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五十一

译我私下听说，已故散骑常侍徐铉的坟墓在您所治理的郡中，即新建县西山鸾冈原。徐公死于淳化辛卯年，到现在已经九十四年了。徐公没有儿子，所以他的故交奉新人胡克顺为他安葬。胡氏过去是大族，胡克顺仰慕徐公的高尚义气，春秋两季都来祭祀，近来从未废止。胡克顺去世后，胡氏衰落，徐公的坟地荒芜，无人修治，大概已有多年。听说近来百姓贪图坟地上的林木，甚至打官司争夺。徐公所葬之地本来是其祖先的墓地，徐家既无子孙，契券又遗失，官府于是登记没收了这块地，砍伐松柏来修治屋宇。行路的人知道此事，往往为此掩面流泪。我私下认为，南唐旧臣中像徐公这样的人，大概一个两个也找不到。当陈觉、冯延鲁愚弄君主，擅自发动战争，损失军队、使国土紧缩时，当时没有一个人敢非难他们，唯独徐铉与韩熙载竭力陈说他们的奸邪，最终使他们获罪。等到宋军南下征讨，李氏危在旦夕，徐铉奉命出使军中，不为自身打算，以大义感动中原，直到今天人们还称道他。徐公的大节大概就是这样光明磊落，即使过了一千年，也还应当推举他的遗迹来劝勉后人。如今还没有满一百年，就把他的事迹弃置不录，仁人君子难道会这样做吗？我恭敬地想，明公家世本来出自先圣，先中丞忠义慷慨，气节凛然。您的品行正大方直，继承前代徐公一类人的遗烈；譬如草木，气味相近。倘若承蒙您怜悯顾念，使孤坟中的遗魂不至于遭受侵扰毁坏，祭祀稍得保存，樵采不侵犯坟地，那么不但南方士人会拭目以待、倾心敬仰，也会使天下义士知道有所劝勉。我所说的本来不是我的职分，却冒昧叨扰高明，内心实在惶恐不安。原编者评：徐铉从左常侍任上被尼道安诬陷，贬为静难行军司马，死于邠州。他的门人郑文宝护送灵柩到汴京，后来胡克顺把他归葬于南昌西山。徐铉本是广陵人，无家属、无子嗣；胡克顺仰慕他一生的品行，迎接灵柩归葬到自己家乡，并按时祭祀。古人的风义，可以崇尚到如此地步。史书称胡克顺为仲容，仲容大概是他的字吧？徐铉在南唐任官时，宋军包围金陵，后主李煜派他请求宋军缓兵，而李煜的将领朱全率领十多万军队从上江前来救援，李煜因为徐铉的缘故使朱全停兵。徐铉说：‘这次出使未必能够成功，怎么可以阻止援军？’李煜说：‘恐怕这对你不利。’徐铉说：‘谋划国家社稷，哪里顾得上我一个使者？把自身安危置之度外就是了。’等到他随李煜入朝，宋太祖当面责问他，徐铉说：‘臣是江南的大臣，国家灭亡，罪当处死，不应当再问其他事情。’宋太祖叹息说：‘真是忠臣。侍奉我也应当像李氏篇中所说的那样，不为自身打算、以大义感动中原，说的大概就是这个人。’ 《元祐会计录》序。

译我听说汉高祖进入关中，萧何收集秦朝的地图、户籍等文书，全面了解各地财富和贫弱、强盛的实际情况，汉高祖依靠这些资料兼并天下。丙吉担任宰相时，匈奴曾入侵云中、代郡，丙吉派东曹考察边境琐事，逐条查明军队和粮食有无、将领官吏是否有才干；他从容上前应对，指挥部署于是确定。由此看来，古人能够在帷幄之中筹划、在千里之外制胜，靠的就是图籍的功用。事情只要由官府办理，必定会见于文书；事情开始时没有不完备的，只是担心资料多而容易遗忘，时间久而容易消灭。几十年以后，人死了、书散失了，无法考察的事情就多了。唐代李吉甫开始登记元和年间的国家财政，把巨细事务全部包括在内，没有不完备的地方。本朝三司使丁谓等人沿袭他的做法，编成《景德》《皇祐》《治平》《熙宁》四部书，搜罗当时财物收支的情况，前后八十多年，始末本末相互承接，使有关官署能够由现在了解过去，比较参照异同，依据时势采取适宜措施，这就是前人作书的本意。我因为才德不高而任职地官，承接元丰年间留下的事业，亲眼看见两位圣君的新政，时事的变化、财赋的增减，都可以据实说出来。我谨按：艺祖皇帝创业之初，天下分裂，租赋收入不到今世的一半；然而宗室还很少，诸王不过几人，做官的人也少，从朝廷到郡县都不能配备齐全。官员和士卒精干训练有素，常常凭少数战胜多数；凭借这三点，所以能够在物资不足的情况下振作起来，常常显得宽裕有余。后来各个割据国家相继归附，珍贵贡物接连不断地运到，府库充满，于是创设景福内库，收入储藏金银钱币，作为统一天下的策略。太宗沿用这一做法，攻克太原；真宗继承此策，使契丹归顺。两种祸患都已消除，天下安乐，日益走向富庶，所以咸平、景德年间号称太平。群臣称颂功德，不知道该怎样节制。于是请求封禅泰山、祭祀汾阴、祭祀亳社，皇帝车驾所到之处，耗费数以万计；而上清宫、昭应宫、崇禧观、景灵宫又相继兴建，历代积蓄因此耗费很多。后来昭应宫发生灾祸，臣下又以营建修缮为由进言，大臣们竭力争辩，章献太后醒悟，慷慨地决定与天下休养生息。