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四十

译苏轼叩头上书门下仆射相公阁下：去年浙中冬天打雷，洪水暴发，太湖水位上涨；春天又连日下雨，苏州、湖州、常州、秀州都发生水灾。百姓到高田里插秧，等待水退；到了五六月间，才稍稍分批补种，十成还不到四五成；接着又遭旱灾，因此早稻晚稻都受损，高田低田一并受害。自元丰以来，百姓粮食困难从没有像今年这样严重的。苏轼已经三次上奏此事，至今没有得到答复，大概是人微言轻，理当如此；但也担心监司和各郡没有完全据实上奏，而朝廷所询问、往来的人员，有的揣摩上面喜欢听什么，不能完全据实报告，所以朝廷认为我的话夸大了。否则，难道仁圣的君主在上，群贤都得到任用，却肯安然置之不理吗？入冬以来，因为各郡封闭粮食交易，而税务部门又按惯例违反条令，在米价之外收取五谷力胜钱，米价每斗达到八九十钱，衢州、睦州等州甚至达到一百多钱，都是足钱，钱势汹汹，令人害怕。苏轼用印版印发榜文一千多道，才制止了这两件事。半个月以来，米粮流通，价格也稍稍平稳。然而浙中没有麦子，青黄不接应在来年秋天，而能否成熟还不可知。百姓因熙宁年间流民饿死的灾祸受到震惊，有米的富户都吝惜不肯出售，照这种形势，非大量发放官米不能救此患。从正月到七月，本州内外九县每天出售官米一千五百石，才可以平抑价格、救济饥民，计算下来应当用米三十一万五千石。如今本州常平仓除兑换充作军粮以外，只剩十七万石；漕司允许从邻郡调运三万石，仍缺十一万五千石，计无可施、情势紧迫，只好控告请求。苏轼近来因本州官署房屋破败，奏请度牒二百道以修缮完毕，尚未蒙准许。我想用这些度牒招募人在各县缴纳米粮，估计可以得到二万五千石，然后减价出售，每斗六十钱，估计可以得到钱一万五千贯，并且用这些钱修完官署。虽然比不上原先计划的钱数，暂且把紧要处修完，也大略够用；这样一发出这些度牒，就有两方面的好处。希望相公深切考虑，本州官署破败得太严重，不可不修；趁现在修缮，费用还少，日后大坏，费用必定加倍。又可以借此招募人缴纳米粮，出售以救济饥民。即使不因修完官署，朝廷因为饥民的缘故特意施出圣恩，请求赐给二百度牒也不算过分，何况还能同时救饥、修屋，两件事都得到解决呢？苏轼愚蠢少谋，只仰仗朝廷诸公仁厚贤明、怜恤百姓，一定不忍拒绝这个请求。这些度牒一定可以取得，因此不等朝廷回复下达指挥，我已经擅自同时告知商旅，让他们储备米粮，准备好水陆运输工具，等待度牒送到；深切希望您果断决定，不要迟疑，在一两天内通过急递下达。我们每天和官吏百姓伸长脖子、踮脚盼望，即使大旱时盼望云雨、手持热物时想着洗濯，也不能说明这种急迫。如果不能蒙受哀怜察看，就是让我对商旅失信，坐看百姓漂浮饿死；那时惭愧、惶恐、狼狈的情状，不容易立即说尽。到时候朝廷即使加以诛杀，又对事情有什么补救呢？此外，苏轼近来上奏请求本路转运使，今年应当起运年额米一百六十万石，请求特许暂且起运一半或三分之二，其余等丰收时按年额起运，尚未蒙恩准。今年漕司困窘，实在比往年加倍。往年预先购买纟由绢的钱，常常在年前就已发放用尽，如今还缺大半，催促筹措之急，实在已经不遗余力。如果朝廷不稍加怜察，督促逼迫到了极点，祸害必然波及百姓。近来蒙朝廷允许截留上供米二十万石出售，这是极大的恩惠。然而希望再截留三十万石；如果没有米可以出售，只请求用这笔钱收买银绢上供。这样虽然不能救济饥民，但货币流散到民间，可以稍稍缓解钱荒，也是良策。