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四十八

译元祐三年九月五日，翰林学士、朝奉郎、知制诰兼侍读苏轼上札子说：臣今天在迩英殿进读《宝训》，读到雍熙、淳化年间的事情。太宗皇帝每逢时令调和、年成丰收、雨雪按时而降，便高兴得不能自已，举杯赐酒给群臣。又有一天，荧惑星与太阳同度，太史上奏说将要发生旱灾，不久却下足了雨，年成丰收。臣读到这里，因而进言说：水旱灾害虽然是天数，但君主修养德行，可以把灾祸转为福祉。因此宋景公说了一句话，荧惑星便退后三舍。元丰八年，荧惑星守在心宿，逆行侵犯房宿，又逆行向西边，想侵犯氐宿。氐宿有四颗星，是后妃的象征。正当那时，两位圣主在位，发布政令、施行仁德，唯恐来不及。臣观察到荧惑星退舍非常迅速，好像有所畏惧，不敢再向西行。由此可知天人感应比回声和影子还要迅速。太宗皇帝亲自造成太平，每逢丰年，却像获得非同寻常的福气一样如此喜悦，难道不是因为水旱灾害不发生，本来就是朝廷难以得到的事情吗？《尚书》说：上天的聪明，来自我们百姓的聪明。一个普通男子或女子如果不能得到安置，尚且能够招致水旱灾害；何况政令的过失，小则影响一方，大则影响四海，造成灾异，按理说是毫无疑问的。自从两位圣主继承帝位至今四年，恭敬、节俭、慈爱、孝顺，仁德、公正都可以说尽善尽美了。然而四年之中，不是发水就是发生旱灾，日月有薄蚀，五星相互侵犯，淫雨、大雪、经常寒冷、长期阴天之类的灾异，几乎没有一个月不发生。这难道是盛德所应得到的回报吗？臣愚昧无知，私下认为陛下自身修养了，而政事还没有修治，所以监司、守令大多没有选用合适的人，百姓失去生计，又无处申诉，怨谣上达，伤害了阴阳的和谐。造成这些的原因，大概是朝廷赏罚不明、举措不当的过错。臣请略举其例：去年，熙河各位将领奋力作战而擒获鬼章，这是奇功，所以升官赐金。泾原各位将领闭门自守，任凭贼军大肆掳掠后离去，如同进入无人之境，这是罪行，却也升官赐金。赏罚如此，凭什么来驱使人呢？广东妖贼岑探反叛，包围新州，派将官童政去救援；童政却杀害数千平民，危害比岑探更大。朝廷派江西提刑传燮查核此事，传燮畏惧、回避权势，把罪责归给新州官吏，又说新州官吏确有守城之功，请求用功劳抵消过错，愚弄上下，简直像儿戏，但最终也没有追究。岑探聚集众人谋划叛乱，经过一年才被发觉，而所属官吏全然没有察觉，使一方百姓肝脑涂地，却也只受到轻微惩罚。童政凶狠狡猾、贪婪残暴，并非一天形成的，而监司竟命令他率兵讨贼，以致一千名无辜者丧命，也只降职另行差遣。近日温杲诱杀十九名平民，冤屈惨酷的情状，令人不忍听闻，而温杲只被降官监当。蔡州捕盗的吏卒，也杀害一家五六名平民，都是无辜妇女，还肢解她们的身体，把她们冒充为丈夫的首级，想借此请赏；而守臣[原文“守亻卒”疑有讹误]始终不查，监司也不追问，直到臣僚上言并下令查问本路，才说杀人时无法辨认；白天杀人竟分不清男女，哪有这样的道理？这分明是在预先为凶恶之人打开苟且免罪的道路。像这样的事情不止一件，臣不敢全部说出，只举其中最严重的罢了。这样做不过是恩庇十几个无能的小人，即使让这些人歌功颂德、表示爱戴，不知有什么补益？