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

译内心不足的人，急于让别人知道自己。内心充实而有余，声誉自然会传播四方。今天告诉你求取名声的方法：不要忧虑没有声名，而要忧虑声名过于显赫。从前子路只怕自己有名声，结果声名显赫千载，德誉越来越尊贵。你夸耀自己的文章，依仗自己的言辞，乘人之不能，把它遮掩起来以求自取名声。你不是他的父亲，也不是他的老师，别人没有请你，你却去教导他，谁说这不是欺骗？用欺骗招来憎恨，用遮掩招来怨恨。你竟然还没有醒悟，以至于遭遇灾难。小人在受辱时，也能够知道悔过；等到安宁之后，最终却不能戒惧。我已经把这些话说进你的心里，又铭刻在你面前。你如果不加理会，祸患这样到来也就理所当然了。原编者评论：自我责问之深，悔过之深，精神充沛地流露在纸墨之间，仿佛还能看见他因惭愧而不吃饭、睡不着。诗说：“温和恭敬的人，仿佛聚集在树上；战战兢兢地小心谨慎，仿佛面对深谷。”《小宛》的诗人如此，那么当时的情形也可以知道了。读韩愈的《五箴》，德宗时代的情形也可以知道了。虽然如此，《悔箴》说行为没有邪僻、言语没有偏差，即使死了也等于没有死，你还悔恨什么？这又显得坦荡自如，并不是因为恐惧疑惑而扰动内心。君子的内心，本来就是这样的吗？《释言》元和元年六月十日，韩愈从江陵法曹奉诏任国子博士，第一次进见当今宰相郑公。郑公赐他座位，并且说：“我见过你写的某些诗。当时我在翰林，职位亲近而处所禁严，不敢同你联系。现在请你把自己的诗文抄写一份送来。”韩愈拜谢后退下，抄录了若干篇诗文，选定日期准备献上。过了几个月，有人来对韩愈说：“你把诗文献给宰相了吗？”韩愈说：“是的。”那人说：“有人在宰相座前进谗言，说韩愈……”韩愈说：“宰相征求我的文章，我不敢隐瞒；宰相哪里会知道我呢？”那人说：“你可要谨慎。”韩愈回答：“我任御史时在德宗朝获罪，与我一同迁往南方的共有三人，只有我最先被重新任用，宰相对我的恩赐太大了。百官进见宰相，有的站着说几句话便退下，而我却蒙受赐座，宰相待我的礼遇太过分了。四海九州的人，从百官以下，想凭自己的事业通达宰相身边的很多，都因畏惧而不敢行动，只有我冒昧地先求宰相了解我，已经太过分了。承受如此隆重的礼遇、过分的待遇和深厚的知遇，这三件事，即使对敌人以下的人也应当报答，何况对象是天子的宰相呢？人人都知道自己的才力：凡是适合任用的叫作才，能够担当事情的叫作力。我在这两方面虽然每天努力，却仍然达不到；能够束带执笏，站在士大夫的行列中，没有因为不贤而被斥退，已经是幸运了，我哪里敢在言语上傲慢呢？” 傲慢虽然是凶恶的品德，但一定是有所凭借才敢这样做。我的宗族亲属很少，没有攀援联结的势力；如今又不善于结交人物，朝廷中没有彼此推先、愿为对方赴死的朋友；没有长期积蓄的资财来钓取声势；才力薄弱，能力衰败，不能奔走乘机、钻营缝隙来求取权利，我凭什么傲慢？至于那些狂妄迷惑、丧失理智的人，跳河投火，胡言乱语、辱骂他人，这样的人确实有；但人们知道我并没有这种毛病。即使有一百个进谗言的人，宰相也不会相信他们，我又有什么可怕而需要谨慎的呢？”又过了几个月，有人来对韩愈说：“有人在翰林舍人李公和裴公那里诋毁你，你可要谨慎。”韩愈说：“李公、裴公二人，是我君主早晚咨询的人物，凭借他们治理天下、开创太平；在朝中，他们是天子的心腹，在外面，他们是天子的股肱。四海九州的人，从百官以下，谁不愿意效忠并希望得到他们的恩赐？我既不狂妄，也不愚蠢，不会跳河投火、因疯病而胡乱骂人，不应当有像谗言所说的那种事。即使有一百个进谗言的人，二公也不会相信，我又有什么可怕而需要谨慎的呢？”回答客人之后，夜里回到家，私下责备自己说：“唉，市场上有人说有老虎，曾参杀人的谗言尚且能够生效，何况这些事呢？” 《诗经》又说：“把那些进谗言的人抓来，扔给豺狼老虎；豺狼老虎不吃，就把他们扔到北方；北方也不接受，就把他们扔给上天。”这是因痛恨谗言之祸而极力诅咒的话。又说：“祸乱开始产生时，僭越之事一开始就已经酝酿；祸乱再次产生时，君子竟相信谗言。”说的是起初怀疑，最终却相信了它。孔子说：“要远离巧言谄媚的人。”如果不能远离佞人，就会有时候相信他们。如今我仗恃正直而不戒备，祸患恐怕要到了吧！过了一会儿，他又自我解说道：“市场上说有老虎，是听者庸愚；曾参杀人，是因为听者被对曾参的爱而迷惑了聪明。《巷伯》的悲伤，是因为遭逢乱世。如今三位贤者正同天子谋划治理天下、开创太平之道。听力聪敏而视力明察，处事公正而宽厚。大夫聪明，听见和看见就不会受到迷惑；公正，就不会亲近谗邪；宽厚博大，就能够容纳并加以思考。那些进谗言的人，谁敢进来进谗呢？即使进来进谗，也没有人会听信。我有什么可怕而需要谨慎的呢？”又过了几个月，皇上命李公任宰相，有人对韩愈说：“你先前被一个宰相听信谗言，如今李公又做宰相来管你，危险了！”韩愈说：“先前在宰相那里诽谤我的人，翰林不知道；后来在翰林那里诽谤我的人，宰相不知道。