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十九

译留守侍中执事：当今天下，功勋和德望都很高、受皇上倚重信任、声望与实际都很盛、为士人百姓所寄望的人，没有谁比得上您。您蒙受三代皇帝的恩遇，应当与国家共同忧患，像您这样的人更没有第二个。如今您虽然身在外地，但凡是关系国家安危而又不属于您职务范围内的事情，尚且应当竭力争辩，何况关系本职并且忧及百姓的事情呢？我私下料想，您一定已经说过这件事，只是别人不知道；如果还没有说，那么愿意把自己的浅见献上。近来三司使章惇建议，请求在河北、京东实行盐专卖，朝廷派使者调查察看，又召周革入朝觐见，已经形成决议了。章惇说：“河北与陕西都是边防地区，而河北唯独不实行盐专卖，这是祖宗一时错误的恩典。”我认为陕西的盐与京东、河北不同。解池方圆不过几十里，既不能放弃官府利益给百姓，官府又容易加以控制收取。青盐来自敌境，虽然有禁止的办法，但法律仍在，实际上却不能实行。城门以外，官府自己也食用青盐。如今东北沿海到处都是盐，若想把它控制起来据为官有，正与淮南、两浙没有不同。我在余杭时，见两浙百姓因犯私盐罪获罪的，一年达到一万七千人，却没有办法制止。奸民用兵器护送私盐，官吏士卒不敢靠近，常常几百人成群；只是他们没有另外去做盗贼，所以官府上下都知道，却不把实情上报。东北人的强悍远远超过淮南、两浙；平时椎杀抢掠的奸民，常常比其他路更凶悍。一旦实行盐专卖，那么灾祸就很难用一两件事来计算了。由此看来，祖宗以来唯独不在河北实行盐专卖，正是合宜的做法，怎么能说是错误呢？况且盐专卖虽然有旧例，但归根结底并不是王政。陕西、淮南、两浙已经不能废止，又想让京东、河北跟着实行，这就像对一个患风痹病的人说：“我的左臂已经病了，为什么你的右臂偏偏完好？”难道还要用酒色来损害它吗？如今议论的人说：“我们的办法与淮南、两浙不同。淮南、两浙的百姓不能不私贩、盐户不能不私卖，是因为官府收购价低而出售价高。如今我们低价收购、低价出售，假如每斤官府以三钱买进，就以四钱卖出。盐商私下向盐户购买，只是贪图价格低廉；价格再低也不能低于三钱，盐户同样能得到三钱。他们难道会把盐卖给官府吗？还是卖给私商而犯法呢？这一定不会违法。”这与儿童看见东海到处有盐便作出的见解没有区别。只要百姓的力量能够做到，就没有不煎盐、煎了又不卖的。可是近些年官钱常常困窘短缺，遇到紧急时，各种支出便横生出来。用有限的官钱购买无穷的盐，而盐户每天都有柴米之忧，官钱却要到几个月以后才能支付，那么利润必然归于私贩，这是毫无疑问的。人吃盐，并不像挨饿时需要五谷那样不可缺少。五谷缺乏，尚且可以节省口粮、两天并作一天吃，何况盐呢？所以私贩禁令严厉而官盐昂贵，贫穷而软弱的百姓有的就会不吃盐。我过去在浙江，看见山谷中的人有几个月不吃盐的。如今将要实行盐专卖，东北人的习俗一定不会像过去那样嗜好咸味，却希望官府的盐税不亏损，实在是很少可能。况且淮南、两浙的官盐本钱轻而利润重，即使有积压滞销，官府也没有受害。如今以三钱为本钱，一钱为利润，除去官吏俸禄、收购奖励、修筑仓廪等费用，所得已经没有多少了。一旦发生积压滞销，官府的损失哪里计算得尽？失去民心而得到财利，明智的人尚且不做，何况民心、财利两方面都失去呢？况且灾祸没有比开头逐渐形成更大的了。说到用人，如今两路还没有盐禁，所以改变它很难。派使者商议，经过一年还没有成功。自古以来办事想要迅速而不采纳众人意见的，没有像今天这样的。