祠部员外郎、直集贤院，任河南府通判；又移书丞相，说年成不好，嵩山宫应当停止修治。还上书说妖人和方术士不应出入禁中，请求收回赐给他们的“先生”“处士”称号。任期届满，暂任开封府判官；又升兵部员外郎，任三司度支判官。他上书论述法令禁止私造花纹透背绫，诏书说“从宫中开始”；如今宫人获赐衣物，又下令有关部门取回，这是立法后自己违背法令，无法取信天下。他又说后苑役作官署市买龟筒，龟筒也是禁物，民间不应拥有，拥有便犯法，因此请求停止内作制造各种器物。这些都是他根据职务所见而进言的。他还说，有关部门常常迎合皇帝旨意，许多命令从宫中发出而屡次更改；如果号令屡变，就会损害国体，听取片面意见，就会混淆圣明的判断。进言的人只想让自己的意见实行，守旧的人又担心政令不统一；公请求凡是诏令，都必须经过中书、枢密院然后施行。郭皇后被废，他上书援引《诗经》中的“白华”，以申后的事和褒姒为戒。景祐元年，父亲去世，他服丧期满后，召试知制诰，判流内铨。谏官说李照新定的乐律不可使用，朝廷把此事交下讨论，议论很久也没有决定。公提出两种意见说：宋代的乐律已经沿用了三代，李照的方法不合古制，我主张仍用旧乐。于是他在其中一份意见上署名，写道：赞成新乐的人是错误的。署名议论的人都同意公的意见。公为人庄重严肃，自我修养很高，平日温和，不任意表露喜怒；到了处理政事时，却敢于直言，气势何等壮烈！他的意见有时被采纳，有时不被采纳；有时论断高明却无法施行，有时后来果然如他所言；但都援引经典、依据古事，切中当时的弊病。三代以来，文章最盛的要数西汉；公撰写制诰尤其得体，世人所说的常衮、杨炎、元稹、白居易，也不足以超过他。公既以文章知名，至于处理政务，又无所不能。早在汝阴任职时便有能干的名声，辅佐常州时政绩也很好，直到今天常州人还思念他。钱思公镇守河南时，把所有事务都交给他办理。当时庄献明肃太后、庄懿太后在永安营建两座陵墓，工程所需直到铁石、畚箕、锹铲，都不向百姓取一物，却能全部备足。公修建国子学，教导学生，从远方来求学的有一百多人，参加科举而考中进士的有十之八九。河南人听说公去世，都流下眼泪；诸生在学校里为他画像并祭祀他。当初，吏部拟定官职，以有无圭田作为均衡标准；公取来州县田地的簿籍，核查实际情况，按照当地物价折算差额，把结果张榜于省中。其他有名无实的都不采用，人们认为这样很便利。天下的吏员有固定职务却没有固定名额，因此候选者常常因人数太多而长期积压，吏员便借机作奸。公负责选任后，候选人聚集，不超过十天便能离去，天下都称赞他公平。他遇到事务越繁剧，处理起来越显得简易从容而有余力。等到请求知邓州时，他更加以宽和安静为治理根本，邓州于是平安无事。此前有一个妖僧，用虚妄言语诱骗男女百姓数百人，常常昼夜聚会，已经有六七年。公到任后没有废弃旧法，而是擒获两个首恶依法处置，其余一人也不追究，百姓这才知道公的法令虽可畏，却并不苛刻。南阳堰引湍急的水灌溉公田，水源很远，能够灌到百姓田地的很少；后来堰坝的墩柱拆毁破坏，公提议重新疏通召信臣旧渠，以免除邓州百姓每年的劳役，把水利让给百姓。公大力兴建学校，尚未完工便去世了。公刚到邓州时，领取官粮的人有四十多人，有人怀疑太多；等到公去世时，他们都为公穿丧服。他治理邓州时，身边只有梳洗起居的两个婢女；后来又把三个弟弟妹妹中孤苦的接来，大家一起吃饭。他去世那天，官廪没有剩余粮食，家里也没有剩余财产；人们进入他的厅堂哭吊，连一件新衣服也看不到。然而他一生喜欢宾客，宴饮谈笑时总是和悦融洽。从年轻入仕到去世，三十年间始终坚持操守不动摇，对外也没有故意表现得特别异常；这就是他一生的大节。铭文说：我不知道他的寿命为何这样短，命运系于偶然；不让他的事业兴隆，又该把过错归于谁？只是他的德行光明，只是他的仁爱深厚，只是他竭力而为；这些，都是公所拥有的。原编者评论：开头叙述世系的来龙去脉，接着叙述公立身处世的始终。其中先叙立言，再叙立政，最后叙立德。三者彼此交相辉映，文采郁然，光彩灿然。资政殿学士、尚书户部侍郎、简肃薛公墓志铭。

