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二

译有人问柳先生说：“先生的相貌像是一个学习古道的人，然而遇到有道之时，不能奋发自己的志向，反而独自遭受罪过，被废黜斥退，隐伏藏匿；交游纷纷离散，也以同你交往为羞耻。平生所向往的事业，如今毁弃书籍，抹去踪迹。别人有一点恶意，便指点诱导，添油加醋。身处卑下之地，成为诽谤汇集的场所。辱骂先生的人毫无顾忌，欺凌先生的人也不受责罚。遇见人作揖，便目光闪动；听到言语，内心便惊惧。时常行走于荒野，不知要往哪里去，为什么唯独这样卑劣呢？看看当今的贤者智者，没有不舒展才华、显扬英气，推举同类、援引朋友，接连登上朝廷，气势雄伟，胸襟开阔，成群驱驰，结伴同行；奇谋高论，左右争相发言，出入迅速，门前拥挤不堪。一句话说出口，便流传光耀、声名显赫，难道不是伟大吗？先生虽然读古人书，自认为懂得道理，熟悉事势，但您的作为却如此悖谬。狼狈地被排斥侮辱，凭什么在当今世上表明自己呢？”先生回答说：“敬听您的教诲。不过客人说我懂得道理、熟悉事势，实在过分了。我糊涂于屈伸进退，触犯罪过而受辱，幸好四肢躯体还完整，肌肤还能吃人的食物、穿人的衣服、用人的财物；不耕田、不织布、不居住经营、不贩卖货物，却还能活着维持生计，已经没有时间顾及羞愧、恐惧和战栗了。如今客人又推举当世贤智，深深加以责备，我真像个囚徒一样。” “逃入山林，进入江海，又没有道路，我凭什么容纳自己的身躯呢？”请客人稍微缓和声气，让我能够详细说明内心，再依次陈述我的道理。客人说：“你有什么可取之处呢？”先生说：“我年轻时曾经学习，却不以师说为根本，只相信古书，以为凡事都容易，不用当世的急务来折中检验它。只知道张口说话，闭眼休息，挺身前行，跌倒伏地，却不穷究喜怒，不探究曲直，冲入罗网陷阱，跌倒了还不知道，愚蠢狂悖到了这种程度。我又凭什么恭敬接受客人的教诲、承受您的厚德呢？如今这个世道，人的工拙不能欺骗，贤与不肖也看得明白。那些显达进用的人，说起他们的德行，都深广宏大、端正坚贞、刚正明朗，包容并蓄，涵养深厚，与大道一同前进。而我却困厄浅陋、狭窄偏僻，轻浮跳荡、言语琐碎，专门触犯瑕疵、陷入困厄，实在不足以迟疑周旋、批评扭转他们。追究他们的事迹，列举他们的道理，便见他们谋略明达、思想深沉，剖析细微、穷究深奥，分辨是非，考校古今。而我却闭口沉默，精神昏耗，闭塞迷惑，专门抉发异端、探寻怪异，起用幽暗、揭露隐蔽，忧惧不安，终于自取祸害，实在不足以睁眼激昂。效法他们的法则，谈论他们的学问，便见他们总揽包罗，纵横坚博，仿佛使天旋转、使地收缩，鬼神交错其中。而我却孤陋平庸，轻薄浮浅，离群疏远、空虚无知，只从道路旁偷听学说，专横愚顽、蒙昧无知，不知将往何处，实在不足以当面摇舌，与他们一同获得称誉。” 他们的文章都广博浩瀚、光辉灿烂，能够鼓动阴阳，驾驭三光【疑“车葛三光”为文字讹误】陶铸帝王；而我的文章却朴拙鄙陋、艰涩难通，像堆土垒丘、泥水杂沓，笔墨细碎相连，收拾尘土而显出尘垢，进入其中，实在不足以舒展文采、奋发跃进，登上他们的层级。这四方面的差距如此悬殊，即使平庸的儿童和小女子也都知道我不如他们；何况我又被罪恶包裹、被羁绊缠绕，客人还跟着来排挤我，不也太忍心了吗？况且白羲、绿耳得到康庄大道，能够追赶奔星、领先疾风；跛驴却不能走出泥滓。黄钟、元间登用于清庙，声震天地、感动神祇；呜呜咬哇的声音却进不了乡里人的耳朵。西施、毛嫱步入后宫，光明如朝日，灿烂如浮云；无盐却被驱逐在乡里。蛟龙腾跃于天地之间，弥漫六合，滋润万物；虾和蚂蟥却不能离开一尺深的水。