仁宗仁慈圣明，清静内心、减少事务来使天下得到幸福；然而人口和物产虽然繁盛，还没有恢复旧日水平，夏贼又突然发动，边境长期没有防备，于是下令增加军队来应敌，急征赋税来养兵。虽然间或拿出内藏积蓄来缓解百姓，但四方骚动，百姓不能安居。后来西戎平定，新增的军队却不再裁减；又加上宗室子弟繁衍，充满宫邸，官吏冗多，人员超过职位，财物不能供给，这种情况已经持续很久了。英宗继承帝位后，慨然有挽救弊病的意图，群臣惊动观望，几乎可以看到日新月异的政务，但大业没有完成。神宗继承大统后，痛恨积累已久的流弊，怜悯财力受到损耗。他开始处理政务时，制定富国强兵的计划，有关官署奉承执行，却违背了原本意旨。先实行青苗法、助役法，使农民困苦；接着实行市易法、盐铁法，使商人困窘。谋利的渠道纷纷出现，不再专属于三司。于是经常收入在上面枯竭，百姓的力量在下面竭尽。又接连南征交趾、西讨拓跋，用兵费用一天就达千金。虽然内帑另有藏金，时常拿出来资助，但国家也疲惫了。如今两位圣君临朝，正恭敬沉默、无为而治，寻求百姓的疾苦并加以医治；凡是使百姓不便利的政令，没有不撤除的，百姓也稍稍得到休息。然而西夏不肯归顺，水灾旱灾接连发生，国家一切用度大多超过前代。在这种时候，如果不思考用什么办法来救济，难道不危险吗？我遍览前代，发现保持盈满、守成不易，这比创业的君主更困难。盈满必然溢出，成就必然毁坏，这是事物的规律，无法逃避。在盈满和守成之间，没有德行就不能安定，没有法度就不能长久。从前秦、隋强盛时，并不是没有法度；内设百官，外列郡县。到了汉、唐沿袭实行，最终仍不能改变其结局，却都只传了两代便灭亡。为什么呢？因为没有德行来使国家安定。汉文帝恭谨俭朴、少有欲望，专心以德教化百姓，百姓富裕而国家安定，后世没有能超过他的。然而他死后七国发动叛乱，国家几乎陷于乱亡。晋武帝削平吴、蜀，任用贤能，容纳直言，有明主的风范。然而不久就灭亡了，宗室子弟在内部反叛，羌胡在外部作乱，于是失去国家。这两位皇帝，都是因为没有法度来使国家长久。如今两位圣君的治理安定平静、仁慈宽恕，德泽积累于世，我不必为秦、隋那样的忧患操心了。然而国家空虚匮乏到了极点，法度又没有确立；虽然没有汉、晋那样强臣和敌国的忧患，但几年之后国家用度会完全耗尽，我恐怕还不能安枕而卧。所以请允许我把这件事说完。会计的实际内容，取元丰八年的情况，而分为五类：第一是收支，第二是民赋，第三是课入，第四是储运，第五是经费。五类都齐备后，再把现存数目写明，列成总表，天下的大计就可以据此明白地讨论了。至于内藏、右曹的积蓄，以及天下分桩财物的实际数目，因为不是过去三司所掌管的，所以不收入会计之中，将另行著书，以备阅览。臣谨作此序。原编者评：史家一定记载食货，不仅一代国家用度的盈余和不足、户口的多寡可以考察知道；想要观察君主品德的恭俭或忄太侈，以及臣子内心的义利、邪正，也可以由此大致看出。读《会计录》序，宋朝德政的盛衰都具备了，足以作为鉴戒啊！《古今家诫》序。

译老子说：“因为慈爱，所以能够勇敢；因为节俭，所以能够宽裕。”有人说：“慈爱怎么就能勇敢呢？”回答说：“父母对于子女，因为爱得深，所以替子女谋划事情也周密。以深厚的爱心进行周密的谋划，所以能够迅速为子女避开祸害，果断地使他们取得利益。这就是慈爱能够使人勇敢的原因。并不是父母比别人贤能，只是形势必然如此。我年轻时读书，看见父母告诫子女，反复诚恳，只怕不能把话说尽；忧切恳挚，只怕子女不能听进去。我感叹说：唉，这就是父母的心啊！老师对于弟子，替他们制定规矩来教导；贤能的就引导，不贤能的也不强迫。君主对于臣下，替他们制定号令来告诫；有才能的就任用，没有才能的就不用。臣下对于君主，正确的事情就进谏，不正确的事情就离去。子女对于父亲，用委婉暗示来劝谏，不敢公开直说，这些关系中都有礼法存在。父母却不是这样：子女即使不肖，哪里有父母会抛弃子女呢？所以他们把自己能想到的一切都告诉子女，直到没有遗憾才停止。《诗经》说：‘远远地舀取路旁的积水，把它舀来注入这里，尚且可以用来煮饭。和乐平易的君子，是百姓的父母。’即使是路旁积水那样卑陋的水，也没有被抛弃，这就像父母不抛弃子女一样。所以父母对子女的情感，是人伦之中最深厚的。即使子女不贤明，等到父母对他们讲话时，也一定忠诚而尽心，更何况贤明的父母呢？太常少卿、长沙人孙景修，幼年丧父，由母亲教育；他的母亲贤明，使他成就学业。母亲年老以后，他思念母亲的心仍不曾忘记，于是编写《贤母录》来表达心意。后来又搜集古今家诫，得到四十九人的作品，拿给我看，说：“古代有编写这类书的人，但文章不完整，我对此感到遗憾。因此编成此书，汇合众多父母的心意，留给天下人，希望或许有所益处。”我读后感叹说：即使有强悍的儿子在市中愤怒争斗，没有人能够制止；听到父亲的声音，就会收敛双手退出市场。路过的人也没有不流泪的。慈爱和孝顺的心，人人都有，只是担心没有办法把它激发出来。如今这部书，难道就是要把这种心激发出来吗？即使把它推广到天下也可以。从周公以来直到今天，父亲的诫言有四十五篇，母亲的诫言有四篇。孙公还将进一步增广此书，并没有停止。原编者评：这篇文章情意缠绵、哀婉深挚，解释“酌”的意义很符合《诗经》的本意。《臣事策》第一道。

