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六

译有人问：守持道义不如守住官职，怎么样？回答说：这不是圣人的话，是传述的人弄错了。官职，是道义的器具；把二者分离开来，是错误的。从来没有守住官职却丧失道义、守持道义却丧失官职这种事，这本来就不是圣人的话，而是传述者弄错了。皮制的帽子，是虞人的服饰。器物是道义的准则。守住器物，遵循准则，然后道义才能保存。如果舍弃它，就是丧失道义。凡是圣人用来制定纲纪、命名事物的东西，没有不是道义的，只是把它们命名为官职罢了。设置官职，就是为了实行我们的道义。因此，设立君臣、官府、衣裳、车马、章绶的等级，规定朝会、标识、周旋和行列的次序，都是道义所寄托的地方。又向人们显示典命、书制、符玺、奏复等文书，规定参伍、殷辅、陪台等差役，这是道义得以施行的途径。又用爵禄、庆赏的美好来劝勉，用贬黜、远放、鞭笞、桎梏、斩杀的惨酷来惩罚，这是道义得以实行的方式。所以从天子到庶民，都守持各自的名分，没有人丧失道义，这是和谐的最高境界。丧失器物，抛弃准则，道义就随之丧失；小的方面一改变，大的方面也会跟着丧失。古人处在自己的职位上，想着为自己的职守而死，怎么可以轻易改变职位而丧失职守呢？《礼记》说：“道义相合就服从，不相合就离去。”孟子说：“有官职守责的人，如果不能履行职务就离去。”既然如此，丧失道义却仍居官位的人，古人是不赞同的。因此，在上位的人不必故意抗拒，在下位的人也不必自我贬损；造箭的人不因此成为不仁，制造铠甲的人也不因此成为仁慈，各自遵循自己的职务，掌管自己的部门，彼此共同完成各自的工作。调换职位而处，各自安守本分，道义就能通达天下。况且官职正是用来实行道义的，却说守道不如守官，大概也就是丧失了根本。从来没有守住官职却丧失道义、守持道义却丧失官职这种事情。这不是圣人的话，是传述者弄错了，果然如此。原编者评论：韩愈说：“道和德只是空泛的名称。”世间事物有万种，而每一件事各自承载一种道理，能够全都得到吗？道理达到最完善，就是符合事情当时的适宜，成为行为中的正道，符合人性的自然，这才称为道。所以说：“顺着本性行事叫作道。”舍弃这些而另说有所谓的道，那不过是把自己的道路称为道罢了。把官职与道义分开而视为两件事，难道会使官职不成其为官职、道义不成其为道义吗？即使有所领悟，也必然只见到官职而没有见到道义；或者只见到道义，却没有见到官职。柳宗元的论述是正确的。《四维论》管子把礼、义、廉、耻称为四维，我怀疑这不是管子说的。他所谓廉，是“不掩盖恶行”；世人所说的廉，是“不苟且求取”。他所谓耻，是“不顺从邪曲”；世人所说的耻，是“以做坏事为羞耻”。那么这两种说法究竟合乎义，还是不合乎义？我只看见其中有两条维系，没看见它们为什么能成为四维。不掩盖恶行，难道不是因为认为掩盖恶行不合乎义，所以才舍弃它吗？不苟且求取，难道不是因为认为苟且求取不合乎义，所以才不去做吗？即使不顺从邪曲、以做坏事为羞耻，也都是如此。那么廉和耻只是义的小节，不能同义并列而成为维系天下的纲维。圣人用来建立天下秩序的，是仁和义；仁主于恩爱，义主于裁断。恩爱就是亲近、亲爱，裁断就是合宜，这样道理就完备了。践行它就是道，得到它就是德，履行它就是礼，诚实实行它就是信，都因所趋向不同而有不同名称。如今管氏把它们称为四维，大概不是圣人所建立的吧？他又说：“一维断绝就倾斜，二维断绝就危险，三维断绝就覆灭，四维断绝就灭亡。”如果义断绝了，廉和耻果真还能存在吗？廉和耻存在，义果真会断绝吗？如果人已经掩盖恶行、苟且求取、顺从邪曲、做坏事而不知羞耻，那么义果真还存在吗？假如管子只是一个庸人，那就会说出这种话；如果管子稍微懂得道理，那么“四维”就不是管子说的。原编者评论：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记事形成《春秋》，记言形成《尚书》。