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四十三

译从春秋末年到战国时期，各国诸侯和卿相都争相供养士人。从谋士、说客、谈论天道者、能雕琢文辞者、主张坚白之辩者、讲同异之说者之流，下至击剑、举鼎、会学鸡鸣狗盗的徒众，无不以宾客之礼相待，穿华美的衣服，吃珍贵的食物，供养在自己门下的人，哪里数得清？越王勾践有君子六千人，魏无忌、齐田文、赵胜、黄歇、吕不韦都有宾客三千人。田文又在薛地招致任侠和奸恶之人六万家，齐国稷下的谈论者也有一千人。魏文侯、燕昭王、太子丹都招致了无数宾客。下至秦汉之间，张耳、陈余号称拥有很多士人，宾客和供养他们的仆役，都是天下的豪杰俊士。田横也有士人五百名。史传中大略记载的情况就是这样，估计其余各国养士的数量，应当多于官吏的一半、农夫的一倍吧。这些人都是危害百姓、蛀蚀国家的奸民，百姓凭什么承受得了，国家又凭什么支撑得住呢？苏轼说：这是先王也不能避免的。国家中有奸人，就像鸟兽中有凶猛的猛禽，昆虫中有毒刺一样。加以区别处置，使他们各自安于自己的位置，这样就可以了。若要铲除干净，使他们一个不剩，那是办不到的。我考察历代世变，知道六国之所以能够长久存在、秦之所以迅速灭亡，大概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不可不仔细察看。智慧、勇气、辩才、力量，这四种人都是上天赋予百姓中的杰出人物。他们大多不能穿粗衣、吃粗食来养活别人，而都是役使别人来养活自己的人。所以先王把天下的富贵同这四种人共同分享。这四种人各得其所，不失去自己的职分，百姓就安定了。四者虽然不同，先王便根据风俗制定制度，使他们各有出路：三代以前出自学校，战国到秦代出自宾客，汉代以后出自郡县官吏，魏晋以来出自九品中正，隋唐直到今天出自科举。虽然不能完全如此，但姑且就其中占多数的情况来谈。六国君主虐待百姓，并不比秦始皇、秦二世轻，但当时百姓没有一个人反叛，因为凡是百姓中的杰出人物，都作为宾客被供养，没有失去自己的职分。那些努力耕作来供奉君上的人，都是愚钝鲁莽、没有才能作为的人；即使想要怨恨反叛，也没有人替他们首先发难，这就是六国能够暂时安定而没有立即灭亡的原因。秦始皇当初想驱逐宾客，因为采用李斯的意见才停止。兼并天下以后，却认为宾客没有用，于是只任用法令而不任用人才，认为百姓可以依靠法律治理，认为官吏不必有才，只要能够遵守自己的法令就行。因此毁坏名城，杀戮豪杰，百姓中秀异的人都散去，回到田地里。从前在四公子、吕不韦之流门下吃饭的人，难道能安然回到哪里去吗？难道不知道他们会颈项枯槁、面色憔悴，穿着粗布衣服老死吗？还是会停止耕作，长声叹息，等待时机呢？秦朝的祸乱在秦二世时形成，但假使秦始皇知道畏惧这四种人，设法安置他们，使他们不失去职分，秦的灭亡也不会像这样迅速。把百万只虎狼放到山林中，却不知道它们饥渴难耐，它们将来必定会吞噬人。世人把秦始皇看作聪明，我不相信。楚汉之祸发生时，百姓几乎死尽了，豪杰应该没有多少了，但代相陈豸希出行时，随从车辆有一千乘；萧何、曹参执政，也没有不加以禁止的。到了汉文帝、汉景帝、汉武帝时期，法令已经十分严密，然而吴王刘濞、淮南王、梁王、魏其侯、武安侯之流，仍都争相招致宾客，世上的君主并不追究。难道是吸取了秦朝的祸患，认为爵禄不能把天下的士人全部束缚住，所以稍稍放宽，使他们有时还能从这条道路出来吗？至于先王的政治，就不是这样。有人说：君子学习道，就会爱人；小人学习道，就容易役使。唉，这难道是秦汉所能比得上的吗？编者评：苏轼把智慧、勇气、辩才、力量比作虎狼，似乎是说得没有选择。我曾间或论述过这件事：万物得到的气质有偏，人得到的气质却是完整的。偏与全的意义，并不就是善恶的意思。偏于善或偏于恶叫作偏，完全是善或完全是恶叫作全。虎豹整天不杀戮，就会跳跃大叫来发泄怒气，一定要扑杀一个动物才会停止。麒麟、驺虞不踩踏活的草，也不践踏活的虫，隔很久才出现一次，往往因此饿死。这两类彼此绝不能混同。人却不是这样，他的善的容量可以充满天地，那么他的恶的容量也可以充满天地，就像手掌有正反两面一样。因此，愚蠢、昏暗、顽钝的人能够做小善，却不能做大善；同样也只能做小恶，不能做大恶。智慧、勇气、辩才、力量很强的人，如果行善的能力大，作恶的能力也大；行善可以像麒麟、驺虞，作恶也可以像虎狼。所以处在人上位的人，应当戒惧，就像用朽烂的绳索驾驭六匹马一样。论鲁隐公