译天下有权臣，也有重臣。这两类人的外在行迹相近，很难明辨。天下人知道厌恶权臣专擅，于是世上的重臣也被一并排斥。权臣这种人，天下一天也不能有；重臣这种人，天下一天也不能没有。天下人只看见他们的外表，却不考察内心；看见他们都侵犯天子的权力，却不考察他们所作所为并不相同，因此一概嫉恨他们而没有人喜爱重臣，这也太过分了。权臣所做的事，正是重臣所痛恨的；重臣所取的东西，正是权臣所不顾的。要成为权臣，必定在内迎合君主心意，曲意听从而不违逆；在外窃取生杀予夺的权柄，用升降天下官员来显示自己的权力，同时掩盖君主的威势和恩惠。对内能使君主欢喜愉悦，什么都顺着君主，让君主安然成为最高统治者；对外能使公卿大夫、百官庶吏没有归附君命的地方，争相成为自己的心腹。上面宠爱，下面顺从，合在一起成为一体，权臣的势力于是形成而不可拔除。至于重臣却不是这样，君主有所作为，不能不据理力争；争辩无效而事情又有绝对不能听从的地方，便独自实行自己的主张，不顾一切。等到事情成败的迹象显著，上面的君主之心将会豁然开朗，自然明白过来。在朝廷之中，天子因重臣在而肃然有所畏惧，士大夫也不敢在他身边放纵懒散。爵禄、庆典、赏赐，重臣能够参与议论是否适当，却不求把它们作为自己的私恩；刀锯、斧钺等刑罚，重臣能够参与衡量轻重，却不求借此形成自己的私势。总的来说，是要使天子有所不能任意施行，使群臣有所震惧，而自己不从中取得利益。什么叫重臣？重臣不等待天下归附自己；而权臣也不会在意天子畏惧自己。所以只要根据他们办事的情况观察其意图所在，天下还有谁能够欺骗呢？因此我说：治理天下怎么可以一天没有重臣呢？假如天下没有重臣，那么朝廷的事情就全凭天子一人决定，没有人可以表示可否。即使天子有接受劝谏的明智，百官却畏惧战栗，不再有平日尊重朝廷的气势，谁肯触犯忌讳、冒着罪责替天下发言呢？只有在一些小的得失上才敢上章喧哗而无所顾忌；至于关系国家大事、安危存亡的事情，就会闭口离去，谁敢发言而承受灾祸？这是君主最大的忧患。可悲啊！后世君主只看见天下的权臣出入朝廷唯唯诺诺，便认为这就是有礼，却不知道这正是暗中败坏国家的原因。他们只看见天下的重臣刚毅果敢、喜欢违逆自己的意愿，便认为这是不恭顺，却不知道重臣是为社稷忧虑。两类人的形象在心中混淆，不能辨别邪正，所以祸乱接连发生而不觉悟，这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从前卫太子刘据聚集军队诛杀江充，汉武帝震怒，发兵攻打太子，京城甚至使丞相与太子彼此交战；太子战败逃走，武帝又令天下穷尽太子逃往之处，剪除他的踪迹。就在这个时候，假如有重臣挺身而出承担此事，拥护太子，等待皇帝的怒意稍稍平息，再慢慢说明皇帝所受的蒙蔽，使他的愤怒得到疏解，那么父子之间尚且可以保全。只是因为没有重臣，所以天下人都知道内情却不敢说。我认为，治理天下，应当有办法培养重臣的威势，使天下百官有所畏惧顾忌，在紧急关头能够坚忍持重、不被夺志。我私下观察，如今四海没有变乱，非同寻常的事情应当平息而不发生；然而到了今天考虑这件事，就可以避免将来的祸患。否则，谁能知道以后果真不会发生而不替它筹划呢？又听说，当今的弊病在于法令禁令过于严密，举手投足稍不合乎法令，执法官吏就据此进言，而不追问行为的意图所在。因此，即使是天子的大臣，也哪里敢在法律之外有所作为来安定天下的大事呢？替天子谋划，不如稍稍放宽法令，使大臣有所坚持，不被法律夺去应有的权力。从前申屠嘉担任丞相时，召来天子的宠臣邓通，让他站在堂下，责问他的过错。当时邓通几乎被处死而无人救援，天子知道后也不认为奇怪，而申屠嘉最终也不是汉朝的权臣。由此看来，重臣对天下有什么损害呢？原编者评：苏轼、苏辙都有应制科考试而拟作的策论，属于科场文章。虽然文采灿然可观，却不是所谓古代立言之作。自宋孝宗推崇以后，学者用这类文章取得金紫官服，众人纷纷随风仿效。当时俗谚说：“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实在很值得讥笑。二苏的文章，都是在做官有成以后，经历的事情更深，学问也更加进步。只是学者大多阅读他们科场中的文章，发表议论时往往华丽而不充实。宋代儒者因此说二苏的学术根本属于纵横家，只看这类文章，他们的言论也确实很相似。编选时本来不收录，只有这篇文章讨论权臣、重臣，分析明确切实，对治理之道有所补益，所以保存下来。储欣说：当时的韩琦、富弼几位公，可以称为重臣。子由生在那个时代，亲眼看见那些事情并看到它们的效果，所以说得格外亲切。三宗。

