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五

译润之李锜盗窃货财，聚集党徒图谋反叛，至今已有十年。现在天子即位三年，大力建立制度，于是李锜又害怕又振作，最终将要施行他的恶行。他看部中的良吏不肯为自己所用，便诬陷他们，把睦州刺史李清臣赶走，因此获罪。天子派御史审问，御史驻在睦州，从城门到厅堂都由李锜的私兵防卫，天子的卫士连挥手辞让的余地都没有，终于获得了所谓完备的口供，李锜便起兵，而朝廷大臣仍然采用他所写的文书来斥责睦州。南海上奏之后，李锜率领一百名党徒在楚、越郊外拦截，双方交战，李锜败走；于是睦州得以保全，但成为左官的官吏没有几个，李锜被擒，在社坛墙外斩首。议论的人说应当恢复睦州的职位，以说明他受到的诬陷；直到大赦之后，才开始把我调往永州。永州距长安还有四千里，睦州从未为自己申辩。吴武陵是刚强健壮的士人，心中不能忍受，于是奋发抒发他的真诚，声音铿锵地写成诗，写完之后内心才满足。我本来就知道睦州的道义，长久含忍藏匿而没有发出；又早已听到吴武陵先发的声音，内心受到激发，像钟鼓被敲击一样，不知不觉声音便发了出来，于是把这些诗系在一起，又加上这篇序。原编者评论：李锜蓄谋反叛十年，唐朝君臣不能洞察先机，反而替李锜驱逐不附从他的人，这个人就是睦州刺史李清臣。李锜已经起兵反叛，朝廷仍然采用反贼所写的狱辞来治罪李清臣。今天看来，简直成了笑话，也不免怀疑史书的记载并不真实。不知道事情是逐渐积累形成的，当时有许多忽略之处来不及觉察。李锜在德宗时专门从事刻剥百姓，以此作为进奉。宪宗平定蜀地后，李锜心中不安，于是反叛。他平日用来蛊惑欺骗朝廷的事情，难道只有李清臣这一件吗？审问李清臣的御史身在李锜的势力范围内，不能挥手出气；如果顺从李锜，朝廷就认为是对的；如果为李清臣申直，灾祸转瞬即至。他们懈怠拖沓，在不知不觉间已经被反贼利用。贼人反叛以后，宪宗哪里肯亲自考察平日所下诏书和所办事情是否正确？公卿大臣哪里肯感奋，只去做与自身和家族有益的事，哪里肯为已经定下的狱辞平反？有关官署奉行旧例，又在不知不觉中使朝廷仍然替反贼行事。李锜被贬之后，才有不依附贼人的李清臣。那时向上问，上面不知道；向下问，下面也不知道；可是四方百姓却没有不知道的，无不为此悲悼叹息。盗贼奸宄却没有不知道的，无不为此欣喜庆幸。难道不可畏惧吗？唉！君主不过一人之身，但四海九州中一切想求取利益和名声的人，无不来蛊惑欺骗他。这就是古代先哲君王所以内心忧惧危险，仿佛踩着虎尾、走过春天薄冰的原因。《送南涪州量移澧州序》越国有纳官的法令，用来战胜强敌；汉朝有羽林军的制度，用来威服四方夷族。国家尊宠先中丞公，功烈超过古人，所以您还未成年时，品秩就常列第四等，即使这样还说同古人相比仍然薄待。汉代北地都尉卬因为不能胜任而被匈奴所食，他的儿子单被封侯于瓶；济北相韩千秋凭一个普通人的诚信，奋勇攻击南越，他的儿子延年被封侯于成安。您的土地封赏，尚且还被有关官署扣压。您起初由施州调任涪州，扼守蜀道的强寇，白天不放下兵刃，夜晚不脱下铠甲，说：‘我确实继承了忠烈，已经准备以死等待敌人。’敌人也说：‘他确实忠烈，竭尽力量、舍命作战，不可侵犯。’然而负责裁削文书的官吏，却因用簿书考核军功得失而受到谴责。您在这个郡任职总共两年，朝廷建立根本制度，天下都庆幸受到恩泽洗濯，万物得以生长。何况涪州家声显赫，志向远大，更应当受到显著的宠遇。从汉地向南，各州中美好的有十之七八，没有比得上澧州的。治理澧州的官员，没有超过长史的。