译《春秋》鲁隐公元年不记载即位，是因为他只是代理执政。公子翚请求杀掉桓公，隐公说：“因为他年纪小的缘故，我将要把国君之位交给他。”于是命人营建菟裘，说：“我将在那里养老。”公子翚害怕了，反过来在桓公面前诬陷隐公，并派刺客杀死了隐公。欧阳修说：“隐公不是代理执政。假使隐公果真是代理执政，那么《春秋》就不会把他记作国君。《春秋》既然把他记作国君，那么隐公不是代理执政，这是毫无疑问的。”苏轼说：不是这样。《春秋》是鲁国可信的史书，隐公代理执政而桓公杀害他的事，在史书中记载得很详细。周公代理周成王执政，后来能够把君位归还给成王，因为周公去世，所以不称王。隐公代理执政，却没能把君位归还给桓公，因为鲁公去世，所以称公。史书有记载，国家有宗庙，难道《春秋》偏偏可以不称他为公吗？那么隐公的代理执政合乎礼吗？回答说：合乎礼。问：从哪里听说的？回答说：从孔子那里听说的。曾子问：“国君去世而世子还没有出生，应当怎么办？”孔子说：“卿、大夫、士跟随代理国君，在西阶南面向北行礼。”问：“什么叫代理国君？”回答说：“古代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的世子尚未出生就去世，那么就以他的弟弟，或者兄弟的儿子中应当继立的人作为代理国君。后来儿子出生，如果是女儿，代理国君就正式即位；如果是男孩，代理国君就退位。这就叫代理国君。” 古人中曾经这样做的，季康子就是一个例子。季桓子将要去世时，命令他的臣子正常说：“南孺子的孩子如果是男孩，就把这件事告诉你并拥立他；如果是女孩，就由肥即位。”季桓子去世后，季康子即位。葬礼完毕，康子在朝廷，南氏生了男孩，正常用车载着孩子到朝廷，禀告说：“先夫子有遗言，命令他的圉臣说：南氏生男孩，就把这件事告诉国君和大夫，拥立他。现在孩子出生了，是男孩，谨此禀告。”康子请求退位。康子就是代理国君，这合乎古代的道理。孔子实行了这种制度，秦汉以来却不再遵行这种礼制，而改由太后代理执政。孔子说：“只有女子和小人难以教养；让他们参与外廷政事，更是不可以。”又说：“母鸡在早晨打鸣，只会使家庭衰败，何况可以让她代理国君之位、临御天下吗？”女子执政而使国家安定的，只有齐国的君王后，以及我们宋朝的曹后、高后、向太后，大概千人中才有一人。东汉的马太后、邓太后尚且不能没有讥议，至于汉吕后、魏胡太后、武灵太后、唐武氏之流，所造成的祸乱更是数不胜数。王莽、杨坚还因此改易了国姓。由此看来，难道不如代理国君制度更接近妥善吗？假使太后值得信任，那么代理国君为什么就不值得信任？如果二者同样都不值得信任，那么选择代理国君，他毕竟还是先君的子孙，难道不比异姓夺取君位强吗？有人说：“国君去世后，百官总摄自己的职事，听命于冢宰三年，哪里还用得着代理国君？”回答说：说的不是这种情况。继承天子的太子已经长大，只是居丧而没有发布命令，那么依照礼制听从冢宰。若太子还没有出生，或者出生后年幼，不能治理国家，那么三代的礼制和孔子的学说，决不会把天下交给异姓，而是交给代理国君。难道这不是合乎礼制、周公也实行过的吗？所以隐公也是代理国君。郑玄是儒者中的浅陋之人。他解释“代理国君”说：“这是上卿代替国君处理政事。”假使太子出生的是女孩，难道上卿就是继承世位的人吗？苏轼说：代理国君，是先王制定的法典，是孔子确定的正言。世人却不知道，只是习惯看见太后代理执政，便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我不能不加以论述，以等待后世的君子。编者评：秦朝焚烧《诗》《书》，先王的典章制度便茫然不可考。汉朝兴起不久，吕后就以女子的身份代理执政，几乎使汉朝的国统移易。当时匈奴尚且知道这不对，还用“女孛”“女曼”之类的话互相讥刺。可是汉朝的公卿却拱手听从，没有人敢说什么，这也是人伦秩序的大变乱。后来竟把它当作制度。到了唐朝武后，前后相继，遗臭万年。宋朝的制度仍然沿袭，虽然屡次出现贤后的情况，远胜汉唐，但终究不能作为训法。这大概就是程颐传《易》时特别留意坤六五的“黄裳”，并说非常的变故不可言说的原因吧？追究其所以然，实在是因为古人代理执政的制度废弃了，而君主年幼、国家疑惧、国事没有归属，于是认为没有谁比母后更亲近，却不知道这违背阴阳之义，既逆反天地的本性，也必然不可实行。苏轼的论断，千古不变。论鲁隐公：里克、李斯、郑小同、王允之、公子翚请求杀死桓公以求得大宰之位，隐公说：“因为他年纪小的缘故，我将要把君位交给他。命人营建菟裘，我将在那里养老。”公子翚害怕，反过来在桓公面前诬陷隐公并杀死了他。