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一

译柳子被贬之后，仍然害怕抵挡不住众人的谗言，于是用筮法占卜，得到玄卦遇干之八，其繇辞说：“红舌可以烧毁城池，向瓶中吐水。”推测说：“君子可以解除祟患。”柳子高兴了，便作此赋：为什么那炽烈的火气，像高高燃烧的烈火一样，从人的牙齿之间产生？向上飞腾，竭尽四方，也没有地方可以逃遁；向旁边穷尽道路，奔走得越快反而越加炽烈。九泉焦枯，四海渗漏干涸；火势纷纷挥霍，处处拦截。把风雷当作风箱，回禄煽动怒火，发出喧喊咆哮。大地像煎锅，烧灼银河而化成彩霞。邓林、大椿也不足以填满焚烧之火；扶桑倒下，棠梨交错倾落。油脂摇动嘴唇而火势更旺，火焰摇动舌头而更加蓬勃。没有水瓶可以浇灭，没有扫帚可以扑打。金子熔化，美玉销毁，甚至不能把自己比作尘沙。它只使自己悲凄，却使万物灼热，越发沸腾，连牙齿也被烤焦。我害怕灼烂灰灭成为祸患，于是前往探求《太玄》的奥秘，向众多正道申诉，向群邪控告说：除去你内心的躁动和外来的扰乱，姑且努力把清明作为房室，把安静作为家庭。如果能做到这样，那么起初你是接近祸患，如今便远离祸患；能够使你凉爽的东西就让它进来，使你炽烈的东西就让它远去。譬如打开天渊而踏过原野上的火焰，又何必让长嘴之徒纷纷争辩？如今你不知道清静自己的思虑，却厌恶他人的喧哗；不知道安静才是胜处，却偏偏赞美躁动。只是惶惶不安地向西狂奔，盛气凌人而长声叹息，不也是相距太远了吗？于是我心中释然自得，用清凉的风洗涤暑热，用清澈的源泉洗去瑕疵；践行仁义的实质，除去盗贼般的夸张；戴上太清的玄色冠冕，佩着至道的美玉；铺开冲虚作为坐席，驾着恬淡寂泊作为车辆，这才开始自在地遨游于万物之中。那些像猕猴雌兽一样迅速施展、把祟患当作利益的人，又有什么作为呢？原编者评论：宗元把清静看作抵御谗言的关键，把自身比作瓦器，等待流弹自行停止；又像藏在九地之下，任凭烈火燎原。可以说，他明白事物的情状，善于替自己谋划。然而，他同那种无论处于什么境地都能自得的君子仍有差距。所谓无入而不自得，是进入任何境地都能自得，并不是先设法退到境外才自得。是非属于道理，得失属于命运，毁誉属于他人。对于得失听从命运，对于毁誉听从他人，只遵从最合乎道理的地方；遵从时只说“道理在这里，所以应当如此”，不把自己的意见掺杂进去，不沾沾自喜地说“我能够顺从道理，我没有错误而且占理”。如果这样，即使万种感受交错袭来，这一个道理也会随着万种事物自然显现，可以普遍进入无数事物之中，各自得到其中的一端，而万事万物自然都得到完备。既然如此，还要问毁谤吗？还要问赞誉吗？即使有金玉，也难以装饰太虚；尧舜的事业也不过如浮云。即使有污泥，也难以涂抹日月；牙齿之间产生奸猾之言，又能损伤它什么呢？如今害怕红舌烧城而逃避它，居处清静之室，游于万物的本始，准备坚壁清野，使谗言无从寻觅，难道不是先设法退到事情之外吗？心中仍然存有一个所谓“自我”，这尚且没有达到老子的清静境界，同那种无论进入什么境地都能自得的君子相距更远了。《平淮夷雅》二篇 皇武 皇帝命令丞相度统率军队，聚集大功。皇帝推重他的武功，在淮水一带建立功业。军队整装出发，环绕蔡地而来。凶悍的敌众昏昧顽愚，毒害深重如醉酒；狂奔叫嚣，以此触犯大刑。皇帝向度询问，说：“只有你同我一心，你使四十年荒废的诛讨得以完成，等待的就是你能够取胜。我赐给你斧钺，你去统领军队。”军队就是蔡地的人民，应当宽宥并施加恩惠。度拜谢叩首，在宗庙中以大龟占卜；祭祀祖先、祭祀天地之后，又在社坛举行适宜的祭礼。金色符节光辉灿烂，赐给他饰有花纹的盾牌和戈，犀牛铠甲、熊旗，他承当这威严的使命。度拜谢叩首，出军驻扎在东方；天子为他饯行，尊崇地举起酒器，陈列鼎中熟肉、俎上大块肉，举行五次献酒，摆设百豆食器。众位卿士依次往来周旋。渡过浐水后，军队整齐前进；谁来谋划这次行动？他的辅佐者多是贤才。道路曲折周密，经过山川，远处声名传播，近处也清楚显著；队伍上下连续行进。我的旌旗在道路阡陌之间飘扬；他教导众位将帅，勇武之士都来归附。公说：“慢慢行进，不要仗恃武力；安定和缓地整饬你的容色，只把仁义当作居处。”进军驻扎到郾地，那些昏乱的士卒更加狂暴，聚集凶恶，聚合顽敌，刀锋像刺猬的刺，斧头像螳螂的臂。百姓匍匐逃难，他们的父亲承担抵抗；敌军恼怒百姓刚刚萌发的反抗，把它当作违逆太阳。王师浩浩荡荡，安逸而有依凭。既已击败敌军，仿佛饥饿的人得到食物；刚才还凶恶的蔡人陷于困窘，全都起来聚集。军队从左侧捣击敌人的空虚之处，谋划没有一点差错，既开辟道路，又清除障碍。丞相亲临，放宽武力刑罚，晓谕我们的仁德之心。敌人的危险已经安定下来，长者多得像树林一样；过去那些喧闹叫嚣，竟然转化为歌唱吟咏。皇帝说：“回来吧，你再来辅佐我；封你为使国家成就的大国之爵，赐给你夏朝旧墟的封地。”度拜谢叩首，说：“天子圣明神武。”度再次拜谢叩首。皇帝施恩于臣民，淮夷已经平定，威势震动朔方和南方；应当告祭宗庙、郊祀天地，以宣告盛德。归还军队，放牧牛马，田野里庄稼丰盛；我们的武功多么显赫，永远保持无边的疆土。方城 皇帝命令李愬镇守，最终攻入蔡州，擒获敌方首领，从而平定淮水以西。方城高大巍峨，王师驻守在那里；不是为了邀功，也不是为了争竞，而是皇帝有正当的命令。皇帝命令李愬前往施展仁德，击倒那些艰顽之徒，使他们受到柔和恩惠的驯服。李愬拜谢接受命令，敬遵皇帝的训诫；既磨砺兵器，又训练军队，以使刀刃更加锋利。