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

译古代的君子，要求自己严格而且周全，要求别人宽松而且简约。对自己严格周全，所以不会懈怠；对别人宽松简约，所以别人乐于行善。我听说古代有个叫舜的人，他是仁义之人。探求他成为舜的原因，便对自己要求说：“他是人，我也是人；他能够做到这些，我却不能做到这些。我要早晚思考，去掉自己不如舜的地方，接近自己像舜的地方。”我听说古代有个叫周公的人，他是多才多艺之人。探求他成为周公的原因，便对自己要求说：“他是人，我也是人；他能够做到这些，我却不能做到这些。我要早晚思考，去掉自己不如周公的地方，接近自己像周公的地方。”舜是大圣人，后世无人能及；周公是大圣人，后世无人能及。这样的人却说：“不如舜、不如周公，是我的缺点。”这不就是要求自己严格而且周全吗？对于别人，他却说：“那个人能够做到这些，就足以称为善人；能够把这些做好，就足以称为有才能的人。”只取他的一点长处，不责求他的其他方面；只看他的现在，不追究他的过去，惟恐那个人不能获得行善的好处。一件善行容易修成，一项技艺容易学会。对于别人，他便说：“能够做到这些，也就够了。” 他说：“能够把这些做好，也就够了。”这不就是对待别人宽松而且简约吗？如今的君子却不是这样：他们要求别人详细苛刻，对待自己却宽容放纵。要求别人苛刻，所以别人难以行善；对自己宽容，所以自己取得的成就很少。自己还没有善行，就说：“我能做到这个，这就够了。”自己还没有才能，就说：“我能做到这个，这就够了。”对外欺骗别人，对内欺骗自己的良心，还没有多少收获便停止了。这不就是对待自己过于宽纵吗？对待别人却说：“他虽然能做到这个，但他本人不值得称道；他虽然擅长这个，但他的作用不值得称道。”只举出别人的一点过失，不考虑其十项长处；只追究他的过去，不考虑他的现在，惟恐那个人有声誉。这不就是要求别人过于苛刻吗？这叫作不用普通人的标准要求自己，却用圣人的标准希望别人。我没有看出这是尊重自己。即便如此，这样做也是有根源的，那就是懒惰和嫉妒。懒惰的人不能修养自己，嫉妒的人害怕别人修养自己。我曾试验过这一点。我曾经对众人说：“某人是善良之士，某人是善良之士。”附和的人，一定是那个人的同党；否则就是与他疏远、不能同享利益的人；再否则就是畏惧他的人。没有这么强势的人，必定在言语上发怒；懦弱的人，必定在脸色上发怒。我又曾经对众人说：“某人不是善良之士，某人不是善良之士。”不附和的人，一定是那个人的同党；否则就是与他疏远、不能同享利益的人；再否则就是畏惧他的人。不像这样强势的人，必定在言语上高兴；懦弱的人，必定在脸色上高兴。因此，事情办得越有成效，毁谤反而越兴起；德行越高，诋毁反而越到来。唉！士人处在这样的世道，还希望声誉显赫、道德得以推行，真是困难啊。将来如果有在上位者，能够得到我的这番话并保存下来，那么他的国家大概可以得到治理了吧？原编者评：古语说：“要多责备自己，少责备别人。”《礼记》说：“君子不因别人所能做到的事而使别人困窘，也不因别人所不能做到的事而使别人惭愧。”所以圣人制定行为规范，不以自己的标准来制定，使百姓能够有所劝勉、有所羞耻，从而实行圣人的教言。昌黎写《原毁》，所说古代君子的情形，大概就是以这些话为依据的。宋代范忠宣说：“要用责备别人的心来责备自己，用宽恕自己的心来宽恕别人。”张横渠又说：“要用爱护自己的心去爱护别人，就尽到了仁；要用责备别人的心来责备自己，就尽到了道。”这又是从昌黎的话发展出来，而其源头则在《礼记》和孔子的言论。反过来，就是昌黎所谓当今君子的情形了。昌黎既详尽揭示了他们的状态，又挖出了根本原因，如同大禹铸造鼎器，使百姓知道神异与奸邪；他用来告诫天下后世的意义，深刻极了。不过，他还没有来得及探究古代君子这样做的根本原因。其实，他们这样做也有根源。圣人没有私我，天下没有一处不在他的关怀之中，所以制定行为规范不以自己为标准。