《尚书》和《国语》属于一类，《春秋》和《左传》属于一类。各诸侯国都有史书，只有鲁国史书因孔子而流传到今天。孔子以前没有私人自作史书，名卿大夫的嘉言，都由右史记载。《左传》所说“古志有之”“古语有之”，以及“把它写入言谈之中”之类的话，楚语所称“用教导人的话使他们明白德行，知道先王的事务，以彰明德行于百姓”，都属于这种体例。即使《论语》也不是孔子亲自写成的，而是曾子、有子的门人记录他们从老师那里听到的话并加以编纂。它称作“语”，仍然沿用古代史书的体例。《春秋》衰落而进入战国后，处士开始掌握各国政权，人们各自创作学说，使其流行于天下。庄周、荀卿的评论都还保存着，可以考察；其中都没有涉及《管子》。孟子说：“圣王不出现，诸侯放纵，处士横加议论，杨朱、墨翟的言论充满天下。”这是周室衰微，到孟子时才出现的情况。管仲生于孔子之前，管仲没有著书，这一点非常明显。如果他真有著作，七十弟子中不可能没有一人评论它。所谓《管仲》一书，是战国时期主张富国强兵一类人的言论；他们自称所学出自管仲，毫无疑问是借管仲之名托古伪作。书中不合乎道理的地方，多得举不胜举。像柳宗元的《四维论》，也可以看出其中的一斑。《辩侵伐论》

译《春秋》的说法是：凡是出兵而有钟鼓声的叫作“伐”，没有钟鼓声的叫作“侵”。《周礼·大司马》所说九伐的法则是：残害贤人、伤害百姓，就讨伐他；凭险固守而不服从，就侵伐他。那么所谓“伐”，就是把他的罪恶声讨于天下。既然把他的罪恶声讨天下，就一定是因为他已经使天下人心怀不满，然后才可以出兵。古代守臣有的削夺百姓财产、危害百姓生命，又伤害贤人，内则被本国百姓抛弃，外则被诸侯抛弃，于是才对他施行讨伐，出兵必然能够取胜。然而仍然要比较德行之后才举兵，衡量力量之后才会合，并且准备好三种有余：第一，义理有余；第二，人力有余；第三，财物粮食有余。这三项都充分具备后，还要确立礼制，端正名分，修治文辞。他对万物的危害如果较小，诰誓、征令不过越过邻境，即使危害很大，也不超出其暴行所在之处；除非有人违背天地、横行四海，否则不发动天下军队。因此出兵不超过时日就能成功，这才是为民除害的出兵。所以这是公义的讨伐，因而要奏起钟鼓。所谓“侵”，只是因为对方凭借险固而不服从，阻塞天王的命令；在内是为了保全他的百姓，在外没有侵犯诸侯，他的过恶不足以声讨于天下。送达文告、修明文德，而他仍不改变，然后才用军队责问他。这是为了制止违命而出兵，不是为了替百姓除害而出兵。所以这是出于私意的侵伐，因而不奏钟鼓。这正是圣人所关注的。周道败坏以后，战车的车辙交错于天下，很少有人知道侵伐的区别和原则。因此，有人以无道去纠正无道，有人以无道去纠正有道，也有人不增加德义，只凭借威势来达到目的。所以世道日益混乱，一变而进入战国，人民因而大量损耗。因此，只有力量而没有财物，君子不凭此发动大众；有力量、有财物而没有义理，君子也不凭此统率军队。三者合备，并且明白其中公与私的区别，然后才可以出兵。唉！后世用兵的人，如果能够考察这篇关于侵伐的论述，那就很好了。原编者评论：用兵固然不能拘泥于古制，但不能违背圣人的本意。《师》的《彖传》说：“用这种方式使天下人受到痛苦，而百姓却跟随他，是吉利的，又有什么过错呢？”如果不是以使人得生的原则去杀人，即使人死了也不会有怨恨。杀人者怎么可以谈论用兵？不能以使人得生的原则去杀人却谈论用兵，都是违背天意、残害人民。违背天意、残害人民，失败固然是祸患，胜利同样也是祸患，古代的事情可以作为鉴戒。柳宗元这篇文章，可以作为《左传》的义理注疏。《永州新堂记》如果要在郊外城邑之中造出深谷、险岩、深潭和水池的景观，就必定要搬运山石，疏通沟涧深壑，越过极其险阻的地方，使人力疲惫至极，才可能有所作为。然而，即使这样寻求天然生成的形态，也全都无法得到。