译黄帝、尧、舜都享年百岁，在位都达几十年。周公作《无逸》，说商代中宗在位七十五年，高宗五十九年，祖甲三十三年。周文王受天命后，在盛年在位五十年。自汉代以来，贤明君主在位的时间都比不上这些。西汉文帝二十三年，景帝十六年，昭帝十二年；东汉明帝十八年，章帝十三年，和帝十二年；唐太宗二十三年。这些都是近世的明主，然而与《无逸》中所说的‘不知道农事的艰难，不听闻小民的劳苦，只知道沉溺享乐，有的十年，有的七八年，有的五六年，有的四三年’相比，也没有大大超过他们。至于在位长久的人，如秦始皇帝、汉武帝、梁武帝、隋文帝、唐玄宗，都因为临朝统治长久，逐渐导致大乱，有的因此丧失国家，有的仅仅保全了自身。原因是什么呢？君主的富有，是常人的千万倍。饮食服饰过于丰厚，声色享受过于奢靡，足以损害自身的东西很多。早晚处在这些事物之间，却没有办法抵御，最终夭折而死，是形势使然。幸而长寿，就会因使用物资过多而长久损害百姓；又自矜圣明，轻视臣下，直到丧失国家，也是理所当然的。古代贤明的君主，必定立志学习，通达性命的根本，懂得道德的可贵；他们把子女玉帛看得同粪土没有区别。他们用来修养自己的方法，正是和隐居山林学习道术的人一样，所以能够长久居于君位而不受祸害。傅说告诫高宗说：“君王应当寻求广博的见闻，这样才能及时建立功业；学习古代的训诫，才会有所收获。不以古人为师而想成就长久的事业，我傅说从未听说过。只有学习才能使志意谦逊，务必时时勤勉，那么修养自然会到来。确实把这些道理放在心上，道就会积累在自身。学习之功只完成了一半，也要始终把一切置于学习之中；德行修养到了自己都察觉不到的程度。以先王成法为鉴，就能长久不犯过错。”唉！傅说大概懂得这个道理了。原编者评论：李光地说：殷朝统治天下六百年，圣贤君主前后出现了六七位，《无逸》却只举出太戊、祖甲、武丁三人，这是为什么？回答说：因为他们享有国祚长久。秦汉的君主，有的祭祀神仙、寻求方士，希望可以得到长寿。他们的志向都是把天下当作享乐之物，想永远享受安逸。可是周公谈到长寿，却把它归结为不贪图安逸；由此可知，圣人的长寿，是用来劳苦天下，而不是让自己安逸。或者也可以由此知道，圣人的长寿，是因为劳苦天下而得到的，不是因为使一身安逸而得到的。为什么呢？因为功德留存在世间，所以能够感格上天；靠安逸而长寿，并不是天意。因为严肃恭敬存在于自身，所以能够凝聚正当的命运；靠安逸而长寿，并不是天道。使天道符合人的心意，就应当坚强意志、屏除嗜欲，不让外物损害内心；这就是武王所说的“恭敬就能长寿”，是立命的根本。损抑自己以厚待他人，德行盛大而福气到来，那么冥冥之中自然会有所赐予，而且不会停止。这就是孔子所说的“仁者长寿”，是得到上天的符应。大概士人和大夫能够减少欲望、清净内心，积善行德，尚且都有实行后立即见效的，何况帝王一生所禀受的气更加深厚，而他的功业所及、德泽所施，又岂是可以用寻常的福报来衡量的呢？《无逸》说到三宗和文王：说太戊“严肃、恭敬、谨慎、畏惧”；说祖甲“恭敬沉默而不妄言”；说武丁“美善、柔和、庄重、恭敬”。这不就是凝聚天命的说法吗？又说太戊“治理百姓时恭敬畏惧”；说祖甲“使殷国安定美善”；又说武丁“保全并惠及百姓，恩惠特别施给鳏夫寡妇”。这不就是感格上天的说法吗？大概一定要敬畏上天、勤劳地对待百姓，才是真正做到不贪安逸。否则，像梁武帝那样清净斋戒，不能说是沉溺享乐，可是他所遭受的祸患竟像苏轼所讥刺的那样，这又是为什么呢？《六国论》我曾经读《史记·六国世家》，私下里很奇怪天下诸侯凭借五倍于秦的土地、十倍于秦的兵众，奋发向西攻打崤山以西千里之地的秦国，却仍然免不了灭亡。我常常为此深思熟虑，认为一定有可以使自己安定的办法；因此，我没有一次不责怪当时那些士人：他们考虑祸患太疏忽，只看见眼前利益太浅薄，而且不了解天下大势。秦国与诸侯争夺天下的关键，不在齐、楚、燕、赵，而在韩、魏。秦国拥有韩、魏，就好像人患有心腹之疾。韩、魏堵塞秦国的要冲，遮蔽崤山以东的诸侯，所以天下最重要的地方，没有比韩、魏更重要的了。从前范雎被秦国任用，便收服了韩国；商鞅被秦国任用，便收服了魏国。秦昭王还没有得到韩、魏的拥护，却出兵攻打齐国的刚、寿两地，范雎因此忧虑。