古代君子以舜、周公要求自己，难道是希望自己的名声能与舜、周公相等吗？他们对待别人说“能够做到这些，也就够了”，难道是把别人都拿舜、周公的标准来要求，并希望自己高出世人吗？这是因为他们认为，治理天下国家，如果达不到舜、周公的境界，就不可能达到真正的治理。天下国家不能靠一个人独自治理，必须期待舜、周公那样的人；如果只有这样的人才共同治理，那么就会因为世世代代找不到一个人而无法等待。况且，一寸深的小水洼、一尺深的水泽，与渤氵解那样的大水并没有本质差别；小土丘、蚂蚁堆成的土封，与泰山、华山的土又有什么不同？水积聚起来就成为大海，土积聚起来就成为高山。一个人的小仁小义、小才小艺，足以治理一件事、管理一个县；等到众多人的小仁小义、小才小艺汇聚起来，万事得以治理、天下得以安定，那么舜、周公的仁义才艺本来就没有什么可以增加的了。这正是舜、周公之所以成为舜、周公的原因。唉！出于无私自我的人，天下万世都在他的关怀之中，又有什么可毁谤的呢？出于私我之心的人，天下万世都与他为敌为对，没有什么不可以毁谤的，于是天下万世的毁谤反而一齐聚集到他身上。想要尊重自己的人，究竟应当从哪里做起呢？《对禹问》有人问：“尧、舜把天下传给贤人，禹却传给自己的儿子，是真的吗？”回答说：“是的。”又问：“那么，禹的贤能不如尧、舜吗？”回答说：“不是这样。尧、舜把天下传给贤人，是希望天下得到适当的治理；禹把天下传给儿子，是担忧后世因争夺天下而发生动乱。” 问：“尧、舜有利于百姓，是利在广大；禹有利于百姓，是考虑得深远。”回答说：“既然如此，尧、舜为什么不担忧后世呢？”回答：“舜像尧，尧就把天下传给他；禹像舜，舜就把天下传给他。能够找到合适的人而传给他，这是尧、舜；找不到这样的人，考虑到传位的祸患而不传给贤人，这是禹。舜不能把天下传给禹，是尧不善于知人；禹不能把天下传给自己的儿子，是舜不善于知人。尧把天下传给舜，是在为后世忧虑；禹把天下传给儿子，也是为后世考虑。”问：“禹的考虑确实深远。把天下传给儿子，如果儿子不贤，怎么办？”回答：“当时的形势越来越难以治理，传给外人就会引起争夺，结果无法预先确定；传给儿子就不会发生争夺，结果可以预先确定。即使预先确定的继承人不贤，仍然可以守住法度；如果不预先确定继承人，又没有遇到贤人，就会争夺并且动乱。上天降生大圣人，并不常有；降生大恶人，也不常有。传给外人而得到大圣人，后来的人就没有谁敢争夺；传给儿子而得到大恶人，后来的人就要承受他的祸乱。禹以后四百年，才有桀；又过了四百年，才有汤和伊尹。汤和伊尹不是可以等待而传位给他们的人。与其传给得不到圣人的外人而引起争夺和动乱，哪如传给自己的儿子？即使得不到贤人，至少还可以守住法度。”问：“孟子所说‘上天把天下给贤人，就传给贤人；上天把天下给儿子，就传给儿子’，是什么意思？”

译回答说：“孟子的本意，是认为圣人不会为了偏爱自己的儿子而损害天下；但他探求禹传子的理由而没有找到，于是替禹设辞解释。” 原编者评：尧是创立，禹是承继。《尚书》删定时从唐、虞开始；《帝王世纪》等书虽然不足以完全相信，但假如尧以前都传给贤人，那么尧传舜、舜传禹本来就是大经大义，又何必说尧开创了这种做法并加以赞美呢？由此可知，尧以前仍然是传子，而禹也仍然奉行古代的道路。禹仍然奉行古道，那么万章为什么还要问呢？周代衰微时，处士横议，就像伊尹被说成割肉烹调的人，孔子被说成主持痈疽的人，寺人瘠环的故事，以及齐东的鄙俗之谈，这也属于同一类。况且《尧典》中有放齐请求任用丹朱、启明的记载，《益稷》篇关于《大禹》的谋议中有丹朱会使天下灭亡的告诫；如果尧以前也传子，这些话又怎么会这样称说呢？然而，假如孟子举出这个道理来反驳万章，人们一定会说，传天下必须像尧、舜那样才算最高明，禹改变道路而遵循古制反倒是错误，这岂不是仍然无法解释德性衰落的疑惑吗？而且顺应天意、服从民心的意义，也没有得到彰明。看昌黎的说法，确实补充了孟子没有说到的地方。不过，百姓就是上天的心；深切忧虑百姓并得到民心，就是得到天心。