凭此升进品秩，人们还说：‘将来还会有后续的任命。’永州有很多被贬官吏，而君侯仁惠和顺、温厚善良，所以这里的欢乐不同于其他地区。优厚的诏书已经到达，而您正好在文辞方面有成就，您此行独自如同旧日，因此凡是羡慕赞美的话都更加倍增。〔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人〕 唉！凭您承受的厚重恩遇和恭敬严肃的美德，四方寻求忠诚事迹、正义节烈的人，都将以您为观察对象。凡是君子的志向，都希望它宽裕从容而更加坚定，愤懑难言却始终不忘，以此增入太史世家的史籍。若能把这个作为赠礼，那么双手捧着的璧玉和大鼎，又怎么能说它们贵重呢？原编者评论：南涪州是南霁云的儿子。霁云的忠烈贯通日月，儿子又继承了他的志节。他冒着箭矢砾石，踏着锋利的刀刃也不后悔。然而那些身居禄位的鄙陋之人、执掌文书的奸猾小吏，却拿他的短处和长处做文章，搜寻他的瑕疵污点。朝廷竟据此施行惩罚，直到大赦才得以酌情调任。他与罪人一同受到新恩，这是柳宗元感到最痛心的地方。文章虽然是为他道贺，实际上却悲咽得几乎发不出声音。最后又勉励他至死不改、忠于君主、孝敬父母。难道这不是正直诚信、见闻广博的益友吗？《送徐从事北游序》

译读《诗经》《礼记》《春秋》，却不能用言语说明其中的道理。他的仪表充实端正，可是声名却没有流传于世。难道是因为天下广大、儒者众多而造成的吗？还是他把自己的学说隐藏起来，忌讳谈论自己的学问，不让世人听到并传扬他的名声呢？或者是因为他居住在偏远地方、做官也在偏远地方，没有同交通便利的大都市中的豪杰较量才艺，所以才这样呢？不然，难道是没有显达的人替他倡导，使他的声名得到振扬吗？如今这个时代并不是儒者众多，可以据此观察先生；也不是他有意隐藏、忌讳自己的学说和学问。那么，剩下的两种情况，我就可以替他作出判断了。先生向北游历，一定会到交通便利的大都市。大都市中一定有显达的人。这样，他的声名果然会传遍天下吗？如果声名传扬出去，一定能够取得职位。取得职位后，把《诗经》《礼记》《春秋》的道理施用于政事、落实到万物上，想着不要辜负孔子的著述和教诲。能够这样，然后才可以称为儒者。难道儒者只可以凭会说、会读来称许吗？原编者评论：孔子去世后，精微的言论便断绝了；七十弟子亡故后，大义就发生了偏差；老子、庄子、杨朱、墨子、管仲、商鞅、申不害、韩非、田骈、慎到等诸子百家的学说纵横交错、混杂纷乱，于是六经之道一天比一天晦暗，邪说泛滥，人心日益走向禽兽的道路。于是李斯把它们全部搜集起来焚毁，想使百姓愚昧。汉朝兴起后，六经才开始重新萌芽；诸儒大力搜集补缀，千百之中只能保存十分之一。章明诸帝于是搜求遗书，设置学官和博士，天下才开始知道尊崇圣人经典。末世衰败，晋、魏昏暗蒙昧；唐朝才又修治汉代典籍，编辑笺注，撰作正义，牢牢遵守汉儒的训诂，不敢突破它的藩篱。韩愈、柳宗元知道其中的义理尚未穷尽，却又像要渡过大水而没有桥梁。因此韩愈有《师说》，柳宗元有《师箴》，无不为不能以圣人为归依而叹息。宋代濂、洛、关、闽诸先生出现，才开始解开汉唐学术的束缚，窥见周公、孔子的深奥道理。他们成文数万，旨意数千，阐明义理，昭示后学，直到今天我们仍依赖这些成果。虽然如此，义理是万古不变的；至于考察天时、地利、官制、器物等问题的简册，却有残缺错乱；考察训诂，又有传闻不同的说法。今人不能见到古人向他们当面询问，不能凭臆测妄下判断、自以为是。荆棘污秽堵塞道路而不清除，便无法通行四通八达的大道，也实在令人感慨。