然而还拖延这么久，正说明开始实行盐禁的困难。如今既然实行盐专卖了，那么将来国家用度不足，便会增加价格、贵价出售；有关部门认为这是熟悉的做法，只需发半纸文书就能决定。况且您能保证将来不增加盐价吗？不只是您不能保证，如今执政的人又能自己保证吗？如果不能保证，那么两路的灾祸就从今天开始了。东北地区的蚕丝衣被天下所需，养蚕不能没有盐；而议论的人却轻率地想夺取盐利，这就是在损害天下。您难道不能深切哀痛并迅速救助他们吗？有人或许认为朝廷已经形成决议，即使争辩也不会被采纳。我私下认为并不是这样。前些时候实行手实造簿，正要声势赫赫地推行时，我曾上奏说不可实行。那时太原韩公韩绛正任宰相，没有执行；后来手实造簿终于废止，百姓因而稍微得到安定。如今执政者一定要推行的，只有青苗法、助役法、市易法、保甲法罢了，其他事情还可能有万分之一的希望。又有人认为您将要退休，如果还要有所争辩，那么请求退休就困难了。这又是我所不能理解的。假使您的话幸而被听取，您委屈自己稍作留任，以保全两路百姓，还有什么不可以呢？不幸没有被听取，是因为这个建议不合皇上的心意；那么您退职就更加容易了。希望您稍加留意。我只是一个郡守，尚且认为这是职分所应当忧虑的事，冒昧把意见告诉您。您难道能置之不理吗？冒犯您的威严，我只有俯伏等候治罪罢了。原编者评：盐专卖确实不是三代盛王所实行的制度；然而从封建制变为郡县制以后，煮海取盐的利益不再有贵族限制，末世的人争相趋逐，如果没有官吏加以统辖约束，很容易酿成祸乱，因此不能说它完全不是王政。只是与小民争夺利益，这是失政中最严重的。本文所论盐政，明白透彻如同看火；替百姓请命，忠诚爱护而又悲悯恳切的情意充满纸笔，真可以说是仁人的言论。读到“如今执政者一定要推行的，只有青苗、助役、市易、保甲，其他还可能有万分之一的希望”，真像甯俞卖药时请求减轻药物毒性的话，令人流泪。《上韩枢密书》

译苏轼叩首上书枢密侍郎阁下。苏轼蒙受您的知遇，似乎与寻常人稍有不同。我曾经深切直言，毫不避讳，您不认为这是过错。我在钱塘时，也承蒙您写信问候，言语情意十分亲切。从那以后没有再互通书信，到现在已经七年了。近来听说您进入西府，门前的书生写了几百字的贺启。我立即把它撕掉，说：“明公难道缺少这些吗？应当有能够辅佐您的人。”从前侯霸任司徒，他的故人严子陵写信给他说：“君房足下，官位达到三公，很好。怀抱仁德、辅佐正义，天下人都会喜悦；阿谀奉承、顺从旨意，便会身首异处。”严子陵若因此被认为狂妄，依我看来，并不狂妄。当时光武帝以平民身份取得天下，功成志满，对臣下有轻视之心，亲自处理吏事，因此对待三公十分轻慢。侯霸任司徒，只是奉行法令、尽守职分，所以严子陵的话足以使他受到激发。如今陛下的圣明不止超过光武帝，您的贤能也远远胜过侯霸。我虽然没有被任用，却在朝廷有官位，不像严子陵那样独自守善。因此能够把意见全部说给您听，实在不算过分。如今有些贪求功劳、侥幸求成的臣子，劝皇上在西北用兵；假如没有这种言论，那就是天下最大的幸运，哪还有比这更大的呢？不幸如果确有其事，大臣就应当坚决争辩。古今不能用兵的道理，明白的人已经谋划得很详细了，您也一定明白这个道理，苏轼不敢再说。只有一件事，我认为臣子的忠孝没有比爱戴君主更大的。深爱君主的人，即使饮食时也必定祝愿说：“愿我的君主子孙繁多，长久拥有天下。”这难道不是臣子的愿望吗？古代喜好用兵的君主很多，出兵却没有功效的，以及取得功业而君主并不贤明的，都不足称道。