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五十四

译我看唐太宗常常委屈自己，听从群臣的意见；魏郑公等人庆幸遇到这样的时代，感激得到知遇，因此无论事情大小，没有不进谏的。他们的忠诚固然出于自身，也因为得到君主信任才如此。由此可见，唐朝能够治理好，太宗被称为贤主，而前代君主比不上他的原因，其根源都在这里。能够知道这些，是因为有关的奏疏还保存着。等看到魏郑公把进谏的事交给史官记载，太宗却因此发怒，削减对他的恩礼，失去了善始善终的道义，我总是不免反复叹惜，遗憾他没有想到这一点，也更加知道魏郑公的贤能。君主使用臣下，臣下侍奉君主，所遵循的不过是最大公、最正直的道理。所谓大公至正，并不是抹杀别人的言论来掩盖自己的过错，也不是取得小小的名誉来偏爱自己的君主；这两种做法都是不可取的。还有更不可取的：如果认为进谏应当掩盖，就是把进谏看成不值得称道的事，那么后世谁还会进谏呢？何况前代君主有采纳谏言的美德，后世却看不到这些事，不仅会丧失一时的公正，还会使后世君主以为前代根本没有进谏之事，从而助长他们的懈怠和猜忌。太宗晚年，群臣已经知道他的心意而不再进言，渐渐不知道天下的得失；直到辽东战败，才开始遗憾魏郑公不在世，却不知道这种悔恨的萌芽正是由此产生的。伊尹、周公是怎样的人呢？伊尹、周公劝谏君主时，言辞极其深切，事情也极其紧迫；这些内容都保存在书中，从未加以掩盖。直到今天，人们仍称太甲、成王为贤君，称伊尹、周公为良相，正因为从那些文字中可以看见这些事实。假如当时删掉并抛弃这些话，只求保全一点小小的名声，那么后世凭什么依据来进谏？又凭什么知道他们贤明而且良善呢？桀、纣、幽、厉、始皇灭亡时，他们臣下的谏言没有流传下来，并不是史书遗漏，而是天下人不敢说话造成的。因此，进谏没有流传下来，正是使这几个君主在后世更加暴露其罪恶罢了。有人说：春秋笔法规定，为尊者、亲者和贤者避讳，这与此不是相反吗？春秋所避讳的是恶事。采纳谏言，难道是恶事吗？那么，焚烧谏稿的人难道没有错吗？回答说：焚稿的是谁？不是伊尹、周公这样的人，而是近世那些只求一点小小名声的人；即使说到他们的事情，也未必正确。为什么呢？因为焚烧谏稿，说是要掩盖君主的过错，却又让后世只听说这件事，那么后世就看不到谏稿本身的是非，只会认定过错总在君主，而美名总在自己身上；这难道叫爱护君主吗？孔光删去谏稿中所说的话，他的用心究竟是正是邪，还不能确定；但他焚烧谏稿，使后人受到迷惑。后世怎么知道这不是谋害自己名声的奸计呢？有人说：当面向君主进言，使用诡诈的言辞而出来，这与上述情况不同吧？回答说：这不是圣人曾经说过的话。即使万一有这样的道理，也只能说君臣议论时，不愿让当时的人泄露自己的话，难道是要堵塞向万世传告的途径吗？唉！以诚信约束自己、侍奉君主而不欺骗后世的人，就是魏郑公。我因此更加知道他的贤能。难道不是这样吗？难道不是这样吗？原编者评：曾巩把这篇文章列为第一。所谓“事情已经结束而他的言论才得以树立”，大概就是这样吧？考察《易经》说：“含藏文采，可以守正；有时从事于王事，不以成功自居而终能有结果。”孔子说：“有善事就称说君主，有过错就称说自己，这样百姓就会兴起忠心。”《尚书·君陈》说：“你有好的谋略和主张，就进宫告诉你的君主；你应当在外面顺从君主，说：这些谋略和主张，都是我们君主的德行。”唉！臣下都这样做，只有贤良之人才能显著啊！周公、孔子、成王的话都不是这样，为什么说曾巩的论说可以和古人的立言相比呢？周公的话，孔子已经在《文言》中说明了：“阴虽有美德，也要含藏起来，以便从事王事，不敢自居其功。这是地道、妻道、臣道。地道不自居成功，却代替阳刚取得最终成效。阴不能自以为有美德；自以为有美德，就成了恶。即使有周公姬旦的功劳，也不能让天下知道功劳出自周公，否则同样是恶。即使百官总摄自己的职务，听从周公，所有诏告文书也一定说‘周公说’‘王这样说’，就像今天传达诏旨一样。由此可知，他明白地辅佐幼主，却始终没有一件事、一句话专门归功于自己。周公的美德，都是君王的美德。至于接受劝诫，则不是这样，周公说：‘我姬旦接受众人的美善言论，都告诉了孺子王。’ 周公从未有所隐讳，也没有把功劳推让给别人。大概“不自居成功”的道理适用于事情已经建立功绩、取得成效之时，而“接受劝诫”的话适用于谋划刚刚提出、思虑刚刚开始之时，怎么能引用《易经》的话来议论呢？如果按照孔子的说法，那是对臣下说的。言论难道只有一种吗？不同情形各有适当的说法。对父亲说话，要依据慈爱；对儿子说话，要依据孝顺。儿子和儿子相互谈论，却说父亲不慈爱，当然是违背道德；父亲和父亲相互谈论，却只说儿子不孝，也不过是里巷小人的做法。孔子作为臣下对臣下说话，怎么能不这样说呢？曾巩的言论，是为了启发后世君主的疑惑。况且考察言论，就像观看山一样，移动脚步、变换角度，远近高低便会不同，关键在于善于领会。“有善事就称说君主”，说的是善事已经完成；“有过错就称说自己”，说的是过错已经形成。善事已经完成却由自己承担其功，是违背《易经》“不自居功、含藏文采”的道理；过错已经形成却由自己承担，是替尊者避讳。孔子说：“我孔丘是幸运的，假如有过错，人们一定会知道我。”这类话就是如此。至于进谏之事，善事本来还没有完成，过错也还没有显露；君主采纳谏言而成就善政吗？善政的大小尚且无法知道，却先彰显君主采纳谏言的美德，这就像决开江河一样，尊崇我的君主如同虞舜。