王师威武整齐，熊罴般勇猛；含藏勇气，收敛力量，每天想着消灭敌人。昏乱的敌寇狂妄，竟敢踏入李愬的疆界；将士取得民心，大张衣襟，昂首高举；长戟、长矛光彩鲜明；右边剪除，左边屠戮，终于擒获敌人的首领。首领被宽宥后，告诉他父母的恩情，使他从肌肤到内心都受到感化，最终贡献出所拥有的土地。对于他们所凭据的地方，就侦察并诱导；对于他们所居住的地方，就发动进攻并严加守备。他们所凭据的地方终于被攻取，我们的功劳很多；暗中侦察的奸计被破除，从而彻底揭穿你们的谬误。大雪纷纷，大风袭来；使寒冷处变暖，使遥远处变近。汝阴一带茫茫无际，悬瓠城高峻耸立；震动并拔除它，大肆歼灭那里的家族。凶悍的敌虏已经被捆缚，押送到国都，给市民观看；就在社坛前依法诛杀，然后宣告诛罚停止。蔡地充满喜悦，修复他们的家庭，抬头仰望父亲，低头照看儿子。汝水水流浩荡，既清澈又充盈。蔡人一路唱歌，我的脚步缓慢迂回。蔡人唱起来了，蔡地的风俗和顺了。是谁扰乱了蔡地原来的秩序？为什么使你们的居处陷入危险？应当仰慕皇帝的德化，把安康作为愿望；还有什么事情，就继续考察、询问。皇帝的德德已经舒展，皇帝说：“啊，李愬，你继承并扩大了你父亲的功业！”从前我的文德祖先，只以西平为功劳；在内教诲家族，在外以刑法治理国家。蔡人还有谁不顺从呢？蔡人全都顺从了；这是因为西平有儿子，西平有儿子，也就是我有臣子。谁能使大国归服，来惠及我的百姓？应当在宗庙告成功业，以此顾念天下万方。原编者评论：穆修说：《平淮夷雅》不只是文辞像古人，文章的道理也不逊色于古人。比如“慢慢前进，施展我的仁德”等话，其中胜殷、遏刘、止戈为武的古义，难道有丝毫差错吗？我知道即使圣人重新出现，也一定会采录它，用来续接《正雅》，这是确定无疑的。晋文公询问守卫原地的谋议。

译晋文公从周天子那里接受原地后，认为守卫它很困难，便询问寺人勃鞮，把这件事交给赵衰。我认为守卫原地是政治中的大事，是用来承奉天子、建立霸业、向诸侯传达命令的，不应当同亲近而轻佻的人谋划，以致辱没天子的命令。然而晋君选择重大任命，不在朝廷公开议论，却私下在宫中商议；不广泛谋求卿相的意见，却只同寺人商量。即使赵衰贤能，足以掌管国家政务，事情不至于失败，但损害贤能、失去政事的祸端，也由此滋长。何况当时并不缺少能提出意见的大臣呢？狐偃是谋臣，先轸统率中军；晋君却不向外咨询，也不寻求他们的意见，最终反而由宦官决定。这能作为法则吗？况且晋君将要继承齐桓公的事业，辅佐天子，这是远大的志向。然而齐桓公任用管仲而兴盛，进用竖刁而败亡；如今取得原地、开拓疆域，正是他开始治理、用来观察诸侯的时候，却反而背弃自己兴盛的原因，沿袭自己败亡的做法。即便如此，他能够称霸诸侯，是因为土地广大、力量强盛，又有天子的册命作为义理依据。实在令人害怕，怎么能得到诸侯真心服从呢？后来景监得以辅佐卫鞅，弘石得以杀害萧望之，误导后世的人，正是晋文公。唉！得到贤臣来守卫大城，问题并不在于选人错误，而在于询问的方法错误。然而这尚且使当时蒙羞，给后代留下这样的陷阱，何况在询问和选用两方面都同时犯错，那又凭什么挽救呢？所以我特意写出晋君的罪过，用来附会《春秋》赞许世子止、赵盾的义例。原编者评：宦官、宦寺造成的祸患，历代反复重蹈覆辙。唐朝自天宝以后，宦官势力逐渐昌盛炽烈，积累而成为甘露之变，天子几乎只能守住宫府罢了。柳宗元是王叔文的朋友，王叔文失败后，柳宗元也被贬谪。《唐史》惩罚王叔文党人，对柳宗元毫不宽恕；即使是昌黎韩愈，也讥刺柳宗元不顾惜自己的身份和尊贵。可是考察当时的情况，宦官既掌握禁军，又监领天下军队，王叔文等人想在一朝之间全部解除他们的兵权，把兵权归还朝廷，这个用意不能说不好。事情失败而身死，是因为当时震慑于宦官的威势，不敢评议谁是谁非罢了。直到今天还不停地责怪他们，难道不是迷惑吗？《易经》不是说过：“涉水过深而水没头顶，凶险，却没有罪过。”孔子在《系辞》中说：“涉水过深而遭凶险，不可以责怪他。”如果王叔文等人正处在栋梁将要弯折的大过之时，不估量德行，不衡量力量，渡过大河而不顾后果，最终水没头顶而死，应当是君子所哀悯的。即使身败名裂，难道不能说他们是一心忠于王室吗？明代陈子龙的评论说得好：“王叔文一党的目的，是要完全夺取北衙的势力，张大南衙的权力；从国家谋划来说，不能说不是正当的。”柳宗元借晋文公的事情立论，说守住原地一次，所得不偿所失，所以他申说履霜坚冰的戒惧，确实很深。他这些话可以作为后世的法则和警戒。不过，子厚毕竟没有经过深入考察，也没有通晓《左传》记载这件事的用意。赵衰，是晋文公出亡五年间与他共同患难的人。晋国设置三军、谋求元帅时，赵衰说：“合适的人可以任用，就听从他的意见。”赵衰难道还需要借助别人的提拔吗？况且赵衰已经做了卿，他的身份显然不是因为守原一事才决定轻重的。寺人勃鞮，就是寺人披，是晋文公过去斩断其衣袖的仇人。他哪里是晋文公所宠幸的人呢？《左传》记载这件事，大概是要表明：晋文公对于一饭之恩一定报答，对于杀身之仇也归还给仇人承受，心中没有一丝一毫的遗憾；即使是像赵衰这样的功臣亲戚，也能商议他的逸事，这种胸襟确实有超越千古之处。柳宗元却说：“狐偃是谋臣，先轸统率中军，晋文公对内不疏远而不咨询，对外不求助而不征询，最后却由宦官来决定。若说晋文公亲近宠爱寺人披，难道不是同事情实际况相距太远了吗？”这样看来，柳宗元留给后世的戒诫虽然是对的，但他评论晋文公却错了。