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十三

译欧阳修顿首再拜敬告司谏足下：某年我十七岁时，家住随州，看到了天圣二年进士及第榜，才开始知道足下的姓名。那时我年纪尚小，还没有同人交往，又住在远方，只听说如今的宋舍人兄弟，以及叶道卿、郑天休等几个人，都因文学而享有盛名，被称为朝廷得人；足下也列在其中，却没有特别突出、值得称道的地方，我本来就怀疑足下究竟是怎样的人。后来又过了十一年，我再次来到京师，足下已经担任御史里行，但我仍没有机会亲自见您，只是不时向我的朋友尹师鲁询问您的贤能与否。师鲁说足下正直而有学问，是君子，我却仍然怀疑。正直的人不可能屈曲，有学问的人一定能够辨明是非；既有不可屈服的节操，又有辨明是非的明察，还担任负责进言的官员，却俯仰随俗、沉默不语，和普通人没有区别，这果真是贤者吗？这不能不使我怀疑。自从足下担任谏官以来，我才得以和您相识。您神情刚直，面色严肃，谈论前代之事，条理清楚，令人听来明白；褒贬是非，没有一句错误。唉！把这样的辩才展现给世人看，谁会不喜爱呢？即使是我，也开始相信足下真是君子了。从我听到足下的名声直到同您相识，共十四年，我总共三次怀疑您。如今推究您的实际行为并加以比较之后，我才断定知道足下不是君子。前些日子范希文被贬官后，曾在安道家同足下相见。足下诋毁讥讽希文的为人，我刚听到时，还怀疑只是戏言；等见到师鲁，他也说足下极力指责希文的行为，于是我的疑惑终于确定了。希文一生刚正好学，通晓古今；他在朝廷任职有原则、有始终，这是天下人共同知道的。如今又因进言触犯宰相而获罪，足下既不能替他辨明无罪，又害怕有见识的人责备自己，于是便跟着诋毁他，认为他应当被罢黜，这实在奇怪。人的性情有刚强果断、懦弱柔软之别，是上天赋予的，不能勉强；即使圣人，也不会因为一个人不能做到某事，就责备他一定要做到。如今足下家有老母，自身爱惜官位，害怕饥寒而顾念利禄，不敢稍微违逆宰相以招致刑祸，这不过是庸人的常情，只能算作一个没有才能的谏官。即使朝廷中的君子，也只会怜悯足下不能做到，并不会责备您一定要做到。如今您却不是这样，反而昂然自得，完全没有惭愧和畏惧，竟然毁谤贤者，说他应当被罢黜，希望借此掩饰自己不敢进言的过错。力量上不敢做的事，正是愚者能力不足之处；却用智巧来文饰自己的过错，这就是君子的敌人。况且希文果真不贤吗？从三四年前起，他由大理寺丞升到前行员外郎，担任待制，每天准备接受皇帝的顾问，如今朝班中没有人能和他相比。这就是说天子突然任用了不贤的人。假如天子把不贤者当作贤者，就是他的聪明还有未能充分发挥之处。足下身为司谏，是天子的耳目之官；当他被突然任用时，为什么不为天子辨明他不贤，反而默默无言？等到他自己失败之后，才跟着非难他。如果他果真贤能，那么今天是天子和宰相因为不合心意而驱逐贤人，足下就不能不进言。这样看来，足下认为希文贤能，不能免罪；认为他不贤，也不能免罪。大体说来，罪过就在于默默不言。过去汉朝杀萧望之和王章，推想当时参与议论的人，一定不会明说是在杀害贤人。他们必定说石显、王凤是忠臣，说望之、王章不贤而获罪。如今足下看石显、王凤果真忠诚吗？望之、王章果真不贤吗？当时也有谏臣，他们一定不肯说自己因为害怕灾祸而不进谏，也一定会说二人应该诛杀，没有什么值得进谏的。如今足下看他们果真应该诛杀吗？这只能欺骗当时的人，却不能欺骗后世的人。如今足下又想欺骗当今的人，却不怕后世无法欺骗吗？何况今天的人也不可以欺骗。伏想当今皇帝即位以来，任用谏臣，容纳言论；像曹脩古、刘越虽已去世，仍然受到褒奖称许。如今希文和孔道辅都是因为进谏而被提拔任用的。足下有幸生在这样的时代，遇到这样能够采纳谏言的圣明君主，却还不敢说一句话，为什么呢？前些日子又听说御史台在朝堂张榜，告诫百官不得越职进言；这样一来，可以进言的就只有谏臣了。如果足下又终于不进言，那么天下就没有能够说话的人了。足下身居其位却不进言，就应当离职，不妨让其他能够胜任的人来担任。昨天安道被贬官，师鲁获罪待罚，足下竟还能用这副面目去见士大夫，出入朝廷还自称谏官，这就是足下再也不知道世间还有羞耻之事了。可惜的是，圣明的朝廷有事，谏官却不进言而让别人代为进言；这些事情写在史册上，将来成为朝廷耻辱的，就是足下。《春秋》的原则，是对贤者要求周全。