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十四

译作为将领的方法，应当先修养心性。泰山崩塌在眼前，脸色不变；麋鹿突然出现在身旁，眼睛也不眨，然后才可以控制利害、等待敌人。凡是用兵，最重要的是合乎义；不合乎义，即使有利也不要行动。并不是一次行动本身就会造成祸害，而是日后将有无法措手应付的局面。凡是作战，在尚未交战时要蓄养财力，将要交战时要蓄养力量，交战以后要蓄养士气，已经取胜以后要蓄养军心。谨慎设置烽火和侦察哨，使耕作者无所顾虑，这是蓄养财力；丰厚犒赏，使士卒安闲自得，这是蓄养力量；取得小胜便更加急切，遭受小挫便更加激励，这是蓄养士气；用人时不完全满足他们想做的事，这是蓄养军心。因此士卒常常积蓄愤怒，怀抱欲望而不完全满足；愤怒不尽，就有剩余的勇气；欲望不尽，就有多余的贪求。所以即使兼并了天下，士卒也不会厌恶战争。这就是黄帝七十次作战而军队不疲敝的原因。不蓄养军心，即使一战取胜，军队也不能再使用。凡是将领，应当有智慧而且严厉；凡是士卒，应当使他们近于愚直。将领有智慧，敌人就无法测度；将领严厉，别人就不敢冒犯；所以士卒都把自己交给将领，听从命令。怎么能不让他们近于愚直呢？只有士卒质朴服从，之后才可以和他们一起赴死。凡是军队行动，要了解敌人的君主，了解敌人的将领，然后才可以在险境中行动。邓艾把士兵用绳子缒入地穴，如果不是刘禅庸弱无能，即使百万军队也可以坐着把他们捆缚起来。他确实是因为有所轻视才采取行动。因此古代贤能的将领，既能用军队试探敌人，又能用敌人的反应来试探自己，所以进退取舍可以作出决定。凡是主将的原则，懂得事理之后才可以举兵，懂得形势之后才可以进兵，懂得节制之后才可以用兵。懂得事理就不会屈服，懂得形势就不会沮丧，懂得节制就不会困窘。看见小利不行动，看见小患不躲避；小利小患不足以损辱我的本领，这样以后才可以承受大利大患。只有修养本领并且爱惜自己的人，才能天下无敌。因此一次忍耐可以抵挡百次勇猛，一次镇静可以制服百次躁动。兵力各有长短，敌我双方都是如此。有人问：‘如果知道我方的长处，就拿出来使用，敌人将不会同我较量；如果知道我方的短处，就遮掩起来放置不用，敌人却偏偏要和我较量，怎么办？’回答说：‘我方的短处，要公开显示出来，使敌人疑惑而退却；我方的长处，要暗中保存并培养，使敌人轻视而陷入其中。这就是运用长处和短处的方法。善于用兵的人，使敌人无所顾虑，又有所依恃。无所顾虑，就知道死也不值得吝惜；有所依恃，就知道不至于必败。拿一尺长的鞭子面对猛虎，便会奋力呼喊，握住鞭子攻击；’ 徒手遇到蜥蜴，却会变色后退。这是人的常情。懂得这个道理，就可以统率军队了。袒露上身，按着宝剑，即使乌获也不敢逼近；戴着头盔，穿着铠甲，抱着武器睡觉，即使小孩子弯弓也能把他杀死。所以善于用兵的人，要凭借外在形势来巩固自己。能够凭借形势巩固自己，力量就会有余。原编者评：《易》之《师卦》上六说：‘大君有命，开国承家，小人勿用。’朱子作《本义》，认为小人即使有功，也不可使他获得爵位和土地，只优厚地赏给金帛便可以了。后来又说：‘小人既然同样有功，就不能不给爵位土地；只是不要再让他参与谋议和筹划。’林希元认为，小人立了功，不得不一律赏给爵位和封邑；如果一律赏给爵位和封邑，又恐怕把恶行传播给众人，不如在出兵之初就不用他们为好。我圣祖仁皇帝认为林氏的说法深合卦意，曾说：‘君子即使面对一箪饭、一豆羹这样微小的东西，尚且一定勉励自己遵守舍生取义的节操，何况军旅之事是国家的大事，却只看利益所在，不以义为衡量，反而说诡诈和武力是兵事本来如此。’如果这样，那么出兵就应当专门使用小人了；周公为什么说‘小人勿用’？孔子为什么说‘必乱邦哉’？如今看苏洵说：‘凡是用兵，最重要的是合乎义；不合乎义，即使有利也不要行动。’这不仅是一次行动会造成祸害，而且日后将有无法措手应付的局面，确实与《师卦》上六的意思相合。义，是使利益和谐的根本。《易》说：‘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正因为义达到极致，才是真正利益的最大化；失去义，也就失去利益。这并不是只空谈其中的道理。等到陷入无法措手应付的那一天，才知道果然已经失去利益，但后悔已经晚了；造成这种后果的，一定是小人。没有一个处在军队中的大夫肯替国家发动不合义的战争。况且战争就是刑罚，《国语》所说的‘大刑用甲兵’就是这个意思。一定要等到箭石所射击的人都罪应处死，然后才可以用兵。因此，王者的军队有可以赦免而不诛杀的人，却没有滥杀无辜的人。不诛杀的，是被胁迫跟从者，不予治罪；诛杀的，都是不能和我们并存的人。两军交锋接战，怎么能逐一分辨，使轻重分毫不差呢？只要归根到底，我军所杀的没有一个是无罪之人，就可以断定是正当的。我方士卒难道能没有一人受伤、死亡吗？然而受伤和死亡，就是已经被纳入忠义之城；死亡比活着光荣，受伤比保全性命光荣，并不是我们杀害了他们。