《桐叶封弟辩》古代流传下来的记载说：“成王拿桐叶给年幼的弟弟开玩笑说：‘把这个封给你。’周公进宫祝贺，成王说：‘这是玩笑。’周公说：‘天子不可以开玩笑。’于是就把唐地封给年幼的弟弟。”我的看法不是这样：成王的弟弟应当封爵吗？周公就应该趁适当时机向成王说明，不必等到他开玩笑后再祝贺，以促成此事；不应当封爵吗？周公却成全他不恰当的玩笑，把土地和人民交给一个年幼者做主人，这还能算圣人吗？况且周公只是认为君王说的话不可随便罢了，难道就一定要跟着把它办成吗？假如不幸成王拿桐叶同妇人、宦官开玩笑，难道也要一概照办吗？凡是君王的德行，关键在于实行得怎么样；假如没有做得恰当，即使改十次也不算毛病；关键在于恰当，不能让它轻易改变，更何况这只是玩笑呢？如果开玩笑却一定要实行，那就是周公教导君王把错误继续下去。我的看法是，周公辅佐成王，应当用合乎正道的方式从容地引导，使他最终归于中正，不能迎合他的过失替他找说辞，也不能把他束缚得过紧、驱赶得过急，使他像牛马一样；逼得太急就会失败。况且普通家庭的父子尚且不能这样自我克制，何况号称君臣的人呢？这只是小丈夫的做法，不是周公应当采用的做法，所以不可信。有人说：“封唐给叔，史佚促成了这件事。” 原编者评：《桐叶封弟》的故事虽然载于《史记》和刘向《说苑》，但年代久远，传闻讹误，像这样不可信的地方很多。柳宗元辨析此事，确有见地。至于他说君王的德行在于实行得怎样，假如没有做得恰当，即使改十次也不算毛病，关键在于恰当而不能让它改变，这些话尤其恳切。不过，关键在于恰当，难道不是很难吗？如果没有太公那样忘我的气量，真正具备端正心志、诚实意念的学问，考察《诗》《书》，博览史籍，知道古人已经经历并达到的极限，了解各地民风土俗的不同和事物情势的屡次变化，并知道当今时势所适宜的事情；分析时精细到锱铢而不出差错，提挈时能够包举六合而没有遗漏；对万物无所不知，同时怀有普通男女百姓的心情；一意想胜过自己的心念，道术能够救济天下，却把尧舜的事业看得如同浮云太虚一样，这样的人，谁能在每件事情上都做到恰当呢？不知道恰当而不知改变的人，必然又会有自以为恰当却妄自更改的人。《尚书》说：‘人人都说自己圣明，谁能分辨乌鸦的雌雄？’这就是君子终身忧虑、从未有一天因身居其位而快乐的原因吗？成王的诗说：‘只有我这个小子不聪明，恭敬地自我约束；每日进步，每月增长，学问不断光明盛大。’ 唉，这大概就差不多了吧！《捕蛇者说》

译永州的野外出产一种奇异的蛇，黑色的底子上有白色的花纹；它碰到草木，草木全都枯死；咬到人，也没有能够抵御它的办法。然而捉到后把它晒成干，可以制成药饵，用来治愈大风、拘挛、足跛、麻风病，去除坏死的肌肉，杀死人体内的三种寄生虫。起初，太医奉皇帝的命令征集这种蛇，每年征收两条，招募能够捕捉它的人，用蛇抵充应缴的租税。永州人争相奔走捕蛇。有一个姓蒋的人，三代专享这种利益。我问他，他说：‘我的祖父死在捕蛇这件事上，我的父亲也死在捕蛇这件事上；如今我继承这个差事已经十二年了，差点送命的次数也有好几次。’他说这话时，脸色好像非常悲伤。我怜悯他，并且说：‘你怨恨这件差事吗？我准备把你的情况告诉主管这件事的官员，更换你的差事，恢复你应缴的租税，那怎么样？’姓蒋的人更加悲伤，眼泪汪汪地说：‘您是要哀怜我，使我活下来吗？那么，我这个差事的不幸，还比不上恢复我租税的不幸严重呢。假使从前我没有做这个差事，那么早就困苦不堪了。’自从我们蒋家三代居住在这个乡里，到现在已经六十年了；可是乡邻的生活一天比一天窘迫，耗尽他们土地上的出产，榨尽他们家中的收入，哭喊着辗转迁徙，饥渴交迫而倒地不起，冒着风雨，顶着寒暑，呼吸着有毒的瘴气，常常有人成片地死去。从前和我祖父一起居住在这里的人，如今十家中没有一家还在；和我父亲一起居住的人，如今十家中没有两三家还在；和我一起居住了十二年的人，如今十家中也没有四五家还在。他们不是死了，就是迁走了；而我却因为捕蛇独自存活下来。凶悍的官吏来到我们乡里，在东西各处叫嚣，在南北各处冲撞，喧闹得让人惊恐，即使鸡狗也不得安宁。我小心翼翼地起来，看看我的瓦罐，如果我的蛇还在，就放心地躺下。到了规定进献的时节，我小心地喂养它，把它献上去；回来后就心满意足地吃着土地上的出产，来度过我的一生。大概一年中冒死捕蛇只有两次，其余时间就安安乐乐。哪里像我的乡邻那样每天都有这样的灾难呢？现在即使我死在捕蛇这件事上，比起乡邻的死来，也已经晚得多了，我又怎么敢怨恨呢？我听了这番话，更加悲伤。孔子说：‘苛刻的政治比老虎还凶猛。’我曾经怀疑这句话，现在从蒋氏的遭遇来看，还是相信它。唉，谁知道赋税征敛的毒害竟比这种蛇还厉害呢？所以我为这件事写下这篇文章，等待那些考察民情的人得到它。原编者评：正文所说的《檀弓》中“苛政猛于虎”的意思，使人可以想见当时赋役的繁重。至于“凶悍的官吏来到我们乡里”一段，描写尤其精细。百姓遭受征求之苦，困于守令的约占三成，困于胥吏的约占七成。朝廷即使宽减租税，把百姓看作子女，但守令没有才能，朝廷的恩德意旨不能下达；那么在四境之内，难道能保证没有披着官吏外衣的老虎，在东西各处叫嚣、南北各处冲撞吗？做大官的应当赶快把这篇文章反复诵读三遍。《说车赠杨诲之》杨诲之将要出行，柳子起身为他送行。门外有车经过，柳子指着车告诉他说：‘你知道这辆车凭什么能够承载重物并在世上运行吗？因为材料优良，器具制作精密，外形圆而内部方正，就是这样。材料不好，就容易损坏；工艺不精，就容易失败；内部不方正，就不能承载；外部不圆，就会阻塞、碰撞而停滞。