如今我还微不足道地希望足下能进一句话，是因为不忍立刻断绝足下，不把您当贤者来责备。如果足下仍认为希文不贤、应当驱逐，那么我今天所说的这些话，便是结党邪恶之人。希望足下直接把这封信带到朝廷，使朝廷判定我的罪并诛杀我，使天下人都释然，知道希文确实应该被驱逐；这也算是谏臣的一项功效。前些日子足下在安道家叫我去讨论希文的事情，当时座中还有其他客人，不能把心里的话全部说尽，所以姑且陈述这些浅陋的意见。伏望幸予察看。不再多说。原编者评论：这一年欧阳修刚满三十岁，年少而激昂慷慨，他的行为是否合乎中道，虽然还不能确定，但假如孔子、颜回处在这种情势下，会怎样做呢？然而他的凛然正气，足以使日月失色。当时欧阳修入仕才五年，任京官才一年多，还没有熟悉朝廷大官们老于世故的情态和言语，大概千古以来都是一个样子。因此他见识少而惊怪多，才写下了这封信。直到今天，人们传说高若讷已经不知道世间还有羞耻之事。人本来就有幸与不幸吗？与尹师鲁第一书

译某顿首敬告师鲁十二兄书记：前些时候在京师分别时，约定让人到河边去接应您。我接受任命后，便派白头奴出城，结果他回来，说没有看见船。当天晚上又收到师鲁的亲笔信，才知道您留下船等待，奇怪我没有依约前来，这才明白是这个奴仆懒得前往而欺骗了我。临行时台吏百般苛刻地催促，不像催促师鲁那样宽缓。长者有礼，使人惶恐急迫，不知如何是好，因此又没有留下书信。在京师只好深深托付君贝见，借此信说明我的心意。原本打算由西边走陆路到夷陵，因为天气酷热，又没有马匹，才选择这条路线。沿汴水而行，横渡淮河，泛舟大江，共行五千里，走了一百一十程，才到荆南。路上没有可以托人寄信的地方，不知道君贝兄是否曾写信说明我的心意？到了这里询问荆州人，说离郢州只有两程路，才高兴能够写信向您问候。又听家兄说，有人看见师鲁经过襄州，算来如今您已经在郢州很久了。师鲁的悲欢情况不用问也可以知道；我最想问的是，分别以后您是否平安，以及家人处境怎样？他们没有过分责怪您吧？六郎的旧病好了吗？我虽然走了很久，但江湖都是过去游历过的地方，常常有亲友挽留，又没有遇到恶劣的风浪。老母亲根据术士的话，果然认为这次出行是吉利的。又听说夷陵有米、面、鱼，和京洛一样；还有梨、栗、橘、柚、大笋、茶荈，都可以供饮食，因此更加互相庆贺。昨天因参见转运使而在庭院中趋行礼拜，才觉得自己确实已经是县令了。其余一切都和从前一样。师鲁信中说，怀疑我有自我怀疑的意思，并不是别的，只是害怕责备别人太深而招来刚直之名罢了。如今想来，我自己已经完全不再怀疑了。然而师鲁又说我对朋友昏昧，这似乎是不了解我的内心。我写给高若讷时，是因为知道他不是君子，在极端愤怒中发言，严厉责备他，并不是把他当朋友对待。他的所作所为有什么值得惊怪的？路上有不少人因为听说我因获罪而前途难测来慰问我，这些人都是不了解我的内心。师鲁又说我不是忘记亲人，这也不对。获罪即使死去，也不算忘亲；这件事须要见面后才能把道理说尽。五六十年来，上天生出这样一类人，他们沉默、畏惧、谨慎，遍布世间，彼此效仿，渐渐形成风气。忽然看见我们这些人做这样的事情，即使下至灶门边的老婢女也惊怪不已，众口议论，却不知道这样的事情古人每天都有，只需问所说的是否正确罢了。还有深深赞叹欣赏的人，这也说明世人已经很久没有习惯看见像过去那样的事情了，实在可叹。过去的砧、斧、鼎、镬，都是烹煮、斩杀人的刑具；然而士人有宁死也不失义的，便奔赴刑具而死，同走向几席、枕席没有什么不同。有守义的君子在旁边，看见有人走向死亡，知道那是理所当然，也不会特别惊叹赞赏。史册之所以记载这种事，只是特意警醒后世愚昧怯懦的人，使他们知道有些事情本来就应当去做，不能逃避，并不是把它当作奇事来使人惊诧。幸而如今世上施刑极为仁慈，没有这些刑具；若真有一个人走向刑具，不知会引起怎样的惊骇。然而我们也应当闭口不谈这些前事。居住在偏僻之处，每天只知道增进道业罢了。这件事不必再说。不过师鲁因为我有自我怀疑的话，想知道我究竟如何处置此事，所以略说几句。安道和我在楚州时，详细谈论了祸福之事，安道也认为我这样做是对的。等到了夷陵，我再写信寄去，那时您就能知道我面对这件事的心情了。我又常常对安道说：每次看到前代有名的人，遇到议论政事时都激昂感奋，不避诛杀之祸，真像深知义理的人；等到了贬所，却忧愁怨叹，处于难以忍受的穷困愁苦中，这些都表现在文章里，他们的内心悲欢和普通人没有不同，即使韩文公也不能免除这种牵累。