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四十二

译我曾读《孔子世家》，考察孔子的言语文章，发现它们无不循循有序、合乎规矩；他不敢放纵言辞、发表高深空泛的议论，说话必定称引先王，这才知道圣人忧虑天下是多么深切。他的思想广大无边，却并不是远离实际；浩瀚无涯，却并不是深不可测。他所说的，都是普通男女共同知道的；而他所实行的，却是圣人也不能完全做到的。唉，这也就足够了！假使后世有人能够完全实行我的主张，即使成为圣人也没有什么困难；如果做不到，至少也能成为少犯过错的人罢了。子路的勇敢、子贡的善辩、冉有的才智，这三者都是天下所谓难以做到而又可贵的品德。然而这三个人，却常常不为孔夫子所喜爱。颜渊沉默寡言，看不出他有什么才能，好像没有什么不同于普通人的地方，孔夫子却屡次称赞他。况且学习圣人，难道一定只在于学习他说了些什么吗？也要看他的意旨所趋向的地方罢了。孔夫子认为后世一定有人不能实行他的主张，也一定有人会窃取他的主张来做不义之事。因此，他的言论平易正直，不敢发表异常而讨人喜欢的议论，关键在于使它不可改变。我过去常常奇怪李斯曾师事荀卿，后来却焚毁他的著作，大肆改变古代先王的法度，对待老师的学说，简直如同盗寇侵犯了一样。如今读了荀卿的书，才知道李斯用来侍奉秦国的那一套，都是从荀卿那里来的，也就不值得奇怪了。荀卿这个人，喜欢发表奇异的学说而不肯退让，敢于发表高谈阔论而不顾后果。他的言论会使愚人惊骇，使小人欢喜。子思、孟轲，是世人所说的贤人君子。荀卿却偏偏说：“扰乱天下的人，是子思、孟轲。”天下人这样多，仁人义士这样多，荀卿却偏偏说：“人的本性是恶的，这是桀、纣的本性；尧、舜则是矫饰伪装的。”由此看来，推想他的为人，一定是刚愎自用、傲慢无礼而又过分自负。李斯这个人，只是比他更加厉害罢了。小人做坏事，尚且一定有所顾忌，所以夏、商灭亡时，虽然桀、纣残暴，但先王的法度、礼乐、刑政还没有达到完全灭绝、无从考察的地步，这是因为桀、纣还保留了一些东西，不敢全部废弃。李斯却独能奋然行事而不顾一切，焚烧孔夫子的六经，烹灭三代的诸侯，破坏周公的井田制，这也一定是有所依仗的。他看见老师把天下的贤人都诋毁了一遍，便由此更加愚蠢，以为古代先王全都没有值得效法的地方，却不知道荀卿只是为了痛快一时而发表这种议论，荀卿自己也不知道灾祸竟会达到这样的地步。父亲杀人报仇，他的儿子一定还会继续这样做。荀卿劫持圣贤之道，阐明王道，阐述礼乐；李斯却用他的学说扰乱天下。他那些高谈阔论和奇异言论，确实起到了激发李斯的作用。孔子、孟子的学说从来没有什么奇异之处，但天下最终却没有人能够达到他们的境界。如果天下果真没有人能够达到他们的境界，那么还何必追求奇异呢？原编者评：苏轼说李斯破坏了周公的井田制，但井田制的废弃并不是从李斯开始的，而且井田制本来是虞、夏时代的制度，也不能归于周公；这句话大概是苏轼年轻时写作、未经仔细考订的地方，不可作为准则。王志坚说：锺伯敬认为苏轼的这番议论是为王安石作的翻案文章；但苏轼的这篇文章刻入《应诏集》，是应制科考试时所作，那时还没有王安石的事情，锺伯敬说错了。韩非谈论圣人所厌恶的事，认为竭力排斥异端的人，并不是异端本身能够扰乱天下，而是天下的祸乱正由此产生。过去周朝衰微时，有老聃、关尹、庄周、列御寇这类人，竞相发表虚无淡泊的言论，治理和推演他们狂放游荡的学说，纷繁错乱，最终归于虚无。奉行他们的道路，便茫然无所适从，因此忘记富贵的快乐，等同看待生死的区别。这些人在天下不得志，想要超越世俗、远走高飞，所以放纵心志而无所忧虑。虽然这不是圣人的道路，但他们的用心本来也没有给天下带来什么恶意。自老聃死后一百多年，有商鞅、韩非著书，宣称治理天下没有比严厉实行刑名之术更好的办法。等到秦国采用这种办法，终于导致了胜、广的动乱。