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六

译太原人王弘中在连州，和信奉佛教的景常、元慧交游。一天，他跟随两人走到住所后面的荒丘之间，登上高处远望，发现一个奇异的地方。砍去茅草，便有嘉美的树木排列出来；拨开石头，便有清泉激荡。搬走粪土，烧掉杂木和遮蔽物。退后站着看，突出的地方自然成为丘陵，凹陷的地方自然成为山谷，低洼的地方成为池塘，缺口的地方成为洞穴，好像有鬼神异物暗中前来帮助。此后王弘中和那两个人早晨前往，直到晚上也忘了回来。于是建造房屋来避风雨寒暑，房屋建成后，韩愈请他命名。这座丘叫“俟德之丘”，它在古代被遮蔽而在今天显露，有等待贤德之人的意味。那处石谷叫“谦受之谷”，瀑布叫“振鹭之瀑”；谷名说的是德，瀑布名说的是仪容。那处土谷叫“黄金之谷”，瀑布叫“秩秩之瀑”；谷名说的是仪容，瀑布名说的是德。洞叫“寒居之洞”，记载它初次进入时的情形。池叫“君子之池”，空虚时可以容纳美德，充盈时便能排出恶行。泉源叫“天泽之泉”，从高处流出而施惠于下方。把这些名称合起来给屋子命名，叫“燕喜之亭”，取《诗经》所说“鲁侯燕喜”的意思来歌颂。于是州里的老人听说后相互前来观看，说：“我们州的山水闻名天下，然而没有一处能和燕喜亭相比。” 在它旁边营建房屋的人一个接一个，却没有人认为这块地方不值得。凡是上天创造、大地收藏的景物，难道是留给应得之人的吧？”王弘中从吏部郎贬官来到这里，按次序列举他沿途经过的地方：从蓝田进入商洛，渡过淅水急流，靠近汉水，登上岘首山远望方城；出荆门，下岷江，经过洞庭湖，沿湘水而上，行走在衡山脚下；从郴州翻越山岭，那里是猿猴居住、鱼龙栖息的地方，尽览幽深遥远、奇瑰诡异的景观。按理说，他对山水应当已经看得太多而厌倦了。如今他的心意却好像还不满足。《论语》说：“有智慧的人喜爱水，有仁德的人喜爱山。”王弘中的德行和他的爱好，可以说相互协调了：用智慧谋划，用仁德居处。我知道他离开这里而在朝廷中成为羽仪，不会太久了。于是刻石记载这件事。原编者评论：樊汝霖说：“王弘中字仲舒，从吏部员外郎贬为连州司户参军。亭在连州，是韩公任阳山令时所作；阳山是连州所属的县。” 蓝田县丞厅壁记 县丞的职务，是在一个县中辅佐县令，凡事都应当过问。县丞下面有主簿和县尉，主簿、县尉才各自分掌职务。县丞地位较高却又受到县令逼近，按惯例因为有所顾忌，不能对事情表示可否；交接文书的胥吏便抱着已经办成的案卷来到县丞这里。他把案卷卷在胸前，用左手夹住，右手捏住纸尾，像雁鸭行列一样走上前来，平身站着斜眼看县丞，说：“天气炎热，县丞只管动笔占位签署，务必谨慎。”县丞看着胥吏问可不可以。胥吏说：“签完就退下，不敢稍加查看。”县丞茫然完全不知道是什么事情。官位虽然尊贵，实际权力反而在主簿、县尉之下。民谚讥讽、数说怠慢时总说：“县丞来了，就用来相互讥刺。”设置县丞，难道本来就是为了这样吗？博陵人崔斯立，积累学问、写作文章来蓄积自己的才能，学问深广流动，日益宏大而奔放。贞元初年，他带着自己的才能到京师应试，两次进取，两次被别人压倒。元和初年，他因任大理评事时议论政事得失而获罪，贬官几次后转任县丞，刚到这个县，便叹息说：“官职没有卑贱的，只是我的才能不足以胜任职务。”他既然闭口不能施展才能，又叹息说：“县丞啊县丞！我没有辜负县丞这个职位，是县丞辜负了我。”于是便削去自己的棱角，沿着旧有的道路行事，打破藩篱来担任这项职务。县丞厅原来有一篇记文，已经破败简陋、污秽不堪，无法阅读。崔斯立更换椽木和瓦片，修整墙面，把前任县丞的姓名全部写上。庭院里有四行老槐树，南墙有千竿大竹，庄严挺立，仿佛彼此对峙。水流哗哗地沿着台阶鸣响。崔斯立彻底洒扫灌溉，在树旁种了两株松树，每天在树间吟诵。有来询问的人，他总是回答：“我正在办理公事，你姑且离开吧。” 