这样以后，军队才可以行动。况且王者对于判处死刑的案件，尚且要设法寻求生路，实在找不到之后才处死；这样，死者和我们双方才都没有遗憾。一件狱案中被判死刑的不过一两个人，尚且如此。若出兵作战，所杀的必定不止一两个人，却反而使成百上千无罪之人踩着肠子、踏着脑浆而不顾，难道圣人好生的德性也有时会停止，百姓的无辜之身圣人也有时会杀害吗？只是因为它合乎天道，戈矛所指必定不会杀害一个无辜的人，所以称为‘王者之师’。如果见到利益便忘记义，即使凭此取得天下，也正是伯夷、伊尹和孔子必定不肯做的事。何况只是苟求一时的胜利，自以为得利，却没有看见日后的祸害呢？苏洵说：‘凡是用兵，最重要的是合乎义。’还不止如此，‘凡是用兵，最重要的是合乎仁。’ 《权书·法制篇》。

译将要交战，必须审慎了解敌方将领是贤能还是愚昧。和贤将作战，就牵制他；和愚将作战，就乘机攻击他。牵制他，就能容许自己等待时机而谋划；乘击他，就能一举夺去他的士气。不过，不是愚将不要贸然乘击；乘击而不能动摇他，祸患就会落在自己身上。分兵轮流推进，是为了牵制；集中兵力一战，是为了乘击。古代善于统军的人，用刑罚役使人，用赏赐役使人，用愤怒激励人，其中一定还有以义来团结他们的。不是为了交战，不是为了掠夺，而是为了防备急难。因此越国有六千君子；韩国作战时，秦国的斗士是晋国的两倍，而从泥淖中救出秦穆公的，是赦免了盗食马匹的人。兵力有时少而容易陷入危险，有时多而容易叛乱。没有比使用众多兵力更困难的，也没有比使用少量兵力更危险的。统治众多士卒，法令要繁密；法令繁密，士卒就难以擅自动作。统治少量士卒，法令要简明；法令简明，士卒就容易被察知。不这样，士卒就不能承担作战。只要兵力众多而法令繁密，即使劳苦，也不妨碍形成强大力量。以大军进入险要阻塞之地，必须分军疏散前进。险阻之地必定有伏兵，伏兵必定有约定。军队分开，伏兵就不知道该攻击哪里，他们的约定也会破坏。险阻之地令人恐惧压迫，疏散前进可以舒缓士气。用兵没有比进攻更危险的，也没有比防守更困难的，这是客军和主军的形势决定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六千人〕 所以地形有两种情况不可防守：兵少，不足以充实城防；城小，不足以容纳军队。只有贤能的将领，才能把少数变成多数，把小城变成大城。敌人正面冲来时，没有人不想守城。我用疑兵，敌人惊愕而不敢前进；即使告诉他说这里没有人，他也不会相信。估量敌人将要袭击的地方，暗中派兵防备；敌人摸不清我方虚实，就以为我有余力。这样还担心兵少吗？放倒旗帜，停止击鼓，寂静得仿佛毫无生气；严厉约束士兵，胆敢喧哗的斩首。适时命令老弱登上城墙，显示怯弱；趁敌人松懈时突然出击，就可以使敌众逃散。这样还担心城小吗？背靠城池作战，阵势要方正、稳固、严密、舒缓。方正而稳固，严密而舒缓，士卒之心就坚定；心志坚定，就不会恐惧。背城作战，就是要使他们不恐惧。面对城池作战，阵势要直、要锐、要疏、要迅速。直而锐，疏而快，士卒之心就危险；心有危惧，就会拼死作战。面对城池作战，就是要使他们拼死。能够安静下来观察自己的人，就可以任用别人。我为什么会愤怒？我为什么会喜悦？我为什么会勇敢？我为什么会怯懦？别人难道和我不同吗？天下的人，谁不能观察自己的一身呢？所以懂得这个道理，即使道路上的普通人也都可以做将领。平常和人说话，一句话不合旧常规，尚且会猜忌并防备敌人；如果能用外在形势来观察我，而我安然处之并不感到奇怪，也就已经稳固了。因此，聪明的人看见敌人无缘无故表现出的形态，必须谨慎察看，不要行动。疑形有两种：如果是在心中产生怀疑，就应当根据怀疑来谋划，这样心中便能得到实际情况；如果是在眼睛看到的形态上产生怀疑，就不要因而怀疑对方正在怀疑我。因此，心中的疑惑要用谋划来应对，眼睛看到的疑形要用静止不动来应对。对方确实想有所行动吗？就不会让我的眼睛看出来。原编者评：《观卦》九五说：‘观我生，君子无咎。’《象传》说：‘观我生，观民也。’解释者认为，观察自身而全都是君子，便没有灾祸。所谓‘观我生，观民也’，是说观察自己的生活，就是用来观察百姓。苏洵说，能够安静观察自己的人可以任用别人，懂得这个道理，道路上的普通人也可以做将领，他大概有所见于此吧。平时无事时用来治理官吏百姓的道理，就是有事时用来治理军队的道理。安静地观察自己，知道自己为什么喜悦、愤怒、勇敢、怯懦，也就知道别人和自己没有不同。于是自己所希望的，便和百姓共同拥有；自己所厌恶的，不施加给别人；使百姓生活富厚的道理就在这里。对于所希望和所厌恶的，只遵循道理，不只顾自己的欲望，并实行与民共享所欲、不把所恶施于人的政令，那么端正德行的道理也在这里。这是平时无事时治理官吏百姓的方法。到了有事时用来治理军队，观察自己因为什么而喜悦，知道别人不会不同于自己的喜悦，便不把自己不喜欢的事加在别人身上，必定能和士卒同甘共苦。