此外只有劝说诱导富民拿出粮食帮助官府赈济借贷，以及用常平仓的钱米招募百姓服役两件事，但都很难实行。劝诱所得的利益还没有惠及贫民，征求索取的祸患却先波及富户。浙中富民十家有九家欠官钱，绝没有可以劝诱的道理。至于招募百姓服役，也不是真正的实惠。如果把饥饿贫困的人分散招募，他们不能胜任劳役，便像鸟兽一样聚散，得到钱就逃走。熙宁年间常常实行这件事，名义上叫招募，实际上免不了按等级摊派差役，由官府支给的钱米全都进入役夫手中，而本户又必须贴钱雇人；荒年百姓家中重复遭受这种扰害，都是虚有名目而没有实际利益，害处多而好处少。只有多出售官米这一件事，简单而容易实行；米价降低以后，百姓无论贫富，都能同样享受利益。只希望相公留意此事，那么全路百姓就万分幸运了。苏轼不善于言辞，不能把忧虑危急的情状全部写出以告知您；只有在发信的当天面向西方再拜叩头，默默祈祷，希望微薄的赤诚能够感动您万分之一。谨此，不再详陈。〔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人〕 原编者评：截留漕运粮、开放捐纳、平价出售、劝导输粮、以工代赈，救荒的几种办法全都说尽了。实行制度必须因时制宜，随地采取便利办法。苏轼虽然说劝导输粮和以工代赈没有实际救济效果，也许是当时浙中的情势如此，不能概括古今天下的一切情况。只是百姓缺粮困苦、无处申诉，而凡是做官吏的，都揣摩上意，以为上面不喜欢听，于是不肯据实报告。做下级官吏的揣摩上级官吏的心意，以为上级一定如此；做大官的揣摩君主的心意，也以为君主一定如此。即使事实完全不是这样，他们心里仍然以为必定如此。这种情形，历经千古而始终如一。上书吕仆射论浙西灾害的书信

译苏轼叩头上书门下仆射相公阁下：苏轼近来上奏章论述浙西淫雨、飓风的灾害，恭蒙恩旨，让我同监司等人商议来年防备的办法，我已经谨慎地分条上奏两件事。苏轼才能浅薄短拙，对于抵御灾害没有办法，只知道向朝廷呼号，请求宽减额定米数、截留赐予上供米。言语狂妄，计策拙劣，死罪死罪。然而三吴的风俗，自古以来浮薄，钱塘更为严重；虽然房屋华美，衣服鲜明，但家中没有隔夜粮食储备的，大概十家有九家。自从遭受熙宁年间饥荒和疫病的灾害，以及新法聚敛造成的祸害，平时的富民几乎全被残破；家家都有市易法的欠款，人人都有盐酒之债，田宅抵押在官府，房屋廊舍倾倒，商贾不再往来，市井一片萧条。好比衰弱多病、久病不愈的人，平时只能勉强支撑，再遭遇风寒暑湿的变化，便会立即疲惫倒下。仁人君子应当根据意外情况加以扶护，不能按强壮人的通常情况来要求他们。今年钱塘出售常平米十八万石，得到米的人都叩头诵佛，说官家从乌鸢狐狸口中夺出十八万石米，救活了数十万人；这恩德不能忘记。那区区一个战国公子尚且知道焚券买义，如今用十八万石米换得九万九千缗钱，却能救活数百万人，这难道是下策吗？我私下认为，仁圣的君主在上，又有贤能之臣辅佐，一听到这些话，按理没有不能接受的；只是担心世俗谄媚浅薄之风盛行，人们揣摩上面喜欢听什么、忌讳什么，不以仁人君子的标准要求诸位，争相说没有灾害，或者说虽有灾害却不严重，用众人的说法来迷惑圣明的听察，这正是我的私下忧虑和过度担心。八月底，秀州有几千人申诉风灾，官吏认为法令规定有申诉水旱灾害的条文，却没有申诉风灾的条文，便拒绝关门不受理；老幼互相践踏，死了十一人，如今正在查究此事。由此说来，不喜欢报告灾害的官吏，大概十人有九人，不可不加以察看。我已经分条上奏两件事，并且把情况告知漕司、宪司两部门，官吏都来见我说：‘这果然是当今最好的计策。