译即使过错已经形成，后来能够改正而转为善政吗？过错既已改正，那么过错大小不必追问，只看他改过的美德；改过不吝惜，便是尊崇我的君主如同商汤。既然如此，曾巩的说法是正确的，正是孔子所说“有善事就称说君主”中最重要的一层，怎么会有两种不同的道理呢？只有在进谏不被采纳、过错已经显露时，才对人喊道：“我曾经进言过了。”这才是失去臣下的道义，难道是曾巩文章的主旨吗？至于《君陈》这篇《尚书》，前代儒者已经辨析很久了。葛真说：“成王大概说错了话。他想让臣下有善事就称说君主，这是臣下的小节。君主既然有这样的心，到了有过错时，又让谁来承担呢？禹听到善言就拜谢，商汤改过毫不吝惜，确实不会说这种话。”真德秀说：“臣下应当懂得如何自处；如果君主用这话来要求臣下，就不可以。”汉高祖称赞李斯“有善事就称说君主”，王卫尉深深非难此说。王卫尉的姓名没有流传下来，但他的话足以成为万世的准则。这两家的说法是正确的。或者还可以这样说：孟子说，读他的书而不了解他这个人，可以吗？所以要考察他所处的时代。成王任命君陈时，周公已经去世，成王让君陈代替周公的职务，在下都监察殷朝的顽民。管叔、蔡叔的叛乱过去不久，成王亲自执政也不久；安定反复的人、消除奸邪，恩威并用，这与平常的事情不同。当时的形势必然有必须如此安排的原因，所以成王才说了这番话。大概他只是担心自己的德行还没有充分施及天下，难道是说换到任何时代、任何君主都应当如此吗？因此，也不能依据《君陈》来非难曾巩。《与孙司封书》运使司封阁下：我私下听说，侬智高尚未反叛时，已经夺取并占有邕州的土地，任职的官吏不能抵御，因而没有把情况上报。皇祐三年，邕州官署中升起白气，江水横向泛滥，司户孔宗旦认为这是战争的征兆，推断侬智高一定会反叛，便写信告诉他的长官陈拱。陈拱不听孔宗旦的话，孔宗旦仍不停劝告，陈拱恼怒地骂他说：‘司户疯了吗！’皇祐四年，侬智高从横山出兵，攻占各寨，百姓凭借他的仓库，得到大量赈济。孔宗旦又告诫说：‘事情紧急了，不能不戒备。’陈拱又不听。孔宗旦对陈拱，写信报告的有七次，口头报告的多到无法计算。陈拱最终无法劝动，便打算带着家人逃往桂州，说：‘我有官职守土，不能离开；我的亲人不要和我一起送死。’这话说完两天后，侬智高果然反叛，城中人都响应他。孔宗旦仍奋力守卫南门，写信召集邻近的军队，想要抵抗。城池陷落，侬智高抓住孔宗旦，欣喜地想任用他。孔宗旦愤怒地说：‘你这个贼，我现在就要死，难道能让我受污辱吗？’他不停地辱骂侬智高。侬智高估计终究不能使他屈服，于是杀了他。当初如果孔宗旦的话没有被弃置，邕州的祸患一定不会发生；祸患发生后如果我们有所准备，也一定不会出事。即使孔宗旦只有这一项善行，本来也不能不表彰他。何况他像这样堂堂正正地为节义而死，而他的事迹却没有向天下说明。近来我看到朝廷所加恩宠、追赠给南方兵乱以来守节死难的臣子，孔宗旦却偏偏不在其中，这难道不是所谓“对预先防止烟囱起火、搬走柴薪的人不给恩泽，却把头发烧焦、额头烧烂的人奉为上客”吗？即使孔宗旦起初一句话也没有说，只是在贼兵到来时能够守死不去，本来也不可以不赏。预先准备、保全城池、保护百姓，是陈拱应当承担的责任，不是孔宗旦的职责。如今竟然让他和陈拱一同受辱，既辜负了他的言论，又辜负了他的节义。治理天下的人应当奖赏善行、惩罚恶行；作为君子，应当乐于宣扬别人的善行，乐于成全别人的美名，怎么能这样做呢？南方的事情最终导致十多个州被攻破、军队覆没、将领被杀、百姓丧命、山海间的财富耗尽，并不是因为变乱突然从隐伏状态仓促爆发。内外上下凡是有职务的人，起初没有谁不知道，只是有人隐瞒不说，有人轻视而不作准备，苟且敷衍，直到无法抵御罢了。有一个人预先能够说出实情，却又受到世俗蒙蔽，使他和罪人一同受罚，那么天下的事情，今后谁还敢说呢？听说孔宗旦不只是写信告诉陈拱，当时在广东、广西担任使者的人，他也都逐一告知了。如今那些人既然不能采用他的意见，又害怕这件事再次成为自己的牵累，必定不肯再发言。孔宗旦曾经把这些事告诉过我。治理天下的人，即使万事已经整治妥当、天下已经安定，仍须努力打开进言的道路，以防范尚未发生的祸患；何况天下的事情值得忧虑的很多，而当今最大的祸患，没有比人们不能说、不肯说更大的，严重时甚至是不敢说。因此，孔宗旦的事情，难道不应当赶紧记载下来，传给天下人听闻，显扬并褒奖这个人，以警醒当世吗？孔宗旦喜爱研习《易经》，他所作的注解有可取之处。他家里没有藏书，别人有时拿《易经》来询问他，他便贯通发挥，涉及数十家学说，都能说明其中的意义。他侍奉祖母尽心尽力，贫困得几乎不能养活自己；他喜欢议论，也喜欢功名。曾巩曾与他交往，所以颇为了解他；由此可见，他的作为并不是一时偶然发生的。世人多责怪他在京东任职时不能自重，以至于受到世人指责；这固然是一项过失，但如今他的作为也可以抵偿了。曾巩起初听到他死难的事情，不敢马上完全相信；后来前后从许多人那里得到消息，又听到他的弟弟亲口说明，并且听说祖袁州在广东也替他说了话，这才知道事情确实如此。即使其中有些小的差异，大体情况也不会是假的。何况陈拱以下的人全都使自己的家族覆灭，只有孔宗旦事先带着亲属逃走，由此可知他确有预先知道的作用。根据他性情喜好过问事情，也可知他确实有预先劝告的作用。因为阁下喜好古道、努力学习，志在乐于成全天下的善事，而现在又奉命主管南方，以赏罚善恶为职责，所以我才敢把这些告诉您。您又何妨抽出片刻听取此事，读一读这封短信，广泛询问并彻底陈述，使这件事真相大白？这当然对天下有所补益，不只是为孔宗旦一时伸张而已。恭请您稍加留意。如果有不合适的地方，希望赐信回复。就此停笔，曾巩叩首。原编者评：国家赖以建立的，是纲纪。纲用来统摄纪，纪用来承接纲。纪纲混乱而只是修补漏洞，虽然不可缺少，但国家还不至于完全失去立国的凭借，因为纲还在。纲废弃了，即使纪还存在，也会松弛而不能发挥作用。误守疆土的人不可逃避诛罚，死守疆土的人不可让他的鲜血白流。这就是立国的纲。曾巩之所以对孔宗旦的事情反复用心，必定要使它昭白于天下，大概正是为了这个原因吧？《谢杜相公书》