其中贤明而又有功业的，没有谁比得上汉武帝、唐太宗。汉武帝建元元年，蚩尤旗出现，旗影长达天际，汉武帝于是命将出师，夺取河南之地，设置朔方郡。这年春天，戾太子出生。从此以后，军队出动大约十多年，战争中被诛杀、屠灭而死的人数也数不清。巫蛊之事发生后，京城血流成河，尸体僵卧数万，太子父子都遭受失败。所以班固认为，太子生长在战争之中，始终与战争相伴。唐太宗平定天下、消灭突厥、高昌、吐谷浑等之后，仍然没有满足，亲自驾车征讨辽东。当时房玄龄、魏征等大臣都竭力争辩而不能使他听从，使无辜百姓的身体在万里之外成为草野的肥料。后来太子李承乾、齐王李祐、吴王李恪相继被诛杀，其余宗室又遭遇武氏之祸，几乎被杀尽。汉武帝好古崇儒，求贤若渴，号称世宗；唐太宗克制自己，寻求治理天下，几乎达到刑罚搁置不用的境地。然而他们的子孙却遭遇这样的灾难，难道是行善的报应吗？由此说来，喜好用兵、从而开始祸乱，既足以成为后嗣的负累，那么凡是忍受耻辱、含忍污垢以保全百姓性命，其实就是子孙的福分，这一点是确实的。苏轼虽然没有什么才能，私下认为君主应当听到这番话，而您应当把它说出来。这番话一旦被听见，岂只是朝廷无边无际的福分？将来您的子孙也确实会世代享有这种报偿。苏轼怀抱这些话想陈述很久了，怕皇上不相信，反而把劝谏当作诽谤，自己又承受不了这一片微薄的忠心，所以转而把它告诉您。即使因此获罪，我也不惭愧、不后悔。皇天后土，都应当听见这番话。原编者评：金人攻入汴京，徽宗、钦宗成为俘虏，妃嫔、宗室、子孙遭受杀戮和凌辱的惨状，史书有记载，野史也有刊载；读来令人鼻酸肝伤，有些惨状甚至不忍说出。可是哪里知道，宋朝无端出兵辽国，死者百万，王安石开始了这项谋划，童贯、蔡京等完成了它，最终使辽国灭亡，中原也血流遍地、尸骨横陈，上天只不过借金人之手来实现罢了。孟子说：“你怎样对待别人，别人也会怎样回报你。”百姓从今以后也算得以报复了，又何必吝惜呢？《诗经》说：“没有一句话不遭到报应，没有一种德行不得到报偿。” 《与谢民师推官书》

译苏轼启：近来承蒙您屡次屈尊来信问候，详细得知您的起居安好，感激慰藉之情非常深。苏轼天性刚直简率，学问迂拙，才能低下，因而获罪废弃多年，不敢再列身于士大夫之中。自从回到海北，见到平生亲友旧交，惘然好像隔世之人，何况我与您一天的交往都没有，哪里敢请求结交呢？您几次亲自来访，一见面便像旧交一样，实在幸运，真是意外之喜，难以言说。您给我看的书信、诗赋和杂文，我已经反复读过了。大体如同行云流水，原本没有固定形态，只是常常在应当流行之处流行，常常在不得不停止之处停止；文章的义理自然，姿态横生。孔子说：“言语没有文采，流传就不会久远。”又说：“文辞只要能够表达意思就够了。”言语只求表达意思，看起来似乎不重文采，其实大错。探求事物的奥妙，如同系住风、捕捉影子；能够使这种事物清楚地呈现在心中，千万人中也难遇到一个，何况能够使它清楚地表现在口头和笔下呢？这就叫作“辞达”。文辞达到能够充分表达意思的程度，文采便有无穷的用处了。扬雄喜欢写艰深的文辞，用它来装饰浅显平易的道理；如果直截了当地说出来，人人都知道，这正是所谓雕虫篆刻。他的《太玄》《法言》都属于这一类。可是他为什么唯独对赋感到后悔呢？一生都在雕琢文辞，只不过改变了它的音节，便可以把它称为经典吗？屈原作《离骚经》，大概是《国风》《大雅》《小雅》再次变化的作品，即使说它可以同日月争光也行；难道能因为它像赋，便说它只是雕虫小技吗？