这样看来，秦国所忌惮的对象就可以看出来了。秦国用兵攻打燕、赵，是秦国的危险举动。越过韩、魏去攻打别国的都城，燕、赵在前面抵抗，韩、魏在后面乘机进攻，这是危险的道路。可是秦国攻打燕、赵时，从来没有韩、魏的忧虑，正是因为韩、魏已经依附秦国。韩、魏本是诸侯的屏障，却让秦人能够在它们之间出入，这难道是懂得天下大势吗？把弱小的韩、魏交给它们去抵挡强暴如虎狼的秦国，它们怎么能不屈服而归附秦国呢？韩、魏屈服归附秦国以后，秦人就能够把军队通向东方诸侯，使天下普遍遭受秦国的祸害。韩、魏不能独自抵挡秦国，而天下诸侯要借助它们来遮蔽西方，所以不如厚待韩国、亲近魏国，以排斥秦国。秦人不敢越过韩、魏窥伺齐、楚、燕、赵诸国，齐、楚、燕、赵也就可以在其中保全自己。用四个没有战事的国家帮助应对外寇的韩、魏，使韩、魏没有向东顾虑的忧患，替天下挺身而出抵挡秦兵；把秦国交给韩、魏两个国家应付，而让四国在内部休养，以暗中援助韩、魏的急难。这样就可以应付无穷的局面，那么秦国还能做什么呢？他们不懂得采取这个办法，却贪图边境上尺寸之地的小利，背弃盟约，互相残杀。秦兵还没有出动，天下诸侯已经自己陷入困境，终于让秦人得以窥伺他们的空隙，夺取他们的国家，难道不可悲吗？原编者评论：王志坚说：当时苏秦并不是没有提出这个主张，只是最终没有成功，因为六国没有贤明的君主，早晨聚集、晚上离散，被秦人欺骗却还没有醒悟。汉文帝

译老子说：“柔弱胜过刚强，软弱胜过强大。”汉文帝用柔道治理天下，刚强的人都像乘风而倒。尉佗在南越称帝，文帝替他修复祖坟，召来并尊贵他的兄弟。尉佗于是去掉帝号，俯伏称臣。匈奴桀骜不驯，凌辱欺压中原，文帝屈身写信给他，并厚厚地赠送丝帛和絮绵。虽然没有能够使匈奴完全调顺归服，但兵革造成的祸患，比武帝时期少了十分之八九。吴王刘濞包藏叛乱之心，称病不上朝。文帝赐给他几案和手杖，刘濞没有找到发怒的借口，叛乱因此没有发生。假使文帝还在位，不出十年，刘濞也已经老死，那么东南的叛乱就没有由头发生了。到了景帝不能忍耐，采用晁错的计策削夺诸侯封地，刘濞便借此号召七国，向西进军进入函谷关。汉朝派出三十六位将军，耗尽天下力量，才勉强把他们击破。晁错说：“诸侯势力强大，削地也会反，不削地也会反。削地就反得快而祸患小，不削地就反得迟而祸患大。”世人都认为这话正确。我认为不对。如果真像文帝那样忍耐而不削地，刘濞一定不会反叛。拖延几年以后，变故不会只有一种，慢慢根据变化为之防备，用来制服他的办法本来就很多。猛虎在山中，每天吞食牛羊，人们不能忍受。于是拿着戈去刺杀它，侥幸就能杀死老虎，不幸就会被人杀死；这样造成的祸害就太急迫了。晁错的计策与此有什么不同？如果能够把墙筑高，把陷阱挖深，时时窥伺并谨慎防备，老虎怎么一定会造成祸害？这就是文帝防备吴王的方法。唉！替天下考虑祸患，却让喜好名声、贪图利益的小人来制订办法，不能成为晁错那样的人，实在太少了。原编者评论：晁错谋划吴王必定会反叛，于是削夺他的封地来激怒他；吴王反叛后，汉军将其消灭。当时虽然天下骚动不安，但此后藩国势力衰弱，没有人敢于跋扈，他们的恶行也不能波及百姓。晁错的功劳和罪过，确实不容易判定。只是圣贤处置这种事情，一定另有安排，绝不会轻易割下一刀，便使百姓肝脑涂地。苏辙用刺虎作比喻，确实恰当。然而，老虎已经逼近人了，却不把墙筑高、不把陷阱挖深，也不时时窥伺谨慎防备，却说：“事情还没有发生，怎么知道它一定会发生？”有人又说：“这只是尚未发生的形势，怎么知道以后不会变化？”等到事情已经发生，才叹息后悔也来不及了；这就是《春秋》责备莒国失掉国家的原因，也是左氏赋咏“丝麻菅蒯”那一章的原因。这篇文章难道是为王韶开拓边疆而作的吗？不过时代已经无法考定了。汉景帝 汉朝的贤君都称作文帝、景帝。文帝宽厚仁慈、气度宏大，有汉高帝的风范；景帝猜忌刻薄、缺少恩德，没有君主的气量。实际上，他不能和文帝相比。景帝还是太子时，吴王刘濞的世子来朝见，和景帝下棋时争夺棋路，景帝发怒，拿棋盘把他打死。刘濞叛逆的势头，就是由此被激发的。张释之是文帝的名臣，因为弹劾此事，景帝怨恨他，把他斥退至死；淮南王的宠臣邓通，因为文帝曾让他吮吸脓疮而受宠，景帝怨恨他，使他困窘逼迫而死。晁错开始和景帝谋划削夺诸侯封地，景帝违背众议而任用他。等到七国反叛，袁盎一番诡谲的劝说，景帝便在东市杀了晁错，竟没有顾念他的功劳。周亚夫任大将军，挫败吴、楚军的锋芒，几个月内平定大难；等到他做丞相，坚守正道而不阿谀，景帝厌恶他倔强不屈，便以无罪杀了他。梁王刘武是景帝的同母弟，景帝骄纵他，几乎使他死掉。临江王刘荣是太子，因为母亲失宠，竟使酷吏把他杀死。他在君臣、父子、兄弟关系之间，违背道理、伤害道义，竟到了这样的地步。