译我想起从前，曾巩在河边遭受祸患和刑罚，离家四千里之远，向南眺望，迅河、大淮、埭堰、湖江等天下险阻横在路上；我孤身一人，又患着难以预料的疾病，孤零零地在路旁，没有可以攀附的亲属，也没有旧识可以托付，更没有高尚的品行可以感动别人、也没有权势利益可以打动世俗。对于先父的医药以及丧事中一切急需的东西，我不知道可以依靠谁；而旅途上载运棺柩十分沉重，又担心无法把它送回故乡。只有明公在这时忧虑勤劳地为我奔走，营救、保护、照料、察看，亲自屈尊来到河边，使我在先父患病时能够专心依靠您，参与谋划医药；等到我成为孤儿之后，又没有其他事务来干扰，使我的悲哀以及丝毫个人愿望都无不如愿，终于把极大的丧事送回南方。您保存、保全我的恩德，超过常情，合乎大义，竟到了这样的程度。我私下想，明公辅佐天下的道理和功业，吟咏称颂、推重宣扬，可以穷尽万世，绝不是拘泥一节小善的庸俗之士所能相比的；您的职位极高、年纪也高，天子都不敢拿政务烦劳您，哪里会想到乡里新进学子的艰危苦难和琐碎事情，竟应当传达到您的耳目而得到省察呢？然而明公念及先父旧情，对我尽恩至此，大概是因为明公虽然不能起身接受天下政务，却爱护、培育天下人才，不忍心让一个人失去安身之处；这种道理出于自然，推行它并不因人的进退而改变，而我独自有幸在这个时候遇到明公。服丧期间，不敢以世俗浅薄的心意越过礼制前来道谢；服丧期满后，又想到您的大恩无法用言语命名，空泛的话也不足以陈说，所以徘徊至今，一封谢信都未能送上，但惭愧之心片刻没有停止。希望明公最终仍赐予体察。明公存有为天下的大义而不偏私，那么我能够报答明公的，也只有天下的大义罢了。我内心发誓如此，只是不敢说自己一定能够做到。原编者评：《大学》开始施教时，先学习《小雅》中的三篇，这是从做官开始的意思。有人说，没有私恩便不是孝子，没有公义便不是忠臣。难道私恩和公义难以同时成立，忠孝的最高境界彼此妨碍吗？为什么会这样呢？明白孝道，就应守护先人、等待后世，不侍奉王侯，端正朝廷，端正根本、彰明教化，这是忠的最高境界，难道不是公义吗？明白忠道，就能献出自身，使天下人都说：‘有这样的儿子，真是幸运！’这正是为了父母，继承父母的志向、述行父母的事业，是孝的最高境界，难道不是私恩吗？如此说来，道理只有一个，只在人能够审察轻重，因时施行罢了。世道衰败、正道微弱，常伦败坏的情形正可以从这里看出。豫让为智伯报仇而刺杀赵襄子，世人却认为他忠；伍员教唆吴国灭楚，世人却认为他孝。一个人的品德若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却喜欢冒犯上级，这样的人很少；不喜欢冒犯上级却喜欢作乱的人，从未有过。这就是有若所感叹的原因。至于君臣、朋友之间，公义更加不明。奸黠之徒把揭发别人说成正直，专门在施恩之处刻薄苛刻，以求得主人的亲近和宠爱，还向人叫嚷：‘我不结党，也不顾忌什么！’这是神人共同愤怒的行为。那些同流合污的人，互相以利益牵引、以祸害扶持，前面的人高声倡导，后面的人低声附和；即使到了国势衰微、资财耗尽、相继败亡，世人仍替他们辩解说：‘某人与某人之间有恩情。’ 这难道不是荒谬吗？用私恩报答私恩，不过是给人系上普通的衣带罢了；用公义报答私恩，才像以木桃换取琼瑶。若废弃公义来报答私恩，就像种树却得到稗草，怎么能算报答呢？韩厥举荐赵武，反而更加彰显赵孟的忠诚。何况实行公义，也不一定都要做到韩厥那件事的程度。人生一世，不能没有恩怨；如果公义不彰明，我真不知道人们凭什么报答恩德。曾巩承受杜衍匍匐奔走、救助丧事的深厚恩德，却发誓以公义来报恩，难道不是真正懂得轻重的丈夫吗？王明清说：‘曾密公名易占，字不疑。欧阳文忠为他撰写碑文说：他年轻时就有远大志向，在江南知名，受到欧阳文忠称许。’这样看来，这个人的品格确实可以想见。他既以豪侠自任，信州玉山县令任上有一个过客杨南仲，文采可喜，气概也很投合，曾密公厚赠他为之送行。适逢他与郡将钱仟芝不合，钱仟芝搜集材料，以曾密公收受宾客财物为贿赂；曾密公承认并忍受污辱，不再为自己辩解，最终被除名，迁徙到英州。后来因赦免而获得行动自由，准备把这件事上诉朝廷，走到南都时去世。当时曾密公的儿子、南丰先生曾巩已经在世上享有盛名，恰好留在京师；杜祁公以故相身份亲自到旅舍，为他办理后事。《寄欧阳舍人书》