观察自己因为什么而愤怒，知道别人不会不同于自己的愤怒，又能善于利用这种愤怒，大家便能同心一意，勇气增加百倍。观察自己因为什么而勇敢，知道别人不会不同于自己的勇敢，再以道义配合血气，人们就都会乐于战死，以独自求生为耻。观察自己因为什么而怯懦，知道别人不会不同于自己的怯懦，便预先为他们做好不可失败的准备，这样作战必定胜利，进攻必定攻取。孔子说：‘俎豆礼器方面的事情，我曾经听说过；军旅方面的事情，我从来没有学习过。’圣人难道认为军旅不应当学习吗？从来没有先学习抚养孩子然后才出嫁的道理。杀人的事情又有什么可以学习的呢？孔子不是又说过：‘我出战就能取胜，祭祀就能得到福佑’吗？军旅的学问确实不超出俎豆礼仪的范围。假如说：‘我善于布阵，我善于作战’，不管杀人遍野，这正是王者最大的罪人。况且一定要像战国、五代那样，人人都熟习军旅，才有善于布阵、善于作战的人；如果一定要有这样的人之后才能做将领，那么承平数百年不见兵革，就必定没有良将了。难道事实会是这样吗？《权书·孙武篇》。

译能够不断寻求而没有穷尽的人，才是天下的奇才。天下的士人中，和他谈论兵法却说‘我不能’的，有几个人？从言论方面考察而没有穷尽的，有几个人？言论已经没有穷尽，再从实际运用方面考察而没有穷尽的，又有几个人？唉，至于实际运用而没有穷尽的人，我还没有见过。孙武的十三篇，兵家都把它奉为老师。然而依我评论，他的兵法言论难道不是雄伟的吗？如今他的书谈论奇谋、权变和隐秘机要，出入神鬼莫测，自古以来写兵法的人，很少有能赶得上他的。由此推测他的为人，一定会说他有应付敌人而无穷变化的才能；却不知道孙武实际用兵竟不能保证取胜，这和书中所说相差太远。吴王阖庐攻入郢都时，孙武担任将军；等到秦、楚交战使吴军败退，越王又进入吴国，外祸内患在一日之内接连发生，吴王奔走自救还来不及，孙武却完全没有谋略来平息这些混乱。如果依据孙武的书来责备他的过失，大致有三点：《九地》说：‘威势加于敌人，敌人就不能结交合兵。’而孙武却让秦国听从申包胥的说辞，出兵援救楚国，使秦国无所顾忌吴国，这实在是没有威势到了极点，这是他的第一处过失。《作战》说：‘军队长久暴露在外，兵器就会钝，锐气就会挫；力量屈竭，财货耗尽，诸侯就会乘其疲敝而起兵。’况且孙武在九年冬季攻打楚国，到十年秋季才回去，可以说军队长期暴露在外了，越人难道能不乘机攻入吴国吗？这是他的第二处过失。他又说：‘杀敌靠的是愤怒。’如今孙武却放纵伍子胥、伯嚭鞭打楚平王的尸体，借此报复个人的私愤，激起敌人的愤怒；这正是司马戌、子西、子期等人必定要死战报仇、与吴国为敌的原因。勾践没有毁坏吴国的旧坟，吴国便归服；田单用挖掘燕国坟墓的诡计，使齐人奋起；他们懂得谋略，远胜孙武。孙武没有通达这个道理，这是他的第三处过失。然而当初吴军能够攻入郢都，原来是借助伍子胥、伯嚭、唐国、蔡国的愤怒，又乘楚国令尹子瓦不仁，这些功劳大概也并不多。孙武亲自写成兵书，尚且不能亲自运用，因而遭到败北，何况那些只会拘泥于他的旧有智谋、重复他的余论的人，怎么能统率军队呢？况且吴起和孙武是同一类人物，都写书谈论兵法，世人称为‘孙吴’。可是吴起谈论兵法，轻视法制，草率简略，没有统摄纲纪，不如孙武的书辞约而意尽，天下各种兵法言论似乎都归结在其中。然而吴起开始在鲁国任用时，能够击破齐国；后来进入魏国，又能制服秦军；进入楚国，楚国又恢复霸业。孙武的实际作为反而如此，书本言论不足以完全信从，这是很明显的。如今对外抵御一个小吏，对内治理一个侍妾，即使是卑贱的男子也能做到，难道一定要有人来教他吗？等到统率三军，使全营闭合自守，甚至发生混乱，那么就是三军众人被他惑乱了。所以善于用兵的将领，看待三军众人，就像看待一个小吏、一个侍妾一样，不特别加以看重，因此心中常常仿佛有余力。用一个人的心来面对三军众人，而胸中仍然宽广有余，仿佛还有空余之地。这就是韩信能够兵力越多，越能妥善办理军务的原因。所以用兵难道有什么奇异的方法吗？不过是能够把自己的军队当作客观事物来观察罢了。原编者评：谈论兵法的人，都以姜太公的《六韬》为祖本。假使姜太公果真有书，必定没有不被孔子门徒称赞的。然而这样看来，《六韬》本来就是后人托名而作，姜太公实际上没有兵书。《阴符》《握奇》不知道是谁写的，有人也说是姜太公所作，大概也是孙武、吴起一类的作品吧？古人称曹操用兵，仿佛孙武、吴起；自古以来孙武、吴起就受到重视。唐宋以来举行武举考试，必定以孙武、吴起的书为考试内容。世俗于是认为，用兵之道在圣人的六经之外。又有人怀疑孙武、吴起的书人人都能看见，必定像子房从圯上老人那里接受的书一样，揭示了天地的秘密。造假的人又编造《黄石素书》，在世上流传，都是极其荒谬可笑的。《左传》说：‘上天生成金木水火土五种材料，百姓都要使用它们，废弃其中一种都不可以，谁能去掉兵器？’《论语》说：‘使粮食充足，使兵力充足，兵事是大事。’圣人难道有不把它写入经书的吗？六经中谈论兵事的很多，已经没有比《易》更完备的了。