苏轼说：盗贼拿武器对着路人，路人一定会杀死他。难道不只是所有被盗贼用武器指向的路人都会捕捉并攻击他吗？路人与盗贼本来并没有仇怨，只是认为如果不攻击盗贼，盗贼就会连自己也一起杀掉。隐公的智慧，竟然还不如一个路人。可悲啊！隐公是惠公继室所生的儿子。他不是嫡子这一点与桓公相同，但年长于桓公。隐公追随先君的意愿，准备把国君之位交给桓公，难道不能称为仁人吗？可惜他在智慧上不够敏锐。假使隐公杀掉公子翚而把君位让给桓公，即使伯夷、叔齐又凭什么超过这一行为呢？骊姬想杀申生，却忌惮里克，于是让优施来诱导他；秦二世想杀扶苏，却忌惮李斯，于是让赵高来诱导他。这两个人的智慧好像出自同一个人，后来遭受的祸患也没有多少不同。里克不能免于惠公的诛杀，李斯不能免于秦二世的暴虐，他们都没有什么值得哀怜的。唯独我把这件事表彰出来，作为后世的警戒。君子行仁义，并不是为了计算利害；然而君子所做的事，常常义利兼顾，而小人正好相反。李斯听从赵高的计谋，并非出于本意，只是害怕蒙氏夺走自己的地位，所以勉强听从赵高。假使李斯听到赵高的话后，立即召集百官，陈列六军把赵高斩了，那么他对扶苏的德义，哪里会有尽头？又何必忧虑蒙氏呢？放弃这样的做法不做，却在市上对自己施加五刑，不是最愚蠢的人又是什么？唉！乱臣贼子，就像蝮蛇一样。它所螫伤的草木，尚且足以使人死亡，何况被它咬噬的人呢？郑小同任高贵乡公的侍中，曾经拜访司马师。司马师有一份密疏没有收起来，去厕所回来后，问小同：“你看见我的密疏了吗？”小同说：“没有看见。”司马师说：“宁可让我辜负你，也不能让你辜负我。”于是毒死了他。王允之跟随王敦夜饮，推辞说醉了，先去睡觉。王敦和钱凤谋划叛逆，王允之已经醒来，把他们的话全听见了。他担心王敦怀疑自己，于是大吐起来，衣服和脸上都沾满污物。王敦果然来查看，见王允之躺在呕吐物中，这才作罢。可怜的郑小同！王允之真是危险，危险啊！孔子说：“危险的国家不进入，动乱的国家不居住。”这是有道理的。我读史书，得到鲁隐公、晋国里克、秦国李斯、郑小同、王允之五个人，感慨他们遭遇的祸福如此不同，所以特意记述这些事，后世君子可以读来观察。

译编者评：苏轼说乱臣贼子像蝮蛇，不杀掉他们就必然遭受毒害，这话确实如此。然而他说李斯杀掉赵高就可以免于死亡，实在不知道死亡不是可以通过杀人来挽救的。何况李斯本身也未必不是蝮蛇，难道用蝮蛇去杀蝮蛇就可以挽救死亡吗？即使李斯陈列六军斩杀赵高，扶苏难道不会感念他的恩德吗？李斯在当时或许可以保全自己。然而扶苏是猛虎般的太子，蒙氏是猛虎般的重臣，谁知道日后不会因为别的缘故给李斯施加五刑呢？孔子说：“坚定地相信，爱好学习，至死守护正道。”接着又说：“危险的国家不进入，动乱的国家不居住；天下有道就出来做官，无道就隐居。”君子坚定地相信、爱好学习，究竟相信什么、学习什么呢？相信死生祸福由天、由人决定，与我自身没有丝毫增损；只是对于自己现在所处的职位，各有应当遵循的自然法则，那是我必然要走的道路，不可以有丝毫过分或不足。学习什么呢？学习在死生祸福来到面前时，丝毫不因此动摇自己的心，只在自己现在所处的位置上，尽到应然、自然的道义，不可过分，也不可不及。因此，天下有道就出来做官，出来做官本身就是道；天下无道就隐居，隐居本身也是道。进入危险的国家、居住在动乱的国家，必定先有违背经义、背叛正道的心，后来才会在那里居住。既然已经进入并居住在那里，到哪里还能得到安死之处呢？至于关龙逢、比干之流，他们当时所处的位置本来就在危险、动乱的国家中，他们的死亡正是为了至死守护正道，不能与一般情况相提并论。苏轼所评论的五个人中，只有鲁隐公不杀公子翚这一点说得对。至于里克、李斯，他们哪里有空闲讨论诛杀乱臣贼子呢？郑小同、王允之一人死亡、一人没有死亡，也都没有什么值得哀怜的，因为既然把自己置身于蝮蛇身旁，就一定不是坚定信道、好学守道的人。孟子说得好：“一个人必定先自我侮辱，别人然后才会侮辱他。” 论管仲 郑国太子华向齐桓公进言，请求除掉郑国的三族，使郑国成为齐国的内臣。桓公将要答应他，管仲不同意。桓公说：“诸侯正在讨伐郑国，还没有取胜；如果郑国内部出现祸患，我们趁机进攻，不也可以吗？”管仲说：“君上如果用德行安抚郑国，用训诫之辞责备它，并率领诸侯讨伐郑国，郑国将无暇顾及覆亡，哪里敢不畏惧？如果您只是带着郑国的罪人来逼迫它，郑国反而就有理由可说了。”桓公于是辞绝了太子华，郑伯才接受盟约。苏轼说：管仲辅佐齐桓公，功业多么伟大啊！拒绝太子华的请求而不违背正道，曹沫劫盟的事，也都是盛大的德行。