于是让人们得到休息，顺应原有地势，保全天然形态。过去难以做到的事，如今就在这里实现了。永州实际上正处于九疑山的山麓，当初测量土地的人，环绕山势筑成了城。这里有石头，被深密的杂草遮蔽；有泉水，隐藏在泥土之中。这里是虫蛇盘踞、狸鼠游走的地方。茂盛的树木和恶劣的树木、美丽的花和有毒的草，杂乱地交错生长，被称为污秽的荒地。韦公到任后，已经过了一个多月，处理政务很是从容。他望见这块地方，觉得它很不寻常，才下令除去杂草，开通道路，把草木堆积成丘陵的形状，把污物清理得干干净净。焚烧、疏浚之后，奇异的地势接连显现出来，清浊辨明了质地，美丑各得其所。看那些树木，清秀而舒展；看那些水池，水波荡漾而曲折悠长。怪石森然，环绕四角，有的排列着，有的像跪伏，有的站立，有的仆倒。石上的孔穴曲折幽深，土丘突兀而怒张。于是修建屋宇，把它作为游观之所。所有景物无不顺合形势，仿佛在厅堂廊庑之下施展技艺。外面相连的群山高原、林木山麓的崖壁之间，远近隐现，延伸到原野的青色和远方的绿意，与天空的碧色混为一体，全都汇聚在谯门之内。事情办成以后，便请客人进入观赏，接着设宴娱乐。有人赞叹并祝贺说：看见您的作为，就知道您的志向。您顺应土地而发现胜景，难道不是想顺应民俗来完成教化吗？您弃去丑恶而选取美好，难道不是想铲除残暴而扶助仁政吗？您清除污浊而疏导清流，难道不是想废除贪鄙而树立廉洁吗？您居于高处来眺望远方，难道不是想使家家得到安抚、户户都明白道理吗？这样看来，这座厅堂难道只是供草木、土石、水泉取乐，供山原、林麓观赏的吗？它还将使后来接替您治理这里的人，通过观察细微之处而懂得大的道理。柳宗元请求把这些话刻在石上、安置在墙壁上，编成二千石官员的规范。原编者评论：有些人天生禀赋了良好的才能和美好的资质，却不学习、不求问，内心的好恶没有节制，外物又引诱他的知识，终于毁灭天理而放纵人欲，于是产生悖逆、欺诈、虚伪的心思，做出淫逸、邪恶、混乱的事情，终身如此而不改变。有人说：“上天生下这种人，使他成为这样，哪里知道他本来资质美好、才能优秀，只要能够自我反省，就可以成为圣人呢？”这同那些美好的景致、瑰丽的景观被埋没在荒僻的地区和蛮夷之地、恶树毒草之间，永远与它们相伴，有什么不同呢？柳宗元替上官写这篇记，所以用治理人的道理来阐说；善于阅读它的人，就能懂得修养自身。《岭南节度使飨军堂记》

译唐朝的制度把岭南分为五府，府所辖的州有十多个。那里大小军队的调动和号令，都听命于节度使。岭南以外的大海上有许多蛮夷，从流求、诃陵向西直到大夏、康居，环水建立国家的有数百个，都由押蕃舶使统辖。岭南以内方圆万里，官员们执持俸秩，拱手稽首，按时听从教令；岭南以外数万里的羁縻属国，则通过翻译进献珍宝，每年率领使者来贡纳职贡。把这两位使臣的重任合在一起，在广州治理。因此接待军队的事务，应该没有比它更重大的；而且接待宾客要准备牲畜、酒食，奏乐行礼，使远方的人同来会合；慰劳军队则要供给犒赏、设宴款待，使出征者得到慰劳、勤劳者得以归来，从而使众人的力量在这里团结一心。门墙、台阶和次序的规模，不能同其他州相比。厅堂的栋梁要粗大，梁要平整，庭院要高阔，门要宏大，然后才可以使上面容纳宾客揖让，下面容纳众人行走。如今御史大夫扶风公廉治理广州，并且专掌两使的事务，以增厚德行来招徕远方之人，以申明威势来整顿军政。举行大宴会并奏乐，按照丰盛的规格办理。在此以前，曾在治城西北角建堂，公面向北坐，宾客众人面向南。堂西奏演各部乐伎，东角可观看泉池。堂内幽暗低矮，侧庭廊庑又狭窄简陋，太阳还没有到正午，炽热的阳光就照在眼前，汗水使人眩晕，暑气轮番袭来，礼仪无法完成。因此凡是大宴会、大规模接待宾客，都只好借用外垒。仪式和形制很不相称，公于是开始扩大原有的规模。建堂使它面向南，横向八楹，纵向十楹。从前的宴饮位置改作东序，西边也照样设置。堂外另设更衣处、膳食房，排列观台以供远眺，设置对偶的亭子以舒展声音。