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十八

译壬戌年秋季，七月十六日，苏轼和客人划船游览赤壁之下。清风徐徐吹来，水面没有兴起波澜。举起酒杯劝客人饮酒，吟诵《明月》诗，歌唱《窈窕》一章。不一会儿，月亮从东山上升起，徘徊在斗宿和牛宿之间。白茫茫的露气横铺江面，水光与天色相接。任凭小船随意漂流，越过茫茫的万顷江面。浩浩荡荡，仿佛凌空驾风而行，却不知道将停在什么地方；飘飘然，仿佛脱离尘世独自存在，羽化成仙登上仙境。于是饮酒十分欢畅，敲击船舷唱起歌来。歌中说：桂木做的船棹，兰木做的船桨，划破澄澈的月光，逆流追逐水中的流光。我心中的情怀多么遥远，仰望美人，却在天的另一方。客人中有一人吹洞箫，随着歌声伴奏。箫声呜呜，像在哀怨，又像在倾慕；像在哭泣，又像在诉说。余音袅袅不绝，仿佛细丝不断。能使深谷中的蛟龙起舞，使孤舟上的寡妇哭泣。苏轼神色忧愁，整理衣襟端正坐好，问客人说：为什么声音这样悲凉？客人说：月亮明亮，星星稀少，乌鸦和喜鹊向南飞，这不是曹孟德的诗吗？向西望是夏口，向东望是武昌，山川连绵盘绕，草木郁郁苍苍；这不是曹孟德被周郎困住的地方吗？当他攻破荆州、攻下江陵、顺流向东进军时，战船首尾相接绵延千里，旌旗遮蔽天空，在江边洒酒祭奠，横握长矛吟诗，确实是一代豪杰；可是如今他在哪里呢？何况我和你在江边沙洲上捕鱼砍柴，把鱼虾当作伴侣，把麋鹿当作朋友，驾着一叶小船，举起葫芦做的酒器互相劝饮。我们像蜉蝣一样寄居在天地之间，渺小得如同大海中的一粒米。哀叹我们生命短暂，羡慕长江无穷无尽；想要挟带飞仙遨游天地，抱着明月永远生活。知道这些愿望不可能一下子得到，只好把箫声寄托给悲凉的秋风。苏轼说：客人也知道水和月亮吗？流逝的水像这样不断向前，但其实从未真正消逝；月亮有盈有亏，像那样变化，但最终并没有增减。如果从它变化的一面看，天地万物连一眨眼都不能保持不变；如果从它不变的一面看，万物和我们都无穷无尽，又何必羡慕长江和明月呢？况且天地之间，万物各有主人；如果不是我所有的，即使一丝一毫也不能取。只有江上的清风、山间的明月，耳朵听到便成为声音，眼睛看到便成为景色，取用它们没有禁令，享用它们不会穷尽，这是造物主无穷无尽的宝藏，也是我和你可以共同享用的东西。客人高兴地笑了，洗净酒杯，重新斟酒。菜肴果品都已吃完，杯盘散乱；大家相互枕着睡在船中，不知不觉东方已经发白。原编者评论：苏轼亲笔写的帖子作“盈虚者如代而卒莫消长也”，后人把“代”改成“彼”或“是”，又把“而吾与子之所共食”中的“食”改成“适”。现在详细考察苏轼的意思：他说水和月虽然前后更替变化，但本体并没有迁移；所说的“从变化的一面观察，才知道那彼此相去的事物没有一定的方位”，如今改成“如彼”来与“如斯”相对，难道成了“那是月、这是水”吗？水和月怎么会在其中分成彼和我呢？佛教所说的六识以六入为养料，这种养料都称作“食”：眼以色为食，耳以声为食，鼻以香为食，口以味为食，身以触为食，意以法为食。这些都见于佛典，所以说江上清风、山间明月，耳朵听见成为声音，眼睛遇到成为景色，都是我和你共同享用的东西。改作“共同适意”，意味便索然无味了。当时有人问苏轼“食”字的意义，苏轼说：就像“食邑”的“食”，仍然是享用的意思。苏轼大概不愿以博学压倒别人，所以姑且这样回答，古人的谦逊克制就是如此。凌安国说：据考，东坡给范子丰的信中说：“黄州西面稍偏的山麓陡然伸入江中，石头颜色像朱砂。传说曹操战败的地方就是所谓赤壁，有人说并不是这样。” 当时曹操败退经过华容道，道路多泥泞，便让老弱士卒先走，把道路踩实后再通过，说：刘备的智谋超过常人，却看清形势太迟；华容道两旁全是芦苇，如果放火烧起来，我们就一个也逃不掉了。如今赤壁西面隔江就是华容镇，大概就是这个地方。然而岳州又有华容县，最终不知道究竟哪个才是。