译曾巩叩首再拜，舍人先生：去年秋天有人回来，承蒙您赐信，并赐下为先祖撰写的墓碑铭文。我反复阅读诵读，感动和惭愧一同涌上心头。铭志流传于世，其意义接近史书，但也有与史书不同的地方。史书对于善恶无不记载；铭文则是古代有人功德、才行、志向、节义美好，担心后世不知道，便一定写成铭文使其显现，有的收在宗庙，有的留在墓上，目的相同。假如一个人有恶行，那么铭文对他有什么用呢？这就是它与史书不同的地方。写铭文，是为了使死者没有遗憾，使生者能够表达敬意；善人因自己的事迹得以流传而受到鼓舞，更加努力立身；恶人没有值得记录的事，便因惭愧而畏惧。至于通达的才识、正义刚烈的节操、嘉美的言论和善良的行为，都在篇章中显现出来，这足以成为后人的准则，起到警戒和劝勉的作用；它如果不接近史书，又会接近什么呢？到了世道衰微之时，人的子孙只想褒扬亲人，却不依据道理，所以即使是恶人，也都竭力刻写铭文来向后世夸耀。撰写文章的人既没有拒绝不写，又因为是其子孙请求，便替他们写了。若把恶行写进去，又违背人情，于是铭文开始不真实。后世撰写铭文的人，应当考察死者本人；假如托付的不是合适的人，那么所写的就不公正、不正确，也不足以流行于世、传给后代。所以千百年来，从公卿大夫到乡里的士人，几乎没有不立铭文的，但真正流传下来的却很少。原因没有别的，就是托付给了不合适的人，所写的又不公正、不正确。既然如此，什么样的人才适合撰写铭文，能够做到完全公正而且符合事实呢？如果不是积蓄道德、又能够写文章的人，就没有资格撰写。因为有道德的人面对恶人，不会接受请托替他作铭；面对普通人，能够辨别其真实情况。人的行为，有内心善良而外在事迹似乎不善的，有内心奸诈而外表和善的，有善恶相差悬殊而不能用事实简单指明的，有实际功绩大于名声的，也有名声超过实际的。这就像任用人才一样；不是积蓄道德的人，哪里能够辨别呢？不被议论迷惑，不徇私情，能够做到不惑而不徇私，才会公正而正确。但如果文辞不精美，世人仍不会传诵，所以又必须兼有文章才华。因此说：不是积蓄道德而又能写文章的人，就无法撰写铭文。难道不是这样吗？然而，积蓄道德而又能写文章的人，即使有时同一时代会有，也往往要隔数十年，甚至一二百年才出现一个；他们的文章能够流传如此困难，能够遇到这样的人也同样困难。像先生您的道德和文章，确实是数百年才有的人才。先祖的言行卓然出众，幸而遇到您，得以铭记其公正和真实；它流传于世、传给后代，是毫无疑问的。世上的学者每次阅读传记中所写的古人事迹，读到令人感动之处，常常悲痛流泪。何况是他们的子孙呢？何况是我曾巩呢！追念先祖的德行，思考用什么办法使它流传下去，于是知道先生把一次赐予施加给我，又延及我的三代先人。我应当怎样感激和报答，并设法记述它呢？我又想到：像我这样浅薄、迟钝、拙劣的人，先生还提携我；先祖一生困顿、失意而死，先生却使他的名声显扬。那么世上杰出豪迈、非凡罕见的人，谁不愿意登门求教？那些隐遁、幽居、受压抑的人，谁不对世道有所希望？善人谁不愿意行善，恶人谁不因惭愧而畏惧？为人父祖的，谁不想教育子孙？为人子孙的，谁不想使父祖获得荣耀？这些美好的结果，都归于先生。既然拜受了您的恩赐，又冒昧进呈我这样说的原因。至于您所告知的世族次序，我怎敢不接受教诲而更加详细地办理呢？惭愧至极。不再多说。曾巩再拜。原编者评：茅坤说：这封信曲折迂回，百转千回，感慨呜咽之气宏大深沉，见识充溢于言外；与苏长公感谢张太保替先人撰写墓碣的信相比，尤其出色。张英说：把“积蓄道德而能写文章”这句话用来赞美欧阳修，足见撰写墓铭并不容易。全文围绕这一义理反复转折，挥洒畅达，洋洋洒洒，极尽反复咏叹、自由舒展之妙，可以想见作者作文时的乐趣。《福州上执政书》

译曾巩叩首再拜，上书某官：我私下认为，先王的事迹距离今天已经很远了，但还可以大致从《诗经》中看到。诗经保存了先王养育士人的方法，以及安抚、抚养、礼遇他们的做法，其恩意可以说十分完备。因此，他们培养天下人才，使其成就功业，就像萝蒿生长在大陵之上，没有不顺利成长的。他们以宾客之礼接待士人，出于真挚诚意，就像鹿鸣相互呼唤；召集他们的声音，并不是从外面强加而来。设宴款待，就准备饮食；使他们欢乐，就奏响琴瑟；表示深厚情意，就赠送币帛箱篚。总的宗旨，从来不在于不得到他们的欢心。人才既多，排列在各种官位上，就像棫木朴木茂盛，可以任取为薪。他们任用士人为使臣，送他出行时，一定以礼乐相待，使他在远近之间显得光彩辉煌；慰劳他归来时，既了解他的功劳，又体察他的情意，叙述他的辛劳。他们任用士人为将帅，在他出行时，既为他送行，又看到薇蕨刚刚萌生，担心他归来太晚；等他回来，既让他休息，又追念他旅途中的忧愁，甚至想到车夫的疲惫。在这个时候，后妃在宫内辅助君王，也知道臣下的辛劳。她们的忧思深重，甚至想到山脊和石头、仆夫和马匹之间的劳苦；心志专一，以至于虽然采摘卷耳，心思却不在采摘这件事上。先王时代对待天下士人，勤劳而周详到了如此程度，所以《诗经》称说周朝的士人受到尊重，也称说周朝的士人能够舒展其志。诗篇《天保》又称赞君主能够谦下对待臣下，以成就自己的政事，臣下能够把美名归于君主，以报答君上。他们君臣上下相互对待，到了这样的程度，可以说达到极致了。所谓一定要体察实情、叙述辛劳，在《四牡》第三章说：‘王事没有止息，来不及奉养父亲。’第四章说：‘王事没有止息，来不及奉养母亲。’末章又说：‘难道不想归去吗？所以作这首歌，要奉养母亲，并来告诉君王。’解释者认为“谂”就是告诉。君主慰劳使臣，叙述他的实情说：‘你难道不是真的想回去吗？’所以使臣作这首诗歌，是为了实现奉养父母的心愿，回来告诉君主。君主既让他休息，又这样追述他的实情。由此看来，上级接待下级，从来不忘担心使臣失去奉养父母的心愿；下级侍奉上级，只要有奉养父母的心愿，也从来不忘把它告诉君主。慰劳使臣的话是这样，推而至于戍守服役的人，也用‘王事没有止息，使我的父母忧愁’来慰劳他们。先王的政治能够体察人心，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到了后世，有时任用差遣不公平，有时百姓苦于征役而不能奉养父母，于是有《北山》的感慨、《鸨羽》的叹息。有时服役不断，父母兄弟离散，于是有《陟岵》的思念。