我要用这些话告诫安道，千万不要写忧戚怨苦的文章。师鲁如果明白我这番话，也就能知道我面对这件事的心情了。近世也有人因为进言而被贬，但有的人傲慢放纵、狂饮沉醉，自称“我做的是大事，不是小事”，所以师鲁分别时亲口说自己要更加谨慎尽职，不饮酒。这件事我如今也遵照您的话去做。我的咽喉病自从离开京师后就好了，直到现在不曾饮酒。到县里以后勤勉处理政务，用来惩戒自己在洛阳时的懒散。夷陵有一条路，几天就可以到郢州，白头奴足以往来。秋天已经寒冷，千万保重。原编者评论：这封信是欧阳修遗书，责备谏官高若讷。高若讷把信上报，于是欧阳修被削去馆职，降职授任夷陵令。尹洙也在同时被贬，写信询问欧阳修，欧阳修便答复他。拿它同韩愈的《潮州谢表》、柳宗元写给萧亻免等人的信比较，可以说竟不觉得前代贤者会畏惧后起之秀了。王闻修说：我读当时诸位大臣的事迹，曾私下感到奇怪。仁宗不是昏庸的君主，申公也不是奸邪的宰相；因为嫉妒废后并不是失德之事，获罪后很快又恢复了职位。范公不能说没有被任用；既然被任用，却急切地议论申公的短处，不能说他没有怨恨，也不能说他没有急于求进。范公再次出任时，有人议论营救他，有人请求和他一同被贬，有人写信给高若讷责备他不营救范公，不能说他没有结党。他之所以没有遭受祸患，是因为仁宗圣明，只是侥幸罢了。等读到这封信，想见欧阳公的心事；又看到他所说自己应当闭口不再谈前事，更加谨慎任职，不饮酒，不觉心中折服。如果没有这些话，那么他距离借用气节来装饰自己还有多远呢？答陕西安抚使范龙图辞谢征辟任命书

译欧阳修顿首再拜启：急忙派来的人到了，收到七月十九日在华州发出的书信。敬悉您近来身体起居万福。戎狄侵犯边境，自古就是常有的事；边境官吏无能，却劳烦大贤亲自处理。伏想执事忠贞仁义的节操，天下人都信服。天下士人中，能够见您一面的人，回去便向别人夸耀，把它当作荣耀；至于游谈的平民，往往私下借托您的名声。何况如今是以大谋制小，以顺义攻取叛逆，再加上明智通达的才略，已有必定成功的形势。那么士人中喜好功名的，谁不愿在这个时候施展自己的长处，稍稍帮助万分之一，并借此依附您而成就名声呢？何况听说狂妄的敌虏猖獗，多次有斥责指摘的言辞，又加上轻侮和悬赏招募的羞辱，甚至拘捕杀戮将领官吏，杀害边民。这几件事对于我们这些人来说，尤其令人愤慨羞耻。每次想到它们，我半夜都要起来三次。不幸我没有什么才能，只是稍微喜欢文字，过分受到世俗的称许。这哪里足以承受大君子的举荐呢？至于参与谋划军务、筹划财利、判断敌情、制定取胜策略，那是幕府中的事情。如果不缺少人才，那么起草军书、撰写奏记，不过是末节小事罢了；自然有不必等到我就能胜任的人。因此我才敢以亲自前往为辞。何况如今世人所谓四六文，也不是我所喜好的。我年轻考进士时，不能免俗，也曾写过这种文章；自从及第以后便放弃了，不再写作。在西京为三位宰相担任幕府属官时，按职分本应写这种文章，我也没有写。这些都是师鲁亲眼见过的，如今废弃这种文体已经很久了，我担心没有好的文辞来辱没您的嘉命。这是一个原因。伏见您自从到了关西，征辟的士人很多。古人能够共同成就事业，必定有国士同他们共事。并不只是居上位的人以识别人为难，士人即使贫贱，要把自身托付给别人，本来也不容易。要使士人尽死效力，必须彼此深相了解；了解得不充分，士人就不会被任用。如今奇异豪俊之士，往往承蒙您收纳选择，只看您将如何任用他们罢了。然而我还担心山林草野之间，有挺拔特立、懂得义理、慷慨而自重的人，尚未能出现在您的门下，您应当稍加思考。像我这样的人，只恨没有其他才能来承当长者的任用，并不是不敢仿效庸人，苟且贪图安逸。幸望明察。原编者评论：据史书记载，欧阳修任馆阁校勘时，范仲淹因进言被贬，朝廷中多数人都议论营救，唯独司谏高若讷认为应当罢黜。欧阳修写信责备他，高若讷把信上报，于是欧阳修被贬为夷陵令，稍后改任乾德令、武成节度判官。范仲淹出使陕西时，征辟欧阳修任掌书记，欧阳修笑着辞谢说：“过去的举荐，难道是为了谋求利益吗？同他一起退处，却不同他一起求进，也是可以的。”这就是他辞谢征辟任命的书信。欧阳修洁身自守，不苟且求取进身，正是如此。与石推官第一书