推究根本并推演到极致，也仍然没有超出孟子‘上天把天下给贤人就给贤人，把天下给儿子就给儿子’的含义吧？杂说一 龙吐出气形成云，云本来没有龙那么神奇。然而龙乘着这股气，浩瀚无边地升入高远的天空，迫近日月，遮蔽光芒，感发雷电，施展神奇变化，使水降落到大地，水流冲刷山陵沟谷。云也真是神奇啊！是云使龙能够显得神奇。至于龙自身的神奇，就不是云所能使它神奇的了。然而龙没有得到云，就无法显现它的神奇。失去它所凭借的东西，确实不行啊！奇怪的是，它所凭借的东西，竟然是它自己造成的。《易经》说：“云从龙。”既然说到龙，云就跟随它了。原编者评：李光地说：这一条寄托的意义极深，取譬的范围极广。精细地说，就像道义产生气势，德行发为事业和文章，都是这个意思。广泛地说，就像君臣相遇相合、朋友互相应求，以及圣人的风教在百世之后仍然使人奋发，也都是这个意思。杂说二 高明的医生，不看病人的肥瘦，只察看他的脉是否有病罢了。善于谋划天下的人，不看天下表面的安定或危难，只考察国家纲纪是治理还是混乱罢了。天下好比人的身体，安危好比肥瘦，纲纪好比脉搏。脉没有病，即使身体瘦也没有妨害；脉有病，即使身体肥胖也会死亡。通晓这个道理的人，大概就知道怎样治理天下了吧？夏、殷、周衰落时，诸侯兴起，战争天天发生。传了几十代君王而天下没有倾覆，只是因为纲纪还存在。秦统一天下后，不再把权势分给诸侯，聚集兵器并加以销毁。传到二世天下便倾覆，只是因为纲纪已经灭亡。因此，四肢即使没有毛病，也不足以依靠；关键在于脉。四海即使没有事变，也不足以自夸；关键在于纲纪。应当忧虑那些可以依靠的东西，警惧那些可以自夸的东西。善于治国和善于谋划的人，就可以说是上天在扶助、在给予他了。《易经》说：“观察自己的行为，考察吉凶征兆。”这是善于治国和善于谋划的人应当做到的。原编者评：‘忧虑那些可以依靠的东西，警惧那些可以自夸的东西。善于治国和善于谋划的人，是上天扶助并给予他的。’这四句，有人把前两句断开，而把后两句连读；也有人把‘善医善计者谓之’断为一句，把‘天扶与之’另作一句，承接上文并开启下文，两种读法都似乎不完全妥当。应当把‘善医善计者’看作补足前两句的语意，因为善于治病、善于谋划的人，必定忧虑自己所能依靠的东西，警惧自己所能自夸的东西，只是把语序倒置了。他说‘谓之天扶与之’，是什么意思呢？《礼记》说：人是天地的心。持守它，心就存在；心存在，人就存在；舍弃它，心就死亡；心死亡，人就死亡。天与人的关系，呼吸时一同呼吸，吸气时一同吸气，说成呼吸相通还不足以形容。假如把自己所能依靠的东西当作理所当然，把自己所能自夸的东西当作值得夸耀，那么心中就会积聚骄傲放纵的气息。清明肃穆的天道不会停留在这样的心中，这就是所谓以恶充实内心而抛弃精气，也就是《左传》所说上天夺去了他的明鉴，反而加重他的疾病。只有能够忧虑、能够警惧的人，天的明命才不会离开他的内心深处；这样的人必定得到上天的保佑，吉祥而无所不利。所以说‘谓之天扶与之’，意思是，能够这样知道忧虑、知道警惧的人，就是上天在扶助、在给予他。还怕意思不够明白，所以又申说：“观察自己的行为，考察吉凶征兆”，这是善于治病、善于谋划的人所应当做到的。忧虑自己所能依靠的东西，警惧自己所能自夸的东西，本来就是‘观察行为、考察吉祥征兆’的实际内容。韩子可以说是通晓《易经》而又明白治理天下的要领的人吗？杂说三 谈生为崔山君作传，称他能说鹤的语言，难道不奇怪吗？然而我观察世人，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本性而不与禽兽异类相同的，实在很少。也许这是那些愤恨世道、嫉恶如仇、决意长久离去而不再回来的人所做的吧？古代的圣人，有的头部像牛，有的身形像蛇，有的嘴像鸟，有的相貌像蒙倛。他们只是外貌相似，内心却不同，难道能说他们不是人吗？即使有人胸部平阔、皮肤细长、脸色红润如丹，外表美丽而内心凶狠，外貌像人，内心却像禽兽，又怎么能说他是人呢？