原编者评论：官府一定设置副职，是古代的制度。副职就像人的左右手，左右手都听从内心。如果人人都把国事放在心上，那么正职就不会嫌恶副职，副职也不会习惯于妨碍正职。即使十人百人共同办理一件事，也仍像耳目口鼻、手足共同处在一身之中，没有任何一个可以省略。只有各人只把自己的私心当作中心，那么即使两个人也不能共同办理一件事。担任副职的人，不是侵犯正职权限，就是荒废自己的职务；担任正职的人，不是推卸事务，就是擅自处理事务。然而承担责任、完成任务的必定是正职，于是副职便成了多余的赘疣。副职尚且成为赘疣，那么所谓参、伍、考、殷、辅等官职，又怎么能各自履行职责呢？在一个人的身上，却把政事一层层堆加上去，就会变得繁琐混乱。副职以下都成了赘疣，人就会懒惰。既繁琐混乱又懒惰，万事就会毁坏。看韩昌黎这篇记文，唐代州县的治理情形就可以知道了。新修滕王阁记

译我年轻时就听说江南有许多登临观览的美景，而滕王阁尤其是第一，有瑰丽雄伟、超绝奇特的声誉。后来得到三位王氏所作的序、赋、记等文章，认为它们的文辞壮美，更加想亲自去看一看，并借此忘却我的忧愁。但我被官职系留在朝廷，愿望始终没有实现。贞元十四年，我因进谏论事被贬为揭阳令，顺路染病来到海边，又不能经过南昌去看看所谓的滕王阁。那年冬天，天子进献尊号，向境内施恩，我调任袁州刺史。袁州是南昌所属的州，我暗自欣喜，心想应当能够亲自到大府，接受属官的约束；等到事情办完将要回来时，倘若能到那里一次，也可以暗中借此一饱眼福，偿还自己的愿望。到袁州的第七个月，诏令任命中书舍人太原王公为御史中丞，观察江南西道，洪、江、饶、虔、吉、信、抚、袁八州都隶属于他的治所。八州百姓过去感到不便的事情以及希望做却不能做的事情，王公到任之日便全部停止施行；大的事情通过驿站上报，小的事情立即改变。好比春天使万物生长、秋天使万物凋零，阳气开启、阴气闭藏，政令在庭院门户之间得到整饬。几天之内，千里湖山之外的百姓便各自获得安宁。我虽然想提出自己的意见，评论利弊，在幕府听命办事，可是我们袁州竟没有一件可以借此施行的事情，又怎么能抛下自己的职务去劳烦馆舍中的人呢？这样一来，我又没有机会到滕王阁去了。这一年九月，百姓和官吏融洽和睦，王公与监军使在这座阁中设宴，文武官员、宾客和士人都参加了宴席。酒喝到一半，大家共同辞谢并说道：“这座房屋如果不修缮，就将要毁坏。先前王公任本州属官时，恰好整治翻新过它，王公所作的文章还确实写在墙上。如今三十年过去，王公又来任本州长官，刚到一个月，王公又来这里设宴，王公怎么能没有感情呢？”王公答应说：“好。”于是把栋、柱、梁、椽、板、栏杆中腐朽发黑、弯曲折断的部分，盖瓦、台阶、砖石中破损残缺的部分，红白颜色漫漶而不鲜明的部分，全部修整好；不奢侈超过前人，也不妨碍后人观览。工程完毕后，王公让众人饮酒，并写信命令我说：“你替我把这件事记下来。”我已经因为没有能够登上楼阁观看而叹息，却暗自高兴能够把自己的名字写在楼上，文章又列在三位王氏之后，觉得很有荣耀，于是不推辞而接受王公的命令。这里江山的美好、登临远望的快乐，即使我已经老了，如果能够跟随王公同游，还能够替王公作赋来描写它。原编者评论：樊汝霖说：滕王阁在洪州，韩公在袁州写这篇记，全文五百零五字。开头到结尾都叙说自己一次也没有到过，最后感叹说：“这里江山的美好、登临远望的快乐，即使我已经老了，如果能够跟随王公同游，还能够替王公作赋来描写它。”这正是在叙事之外寄托自己没有说尽的意思。欧阳永叔任襄阳太守时，史中辉作《岘山亭记》；尹师鲁任襄阳太守时，燕公作《岘山亭记》；苏子美任处州太守时，李然明作《照水堂记》；苏子瞻任眉州太守时，黎希声作《远景楼记》。四篇文章措辞虽不相同，大意却大略相同。难道写文章的方法本来就应当如此吗？还是他们也效法韩公的用意而这样写呢？禘祫议