齐国本来可以成就王业。可惜管仲不学习道义，不能诚心正意、端正自己的内心来治理国家，使自己家中有“三归”的祸患，国家有“六嬖”的灾祸，所以齐桓公没有成就王业，孔子也轻视他。不过孔子对他的评价也已经很高了。孔子说：“齐桓公九次会合诸侯，不依靠战争，这是管仲的力量。”难道这可以算仁吗？又说：“仲尼的弟子没有称道齐桓公、晋文公的事迹的。”孟子的评价大概超过孔子了。我读《春秋》以下的史书，找到了七个人，他们所做的都是盛大德行，可以作为万世的法则；又找到了八个人，他们都与此相反，可以作为万世的警戒。因此一一论述。太公治理齐国，推举贤能而崇尚功绩。周公说：“后世一定会有篡位弑君的臣子，天下人会传诵这件事，齐国恐怕已经知道了吧。”田敬仲刚出生时，周朝太史为他占筮；他逃奔齐国时，齐懿氏又为他占卜，两次都知道他将来大概会有改易齐国、篡位弑君的嫌疑，而这些祸患大概都会集中在田敬仲身上。然而齐桓公、管仲并没有因此废弃他，反而想任用他做卿，不是盛大的德行，能够做到这样吗？所以我认为，楚成王知道晋国必定称霸却没有杀重耳，汉高祖知道东南必定发生动乱却没有杀吴王刘濞，晋武帝听到齐王攸的进言却没有杀刘元海，苻坚相信王猛却没有杀慕容垂，唐明皇任用张九龄却没有杀安禄山，这些都是盛大的德行。然而世上的评论者却认为，这七个人都错在没有杀掉对方，从而开启了祸乱。我认为不是这样。这七个人都各自有导致败亡的原因，不能把责任归于没有杀人。齐景公如果不滥用刑罚、不加重赋税，即使有田氏，齐国也不可能被夺取。楚成王如果不任用子玉，即使有晋文公，晋军也不会取胜。汉景帝如果不杀吴太子的谋臣、不采纳晁错的意见，即使有吴王刘濞，也没有自行发动叛乱的理由。晋武帝如果不立孝惠帝为太子，即使有刘元海，也不能作乱。苻坚如果不贪图江左，即使有慕容垂，也不敢叛乱。唐明皇如果不任用李林甫、杨国忠，即使有安禄山，又能做什么？秦国的由余、汉朝的金日磾、石单，唐朝的李光弼、浑瑊之流，都是蕃族出身，他们有什么对不起中原的地方呢？难道偏偏要杀刘元海、安禄山吗？况且从今天看来，刘元海、安禄山死有余辜；从当时的情形来说，却免不了成为杀害无罪之人。哪里有天子杀害无罪之人，却不获罪于天下的道理？君上失去正道，连路人都可能成为敌国。天下的豪杰，哪里杀得尽呢？汉景帝因为周亚夫心怀不满而杀了他，曹操因为孔融名望很高而杀了他，晋文帝因为嵇康像卧龙一样有才而杀了他，晋景帝也因为夏侯玄名望很高而杀了他，宋明帝因为王彧家族势力大而杀了他，齐后主因为谣言而杀了斛律光，唐太宗因为图谶而杀了李君羡，武后也因为谣言而杀了裴炎。世人都认为这些做法不对。这八个人在当时所考虑的，难道不是忧虑国家、预防动乱，与忧虑刘元海、安禄山完全相同吗？世人把成败当作是非，已经很久了。所以凡是喜欢杀人的人，必定拿邓侯不杀楚子作为借口。以邓侯那样微弱的力量，无缘无故杀害大国的国君，使楚国人与楚国都同他结仇，他的灭亡难道不会更快吗？我认为治理天下，就像保养身体；忧虑国事、预防动乱，就像服药。养生不过是谨慎安排起居饮食，节制声色欲望罢了。节制和谨慎应当在没有生病以前进行，服药则是在已经生病以后。现在如果我担心得寒病，便事先服用乌喙；担心得热病，便事先服用甘遂，那么疾病还没有发作，药物反而已经杀人了。那八个人，都是在尚未患病时便先服药的人。编者评：这是至理名言和笃实的论断，可以说是和乐平易的君子了。论周朝东迁

译太史公说：学者都说周朝讨伐纣王后定都洛邑，其实不是这样。武王营建了洛邑，成王命召公在那里占卜九鼎安置的地方。后来周朝又以丰、镐为都，直到犬戎打败周幽王，周朝才向东迁到洛邑。苏轼说：周朝所犯的错误，没有比东迁更荒谬的了。从周平王到周朝灭亡，并没有出现极其无道的君主。周王室的神灵仍在，诸侯仍然服从并进献贡物，然而最终不能振兴，正是东迁造成的过错。从前周武王灭商，把九鼎迁到洛邑；周成王、周公又扩大营建了那里。周公去世后，大概由君陈、毕公轮流居住在那里，只是为了加强王室，并不是有意迁都。周公想葬在成周，成王却把他安葬在那里；事情已经这样，难道是有意迁都吗？如今富裕人家留给子孙的，不过是田地和住宅罢了。不幸家道败落，以至于靠借贷来维持生活，那还可以；但终究不敢打田地住宅的主意。如今周平王把文王、武王、成王、康王的基业全部抛弃，这是一次失败就把田宅卖掉的人。夏、商两代的王朝都延续了五六百年，他们先王的德行并没有超过周朝，而后王的败坏也不比周幽王、周厉王更严重。然而直到夏桀、商纣之后才灭亡；在尚未灭亡时，天下仍然尊奉它们，不像东周那样名义存在而实际已经灭亡。