《易》在《同人》《夬》《萃》《既济》《未济》等卦中都谈论兵事，专门谈论兵事的则是《师卦》。至于用微言来谈论兵事，没有比《谦卦》和《豫卦》更好的了。《谦卦》六五说：‘利用侵伐，无不利。’ 《谦卦》上六说：‘利用行师，征邑国。’《豫卦》说：‘利建侯行师。’大概自身必须具备这样的条件：像山处在地中一样，没有丝毫自我夸大之念，然后才可以替天地减损有余、补益不足，举兵征讨不服从者。对天下而言，则要像雷从地中奋发而出，虽然震动惊闻百里，却使百果草木都仰受应时雨露的甘润，螟虫害虫顷刻间扫除无踪。这样出兵，就不只是在杀人之中包含礼义，而且在杀人之中还包含快乐。因此文王在《豫卦》中说：‘利行师。’孔子解释《豫卦》说：‘先王用它来制作乐章。’至于《坤卦》六二，就是《师卦》的根本。周公为这一爻系辞说：‘直方大，不习无不利。’正直、方正而广大，那么为将之道就完备了。用兵贵在正直才能壮盛，邪曲就会衰老；不使自己有一丝邪曲，然后才能使用三军的性命。内在的志向已经正直，外在的行为又必须方正；不使自身有一丝邪僻，然后才能使三军之心归服。这样，三军的心就成为一心，三军的身体就成为一身，所到之处如同应时雨水，又像水流过大地一样，进入江中就与江水合一，进入河中就与河水合一，可以使天下没有两种不同的水。这就叫作大诚。一个人修养自身达到如此地步，即使仓促之间遇到外敌入侵、国内忧患，让他统率百万军队，告诉他说‘营门以外，军队由将军节制’，他也一定不会改变平常的法度而丧失其常态，又何必另外学习呢？

译所以说：‘不习无不利。’苏洵也说，善于用兵的将领，看待三军众人就像看待一个小吏、一个侍妾，不特别加以看重，因此心中常常仿佛有余力。苏洵确实很善于描写古代良将的内心吗？即使如此，如果不能做到正直、方正而广大，本来就不能勉强把百万军队看作一个小吏、一个侍妾。程子说：‘韩信兵力越多越能办事，只是因为军队的等级、名分和编制都明确。’所谓等级名分明确，也不超出正直、方正、广大之义。大概道理必然统摄数量，圆是道理，方是数量。奇数而圆，是将帅掌握来应对无穷变化的；偶数而方，是士卒所依靠来明确部位的。形体必须分成八方才方正，而其作用则由六方所成，是由直线制成矩形的。因此古代布阵一定用八阵，而唐太宗改为六阵；不是八阵也不是六阵，等级编制就不能明确。等级编制明确，众多兵力就不会不同于少数兵力，小阵也可以发挥出大阵的极致。有人说：管子谈兵说‘兵事以权变为贵’；老子谈兵说‘以正治国，以奇用兵’；孙子谈兵说‘兵者诡道’。司马迁作《齐世家》，说周西伯和吕尚暗中谋划，修养德行来倾覆商朝政权；其中多有兵权和奇计，所以后世谈兵以及谈周朝的暗中权谋，都以太公作为谋划的本源。如今所说的，难道不是和古人的说法相互刺谬吗？回答说：各种说法混杂纷乱，应当以圣人的言论作为准绳；这些说法不能和文王、周公、孔子的言论相比较，哪一点更明白是显然的。何况权变是从经常之道中产生的，奇谋是从正道中产生的。没有经常之道，哪里有权变？没有正道，哪里有奇谋？况且凡是所谓权变和奇谋，正因为它们千变万化而无法推测，等到事情发生才无法预先知道，所以能够运用权变和奇谋的人才可贵。如果可以写在书上，经历千百年也没有改变，那就不是所谓权变和奇谋了。难道赵括的父亲也有兵书吗？这正是苏洵斥责孙武的兵书不能用于实际的原因。至于诡诈之道和暗中权谋，那是战国时代不合圣道、不守法度的说法；读书多、经历深的人，自然知道它们没有意义，不值得劳费笔墨再来辨析。《权书·六国篇》。六国的灭亡，不是因为兵器不锋利、作战不善，而是弊病在于用土地财物贿赂秦国。贿赂秦国而使自己的力量亏损，这是灭亡的道路。有人说：‘六国相继灭亡，都是因为贿赂秦国吗？’回答说：‘不贿赂秦国的国家，是因为贿赂秦国的国家而灭亡的，大概是失去了强大的援助，不能独自保全。所以说，弊病在于贿赂秦国。’秦国除用攻战争夺之外，小则得到城邑，大则得到城池。把秦国因贿赂所得的土地，和战胜所得的土地相比，实际多到百倍；诸侯所丧失的土地，和战败而丧失的土地相比，实际也多到百倍。那么秦国最大的欲望、诸侯最大的祸患，本来就不在战争上。想想他们的祖父、父亲，冒着霜露，披荆斩棘，才得到一点土地；子孙却看得不很珍惜，拿来送给别人，就像丢弃草芥一样。今天割让五座城，明天割让十座城，然后才能得到一夜安睡。早晨起来看看四境，秦国的军队又来了。既然如此，诸侯的土地有限，暴秦的欲望没有满足；越是奉送，秦国的侵犯就越急迫。所以不用交战，强弱胜负已经判定了。到了覆亡，按道理本来就应当如此。古人说：‘用土地侍奉秦国，就像抱着柴草去救火；柴草不烧尽，火就不会熄灭。’这话说对了。齐人从未贿赂秦国，最后却仍然跟着五国迁移灭亡，为什么？因为它亲附秦国而不援助五国。五国已经灭亡，齐国也不能幸免。燕国、赵国的君主，起初有长远谋略，能够守住自己的土地，按道义不贿赂秦国。因此燕国虽然是小国，却最后才灭亡，这就是坚持用兵的效果。等到燕太子丹把荆轲刺秦作为计策，才开始招来祸患。