所谓方正，是车箱；所谓圆，是车轮。没有车箱，就无法容纳；没有车轮，就不能行驶。您应当努力效法这些道理吧？’杨诲之说：‘是。’柳子说：‘这只是讲一辆车，不是讲各种车辆。我将告诉您各种车辆的道理。有的用于泽地而制成梭形，有的用于山地而制作得稳固；有的车身低而轻，有的车身高而昂；有的拖拽祥车而宽广，有的左边装革饰而车轴很长；有的在车上设置戟，有的用来远望，有的用来爱养老者；辎车用来遮蔽内部，垂着缨绥而用来装载猎物；有十二旒的车，用于宗庙、郊祀和陈列在庭中。它们的种类很多。然而它们的根本都在于材料优良、制作精密，外圆而内方。因此，承受重量并使它安稳的是车箱，使它通行的是车轮，始终保持中正的是车轴，弯曲而牢固的是车辖。长而能弯曲，前进时不责怪马，后退时不责怪人的，是车辕。遮挡暑气和雨水的是车盖；使人恭敬而可以俯伏的是车轼；驾驭并控制车辆的是马或牛。’ 这样以后，各种车的功用就齐备了。如今杨氏具有仁义的材料，本性优良；诲之学习古代正道，所作古文清朗而有光彩。他的工艺精密，如果果真能够扩大自己的器量，就应当像车箱那样周密而通达，像车轮那样守住大中之道而推动外在事物、内心却不改变，像车轴那样用刚健之德统摄自己，像车辖那样牵引并驾驭万物，像车辕那样高远而远离污浊，像车盖那样谦下而成就礼法，像车轼那样面对险阻而安稳、遇平易而便利；行动合乎法则，这样大概就能具备车的全部功用了。《诗经》说：‘四匹雄马，不只是马，六根缰绳也像琴弦一样整齐。’孔子说：‘左边是六官，右边是执掌法令的人。’这就是把道理推广到治理国家的大政上。凡人的本质不好，就不能方正而持久；本质虽好，运用不周全，也不能圆通。孔子在乡党中恭敬谨慎，遇到阳虎必定答应一声“诺”，但在夹谷会上，却把齐侯斥责得好像畜养的狗一样，内心并不震动。后世学习孔子的人，如果不以此为志向，我对他们就没有什么希望了。诲之是我的亲戚，年长后会更加优良，内心也会更加方正。我本来希望他能够承受重任并在世上施展，担心他外在的圆通还没有达到，所以写这篇谈车的文章赠给他。原编者评：君子所看重的道术有三项，其中一项是言辞声气端正，远离鄙俗和背理。汇集六经的话语，左边讲仁，右边讲义，声音周全，言语合乎孔子；即使是片言只语，也不知不觉流露出来。由此可知，真诚是无法遮掩的，文章也不能伪造。柳宗元借车来比喻君子，以成就德行作为行动准则，确实说得好。但他说孔子在夹谷会盟时把齐侯斥责得像畜养的狗一样，那么他平日对于礼法的多有旷达，实在很像阳处父在晋国横行并立，直到身死也不收敛的情形；他的气象也完全显现出来了。考察《史记》所记夹谷之会，孔子两次趋步上前，登阶时没有走完一级，举起衣袖说，请让有关官员进来。《左传》则说：齐国派莱人带兵劫持鲁侯，孔子让鲁侯退下，说：‘士兵们，两个国君会合修好，夷狄的俘虏却拿兵器扰乱会盟，这不是齐君用来号令诸侯的方式。’把这些记载合起来看，哪里能看出所谓“斥责齐侯像畜养的狗”呢？这篇文章确实美如玉器，但这句话，难道不是大圭上的瑕疵吗？《宋清传》

译宋清，是长安西部药材市场上的商人。他居住在那里经营好药，从山泽地区来的人，一定把药材送到宋清那里。宋清优厚地接待他们。长安的医生得到宋清的药来配合药方，往往很容易卖出去，大家都称赞宋清。患病、长疮的人，也都乐意到宋清那里求药，希望迅速痊愈。宋清都乐意地答应他们，即使没有带钱的人，也给他们上好的药；赊账的票据积累得像山一样，却从未上门索取药钱。有的人和他并不相识，从远处送来欠条，宋清也不推辞。年终估计对方不能偿还，他就把欠条烧掉，始终不再提起。市场上的人认为这很奇怪，都嘲笑他说：‘宋清真是个愚蠢妄为的人。’也有人说：‘宋清大概是个有道德的人吧？’宋清听见后说：‘我追逐利润，是为了养活妻子儿女罢了，并不是有道德。可是说我是愚蠢妄为，也同样错了。’宋清经营药材四十年，烧掉欠条的人有一百几十个；这些人有的后来做到大官，有的统辖数州，俸禄丰厚，送给宋清的馈赠接连不断。他们虽然不能立即报答，但把财物送给宋清直到死去的有成百上千人，这并不妨碍宋清成为富人。宋清谋取利润看得长远，因为长远，所以所得丰厚，哪里像那些眼光短浅的小商人呢？他们一次得不到货款就勃然大怒，第二次就辱骂并把对方视为仇人。他们求利，不也太小气了吗？我看见，真正愚蠢的就在他们那里。宋清确实由此得到大利，却不是妄为；他坚持自己的经营之道而不废弃，终于因此富裕起来。来求药的人越来越多，他应承的范围也越来越广。有的人受到排斥、被遗弃而沉沦废弃，亲戚和朋友也把他看成失意落魄的人，宋清却不因此怠慢他们，仍旧像从前一样给他们好药。一旦这些人重新掌权任用，就更加丰厚地报答宋清。他从长远处取得利益，都是如此。我看如今和人交往的人，得势时就趋附，失势时就抛弃，很少有人能像宋清这样。世上的人只说这是“商人之间的交往”。唉，宋清不过是个商人，如今的交往中有谁能像宋清一样从长远看待报答呢？如果幸运地差不多能做到这样，那么天下因贫困、失意、受辱而不免死亡的人就会多有活下来的了。商人式的交往，难道可以轻视吗？有人说：‘宋清不是商人式的人。’柳先生说：‘宋清住在市场上，却不遵循市场上的交往之道；然而那些身处朝廷、官府、学校、乡党之中，以士大夫自居的人，反而争着不停地这样做，真可悲啊！这样说来，宋清并不是只比市场上的人稍有不同。’ 原编者评：韩愈所写的私传，都是因为这些人按照史书体例不能正式立传，但他们的事迹关系到人心和世道，不能没有传记。