而纲纪废弛、偷懒怠惰成为风气，千万人因此受害，这能算仁政吗？大体说来，治理国家，关键在于分辨是非、实行赏罚；这样以后善人有所依仗，平民有所申诉。如果不彻底查究曲直，只求各打五十大板，那么君子无处申诉，小人得意，天下大乱就可以坐等发生。这就是臣所说的赏罚不明的过错。黄河自天禧年间以来，旧河道逐渐淤塞，每次决口都向西流，只是为了趋向低处。熙宁年间在曹村决口，先帝竭力堵塞而未能成功，几年后终于在小吴决口。先帝圣明，早已知道黄河将要向西北流行。如今强行堵塞，即使获得眼前的安定，转过脚来又会重新决口，这是必然的趋势，所以不再堵塞。现在都水使者王孝先却想在北京以南开挖孙村河，想夺取河道使黄河恢复旧道，这难道只是一个地方的安危，而不是天下的祸福吗？古人举行重大工程，要同平民谋议，上下意见一致，尚且还有意外祸患。如今从内朝的工部侍郎、都水属官，到外地的安抚使、转运使以及外盐丞，都认为旧河道地势高，如同登屋，工程必定不能成功，而且会有不可预测的祸患。可以说直到河北的官吏百姓，无论贤愚贵贱，都这样认为，只有王孝先一人认为可行。臣听说，从孙村到海口，旧有堤埽四十五处，役使士兵一万五千人，主管的使臣五十员，每年支用物料五百余万。自从小吴决口以后，旧河道各埽都废弃不修，堤上的榆树、柳树连根挖走，残存物料也卖得一干二净，官吏和役兵仅有少数还在。假使孙村工程不能夺回河道，那么官府和民间的财力全都将白白耗费。即使侥幸恢复旧道，四十五处堤埽都已经废坏，横流成灾必定比现在加倍。王孝先最初提出建议时，完全没有提到这些。近来因舆论沸腾，才发文给北外郡丞司说：四十五处堤埽都属于北外监丞司的辖地，命令他们一面测量、一面设法支撑；又说因检查计算桩木物料，便命令筹备。如今想要兴修已经毁坏的四十五处堤埽，准备让河水恢复旧道。这是极大的工程，费用无法计算。王孝先本应在最初提出建议时首先论述这些，等朝廷上下充分讨论后再实行。如今王孝先竟把这项工程当作日常熟悉的事务，命令北外监丞司一面管理承认，显然是想在事情失败后把罪责归给别人，他这种欺骗蒙蔽，实在使众人震惊。其余祸患还难以全部列举。臣考察众人的意见，认为这项工程不能不停止。如果今年停止，不过白白耗费九百万物料，虚设二万名兵工；如果继续兴修，明年应当役使数十万人，还要耗费三千余万。此外，百姓劳苦到了极点，变故横生，怨声足以再次招致水旱灾害。若把三千万物料钱用来在今后几年黄河想要流行的地方，逐渐修筑堤防，加高低洼处，培厚单薄处，几年以后，河流一定会逐渐安定。

译何苦要听从一个人的私下筹划，违背万人的公论，兴办必定无法实行的工程呢？这就是臣所说的处置不当的过错。臣私下见到，仁宗朝的名臣欧阳修任学士时，曾有《修河议状》两篇，虽然针对的是当时的事情，但其中筹划利害、安排方略的内容，与今日的事情很相切合。臣认为可以采用，所以冒昧抄写进呈。自祖宗以来，除了委任执政大臣外，还让侍从近臣充当耳目，间或论奏政事，几乎没有一天空缺。如今自从垂帘听政以来，除了执政、台谏、开封尹之外，再没有人能够入对，只有在迩英殿讲读时，还能有幸亲近圣颜。如果再沉默不言，那就等于耳目几乎废弃了。