卓异豪迈的人遇到清明的时代，便运用智慧显扬功业；至于微小卑陋、困顿失意、颠沛衰败的人，本来就应当如此。客人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况且一旦经历险难，受到惩戒而不再犯，是烈士的志向；知道事情不可为便迅速停止，是君子的行为。我将暗中取法这种态度来度过一生，不也可以吗？”于是作歌说：“尧舜的修德啊，禹、益的忧劳啊；有能力的人任用，愚昧的人休息啊；我轻快地在蓬草藋草间，乐于作我的囚徒啊；文辞墨翰的文采足以舒解我的忧愁啊。” 算了吧，算了吧，还去追求什么呢？”客人于是笑着离去了。原编者评论：柳宗元被贬逐以后，放任自己住在山泽之间，把困厄和郁闷全都寄托在文章中，读来令人悲伤怜悯。他又曾写信给相交友善的翰林肃亻免【人名疑有脱误】、京兆尹许孟容等人，诉说自己的愁苦无聊。众人害怕他的才华太高，担心他重新得到进用，因此没有人再为他出力，使他长久沉沦而不能振作。于是作《答问》，表明自己无意于世途，大概是为了阻止那些妒忌者继续寻找污点、吹毛求疵罢了。敌戒 人人都知道敌人是仇患，却不知道敌人也是最大的助益；人人都知道敌人有害，却不知道敌人带来的利益最大。秦国面对六国时，战战兢兢而日益强盛；六国被消灭以后，秦国反而灭亡。晋国在鄢陵打败楚国，范文子却认为这会成为祸患。晋厉公不能谋划，整个国家因此结下怨恨。孟孙氏憎恶臧孙氏，孟孙死后，臧孙便忧惧不安。药物和砭石一旦除去，离我们灭亡就没有几天了。即使有智慧的人知道这个道理，最终仍然会陷入危险，何况如今的人，竟然一点也不思考吗？敌人存在时便恐惧，敌人离去时便欢舞；废弃防备而自满，只会使祸患更加严重。敌人存在，可以消灭祸患；敌人离去，反而会招来过错。有人能够懂得这个道理，他的大名就会传播，并受到警戒。疾病能够战胜，便会长寿；骄矜强壮，反而会暴死于放纵。想不受警戒，不是愚蠢，就是衰老昏聩。我作这首戒诗，希望思考它的人没有灾祸。原编者评论：柳宗元被放逐后，更加努力学习古道，觉察到自己平生冒进轻率的错误；如果一味前进而不能回头，负累就会越来越大，甚至将终身都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然而柳宗元的学问文章能够光照千古，难道不是排挤他的人造成的恩惠吗？他阐述《孟子》“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意思，作《敌戒》，明白切实地进行警戒。俗话说：“如果不是那样的人，想从他那里得到一句接近道的话也不可能。”这篇文章可以说是很接近道了。谤誉

译凡是一个人从别人那里得到诽谤或赞誉，也各有一定的原因。君子处在下位时多遭诽谤，处在上位时多获赞誉；小人处在下位时多获赞誉，处在上位时多遭诽谤。为什么呢？君子适合处在上位，不适合处在下位；小人适合处在下位，不适合处在上位。处在适合自己的位置，赞誉就来了；不处在适合自己的位置，诽谤也就来了。这是通常的道理。然而君子遇到乱世，不得已处在上位，道义一定会受到君主的约束，利益却一定会施及百姓。因此诽谤只在上层流传而不及于下层，所以即使可以杀害、可以侮辱，百姓仍然称誉他。小人遇到乱世，后来得到上位，道路一定迎合君主，祸害却一定施及百姓。因此赞誉只在上层流传而不及于下层，所以即使可以受宠、可以富贵，百姓仍然诽谤他。君子的赞誉，并不是通常所说的赞誉，而是他的善行显露出来罢了；小人的诽谤，也不是通常所说的诽谤，而是他的恶行彰明罢了。这样看来，处在下位而多受诽谤的人，难道全都愚蠢而狡猾吗？