柳宗元则借此抒发自己的议论，类似庄子的寓言，如《梓人传》《种树郭橐驼传》等，都属于这一类，不是用来确实传述事实、以事实为信的传记。然而其中的议论有可取之处，所以也一并收入编中。这篇文章大概感慨交往之道像市场交易，并且认为善于经商的人一定有长远打算；至于像如今这种交往，甚至还不如商人式的交往。“得势时趋附，失势时抛弃”这些人的警钟就在这里。不过，它仍然没有说到君子所谓朋友之道。我曾经这样评论：君臣、父子、夫妇、兄弟的伦理关系，都是由天性决定的；朋友关系，只是人与人之间偶然形成的关系罢了。然而圣人把朋友列入五伦，和前四种关系同样看重，为什么呢？唉！人必须明白朋友的伦理，然后前面四种关系的道理才可能大致明白并实行。就家庭而言：父子之间有慈爱和孝顺，兄弟之间有友爱和恭敬，夫妇之间有正义和端正；但情形万端，道心微弱而人心危险，靠什么去消除情欲和气质的偏差，使人趋向慈孝、友恭、义正的境地？谁来为他们讲明道理、切实考察、扶助引导并加以防护呢？难道不是朋友吗？就国家而言：君主是发布命令的人，臣下是执行君主命令并把它传达给百姓的人。君主发布命令而臣下不违背，难道只是说“只有君主的话，没人敢违抗”吗？也就是说，只有君主的命令能够合乎天下人的心，而没有人违背它。因此君臣要共同诚心探求天下人的心，以弄清命令是否恰当；必须有师臣，必须有宾臣，必须有友臣。这不是要把九州的才俊全部招来供一个人的驱使。所以说：‘臣下啊，就是邻辅；邻辅啊，就是臣下。’贵为天子，他与朋友的伦理关系也从未断绝。至于臣子之间早晚相互提醒、共同侍奉君主，更是朋友情谊的重要方面。无论是长官、正职、副职、属官、考核者、殷辅、辅弼，内有台省官员，外有州牧郡守，近处有同署官员，远处有分隔各地的官员，爵位有高低，职责有大小，但他们所谋划和办理的事情，无不是执行天子的命令，把它传达给百姓，使百姓得到生养、安定、安全、教化和成就。这样看来，他们彼此亲近，就像人的股肱和耳目共同处在一个身体中；即使父子、兄弟、夫妇之间，也有不能超过他们的地方，因为他们所关系到的事情重大，不是一身一家之事可以相比的。这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关系，不是勉强声称如此才如此。这样，朋友之道就可以认识了。对国家没有益处，对君主和百姓没有益处；对家庭没有益处，对孝悌没有益处，却还说是朋友。这是什么朋友，什么友谊呢？《常棣》诗说：‘兄弟在墙内争斗，到了外面共同抵御侮辱。’又说：‘每逢有善良的朋友，就能共同安宁无忧。’这首诗并不是说朋友不如兄弟那样肯于抵御外侮；朋友的意义不在于抵御外侮，也不是说必须把生命交给别人，像聂政、荆轲那样。诗的下一章说：‘丧乱已经平定，已经安定而且宁静；即使有兄弟，也不如朋友。’这首诗并不是说对待兄弟不如对待朋友，而是讥刺只肯共同患难、却不肯共同享受安乐的行为。丧乱已经平定，已经安定宁静，在这个时候，为什么要安定时不忘危险，生存时不忘灭亡，预先作好准备，并及时修养德行呢？一定要到有道德的人那里去求正，这就不是一家兄弟的智慧和力量所能承担的了。所谓“即使有兄弟，也不如朋友”，是说应当急切地寻求朋友。《伐木》诗说：‘看看那鸟儿，还知道寻找朋友的鸣声；何况是人，怎么能不寻求朋友呢？’又说：‘神明听见这些，最终会和谐而安宁。’

译这说的是人要像鸟儿出幽谷、迁到高树一样，撤去昏暗，驱除蒙蔽，每天进步到高明的境界；没有不寻求朋友而能够独自得到这种境界的人。诗的下一章说：‘已经准备肥美的牲畜来邀请诸父，也准备肥壮的公羊来邀请诸舅。’第三章说：‘笾豆摆列整齐，兄弟不要疏远。’这里起初一句也没有提到朋友，这是为了说明亲爱亲人的恩情，只应施加给诸父、诸舅和兄弟；所谓朋友，不能亲昵地混在其中。亲亲之恩有亲疏等差，尊贤也有等级，各自都有适当的范围。把亲爱亲人的恩情施加到朋友身上，正是所谓朋友之道衰落。《易经》说：‘西南得到朋友，东北丧失朋友。’西南是坤方，是万物都在那里得到养育的地方，也是臣下应当劳心劳力、运用耳目的地方。因此，得到朋友有利，天下的事情就广大，万事也会发生变化；只凭一个人的手脚力量，能做成什么呢？群策群力，当然朋友越多越好。如果人在这方面有不愿得到朋友的心，那一定就是所谓‘看见别人有才能，便嫉妒憎恶他；看见别人贤能圣明，便排斥他，使他不能通达’，确实是不能容人的人。东北是寅方，是万物开始和终结的地方。事情开始时，应当接受君主的命令；事情完成时，应当把功劳归还君主，不能成为臣下私有。连自身尚且不能据为己有，又怎么能据有朋友呢？如果人在这方面有不能丧失朋友的心，那么他作为臣下，就不会作威作福、享用玉食；臣下若作威作福、享用玉食，就会祸害自己的家族，给国家带来凶险，使人偏邪不正，使百姓越礼作恶。因此推论得到朋友的意义，就说：‘朋友应当聚集。’又说：‘朋友来到，朋友到达。’又说：‘按照同类，按照邻近。’无不是勉励臣下同心协力、勤劳地侍奉君王的言辞。推论丧失朋友的意义，就说：‘涣散他的党群。’‘朋友亡失。’‘断绝同类。’这些话无不是告诫人要从履霜、坚冰、尾大不掉等迹象中警醒。唉！读《易经》和《诗经》，朋友所关系到的事情，难道不是极其重大吗？交往之道已经丧失，学校之中所谓‘以文章会聚朋友，以朋友辅助仁德，以成就美好的风俗’的事情，听不到了；朝廷之上所谓‘拔茅连茹，同类并进，以成就得到人才的庆幸’的事情，也听不到了。