译欧阳修顿首再拜，敬告公操足下：前一年在洛阳收到您在郓州时寄来的信，突然之间不能立即答复，于是拖到了今天。然而我用心勤勉，未必像回信这样迟缓，只是不知道公操您是否察觉罢了。我来到京师已经一年了。宋州临近汴水，公操的声誉每天随着南方的船只来到京师。我年轻时同当时的人交往很少，尤其是称赞我的人很少，但您的声誉却没有一天听不到。假如有幸能把船上的人全都认识，那么公操的美名哪里说得尽呢？凡是彼此亲近的人，平日相处就握手同席，共享欢乐；分别以后就询问疾病起居，彼此忧虑，这是普通人的常情。若听到像足下这样的声誉，又何必再问其他事情呢？听到后欣然高兴，也不减握手相聚的快乐。若不是把相见当作欢乐，不把疾病困苦当作忧虑来问候，难道就是无情吗？莫非彼此相期许的，在于道义吧？如果有人有所过失而不能达到道义，才值得忧虑。近来在京师多次得到足下所写的文章，读起来很好。您喜好古人、忧念世事的心意，都是您自己从古人那里获得的，不需要我来赞扬。不过其中有自我期许过高、责骂时世过分的地方，您的议论似乎还没有深入探究根源。这件事有本有末，不能仓促谈论，必须见面后才能说尽。然而有一件事，现在详细说给您听；我估计公操可以早上听到、晚上就改正，请先让我陈述。君贝兄家有您亲手写的一封信，还有两块画像记的石刻拓本。我刚看到时惊骇得无法辨认，慢慢仔细观看，辨析其中的点画，才渐渐能够通读。唉，奇怪得太厉害了！后来我拿给别人看，问道：“这是不会写字的人写的吗？”别人说：“不是不会写。”我又问：“书法的规则本来就应当这样吗？”回答说：“不是。”我问：“古代有这种写法吗？”回答：“没有。”又问：“现在有这种写法吗？”也说：“没有。”那么为什么要这样写呢？回答说：“只是想和世俗不同罢了。”我听说君子对于学问，只求正确合宜，没有听说要故意求异。好学没有超过扬雄的，他也是这样说的。然而古代有的人被称为独行而高出世俗，考察他的行为，也不过合乎君子的规范，只是全天下的庸人都不能同他相合，并不是因为世人达不到而反过来抛弃他。全天下都斥责为奇异的事，难道就一定是这样吗？即使超越圣人，也还想在中庸上求得归依，何况如今您的书法前面不能取法古人，后面又不足以成为后来人的规范？即使天下人都喜好它，尚且不可这样做，何况天下人都不赞成，您却偏偏这样做，为什么呢？这果真是喜欢求异来博取高名吗？然而我先前说公操能够使人称赞，难道是因为您履行中道、持守常德而得到称誉的吗？还是因为昂然自异，惊动世人，才获得这种声誉呢？古代教导儿童，站立一定端正，听人说话不能侧身倾斜，平常还要使他们不欺骗、勤勉谨慎；起初只是害怕他们看见奇异的事而受到迷惑。如今足下端正地居住在学舍中，作为教人的老师，却反而率先故意显得与众不同，那么求学的人将拿什么作为法则呢？如果不幸求学者都跟着仿效，足下又果真能独自不同吗？如今不赶紧停止，我担心将来有人责备后生喜好奇怪的风气，追究此事，把罪责归到您这里。这正是我感到忧虑而敢于告诉您的原因。唯望幸予察看。不再多说。原编者评论：据考，公操就是石守道，任国子直讲，写文章针砭当时，无所忌讳。杜衍、韩琦推荐提拔他为太子中允、直集贤院。适逢吕夷简被罢相，夏竦被夺去枢密使之职，章得象、晏殊、贾昌朝、范仲淹、富弼以及韩琦同时执政，欧阳修、余靖、王素、蔡襄一起担任谏官。石守道高兴地说：“这是盛事啊！歌颂这些事正是我的职责，怎么可以停止呢？”于是作《庆历圣德诗》，其中说：“众多贤人进用，如同茅草被拔起；大奸臣离去，如同脚上的绊物被脱掉。”他所说的“大奸”，大概指夏竦。夏竦非常怨恨石守道，也想陷害富弼，便让婢女学习石守道的书法，伪造石守道替富弼撰写废立诏书的草稿。恰逢石守道去世，夏竦却说他是假死后向北逃往契丹，请求打开棺材验看，幸赖杜衍才免于开棺斫验。石守道大概是个狂放之士，欧阳修借论书法的一点事情，极尽忠告朋友的情谊，用来消除他喜欢求异、自我欣赏的心理，可以说是良友了。夏竦让婢女学会石守道的书法，难道不是因为石守道的书法极其怪异，反而容易仿照出相似的笔迹吗？这可以作为喜好求异者的警戒。与石推官第二书