臣承受恩德深重，不敢观望上下、苟且为自身谋划，谨将今天进读时所说的话全部记录下来，上呈圣明鉴察。臣不胜恐惧战栗，恭候处分，请决定是否施行。原编者评论：这是苏轼在迩英殿进读祖宗《宝训》，因而陈述当前事情，退下后又记录自己的奏言进呈；本传对此记载得很详细，真是恳切啊！这种真挚诚恳，足以成为千古侍从之臣的典范。请求出任一郡的札子 元祐三年十月十七日，翰林学士、朝奉郎、知制诰兼侍读苏轼上札子说：臣近来左臂麻木，两眼昏暗，担心有失仪态、旷废职守的过失，坚决请求出任一郡。承蒙圣上慈爱，下诏不准，派遣使者慰问，又赐告假养病，恩德礼遇如此深重，即使死一万次也无法报答。按臣子的大义来说，病尚未到必死的程度，都应当勉强支撑；即使有失仪态、旷废职守的罪过，也不应推辞。然而臣始终不敢起身就职，实在也是有原因的。说出来，就会触犯权贵，获罪不轻；不说出来，就是欺骗蒙蔽君父，诛罚更加重大。所以最终还是说了。臣听《易经》说：“君子先使自身安定，然后才行动。”又说：“君主不谨慎隐密，就会失去臣子；臣子不谨慎隐密，就会失去自身。”由此可知侍奉君主的道理，虽然应当把报效国家放在首位，但报国的方法，应当以保全自身为根本。如果上下相互猜忌，自身不能安定，只忧虑危亡，又凭什么报国呢？臣恭敬地想到，陛下即位之初，把臣从九死之余收用，半年之间提拔臣为两制之首；臣正要献身报国，哪里敢谈辛劳？只是臣不善于为自身谋划，却急于报效国家，以致台谏官按惯例把臣当作仇敌。臣与已故宰相司马光，虽然贤能和愚拙不同，但交情最为深厚。司马光既受到重用，臣也骤然升迁，按人情来说，哪里肯发表不同意见？只是对于司马光所提出的差役一事，臣确实认为不妥，不免竭力争辩；而台谏众人都迎合司马光的意旨来求取进用。等到司马光去世后，他们又妄自猜测陛下把拥护司马光的言论当作主张，便结党逞强来排斥异议，凡有人说不便，就约定一同攻击。却不知道司马光本来是出于至诚为民，并不求别人迎合；陛下虚心无我，又哪里有什么成见呢？后来又因为刑部侍郎范百禄与门下侍郎韩维争论刑名，二人想遵守祖宗旧例，不敢依据有疑义的法律杀人，而谏官吕陶又议论韩维专权用事。臣本是蜀人，与这两人确实是旧相识，因此韩氏一党一律憎恨臣，指称臣为川党。御史赵挺之在元丰末年任德州通判时，著作黄庭坚正监本州德安镇。赵挺之迎合提举官杨景棻的意图，想在本镇施行市易法，黄庭坚认为本镇百姓贫困，不能承受搜刮；如果实行市易法，必定使他们四散，公文往来会被士人传为笑谈。后来赵挺之因大臣推荐，被召试馆职，臣确实当众说过：“赵挺之是聚敛财物的小人，学问品行没有可取之处，哪里配得上这个选任？” 又因为赵挺之的岳父郭概任西蜀提刑时，本路提举官韩玠违法虐害百姓，朝廷诏令郭概查核此事，而郭概却附会包庇；臣弟苏辙任谏官，弹劾此事，于是韩玠、郭概一并被贬黜责罚。由于这件事，赵挺之更加憎恨臣，竭尽全力加以迫害。臣在两年之中四次遭到言语攻击，起草策问和诏书时，他们都说臣是在诽谤。尚未公布省试榜单，便先说臣使士人失望，以至于臣所推荐的士人，也一概加以诬蔑。臣所说的利害得失，不许与人相见。近日王觌说胡宗愈指臣为党羽，孙觉说丁云是臣的亲家；臣与这两人有什么关系，却使陛下因反复听到三次的流言而疑惑呢？