平日相互嬉游，追逐交往，握手相亲，剖露肺肝，却不是相互勉励忠孝。在职位上，则结交拉拢、提拔引荐，结党同类、攻击异己，专门用来迷惑君主，博取世间的富贵，更不用说那些得势时趋附、失势时抛弃的人了；即使能够长久保持旧交而不忘记，对这种交往来说，也仍然像粪土一样，哪里能说像金石那样坚固呢？柳宗元感慨士大夫之间交情轻薄、彼此辜负，没有岁寒不改的高雅情谊，于是写宋清经营药材、从长远处获利的故事，来使人受到感动并感到惭愧、受到激励。他不知道，如果不能通晓《伐木》所说寻求朋友的意义，不能通晓《易经》中“得到朋友”“丧失朋友”的话，那么即使白头如新交，也像一见面便如故交，对于圣贤所说的朋友之道，仍然是想到秦国去却把车辕朝向越国一样，方向完全相反。《种树郭橐驼传》郭橐驼不知道原来叫什么名字，因为患驼背，背部高高隆起，弯腰伏身行走，很像骆驼，所以乡里人给他取了这个外号。他听说后说：‘很好，这样称呼我本来就很恰当。’于是舍弃原来的名字，也自称郭橐驼。他的乡在丰乐乡，位于长安西部，以种树为业。凡是长安的豪富人家，为了观赏游玩以及出售果实，都争着迎接他来种植和照料树木。他所种的树，有的移栽过，没有不成活的，而且高大茂盛，结果早而且多。其他种树的人即使暗中观察、仿效，也没有谁能比得上他。有人问他，他回答说：‘我并不是能够使树木长寿而且繁殖，只是能顺应树木的天性，使它发挥本性罢了。凡是种树的本性，它的根要舒展，培土要平整，土壤要用原来的土，捣土要紧密。这样做完以后，不要再动它，不要再忧虑它，离开后不再回头照看。栽种时要像对待孩子一样，放置后要像丢弃它一样；这样它的天性就能保全，本性就能得到发挥。因此我只是没有妨害它的生长，并不是有本领使它长得高大茂盛；只是没有抑制、损耗它的果实，并不是有本领使它结果早而且多。’其他种树的人却不是这样：树根蜷曲，换了土；培土若不是过多，就是不足。假如有人能反过来不这样做，他们又爱护得太过分，忧虑得太勤快，早晨看看，晚上摸摸，已经离开了还要再回头看。更严重的，用指甲划破树皮来检验它是活是枯，摇动树根来察看土的疏密，而树木的本性一天比一天丧失。他们虽然说是爱护树木，实际上却伤害了它；虽然说是担忧树木，实际上却仇视它。因此树木不能像我种的那样好，我又能做什么呢？问的人说：‘把您的种树之道移用到治理官事上，可以吗？’郭橐驼说：‘我只知道种树罢了，治理政事不是我的职业。不过我住在乡里，看见管理百姓的人喜欢烦琐地下达命令，好像非常怜爱百姓，最终却因此造成祸害。他们从早到晚不断催促、呼喊说：“官府命令你们赶快耕作，勉励你们种植，督促你们收获，早些缫丝抽绪，早些织成丝缕，养育你们的幼儿，喂养并繁殖你们的鸡和猪。”他们敲鼓聚集百姓，敲击木梆召唤百姓。我们这些小民停止早饭和晚饭去慰劳官吏，尚且没有空闲，又凭什么使我们的生活繁衍、使我们的性命安定呢？所以我们困苦而且疲惫到这个地步，和我种树的道理，或许也有相似之处吧？’问的人惊叹说：‘不是说得很好吗！我问的是养树，却得到了养民的方法。’于是把这件事记载下来，作为官吏的戒诫。原编者评：《康诰》说：‘应当像保护婴儿一样。’《大学》进一步说明：‘内心诚恳地寻求，即使不能完全做到，也不会相差太远。’父母对于子女，不是可以用名义来确立责任的。正因为不凭名义求取，而凭真诚的内心去寻求，所以神明即使听不见声音，父母对于婴儿饮食、寒暖的适宜，也一定能恰好合乎那个不能说话的婴儿的心意，而且始终不会厌烦这些琐事。管理百姓的人，是百姓的父母；百姓就是婴儿。可是他们身负父母的责任，却从来没有稍微存有父母的心，不是把百姓当作获取利益的地方，就是把百姓当作树立名声的场所。婴儿还能得到什么乳养呢？柳宗元所说的“管理百姓的人喜欢烦琐地下达命令，百姓停止饮食去慰劳官吏，尚且没有空闲，又凭什么使我们的生活繁衍、使我们的性命安定”，确实足以作为官吏的戒诫。不过，他们之所以达到这种地步，难道是因为把百姓当作婴儿看待才造成的吗？是因为把百姓的事情当作树立名声的场所才造成的。假如他们果真非常怜爱百姓，像这样勤勉辛劳地催促耕作、督促收获，又怎么会使百姓停止饮食来慰劳官吏呢？他们这样做只是为了名声。名声既然得到，百姓和自己就像秦国、越国一样遥远；他们虽然好像非常怜爱百姓，最终却给百姓造成祸害。如果真诚地寻求百姓的利益，那么政令或简或繁，对于百姓各自都会有适宜之处。政令简约，本来就像种树人把树放置在那里而不再干预；政令繁多，难道不正像种树人不断栽种、不断照料孩子一样吗？《梓人传》

译裴封叔的住宅在光德里，有个木匠敲他的门，希望租住他的房屋。他所掌握的是测量长度、圆规、曲尺、墨绳等工具和规矩，家中却不存放磨削砍凿的器具。我问他的本领，他说：‘我善于测量材料，观察房屋建筑在高深、圆方、短长方面的适宜程度；我用手指挥，使众工匠劳作，除了我，众人就没有谁能建成一座房屋。因此在官府做事，我得到的俸禄是普通工匠的三倍；在私人家中做事，我收取的工钱超过大半。’有一天我进入他的房间，看见他的床缺了一只脚却不能修理，他说：‘我将要另找工匠。’我很嘲笑他，认为他没有本领，却贪图俸禄、喜欢钱财。后来京兆尹将要修饰官署，我经过那里，只见堆放着各种木材，聚集了许多工匠，有的拿着斧头，有的拿着刀和锯，都环绕站立面向他。木匠左手拿着测量工具，右手拿着木杖，站在中间。他估量房屋所能承受的重量，观察木材能够承载的程度，挥动木杖说：‘斧！’