帝王治理天下，如果不以六经来选取士人，那么，那些从事于功名场中的士人，为什么会不买下空匣子而把珍珠还回去呢？况且如果把六经看作无用之物而轻视它，沿袭这种做法久了，就会使朝廷之上没有一个通晓经典的官员；官员既然不通晓经典，想使通晓经典的士人得到进用就困难了。通晓经典的人反而被罢黜，那么下面的人一定会忌讳通晓经典；再沿袭下去，学校之中将没有一个通晓经典的士人，而官员只凭句法、字法、文气、文势各自的爱好，把这些作为决定士子进退的标准。凭这种标准取得礼部考试的名次，升入朝廷，让天子和他共同治理天下，奠定万世太平的宏伟基业，唉，这也就困难了。六经之道果真这样容易吗？柳宗元说：儒者难道只凭会说、会读就可以称为儒者吗？我为此三次叹息，何况还有连说读都未曾做到，却号称儒者的人呢。《送娄图南秀才游淮南将入道序》我还未成年时，求取进士，听到娄君的名字已经很熟悉了。他所作的歌诗在京城传诵，通晓多种经书和群书；当时写文章，像崔比部、于卫尉都共同称赞他的文章，众人都说：“他是纳言的曾孙，又有这样的才华。”大家都推让他为首先登第的人。十多年后，我从尚书郎贬谪来到零陵，见到娄君仍是白身，居住没有房屋，出门没有童仆驾车侍奉，我深感惊异，询问他原因。他说：如今求取科名的人，结交权贵、依靠亲戚，关系一旦相合，就像插上羽翼，兴风作浪，顺利得绰绰有余；这些我都没有。否则就饱食美饮，驾乘坚固良好的车马，以此在朋友同党中取乐，彼此交换资助、互相成就名声；有不答应的人，就凭气势排斥他；这些我也没有。再不然就凭着力气，善于登门请托，早晚在普通人面前卑躬屈节，奔走于高门，求取显贵的车马，强作笑容、说虚假话，卑微猥琐而又轻佻偷巧，用一时的容态来推销自己的才艺；这些我也没有。我自己估量，终究不能忍受这些劳苦，所以舍弃科举而出游，渡过湖泊江河，出豫章，到南海，又从桂地顺流而下。我年轻时喜爱道士的言论，服食药物以求长寿，还没有穷尽其中的道术，所以一边出行一边寻求它。我听了更加疑惑：从前我所见到的进士，并不一定像娄君所说的这样，也没有娄君这样的文学才华，更没有纳言那样的大德作为祖先，也没有比部、卫尉那样的知己替他传播声名，却有一百几十人。如今娄君并不是才学不足，只是他不喜欢这种道路而逃避罢了。因此我请他为我留居三年；后来他又说：“我内心所追求的还没有实现，现在我要出发了。”我既对他逃避名场感到惊异，又感念他长久留在我这里，所以替他写下这篇文章。君子出仕，是为了推行道义；退处，是为了独善其身。如今天下安定，君主屡次下诏求士，娄君的才智足以担任职务、处理政事，文章足以传播风俗、歌颂功德，流行于世，一定会有认同其道的人进荐他。现在却匆忙做隐士，我认为不合时宜。如果说他是“年老而退职休息”，那么他还很年轻而且锐气正盛；如果说他是“身体羸弱而自我调养”，那么他又十分强健勇武。询问他退处的原因，竟都没有合适的名义。如果只是把谋求长寿作为道术，那又不是我所说的道。人的形体寄寓在土地之间，并不是我所能私自占有的；有幸能喜爱追求尧、舜、孔子的志向，只怕不能得到；有幸遇到能够实行尧、舜、孔子之道的机会，只怕做得不够。如果这样而能长寿，当然可以；追求而得到，实行而心安，即使早夭，又有谁会悲痛呢？如今如果把呼吸吐纳当作食物，把咀嚼药物当作精神，把无所事事当作闲适，把不死当作生存，那么深山中的木石、大泽里的龟蛇都能长老而长久存在，这对于道又有什么意义呢？我曾经学习儒道，却不能坚持守持，因而陷入今天这种境地；出仕便困穷，退处又乖违。看来我确实不适合谈论道义了。因为先生受到我的私爱，而我又格外惋惜他的离去，所以私下说出这些话并写下来，秘密地交给他。原编者评论：描绘科举中不肖秀才的情态，形状就像夏禹铸鼎一样具体；揭示追求长生者的愚昧，如同扁鹊替人剖开发蒙的眼睛。《送崔子符罢举诗序》