如今二公共同任职而碰面谈话，如果谈到我，一定会说：‘韩愈也不过是个人罢了。他既敢傲慢于宰相，又敢傲慢于翰林，他还想求取什么呢？’” “一定不会这样，我现在才知道自己可以免祸了。”后来谗言果然没有得逞。原编者评论：朱子说：这是元和二年春所作，宰相郑絪、翰林学士李吉甫、中书舍人裴度等人……【原文此处人名及语句有讹脱】。《国语》中骊姬让宦官楚用玉环来解释；《释言》的题名和内容取自此意。又说：与韩愈一同迁往南方的共有三人，是指韩愈、张署、李方叔。储欣说：仕途险恶，谗人没有止境，读来令人感慨。《伯夷颂》说：士人能够特立独行，只合乎道义罢了，不顾及世人的是非；这都是豪杰之士，他们信奉道义坚定而且自知明白。一家人非难他，还能坚持实行而不迷惑的人很少；一个国家、一个州的人都非难他，还能坚持实行而不迷惑的人，大概天下只有一个；如果到了全天下都非难他，却仍坚持实行而不迷惑的人，则千百年才有一个。像伯夷这样的人，穷尽天地、横贯万世也不顾虑世俗；太阳月亮的光明还不足以比拟他的明亮，泰山的高大还不足以比拟他的高峻，天地的广大还不足以容纳他的胸怀。在商朝灭亡、周朝兴起之际，微子是贤人，抱着祭器离开；武王、周公是圣人，率领天下贤士和诸侯去攻伐商纣，却从未听说有人非难他们。唯独伯夷、叔齐认为这样不可以。商朝已经灭亡，天下归附周朝，这两个人却独自以吃周朝的粮食为可耻，饿死也不顾。由此说来，他们哪里是有所求而这样做呢？只是信奉道义坚定，自知明白罢了。当今所谓士人，普通人称赞他一句，他就自以为有余；普通人阻挠他一下，他就自以为不足。难道只有圣人之外的人才会这样自以为是吗？圣人本来是万世的标准。因此我说，像伯夷这样的人，特立独行，穷尽天地、横贯万世而不顾虑世俗。虽然如此，如果没有这两个人，乱臣贼子就会在后世接连出现。

译原编者评论：王安石认为，伯夷、叔齐拦住武王的马进谏、采薇而食、饿死首阳山等事情全都不存在；他依据《孟子》来驳斥《史记》，也有自己的见解。朱子说：荆公的观点同这篇颂正好相反，学者应当审慎考察。朱子的这些话，或许是有所引而未发，或许是对疑难之事不加妄断，究竟如何也不能确定。只是我曾经这样评论：圣人是人伦的最高境界，而武王、周公同伯夷、叔齐竟然如此相反，这才知道天下的道理没有穷尽，各自实行自己的最高原则，都是正确而没有错误的。达到这种境界而没有错误，君子能够同中有异；相同之处根源于天性，以忠孝为归宿，穷尽天地、横贯万世而不改变。不同之处在于时势和地位。比如百越人到京师去就向北走，三韩人到京师去就向南走，始终方向相反，但他们所达到的目的却相同。正因为相同之处穷尽天地、横贯万世而不改变，所以他们的不同也可以穷尽天地、横贯万世而不顾虑世俗。王安石说：有些事情发生在千百代以前，圣贤已经辨析得十分详明；后来人不深入考察，只凭偏见和独到见解发表议论，既失去了事情的根本，学士大夫又共同固守这种说法而不加改变，这种情况是有的。伯夷就是这样的人。关于伯夷，古代有孔子、孟子的评论；正因为孔孟的话可信，而他们的辨析又反复不一，所以更加可信。孔子说：“不记旧日的恶行，求仁便得到了仁，在首阳山下饿死，是逸民。”孟子说：“伯夷，不是自己所尊奉的君主便不侍奉，不站在有恶人的朝廷中；他躲避纣王，居住在北海之滨，眼睛不看邪恶的事物，不侍奉不贤的人，是百代人的老师。”所以孔子、孟子都认为，伯夷遭遇纣王的暴恶，不把怨恨记在心中，不忍心侍奉纣王来求取自己的仁德，宁可挨饿而躲避，不降低自己、侮辱自己，以等待天下清平，因此被称为圣人。然而司马迁认为，武王讨伐纣王时，伯夷拦马进谏；天下归附周朝，他以此为耻，不合义地拒绝食用周朝的粮食，作了《采薇歌》。韩愈也因此作颂，认为如果没有伯夷、叔齐二人，乱臣贼子就会在后世接连出现；这难道不是很不妥当吗？商朝衰败，纣王因为不仁而残害天下，天下谁不痛恨纣王，而最为痛恨他的难道不是伯夷吗？他曾和姜太公听说西伯善于赡养老人，便前往归附。当时想要消灭纣王，二人的心意难道有不同吗？等到武王奋然起兵，太公辅佐他，终于把百姓从水深火热中救出，伯夷为什么反而不参加呢？大概这两位老人所说的都是天下最年长的老人，年纪已经八十多岁，本来就很高了。从海滨赶往文王的都城，计算起来也有数千里之远；从文王兴起到武王在位，时间也不下十几年。难道伯夷想归附西伯而志愿没有实现，于是死在北海吗？还是在路上死了？或者到了文王的都城，却未能活到武王时代便死了？如果是这样说，伯夷的行为在道理上也有不能成立之处。况且武王在天下倡导大义，太公辅佐他而成就此事，难道伯夷却独自认为不对吗？天下的道只有两种：仁与不仁。纣王做君主，是不仁；武王做君主，是仁。伯夷本来不侍奉不仁的纣王，是等待仁德之君出现后才出仕；武王的仁德如此，他又不侍奉，那么伯夷究竟要处在什么位置呢？所以我说：圣贤已经把道理辨析得非常明白，而后世那些只有偏见和独到见解的人，却失去了事情的根本。唉，假使伯夷没有死，活到武王时代，那么他的功烈难道会仅仅等同于太公吗？《后汉三贤赞》三首 王充是谁？他是会稽上虞人，本来出自元城，后来迁居到这里。