译明道二年，尚书礼部侍郎、参知政事河东公因病请求归休。天子对他的政绩说：我不能屡次烦劳你。于是下诏优待公，免他上朝，却仍让他像原来一样处理政事。一年中他多次请求，才获准回到私第；又多次请求，天子才任命公为资政殿学士、户部侍郎、判尚书都省，罢免他的参知政事。景祐元年八月庚申日，公在家中去世，享年六十八岁。追赠兵部尚书。公名奎，字宿蓺，姓薛。薛氏先祖出自黄帝之后的任姓。任姓分为十族，薛氏是奚仲最初受封的地方。后来奚仲迁往邳国，仲虺留居薛地；春秋时期薛国见于经书，其子孙后来便以薛为氏。这就是薛氏的谱系。隋唐之间，居住在河东的薛姓最为兴盛。公是绛州正平人。曾祖父追赠太保，名某；祖父追赠太傅，名某；祖父的父亲殿中丞追赠太师，名某。三代都不显达，因公显贵。当初太宗皇帝征伐并州时，太师带着策略到行在求见，却没有被采用。薛公出生十多年时，已经能够写文章。太师看着他说：这个孩子一定能光大我家，我还要做什么呢？于是太师不再经营生计，专门施舍借贷来周济乡里，说：我已经有儿子了，以后还有什么可忧虑的？五十年后，公才开始辅佐当今天子参与政事，成为当世名臣，果然如他所说。公为人敦厚笃实、忠诚刚烈，果断而明达。起初考中进士，名列州试第一，却谦让同乡王严，居于第二，因此乡里都称赞他。淳化三年，第二次参加科举才考中，授秘书省校书郎、隰州军事推官。刚到任，便取出州狱已经结案的案卷，救活了四个蒙冤的人。调任仪州推官，士人争相推荐他的才干。母亲去世，服丧期满后，因推荐任大理寺丞、知兴化军莆田县，全部革除从前王氏擅自设置的无名租税，莆田人至今仍以此为恩德。升殿中丞，知河南长水县，调任知兴州。兴州原来铸造铁钱，役工很多，百姓以此为苦；公于是招募有力量的百姓，放宽山禁，让他们自行从中获利，再收取铁租用来铸钱，全部停止劳役，百姓因此不再劳苦。升太常博士。御史中丞向敏中推荐公的才能，公以中御史的身份拜监察御史，召入任殿中侍御史，判三司都磨勘司，赐绯衣银鱼。出任陕西转运副使，因举荐人犯事而被免官。过了几个月，任陕府通判。一年多后，召回御史台，任河北安抚使，符合皇帝心意。改任尚书户部员外郎、淮南转运使、江淮制置发运使，开凿扬州河道，废除其中三道堰坝，以便利漕运，每年运送八百万石粮食供给京师，此后很少有能达到的。又升吏部员外郎。太师去世，公请求离职服丧，朝廷不准。过了两年，入朝任三司户部副使，在省中与三司使李士衡争论政事。李士衡拉拢当时的权贵相助，公于是拜户部郎中、直昭文馆，出任知延州，升吏部郎中，入朝任龙图阁待制、知开封府，又升右谏议大夫、御史中丞。契丹使者萧从顺来朝。当时庄献明肃太后垂帘听政，萧从顺举止多有不恭，因为以前出使契丹的南朝使者都拜见太后，便请求见太后。朝廷官员对此忧虑，却没人能解决；公独自据理折服他，萧从顺才作罢。但嫉妒公的人诬陷他泄露禁中的话，因此公被任命为集贤院学士，出知并州，改知秦州。秦州驻扎重兵，军队曾经粮食不足；公勤俭节约，积蓄粮食，又教百姓引水种田。一年之内升枢密直学士、知益州。而秦州积存的余粮有三百万，征税中多收的有三十万；核查百姓过去隐瞒的田地数百顷，又得到十多万刍粮。秦州百姓和所属蕃部数千人到转运使那里，请求留下公，但没有成功。公在开封以严明治理，整肃清理京师；京师百姓甚至私下用俚语给公取称号，并互相告诫说：这个人不可冒犯。监狱因此多次空置。直到现在，人们有时仍这样称呼他。等到他镇守蜀地时，尤其有善政。百姓有人得到伪蜀时期的中书印，夜里用锦囊挂在西门；守门人把这件事报告给公，蜀地百姓成千上万跟随而来，都惶恐不安地说着奇怪的话，想看看公会怎样处理。公只让主吏把印收藏起来，完全不拿来观看，百姓这才散去。一个老妇告发儿子不孝，儿子申诉说是贫穷不能奉养母亲；公取出俸禄给他，说：用这些钱谋生，来奉养母亲。儿子于是和母亲彼此慈爱孝顺。同里一个富人的三个女儿都成了孤儿，百姓有人妄图争夺她们的财产；公把财产分成三份，替她们嫁了女儿。于是人们都认为公仁慈厚恩。