诗人都把自己的情感推扩到国事上，这就是所说的“发于情感，止于礼义”。我恭敬地想，吾君怀有数千年来少见的宏大志向，正要兴起先王的治理之道，向上承继三代；我们宰相在这个时代同心同德、共同谋划，那么对待天下士人的办法，难道会不同于古代吗？士人出生在这样的时代，难道会有不能充分施展志向的吗？唯独曾巩是什么人，竟有幸遇到这样的时代？我年轻时尚且不敢粉饰自己的固陋资质，来求得当世任用；如今年龄和头发日益衰老，聪明才智日益耗损，即使是最愚笨的人，也本来不敢存有求进之心，何况我年轻时还稍有知识呢？我辗转任职于五郡，大约十年了，从来不敢说半句话、写片言只字，请求离开地方任职而希望参与朝廷礼仪，这就是我自处的态度。我私下估计，您已经听察此事很久了，如今才把内心这点想法冒昧告诉执事。实在是因为我年六十，老母年八十有八；老母寄居京师，而我镇守闽越，我的二弟镇守南越。闽越、南越都是天下极远的地方。按照法令，有一人在这两个地方做官，与他同居的亲属中本应远赴任职的，都可以不去；我本来不敢以无德之身，要求把自己比照这种情况。只是由于道路阻隔，已经无法抵达；老母若向南迁移，我不但不能早晚省视、承受她的慈颜，也不能尽到像犬马一样的愚诚。至于书信往来，路程大约万里，不经过数月、超过一段时日便不能通达。这种白发母子，按道义不能苟且安处，也不能在恩情上苟且停止。去年春天，朝廷任命我任此地官职，我曾敢于把实情告诉朝廷，但诏书答复不允许。恰逢闽地发生盗贼之事，因而不敢继续请求。到了去年秋天赴任，闽地残余盗贼有的几十人、上百人结成团伙，往往像蚂蚁聚集一样藏在山谷中；其中凶悍狡猾、能够煽动群众成为首领的，又有十几股分布在州县之间。闽地的百姓没有能够安宁的，远近听闻的人也无不疑惑惊骇。州属各县又有一些是在饥荒旱灾之后才出现的。曾巩在这时更加不敢把个人打算陈述出来。对于盗寇恶势力，鉴于前些日子屡次失败，士气已经受挫，官吏也没有可以依靠的力量；在筹划行动时既不敢轻率出动，逼迫他们时又不敢稍有放松，于是暂且观察，一方面晓谕招抚，一方面告诫将要剪除他们。后来悔悟的人互相拘捕归顺，不肯改变的人也被士兵和官吏捉拿；其中首领，有的被捆缚押送，有的被歼灭。从冬天到春天，远近都安定下来，亭舍没有击鼓报警的惊扰，乡里有家庭团聚的欢乐，士气开始振奋，人与人之间也开始和洽；甚至风雨都按时而来，田地的收成自行增加了一倍。市场上的粮食、面粉和米价降低了十分之七。这些全都是吾君、吾相至仁厚德覆盖所及。因此，经历盗寇和旱灾之后，还不到一年，地方已经安定而且富足，竟达到这样的程度。我和这里的百姓一同蒙受了这种幸运。如今方圆数千里已经没有一件事情牵系官务于此，而任职也已经满一年，就可以把想奉养母亲的心愿告诉吾君、吾相了。再没有比此时更合适的了。希望您推想古代先王周详待士的做法，思考慰劳归来者的诗篇，根据士大夫的实情而推及他们的亲属，把这种做法推广为顺应人心的政治。有的召回朝廷，有的安排在清闲官署，有的调到京畿附近，有的交给一个郡，使他们能够满足就近奉养亲人的心愿，安慰他们年高的母亲。这样仁政的施行，难道只有我这个昏愚之人能够在今天蒙受恩赐吗？它留下的风气和法则，将永久流传。后世士人也将依赖它，不再有《北山》的怨恨、《鸨羽》的讥刺和《陟岵》的叹息。此事实行起来非常容易，而对士人所成就的德泽却十分广大。希望您留意谋划。不再多说。曾巩叩首。原编者评：茅坤说：曾子固因为在闽地任职、不能奉养母亲，便依据《诗经》雅颂的传统陈述自己的情由；文章反复咏叹，和厚之气宛如盛世之音。这就是曾子固的文章能够上比刘向，而不是近代人所能赶上的原因。《新序目录序》

译刘向编次的《新序》共三十篇，另有目录一篇。隋唐时期尚且是完整的书，现在能够看到的只有十篇罢了。我考订校正了它的文字，于是为它作序论说：古代治理天下的人，使道德统一，使风俗相同。九州这样广大，百姓这样众多，时代相隔千年；在教化已经明确、习俗已经形成以后，人们所遵守的只有一套道理，所传授的也只有一种学说。因此，《诗经》《尚书》的文章经历几十代，作者并不只有一个，但它们的言论始终前后相承，教化达到如此深厚的程度。当时，行为不同的人会受到惩罚，言论不同的人会受到禁止，防范又如此周密。所以二帝三王时期，以及其中间虽曾经历衰乱但先王余泽尚未消失的时候，百家众说不能从中间产生。到了周朝末世，先王的教化和法度已经废弃，余泽也已经消失，世上研究治国方术的人各自得到其中一偏；于是人人逞用自己的私智，各家崇尚自己的私学，各种学派如蜂群般在中原兴起。他们都彰明自己的长处而不见自己的短处，夸耀自己的所得而忌讳自己的过失，天下士人各自形成一套方法，不能彼此沟通；世人也不再知道学术有统一的源流、道理有归宿。先王遗留下来的文章虽然还在，都被排斥而无人讲习，何况到了秦代，更成为天下严禁的对象呢！汉朝兴起后，六经都是从断绝残缺的遗存中重新得到的；世上又没有能够阐明先王之道、使其统一的人。各位儒者只要看到传记和百家之言，就都喜欢并趋向它们，于是先王之道被众说遮蔽，昏暗而不明，郁结而不能发扬；各种奇异而令人喜爱的论说，各自师承不同见解，都自称一家，放任流传于中原，与周朝末世没有什么不同。这种弊病直到今天还存在。自此以来，天下学者知道对圣人之道加以折中、能够纯粹体现道德之美的，只有扬雄一人而已。像刘向这一类人，都免不了被众说遮蔽，却不知道有所折中。孟子说：‘等待文王才兴起的，是普通百姓；豪杰之士，即使没有文王，也仍然能够兴起。’