教化不足而刑法有余，秦朝因此断绝祭祀，天下也遭受了它的毒害。后世的学者知道申不害、韩非的罪过，却不知道老聃、关尹、庄周才是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为什么呢？仁义之道产生于夫妻、父子、兄弟相互爱护的关系之中；礼法、刑政的根源，则产生于君臣上下彼此戒惧的关系之际。相互爱护，就会有所不忍；相互戒惧，就会有所不敢。把不敢与不忍之心结合起来，圣人的道路才可以存在于其中。如今老聃、关尹、庄周议论君臣父子关系，空泛得就像浮萍漂在江湖上，偶然相遇罢了。于是父亲不值得爱，君主不值得戒惧；不戒惧君主，不爱护父亲，仁便不足以使人归附，义便不足以劝人为善，礼乐也不足以教化人。这四者都没有用处，却想把天下置于虚无之中。虚无难道真的足以治理天下吗？商鞅、韩非想要实行自己的学说却没有做到，反而得到了一套轻视天下、把万物等同看待的方法，因此敢于残酷行事而毫不迟疑。如今若不忍心杀人还不足以称为仁，而仁又不足以治理百姓，那么杀人就不足以称为不仁，不仁也不足以扰乱天下。这样一来，天下的一切都任凭我去做，刀、锯、斧、钺还有什么不能使用的呢？过去孔夫子从来不敢有一天改变自己的言论，即使天下微小的事物，也没有不使他有所敬畏的。如今他们看待天下，轻蔑得仿佛天下不值得治理，这正是他们轻视天下的原因。是杀人吗？太史迁说：“申不害拘守于琐细之处，施行名实之术；韩非援引法则，切合实际事务，辨明是非；但推到极端，就变得惨酷苛刻而缺少恩德，这些都源自道德的意旨。”我曾读到这段话并加以思考，事情本来就有彼此没有谋划，却互相感应的情况。庄子、老子之后，它的祸患就发展成了申不害、韩非的学说。从三代衰微以来直到今天，凡是用来扰乱圣人之道的东西，它的弊害确实已经很多了，却还不知道最终会发展到什么地步，怎么能不设法治理呢？

译原编者评：老子主张无为清静，庄子、列子把生死看作一回事，解除对外物的胶着，这些都是所谓遨游于世俗范围之外。他们与佛教并没有因中西之别而不同；人如果真能明心见性、通达本源，那么应对万般变化，正是无为清静；竭尽力量修养自身，正是把生死看作一回事、解除对外物的胶着。难道说他们最终归于有吗？况且三界都只是心，不落于有无。如果分别各种现象，那么说无我的人是有的；何曾说过“因为无人，所以杀人不足以称为不仁”呢？因为无我，所以尧、舜的事业如同浮云掠过太虚，这就是所谓廓然无圣；因为有人，所以连尧、舜也还感到忧患，这就是所谓众生尚未度尽，便不敢成佛。申不害、韩非正好相反：对于自己，即使拔下一根毫毛能够使天下获利，也不肯去做；对于别人，却要全世界的人从头到脚都为自己谋利，他们也愿意这样做。这正是违逆天地的本性、拂逆万物的情理，哪里只是周公、孔子所不能容忍，简直与释、老、庄、列水火不同。虽然如此，孔子已经说过：“中等资质以上的人，可以告诉他高深的道理；中等资质以下的人，不可以告诉他高深的道理。”这就像脚趾有蹼的人飞不高，脚趾没有蹼的人走路必然跳跃。盗贼杀人，本来不能归罪于古代圣人制造刀剑；然而杀人的器具必定是由刀剑造成的。释、道二家的书籍每天都存在于天地之间，不能避免中等资质以下的人误读，那么苏轼的这番议论，或许也有些补益吧？过去我世宗宪皇帝说过：“果真能够了脱生死，那么忠就一定是真忠，孝就一定是真孝；如果不是这样，只是认为生没有什么值得爱惜、死没有什么值得畏惧，那么《中庸》所说的那种小人而无所顾忌的人，一定就是他了。”圣人的话多么伟大，足以平息千古以来的争论。胡居仁说：“韩非言论的惨酷苛刻，是由于老子、庄子用虚无来轻视天下而造成的，也本来就是从太史公推原道德本意的说法发展出来的。”这与评论李斯的祸患源于荀卿，是同一个议题。《留侯论》古代所谓豪杰之士，一定具有超过常人的节操。