他拜班彪为师，家里贫穷没有书，便到书铺里读书。他游走于市肆之间，看过一遍就能诵记，于是通晓各种学术流派。他闭门潜心思考，撰成《论衡》。后来任州治中，自己辞官归去吗？同郡友人谢姓夷吾上书推荐他，他被召到公车待诏，却因病没有成行。年过七十，才作《养性》十六篇。肃宗在位时，最终死于永元年间。王符字节信，安定临泾人，喜好学习而有志向，却被乡里人轻视。他因愤慨于世事而著书立论，书名叫《潜夫论》。他撰写《赦》篇，认为赦免罪人是残害善良百姓中最严重的事情，主旨十分明白。皇甫规听说他来到，便惊忙起身，来不及系好衣带，趿着鞋出去迎接。难道像雁门太守向雁询问那样吗？称呼他为卿，却终身不出仕，唉，先生！仲长统字公理，山阳高平人。他说高干有雄心却没有雄才，后来果然失败，因此声名显著。他倜傥敢言，言谈和沉默没有常态，人们把他看作狂生。州郡多次征召，他都称病不就。他著论表达自己的情怀，起初被举荐为尚书郎，后来参与丞相府军事事务，最终没有得到荣显。他评论古今，发愤著书，书名叫《昌言》。友人缪袭称赞他的文章足以继承西京文风；四十一岁便死了，生命多么短促啊！唉，先生！原编者评论：后汉三位贤人都没有被当时任用，却著书流传后世，所以本书把三人合为一传。他们同韩愈所说的“想作唐代的一部经典，流传无穷，声讨奸邪谄媚之徒，即使他们死后也要揭发潜藏的德行、使幽暗的光辉显现”的志向相同。韩愈仕途尚未显达，经历也渐渐与他们相似，所以作赞来表明自己的心意。至于在不到百字的篇幅中叙事几乎没有遗漏，这也是他的文章余力。况且其中另有言外之意，所以把他们一生概括在几十个字中，并且押韵。如果真是为三位贤人作史赞，就应当另外标明立传的本意，而不只是压缩文字，把传文重新叙述一遍。这也是应当考察的文体问题。《郓州谿堂诗》

译宪宗十四年，才平定东平，把这片土地分为三部分，任命华州刺史、礼部尚书兼御史大夫、扶风人马公为郓、曹、濮节度观察等使，镇守当地。过了一年，朝廷褒奖他的军队，号称天平军。皇帝即位第二年，召马公入朝，并将任用他；因为当地百姓安于马公，又让他回去镇守。到皇帝即位第三年，马公治理郓、曹、濮，正好已经四年了。政事治理成功，制度建立，众人的心志十分稳固，心中断绝了邪恶，脸上显露出仁爱，人人同心协力来供职于国家。当时沂州、密州刚刚分裂，并杀害了它们的节帅；后来幽州、镇州、魏州对政局不满，互相煽动，接连发生变乱，又恢复到原来的状态；徐州也乘势驱逐节帅，自行设置官职，和那三方相同。只有郓州截然居中，四面邻地都仰望它，把它看作防御的屏障，有它在便可以无所畏惧。然而众人都说：“郓州是叛军的巢穴，已经将近六十年；将领强悍，士卒勇武，曹州、濮州对于郓州来说地域广大而又相近，是军队的根基，那里的人都骄横，容易产生怨恨。”而马公是在死亡之后接手残局，收拾残余，百姓和官府都被剥削得一无所有，新旧财物全都荡然无存。众目睽睽之下，马公在这个时候能够安定并治理它，功劳是很大的。如果幽、镇、魏、徐发生叛乱，没有相互煽动便自行变乱，那么马公的功劳反而小了，为什么呢？马公刚到任时，百姓还没有受到教化；用武力对待他们，他们就愤怒；用怨恨而不是恩惠对待他们，他们就横暴放肆；对他们一会儿看作赤子，一会儿看作凶恶的龙蛇。马公耗尽心力、精疲神竭，经过岁月磨炼，然后才把他们导向艰难的治理。等到教化施行，百姓都把马公像亲生父母一样拥戴。背叛父母而跟随仇敌，不合人情，所以说事情容易办成。于是天子任马公为尚书右仆射，封扶风县开国伯，以此褒奖嘉许他。马公也乐于看到百姓和睦，知道百姓喜悦，并且感到皇上的赏赐很丰厚。于是他在住所的西北角修建厅堂，称为“谿堂”，用来宴请士大夫，沟通上下的心意。宴请之后，他的属官陈曾对众人说：“马公养育治理这个地方，他的辛劳不是已经极其深厚了吗？这个地方的百姓承受马公的教化，只听从命令行事，不也是非常顺服吗？上面勤劳，下面顺服，终于成功而达到这里，不也是美好吗？从前人们把这里称作什么？如今人们把这里称作什么？”虽然如此，这座厅堂的建成，我想其中一定有意义；如果默默无言而没有诗歌，就无法考察、称颂马公的德行，也无法引导本地百姓走上正道。因此派人来请我作诗，说：“上天安定九州，使它们有丰年也有荒年；没有只整治黄河、泰山之间的地方，直到我宪宗先帝，把天下一并整治端正，观察各地并选择诸侯，让马公来治理。马公来到这里治理百姓，开始时百姓还不相信他；不吃不喝，用教化来训导，用法令来约束，谁会饿得没有食物？” 谁在呻吟，谁在叹息？谁受了冤屈而没有得到查问？谁不能分得自己应得的愿望？谁是危害国家的害虫，是侵蚀根基的螟虫？像羊一样凶狠，像狼一样贪婪，用嘴吞覆城池；对他们既吹拂抚慰，又摩挲安抚，用箴言规戒，用刑罚惩治，把他们肢解后分裂示众。马公治理四境，使它们富裕而强盛。人们对马公说：“您是我们的父亲，谁会违背您的命令？您可以率领我们出征，也可以安宁地守护国家。”马公修建谿堂，水流潺潺；浅处有蒲草、莲花，深处有蒹葭、芦苇。马公在这里宴请宾客，鼓声喧腾。马公在谿堂宴饮，宾客们全都醉饱；水中有跳跃的鱼，岸边有聚集的鸟。