那拿斧的人就跑到右边；回头指着说：‘锯！’那拿锯的人就快步走到左边。不久，拿斧的人砍削，拿刀的人削刮，大家都观察他的脸色，等待他的吩咐，没有人敢自行决定。谁不能胜任，他就恼怒地斥退，别人也不敢因此怨恨他。他把宫室画在墙上，不到一尺大小却把全部结构曲折都画尽了；计算到毫厘，然后建成大厦，没有一点出入。建成以后，在上梁上写道：‘某年某月某日某人建造。’这就是他的姓名。凡是执掌具体工具的工匠都没有列名。我环视四周，大为惊骇，这才知道他的技术高超、作用重大。接着叹息说：‘他是要舍弃亲手操作的技艺，专心运用心智而能通晓事物根本的人吗？我听说劳心的人役使别人，劳力的人被别人役使；他就是那个劳心的人吗？有才能的人被任用，聪明的人出谋划策；他就是那个聪明的人吗？这足以作为辅佐天子、治理天下的人的法则了。天下的事物没有比这更相近的了。治理天下的人，根本在于百姓；替他执行事务的人是徒隶、乡师、里胥；他们上面是下士，再上面是中士、上士，再上面是大夫、卿、公。分开来说有六种职务，细分来说有百种差役；向外一直到四海，有方伯、连率；郡有郡守，县邑有县宰，都有辅佐政务的人；他们下面有胥吏，再下面有啬夫、版尹来办理差役，这就像众工匠各自有掌握的技艺，靠出力谋生一样。那些辅佐天子、治理天下的人，把各项事务总揽起来加以安排，指挥调度，分条理清纲纪并使其增减，统一法令制度并加以整顿，就像木匠用规矩墨绳来确定形制一样。选拔天下的士人，使他们称职；安置天下百姓，使他们安居乐业；观察都城便知道郊野，观察郊野便知道国家，观察国家便知道天下，远近大小都可以手持图籍加以研究，就像梓人把宫室画在墙上并最终建成一样。’ 有才能的人被提拔，就让他们依照自己的职责行事，使他们没有机会把功劳归给自己；没有才能的人就退下休息，也没有谁敢怨恨。不炫耀才能，不夸示名声，不亲自插手细小劳务，不侵犯众官的职权。每天与天下的英才讨论根本大政，就像梓人善于调度众工匠而不夸耀技艺一样。这样以后，辅佐君主的道理才算得到，天下各国才得到治理。辅佐之道既已得到，天下各国既已治理，天下人都抬头仰望说：‘这是我们宰相的功劳。’后世的人沿着他的事迹追慕说：‘这是那位宰相的才干。’士人中有人谈到殷、周的治理说：‘伊尹、傅说、周公、召公以及百官的辛劳，却没有被记载。’这就像梓人自己署名功劳，而具体执行的工匠没有列名一样。宰相的作用多么伟大啊！通晓这个道理的人，才真正称得上宰相。那些不懂得抓住根本的人却相反，把恪尽职守、勤勉琐细当作公正，把处理文书当作尊贵；炫耀才能，夸示名声，亲自做小事，侵犯众官的职权，窃取六职百役的事务，在府庭中忙忙碌碌，却丢弃了重大而长远的事情，这就是所谓不通晓这个道理的人。就像梓人不知道墨绳的曲直、规矩的方圆、测量工具的长短，姑且夺走众工匠的斧头、刀锯来帮助自己的技艺，却又不能把工程做完，以至于工程毁坏、续作无成，不也是荒谬吗？有人说：‘那位主持建造房屋的人，假如自作聪明，牵制梓人的思虑，夺取他世代相传的职守，而采用自己的谋划，即使不能成功，难道是他的罪过吗？’ ‘也只在于是否任用他罢了。’我说：‘不是这样。墨绳确实已经陈设，规矩确实已经设置；高的不能压低成矮的，窄的不能张开成宽的。按照我的方法做，就牢固；不按照我的方法做，就会倒塌。那位主持建造的人如果乐于舍弃牢固而走向倒塌，那么就应当收起自己的技艺，默然收起自己的智慧，从容离开，不屈服于违背自己道理的要求；这样才确实是良好的梓人。如果他贪恋货利，忍耐着不能舍弃；丧失了制度和尺度，屈服而不能守持；栋梁弯折，房屋毁坏，却说“不是我的罪过”，可以吗？可以吗？’我认为梓人的道理类似于宰相，所以写下来收藏。梓人，大概就是古代审察曲直、面对形势的人，今天称作都料匠。我所遇到的那位，是杨潜，杨是他的姓。原编者评：储欣说：‘这分明是一篇论述大臣的文章，借梓人来发端，由宾客转入主人，并不只是赞美梓人罢了。’王洲却说：‘描写梓人的地方已经很妙，只用一句话结束就可以了。’如此絮叨不止，反而容易使人厌烦。若依王洲所说，便会把全文看成只是为梓人立传，而唯独把他类比为宰相，反而失去了文章的主旨。《童区寄传》

译柳先生说：越地的人缺少恩义，生下男孩女孩一定把他们当作货物看待；孩子换牙以后，父兄就把他们卖掉以求获利，利益不足，就盗取别家孩子，捆绑并加上枷锁，等到孩子长出胡须鬓发，力量还不能胜任时，都被屈迫去做奴仆。当地相互劫杀已经成为风俗，幸而孩子长大强壮，就捆走年幼弱小的人。汉朝的官吏也因谋求自己的利益，假如得到童仆，就任意施为而不加过问，因此越地的户口日益减少，很少有人能够自行逃脱。只有童区寄凭十一岁的年纪战胜这种处境，也真是奇异。桂部从事杜周士把这件事告诉了我。童区寄，是郴州打柴放牧的孩子。他一边放牧一边打柴，两个强盗把他劫持过来，反绑双手，用布袋堵住他的嘴，带到四十多里外的集市去卖。区寄假装像孩子平常那样哭泣、恐惧、战栗，强盗便轻视他。两人对饮而喝醉，一个离开去找买主，一个躺在路上，刀直插在身旁。区寄暗中等他睡着，借着捆绑自己的绳子靠近刀，用力上下磨断绳子，于是拿起刀杀了他。他还没有逃远，去找买主的人回来，抓住了这个童仆，大为惊骇，正要杀他，区寄急忙说：‘做两个郎君的童仆，哪里比得上做一个郎君的童仆呢？他们并不恩待我。如果郎君确实能保全我、恩待我，那么我什么都愿意做。’买主考虑了很久，说：‘与其杀掉这个童仆，不如把他卖掉；与其卖掉后分利，不如由我独自得到他；幸好杀了那个人，实在太好了。’ 