按人之常情，有些屈辱是不能忍受的；普通人受到侮辱，便拔剑而起，挺身相斗，这还不能算勇敢。天下真正具有大勇的人，突然遇到事情而不惊慌，无故受到侵犯也不发怒，这是因为他胸中所怀抱的东西非常宏大，而他的志向非常深远。张子房在圯桥上接受老人的书，这件事很奇怪；但又怎么知道那不是秦朝时有隐居的君子出来试探他呢？看他借以略微显露心意的地方，全都是圣贤相互警戒的意义，而世人没有察觉，把老人当作鬼怪，也实在是错了。而且老人的用意并不在那本书上。当时韩国灭亡，秦国正强盛，用刀锯鼎镬对待天下士人，平日里无罪而被夷灭的人多得数不清，即使有孟贲、夏育这样的勇士，也没有地方施展。执法过于急迫的人，其锋芒不可触犯，而它的势力又不能乘隙利用。张子房不能忍受愤懑之心，想凭普通人的力量在一次袭击中逞强；在那种时候，张子房不死，间隙小得容不下一根头发，也已经非常危险了。富贵人家的子弟不会死在盗贼手里，为什么呢？因为他的身体值得爱惜，而盗贼不值得他为之送命。张子房有盖世的才能，却不采用伊尹、太公的谋略，偏偏采取荆轲、聂政的计策，把不死寄托在侥幸上，这正是圯桥老人深感惋惜的地方。因此，老人故意傲慢无礼、很少谦逊，对张子房进行深深的挫折，使他能够忍耐，然后才可以成就大事，所以说：“这个年轻人可以教导。”楚庄王讨伐郑国，郑伯袒露上身、牵着羊前来迎接，庄王说：“他的国君能够向别人屈服，一定也能使他的百姓信服。”于是便放弃了攻伐。越王勾践困守会稽、归附吴国称臣称妾，三年之间也不感到厌倦。况且有报仇的志向却不能向人低头，这是普通人的刚强罢了。那位老人认为张子房才智有余，却担忧他的器量不足，所以故意深深挫折他少年人的刚锐之气，使他忍受小的愤怒而成就长远的谋略。为什么呢？如果不是平日有交情，突然在荒野之间相遇，却命令他从事仆役、婢妾一样的工作，而他还能欣然接受、毫不奇怪，这种气度本来就是秦始皇也不能使他惊惧、项籍也不能使他发怒的。考察汉高祖取胜、项籍失败的原因，就在能忍耐与不能忍耐之间罢了。项籍只是不能忍耐，所以百战百胜时便轻易使用自己的锋芒；汉高祖能够忍耐，保存完整的锋芒，等待项籍衰败，这就是张子房教给他的。当淮阴侯击破齐国、想要自立为王时，汉高祖在言语神色之间流露出愤怒；由此看来，他仍有刚强而不能忍耐的气性，不是张子房，谁能保全他呢？太史公疑心张子房身材魁梧奇伟，可是他的相貌却像妇人女子，和他的志气不相称。唉，这或许正是他成为张子房的原因吧？原编者评：张子房自称家族五代为韩国相国，散尽家财，寻求壮士为韩国报仇，曾在博浪沙中狙击秦始皇。假如当时真击中了秦始皇，张子房一定会与秦始皇一同死去；而那时李斯、赵高的谋划尚未萌发，扶苏还在，蒙恬、蒙毅等将领也安然无恙，秦国未必会灭亡。即使他的忠肝义胆震动天地，但从通达事理的人看来，他的行为难道不仍像小孩子一样吗？张子房本是豪族公子，当时还年轻，没有读过多少书；而秦法规定挟带书籍的人弃市，我推想当时如东序所陈列的大训、各国记载的嘉言，在民间已经荡然无存。圯桥老人一定藏有这类书籍，类似鲁壁藏书，估量张子房可以传授，所以拿出来授给他。张子房由此得以知道安定天下、成为帝王之师的道路，辅佐汉高帝灭亡无道的秦朝，韩国的仇恨也终于得以报偿。汉惠文帝时代，学校尚未兴盛，这些书于是没有流传到后世。后世怀疑这件事是神怪故事，认为所传的书一定是用兵之术，这又和儿童的见识没有区别。汉高祖取得天下，平定三秦以后，张子房才归附汉王。五年之内，依靠韩信向东攻取齐国，向北攻取赵国；诸侯一起反叛项羽，项羽粮食耗尽，于是汉军一举消灭了他。在项羽粮食耗尽以前，汉高祖亲自带兵与项羽交战，却屡屡失败。这时张子房难道不在帷幄之中吗？既然如此，张子房用来谋划取胜的事情显然不是亲自搏战。喜欢诡辩的人又伪造《黄石公素书》三篇来证实这件事，实在都很怪诞。《贾谊论》