汉代的士人，难道只是没有阐明先王之道、使其统一的人吗？也是因为那个时代出身其中的豪杰之士很少，所以不能在流俗之中、绝学之后特别兴起。刘向为这部书作序，就今天而言是最接近古人的；虽然不能说毫无过失，但远溯到舜、禹，又依次记述周、秦以来古人的嘉言善行，往往都有保存，关键只在于谨慎选择罢了。因此，我既惋惜那些看不到的篇章，又校订那些仍可见的篇章，特别详细；这也足以说明我批评其中过失，难道是喜欢争辩吗？这是我不得不这样做的。编校书籍，臣曾巩上。原编者评：曾巩序中说《新序》有三十篇，而今天的《新序》只有十篇。虽然其中的事情不全是实录，但总的来说，它用来作为效法和警戒的内容并不违背道，比《韩诗外传》一类书强。曾巩说刘向这类人都免不了被众说遮蔽，不知道有所折中，并教人谨慎选择。但就现存十篇来看，并没有这样的内容。只是还不知道其余二十篇怎样；难道是后人删去瑕疵而保存精华吗？《列女传目录序》

译刘向所编《列女传》共八篇，事迹详见《汉书·向列传》。然而《隋书》和《崇文总目》都说刘向的《列女传》有十五篇。曹大家作注，根据《颂义》考察，大概是曹大家把原来的七篇拆开成为十四篇，再加上《颂义》，总共十五篇；又增加陈婴之母以及东汉以来的十六件事，这并不是刘向原书的面貌。大概刘向旧书亡佚已经很久了。嘉祐年间，集贤校理苏颂才把《颂义》编排成篇次，又重新把这部书定为八篇，与所谓十五篇的本子一同收藏在馆阁。《隋书》把《颂义》说成刘歆所作，这与《向列传》不相合。如今考验《颂义》的文字，大概是刘向自序；而且《艺文志》中有刘向《列女传颂图》，可明确知道不是刘歆所作。自唐代战乱以来，保存下来的古书很少；然而《唐志》著录《列女传》共有十六家，连曹大家注的十五篇也没有著录。如今这部书还存在，可见古书有的曾经著录却已亡佚，有的没有著录却保存下来，这种情况很多，难道不可惜吗？如今校定各本，八篇本和十五篇本都已经确定，可以缮写。起初，汉朝承受秦朝留下的弊病，风俗已经大为败坏；成帝以后，后宫中的赵氏、卫氏一类人尤其放纵。刘向认为，王政一定要从宫廷内部开始，所以列举古代女子善恶以及由此导致兴亡的事例，来警戒天子，这就是刘向撰述此书的主要用意。他说太任怀孕文王时，眼睛不看邪恶的颜色，耳朵不听淫靡的声音，口中不说傲慢的话；又认为古代实行胎教的人都这样做。能够端正自己的视听言动，都是大人的事情，也是有道德的人所畏惧的事情。假使天下女子都能做到，那该是多么盛大啊！按我所听闻的情况，大概还要有师傅、保姆的辅助，有《诗》《书》以及图画、史书的警戒，有珩、璜、琚、瑀等玉佩节度礼仪，有威仪举止的规范。教育她们虽然具备这些条件，但古代君子从来没有不以自身行为教化人的。因此，《家人》的道理归结于反省自身，《二南》的事业根本在于文王，这些难道是从外面强加而来的吗？世人都知道文王之所以兴盛，是因为能够得到内助，却不知道其中的原因，大概根本在于文王亲身教化。所以内有后妃具备《关雎》所称的品行，外有群臣具备《二南》的美德，彼此相辅相成。推而广之，远及高辛氏时的风俗、江汉之间的小国、兔罝中的乡野之人，没有不喜好善行而自己还不知道的；这就是所说的自身修养好了，所以家庭、国家和天下都得到治理。后世学习问道的人，大多追逐外在事物，不能安守本分；他们的家庭又看不到可以效法的榜样，于是争相趋向邪僻奢侈，难道只是没有彼此成就的道理吗？士人如果只是一味宽恕自己，回头贪图利益、冒犯羞耻，却不知道反省自己，往往是因为被家庭事务牵累的缘故。所以说：“自身不实行道义，道义也不能在妻子儿女身上实行。”确实如此啊！像这样的人，并不是一向处在显贵地位的。然而距离二南的遗风，也已经很远了，何况是面向天下的君主呢？前面所叙述的劝诫之意，可以说很深切了。但刘向号称博览群书，而这篇传中所称的《诗经》“芣苢”“柏舟”“大车”等篇，与今天为《诗经》作序的说法尤其不合，大概已经无法考证了。至于《式微》一篇，又说是两个人所作，难道是因为他取材广博，所以不能没有错误吗？其中说象设计谋杀害舜，以及舜用以脱身的办法，颇与《孟子》相合。然而这些内容有的见于这篇传，而《孟子》没有说到的，大概也不值得称道。后世各位儒者解释经传，大多本来就是这样。阅读者只需采纳其中有补益的部分，辨别其中的是非就可以了。因此我为它撰写这篇叙论，来揭示它的端绪。编校馆阁书籍臣曾巩序。原编者评论：朱子说：“《关雎》虽然好像专门赞美太姒，实际上却是借此深刻显明文王的德行。作序的人只看到它的辞句，却没有察觉它的用意，于是完全以后妃为主，而不再知道其中还有文王，这当然已经错了。至于说教化施行于国中、三分天下，也都认为是后妃造成的，那么礼乐征伐就全都出自妇人之手，而文王只是空拥着器物、作为寄生的君主罢了，这个错误就太严重了。”我私下认为，南丰曾氏的话差不多是得其正理的。黄震说：“南丰怀疑这篇传所称的‘艹不’‘柏舟’‘大车’等篇，与今天的《诗序》不合，是因为没有想到今天的《诗序》是卫宏所作，出现在刘向之后。”储欣说：“深入探究经学义理，足以成为如日月般长存、不可磨灭的著作。” 《礼阁新仪》目录序