蜀人喜欢动乱而容易动摇，公既用平静无事安定他们，又能顺应当地风俗，从容宴饮娱乐；等到处理事务时，却能击破奸谋、揭发隐情，预先料见，随即决断，像逢蒙射箭、东方朔占卜一样，没有一次不中。蜀人又爱戴他又畏惧他，把他比作张尚书咏，却说他并不苛刻。开封是天子的京畿，益州是蜀地的大都会，都是世人所说最难治理的地方，而公在两地都特别有名。他的政令有时严猛、有时宽缓，前后施行各不相同，可以说他懂得治理的方术。入朝拜龙图阁直学士，暂任三司使，随后拜参知政事。公入宫谢恩，皇帝说：先帝曾说你可以任用，我现在任用你了。公更加感激奋发，自我勉励；他平素刚毅守节，不肯苟且迎合。参与政事后，更加挺立不屈，行事没有牵制，随即想用法度约束天下，无论大小都纳入规矩；往往一旦事情不合他的心意，便回家躺着，叹息忧愁惭愧，常常不吃饭。家人笑他说何必如此，公说：我惭愧自己比不上古人，又害怕后世讥笑我。公曾出使契丹，和契丹君臣交谈，以议论使在座的人折服。后来契丹使者来朝，总要问公在哪里；听说公已经被任用，便都高兴地说：这是得到人才了。边境官吏从俘获的间谍那里听说契丹想撕毁盟约、举兵进攻，皇帝急忙召大臣商议，有人想选将增兵。公说：契丹畏惧誓约而贪图利益，而且没有可以借以开启战端的空隙，他们一定不会行动；不应失去持重的态势，让他们有可窥伺的机会。不久果然无事。后来皇帝回头对公说：果然如你所言。于是更加看重他。明道二年，庄献明肃太后想让天子穿衮冕服拜见太庙，群臣犹豫不决，唯独公争辩说：太后如果一定要穿王服见祖宗，那么将怎样行拜礼呢？

译太后无法改变他的意见，于是改穿其他服饰。太后去世后，皇帝见群臣哭泣说：太后病重不能说话，却还多次拉着自己的衣服，好像有所嘱托，这是为什么？公立即说：大概是指衮冕服吧；可是穿着它怎么能去见先帝呢？皇帝恍然大悟，最终让太后穿后妃服下葬，因此更加认为公确实可以任用。公先娶潘氏，早卒；后娶赵氏，今封金城郡夫人。儿子一人，直孺，任大理寺丞；女儿五人，长女嫁给已故职方员外郎张奇，次女嫁给已故开封府士曹参军乔易从，早亡；次女嫁给太原王拱辰，早亡；次女嫁给庐陵欧阳修；又一女嫁给王氏。公显贵后，追赠曾祖以下三代为太保、太傅、太师，并追封曾祖母某氏为某夫人、祖母某氏为某夫人、母亲某氏为某夫人。公性情孝慈，虽身居高位，家人仍勤俭度日，不知道什么叫骄奢。几个儿子年幼丧父，公抚养他们如同亲生，始终没有改变。所作文章四十卷，正直而有气势，正如他的为人。五年某月某甲子日，公的孤子直孺把灵柩从京师运回，于某年某月某甲子日葬在绛州，并在下葬前把公的功业德行写成状文上报太常。太常议论说：谥法中，德行始终不懈称为“简”，持守内心、决断果敢称为“肃”；如今他的行状符合谥法，于是谥为“简肃”。铭文说：薛氏受封于夏，以国为姓；后来居于河东，隋唐时期最为兴盛。公家世代承载德行，实在是河东人；太师说一定能光大门庭，公果然出仕任职，以艰难之事化为容易，参与国家大政，不受挫、不受牵制，多次决断重大议论，言论光明显著。公没有做到宰相，因病请求回家；朝廷以[疑文]赗赙之礼的荣耀，又加赠尚书之职。公有敏捷的德性，他的行事光明显著；公有美好的声名，有司将谥号之事报告史官。谥号流传给子孙，又刻下铭文，放入墓门。原编者评论：王闻修说：《宋史》本传与墓志不同。本传说：公在陕西时，赵德明说延州蕃部侵入他的黑林平地界，皇帝下诏查验。薛奎查阅郡中簿籍，发现赵德明曾借道黑林平，便移文把记录出示给他，赵德明于是服罪。公知延州时，赵元昊常派官吏到京师请求俸赐，官吏借机买卖禁物，隐瞒关税从中牟利。薛奎查明情况，请求把蜀地的缣帛留在关中转运发给他们。薛奎善于识人，范仲淹、庞籍、明镐还是选人时，他都认为他们可以成为辅弼大臣。契丹使者请求见太后，薛奎驳斥说：皇太后垂帘听政，本朝群臣也不曾见她。欧阳修叙事以简要为贵，比如叙述子女，只写：次女嫁给庐陵欧阳修，连一句多余的话也不写，多么严肃！《祭薛尚书文》写得更为详尽明白。墓志说天下公事，实际上都归结于一身的私事。后人撰写尊长的行状，往往加入自己的事情，这怎么值得谈论文辞呢？翰林侍读学士、右谏议大夫杨公墓志铭。