放眼远望、回首四顾，景物无不尽收眼底。原有的泉池，也加以疏浚并增植树木，闲暇时可以休息，宛如置身林谷。问工程取法于什么，便以师舆为供役；问劳役从哪里征发，便征用蛮夷奴隶；问材料从哪里取得，便迁移空闲屋宇中的材料。有时还补充缺少的部分，砍伐山木，漂浮海运，农民和商人都拱手站立，睁眼看着各种物资齐备。于是十月甲子日工程完成。公在新堂设宴，旌旗、牙旗、茸纛、金节、析羽以及栯旗、旟、旞，都在堂下陈列装饰。击鼓用鼖鼓，鸣金用铎和铙。公与监军使恭敬地接待上宾，请群僚、将校、士人和吏员入席，各自依次就位。穿着花纹衣裳和毛毡衣服的胡人、夷人、蜑人、蛮人，睁大眼睛列队而来的有一千多人。铸鼎烹煮，烧烤肉食，飞禽、鱼类和狸等各种食物，以及沉香、泛香、醍醐、盎齐等酒食，均分给士卒享用。兴王之舞、服夷之伎，以及敲击、吹奏、击鼓的音乐，飞腾幻化、奇异怪诞的表演，远近的人都来观看。礼仪完成，音乐奏遍，众人依次祝贺，并且说：这个州防护统领的事务如此重大，五位使者的职责合在一起；如果没有这座堂的形制，就不能完备地安排各类事务；如果没有公的德行，也不能容纳这么多的人。它比从前开阔得多，创始于今日。愿后世有人凭此来观察远方，古代的军政，还有什么需要增加的呢？”这说的是华元的名声。华元是大夫，杀羊供给军队，而御者却没有得到；霍去病是杰出的将军，留下的肉还有，士卒却面带饥色。即便如此，他们仍然能够被称为有才干的人，并流传到今天，何况如今各种美善都已具备，这种道理怎会废弃呢？希望仿照金石铭刻下来，永远昭示后世祭祀。于是众人一同来告诉我，并且请我撰写碑辞。我推辞而未能推脱，便刻在这块石上。原编者评论：陈子龙说：文章如同雕梁画栋、高树大旗，整齐庄严，观看的人都肃然仰视。《诸使兼御史中丞壁记》古代向四方办理外交政务的人称为使者；如今受命统领军务、职权没有隶属关系的人，也称为使者。凡是称为使者的，大概都是专门负责某项事务并推行其职责的人。开元以来，这种制度更加重要，所以取御史的名号加在使者之上。到现在已经有若干年，兼任御史中丞的也有若干人。他们出使边远地区，统领军队，巡按州部，专掌财货粮食，使远方的人柔顺归附，巩固王朝的谋略，整齐风俗，调和关石等度量衡；大的能够在境内平定恢复，在境外拓展安定，都可以借此壮大威势、张扬声名，他们的作用实在深远。借用这个名号来任职，尊严尚且如此，何况在朝廷掌管宪法法度，在天下树立风声，他们用来辅佐君主、端正人民的作用，更可以由此知道了。武公凭借厚重的德行居于此位，非常适合他的官职。我看见他的官署中有记文，只是各位使臣兼御史中丞的事迹多有缺漏，于是向诏令制度寻求根据，又向史官查证，增补完备后，便命属官把它写下来，并且说：从官号观察其实际职掌，后来居于此职的人，就能够因此敬慎地办理职事。原编者评论：领取俸禄却不办理本职事务，即使身居三槐九棘之位，佩带四十九个使职的印绶，也会自以为宽裕有余。如果想到从上天和君主那里接受的使命究竟是怎样的事务，那么即使是卑微的官职、微薄的俸禄，像主簿、县尉、曹佐一类的人，也一定会前看古代、后望未来，看见自身的衣冠身影，面对万民的耳目，惭愧地感到事务难以办理，职责难以胜任。柳宗元说：“从官号来观察实际职掌，后来居于此职的人，就能够因此敬慎地办理职事。”这句话值得反复体会，所以把它记录下来。《四门助教厅壁记》

