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五

译我常认为，孔子的学说广大而博厚，他的弟子们不可能全都看到并完全理解，所以他们学习之后，都各自获得了与自己性情所接近的部分。后来弟子们离散，分别居住在诸侯各国，又各自把自己所长传授给弟子，根本越来越远，枝末也就更加分散了。大概子夏的学问，后来传到田子方；子方之后流变为庄周，所以庄周的著作喜欢称道子方的为人。荀卿的著作每当谈到圣人，必定说：“孔子、子弓。”子弓的事迹没有流传下来，只有太史公《弟子传》中记有他的姓名，说是“马干臂之弓”。子弓从商瞿那里学习《易》，孟轲以子思为老师，而子思的学问大概出自曾子。孔子去世以后，众弟子没有谁不著书，只有孟轲氏的传承得到了孔子学说的宗旨，所以我从年轻时就喜欢阅读他的著作。太原人王埙把自己写的文章给我看，他喜欢举出孟子所说的话同我谈论，确实喜爱孟子，并且屡次称赞他的文辞。沿着河流向下走，如果不停止，即使速度有快有慢，也一定会到达大海；如果没有走对道路，即使走得快而不停下，最终也不会有幸到达。因此求学的人必须慎重选择自己所走的道路。走向杨、墨、老、庄、佛教的学说，却想达到圣人的道路，就像乘船从断流的港汊、干涸的水湾出发，却希望到达大海一样。所以想求得圣人的道，必须从孟子开始。如今王埙所走的道路，已经近于懂得圣人之道；如果他又能得到船和船桨，懂得沿着正道前进而不停下来，那么前途真是不可估量啊！原编者评论：李光地说：“这是韩愈文章中醇厚到了极点的一篇。前面没有承接旧说，却能截然分明地安排层次；这种写法也颇为吸取了扬雄的意思，不过扬雄不能写得这样条理畅达。所以《原道》讥讽扬雄说话不够详尽。柳宗元也说，韩愈确实比扬雄更加宏奇；可惜韩愈自许要用五六十年著书，却没有来得及完成。《送浮屠文畅师序》说：人本来有名义上是儒者、行为却像墨家的人，问他的名分，确实是儒者；考察他的行为，却不是儒者，这样的人可以同他交游吗？如果有人名义上是墨家、行为却像儒者，问他的名分，不是儒者；考察他的行为却是儒者，这样的人可以同他交游吗？扬子云说：‘在孔门之内，就把他赶走；在夷狄之中，就把他引进来。’我取这句话作为准则。浮屠师文畅喜爱文章，他周游天下，凡是到一个地方，必定请求缙绅先生为他作诗文，以求歌咏自己的志向。贞元十九年春，他将要前往东南，柳宗元替他请求，解开他的行装，得到送他的序和诗，共有一百多篇；若不是特别深厚的爱好，怎么能得到这么多呢？可惜没有人把圣人的道告诉他，反而只是举出浮屠的学说赠给他。文畅是浮屠，如果想听浮屠的学说，应当亲自到他的老师那里去询问，为什么反而拜访我们这些人来请求呢？” 他看见我们君臣父子之间的美好，看到礼乐制度和各种事业的兴盛，心中有所仰慕；只是受佛教戒律拘束而不能进入，因此乐于听闻圣人之道并来请求。像我们这样的人，理应把二帝三王的道，日月星辰运行的规律，天地显现万物的原因，鬼神幽微难见的原因，人物繁衍的原因，江河流动的原因，都告诉他；如果所说的不合适，反而拿浮屠的学说来轻慢地告诉他，那就错了。百姓刚开始出现时，本来同禽兽、夷狄一样；圣人兴起以后，人们才懂得居住宫室、吃粮食，亲爱亲人、尊敬尊长，活着的人得到养育，死去的人得到安葬。因此，没有什么道比仁义更大，没有什么教化比礼乐刑政更正当；把它施行于天下，万物都能各得其宜；把它施行于自身，身体安适而气息平和。尧把它传给舜，舜把它传给禹，禹把它传给汤，汤把它传给文王、武王，文王、武王把它传给周公、孔子；这些都写在典册上，中原之人世代守护它。如今佛教徒的道理，究竟由谁创立，又由谁传承呢？鸟低头啄食，抬头四处张望；野兽深居简出，害怕外物伤害自己，却仍然不能摆脱弱肉强食的命运。如今我和文畅能够安居而有闲暇，吃得优裕，悠闲地度过生死，与禽兽不同，难道可以不知晓这种生活的由来吗？不知道，并不是那个人的罪过；知道了却不去实行，是迷惑。〔此处原文“悦乎故不能，即乎新者弱”等语句疑有脱误，文意不能确定。〕知道却不把它告诉别人，是不仁；告诉别人却不据实说明，是不诚信。我既然看重柳宗元，又赞许浮屠能够喜爱文辞，于是说了这些话。《送高闲上人序》