处在上位而多获赞誉的人，难道全都仁慈而聪明吗？那些发出诽谤或赞誉的人，难道全都明智而善于褒贬吗？然而世上的人听到这些话便大为迷惑；一旦出自一个平庸人的口，众人就群起传布，还把它置于远近各处，没有人不把它当作可信的话。难道他们只是不善于褒贬而已吗？还会被好恶蒙蔽，被利害左右，我又从哪里能够得到真实判断呢？孔子说：“不如乡里人中的善者喜欢他，不善者厌恶他。”善人本来就难以见到，那么诽谤君子的人自然不会少，诽谤孔子的人也不会少。传记这些事的人，是当时显贵的叔孙武叔；没有记录下来的诽谤又一定不少。因此处在下位就必然困顿。等到遇上合适的时代、得到君主任用，处在人上，功利施及天下，天下人都欢喜拥戴他。从前诽谤他的人，如今也跟着称誉他了。因此处在上位就必然显扬。有人说：“那么，听到上层的诽谤和赞誉，反过来追究它们，可以吗？”我说：“怎么可以不这样做呢？不过也只是考察它们的来源罢了。来源是善人，就相信；是不善之人，就不要相信。如果我不能分辨善人与不善之人，那就算了。假如有人诽谤或赞誉别人，我一定考察话是从谁那里来的，不敢因为言论多就全盘采用并相信。假如那些话涉及我，也不敢因为言论多就感到荣耀或恐惧。假如不了解我，却说我是盗跖，我又何必恐惧呢？假如不了解我，却说我是仲尼，我又何必荣耀呢？” 至于了解我的人是善还是不善，并不是我果真能够明辨这一点，关键只在于自己一定要成为善人罢了。原编者评论：描绘世俗之人任凭耳闻口传的情状，激励求学者反身自求，可以与韩愈《原毁》一同阅读。咸宜 兴起王业的臣子，大多出身污浊卑贱，人们说：“幸运啊！”亡国之王的臣子，大多死于盗寇，人们说：“祸患啊！”我认为这两种说法都对。当两汉建立之初，屠夫、商贩、徒役、奴隶出身的人被任用为公侯卿相，没有别的原因，只是他们本来就是做公侯卿相的材料，只因生逢不合适的时代，所以才屈居下位。只是他们早年的不幸，并不是因为遇到汉高祖、汉光武，才算幸运。汉、晋末年，公侯卿相遭受劫掠杀戮、困顿饥饿，藏伏在墙壁之间死去，也没有别的原因，只是他们本来就是遭劫掠杀戮、困顿饥饿的材料，只因生逢不合适的时代，所以才显露出来。只是他们早年的幸运，并不是因为遇到董卓、石勒才成为祸患。他们被昏乱时代困住，压抑志气，委屈身体而甘居奴虏之下，平定祸乱、恩泽百姓的德行不能施加于人；一旦遇到适合自己的时势，进用得晚而已，人们却仍然认为他们幸运。他们在昏乱时代得以伸展，昂扬志气，放纵自身而傲视豪杰，残害百姓、制造祸乱的手段施行于天下；一旦遇到适合自己的时势，只是死亡来得晚而已，人们却仍然认为他们是祸患。可悲啊！所以我认为这两种说法都对。原编者评论：肃宗、代宗、顺宗时期，宦官掌握国命，藩镇争夺土地，皇权纲纪日益衰败，天下已经有瓦解的趋势；而朝廷之上，文臣安于逸乐，武将嬉游玩乐，却一如太平无事。柳宗元对此深感悲痛，所以列举汉、晋末年的公卿将相作为警戒。文章虽然把辅佐高祖、光武建立功业的人与乱世中的公卿将相并列叙述，但用意本来另有所在。上天生养百姓，又为他们树立君王；君王、公侯再任用大夫、师长，难道是希望他们安然放纵在百姓之上，任意纵欲而抛弃天地赋予人的本性吗？即使一个县的县令，也本来是万民寄托性命的人。可是他们徒具外表，言语虚浮，领取俸禄却不做自己的事情，难道不会逐渐消耗、逐渐败坏，最终达到汉、晋末年的地步吗？《易》说：‘事情的由来是逐渐形成的，只是没有及早辨明它。’士大夫们，为什么不把这篇文章反复读上三遍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两两〕 鞭贾 集市上有个卖鞭子的人，别人问他的鞭子应当值五十钱，他一定说值五万钱。