译庆历八年春，翰林侍读学士、右谏议大夫杨公六十九岁，请求告老，随即以工部侍郎身份退休，回到常州。他启程时，天子召见他，设宴慰劳，并赐给他不必行拜礼的待遇。公卿大夫都到东门为他饯行，远望叹息，彼此说道：杨公要回去了！从公个人的打算看，这是荣耀；从国家的打算看，却是可惜。第二年九月十三日，公病势危急，拿出一篇兵论给儿子忱、慥看，并对他们留下遗言说：我听说臣子即使死了，也不敢忘记君父，这是天下最深的恩德和最大的义理。如今我不幸将死，仍想用即将闭合的嘴，说出天下最大的忧患，为陛下考虑无穷的国事。这些事情有五项，用来完成我的志向；死了也没有遗憾。只希望陛下采用我的意见，不必为我的死悲哀。说完便去世了，没有谈及自己的私事。忱、慥把遗言和兵论一起上奏。天子震惊悲悼，回头询问有关部门有什么办法可以厚待公；有关部门援引旧例回答。天子说：这些哪里足以安慰我对他的思念！于是下诏特赠公兵部侍郎。公年轻时拜种放为老师，学习经学，撰写文章，长于议论，喜欢读兵书，了解古代兵法，认为士人不能文武兼备，就不足以担当大事。当四方没有战事时，他多次上书谈论边防事务。二十多年后，元昊在河西叛乱，契丹起兵违背盟约，三边都告警。天下因战争而疲弊，公在这时耗尽精力，日夜思虑，创作兵车阵图，刀、楯等武器都有相应的使用方法。天子让五百名步兵按照公的方法在宫廷中试演，认为可以使用；但世人多不赞成他的刀楯。欧阳修曾奉使河东，听边将王吉说：元昊从兔毛川出兵，被王吉击败时，用的就是杨公的楯。可见世上从来没有真正采用他的战术。然而公素来刚强，少有合意之人，加上议论者意见不一，所以他的主张不能全部实行。夏竦经略陕西，请求增加土兵，公说：夏竦身处内地，没有破敌的谋略，却只是坐在那里请求增兵，大概是害怕事情失败，想把责任归咎于兵少。夏竦又上书说公不忠、阻挠计划，公不能忍受，便用言语诋毁他。后来三路把农民中强壮的都刺字充军，公又说：军队贵在精锐，不在人数多。人数虽多却不训练，就会队伍不整、容易失败，使国家困乏而难以供养。当时从将相到大臣，议论者都只求兵多，只有公能提出这样的见解。刘平兵败，元昊急迫围攻延州，救兵却没有到；公在河中，便伪造书信，飞驰告知延州说：十万救兵已经到了。于是命令附近各县按照这个数目准备草料、粮食和各种器物等待。不久元昊也解围离去。后来公镇守并州，皇帝便下诏任命公为并代麟府路经略安抚招讨等使兼兵马都部署。公拿着敕书告诉属下官吏说：天子任用我了；但承担这项职责就必须谋求成效，要想要求成效，就必须把所有方法都用尽。于是列出六件事请求说：朝廷如果能采用我的意见，我就接受任命；否则就算了。朝廷认为此事难办，公仍不断争论，因此获罪调任知邢州。公的志向未能实现，大多就是这一类原因。公曾任御史，章献太后的外甥刘崇德任团练使，因他而使门人、亲戚、仆役获得官爵的有数十人。马季良因为是刘氏女婿，任龙图阁直学士；公上书说：汉代吕太后、王禄、王产想使自己的宗族强盛，反而因此覆灭宗族；唐代武三思、杨国忠造成的祸害，也不只是害了自身，几乎亡了国家。太后大怒，贬他为监舒州酒税；过了两年，又召回任御史，他议论政事更加激切。公于祥符元年考中进士，因为上书议论政事，真宗认为奇异，召试时他没有赴召；授著作佐郎，屡次升迁至工部侍郎，任天章阁待制、龙图阁枢密直学士，最终在翰林任侍讲。他曾任审刑院详议官，知淮阳军、江阴军，三司度支判官，知御史杂事，判吏部流内铨，三司度支副使，河北、河东都转运使，知河中府，又知陕州、并州、邢州、沧州、杭州五州，所到之处都有能干的政绩。他为人廉洁刚直，很少屈服，难以侵犯；但他的仁爱之心推及万物，遇到事情又能包容，这一点多数人都比不上。公字次公，曾祖名伟，祖父名某，父亲名守庆。先娶张氏，又娶李氏，又娶王氏，王氏封太原郡君。有六个孙子：景略、景亮、景谟、景道、景直、景彦。公去世的第二年秋天，儿子忱把他的灵柩送回河南；又过一年二月十七日，葬在洛阳县宣武管平洛乡祖先墓地。