译周人曾在西郊设置虞庠，用来供养老年贵族、教育贵族子弟。《祭统》说：“天子设置四学。”大概说的就是这种制度。《易传·太初篇》说：“天子早晨进入东学，天快亮时进入南学，傍晚进入西学，天黑时进入北学。”蔡邕引用它来确定明堂的位置。《大戴礼·保傅篇》说：“帝进入东学，是为了尊崇仁；进入南学，是为了尊崇德；进入西学，是为了尊崇义；进入北学，是为了尊崇爵位。”贾谊叙述这些，用来阐明太子的教育。因此说：作为施行大教的宫室，四学都具备。参照明堂的政教，推究大教的极致，其建置的意义是很宏大的。后魏太和年间，在四门设立学校，设置助教二十人。隋代开始隶属于国子寺，并减为五人。本朝开始把它合并到太学，又减至三人。名额和地位越简少，官职就越难任用，不是通晓儒学的人不能列入其中。四门学的制度，掌管国家的上士、中士、下士三等，以及侯、伯、子、男四等贵族的子弟。凡是这些人的子孙中属于胄子的，以及庶士、庶人的子弟中属于俊士的，都让他们学习本业并居于相应次序，接受师儒官员的考察和匡正。助教的职掌，是辅佐博士掌管击鼓、书箱、木贾、楚等教令，分别安排学生而教育他们。其中有通晓经书、勤奋学习的人，年末一定升到礼部，听候选拔考试。考核学生的升降进退，必须斟酌中正之道；不是博学文雅、庄重恭敬之类的人，本来就不能担任这个职务。因此有人离开这里升入朝廷，贺秘书因此成为博士，归散骑因此成为左拾遗。旧制度把拾遗列为八品清官，所以一定要让名实相符的人担任这个职位。贞元年间，王化已经完成，经籍稍稍冷落，有关官员认为太学官职颇为低下，专以名誉和文章自许的人都以担任学官为耻。到这时，河东柳立才凭前进士身份请求担任这一职务，天水武儒衡、闽中欧阳詹又相继而来。这一年担任四门助教的共三人，全都是文士，京师人都认为这是奇异之事。我与柳立同出一族，与武公一同在礼部登第，又与欧阳生在文章上志趣相同。四门助教官署从来没有记录前人的姓名，所以我特意为它作记，并从这三个人开始记载。原编者评论：宋人非议四学的说法，说学校有四种，难道道也有四种吗？然而道理本来是一致的，实行起来却有百般方式，换一个地方施行就有不同的适宜方法；让各种方式并列来观察，所崇尚的道理才会显明。记载兴盛教化，也并非毫无意义。相传古代确有四学，并不是妄说。唐代的四学，只是徒然遵循它的形式罢了，但还像《论语》中所说的告朔时保存饩羊一样，保留了一点名义。士人如果只是凭文章被称赞，实在有愧于学校。如今四学助教相继得到三位文士，竟夸耀赞美，以为奇异，那么比这更差的情形也就可想而知了。学校的衰败，正是人文不振；道德和风俗一同沉沦，放眼千载古今，令人慨叹。《永州万石亭记》御史中丞清河男崔公来到永州任职，闲暇日登上城北的城墙，在荒野蔽塞的缝隙间，见到怪石特别突出，推想它下面一定有奇异的胜景，便从西门步行去寻找那片荒地。他砍去竹子，披开深密之处，身子歪斜着进入其中，绵延的山谷号称夸谿，到处都是大石林立，散乱如奔腾的云，交错如摆放的棋子；有的怒张如猛虎相斗，有的高耸如飞鸟振翅。掏看石穴，仿佛鼻口相对张开；搜寻石根，则像蹄脚交错挺立。环绕行走，最终惊愕不已，仿佛它们要相互搏击吞噬。于是挖开疏松的土壤，剪除焚烧丛生的荆棘，疏通沟渠，引导地下伏流，使水流分散成为孤立的树林，回旋成为清澈的池潭。那里空旷深广、潭水深清，仿佛造物主刚刚在这里分判清浊，施展奇巧，并非人力所能造成。于是建起游亭，使它坐落在其中；正对着亭子的西面，石头像两腋分开，可以登高远望。石头上方青色的峭壁陡绝，沉入深渊源头，无法探究它的尽头；从下面望去，则与聚集的山峦相接，同群山一样无穷无尽。第二天，州县中的老人纷纷来到，说：我们这些人出生在这个州，在这片野地里劳作，直到眉毛变长、牙齿脱落，也从未知道这里，难道是上天坠下、地下生出的神奇之物，为了彰显我公的德行吗？”祝贺完毕，又请崔公命名。公说：“这些石头的数目无法知道，因为它们多，所以命名为‘万石亭’。” 老人们又说：美好啊，公给亭子命名，难道只是为了描绘景物而已吗？公曾六次担任二千石官，已经满了这个数目。然而有道德的人，都遗憾公的美好功绩还没有普遍惠及百姓，便恭敬地颂扬美名，向明神祝愿公的福寿。汉代三公的秩禄名号为万石，我公的德行理应得到这样的赐予；汉代有一位以礼法著称的大臣，只有万石君石奋，我公的教化从闺门之内开始，与古道相合，福祐自然会从天而降。乡野之人献上颂辞，祝愿公长寿万年。