再还价五十钱，他就伏地发笑；出五百钱，他稍微发怒；出五千钱，他大怒；一定要五万钱才肯卖。有个富家子弟到集市买鞭子，拿出五万钱买下，拿着它夸耀。我看它的鞭头，拳曲皱缩而不伸直；看它的握柄，歪斜不正而不挺直。鞭梢能够抽水，来去却不能相接；节疤腐朽发黑，没有纹理。用手指掐它，木材碎得不能承受指甲；把它穷尽力气举起，轻飘飘的仿佛挥动虚空。我说：“您看中了它什么，竟不惜五万钱？”他说：“我喜欢它颜色黄而有光泽，而且卖鞭子的人这样说。”我便叫童仆烧水来洗它，鞭子立即枯槁，苍白无色。先前的黄色是栀子染的，光泽是蜡涂的。富家子弟很不高兴，却仍然拿着它。三年以后，他到东郊去，在长乐坂下与人争路，马匹互相踢踏，于是用力抽鞭，鞭子折成五六段。马还不停地踢，他从马上坠下而受伤。查看鞭子内部，空空如也，纹理像粪土一样，毫无可凭借之处。如今那些粉饰外表、涂饰言辞，想到朝廷求取高官的人，遇到与自己相称的位置便自以为好；一旦稍有越过本分，反而高兴；遇到与自己相称的位置却又发怒，说：‘我为什么不能做到公卿？’然而这样做到公卿的人也实在太多了。” 平安无事时，即使超过三年也没有妨碍；一旦有事情发生，把它驱赶到承担力量的行列中，让它抵御外物，却凭着那空空的内部、粪土般的纹理，要求它发挥猛击的功效，哪有不折断它的作用、使使用者坠落受伤的呢？原编者评论：背负重物却乘坐车马，就会招来盗寇。孔子说：‘这是招来盗贼的做法。’外表像栀子染色、内里像蜡和粪土，却用来驾驭奔马，驾车的人当然会坠落受伤。然而难道还会有完整的鞭子吗？柳宗元借此作比喻，不只是告诫选用人才的人不要只看外表，也告诫侥幸求进的人，不要因争路而互相撞击，最终折成五六段，实在值得警惧。应当思考这一点。序棋

译房直温和我的两个弟弟交游，大家都爱好学习。我担心他们过于专一劳苦，想找些办法让他们休息。于是得到一个木制棋盘，中间隆起而呈圆形。棋盘下面方正，以直线安置棋子二十四枚，贵的占一半，贱的占一半。贵的称为上，贱的称为下，都从第一排到第十二排。下方的两枚棋子分别与上方的一枚对敌，用朱色和墨色来区别。房直温于是拿起两支笔，按照棋子的等级给它们书写标记。随后两人进行游戏，便看重那些标为贱的棋子而轻视它们，尊重那些标为贵的棋子而重视它们。他们让棋子彼此击触时，总是先动用贱棋；不得已动用贵棋时，贵棋都战栗、昏乱，也很少能够击中目标。得到朱色棋子便觉得绰绰有余，得到墨色棋子便觉得力量不足。我仔细观察并思考，起初这些棋子本来都相同。房直温一经书写标记，就造成了这样的轻重差别，只是因为哪些棋子碰巧靠近手边，便先给它们标记，并不是能够选择优良的标朱色、低劣的标墨色。然而标为上等的便成为下等，标为下等的反而被看作贵重；该尊贵的尊贵，该卑贱的卑贱，改换彼此的地位而敬重这一方，于是差别便扩大了。这样看来，世人用来贵贱人物的标准，难道和房直温贵贱这些棋子有什么不同吗？不过也是因为靠近手边，便先处理它们罢了。难道真能选择它们的善恶吗？那些被敬重、被轻视的，也就跟着动心了。难道还有人敢于议论它们的善恶吗？” 那些因得到尊贵地位而气焰高扬、心志放荡的人，难道没有吗？那些因处在卑贱地位而面貌傲慢、内心放纵的人，难道没有吗？那些所谓尊贵的人，有谁敢轻视并役使他们吗？那些所谓卑贱的人，有谁敢避开役使他们去击触吗？那些被标成朱色和墨色的棋子，彼此相差岂止千万，有谁敢用两枚来抵敌一枚吗？我是拿墨笔标记的棋子，只是个徒众；观察它们的开始和结局，觉得它们很像棋子，所以作了这篇序。原编者评论：大小贵贱、荣枯，都是人所命名的。