译右边所列是本月十六日的敕旨：应当命令百官议论此事，限五日内上奏。将仕郎、守国子监四门博士臣韩愈恭敬地献上议论说：臣以为，陛下追念孝敬祖宗，严肃恭敬地办理祭祀事务，凡是需要拟议的事情，都不敢独断专行，努力寻求适中的办法，广泛征询群臣的意见。然而礼文繁杂漫长，各人所坚持的又不同；自建中初年以来直到今年，多次举行禘祭、祫祭，始终没有找到恰当的处理办法。臣有幸生逢圣明之世，浸润于皇恩之中，虽然身份卑微而不够资格参与议论，但报效忠心的意愿十分迫切，所以现在先列举众议中的错误，然后申明自己的意见：第一种说法是，献祖、懿祖的神主应当永远收藏在夹室中，臣认为不可。祫祭就是合祭，毁庙之后的神主都应当在太祖庙中合食；献祖、懿祖正是毁庙神主。如今即使收藏在夹室，到了禘祫之时，难道能不在太庙中享受祭祀吗？名义上说是合祭，而献祖、懿祖却不能参加祭祀，不能称作合祭。第二种说法是，献祖、懿祖的神主应当毁掉并埋葬，臣又认为不可。谨按《礼记》所说，天子建立七庙、一坛一墠；毁庙的神主都收藏在祧庙，虽经过百代也不毁坏，举行祫祭时便陈列在太庙中享受祭祀。魏晋以来，才开始有毁掉埋葬的议论；这件事没有经典依据，最终不能施行。如今国家的德泽深厚而流传久远，建立九庙；按照周代制度推论，献祖、懿祖二位祖先还处在坛墠的位置上，何况要毁掉埋葬而不在禘祫中祭祀吗？第三种说法是，献祖、懿祖的神主应当分别迁到各自的陵墓所在地，臣又认为不可。二位祖先在京城受祭、列于太庙，已经二百年了；如今突然迁走，岂只是人们听闻后疑惑，恐怕二祖之灵也会眷恋徘徊，不能立即在下国享受祭祀。第四种说法是，献祖、懿祖的神主应当附在兴圣庙中而不参加禘祫，臣又认为不可。传说：“祭祀祖先，就要像祖先在场一样。”景皇帝虽是太祖，按亲属关系说却是献祖、懿祖的子孙。如今想让作为儿子的景皇帝处于面向东方的尊位，却废掉作为父亲的献祖、懿祖的大祭，当然不能成为礼制。第五种说法是，献祖、懿祖二位祖先应当在京城另立庙宇，臣又认为不可。礼制有逐渐降低，亲情有逐渐减弱，所以由正庙降为祧庙，由祧庙降为坛，由坛降为墠，由墠降为鬼，逐渐疏远，祭祀也越来越稀少。从前鲁国建立炀公之宫，《春秋》非难此事，认为不应当取已经毁掉的庙中的神主，既已收藏，又重新筑宫来祭祀；今天所议论的事情与此正相同。况且即使违背礼制另立庙宇，到了禘祫时，合祭便无处举行禘祭，废止祭祀又在道义上说不通。这五种说法都不可行，所以臣广泛采集前代的说法，寻求折中的办法，认为商的祖先玄王、周的祖先后稷，在太祖之上都各自成为帝，又因为他们相隔的世代已经久远，便不再单独祭祀；这样太祖可以端正地处于面向东方的尊位，子孙则按照昭穆次序排列。礼书所说的，大概只是记载一时适宜的办法，并不是要传给后代永远遵行的制度。传说：“儿子即使齐备圣明，也不能先于父亲享受祭祀。” 这大概是说，孙子要为父亲屈尊。景皇帝虽然是太祖，但对献懿二祖来说，他是子孙。在禘祫大祭时，献祖应当处在面向东的尊位，景皇帝应当按照昭穆次序排列。祖先因为孙子而尊贵，孙子因为祖先而屈居次位；从神道来推求，难道与人情相去很远吗？况且平时的祭祀很多，合祭却很少，那么太祖屈居的祭祀最少，而得到伸尊的祭祀最多。与其伸张孙子的尊位、废弃祖先的祭祀，难道不更合乎礼吗？事情不同于殷、周，礼也随之改变，这并不是失礼。臣以为，制定礼制、制作乐章，是天子的职责。陛下如果认为臣的议论有可取之处，大体符合天意，裁断后施行，这就是礼；如果认为其中仍有可疑之处，请召臣当面陈述得失，或许能够有所阐明。谨此议奏。原编者评论：朱子说：这类公家的文章，有的用于进呈君上，有的颁布给官吏百姓，只采用当时的文体，直截了当地叙述事情和意旨，从不故意追求新奇巧妙，以免失去庄重、敬谨、平易的体格。不过其中反复曲折，把事理说得十分周详，这才是真文章，别人自然不能赶上。又说：按韩公的本意，献祖是始祖，他的神主应当安置在最初的一室，百世不迁。