现在世人认为赤壁在武昌嘉鱼县，东坡游览的是黄州赤山的山嘴，恐怕也未必确实。东坡前后两次夜游赤壁是在元丰五年壬戌年。这一年元丰三年庚申十二月十九日，东坡生日，他在赤壁矶下置酒，坐在高峰上俯视鹊巢。酒兴正浓时，江上响起笛声。客人中有郭、尤二位很懂音乐，对东坡说：笛声很有新意，不是俗乐工吹的。派人去询问，原来是进士李委听说东坡生日，作了一支曲子，名叫《鹤南飞》，前来献曲。叫他上前来，只见他戴着青头巾，穿着紫色皮衣，腰间似乎只佩着一件物品。新曲奏完，又快速吹了几声，声音嘹亮，仿佛穿云裂石。在座客人都举杯喝满，醉倒在地。李委从袖中取出一张上好纸张说：我没有什么要求于您，得到一首绝句就够了。东坡笑着答应了他。诗说：山头一只孤鹤向南飞，载着我向南游到九疑山。下界是什么人也在吹笛，时不时可怜地吹出《龟兹》曲调。按东坡的书信记载：今天李委秀才来向我告别，于是我用小船载着酒到赤壁下饮酒，李委很善于吹笛。酒喝到兴浓时，他吹了几支曲子，风起水涌，大鱼都游了出来。上方有鹘鸟栖息，回想起曹孟德和周公瑾，仿佛就在昨天。恰好范子丰兄弟到来，于是写下这些话送给他们。《后赤壁赋》。

译这一年十月十五日，我从雪堂步行出发，将要回临皋；两位客人跟随我经过黄泥坂。霜露已经降下，树叶全都脱落。人的身影映在地上，抬头看见明月，回头一看，不禁高兴起来。大家边走边唱，互相应答。不久我叹息说：有客人却没有酒，有酒却没有菜；月色明亮，清风凉爽，这样的美好夜晚该怎么办呢？客人说：今天傍晚，我撒网捕到一条鱼，大嘴细鳞，样子像松江的鲈鱼；只是到哪里去弄到酒呢？回家后便和妻子商量。妻子说：我有一斗酒，已经藏了很久，等着您不时之需。于是带着酒和鱼，再次游到赤壁之下。江水发出声响，陡峭的江岸高达千尺。山显得高，月显得小；水位下降，石头露了出来。距离上次游览才过了多少日子，江山却已经无法再辨认了。我于是提起衣服上山，踩着险峻的岩石，拨开丛生的草木，坐在形似虎豹的巨石上，登上形似虬龙的山岭，攀到鹘鸟栖息的高险巢穴，俯视冯夷居住的幽深水宫。两位客人无法跟随我。于是放声长啸，草木震动，山谷回声相应，风起水涌。我也悄然悲伤，严肃而恐惧，感到凛然不可久留。于是返回登船，任船漂在江心，听凭它漂到哪里便在哪里休息。当时将近半夜，四周一片寂静。恰好有一只孤鹤横过江面从东边飞来，翅膀像车轮那么大，黑色的裙裳、白色的上衣，发出嘎的一声长鸣，擦过我的船向西飞去。不一会儿客人离去，我也上床睡觉。梦见一位道士，穿着羽衣，衣袂飘动，从临皋下面经过，向我作揖说：赤壁之游快乐吗？我问他的姓名，他低头不回答。啊！我知道了。昨天夜里飞过我这里、鸣叫的，不就是您吗？道士回头一笑，我也惊醒过来。打开门一看，却不见他的踪迹。原编者评论：苏轼从御史台狱中脱身后，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壬戌年冬天，他被贬已经三年了。他所作的两篇赋，大概是在同造物主遨游，使天机自然畅达，并没有有意凭吊古人，又与当世之事有什么关系呢？他曾经寄给传钦之说：我多难而害怕惹事，幸望你不要轻易把文章拿出去，因为害怕小人没完没了地搜寻摘取其中的字句。又有人把它解释成蛰龙的故事。于是文徵明说，赋中把曹孟德的气势消灭得一干二净，是在讥刺当时掌权的人；又转引写给传钦之的话作为证据，认为文章确实有所讥刺，真是把乌说成马了。东坡在黄州时，王安石的党羽正盛，难道会说把他们消灭得一干二净吗？如果说东坡把王安石比作曹孟德，认为王安石最终必将消灭殆尽，那么又要把神宗置于什么地位呢？东坡害怕当世小人搜寻摘取字句，嘱托朋友不要把文章示人，哪里知道后世读者仍然用当时人的心态不断搜寻摘取，这也是不幸。如果真像文徵明所说，那么前赋还有什么值得品味的地方，后赋又将凭哪句话来讥刺当世呢？文人穿凿附会的议论，只求一时痛快，却不知道会给后人钉死一种看法，使古人的本意不得显现；轻薄的人于是认为古人作文无处不是讥刺当世，遂至于肆意妄为、荒诞不止。