译只要能够把自己的巧思和智慧寄托在某种技艺上，使机巧随着内心应合，不因气势受挫，那么精神就会完足，操守就会坚定；即使外物来到，也不会黏着于心。尧、舜、禹、汤治理天下，养叔治理射箭，庖丁治理牛，师旷治理音乐，扁鹊治理疾病，僚善于弹丸，秋善于下棋，伯伦善于饮酒；他们终身乐在其中而不厌倦，哪里还有闲暇去羡慕外物呢？那些羡慕外物而改换行业的人，都是没有走进正堂、没有品尝到大块肉的人。过去张旭擅长草书，不经营其他技艺；喜怒、困窘、穷苦、忧愁、悲伤、欢愉、安逸、怨恨、思念、迷恋、酣醉、无聊，以及心中受到触动的不平之气，都一定在草书中发泄出来。他观察万物，看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的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以及天地万物的变化，凡是可喜可惊的，都寄托在书法中。因此张旭的书法变化如鬼神一般，使人无法揣度；他以此终身，并使名声流传后世。如今高闲对于草书，具有张旭那样的内心吗？如果没有得到张旭的内心，只追逐他的笔迹，就不能算是懂得张旭。要成为张旭那样的人有一定的道理：对利害必须明察，一丝一毫也不遗漏；内心情感炽烈，利欲相互争逐，有所得也有所失，勃然奋发而不能释怀，然后把这一切在书法中一决而出；做到这样，才可以接近张旭。如今高闲法师信奉佛教，把生死看作一回事，解除对外物的黏着；按照这种心境，他必定淡泊而无所发动，对于世事也必定淡然无所嗜好。淡泊与冷淡相互遭遇，便会使精神枯槁、形体衰颓，委靡溃败而不可收拾；那么他在书法上，难道不会呈现出这种状态吗？然而我听说佛教徒善于幻化，具有许多技能；如果高闲通晓这种法术，那我就不能知道了。原编者评论：韩愈说佛教徒把生死看作一回事，解除心中对外物的黏着，内心淡泊而无所发动，对世事淡然无所嗜好，便一定不能写好书法。这是因为他把沉溺于空寂幽冥当作把生死看作一回事、解除外物黏着。其实，沉溺于空寂幽冥并不是佛教所认可的境界；把生死看作一回事、解除外物黏着，也不是沉溺于空寂幽冥的意思。他说“内心淡泊而无所发动”，难道不是说屏绝听闻、抛弃所见吗？屏绝听闻、抛弃所见，并不能使听闻和见识的根本有丝毫增减。他说“对世事淡然无所嗜好”，难道不是说屏绝声音、抛弃色相吗？屏绝声音、抛弃色相，而声音色相的阴影仍然纵横于天地之间。明与暗，如同白昼与黑夜；白昼与黑夜，如同生与死。如今若要取暗舍明，就是取夜舍昼、取死舍生，只会看见迷惑越来越严重，哪里曾经做到把生死看作一回事呢？这就是对外物的黏着，又哪里谈得上解除呢？所以说：没有内，也没有外，然后才能解除黏着；没有死，也没有生，然后才能达到一如。所谓无内无外、无死无生，从大处说就是天地，从小处说就是万物；明处说就是日月，幽处说就是鬼神；可见的称为象，有形的称为器，制定出来并加以使用的称为法，使物资得以流通、出入便利，百姓都能使用的称为神。日常使用它却不知道其中道理的，是普通百姓；行为显著而且能够反复体察的，是圣贤。这哪里是佛教徒可以独占的呢？求学的人多如牛毛，真正有见识的人却如麒麟般稀少；有见识的人多如牛毛，真正达到最高境界的人却如麒麟般稀少。那位高闲，本来不足以同他谈论这些道理。即使如此，没有无边而不能包容的，也没有微小而不能广大化的；即使是一种技艺的末流，也没有不把生死看作一回事、解除对外物黏着而达到极致的。尧、舜、禹、汤治理天下的事，暂且不必详论。至于后羿的射箭、纪昌的弹丸、秋的弈棋、师旷的音乐、扁鹊的医术，他们的技艺为什么能达到精妙境界呢？当他们心志不分散而凝聚于精神时，便已经有射术而没有后羿，有弹丸而没有纪昌，有弈棋而没有秋，有音乐而没有师旷，有医术而没有扁鹊。等到感官知觉停止作用而精神欲望开始运行时，又成为有后羿而没有射术，有纪昌而没有弹丸，有秋而没有弈棋，有师旷而没有音乐，有扁鹊而没有医术。只有当技艺存在于此处而此处没有自我、存在于彼处而彼处没有外物时，技艺的施展才会通于神明。假如施展技艺时，不是滞留于自我，就是滞留于外物，那么一定会支离破碎、昏乱旋转，哪里会有夺取天工、被称为国家能手的成就呢？韩愈说“外物来到而不黏着于心”，仍然没有达到极致。其实，心也不是固定的心；既然没有固定的心，所谓外物也就不会到来。心也不是固定的心，外物也不会到来；达到这种境界，难道不是把生死看作一回事、解除对外物的黏着吗？至于张旭对于书法，心中有所触动，外物有所感发，便都在书法中具备并表现出来。他为什么能够这样呢？