懿祖的神主，应当迁到太庙西边的夹室；太祖以下则依次排列在各室。四时祭享，只有懿祖不参加，献祖、太祖以下各自在本室受祭，各室自有等级，不相互降等，也不相互压抑。这就是所谓得到伸尊的祭祀常常很多。禘祫大祭时，只有献祖处在面向东的尊位，献祖、太祖以下都按昭穆排列，在前面南北相向。这就是所谓祖先因孙子而尊贵，孙子因祖先而屈居次位，而屈尊的祭祀常常很少。韩公的礼学精深，大概是各位儒者所不能及的，所以他的议论独自深得孝子慈孙报答根本、追溯始祖、不忘生身之本意，真可以说是万世通行的法则。程子认为不可轻率看待的，正是这一类文章。《论淮西事宜状》

译臣以为，淮西三州的土地，自从吴少阳患病以来，从去年春夏到现在，就在图谋今天的事情。有职位的人劳心筹划，抚慰供其驱使的人，修整器械，防守金帛、粮食和牲畜，耗费在赏赐供给上的财物很多。执兵的士卒四处侵掠，农夫织妇携带幼小和老弱，在后面为他们运送粮饷。虽然有时侵掠略有所得，但力量耗尽、筋疲力竭，所得抵偿不了费用。又听说他们养的马很多，半年以来全都上槽喂养。譬如有一个人，虽有十个人的力量，从早到晚总是大声呼喊、跳跃不止，起初虽然令人畏惧，但这种势头不会长久，必然自行疲惫。趁他力量衰竭时，三尺高的童子也可以使他受制而死。何况淮西三小州已经残破困顿到极点，却要抵挡天下的全部力量，它的破败指日可待。然而现在还不能确定的，只在于陛下是否下定决心。兵力不多，就不足以保证取胜；要想取胜，就必须迅速交战。兵力虽多而作战不迅速，费用就一定很大。两国边界之间、战场之上，天天互相攻掠，必然会有杀伤。靠近贼境的州县，征发劳役百端，农夫织妇不能安于本业。有时又遇到小的水旱灾害，百姓忧愁困苦。到了这种时候，人人都会提出不同意见，来扰乱陛下的听闻。陛下如果不能坚定地坚持，半途停止，既损伤威望又浪费费用，造成的弊害一定很深。所以首先必须在心中决断，详细权衡事情的始末，事情临到时不受迷惑，这样才可以谋求成功。担任统帅的人在前面竭力实行，参与谋划议论的人在后面尽心奉行，内外相互配合，功业才能成功。从前殷高宗，是大圣之主，凭天子的威势讨伐背叛的国家，三年才取得胜利，并不认为迟缓，因为志在建立功业，不计较所费。传记说：决断之后再行动，鬼神也会避让；迟疑不决，从来没有能够成就事情的。臣错误地承受恩宠，得以掌管诏令，身处亲近之地而职任重大，不同于普通官员，因此竭尽愚诚，以求有所补益。谨将平定贼寇的具体事宜分条列举如下：一、各道派来的士兵，有的只有三千、两千人，势力单薄，又羁旅异乡，与贼军彼此不熟，往往只听到风声便畏惧，很难立即前进。当地将帅因为客兵难以处置，起初就不加优待抚恤，待遇既薄，又使他们劳苦；有时还把队伍分割，分属各个将领，士卒与本部将领一朝分离，内心孤单、意气怯弱，很难建立功劳。而且各自的本军都需要资助遣送，道路遥远，劳费加倍；士卒有远征之苦，乡里怀有离别之愁。〔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二千人〕 如今听说陈许、安唐、汝寿等州与贼境相连的村落百姓，全都有兵器，即使遇到小规模的俘掠，也都能够自行防御；他们熟悉战斗，了解贼军的强弱，既然是当地人，又爱护乡里。近来虽然还没有得到处置，他们仍愿意自行准备衣粮，共同聚集保卫乡里，以防备寇贼。如果命令召募，立即就可以组成军队；如果需要增添兵力，自然可以招足。贼寇平定之后，也容易让他们回归务农。请允许各道此前追赶到行营的士兵，全部发文遣返回本道；按照行营所追集的人数，凡有一件以上的器械、弓箭，也全部送到行营充作供给。召募的人数既已足够，再加以训练三几个月以后，各道的客军都可以一概罢遣。与征发远方的人相比，利弊相差悬殊。一、围绕叛贼所占的州县、堡栅等地，分别设置兵马，总数虽然很多，但每一处的兵力就很少，而且彼此相距遥远，难以互相接应，所以多次遭到攻掠，造成损伤。