公有文集十卷、兵书十五卷，读他的书可以看见他的志向，考察他一生的操守，可以了解他的内心。唉，可以说是忠诚了！欧阳修任谏官时，曾在朝廷上与公争论，且从未认识公；等到公下葬时，他的儿子不把墓志托给别人，而托给欧阳修，难道是认为欧阳修的言论可信吗？既然如此，我为公作铭，怎么可以不取信于人呢？铭文说：杨氏的源流多么久远，始祖由此而来；赤泉侯的功业与汉朝一同兴起，杨震官至太尉；四世祖以公的身份在陵地任职而正直；到唐代有仆射杨某、师复理卿、振任左拾遗、文蔚获得嘉名。后来家族日益衰落，为躲避战乱迁到中州；曾祖父才开始南迁，祖父在伪邦屈身任职，任乌江县令，又迁往南粤，父亲由此出生。家族声名有时隐晦、有时显著，终于在皇帝一朝发扬光明；父亲司马氏最初在坊州任职，后来便在中部定居。道德如此优长，司马氏四个儿子中只有公能够光大门庭；不仅使家族壮大，又使后代增长。世上有官位的家族，谁没有世系谱牒？有的因微弱而中断，有的失去次序；杨氏世系却不绝不乱，因为历代屡有人才。谁能像杨氏这样，世代越久越繁盛，次序不乱、昭穆相连？公归葬于此，安息千万年。原编者评论：王闻修说：杨偕本传记载，他任三司度支判官时，有谏阻废后、谏止富民陈氏女将被立为皇后两件事；知并州时，有惩治监军宦官以及议论麟州五利三害的事；任安抚使时，上奏六件事，其中一件是停止宦官参与军务。又《张士逊传》记载，张士逊把女子送入宫中，受到御史杨偕弹劾；这些事墓志都没有记载，六件事也只是保存了名目而已。欧阳修叙事简要，例如本传说：元昊请求议和却不称臣，杨偕认为连年出兵，国力日益困窘，应当答应他。王素、欧阳修、蔡襄弹劾杨偕，认为他的罪应当处死；这就是墓志所说在朝廷上争论的事。又说：杨偕知杭州时，蔡襄请假经过杭州，轻装游览乡里市集，有人说杨偕应当在朝廷上参奏；杨偕说：蔡襄曾经因公事冒犯我，我难道可以因私事报复他吗？墓志所说的‘遇到事情能够包容，多数人都比不上’，或许指的就是这件事。太子太师致仕杜祁公墓志铭。

译已故太子太师、致仕祁国公、追赠司徒兼侍中杜公，名衍，字世昌，是越州山阴人。他的先祖本出于尧帝之后，历经夏商周三代曾任诸侯，后来把封地迁到杜地，子孙中迁往其他国家的便以杜为氏。自杜赫任秦国将军以后，三代之后有御史大夫杜周及其子建平侯杜延年，在汉代仍然显赫；又过九代，有当阳侯杜预在晋代显贵；再过十四代，有祁国公杜佑在唐代显贵；又过九代，才到祁公。杜家治家有法，婚丧祭祀、斋戒日期、礼币祝辞等，都完全依照家谱办理。自唐朝灭亡，士人丧失旧礼，凡事一概苟且简略，只有杜氏守住家法，不随世俗改变。大概从春秋诸侯的子孙算起，经历秦汉一千多年，能够不使世系中断的，只有杜氏；唐朝盛时，公卿之家法传存至今的，也只有杜氏。公从曾祖、高祖以来，便以恭谨、节俭、孝顺、谨慎闻名乡里；到公本人，为人尤其清廉，自我约束以成为大臣，侍奉君上以不欺骗为忠诚，推己及人，以自身行为取得信任，所以一举一动、一丝一毫都谨慎而有法度。考察他的大节，更是伟大。公享年八十岁，官至尚书左丞。将满六十九岁时，便上书请求告老。第二年，以太子少师身份退休；后来屡次升为太子太保、太傅、太师，在家中封为祁国公。天子祭祀明堂，派使者召公陪祀并准备向他询问事情，公因病没有到；但逢年过节的慰问、慰劳和赏赐从未断绝。公年轻时考中进士高第，任扬州观察推官、知平遥县、通判晋州、知乾州，升河东京西路提点刑狱，知扬州，任河东、陕西路转运使，入朝任三司户部副使，拜天章阁待制，知荆南府，尚未赴任，改任河北路都转运使，随后知天雄军。召任御史中丞，判流内铨，知审官院，拜枢密直学士，知永兴军，调知并州，升龙图阁学士兼知永兴军，代理知开封府。康定元年，以刑部侍郎同知枢密院事，随即拜枢密副使。庆历三年，升吏部侍郎、枢密使；第二年，以本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公办理官吏事务如同他的为人，审理诉讼虽然明察敏捷，但复核尤其精细，因此多次判决疑难案件，人们认为他神明。