既然如此，观察外貌的是非，不如考察他的内心以及行为是否合宜，这样才不会失误。关于鬼神怪异之事，孔子的门徒不谈论；我将特意取其愤世嫉邪的意味来写作，所以题作这个名称罢了。原编者评：这是阐述孟子所谓“人和禽兽之间相差很少”的宗旨，为濂、洛、关、闽诸学派开了先路。杂说四 世上有了伯乐，然后才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但伯乐并不常有。所以即使有名马，也只是在奴仆手中受辱，与普通马一同死在马槽之间，不会以千里马著称。日行千里的马，一顿有时能吃下一石粮食。喂马的人不知道它能日行千里，便按普通马的食量喂它。这匹马虽然有日行千里的能力，但吃不饱，力气不足，才能和美质不能显露出来，尚且想同普通马一样也做不到，又怎么能要求它日行千里呢？用不正确的方法鞭打它，喂它却不能让它发挥全部才能，听它嘶鸣却不能通晓它的意思，拿着鞭子面对它说：“天下没有千里马！”唉！难道真的没有千里马吗？其实是真的不认识千里马啊。原编者评：皋陶提出治理天下的两大要点，说：“在于知人，在于安民。”知人还排在前面。《论语》一书以知人结束，先圣先师的明训就是这样。果真能够知人，治理天下就会像在手掌上运转东西一样容易。即便如此，人本来就不容易了解，知人更不容易。读这篇文章，再三体会，仍令人战栗，如临冰渊，又像饥饿难忍。读《荀子》

译起初我读孟轲的书，这才知道孔子的道尊贵，圣人的道容易实行，实行王道容易成为王，实行霸道容易成为霸主。我认为孔子的门徒去世以后，尊崇圣人的只有孟子。后来得到扬雄的书，更加尊重并相信孟子。因为扬雄的书而使孟子更加尊贵，那么扬雄也是圣人的门徒吗？圣人的道在世上没有流传，周代衰微时，好事之人各自拿自己的学说去求取当时君主的接纳，纷纷扰扰，彼此混乱。六经与百家之说错杂并存，但老师和大儒还在。秦代焚书、汉代黄老之学之后，保存下来而纯正的，只有孟轲，只有扬雄罢了。等到得到荀子的书，于是又知道有荀子这样的人。考察他的言辞，有时似乎不够纯粹，但推究他的归宿，与孔子不同的地方很少。还是处在孟轲、扬雄之间吧？孔子删定《诗》《书》，笔削《春秋》，符合道的就写入，不合道的就排除，所以《诗》《书》《春秋》没有缺陷。我想删去荀子不合道的部分，把合于道的附入圣人的典籍，这也是孔子的志向吗？孟子是纯粹中的纯粹；荀子和扬雄则是大体纯粹而有小的缺失。原编者评：伊川程子说：“荀卿才华很高，但言论多有过失；子云才华不足，但言论多有错误；然而两人都不免驳杂。”退之把荀子归入大体纯粹之列，大概是韩子以宽厚之心待人。樊汝霖说：“《荀子》二十三篇中，《非十二子》把子弓和仲尼并列，说子思、孟轲大略效法先王却不懂得先王之道的统绪；《性恶》篇说人的本性是恶的，礼义产生于圣人的人为造作。这些就是与道相违、不相合的地方，也是韩公想要删削的吗？”他又说：“韩愈说荀子、扬雄大体纯粹，是泛泛而论；如果拿他们与田骈、慎到、申不害、韩非之流相比，那么荀子、扬雄确实算是大体纯粹。” 读《鹖冠子》《鹖冠子》共有十九篇，言辞杂有黄老、刑名家的内容。其中《博选》篇所说的“四稽五至”，是正确的。假如作者当时得到机会，能够援引他的道理施行于国家，功德难道会少吗？《学问》篇说：“卑贱产生于没有用处。”正如船在河流中央沉没时，一只葫芦价值千金。我把这段话读了三遍，不禁为它悲伤。书中文字有脱漏错误，我替它订正三十五字，改易三处，删去二十二处；注文十二字。原编者评：樊汝霖说：《西汉艺文志》中有《鹖冠子》一篇，注说：“楚人居住在深山，用鹖鸟的羽毛做帽子。”那么唐代史志说《鹖冠子》有三卷，难道是汉代残缺，到唐代才恢复完整吗？汉、唐都把它列为道家一流。韩公说，如果把它施行于国家，功德难道会少吗？柳子厚作《辨鹖冠子》，却说：“得到这部书并读了它，全是鄙陋浅薄的言语。”两位公所见竟如此不同。读《仪礼》我曾经苦于《仪礼》难读，而且如今实行它的地方大概很少，因沿袭而来的做法各不相同，也没有办法恢复旧制；考察它对于今天确实没有什么用处。