朝廷内外的人都明白他们的用意，说臣如果不早些离开，必定会遭到倾覆危亡。臣不是不知道圣明的君主天资聪慧，能够察知臣无罪；只是台谏的气焰震动朝廷，上至执政大臣，下至侍从百官，外至监司、守令，全都畏惧躲避他们的锋芒，奉行他们的意图。他们想排斥谁，谁就不可能保全。天下人都知道，只有陛下深居法宫之中，没有途径知道罢了。臣私下观察三代以来号称明主的人，没有谁比得上汉宣帝、唐太宗。然而汉宣帝杀死盖宽饶，唐太宗杀死刘洎，都是听信谗言，使无罪之人死去，至今仍令人哀痛。汉宣帝最初知道盖宽饶忠诚正直、不畏强暴，从列侯属官提拔他为太中大夫、司隶校尉，不能说不了解他很深。然而盖宽饶上书中有“五帝以天下为公，三王以天下为家”的话，当时的进谗者却说盖宽饶想求取禅让帝位，汉宣帝没有察觉，致使盖宽饶在北阙下自刎。唐太宗采用刘洎的意见，几乎无不听从，曾把他比作魏文贞公，也不能说不了解他很深。然而唐太宗征讨辽东时患痈，刘洎哭泣说：“圣上的身体不康健，实在令人忧惧。”当时的进谗者却说刘洎想要实行伊尹、霍光那样的事情，唐太宗没有察觉，赐刘洎自尽。这两位君主并不是不明察，这两位臣子受到的知遇也不是不深。他们倚仗君主对自己的深切了解，不躲避谗人的不断诋毁，最终落得身首异处，成为天下人的笑柄。如今臣估量自己受到陛下的了解，不过像盖宽饶受到汉宣帝的了解、刘洎受到唐太宗的了解一样。而进谗的臣子比当时多十倍，即使陛下圣明仁厚，远胜二位君主，臣又哪里敢倚仗这一点而不离开，最终重蹈二位臣子的覆辙呢？况且二位臣子之死，天下后世都说是二位君主听信邪说、伤害忠良，成为圣德的污点。假如这二位臣子能够察觉事机、警惕祸患将临，事先请求离去，难道不是自身和名声都能保全，臣子与君主也都能两全吗？臣即使不爱惜自己，难道独独不顾一旦获罪之后，使天下后世有借口议论我们的君主吗？过去先帝召臣上殿，询问古今之事，命令臣今后遇到事情就立即进言。后来臣屡次论奏政事，未能得到施行，于是又写成诗文，借物寄托讽谏，希望能够流传上达，感悟圣意。李定、舒亶、何正臣三人因此说臣诽谤，臣遂获罪。然而那还多少有些相似之处，因为讽谏被说成诽谤。如今臣起草麻词中有“百姓也太劳苦了”的话，赵挺之却认为这是诽谤先帝，这就是把白说成黑，把西说成东，完全没有相似之处。臣由此知道赵挺之的险恶毒辣超过李定、舒亶、何正臣，而臣受到的谗毁也超过盖宽饶、刘洎。古人说过：“做君主很难，做臣子也不容易。”臣若想模棱两可、苟且敷衍，与众人一同附和，那么内心有愧于本性，对上辜负圣明君主；如果不改变自己的操守，知道什么就说什么，那么仇敌交相攻击，不死就会被废弃。伏望圣上慈爱，体念做臣下的不容易，怜悯臣处境的极端艰难，始终保全臣，把臣安置在无人争执的地方，特赐指示，查核臣以前的奏章，早日下令施行。臣不胜感恩知罪、祈天请命的激切战栗之至，请决定是否施行。