译有才能并不难，难的是能够把自己的才能真正施展出来。可惜贾谊是辅佐帝王的人才，却不能施展自己的才干。君子所图谋的如果长远，就一定有所等待；所要成就的如果宏大，就一定有所忍耐。古代贤人都有可以施展的才能，却最终连万分之一都不能实行，未必全是当时君主的过错，有时也是他们自己造成的。我看贾谊的议论，假如按照他说的去做，即使三代也不会超过多少；遇到汉文帝这样的君主，尚且因为不能被任用而死去。这样说来，难道天下没有尧、舜，就终究不能有所作为吗？仲尼是圣人，周游天下、接受试用，只要不是极其无道的国家，他都想勉力扶持，希望有一天能够实行自己的道路。他将要前往楚国，先派冉有去沟通，又让子夏进一步说明。君子希望得到君主任用，是这样的勤勉。孟子离开齐国，在昼地停留了三夜才出发，还说：“齐王或许会召我回去。”君子不忍心抛弃自己的君主，是这样的深厚。公孙丑问：“夫子为什么不快乐？”孟子说：“如今的天下，除了我还有谁呢？”那么我为什么不快乐？君子爱惜自身，是这样的充分。像这样努力过却仍不被任用，然后才知道天下果真不值得共同做事，也就可以没有遗憾了。像贾谊这样的人，不是汉文帝不能任用他，而是贾谊不能使汉文帝任用自己。绛侯周勃亲手捧着天子的玺印交给汉文帝，灌婴率领数十万军队决定刘氏与吕氏的胜负，他们又都是汉高帝的旧将；这种君臣相互投合的关系，难道只是父子骨肉、手足之亲吗？贾谊只是洛阳的年轻人，却想让汉文帝在一天之内全部抛弃旧臣而谋求革新，这已经很难了。作为贾谊，应当对上取得君主的信任，对下取得绛侯、灌婴一类大臣的支持，从容地逐渐浸润、深入交往，使天子不怀疑、大臣不嫉恨，然后举天下之事任凭自己施展，不过十年就可以实现志愿，哪里会在片刻交谈之间就急忙替别人痛哭呢？看他经过湘水作赋凭吊屈原，心情郁结愤懑，显露出想要远走高飞的志向，后来终于因此伤害自己，哭泣到夭折，这也是不善于处置困厄的人。谋划一次没有被采用，怎么知道最终不会再次被采用呢？他不知道默默等待时机变化，却自我摧残到这种地步。唉！贾谊志向很大而器量很小，才华有余而见识不足。古代人有超越世俗的才能，也一定有违逆世俗所带来的牵累，所以如果不是聪明睿智、能够不受迷惑的君主，就不能充分发挥他的才能。古今都称说苻坚在民间得到王猛，一旦之间全部斥退旧臣而同他谋划；他这个普通人能够取得天下一半，大概就是凭借这个吧！我深深悲悯贾谊的志向，所以详细地评论这件事。也使君主如果得到像贾谊这样的臣子，知道他有孤高耿介的操守；一旦不被任用，就会忧伤、沮丧而不能重新振作。因此，作为贾谊这样的人，也应当谨慎地施展自己的抱负啊！原编者评：史书称宋神宗想要骤然任用苏轼，韩琦不愿破坏成例，阻止了这件事，苏轼因此终身感念韩琦。唉！像苏轼这样的人，真可以说是爱惜自身吗？他写《贾谊论》，宋人说是在晚年。看苏轼颠沛流离，甚至靠挑菜度日，晚上睡在树下，却好像终身都怡然自得，这和贾谊作《服鸟》《鸟投文吊屈原》不同。当日仁宗得到苏轼的对策，退朝后面露喜色，皇后问他原因，他说：“替子孙得到了一位贤能的宰相。”因此神宗虽然受谗言迷惑，却始终没有不眷顾苏轼。和贾谊受到汉文帝赏识却终究不能掌握权柄相比，大概有些相似。苏轼难道知道天命便不忧虑吗？然而篇末几句话，俯仰古今，自伤而又伤及他人，情感已经深到极点。至于贾谊的《吊屈原赋》《服鸟赋》，确实心情郁结愤懑，不能看清事理的明证。至于他哭泣一年多而死，则是因为梁王坠马而死，自己感伤作为太傅没有尽到责任。贾谊领取别人的俸禄，就要尽忠于别人；一旦发生过错，便把责任归到自己身上。他甚至认为，自己作为梁王的太傅，却使梁王坠马而过早丧失天年，那么平日里自我期许的、以为一旦掌握权柄便能亲手实现天下太平的一切想法，都不过是荒谬妄想。哭泣一年多也死去了，这些眼泪应当和苌叔的碧血一样珍贵。他忠厚、恻隐悲悯、廉洁守节、志气耿然的光辉，可以贯通日月。可是苏轼没有察考史家所说的话，“死”字也是承接梁王之死而言，却反过来因此讥刺贾谊，这不是厚重正确的评论。梁王没有坠马而死以前，贾谊何曾因自己不被任用而伤心哭泣呢？《晁错论》