译前些时候同年徐君行因为有机会寄信给我，谈论足下书法的怪异。当时我的妹妹住在襄城，刚刚丧夫，我正要爬行赶去探望她，所以不能把想说的话全部说尽，只略略陈述了一些。足下虽然没有因为认为我狂妄愚昧而断绝交往，反而写信答复我，但实际上没有能够理解我的意思。这不是足下不能理解，而是因为我听得不仔细、议论得简略，才造成了过失。我很早就见过足下的书法，为什么当时没有立即说，而到现在才说呢？起初看见时，我怀疑您不会写字，又怀疑您突然不再学习。书法不过是一种技艺，有人不会，也有人忽然不学，时机不一定需要议论，所以我一直沉默。等到来到京师，看见两块画像石刻拓本，又听人说足下不愿同世俗相同，努力这样写，正如前面所说，这确实值得劝谏。于是我进一步说明自己的意见，后来得到足下的书信，您自称并不会书法，这和我先前听到的不同，于是才知道自己先前听得不仔细。然而足下对于我的话似乎也没有听清。足下说，世上善于书法的人不过能写钟王虞柳的字，这只是一种技艺；自己所学的是尧舜周孔之道，不必擅长书法；又说因为我的话，打算勉强学习书法。这些都不是我的意思。所谓钟王虞柳的书法，并不只是足下轻视它，我本来也轻视它。世上有些人喜欢学习、欣赏那种书法，同嗜好饮茶、观赏画图没有不同，不过是性情上的一种偏好罢了，难道是君子所应致力的吗？然而说到书法，就不能没有法则。古代刚有文字时，务求记录事情，并且根据事物取类比象，形成字形；所以《周礼》所说六艺中有六书之学，点画曲直都有它的规则。扬子说：“截断木头制作棋子，削木蒙革制作球，也都有一定的方法，何况书法呢？”如今隶字虽然已经同古字有所变化，但把古字变成隶字的规则，并不是圣人就不足以取法；即使如此，点画曲直仍有准则。比如“毋”和“母”、“彳”和“亻”相近，若把它们混淆，就会错乱而无法阅读。如今足下把直笔写成斜笔，把方笔写成圆笔，却说：“我只是实行尧舜周孔之道。”这实在不行。譬如把饭菜摆在桌案上，把帽子戴在头上，整理衣襟坐好，然后吃饭，这是世人通常的做法。如果把脚伸进帽子里，把衣服反着穿，坐到桌案上，把饭装进酒杯里吃，却说：“我这是实行尧舜周孔之道。”把这种做法用于世间，可以吗？当然不可以。书法虽是末节小事，也应当遵从通常的法则，不能故意写得怪异，道理也是一样。然而足下完全没有明白我的意思。凡是我所陈述的，并不是在评论书法写得好不好，只是担心它近于怪异、故意求异，从而迷惑后辈。如果果真不会写，又何必学习呢？难道我是小心地劝足下学习书法吗？足下又说：“我确实有不同于世人的独特之处，就是痛恨释、老之学，排斥文章的雕琢。”这又是极不可以的。释、老，是迷惑之人的作为；雕琢文章，是浅薄之人的作为。足下怎么知道世上没有明达诚实、质朴厚重而不这样做的君子呢？足下自以为与众不同，是把天下人都看成没有君子同自己一样。仲尼说：“后生可畏，怎么知道后来的不如今天的呢？”因此仲尼的一句话，不敢抛弃天下后来的后生；足下的一句话，却把天下人当作没有君子。这就是所谓极不可以。士人不信奉释、老、不雕琢文章，就好比做官而不收受财物，只是因为道理本来应当如此，不足以凭此自夸为贤。近来我长久被小病所困，精神不振。不再多说。原编者评论：朱弁说：如今在石守道的《徂徕集》中还可以看到他答复的书信，大略是用散漫的言辞为自己辩解。欧阳修的答信确实击中了他的毛病。石守道的字迹如今世上已经看不到了，既然曾经刻在金石上，就一定不是草率写成的。单看他的答信，就可以想见他倔强不服，故意设置高论，用文辞掩饰过错、拒绝他人的神态。称他为推官，大概是因为当时在南京；推算他的年纪还很轻，不知道后来是否稍有悔改。然而欧阳修为他撰写墓志，又作《读徂徕集》二首诗，大力称道他的长处，也足以看出欧阳修对待他人并不求全责备。答宋咸书 欧阳修顿首敬告：州里有人来，承蒙您惠赐书信以及补注《周易》，实在很好。世上没有孔子已经很久了，六经的旨意失去了传承。其中有些地方无法考正，如果不是孔子再次出现，就没有办法得到它的真实意义。传授经学的人学问广博，又在残篇朽简之中劳心费神，试图探求千年来失传的错误。茫茫然向前望去，圣人已经远去而无法看见；幽深地回头看，后世来者无穷无尽。想要替尚未觉悟的人解决艰深难懂的疑惑，这真可以说是劳苦多而功效少了。然而经书不是一代人的著作，它的传抄错误也不是一天造成的；对它加以刊正、补缀，也不是一个人能够完成的。假使求学者各自充分发挥所见，由明达的人加以选择，十条中取一条，百条中取十条，虽然还不能使六经完全没有错误，却也会像日月一样明白显著。汇集众人的长处来补缀整理，大概可以不至于犯大错，从而等待圣人再次出现。那么求学者对于经书，难道可以停止吗？足下对于经书用功勤勉，凡是其中的缺失，没有不想加以订正的。