这样既损害人的心术，也使淳厚谨慎的人害怕受到这种牵强解释，必定逐字斟酌、句句设防，一个字也不敢下笔，文思逼仄艰涩，文章之道几乎就要熄灭了。哪一样不是这类议论造成的严重后果呢？凌安国说：按年谱，苏轼四十九岁时住在黄州临皋，在那里修筑东坡；雪堂是在下雪时建成的，又因画雪而得名。《屈原庙赋》。我乘着小船来到楚地，经过屈原遗留下来的宫室。看着江上的重重山岭，说道：“这里就是您的故乡。”从前您被放逐，渡过江上波涛向南迁徙。离开家乡千里，活着没有归宿，死后也没有地方筑坟。悲哀啊！人本来总有一死，可是面对死亡却很难。您在江边徘徊，想要离去却迟迟不能决定，于是俯视千仞高处令人惊惧的急流。您作《怀沙》来自我伤悼，我叹息您独自怀着怎样的心情。忽然读到篇末悲惨激烈的辞句，您就将要离开这里，沉吟不已。我难道不能高飞远游吗？又难道不能退隐沉默、深居不出吗？只是独自嗷嗷哀怨眷恋，恐怕君臣之间会更加疏远。活着既不能竭力争辩、强行进谏，死后还希望君王受到感动而改正行为。假如国家覆亡，我又何必独自贪恋长久活着？托江神代我诉说冤屈，请冯夷教我向上申诉。历经九重天关去见天帝，天帝也悲伤，却不能救助我。怀抱美玉、佩戴香兰，却没有归宿，孤零零地停留在江中洲渚。峡山高耸，崔嵬依旧；故居荒废，行人悲哀。您的子孙离散了，如今在哪里？何况又看到那高台，自从您逝去，已经过了一千年。世道越来越狭窄，越来越难以容纳贤者。贤人害怕讥讽而改变操守，随从世俗而变化。把早晨说成圆，把圆说成早晨；在乱世中勉强自己，却不能离去，有时甚至还做了他们的臣属和辅佐。把丹青改变成玉的光泽，他们反而说您是不聪明。只是您的高尚节操不是别人所能企及的，所以那些人不肯同我赞许您，也是理所当然。违背国家、离弃世俗，死也不顾，这难道还不足以使您免受后世的讥议吗？唉！君子的道义，难道一定要样样周全吗？保全自身、远离祸害，也未尝不是一种做法。可叹您孤独而执着，偏偏选择了最艰难的道路。虽然没有采取中庸之道，终究还是贤者。这样看来，我又何必悲伤，您所处的境地本来就是安适的。原编者评论：朱子说，苏轼与欧阳文忠、曾南丰相继崛起，各以文章闻名当世，但都卓然自成一代文章。对于楚人的辞赋，他并没有经常模仿。只有一次从蜀地向东行进，路过屈原祠时，曾经作赋，借以诋毁扬雄并申明屈原的志向。不过这篇赋也没有专门使用楚地方言。东坡作赋悼念屈原，虽然没有专用楚语，但篇末“君子之道不必全”等几句，确实发自对屈原内心的理解，辞气也仿佛与屈原冥然相合。《滟滪堆赋并序》。

译世人认为瞿唐峡口的滟滪堆是天下最危险的地方，凡是翻船的人都把罪责归给它。在我看来，这块石头其实对百姓有功。蜀江汇合百川来到夔州，浩浩荡荡，漫布奔流在广阔的原野上；而峡谷的大小连江面的十分之一都不到。假如先没有什么东西在其中阻挡，江水从远方奔腾而来，速度极快，到了瞿唐峡口便把全部冲力倾泻出来，那么它的险峻凶猛、令人畏惧，必定不只是现在这样。因此作这篇赋，等待有兴趣的人来观看并思考。天下最真实可信的东西，只有水。江河很大、大海很深，都可以凭意念推测；只是水不自行固定形状，而是因所遇之物而呈现形状，所以千变万化，却都有必然的道理。它翻腾勃怒时，万人也不敢向前；转眼之间又仿佛完全听命，只受圣人驱使。我把船停在瞿唐峡口，观看滟滪堆的高峻，然后才知道它之所以开通峡道却不离去，本来确实有它的道理。蜀江从远方而来，浩浩漫漫地流过平坦沙洲，行进千里从未遇到阻碍，气势骄纵伸张、不可摧折。忽然峡口逼仄狭窄，把万顷江水容纳在一杯之中。它刚刚还不知道有峡谷，便在滟滪堆下冲撞，水声喧闹，震动摇撼，竭尽力量同石头搏斗，气势勃发，像万匹战马从西面奔来。忽然一座孤城挡在道路中央，钩援、冲车等攻城器械全都来到城下；城池坚固，无法攻取，箭射尽了，剑也折断了，只好沿着城墙曲折地向东退去。于是江水滔滔汩汩，彼此一同流入峡中，安静前行，再也不敢发怒。