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没有卖掉田宅所产生的效果。盘庚迁都，是为了恢复殷朝旧都。古公迁到岐山时，当时周人和狄人一样，逐水草而居，迁徙有什么困难呢？卫文公向东迁移，渡过黄河，只是依靠齐国才得以保存。齐国迁到临淄，晋国迁到绛，又迁到新田，都是在国势强盛的时候，并不是因为害怕什么。其余因为躲避敌寇而迁都的，没有一个不灭亡；即使没有立即灭亡，也没有一个能够重新振兴。春秋时期，楚国发生大饥荒，群蛮背叛楚国，申、息两地的北门无法开启，楚人谋划迁往阪高。贾说：“不可以。我能去，敌寇也能去。”于是楚国联合秦人、巴人消灭庸国，楚国才开始强大。苏峻叛乱时，晋朝几乎灭亡，宗庙宫室全都化为灰烬。温峤想迁都豫章，三吴的豪杰想迁到会稽，朝廷将要听从他们，唯独王导不同意，说：“金陵是帝王之都。帝王不会因为丰俭而迁都；即使像卫文公那样使用粗布大帛的车服，到了哪里不可以呢？否则，即使是乐土，也会变成废墟。况且北方敌寇正强大，一旦向他们显示弱势，逃窜到蛮越之地，名声和实际都丧失了。”于是最终没有迁都，晋朝又安定下来。王导贤明啊，可以说他能够决定国家大事。唉，周平王即位之初，周朝虽然不如楚国强大，难道不比衰微的东晋更强吗？假使周平王有一个王导，制定不迁都的策略，收聚丰、镐的遗民，修明文王、武王、成王、康王的政治，以地势和国势临制东方诸侯，那么齐国、晋国即使强大，也不敢有二心。这样秦国又怎么能够称霸呢？魏惠王害怕秦国，迁都大梁；楚昭王害怕吴国，迁到若阝；楚顷襄王害怕秦国，迁到陈；楚考烈王害怕秦国，迁到寿春。他们都没有重新振兴，都是灭亡的征兆。东汉末年，董卓劫持皇帝迁到长安，汉朝于是灭亡。近世李景迁到豫章，也随之灭亡。所以我说：周朝所犯的错误，没有比东迁更荒谬的了。编者评：储欣说：把南宋一百五十年的小朝廷合并来看，苏轼侮辱周平王，也像烛火照亮、逐一计算那样清楚，真是奇异啊！有人说，形势本来可以不迁都却迁了的，是周平王；形势不可以不迁都却迁了的，是宋高宗。唉！假使当时果真非迁不可，那么京师已经攻破，宗泽作为留守，为什么还要多次上表请求回到南阳？为什么商议临幸李相国时会慷慨地上疏？看留守将死时还大声呼喊渡河，就明明知道宋朝并非不可不迁。史书说宋高宗把先生的文集放在身边，反复披阅，却似乎从未看过这篇文章，实在令人慨叹。论商鞅

译商鞅在秦国任职，变更法令，确定制度，施行了十年，秦国百姓非常高兴，路上没有人捡拾别人遗失的东西，山中没有盗贼，家家富足、人人丰衣足食，百姓勇于为国家作战，怯于私下斗殴，秦国因此富强，周天子向秦孝公赏赐祭肉，诸侯全都来祝贺。苏轼说：这些全都是战国游士的邪说和诡辩，司马迁却把它们从大道中取来写入史书。我曾认为司马迁有两大罪过：把黄老之学放在前面，把六经放在后面，贬抑隐士，提拔奸雄，这还只是小罪。所谓两大罪，是他评论商鞅、桑弘羊的功劳。汉代以来，学者以谈论商鞅、桑弘羊为耻，而世上的君主却偏偏喜欢他们；都表面上忌讳他们的名声，暗中采用他们的实际做法；更严重的，连名义和实际都尊崇他们，希望取得他们那样的成功，这就是司马迁的罪过。秦国本来就是天下的强国，秦孝公也是有志向的君主。他整顿政治和刑法，十年没有被声色、田猎、游乐所败坏，即使没有商鞅，难道不会富强吗？秦国之所以富强，是秦孝公敦促农业、努力耕作的结果，不是商鞅流血剥骨的功劳。秦国之所以被百姓憎恨，像豺狼和毒药一样，使一个人起来发难，便导致子孙都没有留下，实在是商鞅造成的。至于桑弘羊，不过是器量狭小、才能低下，只有穿墙打洞般的机巧，不值得谈论。可是司马迁说：“不增加赋税而使朝廷用度充足，这不是很好吗？”司马光说：天下哪里有这种道理？天地所生的财货百物，只有这么多，不在百姓手里，就在官府手里；譬如雨水，夏天涝了，秋天就会旱。不增加赋税而使朝廷用度充足，不过是设法暗中夺取百姓的利益，其危害比增加赋税还严重。商鞅、桑弘羊二人的名声在天下，就像蛆蝇和粪秽一样。说起他们会污秽口舌，写下他们会污秽简牍。他们的术数被世间采用后，灭国残民、覆灭家族、丧失性命的事情接连不断。然而世上的君主偏偏喜欢它们，为什么呢？因为喜欢他们言论中对自己方便的地方。尧、舜、禹、汤，是世上君主的父亲和老师；劝谏的大臣、辅弼之士，是世上君主的药石；恭敬、慈爱、节俭、勤劳、忧惧，是世上君主的绳墨约束。