假如贾谊见到孔子，登堂入室还有余地，可是扬雄却因为贾谊作赋而轻视他，甚至把他同司马相如列为一类，扬雄的浅陋竟到了如此地步。类似这种人很多，只能同明白的人说，难以同世俗之人谈论。只是因为谈论文辞偶然涉及此事罢了。欧阳文忠公说：“文章像精金美玉，市场自有确定的价格，不是人凭口舌就能决定贵贱的。”纷纷多说，哪里能对您有所帮助？惭愧惶恐不已。您要我题写“惠力法雨堂”几个大字，苏轼本来就不擅长写大字，勉强写成终究不好；加上在船中地方狭窄，难以书写，所以未能依教完成。不过我正经过临江，应当前往游览；如果寺僧有想要记录的文字，我会替他写几句留在院中，以安慰您思念亲人的心意。今天到峡山寺稍作停留，马上就要离去，距离您更远了。只愿您千万及时保重自己。不再一一陈述。原编者评：储欣说苏轼谈论文辞，只看到了其中一个方面；这件事应当以韩愈、李翱的文章为主，再参考苏轼的说法。他对扬子云的贬斥尤其过分，不足以作为依据。我曾考察韩愈、李翱的文章，他们要求言语有实质内容，这一点本文固然没有谈到；至于他们所说的文辞章法，即使韩愈也没有超越苏轼。何况所谓能使内容清楚地表现在口头和笔下，必定是有实质内容的言语；如果言语没有内容，本来就不值得谈论。韩愈说：“文章无所谓难易，只要合乎是非。”李翱阐发这层意思，写了几百字，反而不如本文几句话把道理说得透彻而余韵悠长。至于评论扬雄，尤其恰当。扬雄的言语确实只是雕虫篆刻。孔子说：“先实行自己要说的话，然后再说出来。”如果不是这样，即使说的是孔子的道理，也仍然只是雕虫篆刻。所谓“雕虫篆刻”，难道一定只是讲究妃青媲白、辞藻对偶吗？李光地说：同时代的王荆公、曾子固、司马温公都尊崇扬子，把他的品评置于孟子、荀子之上，苏轼于是公开攻击他。朱文公谈论文辞也说：扬雄的《太玄》《法言》，大概只是把扬雄《校猎》一类的文章稍稍改变了音节。这正是直接采用苏轼的话。《与李方叔书》

译苏轼叩首致意方叔先辈足下：屡次收到您的来信，却因拖延一直没有写信答复，惶恐不已。近日正值秋暑，您的起居想来安好。您抄示子骏的行状以及几首诗，文辞和意趣整饬从容，比以前更有长进，读到它们非常欣喜。您多次写信责备我不替您推荐，读来十分惭愧；但其中的道理不能不说尽。君子了解、帮助别人，务必要在道义上互相勉励，不在利益上互相引荐。您的文章有许多超过常人的地方，如李氏墓表和子骏行状之类，笔势飘逸，足以追踪古代作者的风致。至于以前给我看的《兵鉴》，我读完整篇，却不知道它究竟说的是什么。或许是您在其中还没有很深的心得，却只在外表上夸张铺陈？不然就是我年老多病、神志昏惑，不能领会其中旨趣。根据我这点私见，仍然希望您积累学问而不懈怠，落去浮华的叶子而结出真实的果实。我深愿您成为礼义君子，不愿您才华丰富而德行不足。如果在进退取舍之间不能十分谨慎安静，那么对既定命运不能增加丝毫，对道德却会造成丘山般的损失。古代君子，贵贱相互成就，前后相互援助，本来很多。我并不是敢于废弃这种道理；平生所认识的人中，内心认为贤能的，我便在众人之中称赞他，或者借着他的话来考察他的实际。实际成就达到之后，声名自然随之而来；声名不能掩盖，自己自然会被世所任用，这是事理和形势的必然，并不是凭力量求来的。陈履常住在京城一年多，从未到过权贵的门下。章子厚想见他一面，始终没有能够做到。中丞傅钦之、侍郎孙莘老推荐他，我也挂名其中。恰好朝廷中有很多了解陈履常的人，所以他得以获得一个官职。苏轼孤立而言语分量轻，从未独自推荐过人。爵禄是砥砺世道的工具，也是君主专有的权力，宰相尚且不敢保证，难道可以责求我吗？