唉，事物本来有因安定而发生变化的，也有凭借危险来求得安定的。懂得我的说法并推而广之，也就能知道事物的规律本来就是这样。原编者评论：凭神禹的力量，哪里会难以移去江中的这块石头，使行旅平安通行呢？事物本来有保留祸患而使祸患较小的，也有去掉一个祸患反而造成更大祸患的；这样看来，它的祸患其实不是祸患，而是替我们抵挡祸患。宋朝以辽为忧患，竭尽国力消灭辽；辽灭亡后，便再没有可以屏障金人的力量，于是发生徽、钦二帝北狩和宋室南渡的灾祸。假如辽还存在，金人本来不能越过辽来夺取宋朝。苏轼难道是看到了这个道理，所以把意思寄托在滟滪堆这块石头上吗？《黠鼠赋》。苏轼夜里坐着，有只老鼠正在啃咬东西，他拍打床板制止它。停止一会儿后，老鼠又啃起来，他让童子拿蜡烛去照看。袋子里空空的，发出“嘐嘐聱聱”的声音，声音在袋子里说：唉！这一定是老鼠被关在里面，不能逃走了。打开袋子一看，里面什么也没有。举着蜡烛搜查，发现袋中有一只死老鼠。童子惊讶地说：它刚才还在啃，怎么突然死了？刚才那是什么声音？难道是老鼠的鬼魂吗？把袋子翻过来倒出老鼠，它一落地便飞快逃走；即使动作敏捷的人，也来不及伸手抓住它。苏轼叹息说：这老鼠真狡猾啊！它被关在袋子里，袋子坚固，无法咬破，所以假装啃咬，借声音引人来；它明明没有死，却装成死鼠，借形状求得逃脱。我听说有生命的东西没有比人更聪明的了：能扰乱蛟龙、斩杀蛟龙，登上龟背、捕猎麒麟，役使万物而做它们的君主，最后却被一只老鼠使唤，落入这小虫子的计谋之中，像受惊的兔子一样从静止的人面前逃走；这样看来，人的智慧究竟在哪里呢？我坐着闭目假寐，暗自思考其中的道理，仿佛有人告诉我说：你只是学得很多、记得很多，仰望大道却还没有真正看见它。你不能专一于自身，却把心分散到外物上，所以一只老鼠的啃咬就能使你改变。人能够击碎价值千金的璧玉，却不能在打破锅时不惊叫失声；能够搏斗猛虎，却不能在遇到蜂蝎时不变色，这就是心不能专一的祸患。难道这些话是从你自己口中说出后，反而忘记了吗？我低头一笑，抬头醒悟过来，让童子拿笔记下我的这篇文章。原编者评论：确实在自身中建立真实，就能使心专一；专一于自身，便没有彼此分别，也没有一个执著的“我”，从而卓然精明。妄念一生，便把心分成二；二又生三，三又生万，万物纷然分裂，而自身便昏昧，不知道要走向哪里。孔子说：“不预先猜疑别人欺诈，不凭空猜测别人不诚信，却又能先有所觉察，这样就是贤明吗？”读者若不加察辨，便认为只有先觉才能做到不疑不猜。苏轼并不是说自己先觉；如果不是预先猜疑和猜测，又怎么会有这种觉察？他们不知道，在猜疑和猜测之中本来就没有觉察的道路；所谓觉察，不过是以昏昏然的状态自称觉悟罢了。苏轼所说“不能专一于自身，却把心分散到外物上”，确实是建立真实的好话。可是世间儒者听到苏轼说一和二，便说这是禅学；等他把这种说法改成真实与虚妄，又说这才是儒学。唉！他们只是表面上诚实，却从未在内心真实；考释“诚”字，却从未真正建立诚。凌安世说：按《东坡年谱》，东坡十多岁时作《夏侯太初论》，其中使用击碎玉璧的几句话，苏洵极为喜爱，所以说：这些话是从你口中说出后，难道你自己忘了吗？《日喻》。

译天生双目失明的人不知道太阳是什么，便问有眼睛的人。有人告诉他说：太阳的形状像铜盘，于是敲击铜盘让他听到声音。另一天他听到钟声，便以为那就是太阳。又有人告诉他说：太阳的光像蜡烛，于是让他摸蜡烛来体会它的形状。另一天他摸到箫管，便以为那就是太阳。太阳和钟、箫管相差很远，但盲人不知道它们的不同，因为他从未亲眼见过，只能向别人寻求答案。大道难以看见，比太阳更难；人不能通达大道，也同盲人没有差别。通达大道的人告诉他，即使使用巧妙的比喻、善于引导，也不可能超过用铜盘和蜡烛作比喻的程度。从铜盘推想到钟，从蜡烛推想到箫管，再转而相互类比，哪里会有尽头呢？所以世上谈论大道的人，有的就依据自己所见到的东西给大道命名，有的根本没有见过大道却凭意念猜测，这都是求道的过错。