译世上有人批评进士科，想改用孝悌、经术、兵、农来取士，说：“这样或许能使风俗敦厚，而国家也可以得到治理吧？”柳宗元说：不对。因为当今世人崇尚进士科，所以天下各家凡是推举自己的优秀子弟，公卿大夫的有名子弟、国家的优秀人才，都一并归入进士科。况且即使改换科目，难道就能因此得到奇异的人才吗？不能。所崇尚的是什么，人们就会转而追随什么。崇尚孝悌，孝悌仍然是这些人；崇尚经术，经术仍然是这些人；即使崇尚兵、农，也都一样。有人问：那么应该怎么办？回答说：考察他的言辞，观察他的行为，考察他的才智；认为能够教化他人、惠及万物的，就提高他的等级；文辞胜过实质、行为没有可观之处、才智没有可考察之处的，就降低他的等级。这样风俗自然会敦厚，国家自然会得到治理，不必等待更改科目。如今有博陵人崔策，字子符，年轻时读经书、写文章，以孝悌和治道为根本，宽容而且善于明辨。正值刚强之年而已经懂得以柔和处事，参加选拔任官，六次都没有成功。他家中有冤屈牵连的人，伏在宫阙之下，数月不能解决。他将要很晚才能做官，又怜惜年幼的孤儿，往返奔走，不怕路程万里，连续两年没有参加选调。世人都说：这是仁厚友爱的人。像这样的人，难道还不应提高他的等级吗？即使把科目更改一百次，难道就能使风俗敦厚、国家得到治理吗？如今天下已经治理，民风已经敦厚，想使这种局面延续无穷，关键只在于慎重对待这件事罢了。朝廷尚未命令主管官署这样做；一旦命令下来，果真能够得到有道之士，那么就应当采用这套办法来任用崔子，又何必担心晚呢？我的才智不足，却只会写文章，所以起初因文章被看中，最终又因文章而被废弃。我居处草野已经八年，同道切磋的益处、磨砺学业的功夫，都只是耳中听闻而内心荒疏。崔子幸而来到这里亲近我，我读他的书，听他说话，唤起我当初的志向，仿佛从昏睡中醒来，又像从醉梦中清醒而开始询问。还没来得及把这些道理全部告诉他，他就告诉我将要出行；我害怕他感叹时光流逝，却没有在内心获得真正的所得。于是我拿酒为他饯行，作诗赠给他，并歌唱起来。在座的人跟着唱和，唱和之后又写下这篇序。原编者评论：科目不必等待改易，苏轼的《贡举议》对此说得极其详尽，是千秋不易的确论，应当取来一同阅读。〔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岁〕 因此，谋放弃进士科而到远方任从事，起初我对此感到疑惑，如今却认为他是对的。我们分别九年后在这里相会，看他的容貌更加伟岸，问他的学业更加纯熟，叩问他的志向也更加坚定。唉！我们柳氏宗族衰落已经很久了，有见识的人说：如今这个时代还稍微有些像样的人，像谋这样进退出处的人，难道不就是所谓的君子吗？有人问管仲是什么样的人，孔子说：“是个人。”谋虽然没有达到管仲那样的成就，但他的道义没有违背，也可以得到这个称誉。又听说圣人的道理，学习它就一定能够达到；谋的学业已经很好，却还不断增加；志向已经专一，却仍然好像感到不足。孔子门下不称道管仲、晏婴，那么谋的为人，哪里能够估量呢？我因不明智而触犯罪过，被摈弃在越、楚之间六年，修筑屋舍、覆盖茅草，在湘江以西经营园圃，挖池可以捕鱼，种黍可以酿酒，甘愿终身做永州百姓。又恨自己白白耗费俸禄粮食而没有报答国家，对下愧对农夫，对上惭愧于王官。