既歌唱又起舞，鼓声咚咚作响。马公在谿堂，亲自驾驭琴瑟；他和宾客赞礼稽考经籍、询问音律，施行运用都没有差错，众人也没有不顺从的。谿水中有龟有鱼，马公处在水流中央，右手作诗，左手读书，没有什么使我厌弃遗漏；这个邦国因此得到安宁。【原文此句多处疑有脱误，部分语意据文势直译】原编者评论：朱子考异记载，长安薛氏家藏有皇甫湜写给昌黎的手帖，对这篇文章推重到了极点。又考察郓州石碑本，文字作：“马公治理四境，既富裕又强盛；称马公为父，谁违背您的命令？可以率领我们出征，还是安宁地守护国家？”朱子说：《平淮西碑》说“多次兴师出征”，作“师”字是正确的；石碑本或许有误，也不能确定。如今考察，“帅”与“率”意义相同，如《大学》所说“率天下”之类，所以将帅的“帅”也可以写作“率”。“可以帅征”，是说可以率领他们去征讨不服从者；这同《平淮西碑》的“屡兴师征”不同，应当依从石碑本。《争臣论》有人问韩愈关于谏议大夫阳城的情况：“他可以算是有道之士吗？”阳城学识广博、见闻丰富，却不求闻名于人；实行古人的道，居住在晋地的边远地区。晋地边远地区的百姓受到他的德行熏陶而变得善良的，有几千人。大臣听说后把他推荐给天子，任命他为谏议大夫。人人都认为这是显达的职位，阳城却不露喜色。他在职位上已经五年了，观察他的德行，仍然像在野时一样。他难道会因为富贵而改变自己的内心吗？韩愈回答说：“这正是《易经》所说的‘恒守其德而固正，却是凶’的人，怎么能算有道之士呢？”《易经·蛊卦》上九说：“不侍奉王侯，把自己的事业看得高尚。”《蹇卦》六二却说：“王臣艰难困苦，不是为了自身的缘故。”这两爻所处的时代虽然不同，却不应因此使所实行的德行不同。蛊卦上九处在无所作为的位置，却表现出不顾自身的节操；蹇卦六二处在王臣的职位，却怀有不侍奉王侯的高心，这样就会产生冒进的祸患，也会兴起空占官位的讥刺。志向不能实行，过失又始终不消除。如今阳子任职已经不能说不久，听闻天下得失已经不能说不熟悉，天子对他的信任也已经不能说不厚重，但他从来没有谈到政事，观察政事的得失，就像越人观察秦人的肥瘦一样，完全不在内心增添喜悦或忧愁。问他的官职，他说：“谏议大夫。”问他的俸禄，他说：“是下大夫的俸禄等级。”问他的政务，他说：“我不知道。”有道之士本来就是这样吗？况且我听说，有官守的人不能履行自己的职务就应离去，有进言责任的人不能进言就应离去。如今阳子认为自己尽到了进言的责任吗？尽到了进言责任却不进言，和没有尽到进言责任却不离去，没有一件是可以的。阳子难道要做只为俸禄而仕进的人吗？古人说过：“出仕不是为了贫穷，但有时是因为贫穷而出仕，这就叫作为俸禄而仕。”那么辞去尊贵的职位而居于卑下，辞去富厚的俸禄而安于贫困，像守关门、打更这样的小官也可以。孔子曾经做过管理仓库的委吏，也曾做过管理牧场的乘田，同样不敢荒废职守，一定说：“不过是使账目相当罢了。”一定说：“不过是使牛羊繁殖罢了。”阳子的俸禄不能说卑下而且贫困，这是明明白白的；像这样可以吗？有人说：“不是这样的。”阳子厌恶讥讽君上，厌恶做臣子却揭露君主的过失来为自己求取名声，所以即使进谏和议论，也不让别人知道。

译《尚书》说：“你有好的谋略和好的计策，就入朝在内廷告诉你的君主；然后你在外面顺从地说：‘这个谋略、这个计策，只是我君主的德行。’” 阳子的用心也像这样。韩愈回答说：“如果阳子的用心是这样，那就更加是所谓的糊涂了。入朝便劝谏君主，出外却不让别人知道，这是大臣、宰相所应做的事，不是阳子所应做的。阳子本来是平民，隐居在蓬蒿之下；君主嘉许他的品行和义行，提升他到这个职位。官职以进谏为名，他确实应该有所作为来履行职责，使四方和后代都知道朝廷有直言敢谏、刚正不阿的臣子，天子有不滥加赏赐、从谏如流的美德；或许山林隐士听说后会仰慕，束好衣带、束起头发，愿意到宫阙之下进献言辞，使我们的君主达到尧、舜的境界，把盛大的声名传到无穷后世。像《尚书》所说的那样，是大臣、宰相的事情，不是阳子所应做的。况且阳子的内心，难道是要让做君主的人厌恶听到自己的过错吗？这正是在启发他如此。有人说：‘阳子不求闻名，别人却使他闻名；不求任用，君主却任用了他；不得已才出仕，守住自己的道而不改变。你为什么责备他如此深呢？’韩愈说：自古以来的圣人贤士，都不是有意求取声名和任用。他们忧虑时代不平、人民不能走正道，不敢只求独善其身，而一定要兼善天下；勤勤恳恳，直到死而后已。” 所以大禹经过家门也不进去，孔子的坐席还没有坐暖，墨子的烟囱也没有被熏黑。这两位圣人和一位贤人，难道不知道安逸享受是快乐的吗？实在是因为敬畏天命，怜悯百姓困穷。上天把贤圣的才能授予人，难道只是让他自己有余裕罢了？实在是想让他补救天下的不足。耳朵和眼睛对于身体来说，耳朵负责听，眼睛负责看；听清是非，看清险易，然后身体才能获得安宁。圣贤，是当时人的耳目；当时的人，是圣贤的身体。况且如果阳子不贤，就应当被贤者役使来侍奉君上；如果他果真贤明，本来就应当敬畏天命、怜悯百姓困穷，怎么能够让自己闲暇安逸呢？有人说：‘我听说君子不想把自己的要求施加给别人，厌恶揭发别人的过失却自以为正直。像您的议论，确实直率，但难道不会损伤德行而徒费言辞吗？喜欢把话说尽来招致别人过错，这是齐国国武子被杀的原因。您难道没有听说吗？’韩愈说：君子处在职位上，就想着为自己的职守而死；没有得到职位，就想着修饰自己的言辞来阐明自己的道。我将要阐明道，而不是自以为正直来压制别人。况且国武子不能得到善人，却喜欢在乱国之中把话说尽，所以被杀。