东汉的处士私下给人拟定谥号，这不是古制；大概像左丘明自称“素臣”，应当获罪于孔门。孟生贞曜大概也沿袭了这种流弊，不值得效法，何况近来还彼此以名字相称呢？我很不愿意您做这些事。苏轼若不是深深爱护您、对您的期望长远，绝不会说到这个地步，您还能体察我的心意吗？近来秦少游来信，也说您的近来文章更加奇特。圣明的君主求贤若渴，难道会让您始终埋没吗？您只要相信道义、守住自己，所求的东西自然会到来。如果不深自珍重，恐怕会丧失已有的一切。言语恳切而且已经说尽，面对信纸仍然惶恐。还未立即相见，千万保重爱护自己。近来夜间眼睛昏花，不能一一细说。苏轼叩首。原编者评：《易经》“同人”卦先号哭而后欢笑。孔子为此卦作的系辞说：“君子之道，或出或处，或默或语。”大概九五是君位，是福禄极盛的出处，谁不希望求取爵禄来依附呢？如果只得到苟且求富贵的人，国家和百姓又能依靠什么呢？像商汤对待伊尹，可以说是先号哭而后欢笑了。子路不是说过吗？君臣之间的义理，怎么能够废弃呢？伊尹难道是想洁身自好而破坏君臣大伦的人吗？他一定要经过三次聘请才出仕，就是所谓尊重德行、喜爱正道；如果不是这样，就不足以有所作为。所以开始时先号哭，后来才欢笑；最终彼此利益相合，像利刃可以斩断金属，又像兰草一样芳香。孔子说，富贵如果用不合道义的方式得到，就不应当接受；贫贱如果用不合道义的方式摆脱，也不应当逃避。如果该接受时接受、该离去时离去，便可称为离开仁德。不只是出仕和退隐的大事如此，即使一句话、一个念头这样的小事也同样如此。孔子说：“可以同他说话却不与他说，便会失去这个人；不可以同他说话却同他说，便会说错话。”大概一定是自我炫耀、自我推销的念头已经萌发于心中，然后才喋喋不休地同人交谈。孟子推究这类事情直到义理的极致，甚至斥责为穿墙打洞一类的行为。圣贤要求自己如此严格，连一言一默这样的小事都做到这个地步，难道肯在进退之间不谨慎安静吗？《易经》六十四卦中，直接系上“出征凶，没有什么利益”的卦辞而没有其他文辞的，只有《归妹》一卦，因为它所说的是主动行动，是女子主动求嫁男子。《诗经》三百篇中男女互相赠答，《离骚》中佳人、公子之类的说法，也都是女子跟随男子。何况士人的出仕和退处，哪里只是闺房之间的私语呢？“女子沉溺于爱情啊，是无法解脱的”，难道真是说士人的沉溺还可以解脱吗？《与王庠书》

译苏轼启：远道承蒙您派人送信问候我的安否，又带来药物，眷顾之意十分深厚。从二月二十五日到七月十三日，共一百三十多天，才到达这里；水陆路程大约一万多里。我的罪责使我被远远贬斥，既使亲友忧虑，又让这两个人跋涉万里；等他们回到家中，几乎已经过完这一年了。这是您爱护我过分，反而加重了他们的罪过。不过近来侍奉亲长有了许多空闲，起居安好，我很高兴。我的罪责很大，责罚却轻，居住在这里本来就是应当的，没有什么值得说的。这里是瘴疠流行的地方，僵卧倒毙的人接连不断；但这也有自身招致的原因。如果不是寒暖失调，就是饥饱过度，只要不犯这两种情况，也不会很快得病。如果寿命的大限到了，本来就无法逃脱，那也不是南方北方的缘故了。这样看待这件事，便可以安然居住，不必过于挂念。您前后给我看的著述文章，都有古代作者的风骨，力量宏大，大体能够说出心中想说的话。孔子说：“文辞只要能够表达意思就够了；文辞达到表达意思的程度，就到顶了，不能再增加什么。”您那篇《经说》，确实说明了这句话。西汉以来，以文章设置科举，文章便开始衰落；从贾谊、司马迁起，他们的文章已经比不上先秦古籍，何况在他们之下的呢？