但恐怕朝廷怀疑您是在替漕司谋划，那怎么办？’我说：‘我是为几十万人的性命说话，哪里顾得上这种小小的后悔和吝惜呢？’去年秋冬，各郡封闭粮食出售，商贾无法通行，我弹劾上奏使其恢复流通，又实行灾伤法，约束本路不得收取五谷力胜钱。三郡的米大量运来，恩惠推广到浙东；漕司官吏因此恼怒，几乎不能容我，文书往来不断，同僚官吏都恐惧惊惶。按照我个人的心意，我确实不是在替漕司谋划，这一点很清楚了。免除力胜钱一事，去年已经有成法，但今年还不敢实行。之所以实行，是实在害怕再次触怒漕司，使怨恨责难更加深重；这就是我疲弱懦怯、害怕得罪人的过错，不免稍有屈从退让。恭请相公说一句话，检举援用成法，由朝廷下令实行，使五谷流通，公私都得到救济；上可以彰明君相的恩德，下可以使我这个孤危之人得到安定，我就万分幸运了。去年朝廷诏旨免除力胜钱，只到四月为止；浙中没有麦子，必须到七月初才见到新谷，所以从五月以来米价又上涨了。我也曾上奏请求把期限延长到六月底，没有得到答复。现在如果蒙准实行，就请求以六月为期限。去年恩旨宽减上供额米三分之一，但户部一定要得到现钱，浙中于是有钱荒的忧虑；我上奏请求用钱和籴银绢来上供，三次请求以后才获准。现在如果蒙准实行，就请求立即一并下令。苏轼私下估计事情的形势，如果暂且不采用我的愚计，来年恐怕会有百姓流离饿死、盗贼蜂起的忧患。假如认为我的计策狂妄浅陋、过分筹划，事情难以实行，那么只请求另行任命我为一个小郡的长官，同时选拔才能有余、可以坐镇而消除灾害的人，让他承担一路的责任，那就万幸了。冒昧触犯台府威严，伏在纸上惶恐战栗。谨此，不再详陈。原编者评：庸俗官吏看待国家和百姓，就像秦国人看待越人的肥瘦一样。而对于灾荒，几乎还要更加严重。越人的肥瘦，本来与秦国没有关系；若灾荒被上报，官吏必然违逆上意，受到上面不喜欢，而且免租减赋，便没有可以借此剥削百姓来肥己的余地，富贵两方面都受损。因此他们堵塞隐瞒灾荒，没有不竭力而为的。苏轼这封书信，把这种情状描画得非常清楚。想知道官吏百姓的情形，不可不读。答虔亻卒俞括奉议书 苏轼叩头：资深使君阁下：前些日子承蒙您来访，又蒙您惠赐长信以及一编诗文。我恭敬地读了几天，放下书卷拍掌叫好，感到有启发我的喜悦。孔子说：‘言辞只要能够表达意思就够了。’事物本来都有这样的道理，怕的是不知道；知道了，又怕不能用口和手表达出来。所谓文章，不过是能够表达这些道理罢了。近世文人的盛况，没有谁能超过近世。然而我私下敬佩仰慕的，只有陆宣公一人。家中有陆公奏议的善本，前些时候我侍奉讲读时，曾经抄写进呈御览。这一点微薄的忠心，自认为差不多可以同孟轲所说的敬相近。您还想把这门学问推广到天下，使家家收藏这种药方，人人携带这种药，以等待医治世上的疾病，难道不是仁人君子最深厚的情怀吗？现在看您所给我的文章，议论从东汉以下的十篇，都想斟酌古代来驾驭今日，有意于济世实用，而不以供耳目观赏为目的。这正是我平生对朋友和一切求学明道的君子所希望的。然而去年我在京城，见到一个颇有医术却很贫困的医生，他感慨地对我说：‘人之所以服药，正是因为有病。如果只是想使口味舒适，那么不如吃肉食，为什么还要用药呢？’如今孙氏、刘氏都凭药物显名；孙氏以治病为目的，不选择药味甘苦，刘氏却专门致力于适口，病人应当选择哪一种呢？可是刘氏的财富超过孙氏一倍，这是什么道理呢？使君的文章未必能在世上流行，但流行与否，难道是我们这些人应当挂在嘴上的吗？姑且借此发一笑罢了。