赵国曾经和秦国交战五次，两次失败，三次获胜。后来秦国两次攻打赵国，李牧接连击退秦军。等到李牧因受谗言被杀，邯郸便成为秦国的郡。可惜赵国使用武力却不能坚持到底。况且燕、赵处在秦国几乎把其他国家全部消灭的时期，可以说智谋和力量都孤单危弱；战败而亡，实在是不得已。假使韩、魏、楚三国各自珍爱自己的土地，齐人不依附秦国，荆轲不去行刺，良将李牧还在，那么胜负的命数、存亡的道理，应当可以和秦国较量，或者还难以轻易估量。唉！如果把贿赂秦国的土地拿来封赏天下的谋臣，把侍奉秦国的心意拿来礼待天下的奇才，治理军队向西进攻，那么我恐怕秦国人连饭也咽不下去。可悲啊！有这样有利的形势，却被秦国长期积累的威势所胁迫，土地天天削减、月月割让，以至走向灭亡。治理国家的人，不要让自己被积累的威势所胁迫啊！六国和秦国都是诸侯，六国的势力比秦国弱，却仍有可以不贿赂秦国而战胜它的形势。假如凭天下这样大的力量，却反而低头重蹈六国灭亡的旧事，那就又处在六国之下了。原编者评：宋仁宗增加给契丹的岁币，当时人都说契丹贪得无厌的要求，怎么可以答应？即使竭尽中原的民脂民膏，也不足以作为贿赂。于是有志之士都握腕惭愤。苏洵作《几策·审敌篇》，极力主张断绝契丹使者，不给岁币；又在《权书》中作《六国论》，先揭出这个问题。仁宗之所以仁厚，并不是小有贤能的人能够测度的，正在于他对待契丹这件事。伯宗说：‘河流湖泽容纳污水，山林沼泽藏纳疾病，美玉也隐藏瑕疵，国君包容污垢，这是上天的常道。’仁宗不忍心让百姓互相争斗，有大王古代遗风。他们哪里知道，南渡以后偏安一隅达一百多年，中原百姓没有一天忘记宋朝？这正是仁宗深厚仁德和恩泽所遗留下来的影响。《审敌篇》不足以收录，但这篇论六国的文章确实准确不可改变，所以保存下来。〔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年〕 《衡论·重远篇》。

译武王不泄近处之忧，也不忘记远方之患，这是仁爱吗？回答说：不是仁爱，是形势。天下的形势，就像人的一身。身体外部手脚患病，腹心就会在内部深思熟虑，寻找治疗的方法；腹心内部患病，手脚就会在外部奔走活动，寻找治疗的东西。腹心和手脚互相救助，并不是要等有了仁爱之后才这样。所以我说，武王不忽视近处、不忘记远处，不是仁爱，而是形势。形势紧迫到这样的程度，而古代君主只有武王如此，为什么？人人都知道一身的形势，武王却知道天下的形势。不知道一身的形势，一身就危险；不知道天下的形势，天下难道就不会危险吗？秦国保守关中，自以为这是子孙万世做帝王的基业，但陈胜、吴广却是楚国人。由此看来，天下的形势，远近本来是一样的。依我的说法，近处值得忧虑，却不如远处值得忧虑得深。近处的官吏贤能还是不贤能，百姓会赞美歌颂他；不贤能，就讥讽诽谤他。赞美、歌颂、讥讽、诽谤的人多了，事情就一定会传开；传开就一定会到朝廷，所以官吏贤能与否容易知道。一个人如果没有得到满足，便向刺史申诉，刺史不理会，他就带着粮食走到京城；慢则不过十天一月，击鼓呼号，有关官署就不得不省察了。这样，百姓有冤屈就容易申诉。官吏贤能与否容易知道，百姓的冤屈又容易申诉，祸乱从哪里开始呢？远方的百姓，即使让盗跖做郡守，让梼杌、饕餮做县令，郡县百姓成群结队地嘲笑辱骂他们，即使有成百上千人，朝廷也不知道。大白天在市集上抓人，诬陷他杀了人，即使他的兄弟妻子听说了，也不过向刺史申诉；不幸刺史又压制不理，那么死了也没有地方申诉。他看见郡守、县令坐在案前执笔，吏卒排列在旁，刑杖枷械摆满面前，便惊骇得失去胆量；那么他想象京城是天子居住的地方，又会怎样呢？而且还要走几千里，花费又要达到百万，富人尚且有时觉得困难，贫人又怎么能够做到？所以远方百姓往往怨恨很多，也容易发生动乱。我因此说，近处值得忧虑，却不如远处值得忧虑得深。国家分为十七路，河朔、陕右、南广、川峡，确实都是重要地区。河朔、陕右，是防御两个敌国的地方，也是中原赖以安定的屏障；南广、川峡，是财货的来源，也是河朔、陕右赖以保全的地方。它们在形势上的轻重怎样呢？从前北方敌人骄横放纵，西方寇贼悖逆叛乱，河朔、陕右尤其受到重视，一郡守、一县令从来没有不经过选择的；至于南广、川峡，却一概视为偏远地区的官职，审核官员、差遣任命时，临时取人充任。被贬谪而后量移的官员，往往来到这里。凡是朝廷稍微优待、认为有才的人，不再派到南广、川峡任官，而这些人也把在南广、川峡做官看作失职。庸碌之人无处可去，所以常常聚集在这里。唉！只知道河朔、陕右重要，却不知道河朔、陕右赖以保全的地方不可轻视。这就像只想使粮仓富足，却让田地荒芜；粮仓又怎么能够真正富足呢？何况这些地方控制着南方夷人、氐人、蛮人的区域，是最为重要的要害之地。土地所产又极其丰富。明珠、大贝、纨绔、锦绣、布帛，都极其精美。陆路负载、水路运输，出了境，利润就增加百倍。然而关卡盘查、门税征收、租车雇船的费用，不是百姓个人力量能够承担的。因此贪官专占这些利益，而普通百姓反受其害。