既然如此，大道终究不能求取吗？苏轼说：大道可以达到，却不能靠强求获得。为什么说可以达到呢？孙武说：“善于作战的人能够使敌人按照自己的意图行动，而不被敌人牵着走。”孔子说：“各种工匠居住在作坊里来完成事业，君子通过学习来达到大道。”不去强求它而自然达到，这就是所谓达到吧？南方有许多善于潜水的人，天天同水生活在一起。七岁便能涉水，十岁便能浮水，十五岁便能潜水。那些会潜水的人难道只是偶然如此吗？一定是掌握了水的规律。天天同水生活在一起，所以十五岁就掌握了潜水的方法；如果生来不识水，即使成年后看见船也会害怕。因此北方的勇士向善于潜水的人询问潜水的方法，并按照他所说的在河里试验，没有一个不淹死的。所以凡是不学习却专门追求大道的人，都像北方那个学习潜水的人。从前用声律诗赋来选取士人，士人杂乱地学习各种东西，却不专心于大道；现在用经学来选取士人，士人追求谈论大道，却不致力于学习。渤海人吴彦律，是一个有志于学习的人，正在准备参加礼部考试，我作《日喻》来告诫他。原编者评论：朱子说，三代的学校制度废弃以后，天下的学者不是庸俗儒生，专事记诵辞章，就是异端，专谈虚无寂灭，这个评论是确切的。宋朝自王安石开始用经术取士，一时间求取功名的人都改变原来附会文辞的习气，谈论道德仁义；等到把他们任用于政事，便茫然失措、无所凭据，同附会文辞没有两样。这就是苏轼写《日喻》的原因。程颐、朱熹出现后，阐明了千年以来失传的古代经典，孔子关于人性和天道的言论似乎也可以听闻了。然而学者不致力于修养自身以明白善理，不学习古人以进入仕途，只把口耳之间的言语当作性与天道之学，和虚无寂灭之说归根结底也是名称不同而实质相同。苏轼所说“不学习而专门追求大道的人，都是北方学习潜水的人”。苏轼的意思是希望天下人务实；可是后世反而认为他关于敲铜盘、摸蜡烛的比喻出自佛教盲人摸象的说法，斥责他属于虚无寂灭一流。唉！这难道不正是敲铜盘、摸蜡烛的人吗？凌安国说：这是元丰元年苏轼在徐州时所作，时年四十三岁。《问养生》。我向吴先生询问养生之道，得到两句话：一是“和”，二是“安”。什么叫“和”？他说：您没有看见天地运行寒暑吗？寒暑到了极端，能够冻折胶、融化金属，万物却不把它当作疾病，因为它的变化是微小的。寒暑的变化，白天随太阳一同过去，夜晚和月亮一起运行，俯仰之间已经多次变化，而人却察觉不到，这是变化微小到了极点、调和到了极点。假如这两个极端接连而且骤然到来，人早就死了。什么叫“安”？他说：我曾经从牢山乘船渡海到淮河，遇到大风。船上的人像附着在桔槔上随它上下，又像踩着车轮前进，身体反转、头晕、心神错乱，无法停止。而我的饮食起居却和平常一样。我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法术，只是不与风浪抗争，任凭它怎样运行。所以凡是使我生病的，往往并不是外物本身。食物中有蛆虫，看见的人一定会呕吐；没有看见而吃下去的人，却未曾呕吐。请考察呕吐是从哪里产生的。谈到八珍美食，人必然咽口水；谈到粪便污秽，人必然吐唾沫；这两样东西并没有真正接触我。唾液和吞咽的动作是从哪里产生的呢？究竟是外物产生的吗？还是从我自身产生的呢？知道它们产生于自身，那么即使同外物接触而不改变，这就是最大的安定。安定，则外物感动我的作用轻微；调和，则我应对外物能够顺畅。外界影响轻微，内心应对顺畅，生命活动就完备了。吴先生是古代所说的清静之人，他观察事物十分审慎，因此我私下记住他的话，按时加以省察。原编者评论：上节运用《阴符经》“天地之道浸”一类的义理，下节运用《楞严经》“想阴区宇”的义理；但不要因此认为圣人不会说这些道理。从养生之道可以领悟治理国家的道理。五谷成熟，百姓才能养育；然而若把十天的粮食一次吃完，也会因此死亡。孝悌是尧舜的道理；可是如果在早晚之间就要求人人都达到曾参、闵损那样的孝行，刑具就会摆满每家门前，百姓也无法生活。