译天下的祸患，最难处理的是表面上叫作太平无事，实际上却潜藏着不可预测的忧患；坐在那里看着局势变化而不设法处理，恐怕会发展到无法挽救；如果起身勉强处理，天下人又习惯于太平安定而不相信我。只有仁人君子、豪杰之士，才能挺身而出，为天下承担大难，以求建立大功；这本来不是那些勉强在一两个月内行事、苟且求取名声的人所能做到的。天下太平无事，却由我揭开大难的端绪；又由我收拾残局，这样以后才能使天下免于灾难。事情发生后才慢慢想要推卸，使别人承担责任，那么天下的祸患必定都会集中到我身上。过去晁错竭尽忠心为汉朝谋划，打算削弱山东诸侯；诸侯一起起兵，以诛杀晁错为名，而天子没有察觉，反而拿晁错作为说辞。天下人悲叹晁错因为忠心而遭受灾祸，却不知道晁错也有招致灾祸的原因。古代成就大事的人，不仅有超越世人的才能，也一定有坚忍不拔的志向。从前大禹治水，凿开龙门，疏通黄河使水流入大海；当他的功业尚未完成时，大概也有洪水溃决、泛滥冲撞的可怕祸患，只是他能够预先知道事情的必然趋势，事情来到时不害怕，慢慢设法处理，因此能够获得成功。凭七国的强大势力而突然削弱它们，发生变乱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晁错没有在这时舍弃自身，站到天下大难的正面去承担，并控制吴、楚的命运，却采取保全自己的计策，想让天子亲自领兵，而自己留守京城。况且发动七国之难的人是谁呢？既然已经想求取名声，又怎么逃避它带来的祸患？他把亲自出征的极大危险留给天子，把留守的极大安全留给自己；自己成为制造危难的首要人物，却选择最安全的位置，把最危险的位置留给天子，这正是忠臣义士愤懑不平的地方。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没有袁盎，晁错也免不了灾祸。为什么呢？他自己想留守，却让君主亲自出征，按情理说，天子本来已经对此感到为难了，却又重重违背天子的意愿，因此袁盎的主张才能乘隙实行。假使吴、楚反叛，晁错亲自承担危险，日夜磨砺自己，面向东方等待敌人，使灾祸不至于牵累他的君主，那么天子将依靠他而无所恐惧，即使有一百个袁盎，又怎么能离间他们呢？唉！世上的君子如果想求取非同寻常的功业，就不要致力于保全自己的计策。假使晁错亲自出征攻击吴、楚，未必不能立功；只是他想巩固自身，而天子不高兴，奸臣便得以乘他的空隙。晁错用来保全自己的办法，难道正是他招来灾祸的原因吗？原编者评：七国被削弱，也会反叛；不被削弱，也会反叛。削弱它们，变乱发生得快而祸患小；不削弱它们，变乱发生得慢而祸患大。这正是世人因此为晁错的祸患感到悲伤的地方。虽然如此，既然明知削弱它们就会反叛，却不预先防备，难道是谋划反叛吗？环顾群臣，已经没有可以托付的人；拥有百万军队，难道就可以轻率地削弱诸侯以激起他们反叛吗？何况有周亚夫这样可以托付百万军队的人却不知道，谁还说晁错是智囊呢？况且宗庙社稷，就像人的精神魂魄；百姓，就像人的四肢躯体。天下哪有残害肢体来安定魂魄的道理？那么又哪里有残害百姓来安定宗庙社稷的道理？圣贤处理这种事，难道果真除了激怒诸侯使其反叛并消灭他们之外，就没有其他办法了吗？晁错也可以说是还没有学会握刀，便轻率地割下一刀了。晁错的父亲说：“刘氏安定了，晁氏就危险了。”天下骚乱，京城几乎血流成河。刘氏果真足以安定天下吗？茅坤说：“晁错的错误，在于早先就怨恨袁盎，想借吴国反叛的机会杀掉他；这是杀人的动机，鬼神已经窥见他的家室了。为什么呢？因为晁错的学问本来就是刑名之学。” 《续欧阳子朋党论》