进呈陆宣公奏议，其中有一篇表文，随信抄录奉上，不必给别人看。我等候日后当面致谢。谨此。原编者评：士君子读书学习古人，发而为文章，对下是用来回应上面的求取，对上是用来选取下面的人才，究竟是为了什么呢？是因为文章能够表达圣贤的微言大义，能够认识古今的事变形势，能够知道使百姓生活富厚、使民德端正的方法。至于雕琢文辞、铺陈藻饰来娱乐耳目，实在不如歌舞博弈快乐。既然不取其济世实用的一面，却取其供耳目观赏的美丽，岂不是开药方用药专门追求适口一样吗？不只是这样，朝廷设置公卿大夫、师长以及百官，都是为了总揽方略和教化，宣扬德行、施行政令，纠正过错、匡正谬误，以建立百姓的生计，厚重国家的福祉。至于用谐柔的容态取悦别人来顺合心意，实在不如宦官宫妾亲近可爱。既然不取其济世实用的一面，却取其能使心意舒适的一面，不又是开药方用药专门追求适口吗？

译与滕达道第二十二首 某启：专使到来，远道辱赐数幅手书，我恭敬读来，深感欣慰。令人高兴的是近来您的起居康健安适，这些就不必多说了。我的一切如常，闭门谢客已经十多天了。承蒙您教导我，只需务求闭藏自守罢了。近来收到筠州舍弟的书信，他教我减少事务。如果能够把事务减了又减，直到整天没有一句话、没有一件事，那么内心自有最大的快乐，几乎无法命名。这种方法奇妙而秘密，只同您共同享有，不可广泛传授。画本也可以摹写，为了减少事务，所以也一并收下了。现在却托来使送还，请不要怪罪。吴道子的画漫附送去；冬至以后斋居四十九日，也没有进行什么运气，只是姑且自我反省罢了。愿您深自保养身体，区区心意难以尽言，想来您能体会这个意思。与李公择第十一首 某启：您信中提到的新诗，都有远别时惆怅的意思。虽然兄长爱我深厚，但我本来是把铁心石肠的我来对待您的，为什么竟然这样呢？我们虽然年老而且困穷，但道理贯穿心肝，忠义充满骨髓，只应当在生死关头谈笑自若。如果看见我困穷，便为我悲伤，那么同没有学道的人就相差不远了。兄长造诣深厚，内心本来不是这样，只是出于交情深厚罢了。然而朋友的道义，专在于规劝进谏，所以我就用狂妄的话来扩充兄长的意思。我的处境虽然在时世中坎坷，遇到有可以尊奉君主、施惠百姓的事情，便会忘却自身去做；祸福、得失，都交给造物主安排。不是兄长，我哪里会说这些话呢？读完以后就把它烧掉，不知情的人会以为这是在诋毁讥刺。与王庠第五首 另外的信纸写了好几幅，实在过分。年老多病，记忆衰退，哪里承受得起像您这样的英俊之士如此责望呢！我年轻时参加科举，记录名次、人数、沿革和题目等，大略同近几年参加科举的人一样。也有一些细节性的文字，刚刚忝列其中，便被举主取走了，如今都没有了，但也没有什么用处。实际上并没有一定能够取得功名的捷径，只是像您这样才高而又努力，积累学问数年，自然有可以取得功名的道路；但说到底，这些也都是命。我的浅见是，年轻求学的人，每次读书都应当反复读几遍。书籍丰富，就像进入大海，各种货物都在那里；人的精力不能同时全部收取，只能得到自己所要寻求的东西。因此希望求学的人每次读书都专门确立一个目的去求取：如果想探求古人的兴亡、治乱以及圣贤施为的作用，就只抱着这个目的去求取，不要产生其他念头。再另读一次，求取事迹、故实、典章、文物之类，也照这样去做，其他方面都仿照这种方法。这样虽然显得迂缓笨拙，但日后学成，便能从各个方面受到考验和攻击，和浮泛涉猎的人不能同日而语。这实在不是迅速成才的方法，可笑，可笑。原编者评：三篇书信，前两篇可以看出苏轼身处困境，而心胸可以说如履平坦大道、如幽人守正而获吉；后一篇讲的是读书方法，都是求学的人应当尽心研究的。