圣人长久实行自己的道，而天下逐渐化成，这正如寒暑悄然推移。孔子说：“急于求成反而不能达到目的。”说的就是这个。天下事情的变化到来，有些超出意料，像暴风骤雨一齐袭来；只要顺应它的势头，不与它争斗，自己不被它摇动，事情便会慢慢自行安定。大体而言，平常和变化遵循同一个道理，大事和小事也是一致的；心意不诚便会产生妄念，见识不明便会产生疑惑。《易经》说：“震雷来到，形势危险；猜想会丧失财物，登上九座高陵，不要追赶，七天后自然会得到。”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叔孙通不能招致二位儒生》。苏轼认为，叔孙通制定礼制，虽然不能像三代那样完备，但也能顺应时势、采取适宜办法，对世道有所补益。鲁地的两位儒生非难他，他们的话未必全都正确。叔孙通认为他们不懂得时势变化，也算恰当。然而谨慎考察扬雄《法言》说：“从前齐、鲁有一位大臣，史书失去了他的姓名。有人问：为什么说他伟大呢？回答说：叔孙通想制定君臣礼仪，曾到齐、鲁聘请先生，其中有两个人没有能够招致。”由此看来，大臣应当以道义侍奉君主，行不通便离去；只有这样，才可以托付幼主、寄托国家政令。如果随着时势上下浮沉，随人的态度俯仰变化，即使有时适用于一时，又哪里配称为守护社稷的大臣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六尺、百里〕 《狄山论匈奴和亲》。

译苏轼谨慎考察：汉代制度中，博士的俸禄只有六百石；然而朝廷有大事，必定让博士同丞相、御史、九卿、列侯一起议论可否。大概是新兴儒臣尊重经术，不因为官职卑小便废弃他的言论，所以狄山能够在皇帝面前同张汤争辩。这是臣下最难做到的事，也是君主最想听到的意见。君主应当和颜悦色地接纳他们，虚心听取，还担心他们不敢说话；何况像汉武帝那样变了脸色、凭怒气把人置于死地呢？因此张汤掌权，竟使盗贼遍布天下一半的地方，汉室几乎陷入混乱。这种局面，大概就是从不能容纳狄山开始的。张九龄不肯任用张守珪、牛仙客，臣私下认为：士大夫磨砺名节，端正脸色立于朝廷，不迎合众人以保全俸禄地位，这不只是臣下个人的道义，也是天下国家赖以安定的东西。如果名节一旦衰败，忠信之言无人听见，混乱灭亡便会随之而来，迅速得如同影子随形、回声应声。西汉末年，敢于直言的只有王章、朱云二人。王章死去，朱云又被罢黜，于是公卿只求保住俸禄、妻子儿女，像张禹、孔光一类人罢了。所以王莽凭着像斗筲、穿窬之徒那样的才智，夺取帝位就像反掌一样容易。唐朝开元末年，大臣中守正不屈的只有张九龄一人。张九龄既因违背皇帝旨意而被罢相，唐明皇便再也听不到能够纠正他的意见，终于导致安禄山之乱。治理与混乱的关键，难道能够不谨慎吗？原编者评论：苏轼在迩英殿进读的八篇文章中，这三篇最关乎治乱的关键和任用人才的要旨。《和归去来兮辞》。子瞻谪居昌化，追和陶渊明《归去来辞》，大概是把“无何有之乡”当作自己的家；即使身在海外，也未尝不是归来。我归去吧！我正向南迁徙，哪里能够回到江海边的氵项洞安卧，凭吊鼓角声的凄凉悲切？我的踪迹像泥中的蛟龙越陷越深，时光如闪电飞驰而去，无法追赶。我怀想西南的归路，梦中觉得那才是真实，醒来却发现是虚妄；领悟到这一生有什么是恒常不变的，就像寒暑交替而衣服随之改变，难道穿着皮衣还要惦记葛衣吗？大概是得到粗略的而失去了细微的。我归去十分容易，不必奔驰，也不必奔跑；俯仰之间便回到家中，下马关上房门。篱笆墙虽然有缺口，厅堂屋舍却还保存着；舀取上天的甘露，倒进低洼的酒樽；饮用月光和露水来洗涤心灵，吞食朝霞使面容焕发；使客人与主人混合为一，使婆媳之间彼此安宁。知道盗贼根本无从出现，于是推倒门户、拆开关锁；打开圆镜向外照耀，把万物纳入其中观察；修治废弃的井，早晨汲水；夜里从众多泉水中汲取并带回。