译《礼阁新仪》三十篇，是韦公肃撰写的。它记载开元以后直到元和年间礼制的变迁。史馆、秘阁和臣家所藏的书都为三十篇，集贤院所藏的书为二十篇，我拿它们互相参校。史馆、秘阁和臣家所藏的书多有重复，少的版本缺八篇，只有集贤院的书篇目齐全。然而臣家所藏的书有一篇目录，可以用来考察篇章次序。大概这部书本来就是三十篇；集贤院的书虽然篇目齐全，但篇次也已混乱。于是校正脱漏和错误，按照目录重新确定篇次，《礼阁新仪》三十篇便又完整了。礼的根本在于培养人的本性，它的作用则体现在人的言语、行动、视力和听力之间。假使人的言语行动、视听都专一遵循礼，哪里还会放纵邪心而困厄于外物呢？不放纵邪心，不困厄于外物，那么祸乱就可以止息，财用也可以充足。它的立意精微，而它所制定的规范影响深远。所以设置礼器，制作礼物，规定数目，建立文辞，用来应对各种事务的，都是人们起居出入、吉凶哀乐所需的礼具。这就是所谓礼的作用存在于言语、行动、视力和听力之间。然而古今的变化不同，世俗的便利和习惯也不同，那么法制、数度沿用日久而不能没有弊病，形势本来就是如此。所以制定礼制的人，开始时没有不适合当时社会的，后来却大多发生偏失而难以遵行，这也是必然的道理。一旦发生偏失，就必然要改制以求适当，所以从羲农以来直到三代，礼从来没有完全相同过。后世距离三代已有一千多年，所遭遇的变化、所习惯的便利都不同，当然已经相距很远了。然而议论者不去探究圣人制作礼制的方法，却说设置礼器、制作礼物、规定数目、建立文辞，用来应对事务、作为起居出入和吉凶哀乐礼具的制度，应当一一追随先王的遗迹，然后礼才可以兴盛。等到那些说法无法寻求、制度无法考察，或者不适合人情、不合于实际功用时，他们宁可茫然不敢有所作为，使人的言语行动和视听之间完全没有节制。后来担心犯罪的人不能停止，便繁复地制定法令来防御他们。所以法令繁多到了无法胜数的地步，犯法的人也多到了无法胜数的地步，难道不是很迷惑吗？上古圣人中，有人制作耒耜，却未必制作宫室；有人制作舟车，却未必制作棺椁。难道是他们的智慧不足以制作吗？是因为认为人们尚未感到困苦的事情，不必改变。到了后来的圣人，有人制作宫室，并不是认为穴居土处不可改变；有人制作棺椁，也不是认为用葛草编成的墓穴不可更换。难道他们喜欢故意相反吗？是因为认为人们已经感到困苦的事情，不能因循不改。后来圣人又设置两座观楼，并且更换椽木的材质，雕琢有纹理的梓木，改换瓦制棺椁的朴素形式，难道不能遵从俭朴吗？这是因为认为人情所喜爱的东西，可以为它制定节制，却不能强行改变。由此看来，古今变化不同，世俗的便利和习惯也不同，就应当屡次改变礼法以适应它，何必一一追随先王的遗迹呢？礼制的关键，在于培养民众的本性、防止民众的欲望，只要本末先后能够合乎先王的本意罢了，这就是制作礼制的方法。所以崇尚瓦制酒樽而使用薄酒，尊重太羹而让百姓吃饱各种菜肴：一个是为了尊贵根本，一个是为了亲近实际功用。由此便知道，圣人制定后世礼制，必然尊重俎豆等古礼，而不会废弃今天的器用；先行尊崇弁冕等古制，而不会禁止今天的衣服。由此类推都如此，那么其中的改易更革，就不会违背天下的形势、惊骇天下的人情，而且本来已经合乎先王的本意了。因此从羲农以来直到三代，礼从来没有相同过，但制作礼制的原则也从来没有不同过。后世不能推究其中的道理，有的竟至于不敢制作礼制，有的即使制作也只是迫于形势不得已，因此简略而不完备，稀疏而不能经常施行，而且只用于上层，没有施加于民众。所以礼的根本在于培养人的本性，而它的作用在于人的言语、行动、视力和听力之间；经历一千多年，百姓尚且从未能在耳目所及之处接触到礼，更何况亲身服行而安于其中呢？等到他们陷入罪过，统治者却繁复制定法令来防御他们，这难道不是不仁吗？这部书所记载的事情，虽然其中的意义已经比较浅近，但凡是世上记载礼制的书，也都有所依据，并且具备某一时代的得失。过去孔子对于告朔，还珍爱它礼制尚存，何况一个时代的典籍呢？所以这部书不能不被珍视，我特意为它校定篇次，等待研究礼制的人考察并取舍。原编者评论：巩论述礼制，和苏轼的话像是出自同一个人。苏轼的文章雄健畅快，但在缜密纯粹方面，本来就不如曾巩。至于曾巩所说礼制施行便可使财用充足，这是苏轼没有达到的地方，其中包含着经世致用的要旨。可惜曾巩也没有彻底把它说清楚。古人对于饮食、衣服、宫室、墓域，无不规定等级威仪，使人不敢僭越差等。他们说这是为了辨别上下、安定民心，并不是说凭此使百姓富裕。然而使百姓富裕，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大概古代圣王从公卿士大夫直到庶民，早已计算耕作者的收获和俸禄足以代替耕作的数目，为它规定等级、节制和限制，并且在等级威仪中实行。天下百姓耳濡目染，没有相应身份的人自然以使用那些物品为耻，不只是因为害怕而不敢使用。所以奢侈风俗不用禁止便自行消失。既然没有超越身份的奢侈使用，适合各自身份使用的财物自然足以供应而不至于匮乏。这就是圣王使百姓向上足以奉养父母，向下足以养活妻子儿女，仁恩实在没有比这更大的了。秦汉以来，古代制度荡然无存，人们竞相以奢侈为高尚，使用财物没有节制。贾谊说：庶民的房屋墙壁也可以绘成帝王服饰，倡优和卑贱之人也可以使用皇后的装饰。然而天下几乎没有不被这种风气改变的。