文章尚且如此，何况所谓道德呢？至于您所议论的周勃，我恐怕并不是这样。〔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篇〕 周勃、陈平从未有一天忘记汉朝，陆贾替他们谋划得极为周全。他们把禄位和产业看得如同几案上的肉，只要将相之间和谐协调，大计自然会确定。如果像您所说的那样，事先经营谋划，吕后察觉后便会杀掉这两个人，汉朝也就灭亡了。苏轼年轻时喜欢议论；等古人已经老去、经历世事变迁之后，往往后悔自己言论过分，所以乐意把这些话告诉您。儒者的弊病，多是空谈文章而少有实际作用；贾谊、陆贽的学问，大概没有流传到后世。我年老多病，快要死了，只想用这些话教导子弟，哪里料到姻亲中竟有王郎这样的人！把您的来信反复读了三遍，欢喜不已。参加科举的人只想着求取功名罢了；如今考试文章千篇一律，考官也厌烦，未必就能取中。像您这样相信自己而不改变志向，一定不会被时俗抛弃。何况得失自有命运，绝不是人力可以改变的吗？勉励自己守住所学，以完成长远的事业。我们相见没有日期，千万珍重自己。我让来人带回这封亲笔信，略表谢意。〔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人〕 原编者评：苏轼年轻时，才华俊秀、文章雄健，喜欢议论天下大事，受到小人的忌恨，于是群起排挤他，使他下狱、贬谪、流放，陷入空乏饥寒之中，从万死中挣扎出来，而所学反而更加光明。到了老年，他的见识已经完全不同于少年时，所以能够身处困境而不失去自己所能达到的通达境界。在蛮烟瘴气、虫雨交加之中，一个被贬的臣子，简直不亚于在天禄阁、石渠阁中鸣金击玉，或在青山绿涧之间弹琴咏诗。他遭遇了各种坎坷，但一旦遇到能够尊崇君主、泽被百姓的事情，便奋然去做，毫无顾忌，连自己身陷荆棘都不知道。若不是有道之人，能够这样吗？洛学与蜀学互相抵牾，两家门徒才智低下，不能各自了解他们老师的本心，于是诋毁苏轼为异端，有的甚至认为他是纵横家之流，唉，实在太过分了！君子和而不同，正因为不同，才成为君子。天上的云霞、地上的花草树木，水色山光的紫翠蔚蓝，没有一样相同，然而无不属于造化秀美灵气的体现。等到它们生育万物、作用不可测时，又仿佛彼此成为左右手一样。君子的不同也是如此；他们虽然不同类，根本都在于奉行王事、保护百姓的生活。再看各种味道咸、酸、甘、辛不相同，放入鼎中调和，食物才美味；不同正是所谓的和。浅陋的人不明白这一点，想把他们强行比作一类、说成相同，难道只是希望天下人都成为朋党才觉得痛快吗？把这篇文章反复读了三遍，心神安定，在生死之间谈笑自若；这样的风流豪杰，难道不就是那样的人吗？说他与伯淳、正叔互不相容，难道合乎道理吗？把苏轼在海外所作的文章与柳宗元的各种文章相比，柳宗元实在不足以抵得上一篇。至于苏轼所说儒者的弊病多为空谈文章而少实际功用，以及他后悔从前喜欢议论古人的过失，更是学者应当牢记而不可失去的道理。《谢张太保撰先人墓碣书》苏轼叩首再拜：恭敬地承蒙您再次给我看先人的墓表，特意收入《辨奸》一篇。我恭敬读览，流泪涕泣，不知说些什么才好。我私下想到，先人在早年沉沦埋没，晚年才有声名。即使当时的学者知道尊师重道，然而对于他的言语文章尚且不能完全理解，何况他内心那些无法形容的东西呢？所谓完全了解他而相信事实就是如此，天下只有您一人。虽然这似乎是不幸，但知我者稀少，正是老子所看重的。