柳宗元曾经把一片薄薄的竹简奏报并隶书呈给尚书，冒昧专门删定文字，把它附在零陵的故事之后。时为元和十年正月五日记。原编者评论：描摹事物的精妙之处，在于仿佛把宇宙掌握在手中，万物的变化都从心中产生。《始得西山宴游记》自从我成为获罪受辱的人，居住在这个州，常常忧惧战栗。闲暇时，便缓步而行，漫无目的地游荡。每天和同伴登上高山，进入深林，走尽迂回的溪流，幽深的泉水和奇怪的石头，无论多远都去探访。到达后就拨开草坐下，倒出壶中的酒喝醉。醉了就互相枕着睡卧，心意想到哪里，梦也同样趋向那里。醒来便起身，起身便回去。我以为这个州凡是山势有奇异形态的地方，都已经被我游遍了，却从来不知道西山的奇特。元和四年九月二十八日，我因坐在法华西亭上远望西山，才指着它认为奇异。于是命仆人渡过湘江，沿着染溪前行，砍伐丛生的荆棘，焚烧茅草，直到登上山的最高处才停下。攀援登山，张开双腿坐着远眺。于是几州的土地全都在席子下方。它们高低起伏的形势，有的张开、有的低陷，像蚁穴，像土堆；尺寸之间仿佛容纳千里，聚集、收缩、层层堆积，没有什么能够隐藏。青山环绕，白云缭绕，向外一直连接到天边，四面望去浑然一色。这才知道这座山高高独出，不同于小土丘。它悠悠然同浩瀚元气一起运行，却不知道边际在哪里；它广大无边，仿佛同造物主一起遨游，也不知道穷尽在什么地方。举起酒杯斟满，颓然醉倒，不知太阳已经落山。苍茫的暮色从远方逐渐逼近，直到什么也看不见了，却仍然不想回去。我的心神凝定，形体仿佛得到解脱，与万物的变化融为一体。这才知道我先前根本没有真正游览过，真正的游览从这里才开始。因此写下这篇文章来记载这件事。这一年是元和四年。《钴鉧潭记》

译钴鉧潭在西山以西。起初大概是冉水从南面奔流而来，冲到山边，水流因石头阻挡而曲折向东；水流的顶端和末端地势险峻，冲击越来越猛烈，河岸因此旁边宽而中间深，直到完全流到石头处才停止，飞沫形成车轮一样的旋涡，然后才慢慢流动。潭水清澈平缓的地方将近十亩，四周有树木环绕，还有泉水悬挂而下。潭上有居民，因为我屡次来游览，有一天敲门来告诉我说：官租和私债堆积得实在承受不了，已经砍掉山上的树木准备迁居，希望用潭上的田地换取钱财来暂缓灾祸。我很高兴，便照他说的做了，于是增高潭台，延伸栏杆，把高处流下的泉水引入潭中，水声清脆，尤其适合在中秋观月。由此可以看见天空多么高远、空气多么开阔；是什么使我乐于居住在夷地而忘记故乡呢？难道不是这个潭吗？《钴鉧潭西小丘记》发现西山八天后，寻找山口，向西北走了二百步，又发现钴鉧潭。向西二十五步，在水流湍急而深的地方，有一道鱼梁。鱼梁上面有一座小丘，生长着竹子和树木。那些突兀怒张、偃卧奇曲、背负泥土而突出地面、争相呈现奇异形状的石头，几乎数不清。那些高耸相叠、向下延伸的石头，像牛马低头到溪水中饮水；那些冲然伸出、尖角排列而上的石头，像罴熊登山。小丘很小，连一亩地都不到，可以把它整个据为己有。询问它的主人，回答说：这是唐氏丢弃的地，拿出来卖却没有卖掉。问它的价格，说：只要四百多钱。我怜惜它，便买了下来。李深源、元克己当时一同游览，都为意外得到它而大喜，立即各自拿来器具，铲除割掉污秽的杂草，砍去恶树，燃起大火焚烧。好树挺立出来，美竹显露出来，奇石显现出来；从丘中向外望去，山的高耸、云的浮动、溪水的流淌、鸟兽鱼类的遨游，全都欣欣然呈现出各种巧妙姿态，在小丘下面施展技艺。枕着席子躺下，清冷的景象同眼睛相遇，水声潺潺同耳朵相应，悠远空旷的境界同精神相通，深沉寂静的意味同心灵相合。不到十天就得到两处奇异的地方，即使古代喜好游览的人，或许也未能到达这里。唉！凭着这座小丘的胜景，如果把它放到沣、镐、鄠、杜一带，那么贵游子弟争相购买，每天加价千金，反而更加不可得到。如今它被弃置在这个州，农夫和渔夫经过都认为它鄙陋，标价四百多钱，接连几年也卖不出去，而我与李深源、元克己却独自庆幸得到它，难道它果真是遭逢了机遇吗？