人给它命名，人便使它成为实际；于是喜怒哀乐、忧虑叹息、变化热烈、轻佻放纵和开启情态，日日夜夜在眼前交替，却没有人知道它们从何萌发。就像木头生出火来把自己焚烧，若考察它的开始和结局，一定会知道它是空虚而虚假的。这就是柳宗元为《棋说》作的序。不过，还应进一步考察：五行之气，实际构成星辰；五行之质，实际生成万物。它们光明显著、盛大广博，没有什么可以与之相比，本来就是如此。至于甲乙丙丁等名称，只是文字，是大挠勉强给它们取的名字。在尚未命名以前，甲乙难道就是木，丙丁难道就是火吗？既然已经给它们命名，实际便随着名称而来。孤虚、旺相、刚日、柔日之类，圣人使用它们，占卜筮问使用它们，军阵借此判定天下的吉凶、成败，也同样光明显著、盛大广博。那么，天下还有什么名称不是实际的吗？知道没有实际的事物也可以不命名，才可以进入变化的机窍；知道没有名称的事物也可以具有实际，才可以从变化的机窍中出来。进入机窍的人，尧舜的事业也不过像浮云掠过太虚；走出机窍的人，一开口说话就不能不合乎人心，一举一足就不能不违背天理。” 《伊尹五就桀赞》伊尹五次到桀那里任职，有人疑惑地说：“商汤的仁德已经听见并看见了，夏桀的不仁也已经听见并看见了，为什么还要这样频繁地离去、投奔呢？”柳宗元说：“正是这件事让我看见伊尹的伟大。他伊尹是圣人，圣人出现在天下，不把夏、商的得失放在心上，只把百姓的生存放在心上。他想：‘谁能听从我的话？听从我的话，就能成为尧舜，而我所使之生存的人也就成为尧舜的百姓了。’退一步又想：‘商汤确实仁慈，但功业见效迟；夏桀确实不仁，如果早晨我跟随他，晚上便能使仁政遍及天下，也未尝不可。’于是前往桀那里，桀果然不可辅佐，便回来跟从商汤。过后又想：‘难道还可以使天下百姓早一天受到商汤恩泽中的十分之一吗？’于是又去投奔桀；桀不可辅佐，又回来跟从商汤。这样一直想到百中之一、千中之一、万中之一，最终仍然不能实现，于是辅佐商汤讨伐桀，使商汤成为尧舜，使百姓成为尧舜的百姓。这就是我看见伊尹伟大的地方。仁德达到商汤这样的程度，他还四次离开；不仁达到夏桀这样的程度，他还五次前往。大人的愿望，是如此急切地想使功业尽快实现；不然，商汤和夏桀的区别，一个普通人都能看清，又何必反复不安地观察圣人有什么值得看的呢？我看圣人急于使百姓生存，没有谁比得上伊尹；伊尹的伟大，也没有比五次前往桀那里更突出的了。”于是作《伊尹五就桀赞》：“有圣人伊尹，思以德泽施于百姓，便前往归附仁德的商汤。” 又说：“商汤仁慈固然仁慈，却不是很久以后就能亲自见效。伊尹退而思考使仁政迅速实现的办法，认为应当趁夏朝尚在时前去桀那里，因此前往后便不能再返回。即使在亳的殷人仍不忍心让仁政迟迟不成，也急忙前往观察，希望狂暴之君能够成为圣人，希望一天之内战胜残暴的成效增加到千万分之一，盼望哪怕只有一分、最终却仍没有结果。五次前往而心志不疲倦，才安然确定下来，于是从陑出兵，贬黜桀而尊奉商汤，使遗民得以保全。大人没有固定形迹，与道相合为伴；道之所以伟大，就在于它作为人的父母，实在伟大。伊尹是圣人中的首要人物，既然得到仁德，仍然忧虑它见效太慢。常人所疑惑的，正是我认为伟大的地方。唉，这志向多么深远啊！我把它记下，作为教诲。” 原编者评论：柳宗元与刘禹锡等人辅佐王叔文，想收回天下宦官掌握的兵权，归还朝廷；他们勇于建功立事，不顾自身安危，重视权位而不知道所据非其正位，仍然强行据有，身体必然危险。等到王叔文等人失败，天下把他们视为朋党之人；但追究他们的本心，是为了帝室，并不是为了自身家族，这就是韩愈等人始终同他们交朋友的原因。柳宗元作这篇《伊尹五就桀赞》，意思大概是说：只要可以把恩泽施加给百姓，那么桀尚且可以投奔，何况还没有达到桀这种程度的人，对谁又何必选择呢？