刚开始写《辨奸论》时，我和舍弟都曾以“唉，太过分了”来劝谏，不必说其他人，唯独您一见到它，便认为与我的心意相合。您早已在先朝议论过此事，并将它载入史册。现在即使有人还不知道，后世也决不会使它湮没。然而先人的言论，如果不是经过您的墓表而传播出来，人们未必相信。信与不信，哪里值得过分计较？可是如果让这个人凭借一点小小的权术欺骗天下，而天下人都没有察觉、没有知道，恐怕后世一定会有“秦国没有人了吗”的叹息。这就是写墓表的原因，也是我流泪再拜向您致谢的原因。黄叔度淡泊无为，郭林宗只说了一句话，后世至今仍把黄叔度看作颜子。郭林宗无论人才大小都加以取用，认为贤能的并不止一个人；黄叔度的贤德没有一件事显露在外，后世仍然相信他，只是凭借郭林宗的推重。如今您的声望不减郭林宗，您所推重的只有先人，而先人的心志行迹大体也可以看见，他在后世得到信任是必然的。说得太多也不足以表达谢意，姑且写出一二点。原编者评：王安石尚未掌权任用时，韩琦、富弼、欧阳修都把他看作辅佐君王的才略之士，只有张安道、苏洵清楚地看出他的奸诈。后来王安石毒害天下，韩琦、富弼等人束手无策，只能保全自身而退。一日，富弼拜见张安道，谈话间张安道说：“当年我主持贡举，征召安石与我共事；他一来，便想把一院的事务全部变更，所以我立即斥退了他。”富弼听后茫然失意。张安道真可以说善于识人。苏洵的《辨奸论》确实是千古独具慧眼的文章，可是宋儒常说苏氏父子与王安石不和，所以才写出这样的文章，这并不是公允的评论。司马光、韩琦、富弼等贤人，后来有谁同王安石相合呢？竟因为这种评论出自苏洵，洛学一派便断然排斥，难道是厚重公允的议论吗？《答张文潜县丞书》

译苏轼叩首，文潜张君足下：久别之后，对您思念仰慕。到京城后，公事私事纷繁，没有空暇写信。忽然承蒙您亲笔来信，并得知您的起居安好，实在欣慰。您惠赠的文集，我反复读了三遍，感慨非常深。您的文章很像子由。子由的文章实际上胜过我，但世俗不明白，竟认为他的文章不如他这个人。我很不愿意别人只这样了解他；他的文章像他本人一样，所以浩荡而淡泊，有一唱三叹的声韵，而其中秀拔卓异的气势终究不可掩没。他写《黄楼赋》，才稍稍振作奋发，好像想用它来警醒启发昏昧的人；有些人却说是我代他写的，这尤其可笑。这大概是因为他们见到了我的长处。文章的衰落，没有比今天更严重的了。它的源头实际上出自王氏。王氏的文章未必不好，但问题在于喜欢强求人同自己。孔子尚且不能使颜渊都具有他的仁德、使子路都具有他的勇气，也不能把这些品质移植给别人；王氏却想用他的学说使天下人都相同。肥沃美好的土地，在于各自生长万物，而不在于所生的万物完全相同。只有荒芜贫瘠、盐碱斥卤的土地，放眼望去都只是黄茅白苇；这就是王氏所谓的“相同”。近来听章子厚说，先帝晚年很忧虑文章的浅陋，想稍微改变选取士人的制度，只是还没有空暇罢了。议论者想稍微恢复诗赋考试，设立《春秋》学官，这是非常好的事。我已经老了，如果后生还能见到古人文章的完整面貌，正要依靠黄鲁直、秦少游、晁无咎、陈履常以及您等几个人。听说您将任太学博士，希望更加努力。品德的车虽轻如毛，百姓却很少有人能举起它。我思量着自己的仪态，想要爱护您却无从帮助您。除此之外，千万善自珍重。偶然饮了卯酒，醉后有人来求我写信，不能再写下去了。草草写到这里。原编者评：评论王氏学说喜欢强求人同自己，这正是君子与小人分歧的地方。喜欢强求人同自己，必定成为小人吗？为什么？反过来，舍弃自己而听从别人，正是大舜之所以成为大舜。