如今让世上君主每天面对父师，亲近药石，遵循绳墨，他们并没有什么乐趣可言，所以采用商鞅、桑弘羊之术的人，必定先贬低尧、嘲笑舜、鄙视禹，说：“所谓贤明的君主，不过是专门让天下适合自己的需要罢了。”这就是世上君主人人甘心接受而不觉悟的原因。世间有些人服食钟乳、乌喙，却放纵酒色来求长寿，大概始于何晏。何晏年轻而富贵，所以服寒食散来满足自己的欲望，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他们所做的事情，足以杀身灭族的，一天天接连发生。若能死于寒食散，难道不是一种幸运吗？可是我为什么偏偏要仿效他们呢？世上服寒食散而生疽、背部生疮、呕血的人接连不断。采用商鞅、桑弘羊之术而破国亡族的人，也都是这样。然而他们始终不觉悟，是因为喜欢这些言论的美好和便利，却忘记了它们造成的灾祸惨烈。编者评：《周语》说：“做君主的人，应当引导利益，并把它分配给上下。”孔子说：“拥有国家、家族的人，不担心财富少，而担心分配不均；不担心贫穷，而担心不能安定。正因为担心分配不均，所以要加以引导、分配，使它均平；正因为担心不能安定，所以要把利益分配均平，使人民安定。”治理百姓的人，为国家管理财物，是为了便利百姓、厚实民生罢了，难道还能考虑别的什么吗？古人说：“面前摆着一丈见方的美食，所尝的不过一小块肉；有万间高大的房屋，所居住的不过一尺之地。”君主即使享用天下的美食，难道和常人有什么不同吗？伟大的上帝，难道肯让一个人凌驾百姓之上，放纵他的淫欲，抛弃天地的本性吗？如果说：“不是为了供养自己，我是为了使国家富裕。”那就更加是被迷惑了。人各自偏爱自己，所以把自己的肢体称作身体；偏爱自己的家属，所以把家属聚居的地方称作家。推而扩大到天下，就没有什么可以偏私的；没有私心，却成为天下所系属的一个人，于是把我百姓安身托足的地方称作国家。国家并不是别的什么，只是人民罢了。如今把人民赖以养生送死的物资，逐户征收、像簸箕聚敛一样，一铢一两地积累成巨万，把它们封闭收藏在一个地方，说：“我是为了富国。”〔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两两〕 百姓到了挨冻受饿的地步，却没有人过问，这和聚集粮食、丝帛把它们窖藏起来，任一家人挨冻受饿，却说“我是为了富家”；拿取金钱紧紧握住，任一个人挨冻受饿，却说“我是为了富身”，有什么区别呢？这也可以说是愚蠢了。汉文帝、汉景帝时期，千里之内的百姓出行不必携带粮食；汉孝武帝任用桑弘羊后，亭侯都变得萧条了。宋真宗、宋仁宗时期，虽然还比不上文帝、景帝，但经过一百年的休养，百姓的衣食日益丰足；宋神宗任用王安石后，百姓逃亡，十室九空。这种情况说是使国家贫困还可以，号称富国，究竟富在哪里呢？把草茎当作栋梁，把恶石当作西施，人颠倒是非，往往就是这样。禹的训诫说：“内而沉溺女色，外而沉溺田猎，嗜好美酒和音乐，修筑高大的宫室、雕饰墙壁，这几件事中只要有一件，没有不导致灭亡的。”这些事情之所以导致灭亡，大概一定是因为还要寻求桑弘羊所谓富国的办法，以满足放纵欲望的快乐。假如不是这样，即使丧失自身，也未必能够亡国；如果直接采用桑弘羊所谓富国的办法，那么即使没有这几种事，也不必等到自身灭亡，必定会在子孙手中灭亡。难道仅仅是能够使国家贫困而已吗？论秦始皇、汉宣帝和李斯

译秦始皇时期，赵高犯了罪，蒙毅审理此案，判定他应当处死，秦始皇却赦免了他并任用他。长子扶苏喜欢直言劝谏，秦始皇发怒，派他到上郡监督蒙恬的军队。秦始皇向东巡游到会稽，沿海而行到琅琊，少子胡亥、李斯、蒙毅、赵高随从。途中秦始皇生病，派蒙毅回去向山川祈祷，蒙毅还没有回来，秦始皇就去世了。李斯、赵高假传诏令拥立胡亥，杀死扶苏、蒙恬、蒙毅，最终导致秦朝灭亡。苏轼说：秦始皇控制天下内外轻重的形势，使内外相互制约，用来禁止奸邪、预防动乱，可以说安排得很严密。蒙恬统率三十万军队，威震北方；扶苏监督他的军队，蒙毅在帷幄中侍奉，担任谋臣，即使有大奸贼，哪里敢在其中窥伺呢？不幸秦始皇在路上生病，向山川祈祷时身边尚且有人，却把蒙毅派走，所以赵高、李斯得以完成他们的阴谋。秦始皇派走蒙毅时，蒙毅看见秦始皇病重，太子尚未确定，却离开了他，秦始皇身边的人全都不能说是有智慧。然而上天要使人亡国，祸败一定会从智慧所不能预料的地方发生。圣人治理天下，不依靠智谋来防止动乱，只依靠自己不造成动乱的条件。秦始皇造成动乱的根源，在于任用了赵高。