然而，文王、周公的法制大体还保存在其中。孔子说：“我遵从周礼。”说的是周代礼制文章的盛大。古书保存下来的已经很少了，百家杂说尚且还有可以取用的地方，何况圣人的制度呢？于是我摘取其中的大要，把奇特的文辞、深奥的旨意写在篇中，供学习的人观览。可惜我没有生在那个时代，不能在礼制之中进退行礼、揖让应对。唉，那是多么盛大啊！原编者评：夏代崇尚忠实，殷代崇尚质朴，周代崇尚文饰。有人说，忠实的弊病用质朴来挽救，质朴的弊病用文饰来挽救，这是没有通达道理却强作解释。忠，就是内心真实。内心有真实，必然表现于外；忠实不能不表现为质朴。质，就是根本。根本茂盛，必然显现出花朵；质朴不能不表现为文采。譬如幼年长大，长大后强壮，难道能说幼年衰弊所以用成长挽救，成长衰弊所以用强壮挽救吗？文王说：“洗手而不举行正式祭献，心中诚敬而又庄严。”确实说明文饰一定崇尚忠实。周公说：“素白的文饰没有过错。”孔子说：“达到文饰之后才通达。”这就把道理说尽了。所以《易经》继《贲》卦之后接以《剥》卦，确实说明文饰必定以质朴为根本。周代衰落后，欺诈虚伪开始滋长，忠实与质朴完全丧失，只剩下表面的文饰。只剩下表面的文饰，那么文饰也就不是真正的文饰了。何况年代久远，言语湮没，时代变迁，传经的人在灰烬余烬中讹改经文，传礼容的人又沿袭当时老师的错误。开始时是树皮不存在，树上的毛便无所依附；后来连虎豹的毛也变成犬羊的毛，于是所谓的文饰不是真正的文饰，也混乱得无法考察了。这就是韩愈读《仪礼》而说它今天没有用处，却仍然珍爱圣人制度的原因。想要以三代遗留下来的本意为根本来治理天下国家，就必须使它归于忠实，寻求天理和民间常伦的自然状态，希望忠实确立后逐渐形成质朴，也许还可以做到一些。若不致力于此，却只从事于表面文饰，就不知道这种文饰本来就不是真正的文饰。新室以及荆、舒地区借用《周礼》，正是因此使汉朝灭亡、宋朝陷入混乱。读《墨子》儒家讥讽墨家，说墨家主张“上同”“兼爱”“尚贤”“明鬼”；但孔子说“畏大人”，居住在一个国家却不非难它的大夫，《春秋》讥刺专权的臣子，难道不是也不主张“上同”吗？孔子广泛地爱人、亲近仁者，以广泛施舍、救济众人为圣，难道不是“兼爱”吗？孔子尊重贤者，按照四科提拔、褒奖弟子，痛惜自己死后声名不能流传，难道不是“尚贤”吗？孔子祭祀时如同神灵在面前，讥刺把祭祀当作没有祭祀的人，说：“我祭祀，神就接受福祉。”难道不是“明鬼”吗？儒家和墨家都尊崇尧、舜，都反对桀、纣，都修养自身、端正内心以治理天下国家，为什么竟不能彼此相悦到这种程度呢？我认为，争辩产生于后世末流的学者，他们各自只求推销老师的学说，并不是两位老师原本的道理。孔子一定会采用墨子的长处，墨子也一定会采用孔子的长处；彼此不能相用，就不足以称为孔子、墨子。原编者评：朱子说，学习的人必须懂得孟子“归斯受之”的意思，然后才能认识韩公读《墨子》的宗旨。伊川程子认为孔、墨相互采用的说法非常不可以。韩愈的意思，大概是怜悯后世读经的人各自只求推销老师的学说，却不向内心寻求，也不以义理为准绳。他们把杨、墨拒于门墙之外，却在门墙之内做杨、墨；门墙之外还依仗内部保留着正道，内部却已经没有外在拒斥异端的迹象了。它的危害反而更加严重。因此写这篇文章加以纠正，难道真是认为墨子贤于孟子、与孟子的说法相矛盾吗？况且，墨家如果为孔子所用，那么这个墨家就是孔子的一部分；孔子如果为墨子所用，那么这样的孔子就不是墨子。孔子担任鲁国司寇时，鲁国的各位大臣，从三家以下，难道必须把他们的职位全部改变之后才能治理国家吗？鲁国的大臣尚且可以任用，难道会有不能采用墨子的人吗？“上同”“兼爱”“尚贤”“明鬼”，都是《汉书·艺文志》所记墨家一流的长处。获麟解