译古书说：“只有善人能够接受把话说尽。”意思是，他听见之后能够改正。那个人告诉我说：“阳子可以算是有道之士。如今即使还不能达到这种境界，难道阳子将来就不能成为善人吗？” 原编者评论：欧阳修说：韩愈讥刺阳城不能极力进谏，阳城最终却因进谏而显名，人人都说阳城不进谏，大概是有所等待后才这样做。韩愈不了解这一点，却妄加猜测；我认为不是这样。韩愈写这篇文章时，阳城任谏议大夫已经五年；又过了两年，才在朝廷上议论陆贽，并阻止延龄出任宰相，想撕毁任命诏书，只有这两件事。当德宗时，事务很多，授受任用多有失当；叛将和强臣遍布天下，又多猜疑，信任小人。在这种时候，难道没有一件事情值得进言，却要等待七年吗？当时难道没有比延龄、陆贽两件事更紧急的事情吗？阳城做谏官七年，恰好遇到这两件事，进谏一次便停止，以此塞住自己的责任。假如只任职五年、六年便升任司业，那么他最终将没有说过一句话就离开，这有什么可取呢？”欧阳修说这些，是为了警戒当时那些圆滑逢迎、厚颜无耻，却借口阳城等待事情发生之后才进谏的人。然而这样责备阳城，难道没有察知他的内心吗？君子侍奉君主，难道忍心希望君主犯下大过失，以成就自己敢于进谏的名声吗？假使阳城任职五年后升官，最终没有说一句话便离去，难道他会因为敢谏的名声没有成就而心中有所不平吗？喜欢求取名声的人，连拥有千乘之国都能谦让；如果不是这种人，哪怕一箪饭、一豆羹，也会表现在脸色上。假使阳城以进谏著名，那么五年之中可以用来成就名声的事情也很多，五年之后也一定不会没有。那两件事明明白白，像火焰一样光照千古；他的诚心确实无法掩盖，就是这样。德宗朝确实多有变故，叛臣强将确实遍布天下，他的安排和托付确实不恰当。然而当时的形势就像痼疾一样，攻治它来不及，除去病根又会连同生命一起结束，于是反而把疾病当作生命，顽疾始终不死。如果没有大圣大贤来做君主和宰相，另行创造唐朝的命运，只是局部修补寒暖燥湿之间的漏洞，这一处病好了，另一处又生病，没有益处。阳城确实估量自己没有伊尹、周公那样的才能，也估量德宗不是武丁、祖甲那样的君主；五年不说话，阳城大概知道自己的话不能减轻病势，使局面很快好转，同时又不忍心冷漠地离开君主来抬高自己；他起初并不考虑天下后世会说他没有敢于进谏的名声，只是姑且不住地说些话来塞责。到了德宗听信延龄的谗言、驱逐陆贽，并且要任延龄为宰相，这实在是所谓乐于做导致自己灭亡的事情；阳城怎能不披散头发、提起衣襟前去挽救，流着眼泪加以劝说？德宗丧失国家，陆贽筹划机密事务，言论合乎经义，行动合乎时宜；他一被排斥，天下忠臣义士的心就受到激励，天下混乱，臣贼子弟的气焰怎能安稳？宗庙在即将倾覆之时，像牵引千钧重物只靠一根头发。创伤还在疼痛，诏书上的墨迹尚未干，德宗却先毁掉自己的心腹股肱，使乱臣贼子笑得咬牙寒心，使义士忠臣痛苦伤心，大事就这样败坏了。德宗时期，土地和军队有一半落入叛臣强将手中，延龄又将谋划敲骨吸髓的政策，使已经叛乱的人不再归附，使尚未叛乱的人一同叛乱。那些只谈财利的臣子使人家破国亡，即使贞观之治只有一个宰相，也足以使延龄造成贞元之乱；何况在贞元时期，要造成昭宗、僖宗时代的局面更是易如反掌。阳城任谏议大夫七年，德宗失政虽多，难道还有比这两件事更紧急的吗？欧阳修却说：“难道没有吗？”实在是因为没有论说当时的世道。德宗最终虽然驱逐了陆贽，国家却日益衰弱；但延龄最终也没有成为宰相，叛臣强将知道朝廷还存在有用的人，士人的志向和百姓的民心知道天理不可磨灭。唐朝没有在德宗手中灭亡，谁能说不是阳城的力量呢？到顺宗初年，阳城已经去世，韩愈撰写实录，其中特意为三个人立传：陆贽、阳城、张万福，详细记载他们劝谏德宗的事情。可见韩愈当时已经明白地了解阳城的内心，后人又何必抬高韩愈而贬低阳城呢？林少颖又说：韩愈讥刺阳城固然有道理，等到韩愈担任史官，却不敢褒贬；柳宗元便写信责备他。柳宗元责备韩愈，也就像韩愈责备阳城一样，只看见泰山，却看不见自己的眉毛，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吗？因此贬低阳城，又贬低韩愈，就是更加喜欢发议论的过错。记载说：“人把自己的内心藏起来，不能测度。”所以拘泥于表面事迹来探求内心，没有不大错的。即使清楚地看见了事迹，也有可能因为不知道内心而在是非判断上大错，何况听到的说法不同，流传的说法又不同，而且不能看见事迹，却想断定他的内心，作为天下万世褒贬的依据；这只有孔子那样的圣人，才能知晓隐微和显著而丝毫不差。韩愈不敢以孔子自任，所以不做史官，也正如阳城不敢以伊尹、周公自任，所以不妄自进谏，难道可以轻率议论他们吗？柳宗元的学问不能同韩愈相比，这是很明白的。但韩愈写《争臣论》时，还不如后来做史官时明达。即使如此，韩愈责备谏臣，柳宗元责备史官，磨炼臣子的节操，羞辱尸位素餐的人，难道不是正直诚信、见闻广博的古代益友吗？尊崇古人为朋友的人，都应当把这些话反复诵读三遍，不必专门寻找瑕疵，喜欢发表苛刻地非议古人的言论。《张中丞传后叙》