译这种风气相沿至今，就像黄河决口顺着下游向东流去，谁还能充当中流砥柱呢？然而民情彼此相差不远，只要有人建立等级制度，也就没有人敢破坏它。像今天这样，亲王、郡王可以用蟒绣制作坐具，等级威仪就在其中；那么即使是放纵邪僻、奢侈的人，也不敢公然用蟒绣坐具进入朝廷和市场。至于卧具，有势力的人即使是庶民也都可以使用，却没有人禁止。一件卧具可以制成几件坐具；但坐具即使公卿也不敢随意使用，卧具庶民却可以使用，并不是没有差别，而是因为人们认为等级威仪不在这里，所以没有畏惧和羞耻之心。由一件坐具推开来说，其他事情本来无不如此。上天所生、土地所养、依靠人的力量所使用的财物，总共不过这些数量，只是在天地之间流转而已，依靠君主留下其中有余的部分来惠及百姓；但也不能容许人人无节制地使用。何况有些人还要榨取百姓的膏血来奉承上级。作为统治者，如果要给每个人脱衣穿衣，推食物给每个人吃，也已经非常劳苦而难以遍及了；何况遍及之后，难道还能断绝而不再继续吗？既然如此，用法令使人活命，法令一经确立而利益无穷，怎么可以不讲求礼制呢？王志坚说：《困学纪闻》说，《礼阁新仪》是指新法，《襄州长渠》是指水利，《兵间诗》是指徐德占论交的诗。这是指李吉甫。考察南丰曾经作《怀友》赠给荆公，荆公用《同学荆公答段缝书》答复，并替南丰辨明诽谤。南丰也曾向蔡学士推荐荆公，他们相知达到这样的程度。后来荆公得志，却不肯苟且附和，也正是如此。子固真是君子啊。张英说：“礼顺应人情，可以为它制定节制，却不能强行改变，这确实是正确的论断。贯通经史，他的文章典雅醇厚、繁富浓郁、宏阔博大而深沉雅正，这是南丰所擅长的。” 卷五十五 南丰曾巩文章二序 《战国策》目录序 刘向编定的《战国策》共有三十三篇，《崇文总目》说其中第十一篇已经缺失。我向士大夫家访求，最终把这部书全部得到，校正其中的错误谬误，把那些疑惑而无法考证的地方保留下来，这样《战国策》三十三篇便又完整了。刘向在序中说：周朝的先代明申教化、修治法度，所以天下大治；到了后来，谋诈被采用，仁义的道路被堵塞，所以天下大乱。他的说法本来很好，最后却说这部书所记载的是战国谋士揣度当时君主所能实行的办法，是不得不如此，因此可以说是被流俗迷惑，不能坚定相信自己。孔子、孟子的时代距离周朝初年已经数百年，旧有法度已经亡失，旧有风俗也早已消灭。孔子、孟子却独自阐明先王之道，认为其中有不可改变的原则，难道是要强迫天下君主去实行后世所不能实行的事情吗？他们也是根据自己所处的时代、所遭遇的变化，为当世制定法则，使其不失先王的本意罢了。二帝三王的治理，变化固然不同，法度固然各异，但他们治理国家天下的本意，本末先后从来没有不同。孔子、孟子的道理就是如此。法是用来适应变化的，不必完全相同；道是用来确立根本的，不可以不一致，这是不可改变的道理。所以孔子、孟子坚守这一点，难道是喜欢发表异论吗？只是能够不苟且而已。可以说他们没有被流俗迷惑，并且坚定地相信自己的道理。战国的游说之士却不是这样，他们不知道道是可信的，却乐于发表容易迎合人的言论。他们存心用意，只是偷偷采取权宜的应付之计罢了。因此他们谈论欺诈的便利，却隐瞒它的失败；谈论战争的好处，却遮蔽它的祸患。他们相互跟随而这样做，没有不是利益少而危害多、所得少而所失多的。最后苏秦、商鞅、孙膑、吴起、李斯这一类人因此丧失自身，而诸侯以及秦国任用他们的，也都灭亡了自己的国家。他们给世间造成的大祸已经很明显，但流俗仍没有醒悟。只有先王之道，根据时势、适应变化而制定法则虽各不相同，但考察起来没有瑕疵，施行起来没有弊病。所以古代圣贤从未因为这一套而改变另一套。有人说：邪说危害正道，应当放弃并断绝它，那么这部书可以不让它灭亡吗？回答说：君子禁止邪说，本来就要把它的道理向天下阐明，使当时的人都知道这种说法不可听从，然后加以禁止，这样禁令才会齐整；使后世的人都知道这种做法不可实行，然后用来警戒，这样道理才会明白。难道一定要毁灭它的书籍吗？把它公开流传并加以辨绝，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了。因此《孟子》一书中，对于主张神农之言的、主张墨子之言的，都把他们的言论记录下来并加以批驳。至于这部书，它上承《春秋》，下至楚汉兴起，记载二百四五十年间的事迹，本来不可以废弃。这部书有高诱作注的版本，共二十一篇，也有人说是三十二篇。《崇文总目》所存的有八篇，今天保存的有十篇。校编史馆书籍，臣曾巩序。原编者评论：孟子说：“圣王不出现，诸侯放纵恣肆，处士横加议论。”《战国策》就是这些横议的文字；而其中的人实际掌握国政，彼此发动天下战争。所谓充塞仁义，刘向却认为是不得不如此，这是被迷惑了。曾巩加以驳斥，是正确的。他阐明道德出于一贯之理，以及弯曲一尺也绝不可以伸直八尺的道理，对于世道人心的裨益非常深厚。然而他在篇末假设有人发问，以说明这部书不能消灭，必须保存书籍然后才能作为鉴戒，这一点仍然值得商榷。古代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情写成《春秋》，言论写成《尚书》。周朝衰微以后，史官逐渐消亡，但晋国董狐记载赵盾之事、齐国太史记载崔杼之事，都以死守住职责，虽然史官消亡，史书也不能完全消亡。左丘明依照左史的体例，为孔子的《春秋》作传，所以他的文章虽然也记言，却以记事为主；又自行汇集列国言论，以备右史之用，所以他的文章虽然也记事，却以记言为主。《战国策》《国语》都属于这一类，也不过是战国的史书罢了。为什么还要争论应保存还是应废弃呢？这样看来，曾巩沾沾自喜地写出它不可废弃的理由，也是一种迷惑。柳宗元只是没有明白这一点，所以作《非国语》来责难左丘明，却不知道自己的浅陋；这和把过去砍脚剖心之类的事说成不是《泰誓》所记载的，没有区别。曾巩知道这部书记载了二百四十五年的事迹，比柳宗元高明；但还没有完全明白它就是战国史，善恶都应当完整记载，不能因为其中有邪说和暴行便议论它该保存还是该废弃，所以也不能说没有小小的失误。《徐干〈中论〉目录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