不招权纳贿、不卖官鬻狱的人，世俗便指称为廉吏了。可是招权纳贿、卖官鬻狱的人，又哪里完全没有呢？唉！官吏不能全都廉洁，而廉洁的官吏又只做到这种程度，那么这些百姓便不可能有一天安宁。如今赋税征取一天比一天重，额外摊派一天比一天繁多，疲困的百姓承受不了官吏，官吏又在其中另行索取。淳化年间，李顺在蜀地突然起兵，几十个州郡望风溃逃。近来侬智高在广南作乱，乘胜攻取九座城池，简直如翻手掌一样容易。国家设置城池，供养士卒，储备器械，积存粮食，本来是为了准备攻守；可是凶恶的贼首一旦起来，就像经过无人之地一样，这都是官吏不肖造成的。如今如果要让一个人承担一方的责任，没有谁比漕使、刑狱官更合适。南广、川峡既是天下的重要地区，其中的郡县又有一些是南广、川峡的要害所在。他们的州牧、县令贤能还是不贤能，实际上关系到一方的安危。幸而贤能，那就罢了；至于残害百姓、贪污货财，罪状确凿、应当诛杀的人，漕使、刑狱官当然也能够举发弹劾。若是庸碌浅陋的人被选用，虽很不才却没有明显过错，漕使、刑狱官即使贤明，也势必不能随意更换。这就像破车跛马，却要求车夫驾驭得好。郡县出了坏事，如果不把责任归到漕使、刑狱官身上，当然不行；如果责备他们，他们一定会说：‘坏事发生在某处，那是某地所管；某地的坏事，是某某人造成的。我将把罪责归到哪里呢？’所以不如让漕使、刑狱官自己选举所用之人并任命他们。日后如果出了坏事，就对他说：‘你说这个人能够担任此职，如今他不能胜任，就是你欺骗了我。’责任有了归属，罪责就无处逃避。然而这样选择仍不能得到合适人才的情况，大概就少了。其余郡县，虽然不是关系一方安危的要地，也应当诏令审官，使他们不要轻率授予赃吏和冗滥流官，不要把这些人安置其中；这样，百姓即使在千里之外，也和住在京畿之内没有区别。原编者评论：宋朝承袭了唐朝的弊病，把边远地区作为贬谪之地，朝廷士大夫有罪，便被派到那里任官。普天之下，没有一处不是王的土地；四海之内，没有一个不是王的臣民。可是因为边地偏远，便不去过问，难道不该忧虑远方百姓有什么罪过吗？同样都是君王的赤子，却唯独得不到父母般的爱护。苏洵所论确实切中这一弊病。然而他说近处的忧患不如远处的忧患深重，这本来是不对的。历代有兴有亡，秦朝却从来没有真正兴盛过，它的灭亡在兼并天下之日就已经显露征兆，并不是因为祭祀忽然中断才灭亡。因此，秦朝的事情不能拿来作为后世的例证。楚国即使只剩三户，灭亡秦国的也一定是楚国，这是天道，难道只是因为楚人剽悍吗？何况这里所说的楚，指的是江淮之间，并不是蛮粤那样遥远的地方。自夏、商、周三代以来，亡国的祸乱无不从近处开始，哪里曾从山角海边、蚕丛鬼域开始呢？从来没有上面政治清明、下面百姓拥戴，而蛮夷能够进入中原图谋天下的。苏洵这样说，难道是想阐明重视远方的道理，却不顾自己的论说有所偏颇，反而开启后世只顾远方、忽视近处的弊病吗？至于他说周武王把天下的形势看作一个人的身体，实在是善于谈论圣人。然而他说‘这是形势，不是仁’，那就确实还没有认识仁了。把天下的形势看作一个人的身体，正是仁的表现。却说这不是仁，难道他要把温柔小惠当作仁吗？《衡论·广士篇》

译古代选取人才，甚至从盗贼中选取，也从夷狄中选取。古人并不是认为盗贼、夷狄的行为可以效法，只是看人才在哪里罢了。人才在哪里，就在尊贵的人中尊重地选取，在卑贱的人中也卑贱地选取。因此，出身盗贼的下等人、属于异族的夷狄，虽然是奴隶都感到羞耻的身份，却往往能够登上朝廷、坐镇郡国，而不以此为惭愧。那些举止规矩、言语华美、服饰华丽的人，却常常反而被排斥不用。为什么呢？因为天下会规矩行走、使用华言、穿华服的人太多了。朝廷的政务、郡国的事务，并不是只靠这些外在形式就能治理的。那些人虽然不能举止合乎规矩、使用华言、穿着华服，但如果他们的才干确实可以用来处理这些事务，那么让他们居于这个职位也就可以了。古代天下的国家中，国土广大、士大夫众多的，不过是齐国和秦国。管夷吾辅佐齐国，是贤才，却举荐了两个盗贼；秦穆公使秦国称霸，是贤明之君，却举用了由余。这说明他们能够真正判断是非，不受众人议论的牵制。从没有听说因为任用盗贼、夷狄便鄙视他们的。如今有人既不是盗贼，也不是夷狄，却仍然得不到任用，我不知道是什么缘故。古代任用人才，不论其身份地位：平民寒士而有贤才，便任用；公卿子弟而有贤才，便任用；武夫健卒而有贤才，便任用；巫医方士而有贤才，便任用；胥吏小官而有贤才，也便任用。如今，平民寒士拿着一尺见方的纸，写些有声病、剽窃而来的文章，却可以享受万钟俸禄；卿大夫的子弟，在家吃饱喝足，一出门便驾着高车大马，成为百姓之上的人；武夫健卒，有洒扫的力气和奔走的经历，久而久之便能统领藩郡、掌握兵权；巫医方士，只要一句话说得中听，大臣还要举荐他们做官。像这样的人，都不是贤才，也都没有功劳。这就是今天进用他们的门路比古代多的缘故。可是胥吏小官却被轻视而不予录用，使他们老死在鞭打和奔走之中；有贤才、有功劳的人不能施展，我实在感到困惑。