他于是藏起那具尸体，带着童仆到主人那里，却把童仆捆绑得更加牢固。半夜，区寄自己转动身体，使绳子靠近炉火，用火把绳子烧断，手被烧伤也不害怕；又拿起刀杀死了买主，于是大声呼喊。整个集市都被惊动了。区寄说：‘我是区氏家的孩子，不应当做奴仆。那两个强盗抓住了我，幸好我已经把他们全杀死了。希望把这件事报告给官府。’集市的官吏把情况报告给州官，州官再报告给大府。大府召见区寄，看见他只是个年幼而老实的孩子。刺史颜证认为这件事很奇异，把他留下来做小吏；区寄不肯接受衣服，官吏便护送他回到乡里。乡里那些惯于抢劫、捆人的人看见他都侧目而视，不敢经过他家门口，都说：‘这个孩子比秦武阳小两岁，却讨伐并杀死了两个强盗，哪里可以接近呢？’ 原编者评：子厚从未正式作史，这篇文章却极像《后汉书》，固然可以说是子厚所作的史传。卷十二 河东柳宗元的文章二：杂著 《诫惧箴》人不知道畏惧，怎么能够有所作为？知道畏惧固然是美德，但没有比除去错误更好的了。并不是说像儿童和昏昧之人那样，糊里糊涂而不思考；等到祸患临头才害怕，确实就是不知道畏惧。君子的畏惧，是在事情尚未发生之前就畏惧，在微小的征兆刚刚发动时就警觉，使事情转变而合乎正理。将要说话时先思考，将要行动时先停止。内心决定后与正道相符合，才顺理而起身行动。行动后即使招致祸患，君子也不以此为羞耻，因为不是正道的过错，也不是内心不正的欺诈。若因为畏惧而专门表现畏惧，即使害怕又有什么用呢？君子并不是不畏惧，而是在畏惧刚开始时就已经加以防范。《忧箴》忧虑可以没有吗？没有忧虑，靠什么安宁？您如果不忧虑，忧患就会一天天产生。忧虑不能成为常态，若总是忧虑，又有谁会快乐？您若总是忧虑，就只是小人的悲戚。请问忧虑的原则是什么？我将告诉您：听到道理却不实行，有了过错却不改正，应当说话时不说，不应当说时却烦琐多言，应当退让时却勇往直前，不应当畏惧时却恐惧，这些都是内心不诚实。过分和不及，正是忧虑的根本。只把这些事情当作急务，内心便不得自在，过分放纵便会成为忧虑。反省自己而没有愧疚，即使面临死亡也能从容自得。所忧虑的是正道，不是预先看见祸福，这样才可以没有过错。告诉您，像这样守持，不要坠失。原编者评：《易经》说：‘始终都怀有畏惧，关键在于没有过错。’古语说：‘勇敢的人无所畏惧。’《礼记》说：‘君子有终身的忧虑。’《易经》又说：‘乐于顺应天命而知晓命运，所以不忧虑。’古语又说：‘内心反省而没有愧疚，还有什么忧虑、什么恐惧呢？’同样是孔子的话，却相反到这种地步。既要一心忧虑恐惧，又要一心不忧虑不恐惧，两个心念怎么能够同时发生而并存呢？处理万事、应对万种变化，都是这个心君发布命令而出现分歧，难道会这样吗？不知道从下学立心的开始，直到上达天德的终点，都是以此作为关键枢纽。丹书说：‘敬胜过怠惰就吉祥，怠惰胜过敬慎就灭亡；义胜过欲望就顺利，欲望胜过义就凶险。’怠惰和欲望，会使人每天走向值得忧虑、值得畏惧的道路，却自己不知道忧虑、不知道畏惧。否则便会有长期戚戚的忧虑，以及患得患失的恐惧；一个像置身烈火，一个像处在寒冰，虽然循环往复，但归根到底不是忧惧，就是不忧惧，绝不可能同时发生而并存。如果能敬慎而合乎义，让这两者相互扶持，以无所不敬的心，各自遵循义理所适宜的方向，那么耳目口体、血气心知的欲望所造成的甘美而最终败坏人的事，就一定会像踩着老虎尾巴、涉过春日薄冰那样，无论何时何地都不稍微放松警惕；凭借这种心态经历仓促困顿的境地，面对遗弃重大任务、投入艰难事务和盘根错节的局面，也一定不会有丝毫触动内心、显现在脸面上的情形。忧虑而又不忧虑，畏惧而又不畏惧，实际上可以同时在一心中发生并存，彼此毫不冲突。孔子的话并不是自相矛盾。柳宗元的《诫惧箴》《忧箴》，其中的言语仿佛对道有所见，大概是因为他经历忧患很深，对古代训诫和谋议研求得很久。《师友箴》如今这个世道，做别人老师的人很多，人们却嘲笑他们，整个世上都不肯尊师，所以道术越来越背离；做别人朋友的人，不凭道义而凭利益，整个世上都没有真正的朋友，所以道术越来越被抛弃。唉！人生在这样的世道里，真是困苦啊。我作歌来作为箴言，既警戒自己，也告诫别人。不拜师，怎么行呢？我凭什么成就自己？不交友，怎么行呢？我凭什么增长见识？我想拜师，可以跟从谁呢？即使有可跟从的人，整个世上也会嘲笑他。我想选择朋友，有谁可以选择呢？即使有可选择的人，中途也可能被舍弃。仲尼已经不在，伯牙也早已死去；即使二人能够再生，我也担心自己不像仲尼那样足以为师，不以自己不像伯牙那样足以为友为耻。谨慎对待这两件事，用来警惕你们后人：只要道存在，无论是佣人还是乞丐，都可以结交为伴；反过来说，公侯即使奔走求取，也应当内考察古人，外考察万物。是选择老师呢，还是选择朋友呢？敬重它们，不要忽视。原编者评论：韩愈作《师说》，柳宗元却不肯做人之师；他在《答韦中立书》中还引用韩愈的话来警戒自己。评论者认为韩、柳二人不同。如今他却说：“不拜师怎么行？我凭什么成就自己？”这正是韩愈所说“古代求学的人一定有老师”的意思。他又说：“如今这个世道，做别人老师的人很多，却受到嘲笑；整个世上都不拜师，所以道术越来越背离。”这正是韩愈所说“士大夫这一类人，一听到老师、弟子的称呼，就聚集起来嘲笑”的意思。这样看来，柳宗元不肯为师，只是害怕世俗祸患，并不是说师道可以不建立。答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