因为喜怒等情感既然在书法中表现出来，这些情感便成为无情；书法既然作为书法，反过来描摹情感的喜怒，那么这种书法也就成为无书。两者都无，便奇妙地合成为一个“有”。于是情感显现出来，而书法进入神妙境界。对于外物也是这样；否则，点、画、波、磔难道能够描绘万物吗？而它却能描摹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以及造物主所创造的种种变化。即使是韩愈这篇文章，也可以说同张旭的书法一样，达到造化的境界。它为什么能这样呢？在他下笔的时候，难道不是只见当下而不见有自我，也不见有文章吗？并非预期如此，却自然如此。语言的长短，声音的高低，都在这一时刻恰到好处。这难道不是把生死看作一回事、解除对外物的黏着吗？孟子已经说过：“达到这种境界，是你的力量；其中的神妙，却不是你的力量。”技艺本来如此，道难道唯独不是这样吗？《送殷员外序》唐朝承受上天的命运成为天子，四方万国，无论海内还是海外，无论大小，全都向朝廷称臣归顺，按时节进贡当地的水土物产；大的国家特地派人来，小的国家则随同会集而来。元和睿圣文武皇帝继承皇位以后，全面治理境内，使一切归于法度。元和十二年，下诏说：“四方万国之中，只有回鹘同唐朝最为亲近，奉行职分尤其谨慎。丞相应当选宗室四品官一人，持节前往，赏赐回鹘君长，并把朕的意思告诉他；又选学问通晓经术、熟悉时事的人一人，作为他的副使。”于是殷侯侑由太常博士升任尚书虞部员外郎，兼任侍御史，穿朱衣，执象笏，奉命出行。朝廷大夫没有不出城为他饯行的。酒喝到一半，右庶子韩愈举杯说：“殷大夫，如今有人只出门到几百里外，便显出惆怅离别、令人怜惜的神色；带着被褥进入三省值宿，还要反复回头叮嘱婢女，唠唠叨叨不能停下。如今您出使万里之外的外国，脸上却一点细微的忧惧也没有，难道不是真正懂得轻重、称得上大丈夫吗！”丞相因为您而响应诏令，真正懂得任用人才；不通晓经术的人，果然不足以任用。于是众人相继作诗，来表达他出行的情状。原编者评论：《唐书·殷侑传》说：殷侑是陈州人，通晓经术，以讲说道理为乐。贞元末年，他通过五经科考试，他的学问长于礼学。元和八年，回鹘请求和亲，朝廷认为费用太大，想推迟期限，便下诏让殷侑作为宗正少卿李孝诚的副使出使回鹘。回鹘可汗十分骄横，盛陈甲兵，想迫使唐朝使者称臣，殷侑不肯屈服。使命传达以后，回鹘责怪他傲慢，公开扬言要扣留他，不让他回去。众人都面露恐惧，殷侑从容地说：‘可汗是唐朝的女婿，难道想坐着逼迫使者下拜才可以吗？可汗无礼，并不是使臣傲慢。’回鹘人忌惮他的话，不敢逼迫。《送杨少尹序》

译从前疏广接受皇太子的两个儿子为学生，因年老而在一天之内辞去官位离开。当时公卿为他设宴饯行，在都城门外举行祖道仪式，送行的车有几百辆，路旁观看的人多半叹息流泪，共同称说他的贤德。汉代史书已经记载了这件事，后来擅长绘画的人又把它画了下来，直到今天仍然照耀人们的耳目，显赫得如同前一天发生的事。国子司业杨君巨源，正凭借能作诗来教导后辈，一旦因为年满七十岁，也向丞相说明情况，请求离职回到故乡。我常说古今之人不能相提并论，如今杨巨源和疏广、疏受，他们的心意难道不同吗？我惭愧地位列公卿之后，因生病不能出城，不知道杨侯离去时，城门外送行的有几个人、车有几辆、马有几匹，路旁观看的人是否也有叹息，是否知道他是贤者？太史氏又能否把这件事充分铺陈，作成传记，接续疏广、疏受的踪迹？会不会使这件事冷落湮没？如今世上没有擅长绘画的人，至于画还是不画，本来就不必讨论了。然而我听说杨侯离去时，丞相有爱惜他的人，奏明皇帝让他担任本都少尹，不使他的俸禄断绝，又作歌诗来勉励他，京城中长于诗歌的人也相继唱和。又不知道当年疏广、疏受离去时，是否也有这样的事情？古今之人究竟相同还是不同，实在还不能确定。中世以来，士大夫把官职当作家，一旦罢官，就无处可以归宿。〔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两〕 杨侯当初举行冠礼，在乡里参加科举考试，唱着《鹿鸣》回来了。如今他归乡时，指着树木说：‘某棵树是我先人种下的，某条水、某座山丘，是我小时候钓鱼游玩的地方。’乡里人没有不更加敬重他的，并且告诫子孙，要以杨侯不忘本乡为榜样。古人所说的乡先生，死后可以在乡社祭祀的，难道就是这样的人吗？难道就是这样的人吗？