本文虽然只谈文章，但政事也包含其中。正因为喜欢强求人同自己，别人若勉强与他相同就达到极点。那些不惜强行与他相同的人，难道真的是与他相同吗？也不过是想各自保全自己所想要的罢了。既然各自都得到了想要的东西，他们还想让别人同自己相同，最终反而也不会再同自己相同了。吕惠卿执政以后，四方都希望把王安石置于死地，怎么可能始终与他相同呢？孟子说，恶劣的声音和脸色会把人拒之于千里之外。士人被拒在千里之外，谗谄、阿谀的人就会来到身边。与谗谄阿谀的人相处，国家想要治理好，能够做到吗？这在千年以前就已经是王安石的写照了。苏轼所说“荒芜贫瘠、盐碱之地，放眼望去都是黄茅白苇”，难道只是说王安石的文章吗？王安石所作所为，使朝廷选取的人才难道不也变成这样了吗？卷四十 眉山苏轼文三：书信序 《答李书》苏轼叩头再拜：早就听说您的名声了。又在相识的人那里，常常看到您所作的诗文，虽然不多，也足以大概看出您的为人。平常没有通信问候，怠慢的罪过，还可以宽略过去；等到您遭逢父母丧事，我却连一个字也不能奉上以表慰问。舍弟子由到您那里，先承蒙您惠赐书信，我又懒惰而没有立即答复，顽钝失礼竟到了这种地步。可是您始终没有弃绝我，随使者再三辱赐亲笔信，待我的情意更加深厚；读信时惭愧得脸热出汗。您的才华高、见识明，不应当轻易称许别人，莫非是听了黄鲁直、秦太虚等人的话，真把他们的话当真了吗？我这个人被别人憎恶，唯独这两位喜欢称誉我，就像有人嗜好昌歜、羊枣一样，很难追问其中的原因。认为这两人说的是妄言，当然不可以；于是想把这种看法移于众人之口，也大不可以。苏轼年轻时读书作文，只是专门为了应付科举罢了。等到考中进士，又贪得无厌，再参加制科策试。其实我有什么本领呢？只是这科名目叫作“直言极谏”，所以每每纷纷讲说古今，考察评论是非，来应合它的名目罢了。人最苦于不能自知，既然凭此取得了功名，便以为自己确实有这种本领，所以喋喋不休直到今天，也因此获罪，几乎丧命。所谓齐国俘虏凭口舌取得官职，真是可笑。然而世人于是认为苏轼喜欢标新立异、争论异同，那就错了。妄自议论利害，夹杂谈说得失，这正是制科之人的习气，好比侯虫、时鸟，自己鸣叫，自己停止，哪里值得说有什么损益呢？我常常奇怪当时的人待我过重，您又这样称说我，更加不合实际。获罪以来，我深自闭塞，驾一叶小舟、穿草鞋，放浪在山水之间，和樵夫渔人混居，常常被醉汉推搡辱骂，反而总是自得，渐渐不再被人认出来。平生的亲友，没有一个字来问及我；我写信给他们，他们也不答复，我庆幸自己或许差不多可以免于世人的往来了。您又重新首先推重我，实在不是我所希望的。树上有瘿瘤，石头有晕纹，犀角有通孔，靠这些来取得人的欣赏，都是物的病态。谪居无事，默默自我观察反省，回头看三十年以来所作所为，大多是有病的。您所看到的，都是从前的我，不是现在的我。莫不是只听到了我的声名，却没有考察我的实情，取其外表而遗弃其实质吗？还是又将从这里面有所取法吗？这件事不见面不能说尽。自从获罪以后，我不敢再作文章。这封信虽然不是文章，但任意写下心意，不知不觉写了好几幅，也不必给别人看，您一定能明白我的意思。年岁将尽，天气寒苦，只愿您千万节哀，勉强进食。不按通常格式具署。原编者评：李光地说：人们以为这是牢骚、玩世不恭的话，其实是自己写出的平生实录；文章尤其奇特，值得诵读。上书给执政，请求发给度牒以赈济灾民，借此修缮官署的书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