现在如果分为四道，每道各设置三万人，选择险要之地屯聚一处，使其形成隐然可见的威势；审慎估量形势，乘时取利，可以进攻时，四道同时出发，使贼军狼狈惊惶，首尾不能互相救援；如果还不能进攻，就深挖营垒、高筑堡垒，以逸待劳，自然无需担忧。各处多设置防备，在靠近贼军的小县，可以把百姓收集到便利的地方，设置行县来统领他们，使他们免于流散。一、蔡州的士卒，是被吴元济逼迫威胁，形势不得已，才与王师交战。追究他们的根本，都是国家的百姓，进退都只有死路，实在值得怜悯悲伤。应当明白敕令各军，使他们深深了解这一点。交战之时，固然应当以消灭敌人为宗旨；如果对方形势已经穷困，不能再作恶，就不必过多杀戮，应当向他们说明圣德，放他们回去，消除他们凶悖的心，让他们获得免死保全的幸运，他们自然会相互带领，抛弃叛逆而归顺。一、《论语》说：急于求成反而达不到目的，只看重小利就不能成就大事。近来征讨没有功效，都是因为希望迅速取得成功；有关部门计算费用，只求因循敷衍，稍有不如意，便请求休兵罢讨。河北、淮西等地看到以往的形势，知道国家必定不会与他们长期坚持，于是合力苦战，希望侥幸取胜一次，便企图得到恩赦。朝廷没有极其忠贞、忧虑国事的人，不惜损伤威望和国体，只因他们有所请求，便商议罢兵。往日的事情，祸患全都如此。臣愚昧地认为，淮西三小州的土地，吴元济又非常庸愚，而陛下凭圣明英武的资质，使用四海九州的力量，来除掉这个小贼，难易是可以知道的，正如泰山压卵，还不足以比喻其悬殊。一、军队的胜负，实在取决于赏罚。丰厚的赏赐可以使廉洁之士动心，严厉的惩罚可以使凶恶之人丧胆；这样才能集结力量成事，不能吝惜所费、害怕施行刑罚。一、淄青、恒冀两道，与蔡州的情形大致相同。如今听说朝廷讨伐吴元济，人心中必然有想要救助他的意思，只是都暗中进行。他们力量弱小，只能自保，无暇虚张声势，这种情况一定存在。至于分兵出界，公然作恶，也一定不敢。应当特地下诏说：‘蔡州自吴少诚以来，世代相承担任节度使，也略有功效。吴少阳死时，朕本来也打算任用吴元济，只是担心他年少不能治理事务，所以暂且没有处置，想等他稍能安抚整治之后，再允许他承继。如今他忽然自行狂妄悖逆，侵掠而不接受朝廷命令，事情出于不得已，所以有这次讨伐。至于淄青、恒州、范阳等道，祖父各有功业，承袭节度使的任命已经很久，朕一定不贪图他们的土地，不会轻率改易，各自都应安守本分。如果妄自疑惧，胆敢互相煽动，朕就赦免吴元济而不再追问，回军讨伐他们，他们自然会破胆，不敢妄发异议。’以上事情谨录奏闻，伏请天恩，特赐裁择。谨奏。

译原编者评论：元和九年，吴少阳去世，他的儿子吴元济自行立为节度使，宪宗想讨伐他。元和十年，派御史中丞裴度视察军队，裴度回来奏报军队可以使用，与宰相的意见不合。不久盗贼杀死宰相武元衡，击伤裴度但没有杀死他，宪宗于是任命裴度为宰相，主持东部军务。韩愈当时任中书舍人，于是上奏淮西事宜。但因此失去宰相的心意，被贬为右庶子。宪宗能够独断，任用裴度，可以预知唐朝中兴；听任宰相的意见而贬黜韩愈，也可以知道大业最终不能完成了。第一条，招募士兵，罢遣客军，应当与《与柳公绰书》参看，其中把形势、民情以及用兵的利害忌讳说得十分周详。第三条，就是宋太祖告诫曹彬攻下江南的意思，以征伐来停止征伐；如果反而用这种办法来毒害天下，百姓就会因此归附了。这是用兵的根本。第六条，后来李德裕用它来制服泽潞，为古今所称道。不过帝王之道并不是这样。看史书所载肃宗、代宗、德宗、顺宗四朝，虽然军将跋扈，而百姓仍然怀念贞观的恩泽，上天还没有厌弃唐朝的德政。假使宪宗能显著地修明纲纪法度，广泛寻求博学之士和正直之人，彻底革除宦官寺人的专政以及监军的弊端，完全破除朝臣结党、互相倾轧攻讦的习气，放松对民众的苛细控制，一心让百姓休养生息。内部的亲信已经安排妥当，外部的爪牙已经布置完毕，然后明白诏告各镇，说明世代承袭节度使任命的错误，并为他们打开自我更新的道路。