原编者评论：姚令威《集注》说，杨巨源在新、旧《唐书》中都没有传记；《艺文志》说他字景山，贞元五年考中进士，以能诗闻名。他曾有“三刀梦，益州一箭取辽城”的诗句，白乐天赠诗说“早闻一箭取辽城”，杨巨源因此诗而知名。他告老离职以后，被任命为本都少尹。大概杨公是河中人，河中就是他的故乡。张籍有诗送他赴任，说这是本府当时的荣耀，因此得以回乡任职；诗中的“野情意”大概指的就是这件事。这篇序是长庆年间韩愈任吏部侍郎时所作，所以序中说“我惭愧地位列公卿之后”。《送石处士序》河阳军节度御史大夫乌公任节度使第三个月，向属官中贤能的人寻求人才。有人推荐石先生，乌公问：“先生是怎样的人？”回答说：“先生居住在嵩山、邙山、瀍水、谷水之间，冬天只有一件皮衣，夏天只有一件葛衣，每天只吃早晚两餐，每餐一碗饭、一盘蔬菜。别人给他钱，他就推辞；请他一同出游，却从不以有事为由推辞。劝他出仕，他不答应。坐在一间屋里，左右都是图书。和他谈论道理，辨析古今事情的是非，评论人物的高下，推断事情日后的成败，就像河水决堤向下游东流，又像四匹马驾着轻车走熟路，由王良、造父在前后驾驭；又像用烛火照明来计算数目，用龟甲占卜一样。”大夫说：“先生有足以使自己终老的本领，不向别人有所求，他肯为我来吗？”属官说：“大夫文武兼备，忠孝两全，为国家求取人才，并非为自家私利。如今敌军聚集在恒州，军队环绕边境，农民不能耕种收获，钱财粮食都耗尽了。我们所处的地方，是各地输送物资的通道，又有政务法令和军务谋划，理应能提出办法。先生仁厚而且勇敢，如果以大义请他出山，并强行委托给他重任，他还能说什么来推辞呢？”于是撰写书信，备好马匹和财礼，选定日期交给使者，找到先生的住处去请他。先生没有告诉妻子儿女，也没有和朋友商量，戴好冠、穿好衣服出来会见使者，在门内拜受书信和礼物。夜里便洗浴，整理行装，装载书册，询问道路经过的地方，并向平日来往的人告别。清晨，送行的人全都到了，在东都城门外张设宴席。酒过三巡，正要起身，有人举着酒杯说：“大夫确实能以大义取士，先生也确实能以道自任；现在决定去留，正为先生饯别。”又斟酒祝告说：“凡是离去、留下、出仕、退处，都没有一定的常规，只归向大义；于是用这杯酒为先生祝寿。”又斟酒祝告说：“愿大夫永远不改变当初的心志，不只图使自家富裕而使老师饥寒，不甘心接受奸佞之人的奉承而表面敬重正直之士，不以谄媚之言为乐，只听从先生的意见，从而取得成功，保全天子的宠命。”又祝告说：“愿先生不要向大夫谋求私利，不要只为自身谋取便利。”先生起身拜谢祝辞，说：“我怎敢不早晚恭敬行事，以求遵从这些祝愿和规诫。”于是东都人士都知道大夫和先生果然能够相互扶助而取得成就，便各自作了六韵歌诗，退之为此作序如下。原编者评论：本传说石洪字浚川，他的先祖起初姓乌石兰，后来只以“石”为姓。他有极高的德行，考中明经科，任黄州录事参军；罢官后回到东都，隐居十多年不出仕。公卿之间多次推荐他，他都没有答复。乌重胤镇守河阳，想借求贤来提高自己的声望，于是备好书信和财礼邀请征召石洪。石洪也认为乌重胤是了解自己的人，高兴地整理行装前往。后来诏书召他任昭应尉、集贤校理。欧阳修说：“石洪始终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地方，却在当时名声很大，只是因为韩退之曾替他称扬罢了。”现在考察《新唐书》，它是欧阳修奉诏撰写的，称石洪有极高的德行；可是欧阳修平日议论又说“石洪始终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地方”，这正说明古今编撰可信史书是多么困难。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