他核查文书、钱粮出纳，分析细微差别，整天没有疲倦的神色；至于列举条款，只求使吏员不能从中作奸。至于施政于百姓，却简便易行。起初任平遥知县时，曾因公务到别州去，县里争讼的百姓都不肯让别人裁决，等着公回来。任知乾州不到一年，安抚使考察他的政绩，便让公代理知凤翔府。两个州的百姓在边界上争执，一个说：这是我的公，你们夺走了他！另一个说：现在是我的公，你们有什么关系？夏人刚开始叛乱时，朝廷命令天下供给军需，百姓苦于兵役；从陕西以西尤其严重。官吏趁机侵吞搜刮，征调催逼，直到百姓破产也无法满足，常有人上吊、投水而死。当时公在永兴，对百姓说：我不能免除你们的劳役，但可以让你们不至于劳苦。于是替他们分区安排，计算各种物资的有无、贵贱以及道路远近，放宽期限，按次序输送。因此物价没有暴涨，车牛、草料、住宿饮食和往来都像平时一样，官吏束手无策，百姓的费用比其他州省少了十之六七。至于修缮城郭、整治器械，百姓都没有察觉。开封治理京师，常常受权贵干扰；遇到触犯权贵却能不屈服的人，世人都认为很难。公却能使权贵不敢有所干预。他治理地方，总把审断盗窃和诉讼看作能力高低的标准；只有公处理完这些后还有余力，把京城百姓的事务像治理其他州县一样加以省察，因而京畿各县的百姓都受到他的恩惠。开封府屡屡出现能干的官吏，但能兼顾百姓政务的，只有公一人。吏部审官院主管天下吏员，而任职者大多不久便升迁离去，所以吏员得以作奸。公刚开始处理铨选事务时，一天有三个人争夺某个空缺职位。公询问吏员，吏员接受了丙的贿赂，回答说：应当给甲、乙，丙不能争。于是授给丙另一个空缺。几天后，吏员教唆丙申诉，说甲因某事负罪，不应得到那个职位。公醒悟过来，召乙询问；乙推辞说：我已经得到另一个空缺，不愿再争。公不得已把职位给了丙，笑着说：这不是吏员的罪过，而是我还不了解铨选法规。于是命令各曹把格式和条款分别列明上报，并问：完备了吗？回答说：完备了。第二天，公下令所有吏员不得升堂，只许坐在各曹听候办理文书。从此吏员不得参与铨选事务，任用和罢免全由公决定。过了一个多月，声威便轰动京师。他任审官时，有人用贿赂求官，吏员拒绝接受，说：我们公有贤名，不久就会被任用而离开这里，姑且稍等。庆历初年，皇帝厌倦西部战争久拖不决、百姓疲弊，急于任用富公、韩公、范文正公三位大臣；三人于是想全面改革各项事务，整顿纲纪。但小人和受宠幸的权贵都不高兴，只有公任宰相时辅佐支持他们，而且公尤其压制杜绝侥幸求进；凡是宫中降下的任命和恩泽，一概不予办理，积累到十多件时，便连同封缄当面退还，有时还斥责相关人员，使他们惭愧怨恨、流泪离去。皇帝曾对谏官欧阳修说：外面的人知道杜某把宫中降下的恩泽封还了吗？我在宫中遇到请求恩泽的人，常常只要用杜某不同意来劝止；这种情况比他实际封还的还多。他对我的帮助太多了，只是外人和杜某自己都不知道。可是公与那三位大臣最终都因此被罢免离开。公熟悉本朝旧事，善于决断大事。起初边将商议要大举进攻夏人，即使韩公也认为可以出兵，公却争辩说不可以。大臣中甚至有人想以阻挠军务的罪名加罪于公；然而后来军队果然没有出动。契丹与夏人争夺伊特旺，在黄河以外大战，雁门、麟州、府州都告警。范文正公安抚河东，想派兵跟随，公认为契丹一定不会来，军队不能轻率出动。范公大怒，甚至用话语攻击公，公也不因此怨恨。后来契丹果然没有来。这两位公都是世俗所说与公结党的对象，但他们在议论政事时，大致就是这样。等到那三位大臣将要被罢免时，公独自认为不应罢免，于是自己也被罢免，以尚书左丞身份知兖州。一年多后便退休。公从平民做到宰相，衣服饮食没有增加，即使妻子儿女也有固定的节制。家中原来财产丰厚，叔父们分家时，公把所得全部给了贫困的兄弟。俸禄收入，也分给宗族。