译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韩愈和吴郡人张籍翻阅家中的旧书，得到李翰所作的《张巡传》。李翰以文章自负，这篇传写得相当详细严密，但我仍遗憾有缺漏之处：没有为许远立传，也没有记载雷万春事情的始末。许远虽然才能似乎比不上张巡，但他打开城门接纳张巡，官位本来在张巡之上，却把权柄交给张巡而自己处在他的下位，毫无疑忌，最终同张巡一起以死守城，成就了功名。城池陷落后被俘，许远和张巡只是死亡的先后不同罢了。两家的子弟才能和智慧低下，不能完全了解两位父亲的志向，便认为张巡死了而许远却投降被俘，怀疑他是害怕死亡而向贼人屈服。许远如果真的怕死，又何苦坚守尺寸之地，吃自己所爱之人的肉，来同贼军抗争而不投降呢？当他们被围困坚守时，外面没有蝼蚁般微小的援助，他们想要效忠的，只是国家和君主罢了。贼人告诉他们国家已经灭亡、君主已经被杀，许远看见援军不到而贼兵越来越多，一定认为贼人的话是真的。外面没有援助却仍然拼死坚守，人与人相食也快要吃尽了，即使愚人也能在几天之内知道自己将死的结局。许远不怕死，也很明显。哪有城池毁坏、部下全都战死，唯独许远蒙受羞耻而求生，即使极愚蠢的人也不忍这样做。唉，难道能说许远贤明却会做这种事吗？又有人说许远和张巡分开守城，城池陷落时从许远所分守的地方开始，因此以此辱骂许远；这种说法又同儿童的见识没有区别。人将要死亡时，身体内部一定有某个脏腑先受到疾病侵害；拉断绳子时，绳子也一定有先断的地方。旁观者只看见这种情形，便因此责怪先断的地方，也是没有通达事理。小人喜欢议论，不愿成人之美，竟然如此吗？像张巡、许远所成就的事业这样卓著，尚且不能免于非议，其他人又有什么可说的呢？当两位公开始守城时，难道能够知道最终没有援救，便弃城逃走吗？如果连这里都不能守住，即使逃到其他地方，又有什么益处？等到没有援救而且陷入穷困时，带着他们伤残、饥饿、瘦弱的残余力量，即使想离开，也一定走不了。两位公的贤能，他们考虑得已经十分周密了。守住一座城，捍卫天下，凭借千百名即将死尽的士卒，抗击百万而且日益增加的军队，遮蔽江淮，阻遏敌军势头，天下没有灭亡，这是谁的功劳呢？当时弃城而谋求保全性命的人，不能只用一两个来计算；拥有强大军队却坐看局势的人，彼此环绕。对此不加追究，却责备两位公拼死守城，也可见那些人把自己同叛逆混乱之徒相比，编造放纵的言辞来帮助他们攻击。韩愈曾在汴、徐两府任职，多次往来于两府之间，亲自到所谓“双庙”祭祀；当地老人常常讲述张巡、许远当时的事情。他们说，南霁云曾向贺兰进请求援救，贺兰嫉妒张巡、许远的声威功绩超过自己，不肯出兵救援。我爱惜南霁云的勇敢壮烈，不肯听从他的话，强行把他留下，备办食物和音乐，请霁云入座。霁云慷慨地说：“我来时，睢阳城中的人已经一个多月没有吃东西了。我即使想独自进食，按义理也不忍心；即使吃了，也将无法下咽。”于是拔出所佩的刀，砍断一根手指，鲜血淋漓地拿给贺兰看。满座大为惊骇，都感动得替霁云流泪。霁云知道贺兰始终没有替自己出兵的意思，便立即策马离去。将要出城时，他抽箭射向佛寺的浮图，箭插在上面，砖上留下半箭深的痕迹，说：“我回去击破贼军后，一定消灭贺兰。这支箭就是用来作记号的。”韩愈在贞元年间经过泗州，船上的人还指着那处互相谈说。睢阳城陷落后，贼军用刀逼迫张巡投降，张巡不屈服，贼军便把他牵走准备斩杀；又去劝降南霁云。霁云没有回答，张巡呼唤他说：“南八，男儿不过一死罢了，不可以被不义屈服。”霁云笑着说：“我正想要用死来成就一番事业，您既然这样说，我南霁云岂敢不死！”于是也不屈服。张籍说：“有个叫于嵩的人，年轻时曾依附张巡；等到张巡起兵抗敌，于嵩常在包围之中。大历年间，我在和州乌江县见到于嵩，那时他已经六十多岁了。他说张巡起初曾任临涣县尉，爱好学习，没有什么书不读。我当时还年轻，只粗略询问了张巡的往事，不能详细了解。” 南霁云身高七尺多，胡须长得像神人一样。他曾看见于嵩读《汉书》，便对他说：“为什么长久地读这部书？”于嵩说：“还没有读熟。”张巡说：“我读书不过三遍，终身都不会忘记。”于是把于嵩正在读的内容背诵出来，整卷没有错一个字。于嵩大为惊讶，以为张巡只是偶然熟悉这一卷，便随意抽取其他书卷来试他，结果没有一卷不是全部背诵出来的。于嵩又取书架上的各种书来提问张巡，张巡都能当场背诵，毫无疑惑。于嵩跟随张巡很久，却也没有见他经常读书。张巡写文章时，拿起纸笔便当场写成，从不先打草稿。张巡起初守卫睢阳时，士卒只有一万人左右，城中居民也有好几万户。