译伯乐一经过冀北的原野，马群就空了。冀北的马本来就多于天下，伯乐即使很会识马，怎么能使马群空无一马呢？解释这话的人说：我所谓的“空”，不是没有马，而是没有良马。伯乐懂得识马，遇到良马就挑选出来，马群中便不再留下良马。如果没有良马，即使说没有马，也并不是虚妄的话。东都本来就是士大夫的冀北。凭才能深藏不露、不肯出仕求进的，洛水北岸有石先生，洛水南岸有温先生。大夫乌公拿着斧钺镇守河阳三个月，认为石先生有才，便用礼聘作罗网，将他罗致到幕府之下。没过几个月，又认为温先生有才，于是以石先生作媒介，用礼聘作罗网，又把温先生罗致到幕府之下。东都虽然确实有很多才士，早晨取一人，选拔其中最优秀的；晚上又取一人，选拔其中最优秀的。这样一来，从居守、河南尹直到各部门的主管，以及我们两县的长官，政务有不通之处，事情有可疑之处，还能向谁咨询并作出处理呢？那些离开官位而住在街巷中的士大夫，又和谁游乐？年轻后生到哪里考察德行、请教学业？东西往来经过东都的士绅，也没有人在他们的居所受到礼遇。像这样，却说：“大夫乌公一镇守河阳，东都处士的居所便没有人了”，难道不可以吗？面向南方治理天下的天子，所托付重任、所倚仗力量的，只有宰相和将帅罢了。宰相替天子在朝廷中求取人才，将帅替天子在幕府中求取文武之士；希望内外都没有治理不好的地方，是不可能的。我被羁留在这里，不能自行引退，原本想依靠这两位先生来养老，如今他们都被有势力的人夺走了，我心中怎么能没有耿耿之意呢？温先生到达后，便在军门拜见乌公。他的到来，应当使我先前所称赞乌公的话为天下庆贺，也应当使我后面所说乌公搜罗尽取人才的话替我表达私怨。留守相公首先作了四韵诗歌咏这件事，我于是推衍他的意思，写了这篇序。原编者评论：温造字简舆，是大雅的五世孙，喜欢读书，意气豪盛，很少向人屈服。李希烈反叛时，温造任张建封的参谋，奉密诏游说刘济，效命办事而符合皇帝旨意，朝廷将任用他为谏官，后来没有成功；他又离职，隐居东都。乌重胤上奏请求设置幕府，便任用他。长庆初年，他以京兆司录的身份任太原、幽镇宣谕使，为刘总陈明祸福，刘总于是登记所属九州归顺入朝。温造回朝后授任侍御史，掌管弹劾上奏之事，弹劾大金吾李祐违诏进献马匹。李祐说：“我当年连夜进入蔡州擒获吴元济，心都没有动过，今天却被温御史吓得胆寒。”兴元军发生叛乱，杀死李绛，朝廷授温造为山南西道节度使，允许他便宜行事。他到任后大宴将士，酒席间突然伏兵发动，叛乱者八百多人全部被诛杀，加授检校礼部尚书。看《唐书》的记载，温造大概是英明干练的人。韩昌黎为两位处士作序，措辞似乎看重石洪而简略温造；仔细玩味，石洪一序还反复进言规劝，温造一序却只是感叹失去良友而已，那么他看重温造尤其深了。韩昌黎当时任河南令，所以说“想依靠两位先生来养老，如今都被有势力的人夺走了”。这大概确实是说，平日政务有不通、事情有可疑之处，可以向他们咨询并作出处理，并非虚言。送郑尚书序

译岭南以南有七十个州，其中二十二州隶属于岭南节度府，四十多个州分属四府，每府各设一名节度使。但只有岭南节度府是大府，大府节度使初到任时，四府一定派属官前来问候起居；各州长官谢绝守地的礼仪，不能立即前来祝贺，因为这被视为礼制。每逢年节，也一定派人祝贺问候，送来当地的物产。大府节度使有时经过某府，府帅一定穿戎装，左手握刀，右边挂着弓箭，头裹帕巾，脚穿皮靴，到郊外迎接。等大府节度使到达后，他先进入馆舍占据主位，府帅恭敬地站在屏风旁，好像将要趋入庭中行拜礼；大府节度使同他谦让，经过一两次之后，他才敢换下戎装，以宾主之礼相见。到了座位，双方手执酒杯，都起身行拜礼；大府节度使不允许，才停止行礼，恭敬得像小侯侍奉大国。国家有大事，必须请示后才能施行。所属各州距离府治远的，达到三千里，隔着山海，派出的使者要几个月才能到达。蛮夷强悍轻率，容易产生怨恨；岭南各州又都靠近大海，多有洲岛，马和[原文疑有脱误]一天能跳跃数千里，茫茫无边，难以看见踪迹。控制失去凭借，险要之地便结党为仇，准备机弩、毒箭来等待官将，撞击喧呼，互相呼应，像蜂群聚集、蚂蚁杂处一样，无法整治梳理。他们友好时是人，发怒时就像野兽，所以通常减轻他们的赋税收入，简化节制而放宽法网，时时有所遗漏，也不严加追究；长期把他们当孩子养育，直到纷乱得无法治理，才像割草、捕禽兽一样剿除他们，斩尽根株、彻底断绝才停止。海外的杂国，如耽浮罗、流求、毛人、夷亶等州，以及林邑、扶南、真腊、于陀利之类，东南方连接天地之间的地方多得以万计。有时趁着风潮时节，前来朝贡的蛮胡和商人的船只交错在海上。如果岭南节度使能够得到合适的人才，那么整个边境都能治理，彼此不再侵扰、盗窃、劫掠和杀戮，也没有风灾、鱼灾、水旱和瘟疫毒害之患；外国货物不断到来，珍珠、香料、大象、犀牛、玳瑁等奇珍充满中国，怎么用也用不完。因此，选择节度使一向比其他镇更为慎重；如果没有文武才干、威望气势、懂得大局并使人敬畏信服的人，任其前往，往往就会发生祸事。长庆三年四月，任命工部尚书郑公为刑部尚书兼御史大夫，前往履行这一职务。