译欧阳先生说：“小人想要使别人的国家空虚衰败，一定会提出朋党的说法。”唉！国家将要灭亡，这就是征兆吗？祸患没有比权力转移到他人手中更大的，君主没有比国家出现朋党更危险的。出现朋党就一定会争斗；一争斗，小人一定获胜，而权力也就归于小人。君主怎么能不危险呢？为什么这样说呢？君子用道义侍奉君主，君主必定敬重他却疏远他；小人只顺从君主的话，从不违背，君主必定亲近他而狎昵他。疏远的人容易被离间，亲近的人却难以离间。君子不得志，就保全自身而退隐，以守道为乐、不出仕；小人不得志，就侥幸等待重新被任用，只想着报复怨恨。这就是小人必定获胜的原因。曾经评论过，君子像嘉禾，培植它很难，除去它却很容易；小人像恶草，不播种也会生长，除掉后又会繁茂。世上从来没有不铲除小人而能够安定的局面。然而铲除小人最难：斥退一个，就有许多人援助他；把同类全部铲除，众人对你的怨恨就会很深。小的重新被任用，就会放纵威势；大的得志，就会窃取国家。善人因此被扫地出门，世上的君主也为之屏息。好比斩蛇而蛇不死，刺虎而虎不毙，它们伤害的人反而会更多。齐国的田氏、鲁国的季孙氏就是这样。齐、鲁两国的执政者，没有不是田氏、季孙氏的党羽。历代君主多次想要诛除他们，却最终导致齐简公被弑、鲁昭公和鲁哀公失去国家。小人的朋党就是这样难以铲除。汉代的党锢之祸、唐代的白马之祸，使忠义之士被斥退而死，一个不剩。君子的朋党却这样容易被消灭。如果世上的君主知道容易消灭的朋党值得警戒，而难以消灭的朋党值得畏惧，那么政治就会有所好转。况且君子在世上并没有这样多，小人也没有这样多。凡是有才智而锐意追求功名、热衷进取的人，只是随着任用他的对象而改变罢了。孔子说：“仁者安于仁，智者以仁为利。”他们未必全都是君子。冉有跟随孔子，就是门人中的优秀者；跟随季氏，就成为聚敛财富的臣子。唐代的柳宗元、刘禹锡，假使没有陷入王叔文的朋党，他们卓越的才华和学问，也足以成为唐朝的名臣。从前栾怀子在晋国获罪，他的党羽都出奔了。乐王鲋对范宣子说：“何不召回州绰、刑蒯？他们都是勇士。”范宣子说：“他们是栾氏的勇士，我得到他们又有什么用？”乐王鲋说：“您成为栾氏的对手，他们就会成为您的勇士。”唉！范宣子早听从乐王鲋的话，哪里只是得到两个勇士，又怎么会有曲沃之变呢？我认为治理的方法，不过是除去罪恶最重的首领罢了。如果罢黜首恶而宽赦其余，使有才能的人不失去富贵，使没有才能的人也没有理由抱怨，他们将忙于为我所用，哪里还会报复怨恨呢？人之所以成为盗贼，只是因为衣食不足。农夫、市民，怎么能保证他们不会成为盗贼？而衣食既然充足，盗贼难道不能重新成为农夫、市民吗？所以善于铲除盗贼的人，就打开他们获得衣食的门路，使他们恢复原来的职业；善于铲除小人的人，就用富贵的道路诱导他们，使他们脱离朋党。凭借武力取得威势、战胜别人，大概没有不反过来被它吞噬的。曹参治理齐国时说：“谨慎，不要扰乱狱讼和市集；狱讼和市集，是奸人能够容身的地方。”懂得这个道理，也就差不多可以做到善于治理了。奸邪固然不能任其滋长，却也不能完全不予容纳。如果奸邪没有可以容身的地方，君子难道有长久安定的道理吗？牛党、李党遍布天下，李德裕却凭一人之力，想把他们全部追究并置于死地；这就是他很快遭受仇敌灾祸的原因。奸臣重新炽盛，忠义更加衰微；凭借武力取得威势、战胜别人，果真可以这样做吗？我因此续写欧阳先生的议论，作为对君子和小人的警戒。原编者评：韩琦、范仲淹、富弼、司马光等贤人，忘却自身而为国家尽力，经营天下事务；小人害怕，不能容身，便屡屡把他们指为朋党，希望欺骗君主来实现自己的私欲。欧阳修作《朋党论》，说小人没有朋党，只有君子有朋党，大概是说小人的交往必定因争夺利益而破裂，君子的交往必定因道义相合而成就。他只是想纠正当时的错误言论，打动君主的听闻，却不知道自己的说法也有弊病。君子不结党，难道君子也结党吗？我世宗宪皇帝作《朋党论》，深深斥责这种说法的错误，难道不知道欧阳修的本意并不是要赞成朋党吗？