《凫绎先生诗集》序 孔子说：‘我还赶得上史官有所缺略、不强作记录的时候。家中有马，能够借给别人乘，现在已经没有这种事了。’史官不缺略文字，同有马却不借给别人，这难道会对世道有什么损益吗？然而孔子尚且把它们记下来，是因为世上有德行的君子长者一天天远去了，后生再也看不到他们的遗风余俗，所以一天天趋向智巧便佞，却没有人能够制止。前面这两件事虽然不足以损益世道，但君子长者的恩泽还在其中，孔子尚且记下它们，何况那些足以损益世道的事情呢？从前我的先父到京师去，同卿士大夫交游，回来后对我说：‘从今以后，文章将一天天工巧，而道却将要散失了。士人仰慕遥远的事物而忽视眼前，崇尚华丽而轻视实际，我已经看到了这种征兆。’他又把鲁人凫绎先生的十多篇诗文给我看，说：‘小子，你把这些记住；几十年以后，天下再也没有写这种文章的人了。’先生的诗文都有所作为而写，精练刚劲、确实沉痛，言辞一定切中当世的过错，明确实在得像五谷，必定可以疗饥；坚定确实得像药石，必定可以治病。那些以空谈为高尚、以枝蔓辞藻供人观赏的文字，先生一句也没有。此后二十多年，先父已经去世，但他的话还在；写文章的士人无不超然出于形器之外，讲微言高论，已经把汉唐文章看得鄙陋；然而像先生文章那样反复论辩、正直说话而不避讳的作品，世上却没有人看重了。因此我为孔子的话感到悲哀，又怀念先父留下的教诲，更加寻求先生的文章，终于从他的儿子颜复那里得到，于是抄录下来收藏。先生名太初，字醇之，姓颜，是先师兖公的第四十七世孙。原编者评：吕祖谦说：写文章不难在铺陈文辞，难在叙述事情；叙事贵在严整，这才难。看苏东坡自叙之处，很像司马光，整齐严肃，却又不像司马光那样散漫。姜宝说：淮阴侯评论刘邦、项羽，诸葛孔明评论孙权、曹操，动辄数百字；如今把它们概括成几句话，真是古今文章中的绝妙之作。〔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篇〕 《易》说：‘言语要有实质。’大概一定要先有实质，然后才有言语；没有实质的言语，只不过是动用面颊、舌头和口舌空谈罢了，这是君子所感到羞耻的。《范文正公文集》序

译庆历三年，苏轼刚刚成年，进入乡校。有一位从京师来的人，把鲁人石守道所作的《庆历圣德诗》给乡校先生看。苏轼从旁偷偷观看，便能够背诵、学习诗中的词句。我问先生，诗中歌颂的十一人是什么人？先生说：‘小孩子何必知道这些？’我说：‘他们难道是天上的人吗？如果也是人，为什么不可以知道呢？’先生对我的话感到奇异，便把事情全告诉了我，并且说：‘韩琦、范仲淹、富弼、欧阳修，这四个人是人中的豪杰。’当时虽然还没有完全明白，却已经私下记住了他们。嘉祐二年，我才参加进士考试，到了京师，范公已经去世。安葬以后墓碑立出，我读碑文读到流泪，说：‘我知道他的为人，已经有十五年，却一次也没有见到他的面，这难道不是命吗？’这一年我考中进士，才开始得到欧阳公的知遇；又通过欧阳公认识韩琦、富弼，他们都把我当作国士来对待，说：‘遗憾的是你没有见到范文正公。’此后三年，我经过许州，才认识范公的次子、如今的丞相范尧夫。又过六年，才在京师见到他的叔父范彝叟。又过十一年，终于同他的幼子范德孺在徐州成为同僚，彼此一见就像旧交，并且承托我为范公遗稿作序。又过十三年，才终于能够写成这篇序。唉！范公的功德，本来不需要文章来显扬，他的文章也不需要序文来流传。然而我不敢推辞，是因为我从八岁起就知道敬爱范公，到现在已经四十七年了。