那些尤其没有善心、一定不肯服从命令的，就调动六军去消灭他们，天下未尝不能因此统一。如今却想允许淄青、恒州、范阳等镇的叛将，说一定不贪图他们的土地、不轻率改易，以此来瓦解他们结党叛乱的谋划，这恐怕也是末节了。土地，是朝廷的土地。贼臣盗取了它，却说‘我不贪图你的土地’，那么土地已经归属于贼臣了。臣想到，这些土地上的百姓将归向谁、听从谁的命令呢？孔子说：一定要先端正名分。君子给事物命名，所说的话一定可以讲得通；既然讲得通，就一定可以实行。如今把贼臣盗取的土地指认为他本来固有的土地，那么吴元济又为什么偏偏不能占有蔡州呢？吴元济伏法以后，淄青等镇又应当怎样处置？夺去他们的节度使职位，是不守信用；不夺去他们的职位，则只是一个吴元济死了，而众多吴元济仍然存在。朝廷尚且不认为世代承袭节度使任命是错误的，愚民悍卒就会更加习惯并安于这种做法。唯独讨伐吴元济，靠什么来振作三军的士气呢？《论今年权停举选状》臣恭敬地看到本月十日的敕令，说今年各类举选暂且停止。道路上相互传说，都说是因为年成干旱，陛下怜悯京城百姓，担心他们缺粮，所以暂且停止举选，阻断来京应试的人，借此节省费用、使粮食充足。臣私下思考，认为十口之家增加一两个人，对粮食并没有什么耗费。如今京师人口不下百万，参加举选的不过五七千人，即便把他们的僮仆和马匹计算在内，也不到京师百姓百万分之一；按十口之家计算，实在没有什么增减。况且今年虽然干旱，去年却是大丰收，商人之家必定有储蓄；参加举选的人都带着资财，以有余交换不足，还没有看出有什么弊害。如今如果暂停举选，恐怕所造成的危害反而很深：一是远近惊慌，二是士人失去职业。臣听说古代求雨的祷词说：是不是有人失去了职守？这样看来，人失去职守足以导致旱灾。如今因为旱灾而停止举选，是使人失去职守而招来灾祸。臣又听说，君主属于阳，臣下属于阴；只有阳盛会造成旱灾，只有阴盛会造成水灾。如今陛下圣明在上，即使尧、舜也没有超过陛下；但群臣的贤能不及古人，又不能尽心为国，与陛下同心协力帮助陛下治理国家，这是有君主而没有臣下，所以长期干旱。以臣的愚见，应当寻求纯正诚信之士、刚正敢言之臣，那些忧国如家、忘掉自身而奉事君上的人，破格提升他们的爵位，安置在左右，就像殷高宗任用傅说、周文王起用太公、齐桓公提拔甯戚、汉武帝选用公孙弘一样。在清闲之余，时时召见询问，他们一定能够辅佐宣扬王化，消除旱灾。臣虽然不是朝廷官员，每月领取俸钱，每年领取禄米，只要有所知晓，就不敢不说。谨到光顺门奉上奏状，敬请圣旨裁决。原编者评论：樊汝霖说：德宗贞元十九年，从正月到五月没有下雨，分命官员向山川祈祷；秋七月戊午，因为关中、京畿一带饥荒，停止吏部选官和礼部贡举。韩公当时任四门博士，上抗疏论述此事。他说‘虽非朝官’，大概是当时还没有担任御史。按《登科记》，贞元二十年最终停止举选，可见韩公虽然有这篇奏疏，皇帝却没有听从。方岳贡说：这篇文章像李寻、翼奉奏论灾异。《论佛骨表》

译臣某说：臣恭敬地认为，佛教不过是夷狄的一种教法罢了。从后汉时才流入中国，上古从来没有佛教。从前黄帝在位一百年，享年一百一十岁；少昊在位八十年，享年一百岁；颛顼在位七十九年，享年九十八岁；帝喾在位七十年，享年一百零五岁；帝尧在位九十八年，享年一百一十八岁；帝舜和禹的年寿也都是一百岁。这个时代天下太平，百姓安乐长寿，然而中国还没有佛教。后来殷汤也活了一百岁，汤的孙子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书史没有记载他们究竟享年多少，推算他们的年数，大概也都不少于一百岁。周文王享年九十七岁，武王享年九十三岁，穆王在位一百年；这个时代佛法也没有传入中国，并不是因为奉事佛教才有这样的结果。汉明帝时才开始有佛法，明帝在位才十八年。