把这些话写在石上，是为了庆贺这座小丘的际遇。《至小丘西小石潭记》从小丘向西走一百二十步，隔着竹林，听见水声，像玉佩玉环相碰，心里很喜欢它。砍倒竹子开出道路，向下看见一个小潭，水格外清凉。泉水和石头构成潭底，靠近岸边，石底翻卷着露出水面，形成坻、屿、嵁、岩。青翠的树木和藤蔓，覆盖、缠绕、摇动、连接，参差不齐地披拂着。潭中的鱼大约有一百来条，全都像在空中游动，没有任何依托。阳光直照到水底，鱼的影子铺在石头上，安然不动；忽然间又向远处游去，来来往往轻快迅速，好像在同游人一起嬉乐。向潭的西南方向望去，溪流像北斗星那样曲折，像蛇那样蜿蜒，时隐时现。溪岸的形势像狗的牙齿一样交错不齐，无法知道它的源头。坐在潭边，四面被竹子和树木环绕，寂静空旷，没有人迹，使人的精神凄清、寒气透骨，幽静深远而令人忧伤。因为这里的环境过于清冷，不能长久停留，于是记下它便离开了。同游的人有吴武陵、龚古、我的弟弟宗直；跟随而来的有崔氏两个年轻人，一个叫怒己，一个叫奉壹。《袁家渴记》从冉溪向西南沿水路行十里，山水景物中值得观赏的地方有五处，没有比钴鉧潭更好的。从溪口向西步行，值得观赏的地方有八九处，没有比西山更好的。从朝阳岩向东南沿水路到芜江，值得观赏的地方有三处，没有比袁家渴更好的。这些都是永州境内幽深秀丽而奇异的地方。楚越之间的方言，把水流回旋的地方叫作“渴”，读音像“衣褐”的“褐”。渴的上游同南馆的高山相接，下游同百家濑相接。水中有重叠的沙洲和小溪，清澈的深潭和浅滩，彼此间隔交错，曲折相连；平缓处的水色深黑，陡峻处的水花沸腾般洁白。船行到像是走到尽头的地方，忽然又出现无边无际的水面。有小山突出水面，山中到处是美石，石上生长着青翠的草木，冬夏常常茂盛。山旁多有岩洞，山下多有白色碎石。树木多是枫、柟、石楠、楩、槠、樟、柚。草木中有兰、芷，又有奇异花卉，像合欢却蔓生，名叫车葛。每当风从四面山上吹下，水石便发出声响，震动大树，掩压众草，使红花纷纷、绿叶惊动；浓郁蓬勃的香气冲击水涛，回旋于急流，退聚在溪谷，摇曳繁茂，随着时节推移而变化。大体情形就是如此，我无法穷尽描写它的形态。永州人从未游览过这里，我发现了它，不敢独自占有，于是出游后把它传给世人。这里世代由袁氏拥有，所以用袁氏来命名。《石渠记》从袁家渴向西南走不到一百步，便发现石渠，百姓在它上面架了桥。那里有泉水幽幽流淌，水声忽大忽小。石渠的宽度，有时一尺，有时两尺；长度大约十多步。水流冲到大石上，潜伏到石头下面流出，越过石头向前，又形成一个石泓，菖蒲覆盖在上面，青翠鲜润，环绕四周。水流又折向西行，从旁边陷入岩石下，向北落入小潭。小潭方圆不到一百尺，清澈深幽，鱼很多。再向北，曲折迂回地流淌，斜眼望去仿佛没有尽头，但最终还是流入袁家渴。石渠两旁都是奇形怪石、怪异树木和奇花美竹，可以排列坐下休息。风摇动树梢，声音回荡在山崖谷地；看它时只觉得寂静，凝神倾听后才觉得声音传得很远。我跟随州牧发现了它，便清除遮蔽和腐朽之物，挖开土石；把水渠加深后焚烧杂物，疏浚之后使水流充盈。可惜它从来没有被传扬，所以把它所属的情况逐一记下，留给当地人，在石渠北面写下文字，使后来喜好游览的人能够寻找它，得到更充分的了解。元和七年正月八日，疏通石渠直到大石；十月十九日，越过大石发现石泓和小潭。石渠的美景，到这时才算探尽。《石涧记》石渠的情况已经探尽，向上经过桥向西北走，再从土山的北面下去，百姓又在那里架了一座桥。那里的水量，是石渠的三倍。横陈的大石构成河床，一直延伸到两岸，像床，像厅堂，像铺陈的筵席，又像分隔内外的门槛。水面平铺在石头上，流动像织成的花纹，声响像弹奏琴瑟。提衣赤脚走过去，折下竹子扫去积叶，推开腐木，可以排列放下十八九张胡床。交错汇合的水流、碰撞激荡的声音，全都在石床下面。翠羽般的树木和龙鳞般的石头，一同覆盖在石床上。古代的人，难道曾经在这里得到过快乐吗？后来的来游者，有能够追随我的足迹吗？我发现它的日子，和发现石渠是同一天。由袁家渴来的人，先到石渠，后到石涧；从百家濑上游来的人，先到石涧，后到石渠。石涧的尽头，都在石城村东南流出。其间值得游赏的地方，可以数得出来。石涧上面是深山幽林，道路更加陡峭险峻而且狭窄，无法探尽。《小石城山记》