守持极端的清静，任凭自己有所作为；有时像鸟雀跳跃，又像鲵鱼曲身爬行。我归去吧，最终在这里终老。游览我先人的破旧居所，离开这里又到哪里去寻找呢？海南和漠北同样都是所在之地，带着自己来去而无所忧虑。有一位奇异之人告诉我一句话：这不是八卦和九畴所能说明的；正饥饿时需要粮食，已经渡过河便没有船可用。忽然人与牛都消失了，只剩下高大的树木和高山土丘；惊叹六种作用都没有成就，反而从一条根本之流回转而去。望着故乡想寻求休息，为什么走到半路却要三次停下？罢了罢了！我的生命自有命运，归去自有时日。我本来没有出行，也没有停留；姑且驾车跟随您，听凭您要到哪里去。难道因为师法《南华经》就废弃了追随安期生吗？如果认为改变农作物就终将枯死，便索性不灌溉、不播种吗？我师法陶渊明的高雅旷达，唱和他百篇新诗，作《归来》这篇清新的辞赋。我大概就是他的后身，这一点没有疑问。原编者评论：人的身体运动的一面属于天，静止的一面属于地；气如同太阳，血如同月亮。把运动还给天，把静止还给地，把气还给太阳，把血还给月亮。这样归还之后，便没有什么可以再归还的了。既然没有什么可以再归还，那么天地日月尚且不能据为己有，我又怎么能据为己有呢？然而所谓不能据为己有，正是因为它们是万古常在、为我与天地日月共同拥有的东西。这就是苏轼所说的“归去来”的所在。即使如此，这个所在没有来去，又何必说归呢？所以篇末说：“我本来没有出行，也没有停留。” 《书韩魏公黄州诗后》。黄州的山水清秀幽远，民风淳厚善良。这里的百姓欲求很少，也不争竞；士人安静而有文采，质朴却不鄙陋。即使是里巷中的小民，也知道尊敬爱戴贤人，说道：“我们黄州虽然偏远狭小，但王元之、韩魏公曾屈尊居住在这里，足以向四方人夸耀。”王元之从黄州迁到蕲州，死在蕲州；然而世人称说王元之，一定说“黄州王元之”，黄州人也说：“这是我们黄州的王元之。”韩魏公离开黄州四十多年，还思念不忘，甚至作诗追怀他。贤人君子，是天下留给百姓的，也是天下人共同拥有的；黄州人却独自把他们当作荣耀，难道是因为他们尊重德行、喜爱正道，唯独不同于其他地方吗？还是因为二位公与黄州人有往日的缘分，这就不得而知了。王元之做郡守时，对百姓有恩，百姓怀念他而不忘，本来是应当的。韩魏公只是因为家中有丧事，跟随兄长居住在这里罢了，百姓从哪里知道这些呢？《诗经》说：“有文采的君子啊，像金子，像锡；像圭，像璧。”金、锡、圭、璧所在的地方，连瓦石草木也受到它们的光泽，何必要等到实际使用呢？奉议郎孙贲字公素，是黄州人，曾在韩公门下作客，韩公对他了解很深，大概就是所谓教授书记者。苏轼也是韩公的门人，被贬居黄州五年，治理东坡，修筑雪堂，大概将要在这里终老了，那么也就是黄州人了。于是我们共同募集韩公的诗作，把它们刻在石上，作为黄州人无穷的怀念；而我们两人也或许可以借此留下姓名，使人不忘吧？元丰七年十二月十六日，汝州团练副使苏轼记。原编者评：甘棠树不要砍伐，这是召伯曾经休息过的地方。《左传》说：“我宿，怎敢不封土培植这棵树，以使人不忘记射箭之礼呢？”一方面用它来彰明爱贤之心，怎么可以停止呢？另一方面，贤人所到之处，连草木也同样增添光辉，使人乐于趋向善道而自己都不知道手在舞、脚在跳。苏轼这篇文章，难道有《甘棠》诗人遗留下来的风范吗？《三槐堂铭》并序

译上天的意志可以相信吗？贤者未必显贵，仁者未必长寿。上天的意志不能相信吗？仁者必定有贤能的后代。这两种说法究竟应当以哪一种为准呢？我听申包胥说过：“人多可以胜天，天意既定也能胜人。”世上议论天意的人，都不等到它的安排确定便急于求取答案，所以认为天意茫然无凭。行善的人因此懈怠，作恶的人因此放纵。盗跖长寿、孔子和颜回困厄，这些都是天意尚未确定的情况。松柏生长在山林中，开始时受到蓬蒿的压困，又遭牛羊侵害；但最终贯通四季，经历千年而不改变，这就是它的天性已经确定。善恶的报应延及子孙，而后果确定得更久远。