张巡只要见过一个人，问过姓名，后来就没有不认识的。张巡发怒时，胡须便会张开。城陷以后，贼军捆绑张巡等几十人，让他们坐在那里，准备一一杀掉。张巡突然站起来，他的部众看见张巡起身，有的也站起来，有的哭泣。张巡说：“你们不要害怕，这是命中注定的死。”众人哭泣，不敢抬头看他。张巡临刑时，脸色不乱，神态安然，像平常一样。许远是宽厚的长者，相貌如同他的内心。他与张巡同年出生，只是月份日期比张巡晚，所以称张巡为兄长。死时四十九岁。于嵩在贞元初年死于亳州、宋州之间。有人传说于嵩在亳州、宋州之间有田地，被武人夺去占有。于嵩将到州府去申诉争理，却被人杀害了。于嵩没有儿子。以上是张籍所说。原编者评论：储欣说：“雷万春、茅鹿门认为这里应当写作南霁云，而黄梨洲非难这种说法，黄氏的意见较为接近事实。大概所谓没有记载事情始末的人物，就像《唐书》说‘雷万春这个人，不知道他是从哪里来的’一样，前人没有记载，后人自然无法详知。睢阳之战中，南霁云和雷万春的功劳大致相同；张巡任用雷万春与南霁云没有区别，他们又同张巡在同一天为节义而死，而事情的始末却没有记载，无法详知，这就是韩愈所遗憾的缺失。《春秋》的体例，有传实的，有传疑的；缺失的地方也就罢了。只是韩愈往来汴州、徐州之间，亲耳听到、亲眼看到，获得南霁云将军的事迹，便详细写出，著作成传，这本来就是史书的体例，何必一定要前面提到、后面照应呢？考察《唐书》说：‘南霁云是魏州顿丘人，年轻时出身微贱，以替人驾船为生。’末尾又说：‘他的儿子南承嗣，历任涪州刺史。’那么南将军的始末本来记载得很清楚，却还要遗憾其有所缺失，这没有道理。” 爱直赠李君房别

译他的左右前后都是正直的人。想使自身不正，怎么可能呢？我看李生在南阳公身边，遇到有不知道的事，知道以后没有不替他思考的；遇到有所疑惑的事，弄清楚以后没有不替他进言的。他的勇气不因意气而动摇，他的义行也不表露在脸色上。南阳公所作所为都没有失当，天下人所窥见、观察、称道的那些盛美之处，难道也有赖于左右前后有这样的人吗？凡是到这里来趋拜南阳公、议论南阳公事情的人，我已经都同他们交游过了。那些进言而南阳公相信的人，那些谋划而南阳公采纳的人，四方之人也已经听说并且知道了。李生是南阳公的外甥。不知内情的人将会说：李生把婚姻托付给富贵之家，不过是想满足自己的求取而已。’所以我乐意向天下人说明他的为人。如今李生要到那里任事，我替南阳公为他爱惜；但还不知道别人向那里推荐李生时将用什么说辞，那里将用什么方式对待李生。推荐他时不要失当，接待他时不要失礼。即使在这里没有得到适当的对待，也值得爱惜；如果在那里得到应有的任用，我仍会为李生感到欣喜。如果推荐他不用我所称许的理由，对待他不用我所期望的方式，李生的话就不能从口中说出来了。我又要替天下人为此深感惋惜。原编者评论：子路离开鲁国，同颜子告别。颜子说：‘你将怎样安置我？’子路说：‘你将用什么赠送我？’以言语作为赠别之礼，已经是古来的旧例了。篇名题为《爱直》，正是为了说明文章立意的主旨。文章迂回舒缓、曲折委婉，用来扶助朋友保持正直，真是善于写辞章啊。圬者王承福传 泥瓦工这种手艺，是低贱而又劳苦的行业。有人以此为业，他的脸色却像是很自得。听他说话，简约而意思完整。问他，王是他的姓，承福是他的名。他家世代是京兆长安的农民。天宝年间发生战乱，征发百姓当兵，他拿着弓箭服役了十三年，获得了官职和功勋，却抛弃这些回来。后来失去了土地田产，靠亲手拿泥镘谋取衣食，已经三十多年了。他住在城镇中的主人家里，便用自己应得的泥瓦工钱抵偿房租和饭钱。他看当时房租饭钱的贵贱，调节自己的泥瓦工价来抵偿。若有余钱，就拿去给道路上的残废者和饥饿者。他又说：“谷物是耕种才生长的，像布和帛，必须养蚕、纺织以后才能制成。其他用来养活人的东西，也都要靠人的劳动才能完成。我全都依赖这些。可是一个人不可能什么都做，理应各自发挥才能，互相供养。所以君主，是治理我们赖以生活的事的人；百官，是承受并推行君主教化的人。职任有大小，只按照各自的才能，就像各种器皿一样。享受俸禄却懈怠自己的职事，一定会遭受天罚。因此我不敢一天放下泥镘去游玩。泥镘这种工具容易使用，只要肯出力就能做成，而且确实有功效。取得应得的报酬，虽然劳苦，却不愧于自己的内心，我心里也就安定了。体力容易加强而取得功效，心力却难以勉强而产生智慧。使用体力的人受人役使，使用心智的人役使别人，这也是合宜的。” “我只是选择那些容易做、又不使自己内心惭愧的事情来取得报酬。唉！我拿着泥镘进入富贵人家的宅第，已经很多年了。有些人家我曾去过一次，后来再经过那里，已经成为废墟；有些人家我去过两次、三次，后来经过那里，也已经成为废墟。问他们的邻居，有的说：‘唉，是遭了刑罚和杀戮！’有的说：‘本人已经死了，子孙又不能守有家产！’有的说：‘死了，家产归了官府。’我由此看来，这不就是所谓享受俸禄却懈怠职事而遭受天罚吗？不就是不能勉强自己的心来运用智慧，才力不相称却冒然承担职位吗？