郑公曾任襄阳节度使，又统帅沧、景、德、棣诸州，历任河南尹、华州刺史，都有功劳恩德值得称道。入朝后任金吾将军、散骑常侍、工部侍郎、工部尚书；家属有百人，却没有几亩田宅，租房居住，可以说身居显贵却能安于贫困，是仁人不以富贵为务的榜样。到了这次任命，朝廷上下没有不高兴的。将要出发时，公卿大夫和士人中凡是能作诗的，都相继作诗来赞美朝廷的政令，慰藉郑公南行的思绪；诗韵一定用“来”字，是为了祝愿郑公政绩成功、早日归来。原编者评论：韩昌黎描写蛮夷的情状，可以说如同绘画一样。但他说“纷乱得无法治理，于是像割草捕禽兽一样剿除，斩尽根株、彻底断绝才停止”，读者应当用自己的心意去推求作者的本意，这才算真正理解。大概唐朝国势已经衰弱，朝廷力量削弱，文章中树立国威的说法，不得不写得强硬一些。比如《元和圣德诗》说：“柔弱的孩子，赤身伛偻，牵着头拖着脚，先砍断腰背。”大概是想让藩镇听到这些话，害怕获罪和遭祸，不敢叛乱。然而苏子由认为这像李斯颂扬秦朝的话，是人所不忍说的；朱子也有“德不足便夸张”的议论，这也是同一类意思。我曾考察蛮夷的习俗，从周代以前就是如此，并不是古代淳厚而后世浇薄。他们用兵的事迹见于经书的，只有虞舜征伐和殷武王征伐。舜用三十天，殷武王用三年。《诗经》歌颂殷武王，而《易经》却说他疲惫不堪，其中也不是没有含蓄的批评。不过那也只是楚地，并不是这篇序所说岭南五管那样遥远的地方。自汉代以来，对蛮夷多次用兵，却始终没有谁真正取得成功，何曾有过斩尽根株、彻底断绝的事呢？即使真能像割草捕禽兽那样剿灭他们，使帝王治理天下的道路留下绝种之祸，又怎么可以呢？孟子说：“不喜欢杀人的人能够统一天下；即使把海变成尘土、把高山磨平，也要坚持仁政。” 这话是不可改变的。假如像割草、捕禽兽一样杀人，便可以作为平定天下的手段，那么孔子、孟子就不配做万世的老师了。何况这里蛇虎遍地、毒气腥秽，马匹会冲撞人的脸面，山路悬空险绝的地区，实在不是用武力的地方。披甲的士卒和运粮的民夫，都会遭受劳苦疾病；伤亡发生在四境之外，征发调集和限期会合之处骚乱纷扰。兵刃还没有接触那些恶民，良民已经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了。主管官员凭借路途遥远而没有人能够查证，把失败说成成功，把没有说成有，千头万绪，无法追究诘问。这不正是汉唐以来已经发生过的事吗？况且唐朝邕管黄峒之战，韩昌黎说“根据所杀伤的贼人看，他们一定已经被杀尽了”，如今那里仍然和过去一样，足以说明奏状中确实有欺骗蒙蔽。可见韩昌黎原本并没有认为真能把蛮夷像割草捕禽兽一样全部剿灭。有人说：“圣王治理天下，道德归一、风俗相同，怎么能对蛮夷采取不同的治理方法呢？”如果治理他们却治理不好，怎么能不用兵力呢？回答说：“夏后、殷、周最盛之时，可以说已经达到极盛。王道教化兴盛，可以说已经道德归一、风俗相同。然而当时有所谓骊戎、陆浑之戎，他们所居之地就是汉唐时的中原；东南边远荒服之地的蛮族，有所谓吴国、于越，他们所居之地就是汉唐时的文化地区。” 在周代，周人把他们看作蛮夷戎狄之国，并没有把杞、宋、鲁、卫的政教施加给他们；只是修明自己的教化，不改变他们的风俗，却并不妨碍周代成为三代之治，道德归一而风俗相同。何况那些更加遥远的地方呢？有人说：“这样看来，圣王的威势也有止境，那怎么能说‘仁者无敌’呢？”回答说：“仁者无敌，难道是说把敌人杀得干干净净吗？老虎和人属于不同种类，却会亲近抚养它的人，这是顺从。天下没有不归附的人，才是仁。归附了，就没有敌人了。《易经》说：‘神妙的武力不杀戮。’正因为仁，武力才神妙；正因为不杀戮，才会无敌。况且所谓蛮夷，是说他们友好时像人，发怒时像野兽。友好时就是人民，是我们的同胞，难道同胞可以全都用刀杀掉吗？发怒时像野兽，对禽兽又有什么难处呢？如果兴起六军，把山中的蛇虎全部杀死，难道能说这是没有威势吗？读者不要误会韩昌黎的本意，以为控制蛮夷的方法真有斩尽根株、彻底断绝这一说。送水陆运使韩侍御归所治序