您所刊正、补缀的地方很多，那么所得也已经很多了。我学习迟钝，虽然有所明白，却没有坚强的力量来帮助自己，恐怕终究不能稍稍提出自己的见解，以补益六经万分之一、得到足下所作的成果，因此尤其恳切而不能忘怀。原编者评论：六经如同太阳，太阳有时在中午被云遮住，夜晚沉入地下，却不能说天地之间有片刻没有太阳。经书即使遭到焚烧、禁毁，解释错误、语言讹误，也不能说人心中有一时没有经。以自己的心意揣度圣人的志向，才算真正得到它。尧舜同人本来没有不同；即使圣人离世久远、言语湮没，如果确实有人能够得到与天地相同、同万物相合的人心，自然会同数千年以上失传的遗旨相合。所以学士大夫如果能够亲身实践，讲明并深入研究经义，凡有所著述，都足以等待百世之后的圣人来裁定。至于结党同声、嫉妒异见，偏执地守着一家之言，任意以自己的心意为师，喜欢著述井蛙般的见解，那么即使六经完整存在，圣人的微言奥义每天都诵读在口中，也不能进入心里。何况那些不过出自汉儒补苴罅漏、宋儒张扬幽深玄妙的解释，根本不是周公、孔子的完整经文，又有什么可相互比较的呢？答刁景纯学士书

译欧阳修顿首启：近来我刚离开乾德，便住在南阳，才见到谢舍人。得知丈丈内翰的不幸讣告，听到这个消息惊愕悲痛，不能自已。丈丈的地位声望都很高，但一生也曾遭遇坎坷，近几年才走上顺利的道路，担任重要繁剧的职务，距离得到大用也只有一步之遥罢了。难道富贵不是凭人力可以强求，而上天赋予人的分量有限吗？上天赋予人的一切，又是根据什么来限定分量的呢？过去的事已经无法追问，只能痛惜哀悼罢了。我从束发开始求学，起初没有一个人知道我；等我第一次登门拜见您，便承蒙怜爱奖掖，开始启发诱导我勤奋求学，始终不懈，直到我的学业粗略有所成就才停止。后来我虽然又同各位公卿交游，得以列入士人之中，即使有知遇我的人，也没有谁能超过您。然而我自己也想过，不愿效法世俗子弟，一旦被人顾念自己，就不以至公之心相待，反而奔走门下、缩肩谄笑，严重的甚至献上谗谀，充当使令，用卑屈亲昵来取得亲近，名义上说是“报答恩德”。这不仅是自私，实在也是用不厚道的态度对待知己。因此我害怕这样，只希望稍稍勉励自己的名节，使自己不至于默默无闻，借此不辜负知遇我的人。我的愚拙而真诚的操守就是这样。然而即使是胥公，也未必能体谅我的这片心意。自从前一年在夷陵获罪以来，我奔波万里，处境日益困穷，行迹日益疏远，来不及再次听到您的教诲之声，便已经被阴阳两界隔开了。唉！世俗的态度，我既不愿采取；自己愚拙而真诚地坚守的志向，又未能完全实现，只能望着您的门第长声痛哭，想在灵柩前行一拜祭奠，却又连这件事也没能做到，遗憾哪里说得尽呢？只能惋惜您不能长寿、没有得到大用，于是同道路上的人一样叹息罢了。听说您将归葬广陵，于是打算在京师居住；议论的人多说不便利，但听说您临终的遗命如此，一定有您的道理。如果必须等春水涨时顺汴水而下，我在年末或初春当经过京师，还可以拜见您一次，以尽我区区的心意。我的身份卑贱，力量微薄，在这种时候本来应当有所贡献，却一点帮助也没有，惭愧，惭愧。不再多说。原编者评论：欧阳修二十二岁时，在汉阳拜见学士胥偃，胥偃非常惊异他的才华，把他留在门下，答应把女儿嫁给他，并带他一同到京师。过了两年，欧阳修考中甲科；第二年才亲自迎娶胥氏；又过了两年，胥氏去世。景祐三年，欧阳修三十岁，被削去职务，任峡州夷陵县令；第二年改任乾德县令；又过一年，到宝元二年，恢复原官，权任成德军节度判官厅公事，于是从乾德奉母亲在南阳等待补缺，听到胥偃去世的消息，写下这封信给所知的刁景纯。与乐秀才第一书

译某谨向白秀才乐君足下致意：昨天乘船往来时，承蒙您屡次前来拜访，又蒙您把一册自己的作品先送给我。您的书启写得宛然有礼，如同后辈拜见前辈的仪节。我今年刚三十岁，不再参加乡试、走进士之途，到如今才七年；做官也只做到一个县令，又成了有罪之人。我的德行、爵位、年龄这三方面，都不足以当得起足下所期待的礼遇，这就是我惭愧的原因。自冬入春以来，阴雨泄泻不断；夷陵水土之气又屡屡使我发病，加上事务繁多，因此久未回信。听说古人求学，讲求得深，信守得笃；内心充实之后，发之于外的文章才会广大而光明。譬如金玉的光彩，不是靠磨琢修饰、染色洗濯造成的，而是由于它的质地坚实，光辉自然发出。《易》大畜卦说：刚健笃实，辉光日新。这是说，内在积蓄充实，然后发为光辉，日益新鲜而不穷竭。