那三位杰出人物都能够跟随范公交游，唯独我没有见到他，把这当作平生的遗憾。如果能够在他的文章中挂上自己的名字，借此把自己托附在门下士的末列，难道不是我从前的愿望吗？古代的君子，如伊尹、太公、管仲、乐毅这一类人，他们称王称霸的谋略，早已在田野之中确定，并不是做官以后才学习的。淮阴侯在汉中会见汉高帝，评论刘邦、项羽的长短，谋划夺取三秦，就像指点手掌一样清楚；等到辅佐高帝平定天下，自己在汉中所说的话没有一句不兑现。诸葛孔明躺卧在草庐中，和先主谋划对付曹操、孙权，规划夺取刘璋的益州，凭借蜀地的资力来争夺天下，终身没有改变自己的主张。这难道是从口头传授、耳中听取，偶然试着做一做，侥幸希望它或许成功的吗？范公在天圣年间，居母丧守制，就已经有忧虑天下、实现太平的志向，所以写《万言书》留给宰相，天下传诵。后来任用他为将领、提升为执政大臣，考察他一生所做的事，没有超出这篇书的。如今他的文集共二十卷，其中诗赋二百六十八篇，文章一百六十五篇。他对于仁义礼乐、忠信孝悌，就像饥渴之于饮食一样，想片刻忘掉都不可能；又像火必然热、水必然湿一样，大概是他的天性使他不得不如此。即使是挥笔戏作的言语，随意写成，也必然归结到这些方面，所以天下人相信他的诚心，争相拜他为师、尊崇他。孔子说：‘有德的人必定有言语。’并不是说有了言语，而是德行从口中表现出来。又说：‘我作战就能取胜，祭祀就能得到福报。’这不是说他善于作战，而是德行表现在愤怒之中。元祐四年四月十一日。原编者评：吕祖谦说：写文章不难在铺陈文辞，难在叙述事情；叙事贵在严整，这才难。看苏东坡自叙之处，很像司马光，整齐严肃，却又不像司马光那样散漫。姜宝说：淮阴侯评论刘邦、项羽，诸葛孔明评论孙权、曹操，动辄数百字；如今把它们概括成几句话，真是古今文章中的绝妙之作。《江子静字》序

译我的朋友江君以“存之”为名，请求我为他取字。我给他取字“子静”。人的行动，以静为主。精神凭静而安舍，内心凭静而充实，志向凭静而安宁，思虑凭静而明察。静自有其道，守住自我就静，追逐外物就动。以一个人的身体来说，昼夜之气、呼吸出入，从来没有不同；然而有时能保存本性，有时却丧失本性，是因为他的动静不同。后世的求学者，开始学习时，已经被做官牵累；做官以后，又被升迁牵累。得到就高兴，失去就忧愁，这是忧乐系于升迁。清晨起来，每天同事务接触，事情顺合我意就喜悦，违逆我意就发怒，这是喜怒系于事务。耳朵喜欢五声，眼睛喜欢五色，口喜欢五味，鼻子喜欢香臭，这是爱欲系于外物。以这样微小的身躯，却有这么多牵系，行动流转迁徙，日渐月变，那么平日所修养的本性还能保存吗？丧失了所保存的本性，又怎么能明白自己的对错以及外物的真伪呢？所以君子学习是为了辨明道，道是为了寻求本性。端正就能静，静就能安定，安定就能虚空，虚空就能明察。外物到来时，我没有增加什么；外物离去时，我没有减少什么。哪里还会因它们而欣喜、喜爱或厌恶，使自己的真实本性受到牵累呢？您年纪还轻，才思敏锐，正在求学以等待出仕，今后正要出而应对外物。所谓以静来保存本性，是不能不记在心上的。能够获得自己的本性，不失去本来属于自己的东西，那么到哪里去会不自在呢？原编者评：王弼注《易》说“复卦显现天地之心”，认为“复”就是返回根本；天地以根本为心，寂然至无就是它的根本，所以阳气在地下初动，才显现天地之心。伊川程子说：先儒都把静看作显现天地之心，是因为不知道发动的端始才是天地之心。