宦官造成的祸患，就像毒药和猛兽，没有不使人肝裂首碎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十万人〕 自从有文字记载以来，只有东汉的吕强、后唐的张承业二人可以称为善良，难道能指望千万人中有一两个，从而侥幸避免必然灭亡的祸患吗？然而世上的君主都甘心任用宦官而不悔恨，像汉桓帝、汉灵帝、唐肃宗、唐代宗那样，还不值得特别奇怪。秦始皇、汉宣帝都是英明的君主，也沉溺于赵高、恭显之流造成的祸患，他们自以为是聪明的人杰。宦官不过是奴仆被熏腐之后的残余，能有什么作为？等到他们使国家灭亡、朝廷混乱，就和庸碌君主没有不同了。所以我特意把这件事表彰出来，作为后世像秦始皇、汉宣帝这样的君主的警戒。有人说：李斯辅佐秦始皇平定天下，不能说没有智慧。扶苏是秦始皇的亲生长子，秦国人拥戴他已经很久了。陈胜借用扶苏的名义，尚且足以扰乱天下；蒙恬手握重兵在外，使李斯、赵高二人不能立即杀掉扶苏，如果扶苏再派人请求秦始皇，李斯、赵高就会被诛灭无遗。以李斯这样的智慧，却没有考虑到这些，为什么呢？苏轼说：唉，秦国失去正道由来已久，难道只是秦始皇一个人的罪过吗？自从商鞅变法，把判处死刑看作轻刑，把夷灭三族当作常法，大臣们像狼一样回顾、屏息，能够保住性命就觉得幸运，哪里还有空闲再去请求呢？当商鞅的法令施行时，求取什么没有得不到的，禁止什么没有止住的。商鞅自以为超过了尧舜、胜过了汤武。等到商鞅逃亡而无处安身，这才知道这种法律的弊端。难道只有商鞅后悔，秦国也同样后悔了。荆轲行刺时，持兵器的侍卫眼看着秦始皇绕柱奔跑，却没有人前去救他，是因为秦法严酷的缘故。李斯拥立胡亥，也不再有所顾忌。这两个人知道法令一向这样施行，也知道臣子不敢再请求改变。他们之所以不敢再请求，也是因为知道秦始皇凶悍刚暴、不可挽回。难道他们会料想到这是假诏吗？周公说：“平易近民，人民一定归附。”孔子说：“有一句话可以终身奉行，大概就是‘恕’吧！”如果以忠恕存心，以平易作为政治原则，那么上位者容易被了解，下位者容易向上通达；即使有卖国的奸贼，也没有可乘的空隙，仓促发生的变乱也没有机会产生。这样的法令施行、禁令禁止，效果或许还比不上商鞅，却是圣人始终不肯以商鞅之法替代它的原因。商鞅通过搬木头来建立信用，通过丢弃灰土来树立威势，又惩罚自己的亲戚、老师和师傅，把威势和信用积累到极点，以至于秦始皇。秦人看待自己的君主，就像看待雷电鬼神一样，不可揣测。古代公族犯罪，要宽宥三次以后才施刑；如今竟发展到让人假传诏令杀掉太子，而没有人顾忌，太子也不敢请求申诉，这就是威势和信用过度的结果。所以，用法令毒害天下的人，没有一个不会反过来伤害自己和自己的子孙。汉武帝、秦始皇都是果断杀人的君主。所以，他们的儿子如果像扶苏那样仁厚，就宁愿死也不请求申辩；如果像戾太子那样强悍，就宁愿反叛也不申诉，因为知道申诉必定不会被察理。戾太子难道是想反叛吗？只是因为走投无路，计策才出于无奈。因此，做这两位君主的儿子，只有死亡和反叛两条路。李斯的智慧，大概足以知道扶苏一定不会反叛。我又把这件事特别表彰出来，以警戒后世那些果断滥杀的君主。编者评：任用宦官、依靠严酷法律所造成的祸患，毒害四海，最终也由君主自身承受。孟子所说：“仁者把对所爱之人的爱推及他所不爱的人；不仁者把对所不爱之人的憎恶推及他所爱的人。”这篇文章与《代张方平上书》中所论述的穷兵黩武之祸，对后世君臣的警戒最为深切明白。苏轼的光辉流传百世，是应当的。论项羽、范增

译汉王采用陈平的计策离间楚国君臣，项羽怀疑范增与汉王私下有来往，便夺去了范增的权力。范增大怒说：“天下的大事已经大致定下来了，君王自己处理吧！希望您赐我骸骨，让我回到普通士卒的行列。”还没有到彭城，范增背上生疽而死。苏轼说：范增离开是对的；如果不离开，项羽一定会杀他。我只遗憾他没有早些离开。既然这样，应当因为什么事情让范增离开呢？有人说：劝项羽杀沛公，项羽没有听从，最终也因此失掉天下，应当在这时离开吗？回答：不对。范增想杀沛公，是臣子的职责；项羽不杀沛公，还保有作为君主的气度。范增为什么要因此离开呢？《易经》说：“知道事物隐微的征兆，大概就是神明吧！”《诗经》说：“看那雨雪，先聚集的只是霰。”范增应当在项羽杀卿子冠军时离开。陈涉之所以得到百姓拥护，是借助项燕、扶苏的名望；项氏之所以兴起，是因为拥立楚怀王的孙子熊心；诸侯之所以背叛项氏，是因为项羽杀害了义帝。况且义帝死后，范增被立为谋主。义帝的生死，难道只是楚国盛衰的问题，也关系到范增与他共同承担祸福。义帝不可能已经死亡，而范增却独自长久存在。项羽杀卿子冠军，也是弑杀义帝的征兆；他后来弑杀义帝，对范增产生怀疑的根源就从这里开始了。