追念计算从前的过错，日夜反复思量，没有一顿饭能吃得心安，没有一刻心情能够平静。像这样，难道不是因为年轻时喜爱名誉，贪图口腹滋味却反而中了毒，才到了这种地步吗？因此我更加认为谋放弃进士科而做从事是贤明的：这样可以使家用充足，始终奉行孝悌。如今即使羡慕他，又哪里还能做得到呢？谋在南方有美好的声誉，他所做的事每天都为人们所听闻。我担心谋一旦不幸，又做出将来使我后悔的事情，到那时想制止他却已经来不及了，那可怎么办呢？然而谋为人诚信厚重，少言寡语，蓄积自己的志向，以求周全地处理事务。即使走我的道路，也不会遭到我的祸患吧？这样一来，谋还有什么可后悔的呢？如果能够这样，即使达到大富大贵，又有什么可忧惧的呢？振兴我们柳氏宗族的人，大概就要指望你了。原编者评论：君子的道，有时出仕，有时退处；有时沉默，有时言说，只在于审察是否合乎义理。既然已经出仕，就应当东西南北任凭君主驱使，哪里还要选择呢？柳宗元认为从弟谋出仕而后悔，都没有什么道理。唯独喜爱他所说的“恨自己白白耗费俸禄粮食而没有报答国家，对下愧对农夫，对上惭愧于王官”。追念从前的过错，日夜反复思量，没有一顿饭能吃得心安，没有一刻心情能够平静。这几句话很有古代君子的风范。宗元被排斥在偏远地区十四年，却能够不鄙视当地百姓，保全他们、惠及他们、教导他们，恩泽十分深厚；而他内心又能如此自责，这是很难做到的。他这篇文章是推演马援记述其弟马少游言论的意思写成的，气韵情味也很相似。《送氵解序》

译人们都说我们柳氏宗族应当兴盛，一定是积有德行吧？高宗时，宗族中同时居于尚书省的有二十二人，遭逢武氏，因此衰败损耗。武氏败亡后，宗族仍不能复兴。担任尚书省属官的人，往往隔十几年才有一个。永贞年间，我和族兄柳登一同任礼部属官；我被贬后，季父公绰又改任刑部郎，宗族人才于是更加密集。再看宗族中有文才雅望的人，光彩显著的有十几人。仁义本来就是我们宗族的传统，或许又要复兴了吧？自从我成为罪人居住在南方以后，后来杰出的人才，我都没有见到。行走在路上，幸而经过我这里的人，只有澥。澥质朴厚重而不谄媚，敦厚朴实而有余裕，好像器物一样，器物一定要高大厚重，才可以有所承受；关键只在选择把什么放进去罢了。他的文章积蓄非常丰富，爱好和仰慕也十分端正，好像墙一样，墙一定要根基宽广，才能有所遮蔽；关键只在选择让什么从中显现罢了。他勤勉学习圣人的道，以孝悌来辅助，恢复从前的美德，我对澥就是这样期望的。希望你前往之后，见到各位宗人，替我致谢并勉励他们。不要像大山的山麓那样停在那里而不能上升；难道不应当像河流一样不停前进吗？我将离开你，终老在夷地了。原编者评论：器物一定要高大厚重，崇尚的是德行啊！墙一定要根基宽广，这就是修饰文辞而树立诚信。不要像山一样停滞，而要像河流一样前进，不让外物牵累心志。舍弃旧的，谋求新的，以此善待将来的人，那么进入圣人的境域也不难了。山停在那里而不能上升，是因为自高自大。自高自大的人，孔子说：“即使有周公那样的才华和美德，如果骄傲而且吝啬，其余也就不值得看了。” 《封建论》天地果真没有开端吗？我无法知道。人类果真有开端吗？我也无法知道。那么哪一种说法更接近事实？回答说：有开端的说法更接近事实。谁能说明这一点？从封建制度可以说明。封建制度经历古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却没有人能够废除它。这并不是他们不想废除，而是形势不允许。这样的形势产生于人类出现之初吗？如果没有开端，就不会有封建制度。封建制度并非圣人的本意。