这也是在为自己辩解。不过，他也没有明白圣贤出仕与退处的正当原则。伊尹前往桀那里，正如商汤把伊尹荐给天子，桀四次弃绝伊尹，商汤四次荐举他；商汤这样做没有可惭愧的德行，伊尹这样做也不是委曲求全。桀是天下共同的君主，伊尹去投奔他，又有什么可疑惑的呢？哪里像王叔文等人，当顺宗卧病时没有禀告请示，暗中窃取国命，私自安排官职？即使他们果真能在一天之内完全收复唐朝失去的故土，使藩镇全都被削平，仍然是不合正道的行为，君子不会取法。何况他们迟疑滞留，最终一事无成呢？”},{ 《梁丘据赞》

译齐景公有个宠臣叫梁丘子，他和国君同声附和，从不争辩，古人把这种人称作谄媚之士；国君悲伤他也悲伤，国君欢喜他也欢喜。为什么不称赞贤能的人，反而最终在这里称赞梁丘据呢？因为梁丘据是我所仇视的人，正要借称赞他来激发人有所作为。梁丘据的谄媚，只是顺从君心、亲近君主罢了，最终并没有扰乱他的政事，也没有嫉恨反对自己的人。晏子亲自辅佐景公时，对梁丘据并不诋毁，任由他参与政事，而政事实际上仍然合乎道理。有一次，晏子看到景公吃的肉很少、滋味不足，怜惜他吃不饱，便告诉景公，使他得到赏赐，心中也很快乐。国家的政务因此没有败坏。后世那些受宠幸的臣子，很少有人以此为榜样；他们用谄媚引导君主，听到正直的话就嫉恨，进谗言陷害贤人、助长恶行，使百姓受到祸害、国家遭到败坏。唉，哪里只是后世贤臣比不上古人呢？古代的宠臣也没有一个像梁丘据这样，值得深思啊。何况晏氏还要借称赞梁丘据来激发他，内心实在极其忧苦。原编者评论：这也是一篇激昂而足以警戒世人的议论。然而，像晏子辅佐景公，而景公却困扰于刑罚，以至于国内各个市场上鞋价低贱、刑具价贵，由此可知晏子不能施展自己的志向，而梁丘据之流长期迎合君主、逢迎景公，在许多方面加以阻塞牵制。受宠幸的小人与贤良之臣，难道真能同时在朝廷上并立吗？《武冈铭》元和七年四月，黔地、巫地东部边境的蛮族和獠人杂乱侵扰，盗取并玩弄库中兵器，贼人胁迫守帅。南方在牂牁以外诱结同党，西原设置首领、树立统帅，杀牲畜盟誓，在洞窟、山林和山麓间成群呼啸。皇帝下发铜兽符，调发庸、蜀、荆、汉、南越、东瓯的军队，从四面征讨问罪。他们畏惧罪责，凭借险阻据守，逃散躲避，因而没有立即被诛杀。当时只有潭部的戍守军队，御史中丞柳公绰整治并确立将校，率领五百名士卒驻扎在武冈，军容不受震动、不稍退缩，如山如林。他宣示天子的威严命令，使之明白而信服；叛乱者十分恐惧，看待柳公的军队如同百万大军，看待柳公的号令如同风雷。怨恨的呼号和痛苦的呻吟之中，百姓高兴自己有了可以申诉的地方；他们丢下兵刃，叩头伏地，希望保全父子亲属，最终都成为忠信守职之人，缴纳赋税，进奉贡物，和华人一样，没有谁敢不恭敬。蛮族的母弟和土胥相继来到潭地，都被送达朝廷。皇帝嘉奖此事，重新施行他的命令。凶恶的首领和同党改过自新，向往教化，如同醉酒醒来，如同狂乱平息。柳公好比药石，使他们恢复本性。诏书特别褒异，升任他镇守临江、汉水一带，并把兵力增加三倍。成为当时的重臣，镇守大邦。文雅的儒臣谦恭有礼，却取得了这样的武功。于是蛮人刚听说柳公将要离去，便相互跳跃高呼，流泪哭喊，仿佛在严寒中失去了皮衣。过去柳公不把斩获首级夸耀为自己的才能，而是竭力专心于教诲，使这个地区得到安定。我们这些老者直到幼童，都因为柳公的仁德，小者没有成为毒蛇蝎虫，大者没有成为鲸鱼蛟龙。恩德深重，事情又特别，近处和远处的人都蒙受其惠，实在无法追报。我们愿意铭刻武冈之碑，首先用来安慰我们的思念，彰明我们的族类，并且把它示给我们的子孙，直到亿万年，使我们像今天这样以忠诚奉行国家，也像柳公勤劳地对待我们一样永远怀念他。