所以卦辞又说：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这正是这个意思。古人的学问并非只有一家，他们所遵循的道虽然相同，语言文章却从来不相似。孔子作《易》传，周公作《书》，奚斯作《颂》，文辞都不相同，却各自把自己的作品作为经典。子游、子夏、子张和颜回同出一位老师，但他们为人各不相同，都是顺着自己的天性而达到道的。如今的学者有的却不是这样，不致力于深入讲求、笃诚信守，只是徒然雕琢辞藻使它华美，夸张言辞使它宏大。勉强这样做，就用力艰难；用力艰难，就有所限度；有所限度，就容易枯竭。他们写文章又不以古人为法，就必定曲折变幻，迎合时俗所爱，很少能自立。这是因为他们内在的积蓄不足，却没有人知道自己所守持的是什么。我私下读到足下的作品，感到您的志向高峻而壮盛，才力也有余，譬如良骏之马，本来已有优良资质；若让它驾大辂，由王良驾驭，配着和銮之声行走在大道上，并不困难。要充实内在，必须讲求得深；达到深处，才能知道如何自守，能够这样就好了。您的言语一出口便都文采修饰；即使在当时遭人厌恶，弃身于此地，不敢把自己列入世人之中，人人都共同抛弃您，而足下却以贤明方正来礼待我。虽不敢承当，因此把心中所怀全部写出作为答报，以消除自己的惭愧。某顿首。原编者评：天在山中，就是大畜卦。孔颖达《正义》说，实际上没有“天在山中”这种形象，只是假设这样的义理。然而孔子说：“象，就是取其形似。”如果只是空话、没有实际形象的名称，哪里会有“象”呢？抬头观看天空，不过是苍苍一片罢了。驾着飞龙到达苍苍天空所在之处，那上面的苍苍仍然如此，那么“苍苍”便不能用来说明天的实质。只有风雨云雷之类是天所降下的，顺着它们追究降下的方向，说天在那里，是可以的。山这种东西能够出云而形成风雨，那么天在山中就一定是事实，难道能说“实际上没有这种象”吗？天没有什么比它更大，而山却能把它包含其中；上下贯通千万年，纵横延展数万里，人的心都能认识它。过去有人问“芥子纳须弥”的意义，有人回答说，心大约只有椰子那么大，却能读万卷书，这就是“天在山中”的象。文王说：“不家食吉。”大概君子出来做官，是为了实行自己的义。要实行义，必须先积聚义。万事万物无不包含义，确实把它们全都积聚起来，然后才能实行义。能够实行义，就可以同他一起治理天下国家。所以说“不家食吉”。如果在这里还没有大畜的积蓄，却去享用君王的俸禄，那就是诗人所讥刺的“硕鼠”吃禾苗。行为固然如此，言语为什么不能如此呢？行为可以治理一时，言语可以教化万世，二者是一样的。孔子说：“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积蓄他的德行，那么或出仕、或退处，或沉默、或发言，没有什么不可以。如果在这里还没有大畜的积蓄，却勉强写作文章，就是《曲礼》所说的“鹦鹉能言，不离飞鸟”。孔子说，道不远离人。谈中庸的人说，顺应人的本性就是道；又说，可以离开的就不是道。《春秋》这部书，对于成全隐公的谦让而不纠正它的传文说：“《春秋》相信道，不相信邪说。”这是说隐公未能践行道；齐侯迁移卫国，记载筑城于楚丘，是赞许他的仁，却不赞许他擅自分封。

译传文说：“仁不能胜过道。” 凡是这里所说的道，都是圣人的道；把它践行于自身、施行于事务之中，就可以得到它，难道会像妄诞之人所说的那样吗？尧、舜、禹的典籍都说“若稽古”。傅说说：“做事不以古人为师，不是我傅说所听闻的。”仲尼说：“我是喜好古道，并且勤奋地求取它的人。”凡是这里所说的古，所涉及的就是君臣上下、礼乐刑法等事情，难道会像妄诞之人所说的那样吗？这就是君子所学习的。所谓舍近取远，孔子生在周代，距离尧舜已经很远了，难道还能比今天距离尧舜更远吗？孔子删定《书》，从《尧典》开始，而不谈它以前的事；他说到自己的学问，只说“祖述尧舜”。像孔子这样圣明而勤勉的人，尚且不谈尧舜以前的事，难道是不能谈吗？大概是因为年代太远而难以彰明，不能使后世信服。如今生在孔子之后更远的时代，反而想探求尧舜以前的事，正是世人所说的只追求高深言论而缺少事实。唐虞之道是百王的首要法则，仲尼感叹说：“广大无边啊！”这是说它高深宏大而无法命名。等到《尧典》《舜典》叙述它时，光明显著，使后世尊崇仰望而不能企及，庄严得如同天然生成；那么《书》的言语难道不高明吗？