当初人类与万物一同产生，草木丛生，鹿猪成群，人不能凭力量搏击吞食，而且没有毛羽，不能自我供养、自我防卫。荀卿说过：“一定要借助外物来供自己使用。”既然要借助外物，就必然发生争夺；争夺不停止，就一定会归服于能够判断曲直的人，听从他的命令。那些聪明明察的人，所使人服从的必定很多。告诉人们什么是正直而他们不改，就一定要惩罚他们，然后他们才会畏惧。由此便产生了君长、刑法和政令。所以近处的人聚集成群，群体一分裂，争斗必然扩大；争斗扩大后就产生兵器。有德行而又势力强大的人，各群体的首领又去归服他、听从命令，以安定自己的部属，于是便有了诸侯的行列。这样，争斗又有更大的规模；德行更高大的人，各诸侯又去归服并听命，以安定自己的封地，于是便有了方伯、连帅一类的职位。这样，争斗又有更大的规模；德行更高大的人，方伯、连帅一类的人又去归服并听命，以安定他们的人民，然后天下才会汇聚归于统一。因此，有里胥之后才有县大夫，有县大夫之后才有诸侯，有诸侯之后才有方伯、连帅，有方伯、连帅之后才有天子。从天子到里胥，凡是德行留在人心中的人死去，都一定要寻找他的后代来奉养他。因此，封建制度并非圣人的本意，而是形势造成的。尧、舜、禹、汤的事迹距离我们太远了，到了周代才记载得十分详细。周拥有天下后，分割土地，像剖瓜一样分封，设置五等诸侯国；群臣诸侯像星罗棋布一样遍布天下四方，聚合时如车轮运转、车辐集中，入朝觐见、会盟朝会；分散时则成为守护封疆的臣子和捍卫国家的屏障。然而到夷王以后，礼制受到破坏，尊严受到损伤，周王竟下堂迎接朝觐者；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宣王。宣王有中兴复古的德行，也有雄健南征北伐的威势，最终却不能确定鲁侯的继承人。周王室逐渐衰落，到了幽王、厉王时，王室东迁，自己也降为诸侯。此后，有人询问九鼎轻重，有人射中周王的肩膀，有人攻打凡伯，有人杀死苌

译弘。天下背离乖乱，再没有把君主当作君主的心意。我认为周朝灭亡已经很久了，只是在公侯之上徒然保留一个空名罢了。难道不是诸侯势力过于强大、枝末大而不能摇动造成的祸患吗？于是把天下分割成十二部分，合并为七个国家，威权分散在陪臣所掌握的诸侯国中，周王国最终灭亡于后来建立封国的秦国。周朝衰败的根源，大概就在这里。秦拥有天下后，分割各地都会设置郡县，废除诸侯和卫国式的封建制度，设置郡守县令；凭借天下的雄伟形势，建都于六合的上游，控制四海，把天下运转掌握在手中，这就是它做得正确的地方。但没有几年天下就大乱了，这也是有原因的。秦急迫地役使万人，任意施行威刑，耗尽百姓的财物；那些背负锄头、木棒和被贬谪戍边的人，环视四周而联合起来，大声呼喊而结成群体。那时只有反叛的百姓，没有反叛的官吏；下层百姓怨恨，上层官吏畏惧，天下互相联合，杀死郡守、劫持县令，一同起兵。过错在于百姓怨恨，并不在于郡县制度失当。汉朝取得天下后，纠正秦朝的偏差，沿袭周代制度，分割天下而分封同姓宗室，封赏功臣。几年之间，奔波传命、扶伤救急都来不及；在平城受困，被流箭所伤，国家逐渐衰弱而无法挽救，连续三代都是如此。后来谋臣献上计策，才逐渐削弱诸侯、各自守土。然而封建制度开始时，郡县与封国各占一半；当时有反叛的封国，却没有反叛的郡县，秦制的优点也因此得以证明。继承汉朝而称帝的朝代，即使有一百代，也可以预知其制度。唐朝兴起，设置州县，建立刺史、县令等守宰，这正是适宜的制度。然而仍有凶悍奸猾之人不时兴起，残虐祸害各地；过错不在州，而在兵将。