铭文说：黔地群山，赞助巫水的磻石；鱼儿惊骇离散，野兽遭到侵扰残害；家家恐惧，逃入山谷，披散奔窜，动乱仍然不停。天子的军队前来诛讨，大家预料必死，只求稍稍延缓。柳公明察而不疑惑，柳公诚信而不欺骗；援军到来，安定了局势，使这个地区能够恢复正道。皇帝的仁德如天施布，我们恢复了自己的本性。我们的道路原来四面闭塞，柳公为我们指示门户；我们愚昧，几乎抵罪至死，柳公为我们显示恩德。已经毁坏的骨肉得到保全，已经灭亡的族类得以存续。我们奉行柳公的教诲，把它留给子孙。我们起初是蝥贼，因为柳公而变得仁厚；我们起初是仇寇，因为柳公而成为亲善之人。我们在山中打猎、泽中捕鱼，把赋税输送到京师；挖掘洞穴、砍伐树木，建造房屋安置姻亲族人，烹煮猎获之物以祭祀。柳公接受这大福，用蓍草占卜，柳公应当享有百种福禄。皇帝嘉奖柳公的功劳，使他升任大邦之职。柳公离开我们多么遥远，谁能继承他的贤良？有朱砂的洞穴，有犀牛的山巅；这不是说我们固守不化，而是柳公不可用财物收买。我们祝愿邻近地区都蒙受柳公的德泽，永远遵循柳公的法则；勉励我们的后世，永远谨慎奉行国家制度。南方夷人作此诗，刻石以示给后代。原编者评论：‘不把斩获首级夸耀为自己的能力，竭力专心教诲，使地方得到安定’这几句话，能够简明概括治理蛮夷的根本要领。《剑门铭》

译蜀都地势险要而物产丰富，戍守的蛮族混杂其中，民风强悍而轻剽，喜欢成为寇盗作乱。皇帝即位元年八月，统帅丧失军队而暴露败状，众人疑惧而不能控制，妖孽乘势煽动，倚仗富强，气焰滔天，凭借武力阻抗，攻陷别的部落。北面包围剑门，凭恃丘陵，来张扬骄横凶猛；兵器锋利、箭镞坚硬，用来拒绝大顺之师。他们以为雷霆般的诛罚也不会加到自己身上。只有梁州守臣、礼部尚书严公，把国家的祸害当作自己的仇敌，把上天的讨伐当作自己的责任；推行仁德，凭仗信义，不等到主管军队的官员拼死奋战，人民便献出生命；树立正义，抗击愤怒，不等到血流满地，士卒便已经同心。各路军队全部出发驻扎，只等待明确诏令。各诸侯的军队，必定从这里出发。储备粮秣，供给宴飨资粮，取其丰足。于是派遣前军严秦，奉行并宣扬天子的诛伐，向南方广泛发布诏告。十一月，右军越过利州，踏入敌境，乘山势斩杀俘虏，以遏制敌军逃奔衡山。左军从剑门出发，大举扫除顽固愚妄之徒，晓谕并招抚那些被劫持胁迫的人；敌人像蚂蚁溃散、老鼠惊窜，险要地势也无法固守，官军收取夺得有利之地，以等待天子的军队。剖刳贤者之肠，振拔其根柢，使他们无法肆意施毒，从而成就我们的功勋。战鼓用力一振，主帅便开始进军，擒获他们的首领，将其处以大刑。由于严公忠勇、内心愤激，授任坚定明决，谋略宏大深远，所以能够开辟险阻，将险地夷为大道，削弱并压制祸害之气，符合天意。皇帝因此嘉奖他，评议功劳时列为第一，增加他的官阶，晋升为大藩镇，镇守南方。将校和各级官吏希望刻石立碑，彰明严公的功劳，使他的声名流传无穷。铭文说：井络与坤垠之地，时常只是边远区域；以山为界设置门户，环绕着蜀都。险阻丛集而物产丰富，羌人和髳人混杂相处；狂妄狡猾之徒窥伺空隙，犬吠般呼啸，凭借地势险胜，壮大其凶恶党徒。皇帝施行仁德，宽赦而不诛杀；暴乱之人不受德化驯服，祸害波及巴渝。于是出动天子的军队，统辖列岳诸军；梁州的牧守大臣，掌握梁地，扼守要害。器械物资积聚，干粮军粮储备充足；不增加百姓赋税，军队因此丰足。让士卒歃血盟誓，掌握玄妙的军机；分别命令勇猛的将士，布置成掎角之势。右军越过岷山，左军直抵剑门；从九地发动进攻，向上穿过重重云层，攀登高天、踏行空中，把险阻看得平常，攻破层层堡垒，消灭众多顽敌。