此后祸乱和灭亡相继发生，国运不长；宋、齐、梁、陈、元、魏以下，奉事佛教越来越谨慎，朝代延续的时间却更加短促。只有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后三次舍身施给佛寺，宗庙祭祀不用牲畜，白天只吃一餐，仅限于蔬菜和果实。〔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五岁〕 后来梁武帝终于被侯景逼迫，饿死在台城，国家也不久便灭亡。奉事佛教求取福报，反而得到祸患。由此看来，也可以知道佛教不值得奉事。隋高祖刚接受北周禅让时，就曾商议废除佛教。当时群臣才识短浅，不能深刻了解先王之道和古今时宜，推演阐明圣明的道理来挽救这种弊病，这件事于是停止了。臣常常为此遗憾。臣恭敬地想，睿圣文武皇帝陛下，神圣英武，是数千百年以来没有可与之相比的人。即位之初，就不许百姓出家为僧尼、道士，也不许创立寺观。臣常认为隋高祖的志愿一定会在陛下手中实现。如今即使还不能立即实行，难道可以任由佛教转而更加兴盛吗？如今听说陛下命令群僧到凤翔迎取佛骨，登御楼观看，把它抬入大内，又命令各寺轮流供养。臣虽然极其愚昧，也一定知道陛下并不是被佛教迷惑，作出这种崇奉是为了祈求福祥。只不过因为年成丰收、人民安乐，顺从众人的心意，为京都士庶设置奇异的景观和供人玩赏的器物罢了。像陛下这样圣明，哪里会肯相信这些事情呢？然而百姓愚昧，容易受迷惑而难以明白；如果看见陛下这样做，就会认为陛下是真心奉佛，都会说天子如此圣明，尚且一心敬信佛教，百姓是什么人，难道还应当顾惜身命？于是烧头顶、灼手指的人，成百上千地结成群体，解衣散钱，从早到晚相互仿效，只怕落在后面；老少奔走，抛弃本业，如果不立即…… 再加以禁止阻止，逐一经过各寺，必然有人割断手臂、割裂身体来作为供养；这会伤害风俗、败坏教化，传到四方成为笑柄，并不是小事。佛本来是夷狄之人，与中国语言不通，衣服制度不同，口中不说先王的正言，身上不穿先王的法服，不懂得君臣的道义、父子的亲情。假如他的身体至今还在，奉本国之命来朝见京师，陛下容纳并接见他，也不过是在宣政殿见一次、在礼宾馆设一次宴、赐给一套衣服，护送他出境，不让他迷惑众人。何况他的身体已经死去很久，只剩枯朽的骨头和凶秽的遗留物，怎么适宜让它进入宫禁？孔子说：敬畏鬼神而远离它们。古代诸侯到别国吊丧，尚且要让巫祝先用桃枝和扫帚驱除不祥，然后才进去吊丧。如今无缘无故取来枯朽污秽之物，亲自临观，巫祝没有先行，桃枝扫帚也不用，群臣不指出错误，御史不举发过失，臣实在感到羞耻。请把这块骨头交给有关官署，投入水火，永远断绝根源，消除天下人的疑惑，断绝后代的迷惑，使天下人知道大圣人所作所为，远远超出寻常万万倍，难道不是盛举吗？难道不是痛快吗？佛如果有灵，能够降下灾祸，那么一切灾殃罪咎，都应当加在臣身上。上天正在鉴察，臣没有怨恨和后悔，感激恳切到了极点，谨奉上表章以闻。臣某诚惶诚恐。原编者评论：陈善说：韩文公《论佛骨表》的说法，起源于傅奕。傅奕说，五帝三王时从未有佛法，君主英明、臣下忠诚，国运长久。到汉明帝时才建立胡人祠庙，但只有西域的沙门自行传播他们的教法。西晋以前，不允许中国人剃发奉事胡人。到石勒、石虎扰乱中原，才放松了这项禁令。君主昏庸、臣下奸佞，政治暴虐、国运短促，都是奉事佛教造成的。韩愈只是把这些话铺陈发挥了一番。韩愈知道君主没有不希望长寿的，所以用这一点来警动他，希望他听从自己的劝谏，没想到宪宗受佛教迷惑如此深。韩愈到潮州后，上表哀悼谢罪。宪宗说：韩愈这是爱护朕，说奉事佛教会使国运不长，确实不可以。可是宪宗从此也说明不善于听取劝谏。贾谊曾对文帝说：活着是英明的帝王，死后是英明的神灵。顾成之庙名为太宗，在天子年寿正盛的时候，却用死生之事来劝说，文帝也没有忌讳。假使韩愈处在这个时候，也许他的主张能够实行吧。然而韩愈所说的，与《周公无逸》的告诫大不相同。《为裴相公让官表》