只是他过于激烈的言论，足以使读者误解；而“小人无朋”中的“朋”，正将被小人借口欧阳修的话来混淆黑白。凡是用来斥责欧阳修的地方，正是欧阳修言外之意想要向后世显明却没有做到的地方。苏轼大概也对老师的话有所疑虑，认为其中义理不够圆满，不能作为准则，所以才写这篇续论吧？我曾读《大易》，才知道文王、周公、孔子的心意，对于朋党确实反复致意。《坤卦》说：“利西南得朋，东北丧朋。”意思是西南方是坤代替乾承担事务的地方，如果不集合众人之力，就不足以完成任务，所以有利于得到朋类。东方是接受命令之前进的方向，北方是报告成功的时刻；承受命令、归还功劳，已经没有私心，又哪里还要结交朋类呢？所以有利于丧失朋类。《比卦》六三爻说：“亲比于不正之人。”这是说六三与上六相应，上六居于五爻之上，志向不在君主，所以成为亲比而没有首领；六三与它相应，所以成为亲比于不正之人。《泰卦》九二爻说：“包容荒秽，徒步涉河，不遗弃远方，亡失朋党，能够崇尚中正之道。”所谓“包荒”，就是宽裕温柔；所谓“用冯河”，就是奋发坚强、刚毅果断；所谓“不遐遗”，就是文理周密、明察细致。但最后一定要以“朋亡”作结，这样庄严、中正、大公无私的道理才完备，上下才可以相交而达到泰通；否则，包容荒秽的宽仁、徒步涉河的勇断、不遗远方的缜密，都不能出于中正；不能出于中正，这些便全都不值得谈了。至于六四爻所说“翩翩而来，不以邻人富有为富，不待告诫而诚信相从”，是告诫六四应当向下追随三个阳爻的正道，不应当向上与两个阴爻的邻居相合。《同人卦》说：“在旷野与人相同，通达。”所谓“在旷野”，就像与路人相交；六二爻说：“在宗族中与人相同，吝。”所谓“在宗族中”，就像只和宗族朋党相交。天下的道理，华夏与蛮貊本来就是一个整体，难道一定要在宗族朋党之中才可以相同吗？

译这就是“在宗族中与人相同，吝”的道理。在旷野与人相同，难道不就是胸怀广大、至公无私吗？《豫卦》九四爻说：“由于欢乐而大有所得，不要怀疑，朋类聚集。”九四是一阳爻，是豫卦的主爻，天下因它而得到欢乐。责任重大，不能靠一己之力，必须得到志同道合的人来辅佐自己；如果不公开成就事业、布施公道，怎么能招来众贤的帮助呢？所以告诫它“不要怀疑”，这样朋类才会聚集。但如果不是“由于欢乐而大有所得”，本来就无所谓朋类聚集，这不必明说也很清楚。《蹇卦》六二爻说：“君王的臣子艰难重重，不是为了自身的缘故。”九五爻说：“遭遇大艰难，朋类前来。”六二的艰难重重，就是九五的朋类。它成为九五的朋类，不是为了自身的缘故。遭遇大艰难，如果没有朋类，怎么能够渡过？但只有为了解救天下的大艰难，朋类才会到来，而不是为了私利；否则便只会把丧失朋类当作有利。《解卦》九四爻说：“解开你的拇指，朋类到来才会有诚信。”九四是震卦的主爻，要解除天下的困难，必须先除去处于下位的小人，然后君子的朋类才会到来。解除困难以缓解祸患，没有朋类怎么能够成功？“解开你的拇指”，是告诫不要有所亲昵偏比。《涣卦》六三爻说：“涣散自身，没有悔恨。” 克制自己，使自己恢复礼，这就是仁。连自身都能涣散不执着，对他人就更不用说了。六四爻说：“涣散你的朋党，大吉。涣散朋党而形成丘陵般的广大群体，不是常人所能想到的。”君子不与任何一个人结成私党，只看重义理，这就是涣散朋党。但义理是人人共同具有的，因此天下这样广大、四海这样辽阔，没有一个人不属于这个共同体。所以说“涣散朋党而形成丘陵般的广大群体，不是常人所能想到的”。能够成为广大群体，正是因为涣散了私党。六十四卦中，明白告诫朋党的，大约十卦中就有两三卦；至于含蓄地表达这一点的，又不能一一列举。文王、周公、孔子的心意，对于此事如此谆谆告诫，那么天下政治的治乱，难道不以此为关键吗？做君主的、做臣子的，怎么可以不思考呢？《屈到嗜芰论》屈到喜欢吃菱角，得了病，召来宗族中的长老，嘱咐他说：“祭祀我时一定要用菱角。”