不知道如果胥吏中有贤能的人，优待并培养他们，那么儒生、武士有时还比不上他们。过去汉朝拥有天下时，平津侯、乐安侯一类的人，都被称为儒学宗师，最终却不能为汉朝建立不世之功；而那些卓越俊伟、声名震耀四海的人，恰恰是从吏胥中产生的贤才。赵广汉，是河间的郡吏；尹翁归，是河东的狱吏；张敞，是太守的卒史；王尊，是涿郡的书佐。他们都雄健俊伟、明达博通，放在外面可以做将领，留在朝廷可以做宰相。而他们都出自吏胥之中，是有原因的。吏胥这种人，年轻时就学习法律；年长以后又熟悉狱讼，老奸巨猾和豪强大户都害怕、畏服他们。官吏的情状、变化、出入，没有不熟悉研究的。因而任用他们做官，豪民猾吏的弊端，从表到里、从大到小全都显露出来，无处逃避。再加上上级按照才能选取他们，以礼相待，他们自己又知道能够凭才干在公卿之间取得地位，所以最终不肯自暴自弃、作恶求罪，毁掉自己一生的前途。因此在那个时候，士君子都能胜任吏职，而其中放纵自己犯下大恶的，大概也不过几个人；最贤能的人甚至能取得这样的成功。如今的吏胥却不是这样：开始录用他们时不加选择，后来又把他们当作猪狗一样对待；长官一发怒，不问有罪无罪，便扒开衣服鞭打；高兴时又接近他们，甚至反过来同他们亲手交易。他们常说：‘长官把我当猪狗一样对待，我还指望什么，难道不做猪狗吗？’因此，平民尚且不能自甘作猪狗般的行为，不肯做吏，何况士君子又怎肯低头做吏呢？然而，若想使他们像两汉时那样谨慎自持、成为可用之人，也不过是按照才能选取，以礼相待，宽恕小过；对于不可宽赦、不可容忍的大恶则抛弃绝交。然后察看他们是否贤能、有功，再授予爵位、俸禄和尊贵地位，不要把他们抛弃在冗杂的流品之中。这样他们对功名有所希望，就会自重，不敢相互侵夺，奇才绝智也就会出现了。人本来就有才能智慧奇特卓绝，却未必能够从事章句、名数、声律之学；又有人是因为不幸而没有从事这些学习。如果把进士、制策作为唯一的进身之路，就是使奇才绝智有时陷于困穷。让吏胥能够出任长官，就是使各种人才都无处逃逸。上面用进士、制策把人才网罗起来，下面又用吏职把人才网罗起来，却还说天下有被遗漏的人才，我不相信。原编者评论：汉朝离周代不远，士人中的优秀者由州牧征召任用为属吏，后来三公、六卿、九牧都从这里选取人才。吏员既熟悉民间事务，又因为有政绩，容易得到举荐；吏和士走的是同一条道路，所以人们不以做吏为耻。唐、宋以来，以制举取士，只在文章辞采和声誉名望上求取人才，于是士人不熟悉民间事务，而吏员熟悉民间事务却不能得到美好的仕途。吏的地位日益低下，士的地位日益尊贵，截然分成两条道路。士人的子弟常常继续做士，降为吏便被认为败坏家声，于是吏更加没有操守。吏虽没有操守，然而在一个县，县里的政务由他的手中发出；在一个郡，郡里的政务由他的手中发出；在一个部，部里的政务由他的手中发出。让没有操守的人掌握政务，那么无论到哪里都会制造弊病。朝廷想兴办一件有利的事，吏就随着所兴办的事滋生百般弊病；想革除这种弊病，吏又随着所革除的事滋生别的弊病。吏自知罪行重大，便放火烧掉档案，使人茫然不知事情的始末。而且，官员有升降调动，吏员却长期留下，养育子孙；官员要避开本籍，吏员却是土著，世代守在当地。即使任期有规定、重役有禁令，子弟亲戚仍然轮番出任，接连不断；只是改换姓名而不更换人，或更换人而不更换他们所把持的职位。

译以别州外郡的人担任来去无常的官员，一个官员下面有百名吏员，而这些官员又都是只重文章声誉、不熟悉民间事务的人，让他们驾驭成百上千人的群体；吏员却熟悉当地风土、精通事务，又能作奸犯科。这样的无赖之吏还能够取得政绩，本来就比汉代困难十倍百倍。因循沿袭久了，就像久病的人反把疾病当成生命；一旦把这些人全部撤去，各部门便茫然无措，一步也不能运行，形势上连一天也维持不了。唉！想使天下得到治理，却不改弦更张，使吏员具有士君子的品行；想使百姓得到福祉、教化淳厚美好，却还想把他们招进来又关在门外，这怎么可能呢？苏洵写《广士论》，想使吏和士一同在朝廷中得到任用，确实是切中要害的话。不过，这并不容易。必须先除去那些不可宽赦、不可容忍的大恶，然后让他们在功名道路上能够和士人并列；再以宽厚渐进的方式，潜移默化地改变他们，使优秀的士人不以做吏为耻，使熟悉吏事的人能够凭此奋进到公卿之位，然后才可以和古代相比。大概要经过百年才能做到。若只按照苏洵的话，一下子骤然施行法令，让无赖之吏混居士大夫之间，正会造成吏道混杂、弊端繁多，成为最严重的害政之事。苏洵写有《权书》十篇、《衡论》十篇、《几策》二篇，欧阳修把它们上奏给仁宗皇帝，于是仁宗召苏洵考试，苏洵没有应召。《权书》谈的是用兵；《衡论》说有权就必有衡，说明应当怎样运用权力；《几策》则希望君主审察事机、革新政治，只有审察清楚事机以后，才可以运用权与衡。它的主旨大致如此。《权书》十篇大体属于兵家常谈，有时逆料古人，横加裁断其是非，却未必符合事实。