译他周济别人的急难，直到告老还乡时，竟没有房屋居住，长期寄住在南京驿舍。公年轻时好学，擅长书画，喜欢作诗；读书到老也不厌倦。他推举奖掖后辈，如今世上有名的士人，多出自他的门下。他在家接见宾客，一定询问时事；听到有好事，欢喜得像是自己做成的一样。遇到认为不可的事情，忧虑便显现在脸上，有时夜不能寐，好像自己承担着责任。公一生所奉行的这些事情，哪怕有人能做到其中一项，君子都认为是常人难以做到的；而公却认为这些不足以让后世称道，还告诫子孙不得为他撰写记述。唉，这难道就是所谓任重道远、行善还唯恐时间不够的人吗？曾祖是太子少保，名某，追赠太师；祖父是鸿胪卿，名叔詹，追封吴国公；父亲是尚书度支员外郎，名遂良，追封韩国公，三人都追赠太师、中书令兼尚书令。娶相里氏，封晋国夫人。儿子名诜，任大理评事；欣，任太常博士；讷，任将作监主簿；诒，任秘书省正字；另有三子早卒。女儿长女嫁集贤校理苏舜钦，次女嫁秘阁校理李纟延，次女嫁单州团练推官张遵道。公于嘉祐二年二月五日在家中去世，他的儿子欣于当年十月十八日将公葬在应天府宋城县仁孝原。铭文说：恭谨端庄的祁公，始终亲自践行，一生如一，只有德行恭敬。公在官位上时，士人知道什么是贪婪、廉洁，知道什么时候退隐养老；四方瞻仰他的，难道只有士大夫吗？天子说：唉，你曲直分明，以墨绳校正，以规矩衡量方圆；人人都不能超越法度，而公没有欺骗你。无论我在左在右，都只有依靠公。公虽然请求退休，宠遇却没有停止。任宫廷大臣，封为国公，便在私第接受任命。明堂巍峨，万国随从祭祀；难道没有臣工替我执掌法度吗？为何还要召公？只是因为公有旧日的德望。公不能前来，我便亲自前去赐予。君子和乐平易，是百姓的父母。公即使活到百岁，人们仍会觉得太少；不让白发老者过早凋亡，正是我的元老。隆厚的宠禄，总有停止的时候；但公的德行不会停止，公离去后人们更加思念。铭文昭示于远方，作为万世流传的遗赠。原编者评论：欧阳修给杜衍的儿子欣写信，自称墓志文字简略，只记大节，希望流传久远，恐怕难以满足孝子的心意。又说范公家中的神道碑刻，被范公儿子擅自增删，不得不重新作文来加以说明，希望后世把家集作为可信依据。又说尹氏的儿子去世，请韩太尉另作墓表；由此可见，朋友、门生、故吏与孝子用心常常不同。欧阳修难道会辜负知己吗？范、尹两家也可以作为辨别真伪的鉴戒。墓志所记的事情都是真实记录，有考据依据，都是大节和常人难以做到的事情；其他普通人能够做到的事，对别人来说没有特别伟大，不能不写；对于公而言可以略去的事，就没有时间写了。看欧阳修说撰写墓志，也实在是大难事。凡是墓志和神道碑，都是国史取材的依据，用来昭示后世。像韩愈、欧阳修这样的文章和他们所写的那种人物，世间并不常有；但史书却不能有所缺漏。既不能缺漏，又没有可信的碑志作为依据，依靠什么来写成信史，岂不是更加困难吗？看欧阳修为杜衍作墓志时这样谨慎自明，大概是因为当时世俗不懂得取信于今、流传于后的道理，只想把父祖抬高到与圣贤并肩，非要把功劳全说成太公，把德行都颂成仲尼才满意，却不知道没有事实根据的空名并不值得荣耀。这样反而会使平日一句话、一件事中的善行，本来可以劝导风俗、激励人们实行善行，却因为繁复的言语和浮夸的辞藻而变得晦暗、湮没，最终无法考察。等到史官在几十年、上百年后搜集考核时，人人都成了太公、仲尼，但考察实际却茫然无所得。既然全都没有可信依据，就一定会凭主观意见分高下，偏袒亲近的人，诋毁憎恶的人，甚至发生送礼请托之事；这样一来，古今公正的是非不仅会在当时泯灭，也会在万世泯灭。欧阳修这样慎重而不苟且，难道是为了个人私利吗？王闻修说：《宋史》本传记载，契丹驸马刘三嘏为避罪逃来归附，辅臣商议厚待他，以便追问契丹的隐秘事情；欧阳修也请求留下刘三嘏。杜衍说：中国以忠信立国，如果自己违背誓约，接纳叛逃者，那么正义就不在我们一边。况且刘三嘏是契丹的近亲，却逃亡归来；他这样只顾谋求自身，难道还值得与他谋划国家大事吗？这件事欧阳修唯独没有写入墓志。叶梦得说：杜祁公任官清廉耿介，每次领取俸禄都要过了初五。家人提前误领，公大怒，交给有关部门弹劾治罪。这是尹师鲁公所知道的事。我曾见师鲁获罪后写给公的谢罪信，亲自引用这件事说：拿我自己来看，似乎没有什么惭愧；但以公的眼光看，我怎么能说没有罪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年〕 师鲁大概是因为擅自借出官钱替属吏偿还债务而获罪；当时憎恶他的人把这件事定论为贪赃。已故霸州文安县主簿苏君墓志铭。