不就是做了许多可耻的事情，明知不可为却强行去做吗？将要使富贵难以守住，是不是轻视功劳而厚待享受呢？或者，富贵和贫困本来有时运，时而离去、时而到来，不能长久固定吗？我对此心中怜悯，所以只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喜欢富贵、悲叹贫贱，我难道和别人不同吗？又说：‘功劳大的人，用来供养自己的东西也应当丰厚。妻子和儿女都由我供养。我的能力微薄而功劳小，不拥有这些也可以。再说，我所谓劳作体力的人，如果只凭体力建立自己的家庭而力有不足，那么心也要劳苦。一人承担两种责任，即使圣人也做不到。’我起初听了这些话感到疑惑，后来又顺着他的意思思考，原来他是贤者。” 这大概就是所说的独善其身吧。然而我也有批评，认为他为自己考虑得太多，为别人考虑得太少。他莫非是学习杨朱的道术吗？杨朱的道术是不肯拔自己一根毫毛来使天下得利，而这个人却把建立家庭看作劳心之事，不肯稍稍劳费心力来养活妻子儿女，他难道肯劳费心力去为别人吗？即便如此，他比世上那些担心得不到利益、得到利益又怕失去利益的人强得多。那些人为了满足自己的生存欲望而贪婪，丧失道义，最终毁掉自身，与他相距很远。他的话又有可以警戒我的地方，所以我替他作传，也借此自我鉴戒。原编者评论：史书有两种，一种记事，一种记言。《左传》是记事，《国语》是记言。韩愈文集中的私人传记有两篇：《何蕃传》是记事，《王承福传》是记言。他的话有足以警戒鄙陋之人如何侍奉君主的内容，说明上天并不会轻易改变法则，百姓的生活也不能苟且偷安，因此不可以没有人为他作传。然而国史无法记载的事情，从义理上说，可以私自为他立传。太学生何蕃传

译太学生何蕃进入太学已经二十多年了。他每年参加进士考试，学业有成，品行高尚。太学里的学生都推崇赞美他，不敢同他论年齿、列等级。他们一起向助教、博士述说，助教、博士又把情况上报给司业和祭酒。司业、祭酒编列何蕃品行卓著的事迹几十件，把它们送到礼部，并上报给天子。京城学生中，以推荐何蕃为名写文章、作辩说的人，多得无法计数。了解何蕃的公卿大夫比肩而立，却没有人为他主持礼部考试。主持礼部考试的人，大多是何蕃所不相合的人，因此始终没有成功。何蕃是淮南人，父母都健在。他刚进入太学时，每年通常回家一次，父母阻止他回来。后来隔一两年才回去一次，父母又阻止他。如今他已经五年没有回家了。何蕃是个非常孝顺的人，怜悯父母年老，自己不能克制思亲之情。一天，他向众学生作揖告别，回和州奉养父母。学生们不能劝止他，便把何蕃关在空屋里。于是太学六馆的学生一百多人，又把何蕃的义行告诉司业阳城先生，请他劝说何蕃留下。当时太学正缺祭酒，而阳城先生又出任道州刺史，最终没能把何蕃留下。欧阳詹先生说：‘何蕃是仁厚而勇敢的人。’有人说：‘何蕃住在太学时，学生们不做不合义理的事；没有归宿的死者，他们替他安葬；孤儿，他们怜悯并抚养；无论大小恩惠，都一定尽力报答。’ 这不就是所说的仁吗？何蕃的力量不足以支撑他的形体，他的外貌也不足以承载他的内心，我不知道他的勇气表现在哪里。欧阳詹先生说：‘朱泚叛乱时，太学学生全都准备跟随他，来请何蕃起兵，何蕃却神色严正地斥责他们。六馆学生没有跟从叛乱，这难道不是他的勇气吗？’可惜何蕃身处下位，他可以施加给别人的仁义没有传播开来。譬如水，它难道只能成为水泽而不能成为河流吗？河流地势高，水泽地势低；地势高的水会流动，地势低的水会停留。因此，何蕃的仁义充满内心，在太学中推行，积累的很多，施行的范围却不远。上天将要下雨时，水汽上升，并不挑选河流、水泽、山涧、溪流地势的高低。这样看来，水泽的作用难道也没有施展出来吗？还是它要等待某种条件吗？所以凡是贫贱之士，都必须有所凭借，然后才能有所成就，难道唯独何蕃不是这样吗？我因此这样说，是不想让何蕃没有传记流传。原编者评论：从开头到‘这难道不是他的勇气吗’，是传；从‘可惜’到末尾，是赞。赞语最能领会先圣先师修明道术、建立教化的深意。礼乐刑政通行四方而不相违背，是因为圣贤处在上位，居高临下，如同从高处倾倒水，顺着风呼喊，所以能够把道义施加给百姓，义理明显而容易看见。至于在家孝顺、出外敬长，守住前人的道理而等待后世，圣贤处在下位，就像天地之气交融，万物化育醇厚，足以感动人心而使天下和平；这种义理隐微而难以察知。积累很多而施行不远，是处于下位者的情形。虽然如此，显明的未必都如此，隐微的也不全然如此。积累如果确实很多，那么忠孝的光辉就会如同昭昭白日，照耀着运行于天地之间；它感动人的深度，深入肌肤、浸透骨髓，正如上天将要下雨，水汽上升，自然而然，并没有谁特意招致却自行到来。它施行得远，有些不是耳目和心思所能计算的，难道一定取决于地位的高低吗？君子的道广大而又隐微，大概说的就是这种情形吧？然而，言语没有文采，流传就不会久远，这就是所谓必须有所凭借然后才能有所成就。因此在篇末告知万世以立言的意义。有人竟认为韩愈希望这篇文章流传，从而使何蕃有一天得到任用，这样读这篇传记就太浅薄了。卷三 昌黎韩愈文三篇书信 答窦秀才书