然而其中所说的事情，不过是亲爱九族，使百姓安定，忧虑水患，询问群臣谁可以任用并把女儿嫁给舜，以及祭祀山川、接见诸侯、整齐法度、谨慎权衡，使臣下诛杀或流放四名罪人而已。孔子以后，只有孟轲最懂得道；然而他所说的不过是教人种植桑麻、蓄养鸡豚，把养生送死作为王道的根本。《尧典》《舜典》的文章难道不是文章吗？孟轲所说的道难道不是道吗？但他们所说的事情，正是世人最容易知道、最接近生活的事情，不过是切合事实罢了。如今的学者不从根本上深入研究这些，反而喜欢妄诞之人的言论，追想混沌的古初，把无形之物当作最高的道；他们不顾高下远近，认为贤者能够做到，愚者也可以努力达到，没有过与不及，而共同归于大中之道，所以才能贯通万世，实行而不改变。如今却认为这些不足为道，专门把高远之说当作优胜，以扩张妄诞者无用的学说，这不是求学者应该尽心做的事。应该稍微降低高远的姿态，使遥远的道理接近现实，达到中道，这样或许就能有所成就。我所议论的这些，都是陈旧的话；像足下这样见闻广博的人，本不必由我来讲给您听。但我之所以这样说，本来是想降低足下高远的志趣，使它俯身接近现实，哪里敢专门说奇异的话来抬高自己呢？希望足下稍加思考。原编者评：唐虞三代之间的事情，凡不见于六经和四子论说中的，都不值得相信。相信它们，内心就像镜子上有污垢；用这样的心来照察万事，到了有污垢的地方，必定不能明察。这就是孟子所说的：“从心里产生的，会损害他的政事；从政事上表现出来的，会损害他的事业。”编修这部书，不只是从事文字工作的人应该熟读深思。与《帝王世次图序》参照阅读，就更加明白了。卷二十四。庐陵欧阳修文三序。《帝王世次图序》。尧、舜、禹、汤、文王、武王，这六位君子，可以说都是显赫的人物了。但后世仍然失去了他们的传承，难道不是因为年代久远吗？所以君子求学，不把穷究遥远的古事当作本领；对于自己不知道的事情应当存缺，谨慎选择所传之说，以免迷惑世人。当孔子在世时，周朝衰落，学术废弛，先王之道不明，异端学说同时兴起。孔子忧虑这种情况，于是修订《诗》《书》和《史记》，以制止纷乱的学说，并希望传下去的内容可信。因此，他对遥远的事情从略，对近世的事情详述；《书》从唐虞以来写起，只记载那些可以作为世人法则的大事而已。至于三皇五帝以及君臣世系，都没有谈过，因为年代太远，对不知道的事情必须谨慎。孔子死后，异端学说再次兴盛，周室也更加衰败混乱，延续到战国；秦国于是焚烧书籍，先王之道中断。汉朝兴起很久以后，《诗》《书》才逐渐出现，却并不完整。正在王道中断之际，奇书异说充斥并盛行，它们的言论往往反过来假托孔门弟子，以取得当时人的信任。学者既不能完整看到《诗》《书》的详细内容，又习惯于流传盛行的异说，世上没有圣人作为判断标准，自己也不知道应当取舍真伪。甚至有博学而好奇的人，把听闻广博当作优胜，于是把各种说法全都搜集起来，排列论述，起初毫无选择，只怕遗漏。司马迁的《史记》就是这样。孔子的学问向上追述前代，只到尧舜为止，记载大略而不谈更早的事情。司马迁远在孔子之后，却向上追述黄帝以来的历史，又详细说明世系；他不自量力而一味求胜，难怪错误很多。司马迁所作的本纪，出自《大戴礼》《世本》等书。如今依照他的说法绘图考察，尧、舜、夏、商、周都同出于黄帝。尧去世时，下传给他的四世孙舜；舜去世时，又上承他的四世祖禹，而且舜、禹都活了一百岁。稷、契在高辛氏那里是儿子，原来是同父异母的兄弟。如今按这种世系推算，汤和王季处于同一代。汤向下传十六代成为纣，王季向下传一代成为文王，再传二代成为武王。这样，文王作为十五世祖却臣事十五世孙纣，武王作为十四世祖却讨伐十四世孙并取而代之；王道的世系怎么会荒谬到这种地步呢！唉！尧、舜、禹、汤、文、武的道，是历代君王取法的准则。他们的盛德大业表现在实际行动中，后世想知道的事情，孔子都已经论述记载了。那些年代久远、难以考明的事情，后世不必知道；不知道也不妨碍成为君子，孔子都不谈它们。孔子之所以成为圣人，就是因为他的智慧能够像这样知道什么应当取、什么应当舍。原编者评：王志坚说，《困学纪闻》《考古编》认为，欧阳公论述二帝三王世系的错乱，起端在杜佑《通典》；按照《释例》，世族谱已经有这种疑问，那么起端应当是杜预。《后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