推究他能够保全自身、保卫国家，和文帝一起被称为贤君的原因，只是因为没有改变恭敬节俭的作风罢了。《春秋》的法则是：杀害君主却称作君主，是说君主无道；称作臣子，是说臣子有罪。然而陈侯平国、蔡侯般都因无道而被杀，史书仍称他们为臣，是因为罪责在臣而不在百姓。因此，像景帝这样违背道义的地方并非一件两件，却仍然称为贤君，难道不是因为他亲自行恭敬节俭，罪过没有波及百姓吗？这可以作为不恭敬、不节俭者的警戒。原编者评论：恭敬，是仁德的外在表现。禹说：“我看天下的愚夫愚妇，只要有一个方面胜过我，便是仁德达到极致。”所以他的恭敬竟到了这样的程度。假如认为天下所有美好之处都在自己身上，万物没有一样比得上自己，那么不恭敬所流露出来的，必定会成为刻薄苛细、缺少恩德。苏辙说汉景帝刻薄少恩，却又赞美他恭敬节俭，难道不是矛盾吗？他又把邓通穷困而死说成汉景帝刻薄少恩的一件事，这是大错特错。邓通凭借姿貌得到文帝宠幸，富贵超过天下，是文帝盛德的表现之一，只是没有让他参与政事罢了。假如让他参与政事，和董贤有什么区别？景帝即位后，没有在朝廷和市肆公开把他杀掉，以此彰显先君的过错，这正是景帝有恩德之处。苏辙却把使邓通穷困而死作为讥刺，那么做景帝的，反而应当让邓通继续富贵超过天下才可以吗？如果邓通富贵超过天下，那么慎夫人衣服不能拖地的规定，也只是徒然了。恭敬、节俭这两个字，即使对于文帝也还可以有所议论，何况景帝呢？只是说景帝没有得罪百姓，因此可以称为贤明的君主，这个观点还是可取的。《东轩记》

译我因获罪被贬，担任筠州盐酒税监，还没有到任，便下了大雨，筠水泛滥，淹没了南市，水涨到北岸，冲坏了刺史府的门和盐酒税的办公房舍；那里俯临江边，水患尤其严重。到任以后，房舍破败得不能居住，只好向郡里报告，借郡守的府第居住。郡守怜悯我无处可归，也答应了。到了十二月，才得以支撑倾斜的房屋，修补残破的地方，在听事堂东面开辟出一间轩，种下两棵杉树、一百竿竹子，把它作为宴饮休息的地方。但是盐酒税原来由三名官吏共同办理，我到任时，其中两人恰好都离职了，事务便全落在我一人身上。白天坐在市区，卖盐卖酒，征收猪鱼之税，和市民争较尺寸之利来尽自己的职责；直到天黑也不能回去，筋力疲惫衰竭，常常昏沉沉地睡着，不知道夜晚已经过去。天一亮又出去办理公务，始终不能安然享用所谓的东轩。每天早晚出入东轩旁边，回头看它，没有一次不哑然失笑。我年轻时读书，私下曾经奇怪颜回只吃一篮饭、喝一瓢水，住在简陋的巷子里，别人都不能忍受那种忧苦，颜回却不改变他的快乐。我私下认为，即使不想做官，守门或打更，也还可以养活自己而不妨害学习，何至于困顿屈辱、贫穷困苦到这个地步？等到我来到筠州，在盐和米之间辛勤劳作，没有一天休息，即使想抛弃尘世污秽、解除羁绊，放任自己进入道德的境界，事务却总是劫持并留住我；这以后才知道，颜回之所以甘心贫贱，不肯求取斗升之禄来供养自己，实在是因为那会妨害学习。唉！士人正当还没有听闻大道时，沉溺于权势利益，以玉帛子女来使自己富厚，自以为这就是快乐。等到他遵循道理来求取道，抛弃浮华而获得真实，悠然自得，连天地的广大和死生的变化都不知道，又何况比这些更低下的事物呢？所以这种快乐足以改变他对贫穷饥饿的感受，使他不生怨恨；即使是面南而王的君主，也不能超过它。大概没有德行的人，是不能承当这种快乐的。我正想一点一点地磨去洗净浑浊污秽，仰慕圣贤的一点长处；自看起来还有很大欠缺，却想希望得到颜回那样的福分，当然不可能实现。至于孔子周游天下，最高做到鲁国司寇，最低做到乘田、委吏，随所遇到的职位而任职，没有什么不可以，大概这是通达之人的事情，不是求学者所能期望的。我既然因受责罚来到这里，虽然知道受到桎梏的危害，却因形势所迫无法离开，只能希望年岁久了，世人或许会哀怜同情我，使我得以回到田里，修治先人的破屋，建一间四面只有一堵墙的小屋居住，然后追求颜回的快乐，怀念东轩，悠闲自得地忘记自己的衰老；然而这不是我敢于奢望的。原编者评论：苏辙曾上书请求把自己现任的官职交还朝廷，以替兄长苏轼赎罪；苏轼被责授为黄州团练副使，苏辙也被降为筠州监酒税。他们既然仕途不得意，知道时势已经无可作为，便想归葬田里，终身从事学问，这就是写作此记的原因。君子处于世间，好比水一样：顺流就前行，遇到坎坷就停止，遇到石头就回旋，遇到风就起涟漪，充满沟壑就奔流到江湖。无论有没有外力推动，它能够前行、停止、回旋、起涟漪，奔流到江湖，是因为水从不留恋此处、羡慕彼处，心中完全没有偏私，在任何地方都能各自发挥作用。水像君子，实在太相似了。苏轼大概可以做到吧？他遇到什么境遇都不挑选；假使让苏轼担任监酒税，他一定不会和市民争尺寸之利，必定会在救济和造福万物方面有所作为。