哪里一定要等到陈平来离间呢？事物一定先腐烂，虫子才会生出来；人一定先产生疑心，谗言才有机会进入。陈平虽然有智慧，怎么能离间一个没有疑心的君主呢？我曾经评论义帝，他是天下贤明的君主。唯独派沛公入关，而没有派项羽入关；又能在众人之中认出卿子冠军，把他提拔为上将，不贤明的人能够这样做吗？项羽既然假传命令杀死卿子冠军，义帝必定不能忍受。不是项羽杀死义帝，就是义帝杀死项羽，不必等到有智慧的人来以后才知道。范增起初劝项梁拥立义帝，诸侯因此服从；后来项羽在途中杀死义帝，并不是范增的意思。哪里只是并非他的意思？他必定会竭力争辩，只是没有被听从。项羽不采纳他的意见，却杀死自己拥立的人，项羽对范增的怀疑，一定就是从这时开始的。当项羽杀卿子冠军时，范增和项羽并肩侍奉义帝，君臣的名分还没有确定。替范增考虑，如果有能力便应诛杀项羽，没有能力便应离去，这难道不是毅然决然的大丈夫吗？范增已经七十岁，合得来就留下，合不来就离开，却不在这时明确表明去留的界限，反而想依靠项羽来成就功业，实在浅陋。虽然如此，范增仍然是汉高帝所畏惧的人。范增不离开，项羽就不会灭亡。唉，范增也算得上人杰了吧！原编者评论：君臣之间的道义，不是可以虚假造作的。楚怀王即位时，项羽和范增的君臣名分已经确定了。项羽假借名义杀死卿子冠军宋义，他的所作所为已经显露出目无君上的心思，后来才行动起来杀害范增。如果范增不在这时离开，等到项羽在江南杀死义帝，而范增还像从前一样替项羽谋划，那么范增早就死了，哪里还等得到背上毒疮发作呢？苏轼说：范增是汉高祖所畏惧的人。范增也算是人中的豪杰吗！至于虎狼般的威势，汉高祖未必不害怕。汉高祖害怕虎狼，难道虎狼也就是俊杰吗？卷四十四 眉山苏轼文七·记 超然台记 凡是事物都有可观赏之处，只要有可观赏之处，就都有可使人快乐的地方，并不一定非要奇异瑰丽的东西。吃酒糟、饮〔疑有脱误〕，都可以使人醉；瓜果蔬菜草木，都可以使人吃饱。推而广之，我到哪里去会不快乐呢？人们所说的求取福分、躲避灾祸，是因为认为福分值得喜爱、灾祸令人悲伤。人的欲望没有穷尽，而外物能够满足我的欲望却是有限的。美与丑在内心交战，取舍的选择又交错呈现在眼前，于是可快乐的事常常很少，可悲伤的事常常很多，这就叫作求祸而拒绝福分。求祸而拒绝福分，难道是人的本性吗？只是外物遮蔽了人的心性罢了。那些沉溺在外物之内、不能超脱于外物之外的人，并不是外物本身有大小之分。从外物内部去看，没有一样不是高大显著的。外物凭借它的高大来压迫我，我就常常眼花心乱，反复观看，就像从缝隙中看人斗殴一样，又怎么知道胜负究竟在哪里呢？因此美丑纷纷产生，忧愁和快乐也随之出现，难道不是太可悲了吗？我从钱塘调任胶西太守，舍弃船桨舟船的安逸，承受车马奔波的劳苦；离开雕饰墙壁的华美住处，住进仅能遮蔽风雨的简陋房屋；背对湖山的景色，行走在种桑种麻的田野。刚到这里时，连续几年收成不好，盗贼遍野，案件诉讼充斥，而斋厨空空，天天只能吃枸杞和菊花，大家本来都怀疑我不会快乐。这样过了一年，我的面容反而更加丰满，头发中已经变白的部分也一天比一天恢复黑色。我既喜欢这里淳朴的风俗，这里的官吏百姓也安于我笨拙的治理。于是我整治园圃，打扫庭院房舍，砍伐安丘、高密的木材来修补破损之处，作勉强使它完整的打算。园子的北面，依着城墙修筑成台，已经有很久了；我稍加修葺，使它焕然一新。时常和大家一起登台游览，放纵心意，舒展志趣。向南望去，马耳山、常山时隐时现，忽近忽远，或许那里有隐居的君子吧？向东则是卢山，是秦人卢敖逃遁的地方。向西望穆陵，隐约像一座城郭，师尚父、齐桓公留下的功业余泽还存在。向北俯视潍水，不禁慨然长叹，追想淮阴侯韩信的功劳，哀悼他未能善终。台高而稳固，幽深而明亮，夏天凉爽，冬天温暖。下雨下雪的早晨，清风明月的夜晚，我没有一次不在这里，客人也没有一次不跟随。我采摘园中的蔬菜，捞取池中的鱼，酿造高粱酒，煮去壳的粗米来吃，说：游玩真快乐啊！正当这时，我的弟弟苏辙恰好在济南，听说这件事，写了一篇赋，并且给这座台取名叫“超然”，用来表明我无论到哪里都没有不快乐的原因，大概就是因为能够超脱于外物之外。原编者评论：黄道周说：这篇文章不只是文思温润有余，而且对于安于处境、顺应本性的道理说得极其透彻，这正是苏东坡一生的实际情形。所以他临老被贬居住在海外，虽然穷困忧愁、颠沛困顿，却无不自得，真正是能够超然于物外的人。宝绘堂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