当时有反叛的将领，却没有反叛的州，州县的设置本来就不可改变。有人说：实行封建制度，诸侯一定会把土地看作私产，把百姓当作子民，顺应当地风俗，修治当地政务，施行教化比较容易。守宰只要存有这样的心思，调动他的品秩就行了，怎么能治理地方呢？我又反驳说，周朝的事迹已经可以清楚看见了。列侯骄傲自满，贪财好战，大体上使国家混乱的多，使国家得到治理的少；诸侯不得改变自己的政事，天子也不能改变诸侯之君。所谓把土地私有、把百姓当作子民的诸侯，百人中还没有一个真正做到；问题在制度，不在政务，周朝的事情就是这样。秦朝的事迹也完全可以看清。有治理百姓的制度，却不把权力交给郡县，这是秦朝的失误；有治理百姓的臣子，却不让守宰真正施政，也是秦朝的失误。郡县不能纠正制度，守宰不能实行治理，严酷刑罚、繁重劳役使万人侧目；问题在政务，而不在制度，秦朝的事情就是这样。汉朝兴起后，天子的政令在郡中实行，而不在封国实行；能够制约郡守县令，却不能制约诸侯王。诸侯王即使作乱，也不能随意改变；封国百姓即使受苦，也不能立即除去祸患。等到发生大逆不道的事情，才逮捕他们、迁徙他们，调动军队消灭他们罢了。在大逆不道的罪行尚未暴露以前，那些以奸诈牟利、搜刮财物、倚仗势力作威作福、极度残害百姓的人，朝廷对他们毫无办法。至于郡县，可以说是得到治理而且安定了。为什么这样说呢？汉朝能够从田叔那里了解到孟舒，从冯唐那里得到魏尚；听说黄霸明察审慎，看见汲黯简朴安静，可以任命他们，也可以恢复他们原来的职位，还可以安坐着把整顿一方的责任交给他们。有罪就可以罢黜，有才能就可以奖赏。早晨任命后发现不合道义，晚上就斥退；晚上任用后发现不守法，早晨就斥退。假使汉朝把所有城邑都封给诸侯王，即使他们作乱，也只能使百姓忧愁罢了。孟舒、魏尚的治理才能无法施展，黄霸、汲黯的教化也无法推行。朝廷明白责备并教导他们，他们接受任命而退去，实际上已经违背法度了；朝廷下令削夺封地，他们就结交同党、谋划合纵，联合同列，彼此怒目而视，勃然起兵。幸而没有起兵，也只能削去他们一半的封地；削去一半，百姓仍然困苦。哪里比得上把他们整个迁徙出去，以保全当地百姓呢？汉朝的事情就是这样。如今国家完全控制郡县，接连设置守宰，这种制度不可改变，是十分明确的。

译善于整治军队，谨慎选择守宰，天下就可以治理安定了。有人又说：夏、商、周、汉实行封建而国祚延长，秦实行郡县而国祚短促，这尤其不能算懂得治理国家。

译魏承继汉朝，仍然实行封爵封建；晋承继魏，也因循旧制而不改革，但魏、晋两姓相继衰亡，并没有听说因此延长国运。如今纠正旧制而改变它，已经延续了将近二百年，大业更加稳固，这与诸侯有什么关系呢？有人又认为，殷、周是圣王时代，却没有改变封建制度，当然不应当再议论。此说大错特错。殷、周没有改变制度，是不得已而为之。大概归附殷朝的诸侯有三千，汤借助他们来推翻夏朝，不能废弃封建；归附周朝的诸侯有八百，武王借助他们战胜殷朝，也不能更改制度。为了安定而顺从它，为了形成习俗而沿用它，是汤、武不得已的做法。不得已，并不是天下公义的最高原则，而是把力量私自留给自己，把防卫私自留给子孙。秦之所以改革封建，是因为它建立了使天下公有的制度。它的内心却是私心，是把天下的威势据为己有，是要使天下人全都像臣仆牲畜一样服从自己。然而使天下公有的开端，正是从秦开始的。治理天下的道理，不就是使人得到安定吗？让贤能的人居于上位，让不肖的人处于下位，然后才可以使天下安定。如今封建制度是世代相继地治理国家；世代相继而治理，居上位的人果真贤能吗？