我用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以及传闻来考察，知道天意确实可以相信。国家将要兴盛，必定有世代积德的臣子，广施恩惠而自己不享受报偿，然后他的子孙才能同守持法度、使天下太平的君主共同享有天下的福泽。因此，兵部侍郎、晋国公王公，在汉、周之际显达，历仕太祖、太宗，文武兼备，忠孝两全，天下人都期望他做宰相，但他最终因为坚持正直之道而不为当时所容。他曾亲手在庭院中种下三棵槐树，说：“我的子孙一定有做三公的。”后来他的儿子魏国文正公在景德、祥符年间辅佐真宗皇帝，正值朝廷清明、天下无事之时，享受福禄和荣名共十八年。把物品寄存在别人那里，第二天去取，能不能取回还不一定；而晋公把德行修养在自身，向上天要求报偿，预先确定几十年后的结果，就像手持左券，双方当面交割。因此我知道天意果然可以相信。我没有来得及见到魏公，却见到了他的儿子懿敏公；他以直言劝谏侍奉仁宗皇帝，出入侍从和统领军队三十多年，官位却配不上他的德行。难道上天将要再次兴盛王氏吗？不然他的子孙为什么有这么多贤人！世上有人把晋公比作李栖筠，他们的雄才直气确实不相上下。李栖筠的儿子李吉甫、孙子李德裕，功名富贵大略与王氏相等，但忠信仁厚不如魏公父子。由此看来，王氏的福泽大概还没有穷尽。懿敏公的儿子王巩与我交游，喜爱德行而有文采，能够继承他的家业，所以我把这些记载下来。铭文说：啊，多么美好！魏公的事业同槐树一起萌发；辛勤培植，必须经过一代又一代才能成就。既然辅佐真宗，天下四方平治；回头看自己的家，槐树的浓荫已经布满庭院。我们这些小人，早晨还顾不上晚上，只看时机谋利，损害皇家的德行，希望侥幸获利，不播种便想收获；若没有君子，这个国家怎么能够治理？京城东面，晋公曾居住的地方，三棵槐树郁郁葱葱，正是德行的祥符。啊，多么美好！原编者评：天道，是积聚的气在朔望之间盈亏不齐，到年终把余数归并起来形成闰月，于是不齐的地方就齐了。春夏秋冬，逐渐浸润、逐渐胜替，没有一天完全相同，而大暑和严冬达到极点。然而合看一百年，便没有一天不是相似的。天之所以成为天就是这样，为什么唯独到了人的事情上便怀疑它呢？《易经》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易经》说的是家，不是自身；说的是余庆余殃，不是立即应验。可是人往往在自身尚未得到验证时便怨天尤人，非难圣人、怀疑经典，实在是太迷惑了。苏轼说必须等天意确定后再去求证，这是善于谈论天道的话。天道的确定必定会留下余庆。天道看似遥远其实很近，为什么不从四时运行中观察它呢？邵伯温说：王晋公王祐侍奉太祖，任知制诰。太祖派使者到魏州，授予他临机处置的权力，并告诉他说：“使者回来后，给你和王溥授予官职。”当时王溥任宰相。原来魏州节度使符彦卿是太宗夫人的父亲，有流言传到皇帝那里。王祐到晋王府辞别太宗，太宗屏退左右想同他谈话，王祐却径直快步走了出来。王祐到魏州后，得到符彦卿家中两个仗势横行的僮仆，便依据临机处置之权把他们发配了事。回到朝廷后，太祖问：“你敢保证符彦卿没有异心吗？”王祐说：“臣与符彦卿两家各有百口人，愿意用臣的全家来保证符彦卿全家。”又说：“五代的君主多因猜忌而杀害无辜，所以享有国家的时间不长，愿陛下以此为戒。”皇帝恼怒他言语直率，把他贬为护国军行军司马，安置在叶州，七年没有召回。太宗即位后，对辅臣说：“王祐除了文章之外，另有清正的节操，这是朕亲自知道的。”于是以兵部侍郎召他，但还没有见到他，他便去世了。起初，王祐笑着说：“我这个人不做儿子，二郎一定会做二郎，文正公王旦就是这样。”王祐一向知道王旦必定显贵，亲手在庭院中种下三棵槐树，说：“我的子孙一定有做三公的。”后来果然如此，天下人称为三槐王氏。卷三十九 眉山苏轼文二：书信 给文侍中的《论榷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