译麒麟作为神灵之物，显而易见。它在《诗经》《尚书》中被歌咏，在《春秋》里也散见于传记和百家之书中。即使妇女和小孩子，也都知道它是祥瑞。然而，麒麟这种动物，不是家中所畜养的，也不是天下经常有的。它的形状奇异，不像马、牛、狗、猪、豺、狼、麋、鹿那样。因此即使有麒麟，也未必能辨认它是麒麟。长角的，我知道是牛；有鬣毛的，我知道是马；狗、猪、豺、狼、麋、鹿，我知道分别是狗、猪、豺、狼、麋、鹿；只有麒麟，反而无法辨认。既然无法辨认，那么把它说成不祥，也就很适宜了。即便如此，麒麟出现时，必定有圣人在位。麒麟是为圣人而出现的。圣人一定能够认识麒麟，所以麒麟当然不是不祥。又有人说：麒麟之所以成为麒麟，凭的是德性而不是形状。假如麒麟出现时没有等待圣人，那么把它说成不祥，也就很适宜了。原编者评：李翱把这篇文章写信赠给陆参，说韩愈不是当世的文章，而是古代的文章。他的文辞旨意恰当，即使孟轲去世以后，也没有见过超过这篇文章的。进学解 国子先生早晨进入太学，召集学生站在馆舍下，教导他们说：“学业由于勤奋而精进，由于嬉游而荒废；品行由于思考而形成，由于随意而败坏。如今圣君贤臣相逢，治理国家的制度全都建立起来，拔除凶恶奸邪，提拔尊崇俊杰贤良。只要有一点长处的人，大都能够登记入选；有一项技艺的人，没有不被任用的。搜罗人才，剔除瑕疵，洗去污垢，磨砺光彩。大概总有幸运而被选中的人，谁说人才多却得不到彰显呢？”学生只应担心学业不能精进，不必担心主管部门不明察；只应担心品行不能成就，不必担心主管部门不公正。话还没有说完，队列中有人笑着说：“先生是在欺骗我们吗？弟子侍奉先生至今已经多年，先生口中不停地诵读六经的文章，手中不停地翻阅诸子百家的书籍。记载事实的书，一定提取它的要点；编纂言论的书，一定探求它的精微。贪求广博而努力取得，细小和重大都不舍弃。燃烧灯油来接续白昼，始终勤勉不懈地度过一年又一年。先生的学业可以说很勤奋了。抵制排斥异端，驱逐斥退佛教和老子学说，弥补疏漏，阐明幽深微妙之理。寻求失传而渺茫的学术源流，独自从旁广泛搜集，向远古承继。堵塞百川使它们向东流，挽回已经倾覆的狂澜。先生对于儒道，可以说是有功劳了。沉浸在醇厚的学问中，郁积精华，咀嚼英华，写成文章，著作堆满家中。上可规仿姚、姒，浑厚广大而没有边际；周代诰命、殷代盘庚之诰，文辞艰涩曲折。春秋之文谨严，左氏之传浮夸。《易经》奇特而有法则，《诗经》端正而富有文采。下至《庄子》《离骚》，以及太史公所记录的文章，扬雄、司马相如的作品，虽工巧不同，成就却相同。先生的文章，可以说内容宏大而外在铺陈纵肆了。年轻时便开始懂得学习，勇于敢作敢为；年长后通晓事理，无论从事哪一方面都能恰当处理。先生在做人方面，可以说已经成就了。然而您在公事上不被人信任，在私交上不被朋友帮助，进退两难，稍有行动就招致过错。暂时担任御史，便被贬逐到南方少数民族地区。做了三年博士，职位冗闲而没有得到治理事务的机会。命运仿佛专门与仇敌合谋，失败还要到什么时候？冬天本来温暖，孩子却哭喊寒冷；年成丰收，妻子却哭着说饥饿。头发脱落，牙齿缺损，到老死去究竟有什么补益？您不考虑这些，反而教人替您说：‘唉，您请到前面来。’大树可以做椽子，小树也可以做椽子，柱上承托、短柱、门枢等，各自都有合宜的用途；把它们施用于建屋而成就房舍，是工匠的本领。玉札、丹砂、赤箭、青芝，以及牛溲、马勃、破鼓的皮，都收集并蓄藏，等待使用而没有遗漏，这是良医的本领。选拔明达而公正的人，把巧拙不同的人一并进用；委婉含蓄的使之显得美好，卓异杰出的使之成为杰出人才；比较短处，衡量长处，只求适合器用，这是宰相的办法。从前孟轲喜欢辩论，使孔子的道理得以彰明，车辙遍行天下，最终老死在奔走途中。荀卿坚守正道，弘扬宏大的学说，因为逃避谗言而到了楚国，最终废弃而死在兰陵。这两位儒者，出口便成为经典，举足便成为法则，远远超出同类，离开常伦，优秀地进入圣人的境域；他们在世上的遭遇又怎么样呢？如今先生的学问虽然勤奋，却没有遵循圣学的统绪；言论虽然很多，却没有抓住要旨；文章虽然奇特，却不能用于实际；品行虽然修养，却不能被众人显见。还每月耗费俸钱，每年消耗廪粟，儿子不知道耕作，妻子不知道织布，骑着马带着随从，安坐着吃饭。跟随平庸常规而匆忙奔走，窥看旧书而窃取其中的文字。然而圣明的君主不加诛罚，宰相大臣也没有斥退您，这难道不是您的幸运吗？