居下位的人果真不肖吗？那么人民的治乱，就无法预知。若想有利于国家、统一臣民的视听，又会设置世袭大夫和世代享用俸禄封邑的人，以至于封国边界内的一切都被他们控制。圣贤生在那个时代，也没有办法在天下建立功业，是封建制度造成的。难道这是圣人制定制度而使事情达到这种地步吗？我本来就说过：这不是圣人的本意，而是形势造成的。原编者评论：苏轼说：秦国刚刚统一天下时，丞相王绾等人说：“燕、齐、荆地处偏远，不设置诸侯王就无法镇守，请求封立皇子的诸侯国。”秦始皇把这个意见交给群臣讨论，群臣都认为这样便利。廷尉李斯说：“周文王、周武王所封的子弟和同姓诸侯很多，后来血缘关系逐渐疏远，彼此像仇敌一样攻击；诸侯互相诛伐，天子却不能禁止。如今海内依靠陛下的神威统一，都设置为郡县；皇子和功臣只需供给赋税、接受重赏，就已经足够容易控制了。天下没有异心，这就是安宁的办法；设置诸侯不便利。”秦始皇说：“天下共同苦于战争不止，就是因为有诸侯王。依靠祖先的功德，天下刚刚安定，又重新建立封国，这是在树立兵乱的根源，却希望它安宁止息，难道不困难吗？”廷尉的意见是对的。于是把天下分为三十六郡，每郡设置郡守、郡尉、郡监。苏轼说：圣人不能造就时代，却也不会错过时代。时代不是圣人能够创造的，圣人只能不失去时机。三代兴盛时，诸侯没有罪过，不能夺削他们的封地；只能因势而拥立他们为君。即使想废除诸侯、设置郡守，做得到吗？这就是所谓不能创造时代。周朝衰落时，诸侯互相吞并，齐、晋、秦、楚各有方圆一千多里的土地，形势足以封立诸侯、设置屏障。到了战国七国，都自称为王，行使天子的权力；但最终都不再分封诸侯、不再树立强大的世袭卿族，是因为以鲁国三桓、晋国六卿、齐国田氏为戒。世人害怕诸侯造成祸乱，已经很久了，并不只是李斯、秦始皇知道这一点。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分设郡县，安置守宰，这是治理上的必然，正如冬天穿皮衣、夏天穿葛衣，是时代所宜，并不是某个人凭私智独自看出的。所谓不失时机，但学士大夫多加以非难。汉高祖又想立六国后代为王，张良认为不可，世人却没有非难他。李斯的议论与张良有什么不同？世人只不过把成败当作是非罢了。高帝听了张良的话，吐出嘴里的食物，斥骂郦食其，已经知道诸侯不可重新建立了。然而最终还是封韩信、彭越、英布、卢绾为王，难道不也是高帝和张良共同参与的吗？所以柳宗元说：封建制度不是圣人的本意，而是形势造成的。从前论述封建制度的，有曹元首、陆机、刘颂，以及唐太宗时的魏徵、李百药、颜师古；后来还有刘秩、杜佑、柳宗元。柳宗元的论述出现后，诸家的论说便被压倒了。即使圣人再生，也不能改变它。因此我取用他的说法并加以发挥：凡是有血气的生命，必然会争夺；争夺必然为了利益；利益没有比封建制度更大的。封建制度是争夺的开端、祸乱的起点。自从有文字记载以来，臣子杀害君主，儿子杀害父亲，父子兄弟互相残杀，有哪一件不是由于承袭封爵、争夺王位造成的呢？自三代圣人用礼乐教化天下，刑罚几乎搁置不用，但最终仍不能消除篡位弑君的祸患。汉朝以来，君臣父子之间相互残害虐待的，都是诸侯王的子孙；其余不实行世袭的卿大夫，几乎从来没有这种事情。近世不再实行封建制度，这种祸患几乎断绝了，仁人君子难道忍心再次把它开启吗？所以我认为李斯、秦始皇的话和柳宗元的论述，应当成为万世的法则。卷十六 《河东柳宗元文六论记》《守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