所以说：“上善如水。”所谓学习，难道只是文字上的事情吗？在仓促、困顿、颠沛之中，哪里不是学习？何况担任监酒税，怎么会妨害学习呢？这就是苏轼和苏辙的高下之别。只是苏辙的文章既沉郁顿挫，又没有屈服或自满的心态，因此值得诵读。《武昌九曲亭记》子瞻被贬到齐安，住在江边。齐安没有著名的山，而江南的武昌诸山，高低起伏、绵延不断，山涧幽深，山谷密集，其中有佛寺和精舍。西面叫西山，东面叫寒溪，依傍山势、面对深谷，松树和栎树遮蔽其间，寂静而远离尘俗。车马的踪迹到不了这里。每当风停日出、江水安静下来，子瞻就拄杖带酒，乘渔船逆流向南。山中有两三个人，喜欢客人，也喜爱游览；听说子瞻到了，便裹着幅巾笑着迎接，互相携手徜徉登山，走到山的深处，力气用尽便休息，扫去落叶、铺草为席，斟酒互相慰劳，心情舒适而忘记返回，常常留宿山上。这样居住在齐安三年，竟不觉得时间长久。然而将要前往西山时，要走在松柏之间，经过九曲羊肠小道，才得到一小块平地；游人到了这里一定休息，倚着奇石，遮在茂密的树木下，俯视长江，仰望山陵高阜，侧眼观看溪谷。风云变化、林木山麓的朝向背向，全都呈现在眼前。这里有一座废弃的亭子，遗址十分狭小，不足以容纳众多宾客。亭旁有几十棵古树，每棵都粗大到百围、高达千尺，不能用斧头砍伐。子瞻每次来到树下，总是斜着眼看它一整天。一天大风雷雨，拔倒了其中一棵树，清除了它所占的地方，亭子于是能够扩建。子瞻和客人进山察看，笑着说：“这棵树莫非想成全我的亭子吗？”于是大家一起营造亭子。亭子建成后，西山的胜景才完整。子瞻从此最为快乐。从前我年轻时跟随子瞻游览，有山可以登，有水可以泛舟，子瞻没有一次不是提起衣裳走在前面；有不能到达的地方，就为此惆怅，过了很久仍不能释怀。至于他轻快地独自前往，在泉石之间逍遥自在，采摘林中的花草，拾取涧中的果实，舀水来饮，见到他的人都以为他是仙人。天下的快乐是无穷的，而以合乎心意为快乐。正当他得意时，万物没有什么可以替代这种快乐；等到他已经厌倦了，又没有不洒然自笑的。譬如各种饮食摆在面前，归根到底只求吃饱，最后都一同腐败发臭，谁还知道得失究竟在哪里？只要内心无愧，对外没有可被责备之处，暂且把身心寄托于此，这就是子瞻在这里得到快乐的原因。原编者评论：孟子说君子有三种快乐，又说：“仰起头不愧对上天，低下头不愧对他人”，这是其中的第二种快乐。三种快乐之中，只有这一种可以由自己作主，其他的都与遭遇是否顺利有关。然而要得到这种快乐，大概很难。一个人品行不正、固执狠毒而傲慢，却未尝不能仰头觉得无愧、低头觉得无怍，但内心的躁动反而更加厉害；归根到底，他不可能自己得到快乐。如果选择立足之地，凡是不合礼法的行为不敢做，不合礼法的话不敢说，那么仰视上天时便知道天命寄托在自己身上，责任十分重大，而自己还不能胜任；俯视他人时便觉得百姓等待救济十分迫切，而自己应付得又不恰当。这样一来，惭愧之心尚且不能放下，又哪里谈得上快乐呢？一定要上天加在我身上的责任较小，职分容易完成；人们对我的期望较轻，事情容易办理。这样然后仰视上天、俯视他人，才能做到无愧无怍。那么其中也有遭遇的因素吗？苏轼被贬谪，人们说他怀才不遇，却哪里知道他内心无愧、外界没有责难，能够把情怀寄托在山水之间，反而成为上天的幸运之民呢？

译《黄州快哉亭记》长江流出西陵峡，才进入平坦的地面。江水奔腾放纵，浩大无边，向南汇合湘水、沅水，向北汇合汉水、沔水，水势更加盛大。到了赤壁下面，波涛流动、浸漫灌注，和大海相似。清河人张梦得被贬谪居住在齐安，就在他住宅的西南面修建一座亭子，用来观览江流的壮丽景色。我的兄长子瞻给它命名为“快哉”。这座亭子所能看到的景物，南北有百里，东西有一舍的距离。波涛汹涌，风云开合。白天，船只在亭前出没；夜晚，鱼龙在亭下悲鸣长啸。景物变化迅速，使人心惊目骇，不能长久注视。如今却能在几案席间观赏它，抬眼便尽收眼底。向西望去，武昌诸山冈陵起伏，草木排列成行；烟雾消散、太阳升起时，渔夫樵父的房舍都可以一一数清。这就是它之所以令人畅快的地方。至于长洲的水滨、古城的废墟，曾是曹孟德、孙仲谋纵目窥伺之处，也是周瑜、陆逊驰骋争战之地；他们流传下来的风范和遗迹，也足以迎合世俗而称快。从前楚襄王和宋玉、景差游于兰台宫，有风飒然吹来，楚王敞开衣襟迎风而立，说：“这风真畅快啊，是我和百姓共同享有的吗？”宋玉说：“这只是大王的雄风罢了，百姓怎么能和您共同享有呢？” 宋玉的话大概含有讽刺。风并没有雌雄之别，但人的遭遇却有顺利和不顺利的变化。楚王快乐的原因和百姓忧愁的原因，正是人的遭遇不同，风又有什么关系呢？士人生在世上，如果内心不能自得，那么到哪里去会没有忧患？