译有一位蜀地君子，姓苏，名洵，字明允，是眉州眉山人。先生的品行和义举，在家族中得到修养，在乡里取得信任，在蜀地闻名，已经很久了。仁宗至和、嘉祐年间，他和两个儿子苏轼、苏辙一同来到京城。翰林学士欧阳修得到他所著的文章二十二篇，把它们献给朝廷。文章流传开后，公卿士大夫争相传阅。他的两个儿子都考中进士，名列高等，也因文学才华闻名当时。眉山在西南数千里之外，一天之内，父子三人的声名显赫，震动京城，于是苏氏的文章便称雄天下。先生的文章广博雄辩，气势宏伟，读者读来肃然起敬，仿佛能想见他的为人。等到见到他本人，却发现他温和谦逊，似乎不善言谈；等到接近他、同他相处越久，便越觉得可亲可爱。偶尔请他拿出自己的作品，越是追问，越觉得内容无穷。唉！真可以说是纯正明达、笃厚诚实的君子了。先生曾祖名祐，祖父名杲，父亲名序，获赠尚书职方员外郎；三代都没有显达。职方君有三个儿子：澹、涣，都凭文学考中进士；唯独先生年轻时不喜欢学习，年纪已经长大了还不识字。职方君放任他，也不追问，乡亲和亲族都觉得奇怪。有人问其中原因，职方君只是笑而不答，先生自己也毫不在意。二十七岁时，他才大为发奋，谢绝平日交往的少年朋友，关门读书作文。一年多后，他两次参加进士考试都没有考中，又考茂材异等，也没有考中。退下来后叹息说：这不值得作为我的学问。他把自己所写的数百篇文章全部取来烧掉，更加闭门读书，五六年间停止写文章，这才深入研究六经和诸子百家的学说，用来考察古今政治的治乱、成败，以及圣贤仕隐和穷达的道理，得到其中精粹深奥的内容，积聚充满胸中却压抑着不发。过了很久，他慨然说：可以了。于是下笔片刻之间便能写出数千字，文章纵横驰骋、上下贯通、出入变化、奔放迅疾，一定要探究到深奥精微之处才停止。大概他的天赋厚重，所以发达得迟；志向诚笃，所以所得精深。他来到京城后，一时之间，后生学者都尊敬他的贤德，学习他的文章，把他当作老师和楷模。因为他和两个儿子都很有名，所以称他为老苏，以此区别。起初，欧阳修把他的文章献给皇帝，皇帝召他到紫微阁考试，他推辞没有前往，于是任命他为试秘书省校书郎。适逢太常修纂建隆以来的礼书，便任命他为霸州文安县主簿，使他领取俸禄，与陈州项城县令姚秌一同修撰礼书，成为《太常因革礼》一百卷。书写成后，刚刚上奏，还没有得到答复，先生便因病去世了，时间是治平三年四月戊申日。他享年五十八岁。皇帝听说后哀悼他，特意追赠光禄寺丞，命有关部门备船，把他的灵柩运回蜀地。先生娶程氏为妻，程氏是大理寺丞文应之的女儿，生有三个儿子：景先，早亡；苏轼，现任殿中丞、直史馆；苏辙，权任大名府推官。三个女儿也都早亡。孙子有迈、迟二人。他有文集二十卷、《谥法》三卷。先生善于同人交往，急于救助别人的患难；有人死了，他就出钱养活那人的孤儿，乡里人多感念他的恩德。他晚年喜爱《易经》，说：易道深奥啊！那些混乱而不明白的地方，是诸儒用牵强附会的说法把它搅乱了。除去这些说法，圣人的旨意就显现出来了。他撰写《易传》，没有完成便去世。治平四年十月壬申日，葬在彭山县安镇乡可龙里。先生生在偏远地方，学问和文章晚成，常叹息说：了解我的，只有我的父亲和欧阳公啊！既然如此，除了我，还有谁适合为他作墓志铭呢？铭文说：苏氏显名于唐代，本来是栾城人，因为做官而留居眉山。子孙繁盛，从高祖、曾祖以来，乡里都称道他们的仁德。伟大啊！明允在文章上大有成就，既有文章，又有贤能的儿子。他本人永存不朽，后代更加昌盛。唉！明允可以说没有亡故。原编者评论：储欣说：读《老泉上欧阳内翰书》，才知道欧公的文章若没有先生，便无人能够品评；再读这篇墓志铭，又感叹先生的学问若没有欧公，也无法得到发扬。卷三十三。庐陵人欧阳修撰写的十二篇墓志铭。端明殿学士蔡公墓志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