译元和六年冬，振武军的官吏骑着驿马到朝廷报告饥荒。公卿在朝廷上商议，认为转运使没有选对人，应当选派有才干的人前去更换。我的族侄重华恰好担任这一职务。他到任后，查出贪赃犯罪的官吏九百多人，解除他们的桎梏，发给他们耒耜和牛，让他们在附近适宜的土地上耕种，以偿还所欠的粮食；又免除这些官吏手中存放的四十万斛粮食，不再征收。官吏得以免除罪责和死刑，借到种子和粮食，取得与平民相同的身份，能够自行效力，无不流泪感动、振奋精神，相互勉励，竭尽全力奉行他的命令。他又替他们奔走经营，察看高地低地的适宜情况，指示耕种方法，因此连续两年获得大丰收。官吏得以全部补偿所亏欠的四十万斛粮食，并把多余部分作为私有来休养生息，军队不再饥饿。韩君说：“这还不足以向天子报告，请再招募人建立十五个屯，每屯设置一百三十人，耕种一百顷土地，并让各屯依靠高地修筑堡垒。从东面的振武军起，转向西边经过云州界，直到中受降城，出入河山之间六百多里，屯田和堡垒彼此相望。敌寇来时不能施暴，人民可以尽情在其中耕作，这样多少可以省去漕运转输的费用。”朝廷采纳了他的建议，秋收果然增加一倍，每年节省度支钱一千三百万。元和八年，诏令授他殿中侍御史，赐给朱衣、银鱼袋。那年冬天，他入朝，奏说道：“如果再开垦四千顷田地，就完全可以供给塞下五座城池。开垦五千顷土地，按制度应当使用七千人。我让官吏在无战事时督促士卒练习弓箭，做好战守准备，这样又可以用来制伏敌虏，差不多可以说是兵农兼务，一举两得。”大臣们正要支持他的建议，我认为边军都不知道耕作，张口等待供养，有关部门常常雇人用车船从其他郡县运粮，逆着沙漠和河流远送；路远的达到数千里，人畜死亡，蹄脚相接于道路，费用多得无法计算，中原坐受损耗，而边地官吏总是苦于粮食供应不上。现在韩君所请求开垦的田地，都是秦汉时期原有的郡县土地，而且他的功绩已经得到明确验证。如果听从他的话，其利益不能仓促地用一两项来计算。如今皇帝正广泛采纳群臣的策略，以成就太平之功，难道能让有才能的士人发出没有得到充分任用的叹息，心怀奇策却不能施行吗？韩君还有什么可忧虑的，中台的士大夫也都这样说。侍御韩君先前掌管三县纲纪、二州政务，考核成绩常常名列天下第一；如今把他的谋划施行在边地，功绩又如此显赫。假如完全采用他的策略，西北边境过去失陷的土地，便可以指日收复。听说他将要归来，大家都相互勉励作诗来推重赞美他，并嘱托我写这篇序。原编者评论：据《唐食货志》记载，元和年间，振武军发生饥荒，宰相李绛请求开设营田，可以节省度支漕运，并断绝和籴中的欺骗隐瞒，宪宗认为很好。后来任命韩重华为振武、京西营田和籴水陆运使，每年收粟二十万。等到韩重华入朝，奏请再开垦五千顷土地，可以完全供给五座城池。适逢李绛已经罢相，后来宰相支持他的建议，事情便停止了。这篇文章不说建议出自李绛，韩昌黎或许也有深意，大概是惋惜他的建议没有被采用，未能考察实施效果，却仍希望他的宰相职务能够改变，或最终还能奏报他的功绩。又考察元和六年冬，韩重华任官后才开始屯田，连续两年大丰收；又请求设置十五屯，依靠高地修筑堡垒，从振武军直到中受降城，屯田和堡垒彼此相望，朝廷采纳了他的建议，秋收果然增加一倍。这样算来已经过了三年，而文章说元和八年冬入朝，那么不是篇首“六年”二字有误，就是这里“八年”二字有误。《食货志》只说元和年间，并没有说是哪一年，欧阳永叔大概也无法考证吧。石鼎联句诗序

译元和七年十二月四日，衡山道士轩辕弥明从衡山下来。他过去和进士刘师服在衡山、湘水一带相识，将要经过太白山，知道刘师服在京城，夜里来到他的住处借宿。那里有校书郎侯喜，最近有能诗的声名。夜里他和刘师服谈论诗歌，轩辕弥明在旁边；他相貌极其丑陋，白胡须、黑脸，脖子长，头发高高盘结，喉咙里还发出楚地口音。侯喜看他如同没有这个人。弥明忽然提起衣服、扬起眉毛，指着炉中的石鼎，对侯喜说：“你说自己会作诗，能和我一起为这个石鼎作诗吗？”刘师服曾听衡湘一带的人说，弥明已经九十多岁，懂得捕捉驱逐鬼怪，能够拘禁蛟龙螭虎豹，但不知道实际是否如此。见他年老，刘师服颇为恭敬，却不知道他还会文章。听到这番话，侯喜非常高兴，立即提笔在诗首写下两句，接着传给侯喜。侯喜兴奋地立即在下面续写道士所作的诗句。道士哑然失笑，说：“你的诗就只有这样吗？”随即袖手耸肩，靠着北墙坐下，对刘师服说：“我不懂世俗的书，你替我写。”于是高声吟道：“龙头缩得像菌子一样蠢笨，猪腹胀得像彭亨一样硕大。”起初似乎并未用心，但诗意似乎是在讥刺侯喜。两人相互看着，惭愧而惊骇，想用多作诗来困住他；道士又作诗传给侯喜。侯喜思考得更加苦心，极力想压倒道士；每次构思将要出口时，声调却越来越悲苦，拿笔想写，落笔前又停下，最终也不能作出奇句。作完后，便传给道士。