朱子作《本义》，说程子已经讲得很详细了，又引邵子的“冬至子之半，天心无改移；一阳初动处，万物未生时”作为证明，大概深深赞同程子的说法。然而周敦颐有“主静立极”的说法，朱子后来告诉门下弟子，说周敦颐、伊川的道理只是同一个，又说王弼的说法同周敦颐相同，这似乎同《本义》自相矛盾。我曾间或考察这些说法：程子说天地之心在动中显现，然而《大学》说：“知道应当止于何处，然后才能安定；安定以后才能静。”《乐记》又说：“人生来就是静的，这是上天赋予的本性。”王弼说天地之心在静中显现，然而复卦以雷在地中、一阳初动而成卦；阳动而阴静，怎么能只以阴为主而不以阳为主呢？那么究竟怎么办？回答说：领会其中宗旨的人，讲动讲静都能得到真意；失去其中宗旨的人，讲动讲静都同样失去真意。况且人的心，一昼夜十二个时辰，哪有一个时辰是不动的？不只是在太阳出来后起来做事、应对万般变化，随处都在动；即使太阳落下休息，静止的也只是形体罢了，至于精神，什么时候同身体分离而另成一物呢？即使想断绝声音、屏除色相，离开人群而独自存在，而这个想要断声、屏色、离群、独处的心，已经纷纷扰扰地动起来了，从未有一刻静止，难道能使它像死灰一样吗？即使心真如死灰，又有谁能觉察它呢？一旦有觉察它的人，便又已经纷纷扰扰地动了起来，从未有一刻静止。何况人的心果真能够变成死灰吗？如果变成死灰，又凭什么谋划各种道理、应对万般事务呢？“操持它便存在，放弃它便消亡，出入没有固定时间，也没有人知道它的归宿”，说的不就是人的心吗？孔子已经说过这些了，人们却还想离开动来求静，正如夸父追赶太阳一样。那么应当怎样才能静呢？回答说：静本来就不能离开动而单独存在。人的声色到来，耳目便作出反应；动作言语到来，身体和口便作出反应。到来的事物有一万种，所作的反应也有一万种。等到爱欲的屈伸、真情与虚伪相互感发，交错混杂地一齐到来，以一万种事物作出反应，甚至增加到几万种而没有停止，这也就是天下极其剧烈的动。然而如果能够克制自己、恢复礼义，专一遵循义理而不分心，那么，欲望所趋向的事物虽有万种，作出的反应却只有一个；用这一个原则贯穿万事之中，万事便自然运行，而这个“一”便自然安静。圣人以静为主，难道不是这样吗？那么怎样才能看见天地之心呢？回答说：天是积聚的气，地是积聚的形；人则形体都属于地，气都属于天。然而有一种流动的形体、驾驭气的东西，不涉及有无，也不处在内外之间，这就是心。所以说，人是天地的心；又说，要为天地建立心。既然如此，想看见天地之心，也不过是看见自己的心罢了。在一阳初动之处、万物尚未产生之时，万物虽然尚未产生，但一阳既然发动，那么它生生不息地发展就可以确定了。生生不息，就是天地之心。所以说，在发动的端始显现天地之心，这是从天地之心的礼体方面来说的。虽然如此，理是生长的道路，欲望是死亡的道路。顺从义理，就归于专一而静，日益走向生长之路；顺从欲望，就会被万般感受发动，日益走向死亡之路。生生不息，是天地之心，所以说，静就能看见天地之心，这是从天地之心的作用方面来说的。体和用合为一体而不可分，动和静便没有截然的起点，也不可彼此分离。所以朱子说，王弼、周敦颐的话同伊川的本意并没有两样。苏轼说“守住自我就静，追逐外物就动”，又说“以静保存本性，不能不记在心上”。我实在深深体会到这些话的意味。恐怕读者认为这涉及佛、道二教，所以把上述道理详细论述如下。卷四十一 眉山苏轼文四论 《礼以养人为本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