译从西山道口一直向北，越过黄茅岭下山，有两条路。其中一条向西延伸，沿着它走却没有发现什么；另一条稍向北再向东，不超过四十丈，土地中断，溪流分开。有堆积的石头横在它的边界上，上面形成城墙垛口和栋梁屋宇的形状。石头旁边突出一座像堡垒的地方，似乎有一道门。向里面看，漆黑一片；投入小石子，洞中便传出水声，声音激越，过了很久才停止。环绕石山可以登上去，远望的视野非常开阔。没有土壤，却生长着美好的树木和竹子，越发奇异而坚实。它们的枝干有的俯、有的仰，形状像是有智慧的人布置出来的。唉！我怀疑造物主是否存在，已经很久了。到了这里，越发认为造物主确实存在，又奇怪他为什么不在中原造出这样的景物，却把它排列在夷狄之地。再过千百年，也没有人能够赏识它的技艺，这实在是劳苦而无用。神奇的事物如果不应当这样，那么造物主果真不存在吗？有人说：这是为了安慰那些有贤能却在这里受辱的人。又有人说：这里的山川灵气没有造就伟大的人，却独自造就了这些景物，所以楚地南部人少而石头多。这两种说法，我都没有相信。原编者评论：郦道元的《水经注》，属于史家地理志一类的著作。柳宗元的《永州八记》虽然不是同时写成的，却时断时续，使读者如同陆务观诗所说：“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它的文字极像《水经注》，读者应当把二者合起来阅读。虞集说：柳公喜好奇景，像贪得无厌的人用笼子搜罗各种货物一样，而他的文章也变化多端、层出不穷。第十七卷 河东柳宗元文七篇记、议、碑 《游黄溪记》北到晋地，西到豳地，东到吴地的尽头，南到楚越交界处，其中以山水著名的州有数百个，永州最好。环绕永州州治，北面一百里到浯溪，西面到湘水源头，南面到泷泉，东面到黄溪。东屯之间，以山水著名的村落有数百个，黄溪最好。黄溪距州治七十里，从东屯向南走六百步到黄神祠。祠堂上方，两座山像墙一样并立，如同丹青绘成的华美叶片并排生长，随着山势一起升降；山势缺口处便成为陡峭的崖壁和岩洞。水中全是平铺的小石头。从黄神祠向上，提衣涉水八十步到初潭，景色最为奇丽，几乎无法描绘。大略像剖开的巨大瓮，侧立千尺，溪水汇聚其中。深青的水色像膏脂一样凝聚流动，又像白虹沉沉地潜入水中，悄然无声；有数百条鱼正游来聚集在石头下面。向南再走一百步到第二潭，石头都高大地临近陡急的水流，像下颌和牙齿排列在水下；大石分散排列，可以坐下饮食。有一只红头黑翅的鸟，大得像天鹅，正面向东方站立。从这里再向南走几里，地势全都相似，树木更加壮大，石头更加瘦峭，水声都铿锵作响。再向南一里到大冥之川，山势舒缓，水流平缓，有田地。当初黄神还是人的时候居住在这里，传说说：黄神姓王，是王莽时代的人。王莽死后，黄神改称黄氏，逃到这里选择深邃险峻的地方隐藏起来。起初王莽曾说：我是黄帝、虞舜的后代，所以把他的女儿称为黄皇室主。黄与王的读音相近，而且又有这样的根据，因此传说它的流传就更加可信。黄神居住在这里后，百姓都得到安定，认为他是有道之人；他死后，百姓便用俎豆祭祀他，为他建了祠堂。后来祠堂逐渐迁到靠近百姓的地方，如今仍在山的北面、溪水之上。元和八年五月十六日，我回来以后写下这篇记，来启发后来喜好游览的人。原编者评论：储欣说：所记不过数里之内的幽深、秀丽、奇异、绝妙景色，却正像万壑千岩纷纷映入眼帘，使人应接不暇。《兴州江运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