道士高踞而坐，大声唱道：“刘师服拿笔，我的诗如下。”他似乎毫不用心，作品却更加奇妙，无法附会解说；诗句也更加侵犯讥刺刘师服，侯喜更加嫉妒。刘师服和侯喜都已经作了十多韵，弥明应答如同回声，句句锋利脱颖，含有讥讽。到了三更，两个年轻人的思绪都已枯竭，不能续作，于是起身道谢说：“尊师不是世俗之人，我们认输了，愿意拜您为师，不敢再谈论诗了。”道士振作精神说：“不行，篇章不能不完成。”又对刘师服说：“拿笔来，我和你把它写完。”随即又高声吟出四十字、八句诗，写完后让他们阅读。读完，对两人说：“篇章不是已经完成了吗？”两人一齐回答：“完成了。”道士说：“这些都不值得拿来谈论，这难道算文章吗？我只是就你们所能达到的水平来写，并不是写我从老师那里学到、自己真正会作的东西。我真正会的，你们都没有资格听到。难道只有文章如此吗？连我说的话，你们也不应当听。我闭口了。”两人非常害怕，都起身在床下拜倒说：“不敢再有别的问题，只愿听您说一句。先生称说自己不懂人间的书，敢问您懂得什么书，请只让我们听到这个。”道士寂然无声，仿佛没有听见，问了多次也不回答。两人心中不安，便退回座位。道士靠墙睡去，鼻息像雷声一样响。两人惊惧失色，一会儿也不敢喘气。天快亮时，晨鼓冬冬响起，两人也困倦了，于是坐着睡着了。等醒来时，太阳已经升高；他们惊讶地环顾四周寻找道士，却不见踪影，便询问童仆。童仆说：“天将亮时，道士起身出门，好像要去解手。但我奇怪他很久没有回来，于是出门到处寻找，却没有找到。”两人惊讶惋惜，责备自己像是丢失了什么珍贵东西。过了一会儿，他们来到我这里，说他们无法辨认这究竟是什么道士。曾听说有一位隐居的君子叫弥明，难道就是这个人吗？韩愈作序 原编者评论：《史记·老子列传》把老子的乡里、姓氏、子孙记载得极其完备，大概是因为汉室重视黄老之说，到汉武帝时又重新推行秦朝灭亡前流传下来的学说，认为神仙可以招致，不死之药可以得到。太史公因此记载老子一生的行迹和子孙仕宦的情况，用来说明蓬莱、方丈、瀛洲之间并没有老子，老子只不过是世间的一位隐士罢了，希望世俗因此能够醒悟，荒唐悠远的说法可以止息。韩昌黎作《轩辕弥明联句诗序》，大概也是这个意思。当时一定有人说侯喜、刘师服遇到了神仙，所以他的序文一开头就说明弥明与刘师服素来交往的经历，详细写他的相貌和语言，篇末又采用太史公的文字，也称他为隐士，大概是要让世人明白弥明不是神仙，神仙之说确实荒唐。宋代以来，有人说轩辕就是韩愈，弥明就是韩愈的化身，认为这是退之假托身份来戏弄侯喜，实在相差太远了。卷六 韩昌黎韩愈的文章：记、议、状、表 汴州东西水门记 贞元十四年正月戊子日，陇西公下令修建东西水门。过了三个月，到辛巳朔日，水门建成。三日癸未，举行盛大的音乐会，设置水上游乐宴会。监军、军司马、宾客僚佐、所属将校、熊罴般勇猛的士卒，恭敬地接待四方宾客来庆祝落成。士女聚集，充满城郭和外城。事情办完后，他的属官昌黎韩愈请求记载工程的功绩。记文说：汴州的河水从城中流入城门，起初凭借河水修筑城池；河道不相连接的地方，便在河中设置巨大的联锁，夜里漂浮，白天沉没，船只不能潜行通过；然而这样使城池的胸襟开合有所亏缺，风气宣泄，城中居民不得安宁，讹言多次传播。历年以来，有谁究察过，有谁思考过？皇帝治理天下十八年，这个地方的人民遭逢疾病和威祸，顽劣的儿童喧叫，劫掠众人、凭借兵力作乱，人人战战兢兢，像要坠落、倾覆一样。当时正是陇西公奉命镇守一方，从洛京乘一辆车前来就任，于是拯救他们的危难，除去他们的弊病；不用严肃威厉的手段，便使民风熏陶而达到大和，神灵也应验而降下祥福，五谷丰熟，人口既多又富，民力有余。监军前来咨询，司马参与谋划，于是修建水门，作为州城的外郭，用来稳固风气，防御盗寇。黄河水浑浊浩荡，高阁巍峨壮丽；依此加以修饰，并不是为了观赏游玩。天子的武功，由陇西公来施布；天子的文治，由陇西公来宣扬。河水浩浩荡荡，源头出自昆仑；愿天子万年享祀，愿陇西公多受福祉。于是砍取山石，把这些文字刻在上面，和日月长存，希望让后世来者知道这项工程是从哪里开始的。原编者评论：樊汝霖说：“韩公当时辅佐董晋在汴州。陈后山说，退之作记只是记载事情；如今作记却只是议论。用陈后山的话观察韩公的各篇记文，确实如此。” 燕喜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