译原编者评论：刘克庄题跋这篇请求出郡的奏稿说：苏轼、程颐二位先生在朝廷，不只是受到当时小人的忌恨。攻击苏先生的是朱公扌炎、贾明叔；攻击程先生的是刘莘老、孔经父。考察当时，群小之徒并肩处在闲散职位，积蓄怨恨，伺机寻找空隙。国家元气强盛以后，才能抵御外邪；众贤和睦以后，才能制服群小，这是不变的道理。然而诸位先生没有醒悟，各自尊奉自己的老师，各自偏袒自己的党派，天天纷纷争论。还没有等章惇、蔡京重新起用，诸贤本来已经互相攻击而离开了。想来苏轼、程颐争论时，吕惠卿一类人一定相互拍掌暗笑。后来的君子，千万不要让吕惠卿一类人讥笑啊！论边将隐瞒败亡、宪司查核不实的札子 元祐三年闰十二月四日，翰林学士、知制诰兼侍读苏轼上札子说：臣近来眼睛昏花、手臂疼痛，坚决请求出任一郡，大概也是自知性情刚强偏狭，是非分得太明，难以与众人相处。承蒙圣上慈爱，下诏不准，又两次派使者慰问安抚，天恩深厚，深入骨髓。臣认为这恩德应当用死来报答，不应再考虑自身的安危，所以又起身就职。只是职事清闲，不知死所，每逢进读时遇到与今日事情密切相关的事，便总是把话全部说出，希望多少有所补益。昨天所读《宝训》中说：淳化二年，太宗对侍臣说：“各州牧监的马多因瘦弱而死，大概是饲养喂料失时，白白导致病死。近来命令取十几个马槽放在殿庭下面，观察它们的草料，教人饲养治疗，希望革除这种弊病。”臣因此进言说：马匹生病，大概是将领、官吏失职，导致圉人盗窃、削减草料粮食，而且不[原文“血阝”疑为“恤”等字]留意它们的饥饱、劳逸造成的。马不会说话，没有办法申诉，所以太宗仁爱至深，怜悯它们，把它们放在殿庭下，亲自加以督察。百姓与马，轻重本来不同。可是如果官吏没有选用合适的人，百姓虽能说话，上下隔绝，不能自行申诉，也同马没有区别。马匹饥瘦劳苦，就有死亡、跌倒、逃逸的忧患。百姓困穷无聊，就有流落沟壑、沦为盗贼的祸患。然而四海百姓不能像养马一样放到殿庭下，只应当广泛任用忠臣贤士来充当耳目。如果忠贤被疏远，谄媚奸佞在身旁，那么百姓的疾苦就没有办法上达。秦二世时，陈胜、吴广已经攻陷三川、杀死李由，而秦二世不知道；陈后主时，隋军已经渡过长江，而陈后主也不知道。这些都是昏庸君主，不值得说。唐明皇亲自造成太平，可以说是明主；但张九龄死后，李林甫、杨国忠掌权，鲜于仲通率二十万人在云南覆没，却一个人也没有上报，反而报告胜利。唐明皇不追问，以致上下互相欺骗蒙蔽。安禄山叛乱时，军队已经渡过黄河，而唐明皇还不知道。如今朝廷虽然没有这样的事情，但臣听说去年夏贼侵犯镇地，贼军杀掠的人数不可胜计，有人说达到一万多人，而边将却奏称“野外没有可掠取的东西”。后来朝廷查访得知，委托提刑司查核，而提刑孙路只上奏十多人，请求朝廷先赦免罪责，然后再查核实际数目；拖延至今已有两年，始终没有结案。听说凡是因战事死亡的人家，官府本应加以抚恤[原文“血阝”疑为“恤”等字]；如果隐瞒不报，那么死者生者都含冤，凭什么来约束人呢？这难道是小事吗？孙路掌管耳目之职，既不随事上报，朝廷又已经受到蒙蔽，他还请求先行赦罪，拖延玩忽竟到了这种地步。臣认为这种风气渐渐不能助长，顺着发展下去会造成祸患，还有什么不会发生呢？这是臣深深忧虑的。臣不是不知道陛下必定已经厌烦臣多言，左右近臣也必定已经厌烦臣多事；然而臣承受恩德深重，不敢与众人一样。如果因此获罪，臣也没有遗憾，请决定是否施行。原编者评论：上下相交而通达，就称为泰，所以隔绝、欺骗、蒙蔽，是祸乱的根源。