一行动就招来毁谤，名声也随之而来；被投置闲散职位，正是命运应有的安排。至于计较财物的多少，计算官阶资历的高低，忘记自己的才量与职位是否相称，专门指摘前人的瑕疵，这就好比责问工匠为什么不用小木桩做栋梁，又讥笑医生用昌阳延年，却想进用豨苓一样。原编者评：孙樵说：“玉川子《月蚀诗》、韩吏部《进学解》，没有一篇不是拔地倚天，句句都像要活起来：如同赤手捕捉长蛇，不使用皮革；空手勒住活马，急迫得没有闲暇，简直无法捉摸。”李光地说：“这是体制完备的文章，这篇和扬子的《解嘲》，千百年来都称为绝作。《解嘲》中说：‘炎炎的会熄灭，隆隆的会断绝；看那雷，看那火，正当充盈而坚实时，上天收取它的声响，大地收藏它的热力。高大的宅第，鬼也窥伺它的房屋。’这一段完全解释了《丰》卦的意义。‘炎炎的’是火，‘隆隆的’是雷。当雷声隆隆、火势炎炎，以为自己充盈而坚实时，《丰》卦上为雷，就是上天收取它的声响；下为火，就是大地收藏它的热力。这正是盛大不能长久、终将熄灭断绝的征兆。《丰》卦的意义就是如此，所以卦辞、爻辞都发出‘日中’的警戒。到了穷极之处，就说：‘房屋高大，家产丰厚，窥视他的门户，却寂静得像没有人。’正是扬子所说‘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扬子改变卦象和辞意来成就文章，但自王弼以来，还没有人懂得这一点，所以这卦的意义直到今天仍未被阐明。这篇文章谨严、浮夸、奇特、法度、正大、华美等处的文字，都极尽群经精微奥妙的意义，所以不精通经学而能写好文章的人，是不存在的。” 师说

译古代求学的人一定有老师。老师，是用来传授道理、教授学业、解答疑惑的。人不是一生下来就懂得知识的，谁能没有疑惑？有了疑惑却不跟从老师学习，那么他的疑惑终究不能解开。出生在我以前的人，他听闻道理本来就比我早，我跟从他并拜他为师；出生在我以后的人，他听闻道理如果也比我早，我也跟从他并拜他为师。我学习的是道理，哪里要知道他的年龄是比我大还是比我小呢？所以无论尊贵还是卑贱，无论年长还是年少，道理存在的地方，就是老师存在的地方。唉！从师学习的风尚失传已经很久了，想要人们没有疑惑就很难了。古代的圣人，他们远远超过一般人，尚且还跟从老师请教；如今的一般人，远远低于圣人，却以向老师学习为可耻。因此圣人更加圣明，愚人更加愚昧。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愚人之所以成为愚人，大概都出于这里吧？爱护自己的孩子，就选择老师来教他；对于自己，却以从师为可耻，真是糊涂啊！那些童子的老师，是教他们读书、学习断句的，不是我所说的传授道理、解答疑惑的老师。不懂得断句，不能解决疑惑，有的向老师学习，有的却不向老师学习；小的方面学习了，大的方面却丢弃了，我没有看出这种做法有什么明智之处。巫医、乐师和各种工匠，不以互相拜师为可耻；士大夫这一类人，一听到有人称老师、称弟子，便成群聚在一起讥笑他。问他们原因，他们就说：“那个人和那个人年龄相近，道术相似；以地位低为可耻，以官职高为近于谄媚。”唉！从师学习的风尚不能恢复，就可想而知了。巫医、乐师和各种工匠，君子们不屑与他们为伍；如今君子的智慧反而赶不上他们，难道不是很奇怪吗？圣人没有固定的老师。孔子曾以郯子为师，以苌弘为师，以师襄为师，以老聃为师。郯子这些人的贤能都比不上孔子。孔子说：“三个人同行，其中一定有可以做我老师的人。”因此，弟子不一定不如老师，老师也不一定比弟子贤能；听闻道理有先有后，学术技艺各有专门研究，不过如此罢了。李家的孩子蟠，十七岁，喜爱古文，六经的经文和传注都普遍学习；他不受时俗拘束，向我学习。我赞许他能够实行古代从师的风尚，写作《师说》送给他。原编者评：洪迈说：柳子厚《答韦中立书》说：‘如今这个时代听不到有老师，只有韩愈不顾世俗，冒犯嘲笑侮辱，招收后辈学生，写作《师说》，于是严肃地以老师自居。韩愈因此得到狂人的名声。’