译臣某说：臣恭敬地接受今日的制书，任命臣为朝议大夫、守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接受诏命后惊惶失措，魂魄仿佛飞越，俯仰天地之间，似乎无处容身。臣某诚惶诚恐，叩头叩头。臣年少时涉猎经史，粗略知道古今之事。上天赋予我朴实忠诚的本性，只是性情愚直。我知道侍奉君主应当遵循正道，不怕牺牲生命；仰慕担任官职就应当有所作为，不可谋求私利，因此被人认为笨拙。臣行事从未疑惑，元和初年，刚任御史不久，就因为议论政事过于切直，被宰相责难，调任府廷，后来便在戎幕中辅佐军务。陛下宽恕臣的罪过，怜悯臣的苦心，把臣提拔到侍从之中，于是掌管诏令这一重大职务。所受恩宠越大，反而越觉得自己微不足道。只要耳目所听见、知道心力所能及，并且稍微关系到政事治理的事情，臣就立即陈述上闻以求补益；然而没有一点微小的功劳，谗毁却积累如山。陛下知道臣孤立无援，赏识臣微薄的忠诚，独自决断而不与人谋议，奖赏待遇超过常分。臣实在看见陛下具备文武之德、神圣之姿，开启中兴的宏图，处在太平昌盛的时代；勤劳自身而生活俭朴，对万物一视同仁，威怒如雷霆，包容覆盖如天地。这实在是群臣尽节的日子，是才智效能的时机。圣明的君主难以遇到，应当以深厚的德行来报答。臣苦心焦虑，夜以继日，只要有利于国家，知道的没有不去做的；只是想竭尽愚忠，难免也有妄为。陛下不但没有加以罪责，反而更加厚重地宠信我，既让我掌管御史台纲纪，又让我辅佐国家法制。圣明的君主所厚待的人，是凶恶叛逆者所仇恨的对象；臣由于防备不足，几乎遭到杀害。幸蒙恩宠偏厚，性命得以保全，却连累祖先，玷污朝班，实在不知如何自处，只是内心惭愧。哪里料到陛下竟从伤残余生中提拔臣，把调和阴阳、辅理国政的重任交给臣，忘记臣的鄙陋污浊，让臣辅佐圣明。这虽如成汤从厨房中举用伊尹，高宗从版筑之间起用傅说，周文王从屠宰垂钓之中任用吕望，齐桓公从饭牛之人中提拔甯戚，使他们洗雪耻辱、蒙受光荣，离开卑辱而身居尊贵；但以今天的情形比拟古代，实在不能相提并论。陛下有四位君主的明智，实行四位君主的事业；微臣没有四位贤人的美德，却获得四位贤人的荣耀，怎么可以贪居此位，使不相称更加显著？如今战争还没有完全停止，夷狄还没有完全宾服，麟凤龟龙还没有全部游行于郊野山泽，草木鱼鳖还没有全部享受雍和光明。正值大有作为的时候，得到非同寻常的人才辅佐，然后才能向上宣扬圣德，代替上天完成治理。像臣这一类人，实在不能胜任。伏愿广泛选拔朝廷内外的官员，也遍访隐居岩穴的贤士；上天既然生出圣明的君主，一定有贤臣可以找到并授予官职，这样才可以达到天下大治。请收回所授官职，以符合群臣众人的心愿。臣恳切至极，无法胜任。原编者评论：唐宪宗《纪》载，元和十年六月乙丑，御史中丞裴度任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按这一年，盗贼杀死宰相武元衡，袭击裴度，伤及头部，裴度坠入沟中而得以逃生。朝廷商议罢免裴度，因为安王承宗、李师道反复不定，宪宗没有听从。裴度病愈后，宪宗下诏不必经过宣政殿的卫士通报，直接在延英殿任命他为宰相。宪宗这一举措，确实是铲除三名贼臣的根本，唐室几乎中兴，实在系于此事。韩昌黎当时任考功郎中、知制诰，代裴度撰写这篇表章。史书称裴度因为朝廷权纲尚未振作、王室日渐衰微，常常惭愧愤懑，恨不能找到死所。文章确实能写出裴度内心深处的情感，如碧血闪耀，光芒从纸墨间透出；而且文辞气势浑厚浩荡，流转自然，足以成为千古表笺的典范。由此可知，文章体格的正与不正，固然不在单句和骈语之间。卷七 昌黎韩愈的第七篇文章：《顺宗实录》中的祭文和哀辞。《顺宗实录》记载张万福、陆贽、阳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