内则获得坚固的防守，外则逼近平原。天兵缓缓推进，士卒和战马……，最大的恶首被囚禁诛杀，戎人和华夏之人都欢欣。皇帝考察并记载他的功劳，只有梁州严公列在首位；开国进位，使南方藩镇清平，百姓获得保全安宁。铭刻功劳，鉴戒乱事，永远供后世观览。原编者评论：张英说：文辞既然光彩明盛，笔力也刚劲古雅。寿州安丰县孝门铭。寿州刺史臣承思说：九月丁亥日，安丰县令臣某上报所属编户百姓李兴的父亲患了恶疾，病情日益危急，李兴亲自割下大腿上的肉，假托是馈赠之物献给父亲。老人病重，已经不能饮食，过了一夜便死去。李兴号哭呼喊，抚摸胸口，口鼻流血；捧土来到坟前，泪水鼻涕沾满衣襟。在坟墓左边修建小庐，用苫草覆盖，伏身藏在其中，爬行叩拜、顿足跳跃，昼夜哭诉。李诚心幽通神明，竟在草庐上出现两株紫芝、白芝，各长一寸；庐中涌出醴泉，又有奇异的形状和景象，与图记相应。这些都是陛下以孝道治理天下、神妙感化的结果，暗中契合了他的内心，因而能够造成这样的事情。谨按，李兴只是贫贱卑微的百姓，所受习染浅薄低下，本性也不是由文字教导形成的；他生来以耕耘锄作劳动，却能聚集深厚纯粹的孝心，超越古代所列举的孝子。上天的意旨和神明的道理尚且赐下祥瑞之物，以表明他的特殊。伏惟陛下具有唐尧那样如天如神的德行，应当加以旌表褒奖。这与天地上下相合，请在他的里闾树立表门，刻石明确记载，宣扬并延续美好的教化，供后世祭祀观看，永远无穷。臣冒死上请。诏书说：可以。铭文说：美好啊，他的孝思；这正是善美的灵性。他禀受纯粹和顺的本性，笃实地守护天理；哭泣侍奉衰弱的父亲，默默向幽冥祈祷；拿刀刺向自己，残伤肌肉、损坏形体；以自己的血肉充作羞膳奉献，忧劳而尽孝，诚心不变。可是那高高在上的苍天，竟然没有听见；创伤巨大，疼痛仍在，他向苍穹呼号；捧土筑坟，泪水沾湿衣襟；叩头筑成坟墓，胸膛塌陷，脊背腐烂；无论寒暑都住在草庐里。草木因之憔悴枯死，鸟兽也徘徊不忍离去；不同的种类和族群，也都共同体察他的哀痛。古来最初出现了两位以孝著称的人，因而兴起并能够修明孝道，记载也登载了他们。在帝舜那里，以孝道日益兴盛；仲尼撰述经典，用来教导曾参。过去鲁侯曾奉命毁去夷宫，考叔也曾使庄公醒悟，被称许为纯厚而显赫。李氏确实与他们同类。道路上的人哀叹，乡里邻居流泪仰慕；州郡长官上奏章，恭敬叩首而情意殷切；上动天子的心，下通达神明；神明赐下隐秘的福祉，出现三种灵芝和醴泉。皇帝下令进一步加以褒奖，也为他表彰门户，使上下贯通，共同赞美天人感应。建立这座碑，题明孝门的名号，让芳名传扬亿万年。原编者评论：君子在丧亲哀毁时不能损伤本性，所以割大腿肉、剖肝之类的行为，国家不应当加以旌表。虽然如此，至诚的本性一经发出，往往使人自己也不能察觉；为人子女遇到这种情形，如果有能够救助父母的方法，哪里还顾得上其他呢？实在来不及再作比较权衡；即使这种做法不完全合乎正道，难道不仍然胜过喜爱财货、偏私妻子儿女的人吗？浅陋的儒生对于未婚女子守节，以及子女割股救亲之事，总是拘泥地加以评断，难道这符合褒奖善行、顺其长处的本意吗？陈善说：柳宗元《寿州安丰县孝门铭》从‘寿州刺史臣承思’以下的文字，大概是序。把表文作为序，也是一种文章体例。可是徐铉编纂的《文粹》，却把铭文录在前面，并在题下注明‘并寿州刺史表’，把表文附在铭文后面以便一同见到，这是徐铉的浅陋。《高唐神女赋》从玉说‘唯唯’以前，都是赋文，萧统却把它说成序。苏轼曾经讥笑他的浅陋，像徐铉这样的人，又哪里值得讥笑呢？第十三卷 河东柳宗元的文章三篇 《与刘禹锡论〈周易〉九六说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