他又在《报严厚舆书》中说：‘我的才能和勇气比不上韩退之，所以也不做别人的老师。’人的见解有相同也有不同，您不要拿韩愈来责怪我。我看韩退之《师说》中说：‘弟子不一定不如老师，老师不一定比弟子贤能。’这并不是喜欢自命为人师的人所说的话。守戒 《诗经》说：“大国是栋梁。”《尚书》说：“用来屏藩王室。”诸侯对于天子，不只是守护土地、奉行职贡而已，本来还应当有所作为，以辅佐和屏藩王室。如今有人住在山中，知道猛兽会造成祸害，就一定加高柴门并在外面设置陷阱来防备它。住在城邑中的人，知道穿墙入室的小偷会来盗窃，就一定加固墙垣，并在里面牢牢关闭门闩来防范。这是乡野小民也能想到的事，并不需要有超过常人的智慧才做得到。如今的通都大邑，处在强悍势力之间，却不知道为此防备，唉，也太糊涂了。乡野小民能够做到，王公大人反而不能做到，难道是才力有所不足吗？大概是认为不值得做，所以不去做罢了。天下的祸患，没有比认为事情不值得做更大的；才力不足还在其次。认为不值得做的人，敌人来到也不知道；才力不足的人，能够在事情发生以前思考，那么对于祸患来说，情形就有所不同了。那些强悍势力，披甲持戈，不知有多少；它们连绵占据的土地有千里之广，并且与我国土地交错相连，中间没有丘陵、江河、洞庭、孟门这样的险关。它们之中又明知自己不能与天下诸侯并列，早晚踮起脚、伸长脖子，盼望天下发生变故，以便乘我国内部的空隙；这种情形比猛兽和盗贼更加凶暴。唉，为什么知道这些却不为之防备呢！孟贲、夏育尚且会因为没有戒备而失误，童子也能抗拒强者，鲁鸡不能预先料定，蜀鸡也不能支撑。如今鹿对于豹，并不是体形不高大，然而最终还是被豹捕获，是因为爪牙的才能不同，勇猛和怯弱的资质有别。有人问：“既然如此，那么应当怎样防备呢？”回答说：“关键在于得到人才。” 原编者评论：朱子说：唐朝自安史之乱以后，河南、河北分裂成七八块；蔡州在当时距离最近，成德、淄青相互勾结作为援助。所谓“如今的通都大邑处在强悍势力之间，却不知道为之防备”，正是韩公写作这篇告诫的原因。篇末说：“应当怎样防备呢？”回答：“关键在于得到人才。”后来裴度平定蔡州，韩公的话果然得到验证。卷二 昌黎韩愈文：杂著 《五箴》五首并序 人最怕不知道自己的过错；已经知道了却不能改正，这是没有勇气。我活到三十八岁，短的头发一天比一天白，松动的牙齿一天比一天脱落，耳聪目明不如从前，道德修养也一天比一天背离最初的志向。我不能成为君子，最终却成为小人，已经明明白白了。因此作《五箴》，来指责自己的过恶。《游箴》我年轻时，将要寻求多种才能，早晚都勤奋不懈。如今的我，已经吃饱了便嬉游，早晚无所作为。唉，我啊，难道是没有知觉了吗？这是要被君子抛弃，而归入小人的行列了吗？《言箴》不懂得言语意义的人，怎么可以同他谈话？懂得言语意义的人，即使沉默不说，心意也已经传达了。在幕府中的辩论，别人反而认为你背叛；在御史台中的评论，别人反而认为你倾轧他人。你还不吸取教训吗？难道还要喋喋不休，以致害了自己的性命吗？《行箴》。行为违背道义，言语违犯法度，即使后来没有造成祸害，你也可以悔恨。行为没有邪僻，言语没有偏差，即使死了也等于没有死。你还悔恨什么？应当悔恨之后就停止。你的过错何时才能痊愈？应当停止之后又悔恨。你的善行在哪里？悔恨已经无法追补，也无法重新做成。思考就能有所收获，而你却不思考。《好恶箴》没有善行却加以喜爱，不考察它的道理；没有悖逆却加以厌恶，不详察其中的缘故。过去所喜爱的，如今看见它的过失，顺从它便成为朋党，舍弃它便成为仇敌。过去所厌恶的，如今看见它的善处，顺从它便感到惭愧，舍弃它便成为狂妄。成为仇敌，成为朋党，成为狂妄，成为惭愧。对自身不吉祥，对道德不合义。不合义而又不吉祥，是恶行中最大的；难道大多就是这样吗？做事却不至于颠沛失措，年纪还轻，尚且有不思考的时候。如今已经老了，还不谨慎，为什么呢？《知名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