上下之所以隔绝，是因为中间有欺骗蒙蔽的臣子。事情无论大小，没有欺骗蒙蔽而不造成危害的。至于盗贼杀掠、战阵胜负，关系到国家命运，危害尤其大，而欺骗蒙蔽也尤其容易产生。它为什么特别容易实行呢？事情关系到边疆，大小官吏必定互相包庇抵赖，以救自己的死罪，不让上面知道；谋划这件事的人很多。内外之间，大臣必然有相互依存、唇亡齿寒的关系，替他们遮掩的人自然牢固。因此欺骗蒙蔽容易产生。战阵之事，总在仓促之间，刀刃交接如电光石火，过去便无形无迹，只凭口头叙说罢了。身在阵中的人，尚且各有不同说法，哪里有可以查考的文籍、可以指明的图像呢？因此欺骗蒙蔽容易实行。容易实行的事情，遇到一群极力实行欺骗的人，就会把失败说成功，把功劳说失败，把百姓说成盗贼，把盗贼说成百姓，种种颜色仓促变换，无法追究诘问。严重时全军覆没、连城失守，而捷报却接连送到；然而当时当地遭受灾难的百姓，没有不知道的。于是千年以后仍被传为笑谈，志士仁人听说后为之流泪。地处边远，更难全面了解；百姓难以发言，上下隔绝，不能自行申诉，处境困窘、死亡逼近，便转化为盗贼；这样逐渐发展下去，还有什么祸患不会发生呢？唉，实在可怕。苏轼反复忧虑国家大事，不能自已，对边将、提刑没有任用合适的人感到叹息痛恨，一定要让上面知道，难道是喜欢与众不同吗？请求免除五谷力胜税钱的札子

译元祐七年十一月初七日，龙图阁学士、左朝奉郎、守兵部尚书兼侍读苏轼上札子说：臣听说，谷价太低就会伤害农民，太高就会伤害商人，所以法律不对五谷征税，让丰收地区的商人争相收购，以抬高过低的价格；灾荒地区则让舟车聚集，以压低过高的价格。自先王以来，从未改变过。可是近年法律开始有五谷力胜税钱，使商人不能流通，农民和商人都受到损害。废弃历代帝王不可更改的法典，却实行自古未有的弊法，使百代之后史书上写道：“征收五谷力胜钱，从皇宋某年开始。”臣私下认为这是圣明时代的忧患。臣从前在黄州，亲眼见到连续多年谷物丰收，农夫连车载米进城，却还不够支付盐酪的费用；而囤积粮食的人家日夜祈祷，希望遇到饥荒。后来又在浙西多年，亲眼见到水灾中百姓家里有钱却没有粮食，身穿珠金衣物，却饿死在街市。这都是官府征收五谷力胜税钱，导致商人不流通的过错。臣听说，用物资给予人，物资耗尽就停止；用法律使人活命，法律一旦施行便能长久。如今陛下每逢灾荒，便捐出金帛、发放仓粮，自元祐以来，大概耗费了数千万贯、石，而饿死者和流亡者并没有减少多少。就拿去年浙西水灾来说，陛下派江西、湖北雇船运米，救济苏州、湖州百姓，大约一百余万石；再加上购买粮食和水运脚费、官府费用，数额无法计算，而被差雇的客船都失业破产，无处申诉。与其让官府和民间耗费财力，造成这样的危害，不如删去近来制定的五谷力胜税钱一条，只实行天圣年间附令中的免税命令。这样丰年和灾年可以互相调济，农民和商人都得利。即使有水旱灾害，也不会发生大饥荒；虽然眼下稍微损失一些税收利益，但灾荒地区不必像近年那样烦劳陛下大量捐出钱粮。如今元祐编敕虽说灾荒地区即使有旧例也免税，但粮食的来源必定在丰收地区，经过的地方却不免税，所以商人仍然不愿流通。议论者有的想立法：如果一路受灾，邻路也免税；一州受灾，邻州也同样免税。