如果内心坦然，不因外物损伤本性，那么到哪里去会不畅快？如今张梦得不把被贬当作忧患，收取办理会计事务的余暇功夫，放任自己于山水之间，他内心应当有超过常人的地方。即使住在蓬草做的门、破瓮作的窗的简陋房屋中，也没有什么地方不快乐，何况还能洗濯于长江的清流之中，舀取西山的白云，尽情享受耳目所能见闻的美景来使自己舒适呢？如果不是这样，那么连绵的山岭、断绝的深谷、茂密的长林、古老的树木，被清风吹拂，被明月照耀，这些全都是骚人、忧思之士用来悲伤憔悴而不能承受的景物，哪里看得出它们有什么值得畅快的地方呢？原编者评论：从前王羲之在兰亭修禊，在崇山峻岭、茂林修竹之间饮酒赋诗、流连忘返，并为当时的欢乐能够流传到后世而感慨。明代陈作作诗哀悼，又写序来说明这件事。这样看来，他所说的确实值得快乐，实际上本来就未曾真正快乐。苏辙所说的清风明月，难道都是骚人、忧思之士用来悲伤憔悴而不能承受的东西吗？天地运行、世代更替和弹指一瞬没有不同，如果不能在此时洒然获得真正的快乐，又从哪里能够品味快乐呢？如果借助外物来作为快乐，反而更加不快乐。颜渊住在简陋的巷子里而不改变他的快乐，难道是以陋巷为快乐吗？这种快乐与富贵贫贱没有间隔，而能够自行得到它的人，往往在山林之间。人们却说：“茂盛的松树、清澈的泉水，是我所需要的；清风明月，不用花一文钱购买。”但究究其快乐的原因，和这些外物有什么关系呢？富贵之人致力于追求名声，往往到山林中去寻找它，这和刻舟求剑没有区别。甚至用车载来山石，把它们当作山林丘峦；挖洞填地，把它们当作江湖池沼，像唐代宰相平泉庄、宋代皇帝艮岳那样。他们一生之中，哪里真正知道所谓真正的快乐究竟是什么？百姓受到他们的毒害，看到那些山岩沟壑，都会变成令人忧愁的山峰；看到那些池塘坡地，也觉得仿佛同处苦海。只空使后世的人听到他们的名声，脖子还会缩起来，耳朵也会发紧。卷五十二 眉山苏辙的两篇记、论事状 《遗老斋记》庚辰年冬天，我蒙受恩典从南荒归来，客居颍川，想回故乡却不能回。几个儿子忧虑地说：“父母年老了，而住宅还没有修整完，这是我们的责任。”于是大家一起选择地方建造房屋，五年才建成。房屋南面有修长的竹子和古老的柏树，寂静得像隐士人家，于是开辟四间屋子，增设明亮的窗户和曲折的栏杆，作为日常宴居的书斋。书斋建成后，儿子们请我给它命名。我说：“我是颍水之滨的遗老，何不就用‘遗老’来命名呢？”你们要记住这件事。我年幼时从事诗书学习，凡是世俗人所能做的事情，我都茫然不知。二十三岁时，朝廷正征求直言，有人推荐我应诏，我便采集道路上的议论和宫中的秘密，自以为一定会因此获罪，有关官员果然认为我不谦逊；皇帝却不肯听从，说：“我以直言求取士人，士人以直言告诉我，如今却因此罢黜他，天下会怎么看我？”宰相没有办法，只好把我列在末等。此后我流落了二十多年，等到宣后临朝，才擢升我为右司谏，凡是我提出的意见，大多被听取采纳。不到五年便参与国政，大概我的遭遇有过两次，都是古人所少有的。然而在这期间，和世俗相互周旋而不如意的事情，十件中常有六七件；虽然名义上是得志，实际上却不是这样。我听说，快乐没有比如意更好的，忧愁没有比不如意更惨的。如今我退居在一间屋子里，闭门谢客，不与外物接触；心里认为可以做的事，没有不实行的，心里认为不可以做的事，没有不停止的。行动和停止从来没有稍微不合心意，那么我一生的快乐，就没有比今天更好的了。你们要记住这件事：学习道理而求得少犯过错，能够像我今天居住在遗老斋这样，也就可以了。原编者评论：苏辙在遭受贬谪之后，却说一生如意的境界没有什么能超过现在，这种风度值得崇尚，真是君子啊！当苏轼、苏辙年轻时，刚到京师，父亲的朋友张安道主持院试，出了六道题来暗中观察他们。苏辙从中选出一道题问苏轼，苏轼拿着笔在桌案上回答：“这是《管子》的注文。”又问另一道，苏轼说：“没有出处。”张安道说：“年长的这个人非同寻常，年幼的这个人是守家之子。”古人鉴别人才的眼光竟然这样明察。苏轼一生经历许多患难，几乎死去；苏辙虽然流落，也都是受到兄长的牵连，最终却以功名终身。苏洵给他取名并写解释说：“辙啊，我知道自己可以免于祸患了，难道不是这样吗？”然而像苏轼这样的人，确实把死生看得如同脱掉破鞋，身处穷困颠沛之中，一旦遇到能够尊奉君主、泽及百姓的事情，便毫不顾惜，内心认为应该做就立即去做。苏辙就稍有不及。如今看这篇文章，他用来告诫子孙的内容，难道不是善于替自己谋划吗？仍然有自我保全的一面，他和兄长相比相差很远。像这样的人，正如果实成熟便自然脱蒂，不是丝毫可以借口推托的。《齐州闵子庙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