等到大祥祭，宗族长老将要进献菱角，屈建命令把它撤掉。君子说：“违背父亲的意愿，却合乎道义。”柳宗元非难这种做法说：“屈建却拘泥于礼的末节，忍心断绝他父亲临死前的遗言吗？况且礼制规定，在斋戒的日子，要思念父亲所喜欢的东西，思念父亲所嗜好的东西。子木撤去菱角，怎么能说是合乎道义呢？”柳宗元的浅陋实在太严重了。子木是楚国卿大夫中的贤者，难道会不知道做儿子的道理、侍奉死者如同侍奉生者吗？何况是将死之人的郑重嘱咐，难道人情能够忍心抛弃而不采用吗？这其中一定有极大的不忍之处，压倒了他的私人感情。死生的关头，圣人看得很严肃：死在正寝，不死在妇人手中；直到临终结好冠缨、摆好手脚，也不敢不努力。他们对于死生的变化，也是极其慎重的。父子平日的言语，可以用恩情压过义理；到了死生这样极其严肃的关头，难道容许用私情损害公义吗？曾子生病时，说君子所重视的道义有三件事：孟僖子临死，让他的儿子向仲尼学习礼；管仲生病，劝齐桓公除去三名近臣。这几位君子的话，有的以国家社稷为主，有的致力于道德，有的教训子孙，虽然志趣不同，却都笃守大义，不偏私自身。如此说来，如今显赫的楚国，若敖氏的贤能闻名于诸侯，屈到身为正卿，死后不忧虑百姓，却只忧虑口腹之欲，这种浅陋也太严重了。假使子木照做，楚国人传诵这件事，太史把它记载下来，天下后世不知道屈到的贤能，只听到他的浅陋，子木难道忍心这样做吗？所以说：“其中一定有极大的不忍之处，压倒了他的私人感情。”然而礼所说的“思念父亲所喜欢的东西，思念父亲所嗜好的东西”，说的是子女追思父母的方式。曾皙喜欢吃羊枣，曾子便不忍心再吃；父亲去世后不能读父亲的书，母亲去世后不能拿母亲用过的器物，这些都是子女自然的感情，难道要等父母的命令吗？如今进献菱角的事情，如果出于子女自己的意愿，当然可以；如果是父母亲自要求的，就会成为浅陋之举。难道可以因为饮食的缘故，使父亲成就最大的浅陋吗？曾子卧病不起，曾元对于更换竹席感到为难，曾子说：“君子爱人，是用道德来爱；小人爱人，只是姑息迁就。”如果认为柳宗元的话是对的，那么曾元就是孝子，而曾子却只顾礼的末节，在病危时更换竹席，反倒成了最不仁的人。中行偃临死，嘴不能闭合，范宣子与他盟誓并抚摸他说：“侍奉吴国，难道敢不如侍奉君主一样！” 他又看着栾怀子说：“如果您终身不再为齐国做事，河神可以作证！”于是闭上了眼睛。唉！范宣子知道侍奉吴国是忠于君主，却不知道用报答齐国来成全中行偃忧国的美德；他的忠诚也算很大了。古人把爱与恶比作美味的毒疮和药石，说：“药石还能够使我活命，毒疮中美味的部分越多，它的毒性也越大。”由此看来，柳宗元对屈到的爱，是美味的毒疮；子木违背父亲的命令，却是药石。原编者评：人伦关系要用义理来治理，不能用欲望来治理。因为是义理，它就与生命一同产生，生生不息，天地不毁，道也不会坏。若是欲望，即使同属毛发、同在胞胎中出生、同在一个乳房下哺育，也会像秦国和越国一样彼此疏远，各自追逐所嗜好之物，不能互相沟通。各自放纵欲望，就各自被外物改变，道便无法显现，天地也几乎要止息了。毫厘的差别，会造成千里的错误，这不是小事。孟懿子问孝，孔子说：“父母在世时用礼侍奉他们，死后用礼安葬，用礼祭祀。”天下做父亲的而不愿意以礼自处的人，难道很少吗？用礼侍奉他们，他们就说：“这不是善于侍奉我。”用礼安葬、祭祀他们，人们又议论说：“这是违背了你亲人的遗命。”那么孔子的话也有不能实行的吗？屈到喜欢吃菱角，子木不在祭祀中使用菱角，也只是按照礼来祭祀罢了，有什么可以非议的呢？柳宗元非难它，苏轼为之辨明，是正确的。可是胡友信又认为苏轼错了；他是一种是非，我又是一种是非，为什么不以孔子的话为标准加以折中呢？卷四十三 眉山苏轼文六论 《论养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