这个办法虽然比现行法律稍微通达，但隔着一路一州之外，丰歉不能相互救济，还不是良法。必须完全删去近年以来的弊法，专门采用天圣附令的命令，才是通行而能互济的办法。原编者评论：免除五关津的税，使商人流通而价格自然平稳，不必等到救荒，荒情自然得到救助；这话值得效法。请求校正陆贽奏议并进呈的札子 元祐八年五月七日，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左朝奉郎、守礼部尚书苏轼与吕希哲、吴安诗、丰稷、赵彦若、范祖禹、顾临上札子说：臣等蒙受恩宠，勉强充任讲读官；圣明天资极高，学问日益更新，而臣等才力有限、道理无穷，心里想说而口才不能表达，因此深感惭愧，不知所措。臣等私下认为，臣下进献忠言，好比医生使用药物：药虽由医生手中拿出，药方却多是从古人那里流传下来的；既然已经在世间验证有效，就不必都出自自己。臣等看到，唐朝宰相陆贽，才华本来足以辅佐君王，学问足以做帝王的老师，议论深切合乎实际，言语不离道德；智慧如张良，文章则超过他；辩才如贾谊，治国方略却胜过他。他对上能够纠正君心的错误，对下能够沟通天下人的意愿；三代以来，只有一人而已。然而他不幸生不逢时：德宗把苛刻吝啬当作能干，陆贽便用忠厚劝谏；德宗把猜疑当作权术，陆贽便劝他推诚待人；德宗喜欢用兵，陆贽便把消弭兵祸放在首位；德宗喜欢聚敛财物，陆贽便把散财救民看作急务。至于任用人才、听取言论的方法，治理边疆、驾驭将领的方略，责备自己以收拢人心，改正过错以顺应天道，罢黜小人以消除百姓祸患，爱惜名器以留待有功之人，如此一类主张，难以全部列举。可以说，他献上了苦口的药石，针刺了危害身体的膏肓；假使德宗全部采用他的话，贞观之治就可以恢复。臣等每次从西阁退下，便私下相互说，凭陛下的圣明，一定会喜欢陆贽的议论。只要圣贤彼此契合，就好像臣主生在同一时代。过去冯唐谈论廉颇、李牧的贤能，汉文帝因此长叹；魏相整理晁错、董仲舒的对策，汉宣帝因此实现中兴。如果陛下能够自己得到老师，没有比就近取法陆贽更好的了。六经、三史、诸子百家，并非没有可观之处，也都足以用来治理国家；但圣人的言语深奥久远，后世学说又支离繁杂，好比山海高深，难以从中一二选择。像陆贽的议论，打开书便一目了然，汇聚古今精华，实在是治乱兴亡的借鉴。臣等想取出他的奏议，略加校正、抄写，进呈给陛下，希望陛下把它放在座位旁边，就像看见陆贽本人一样；反复熟读，就像正在同陆贽交谈一样；这样一定能启发圣上的高明禀性，在岁月中成就治国功业。臣等不胜区区诚意，请决定是否施行。原编者评论：这是骈俪文体，却能化入古文；本文与韩愈《代裴度让官表》都是最好的作品。“药虽由医生手中拿出，药方多从古人传来；既然已经在世间验证有效，就不必都出自自己。”只要圣贤彼此契合，就好像臣主生在同一时代。这话说得好啊！做君主的懂得这个道理，就不忧虑没有臣子；做臣子的懂得这个道理，就不忧虑没有朋友了。卷四十九 眉山苏轼文第十二篇祭文、碑文 祭奠欧阳文忠公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