《衡论》十篇大致想让君主运用机智、明确刑法，其中言论流于申不害、商鞅的学说以及兵制、田制，尤其纷杂。《几策》二篇，一篇叫《审势》，劝君主使用威权；一篇叫《审敌》，想断绝与契丹的关系、整修战备。现在选取其中最醇正的部分，其余一概不录。我曾考察宋仁宗做君主时，恭敬节俭、慈爱宽惠，出于天性；他仁民容物的胸怀，实在是汉、唐、宋各代皇帝中最为突出的。他既然同辽结为友好国家，只想和睦邻国以停止战争；他曾经佩戴通天犀带，左右侍从称赞说这条带子举世无双，他便解下来不再佩戴。左右问他原因，他说：‘留下来送给北方的君主。’可见只要有可能消除战争，他没有不做的，心中从来没有片刻忘记这件事。当时百姓受到仁宗休养生息的恩惠，像沐浴在广大如天的恩泽中，却并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当时一批才俊之士不了解仁宗深厚的内心，也不能测知他的器量，反而拿汉景帝综核名实、汉武帝耀兵黩武来要求仁宗奋发仿效，只想借此张扬国威，却不知道统治天下的道理正在于仁宗所做的这一面，而不在于另一面。进言的人也不止苏洵一个，但仁宗一概不听，也始终不为自己辩明。等到后来神宗任用王安石为宰相，君臣一心，认为仁宗的做法不足取，推行新法，挑起边境争端，于是百姓流离失所，战争不断。当初议论仁宗的人，到这时没有不追念仁宗的。事情的形势已经溃败，国运因此一天天紧迫；元祐年间的贤人首先遭受祸患，延续到崇宁、宣和年间，所有人都相继陷入灾难，没有一个能够幸免。唉！谋划国家大事，实在不是容易的事，不要像坐在井里看天一样，却说‘天很小’。卷三十五 眉山苏洵文二：杂著、书、序、论 《名二子说》车轮、车辐、车盖、车轸，各自都对车有作用，只有车轼好像没有什么作用。虽然如此，去掉车轼，我就没有见过还算完整的车。苏轼啊，我担心你不注重外在的修饰。天下的车没有不沿着车辙行走的，但谈到车的功劳时，却不把车辙算在其中。可是车翻了、马死了，祸患也不会牵连到车辙。车辙就是善于处在祸福之间的。苏辙啊，我知道你可以免除祸患了。原编者评论：唐顺之说，这就是老泉预先看到了苏轼、苏辙两人一生的结局。后来，长公苏轼两次被贬斥废黜，勉强得以免祸；少公苏辙最终能够以遗老身份自我解脱，安闲度过晚年，这也真是奇异了。《送石昌言使北引》石昌言考中进士时，我才几岁，还没有读书。记得我和一群孩子在先父身边玩耍，昌言从旁边拿枣子、栗子给我吃。我们两家住得很近，又因为是亲戚，所以关系十分亲密。昌言考中进士、取得名声那天，我渐渐长大，也稍微知道读书，学习句读、属对和声律，但还没有学成便停止了。昌言听说我荒废学业，虽然没有说什么，但我察觉到他的心里很遗憾。十多年后，昌言考中第四名进士，任职于各地，我们彼此不通音问。我长大成人后，才感到悔恨，受到刺激而重新学习。又过了几年，我游历京师，见到昌言，我们在长安彼此慰劳问候，像平生相交那样欢洽。我拿出十多篇文章，昌言非常高兴，称赞写得好。我晚年才学习，又没有老师，虽然每天作文，内心却很惭愧。等听到昌言的称许，才稍稍感到欣喜。如今又过了十多年，我再次来到京师，而昌言已任两制官，替天子出使万里之外、强悍不屈的契丹。他打着大旗，随从骑兵数百，送行车辆上千，出了都门，意气慷慨激昂。我想起小时候在先父身边见到昌言，哪里能料到他会显贵到这种地步？这并不值得奇怪。我唯独对昌言有感慨：大丈夫活着不能做将军，能够做使者，在言辞交锋之间折服敌人，也就足够了。往年彭任跟随富弼出使归来，曾对我说：‘出了国境，住在驿亭，听见披甲的战马有数万骑奔驰而过，刀剑长矛相互撞击，整夜都有声响。随从的人吓得变了脸色，到了天亮查看道路上的马蹄印，还心惊颤抖，不能自持。’辽国用来向中原夸耀的事情，大多就是这一类。中原人不能看透其中的实情，所以有时竟被震慑得说不出话来，成为契丹人的笑柄。唉，怎么会糊涂到这种程度！从前奉春君出使冒顿时，把壮士和健马全都藏起来，因此才有平城之战。如今的匈奴，我知道他们没有能力有所作为。孟子说：‘游说大人物时要轻视他，何况是敌人呢？’请把这句话作为赠言。原编者评论：看苏洵《上皇帝书》第八段所说出使契丹时的情形，可以看出文章末尾几句话对石昌言的勉励是很深的。苏轼跋语说：‘右边这篇《送石昌言北使文》，作于嘉祐元年九月十九日，是先父送石昌言出使北方的文章。这些字是我二十一岁时所写的，原本在石昌言那里，现收藏在陈履常氏家。’昌言名扬休，擅长写诗，在当时很有名，最终官至知制诰。彭任字有道，也是蜀人，跟随富彦国出使辽国，回来后任灵河县主簿，死于任上。石守道曾称赞他说：‘有道身高七尺，胆量超过他的身材。有一天他坐在酒馆里，和同伴饮酒，正喝得畅快，听说彦国将要出使一个情况难以预料的敌国，便愤怒地推翻酒桌，拳头打破皮肤，于是主动请求前往，大概是想用死来帮助彦国。’他为人大致就是这样，不过也任性仗义，喜欢杀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